本期“实话实说”冠名为《嫂子》。
节目开始时，大家熟悉的节目主持人崔永元首先向电视观众介绍了两位坐在嘉宾席上的嘉宾：王秋娟女士和他的丈夫南万林。
当崔永元介绍“这是王秋娟女士”时，那位质朴的女嘉宾很不好意思地欠了欠身子，含蓄地笑了笑，显然，对于“女士”这样的称呼，她还很不习惯。她是部队驻地附近一所小学的老师。
南万林是个佩着中校军衔的军官，微胖，结实中透着憨厚。通过节目的推进，我们知道他在喀喇昆仑山下的某汽车连当过连长，眼下是一个高原部队农场的场长。
从《嫂子》这个片名不难判断，今天的节目中，王秋娟是主角，南万林中校是她的陪衬。
崔永元的风趣使拍摄现场的气氛轻松了不少，王秋娟开朗地笑着。
节目是从崔永元和南万林的对话开始的：
崔永元：他们从工作的地方、生活的地方来到北京的演播厅非常不容易。老南，你先给大家讲一讲，是什么时候从你的驻地出发的？
南万林：我是6月19日从札达县札达农场出发的。
崔永元：札达农场在什么地方？
南万林：在札达县，札达农场离札达县还有21公里。
崔永元：札达县在什么地方？
南万林：札达县离阿里地区还有270公里。
崔永元：阿里在什么地方？（观众席发出一片笑声）
南万林：阿里在西藏自治的最北面，人们常说的藏北就指这里。
崔永元：从藏北高原6月19日出发，讲一讲一路怎么到了这儿？
南万林：早上六点由农场坐上东风车把我们送到了分区，分区专门给派了两台斯太尔车，因为路很差，洪水冲断了25公里。
崔永元：告诉我们这25公里是怎么过来的。
南万林：这25公里我是步行过来的。
崔永元：走了多少时间？
南万林：整整走了八个小时。走的途中要翻山，平均海拔都在三千米以上，还要翻七八百米的山，山上平时根本不存在人行道什么的，完全是羊肠小道，山又险又髙，下山的时候是很险的，一脚走不好就会掉进万丈深渊。
崔永元：从西藏札达农场到这儿整整走了五天，我们应该再热烈欢迎他。（掌声）我们今天开的是一个“控诉会”，是由王秋娟女士“控诉”她的丈夫老南。壬秋娟，你开始“控诉”吧。
主持人的幽默，又引起了一阵欢快的笑声。南万林中校和她的妻子王秋娟也跟着大家一起笑起来。
崔永元面向王秋娟，将话渐渐引人今天的主题。
崔永元。王女士，你在选择军人的时候，考虑过没有？
王秋娟：考虑过，我非常崇拜军人，能找个军人的爱人是尤尚光荣的，所以我就选择了他，选择的时候只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
崔永元：接着往下“控诉”吧，听说他在部队工作的时间太长，不顾家。
王秋娟：生孩子的时候刚好他带着车队出发了，上山了。生完孩子以后我是大出血，流血不止，十几包卫生纸也堵不住，我就睡在血泊之中，我身上全是血。主治医生，科室主任全来了，皖长说这挺严重，再晚了人的生命就没有保障了。
在王秋娟诉说的时候，主持人一直观察着她的丈夫南万林，此时的南万林脸上挂着一丝无奈的苦笑。为了调解气氛，主持人在王秋娟说话停顿的时候，对大家开玩笑说：我请大家注意一下，看一看老南的表情，我刚才一直在注视他，他听了王女士这段话好像觉得无所谓似的在一片善意的笑声中，他问南万林：老南，你是第一次听说吗？南万林涨红着脸说：对我来讲，她巳经是老生常谈了。他的轻描淡写的语调和他无奈的表情反差太大。在这简短的交谈中，观众初步品读出了这位来自阿里高原的军人的性格特点：他是那种在任何时候都善于隐匿自已感情的男子汉。
接下来的时间，几乎是他的妻子王秋娟的独诉。在崔永元的不断引导下，观众渐渐走近了一对在十分艰难的环境里默默相守的夫妻。
崔永元：我觉得从你生孩子开始，就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乇秋娟：这时候有点责怪他，但矛盾还不深。真正的矛盾是从哪儿开始呢？生孩子你不在，我生完孩子，你从山上下来一天，脏衣服给我扔了一大堆，你不知道我坐月子不能洗。他进门问生了吗？我说啊。好着吗？好着。他说好就好，我先到连队去。他就去了连队，到晚上才回来。
崔永元：他该看看孩子吧？
王秋娟：没有这个举动，所以气就在这儿。
王秋娟的话又引起一片笑声。崔永元在笑声中问南万林：老南你怎么不看一眼孩子呢？南万林自我解嘲地说，趁她不注意的时候我看了。他又显得难为情地加上一句说，其实在她难产的时候我不在跟前，心里也很内疚，只是没有表现出来。崔永元说，用扔一堆脏衣服表现给她看？南万林不好意思地摸摸头。
王秋娟：生孩子这么大的事不问一声，我很气愤。后来你猜他是咋做的？你娘俩的一切我都不过问，天天都在连队，一星期都见不到面。产假完了，我该到学校上班去了，问他孩子怎么办？他说生孩子是女人的事，管孩子也是女人的事，你给我讲我也没办法。那时候孩子只有五个多月，我天天把孩子用一个棉褥子一包，抱到学校去，放到一个姓于的老师家里，喂完奶让他睡觉，我去上课。有一天我上课忘记了孩子，回来就改作业，突然来了一个校工说，王老师你赶快去吧，我刚才到他们家借东西，看见孩子哭得没气了，嘴唇光张，没有声音。我一听发毛了，跑那一看，孩子光两腿在蹬，嘴唇发青没声音，我抱着孩子就哭了。这会儿我就气得不得了，回去以后，我想今天非把这个问题解决清楚不可，我忍无可忍了。
在此之前，我们两个还没有真正红过脸。回到家里，他刚好也回来了。我说你还知道回来。他说我t衣脏了，下午要开会，你给我赶快洗一下。我一听肚子就炸了，我说你要开会，我还没吃饭呢，我问他孩子咋办。他不接这个碴儿说你先做饭吃饭，我休息一会儿，我天天在连队累得不得了，屁股从早晨到现在都没有挨过凳子。吃完饭我又问他孩子咋办，他说你说咋办吧？他一边跟我说话一边看表，我知道他已经心不在焉了。我说你下午有事，他说下午四点十分要开会（北京时间，相当于乌鲁木齐时间的二点十分——笔者注）。我说今天咱把这个问题解释清楚。这时候你一句我一句声音就高了起来，我们就吵起来了。吵了一阵还是没有办法，他说我抱孩子上班去。我想，我看你抱着上班去。人家老南趁我转身的时候把孩子往沙发上一放，门一拉赶快就走。我一看情况不对赶快就拉，我说你不能走，我不放他走。当时老南一气，一肘子把我推到地上去了。
崔永元：大家记住，老南动手了。
王秋娼：我当时很生气，孩子在沙发上哭我也不管，我冲出门追他去了，追不上，我就直接跑到营长办公室。营长说小王你来了你有什么事。我一下子哭了出来，我说小南打我了。营长说小南打你，不会吧，小南性格多好还会打。我说你还不相信刚才一拳把我打到地上了。
崔永元：这个营长也不是好东西，明显地袒护他，是吗？（一片笑声）
王秋娟：营长说我批评他，让他写一一份检讨交给你。
被捅到疼处的南万林有点尴尬。主持人偏偏在这时候问他了。崔水元说请你解释为什么家里的事一点都不管，老婆不管孩子也不管，什么都不管，你到底忙什么呢？真的那么忙吗？南万林苦笑着说那一段是连队最忙的时候，要搞车，要执行山上的运输任务，我作为连队干部，必须和战士们同甘共苦，战士们到哪里咱们干部就要到哪里，必须跟班作业，所以很少回家，很少照顾孩子。崔永元问那你没做错什么？南万林说当时心里想连队多一些，连队在我脑子里是第一位的，孩子是第二位。崔永元说连队第一孩子第二，那爱人呢？南万林笑笑说爱人生活自理，她自己照顾自己。崔永元看看现场观众，风趣地说，看来爱人在他那儿根本没有地位。后来王女士就产生了一个想法，她要上山去看一看。他问王秋娟：你是什么时候萌生了这个念头，要去看看他的农场？接下来，壬秋娟谈了她难忘的阿里之行。
王秋娟：那是1996年他调上山以后，我就不相信，我就要去看看，看看山上有多危险，说氧气吃不饱，氧气还有吃不饱的？山上下来的人，还有他，不都是好好的？她听说我想上山，说什么也不让上，他说山上是生命禁区。我说什么生命禁区，我不相信，还能把人吃掉，我就上。7月20号学校放假，下午我就坐车去了。我从叶城出发，上了通往喀喇昆仑山的路。先经过的是库地达坂，我没有想到，7月份下还是火炉子，库地达坂上却到处都是冰，空中还下着雪。上达坂是很陡的坡，盘山公路绕来绕去。我感到气上不来了，心想这大概就是高原反应，我只感到车速特别快，我说司机你怎么开得这么快司机说不是我开得快，是车溜得快，路太滑了。这时候我提着一颗心，心想这一溜下去绝对没有影子了。已经到了晚上，灯光打上雾气腾腾的，什么也看不到。亏着司机技术好，我们总算从大坂上下来了。下来再接着过玛扎大坂。
崔永元：这是我们拿到的一份资料，说玛扎达坂海拔是4962米，含氧量只是甲地的56%，我们演播室这个地方的海拔是3点3米，我们可以感受一下王女士到了4962米的感觉。
王秋娟：到了玛扎达坂上面我只感到头疼，心也幵始慌了，走的时候带了几片头疼片，吃了车在达坂上走，头疼片也不起作用了，头越来越疼，心脏沉重得厉害，四肢有点发软的感觉。那时我就想是不是拐回去算了，反正他也不让我上，想往回走。但是又一想，他下山时该有话了，说怎么样你不行吧？走到半路还不是又拐回去了。我就想上吧上吧。走到小黑卡的时候，下面就是河，那个时候路只有一车宽，在窄的地方，双轮胎只能压住一个轮子，半个轮子就吊在空中，摇摇晃晃。这时候头疼也不算什么了，心中只剩下了害怕，我不敢往下看，偶时瞟一眼心里说这一掉下去不就没命了吗，我就死死抓住驾驶楼前的扶手。
崔永元：最难受的就是这段吗？
王秋奶：不，这还算是好的，从红柳滩往多玛走的时候，这段是最难受的。颠呀颠，胃难受得直想吐。到玛扎达坂上面海拔5千多米，开始吐，把在三十里营房吃的饭全部吐了出来，喝什么吐仆么。战士们拿饮料给我喝，喝饮料也吐，吃药也吐。矿泉水不喝倒好，一喝整个胃就被洗掉了，什么也没有过i奇台达坂就上界山达坂，新疆和西藏在这里分界。
崔永元：界山达坂海拔是6200米，含氧量只是40%。
王秋娟：上到界山达坂，车又坏掉了，驾驶员在下面修车，我坐在驾驶楼里，雪下得很大，我把带的毛衣毛裤都穿上还冻得直打哆嗦。上山时，驾驶员给了我一件皮大衣，又脏又油还挺沉的，我一直没穿，现在也顾不上脏了，就把大衣一裹。车上让我吐得脏兮兮的，这个时候吐的全是黄水，就是我们平常说的胃液吐得我胃疼，我也没哭，心想熬过界山达坂就好了。
崔永元：你经过多长时间到了目的地？
王秋娟：整整两天两夜。不过还没到目的地，只是到了我们分区驻地。他当时正在分区开会，听说我来他就赶过来，大家可能都想不到他看到我会说什么，他说谁让你来的？说不让你上来不让你上来谁让你上来？吃饱了撑的！没事干了？
崔氷元：他怎么能这样说呢？
王秋娟：我当时也没生气，因为我已经很难受了，我看着他就掉眼泪。我在想，我的丈夫就在这么远的地方工作，而且生命没有保障，我那时在医院生孩子算什么，没命医生救了，他在这儿没命谁来救他呢？这时候我掉眼泪了，真正哭了。
崔永元：听说你是第一个到农场去的家属？
王秋娟：是的。
崔永元：你去了以后，听说战士们都跑来了，都要参观一下你。
王秋娟：来了许多战士，挤在屋里屋外，只是笑，都不说话小南问我想吃什么，我想了想说想吃西红柿面条，我想吃碗清淸的面条，胃大概好受点。胃倒空了，疼得厉害，头也在疼，像谁拿个棒子在敲。小南说没问题，保证叫你吃上面条。他说罢去弄面条去了，那些战士也跟了出去。我就盼啊盼啊，盼那碗面条，我是夜里一点四十到的，又等了整整一个小时，面条总算端来了。我一看根本没有西红柿，白花花的，上面只打了两片鸡蛋。老南说找遍了没能找出一个西红柿，这鸡蛋还是战士们听说你来了没舍得吃留下的。端着这碗面条，我的眼泪又掉下来了，我想我丈夫平时的生活就是这样的。
演播室里静静的，只有王秋娟的声音在娓娓道来，随着她的叙述，观众们被带到了风雪弥漫的藏北高原，进人了一个西部军嫂的心中。不少人在抹眼泪，显然，他们被王秋娟不事渲染的叙述打动了。
空气有点沉重。崔永元从墙上拿下一件汽车兵的皮大衣，对大家说，这是老南他们平时穿的大衣，特别沉。崔永元的风趣使演播室又显得轻松起来。崔永元手中的大衣油迹斑斑，撕裂了许多口子，与流光溢彩的演播室以及穿着入时的观众恰成强烈的反差。
崔永元说，大家想想老南穿上这件大衣，再戴上皮帽子，是个什么样子？现场的观众谁来试试这件大衣？
一个六七岁的小女孩走了过来，当她走近大衣的时候，用手捏住了鼻子。
崔永元说：穿上试试看。
小女孩捏着鼻子不肯穿。
崔永元问：为什么不穿。
小女孩：臭。
当小孩下去后，崔永元叫上了坐在观众席里的南万林的儿子，那是个西部特点十分明显的孩子，质朴如同他的父母。崔永元让他穿上那件大衣，他笑着，把它穿在了身上，顿时，一个昆仑山上的小兵活灵活现地出现在了大家的眼前。他的憨态还把观众们都逗笑了，他在七月的北京的演播室里汗流满面。
王秋娟和她的丈夫南万林欣赏地看着自己的儿子。
崔永元问孩子：你长大了会当汽车兵吗？
会的。孩子说。
崔永元又问：会当昆仑山上的汽车兵吗？
会的。
王秋娟、南万林欣赏地看着自己的儿子。
穿着破大衣的孩子被崔永元安排在嘉宾的位置上坐下，挨着他的母亲。
《嫂子》进入尾声，照例是观众提问。
一女青年：问这位军嫂，如果再给你一次选择机会，你还会选择军人吗？还会选择高原军人吗？为什么？
王秋娟：我会的，因为他们心里还是有爱的。我在山上要离开他的时候，等战士们走了以后，他说我要跟你说个事，我又跟他进了房子。当时老南就拉着我的手，他说的真好，我眼泪汪汪的。老南说对不起你，你来到这儿没有吃好也没有休息好，我们这儿条件就是这样。我抓着他的手说以后你回去你叫我干什么我都愿意，只要你在山上平平安安的，别让我担心就行了，我再不会为什么跟你吵架，我再不会埋怨你一句了。
一直在笑谈她的阿甩之行的王秋娟在说到这里时，终于哽咽了。观众们也流出了眼泪。
在电视播出后的好长一段时间，《嫂子》成了人们的话题。
人们从那期《嫂子》里认识了喀喇昆仑山，认识了阿里高原，认识了西部髙原的军入，认识了默默站在高原军入身边的他们的含辛茹苦的妻子们。
阿里高原军人的妻子们住在山下，那有个专门的家属基地，家属基地在平均海拔4500米的喀喇昆仑山的山脚下，紧挨着塔克拉玛干大沙漠，门前就是那条1500公里的新藏公路，里程碑标明的是219国道。那大概是全国路况最差的国道，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公路，一般坡度为7%，最大的陡坡是11%，全程翻越七个达坂，最高的苦倒恩布达坂海拔6055米。于是，那条路就有了“天路”之称。
家属基地在新藏公路的零公里处，军嫂们的丈夫则在看不见的路尽头。那在冰中雪中云中雾中绕了不知多少个弯的搜长1500公里牵走了她们的心。她们知道，那条路很长很窄很险，夏有塌方断路，冬有不化的冰雪，最让她们揪心的是那七个达坂，每一个达坂都是一道鬼门关。她们听人说，那路开通以来，有2000多辆汽车从那条路上摔进了深沟，陪着那些车的，是至少2000多个年轻的司机和随车出征高原的宫兵们，那条路上的每一个电线杆都是一个亡魂的纪念碑。
一个叫李保忠的司机在那条路上跑车十年，亲眼看见过因翻车、高山反应以及冻馁而死37人。
天路是死亡之路。
零公里了，在南疆名卢很大，它是让阿里军人们梦绕魂牵的地方。
女人们的丈夫们一年的大部分日子都在山上，这里就成了鲜为人知的“女人村”“女人村”的名字上过全国大大小小许多报刊，带着几分悲壮，带着几分神秘。
“实话实说”里的王秋娟就是“女人村”中的一个，住在“女人村”里的一百多个军嫂像她一样常年默默守望着近在咫尺又远在天边的阿里高原。
“女人村”离最近的县城还有十几里远，军嫂们从内地来随军时拿着工作单位的介绍信证明信，到这里却成了一张废纸，这里几乎没有可以安置她们的地方。她们的要求其实并不高，不论什么工作都行，然而什么工作都没有，王秋娟能当个小学老师，算是她们中的幸运者。多数军嫂们经过了最初的奔波之后T不再做徒劳的努力，只有呆在家里，她们靠丈夫微薄的工资守着一份淸贫，为她们山上的丈夫生儿育女t抚幼养老。她们闲时间多，几乎每个人都养了许多花，花不名贵，却养得生气盎然，石榴、月季、夹竹桃、串串红、海棠、吊兰、冬青……还有算不上花的萝卜缨儿和栽在碟子里的蒜苗。女人们知道，只要是绿色，她们的男人都喜欢。
站在门前守望上山的路，是她们经常的功课，远处驶来的任何一辆军车都会引起她们一阵剧烈的心跳。
那些下山的军车会让“女人村”里的大多数女人失望。接到丈夫的女人掩饰不住她们的幸福感，会立即提着篮子拿着袋子上集市，那时她们出手特别大方，决少讨价还价，无论看见什么都想买，恨不能把整个集市背回家。鸡和鱼是不能少的，军嫂们大多来自农村，她们带来了故乡的习俗，鸡取音“吉”，鱼取义“余”，子是，在院子里杀鱼宰鸡便成了“丈夫回来了”的甜蜜宣言。
其他的女人们仍在盼……
庄玉菊是她们中的一员，她是“女人村”的“村长”，当然，这是谐称，正式的叫法应该是家属队队长。她的男人吕福常是阿里最边远的一个县的武装部长，那个县叫措勤，离阿里专署所在地狮泉河还有820公里，没有能走车的路，外而的人很少去过。
庄玉菊个子不高，身板单薄，干练、开朗、泼辣，一接触就会给你一个热辣辣的感觉。
来采访她的人都回避了她当家属队长的收人这一话题，那是一个让双方都感到有点尴尬的话題，如果数量不多的补贴可以忽略不计的话，她的工作应该说是纯义务性质的。家属队长又是一个费心费神的工作，查卫生了，孩子打防疫针了，搞计划生育了，谁家的孩子病了，谁的男人在山上出事了，她都要管。她不停地走在那些熟悉的单元楼里，出现在那些和她一样在多数日子里孤立无援的军嫂们面前，她认真地倾听着，耐心地劝慰着，真诚地焦急着。于是，在数不清的白天和深夜，院子里的白杨树记下了终日奔波着的她的瘦小的身影。
庄玉菊想让“女人村”远离丈夫的日子过得快一些，逢年过节，她都要把家属们组织起来，不是排练节目，就是进行体育比赛，篮球赛、排球赛，不求输贏，图个热闹。五一，八一，十一，元旦，几个节日过去，就到了舂节，那时，年轻军嫂们中的三分之一就会盼回她们远在阿里的丈夫了。
“女人村”的男人多了起来那些校官和尉官们使“女人村”生动了不少，放鞭炮，挂灯笼，喝酒，唱歌……春节在这里更富有人情味。
庄玉菊从没有在春节盼回来过丈夫，她说他人太老实，总放心不下武装部的工作，她说他总说他走了那里的干部战士怎么办。庄玉菊说她不信阿里的每一个春节都离不了他，她不信他对阿里会那么重要。“但是我还是由他吧，只要他高兴。”庄玉菊这样说。
这时，庄玉菊还会兴奋地告诉你，家属队的演出竟在阿里留守处举办的文艺比赛中拿过好几个第一，春节下山的男人们看了他们老婆演出的节目，上山后还会激动老长时间，他们从没发现自己的爱人还有这么好的文艺细胞。庄玉菊说这些话时，脸上洋溢着一丝幸福——对于这个家属队来说，丈夫是她的一半，家属队是她的另一半。
庄玉菊在“女人村”度过了十个春节，十个春节都是由她这个女人来给孩子们放鞭炮，挂灯笼。孩子问爸爸，她说爸爸在天边边。在孩子听来，妈妈在给他们讲一个遥远的神话。
眷节的神话讲过十遍，如今女儿巳经成了一个十七岁的大姑娘。
庄玉菊和老吕是在山东老家结的婚。
老吕1979年在南线打过仗，立过功，1980年回家和庄玉菊结了婚，婚假没过完，老吕就回了阿里。
从那时起，庄玉菊就生活在等待和期盼中。
在以后的日子里，他们团聚的时间很少，丈夫的每一次休假都是那么匆匆那么短暂。
结婚一年，他们有了女儿，当时老吕在阿里的扎达农场，没有回来，孩子长到两岁，他才回来，孩子不认他。
以后，他们又有了个儿子。
那时，庄玉菊在老家的县城里有一份不错的工作。两个孩子绊在她的腿边，趔趔趄趄地长着。
那时她最怕的是孩子生病。
病却像个不祥的影子总在她的生活中徘徊。
女儿一岁多时得了肺炎，烧得人害怕，她顾不上瓤泼大雨，找了件雨衣把女儿一裹，半夜三更往医院跑。
后来添了儿子，病更多了，在她记忆里，孩子们几乎总是在最不该生病的时候生病的，不是深更半夜，就是雪中雨中，那时还没有出租汽车，雨中雪中的夜路她不知抱着孩子跑过多少趟。
一次，她陪着小儿子住了十天院，顾不上六岁的女儿，只好狠狠心托付给邻居。
一次，娘儿三个同时病了，一字儿排开躺在医院里吊瓶子……生说，叫你丈夫来。她说，他来不了。
医生说，哪有这样不负责任的丈夫。
她说，他是当兵的。
医生说，当兵的也得顾家。她说，他顾不上，他在阿里。
医生问，阿里在哪里？
她说，在天边边上。
她这样说，她只知道丈夫当兵的地方离自己很远，具体在哪里，她也说不清。她只知道丈夫来信，时间最短的要在路J：走一个月，长的要走半年。有一年的六月，她一次收到了丈夫的八封信，看邮戳，信都是头一年的九月十月间写的。
后来她才知道，一人冬大雪就封了山，信只能窝在邮筒里，等待春天的到来
丈夫在信中问：你和孩们好吗？
她间信说：好，都好。
病，她没有跟丈夫说过一次，她不想让远在天边的丈夫为她和孩子们操心。
她惦记着丈夫，她要他说说当兵的情况，他说很好，吃得很好睡得很好那地方风景也很好。她故心了。一位转业闾家的老乡来看她，她问丈夫的情况，老乡说，他的胃在山上弄坏了。她说他的身体原来很好啊。老乡说，铁打的金刚也经不住在阿里折腾。她说，不是说阿里那地方很好吗？老乡眨眨眼睛问，很好说阿里很好？她说，他信上说的。老乡笑了，怪兮兮地说，我记得我以前也是这样跟家属说的。
庄玉菊的心一沉。
她决定去找丈夫。
她忽然觉得，身为妻子，自己欠了丈夫点什么。
90年7月，庄玉菊带着六岁的女儿和不到两岁的儿子，打了两个装满了莲藕、山药和红枣的提包，从山东老家出发了。正是学生放暑假的运输高峰期，买不上卧铺，打了两张硬座票，一手挟一个挤上了火车。
在北京站倒车，她让大的搂着小的，交待他们看着包，不要乱跑，自己去买到乌鲁木齐的票。她排了一个多钟头买好票，却被一层一层的人挤得出不来，两个大学生架起胳賻把她送了出来。她找到放包的地方，见小儿子嗓子都哭哑了，却不见了大女儿。她心里发毛了，连忙跑过去问：姐姐呢？小的说：姐姐丢了。她的头一下子大了，正要去找，却见女儿从人堆里挤了出来。她问她干什么去了，女儿说刚才她拣了十块钱，去找丢钱的人去了。一场虚惊。
以后的六七天时间里，他们娘儿仨一直憋在车上，停站也不敢下车透口气，怕丟了孩子。最麻烦的是上厕所，不论哪个上厕所，三个人都要一齐走，她抱着小的，拉着大的，用她的话说，像戏台上的秦香莲。到乌鲁木齐时，她的腿脚全肿了，两个孩子成了小泥猴儿。
在乌鲁木齐，她买了到叶城去的长途汽车票，一上车她才发现，整个公共汽车上，只有他们娘儿仨是汉人。这一路又是整整七天，语言不通，孩子撒尿，要叽哩咕噜半天司机才能明白。走到第四天，不小心把钱包弄丢了，这下，连夜里住店都麻烦了。多亏在出发前她在两个孩子的衣服上都缝了个小兜儿，里面装了些钱和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丈夫当兵的单位。她最担心在路上把孩子弄丢了，她在纸条上央告拣到孩子的人，按照纸条上的地址找到孩子的爸爸。此时她把大孩的兜儿拆开，取出钱，又在车上摇了三天，到了叶城。
在叶城，她雇了维族老乡的一个毛驴车，语言不通，维族老乡把她们拉到了解放军第18医院。
看到穿军装的人，庄玉菊也以为找到丈夫了，一打问，才知道还没到。在一位军人的指点下，她又雇了一个毛驴车，又走了十几里路，才到了阿里军分区的留守处。
她的丈夫老吕恰巧正在山下。
有人跑去告诉老吕：你家属来了。他不信，他说不可能。那人说，真的，还带着两个孩子呢。他说不可能，根本不可能。庄玉菊来新疆没有吿诉过他，他不信一个女人能带着孩子好几千里来找他。
正说着，他却从窗户上看到了他们娘儿仨正提着大包小包朝屋子走来，他又惊又喜，赶忙跑出屋子，朝他们迎去。他想从庄玉菊怀里抱小的，小的趔着不让抱，想拉大的，大的躲着不让拉。庄玉菊鼻子酸酸的，对孩子说，见了爸爸也不知道叫一声。大女儿紧贴着妈妈不说话，小儿子愣愣地说，他不是爸爸。庄玉菊朝丈夫无奈地苦笑了一下。
丈夫问：你为啥不来个信。
她说：你信上总说你多忙多忙，我哪敢让你接。
憨厚的丈夫笑笑，没有说话。
庄玉菊在喀喇昆仑山下住了两个月，两个月除了洗就是拆，给丈夫变着花样做吃的，日子过的很怏。丈夫白了胖了，她想她应该总守在当兵的丈夫身边。
假期到了，老家的工作单位拍电报催她回去。庄玉菊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参加工作二十年，她一直兢兢业业，经常受到单位领导和同志们的好评，让人催着干什么，这是第一次，她也第一次体会到了什么叫做被动。
她对丈夫说，我该回去了。
丈夫点点头。
她又说，我放心不下你。
丈夫说，你别操心我。
她说，哪能不操心，我来了两个月，往后更放心不下了。
丈夫说，有啥放心不下的。
她想想说，我先间去，明年干脆调过来。
丈夫眼睛亮了一下，问：真的，你不嫌这里苦？
她说，你能在这里待着，我就不能，就是不知道工作好不好联系。
丈夫也想让她来，只是不好意思说，现在她自己提出来，丈夫自然很高兴，说到工作调动问题，他大包大揽地说，工作好找得很，包在我身上。
庄玉菊走的时候，丈夫把已经到了上学年龄的女儿留了下来，庄玉菊带着小儿子踏上了归途。
庄玉菊回到山东又待了一年，她提出要调到新疆去，厂里不让走。舂天，丈夫的一个战友探家，说老吕病了，女儿也病了。她再也呆不住了，又请了假，带着儿子上了西去的列车。
这一来，她再也没有走。通过信件交涉，单位寄来了X作调动关系，可直到如今，整整十年，也没有联系上一个接收单位。
她问丈夫，你不是说工作好找得很吗？
丈夫说，谁能想到这么难，话又说回来，当初就应该想到的，你看这地方，出了门，不是山就是戈壁滩，哪有单位可找的。
她说，我二十一年的工龄就这样白白丢了。
丈夫说，丢就丢吧，又不是你一个。
丈夫说的虽然轻巧，不中听，却也是实话。丈夫把她安顿下，又上了阿里。
虽然到了丈夫身边，但他们离得还是那样远，一年多两年丈夫才下山一次，随军的十年中，庄II菊和她的丈夫相聚的日子加在一起还不到一年。
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边缘，一个瘦小的女人默默地支撑着一个简陋的家。
1995年，庄玉菊的娘家妈摔坏了腿，来了信，她悄悄压下了，没跟山上的老吕说。不久，老家来信又说老吕的父亲又病了，她想这可不能不跟丈夫说，可找不到上山的车，又不通电话，没法把信捎上去。庄玉菊正着急着，娘家又连着来：上两封电报，说母亲病危一息尚存，希望临终再见女儿一面。和丈夫联系不上，庄玉菊急得心如火焚，有人出主意，让她直接给阿里军分区司令员打电话，请司令员转告丈夫一声家里的情况。她硬着头皮给司令员打了个电话，司令员很客气，说立即转告。过了两天，丈夫通过阿里军分区后勤部的张部长传来了话，说让庄玉菊把孩子留下，托个邻居，自己回，他说他工作忙，脱不开身。丈夫的回答庄玉菊能料想得到，她又托人转话给丈夫，说她打算把大的留下，带小的走，小的托给別人不放心。就这样电话传过来传过去，过去了二十多天。
一天，她买汽车票回来，一进屋女儿就对她说俺爸下山了。”她一愣，屋子里外打量一番，对女儿说广你脑子出毛病了。”“真的。”
“人呢。”
“我听人说的。”“听准了是你爸？”
“是我爸。”
庄玉菊还是不敢相信。
天擦黑时，庄玉菊到楼下的一个瓜摊上买西瓜，远远地看见来了一个人，满脸满头满身都是土，弓着腰，往这边走。她没看出是自己的丈夫，继续挑瓜。那人走过来，在她肩上拍了一下，说：“你看谁来了？”她一看，果然是他。
他是搭便车下来的。
她问他你不是说回不来吗？”
他说广你让司令员转电话，司令员把我撵下了山，他命令我和你一起回老家。’
庄玉菊和丈夫回到山东老家时，娘家妈已经去世了。
丈夫懊悔地说我要是在山丄不耽搁就好了。”
庄玉菊说你没有错，我知道你离不开阿里。”
丈夫没有说话。
离不开阿里的丈夫最终还是离开了他朝夕相处了二十年的风雪高原。2000年1月，部队确定老吕转业，虽然这个结局早在他们的预料之中，但接到转业命令的那一天晚上，老吕还是彻夜不眠。
看着丈夫难受的样子，庄玉菊说要不跟领导说说，不走了。”丈夫说没听说4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庄玉菊说：“你立过功，授过昆仑卫士称号。”
丈夫说：“这就能不走？”
庄玉菊说：“咱不指望进步了还不成？”
丈夫说部队又不是养老院庄玉菊不说话了。
忘原边防军人的女人们大都循着这样一个人生轨迹：先舍弃了一切来和她们当军人的丈夫团聚——规范的说法叫随军；接下来是漫长的等待——等待她们的丈夫从山上下来，短暂的相聚是她们无尽守望中的盛筵；十年二十年过去，最后她们又随着转业的丈夫回到她们原来的地方，她们的丈夫转业大都是在营团职的位置上。而此时，她们已经不再年轻。
这些女人在选择了边防军人的同时，也选择了这种人生之路。
也就是在这一年，他们的女儿高中毕业了，髙考时她报了乌鲁木齐附近的一所军医学校，不过她被录取的希望不大，庄玉菊说老吕常年在山上，她没有管好女儿的学习，她说她对不起老吕。九月初，别的考生的录取通知书都已经到了，她的女儿还在等待着。
随着开学日期的临近，那等待越发显得空洞。庄玉菊催丈夫到军区的有关部门去打听打听，她对丈夫说，咱兵也当到头了，从來没求过人，你就i找人打听打听吧。丈夫说，打听什么，你该不是让我去活动吧，我哪会，连找谁都不知道。想想，丈夫说的也对，庄玉菊虽然为女儿的事着急，也不再难为他。
就在这时，老吕转业安置单位的通知却到了，说他的工作已经联系好了，在老家县城的反贪局当副局长。
庄玉菊对丈夫说：“把你用到地方了。”
冬天到来的时候，庄玉菊一家四口离开了“女人村"，她的女儿没有能上军校。汽车开出院子的时候，这个倔强的女人已经泪流满面。
她的身后，是她整整生活了10年的“女人村”，是那条熟悉的路，那路通向喀喇昆仑山通向阿里高原，此时，她觉得自己对这甩的一切竟是那么依恋…
庄玉菊走了，她的那些姐妹还在“女人村”里默默地守望着喀喇昆仑山，守望着阿里高原。
张树文是个十分内向的女人，三十多岁，她的眼睛里总是含着一点淡淡的忧戚。
她的丈夫叫濁展来，1980年人伍，一当兵就在昆仑山下，后来上了蚌埠汽车管理学院，毕业后回到南疆当汽车连长，1986年上了阿里，现在是阿里军分区后勤部的副部长。
张树文和蔺展来都是秦皇岛人，张树文在秦皇岛的一所学校里当老师，她经人介绍，认识了在新疆当兵的蔺展来。第一次见面，蔺展来就用军人的直率对她说你可得想好，跟当兵的是很苫的。”
张树文点点头广我知道
“在新疆当兵更苦。”
“没啥，北京有趟火车直达乌鲁木齐。”
“到乌鲁木齐也才走了一半路。”
张树文愣怔一下，又点了一下头我不怕。”
蔺展来说你得想想你的将来“想啥？”
“结了婚，要么两地分居，让你守空房，要么你得随军到新疆，跟我一起去吃苦。你只有这两样选择。”
“我知道。”
张树文平淡地说，她的承诺语不惊人。
书信往来了三四年，却因为蔺展来工作太忙，他们的婚期一拖再拖，张树文已经拖到了二十八岁。对于一个姑娘来说，二十八岁是个敏感的年龄，于是，周围渐渐有了闲话，父亲母亲也一遍遍地催。87年夏天，她独自一人从秦皇岛来到了喀喇昆仑山下。
在叶城，蔺展来见到了她，他问她干啥来了。她说来结婚。他说怎么结什么准备也没有。她说有人就行要什么准备。
他们就在叶城结了婚。
他们的婚礼很简单，却来了许多人，昆仑山不缺乏热情。
“还走不走？”新婚之夜，客人散尽，蔺展来问她。
她摇摇头我要让你下山的时候，有个温馨的家。”
从那以后，她就没有再离开过南疆这片土地。
她像许多随军军嫂一样，失去了心爱的工作，几年之后，她才在留守处的幼儿园里当了一名幼教老师，这是在军分区菹围内，惟一能安排的工作岗位。
蜜月还没过完，丈夫就带领车队上了阿里。
在家属基地，丈夫上山是件大事，军嫂们都要提大包拿小包，把丈夫送t车，目送着车走远了，才恋恋不舍地冋到家里。之后的一两个星期里，她们魂不守舍，什么也干不下去，只有得到她们的丈夫来了报告平安的消息，那一颗悬着的心才能放下去。
张树文的丈夫t山那天，她为他做了精心的准备，煮了茶鸡蛋，买了咸鸭蛋，包好了洗得于下净净的衣服。她送他走出屋门之后，她对他说：
“你走吧，我不送你上车了。
丈夫笑着问为啥？”
她说我怕……”
“怕什么？”
“……不知道。”
“你放心，什么事也没有：
“我知道。”
丈夫出门后，她的眼泪禁不住地流了下来。她一连哭了儿天。她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勇气去把丈夫送到车上，再目送着他走远，是怕丈大看到自己的眼泪吗？是怕别人看到自己难割难舍的新婚别离吗？还是……她不知道，她说不清楚。她说丈夫一出门，她的眼前就闪动着那条飘在云中的风雪之路，她说那路把她的心带走了。她听过关于那条路上的太多的故事。
60年代，五个“支牧”的战士在“死人沟”睡了一夜觉，第二天早上起来时，其中的三个没有再睁开眼睛。
70年代，两辆军用卡车在玛扎达坂错车，外圈的司机稍稍迟疑了一下，汽车掉进了万丈深沟。兵们对她说，如今那辆车依然锈迹斑斑地躺在沟底里。
80年代，？对年轻的四川夫妇到阿里做生意，走到界山达坂，女的突然脸色发白嘴唇发紫，男的赶快掐人中搓胸口，还没弄清发生了什么事，女的就闭上了眼睛，男的在路边挖个坑，埋了结婚才三个月的女人，后悔不迭地哭诉着不该到这里来寻梦。
90年代，一个开牛头的司机在那路上得了肺水肿，南疆军用飞机接下去，保住了一条命……
还有很多很多。
从结婚到现在，13年过去了，内向的张树文像刀刻一般，在心里牢牢地记住了丈夫每一次上山的日子。她能准确地向你间忆起某年某月某日丈夫上山时的天气状况，晴还是阴；能回忆起那天她为他做的什么饭，走时给他带了些什么东西。她却没有出门送过他一次。
他们结婚以来，丈夫共上阿里81次。
每一次丈夫刚一出门，她就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在为他放肆地抛洒泪水的时候，一遍一遍地祝福他一路走好。
别的女人都上过山了，她跟丈夫说她也要上山看一看口丈夫不让她去，丈夫说你那点胆子能上山。她说她上山看一下就放心了，丈夫不同意。一年一年推下来，直到2000年7月，她搭了个部队的便车独自上山了。
她经历了头疼胸闷，体验过撕心裂肺……
她目睹了七月飞雪，八月冷霜……
她看见了路边深沟里不知何年何月掉下去的汽车的锈迹斑斑的残骸，以及被高原风漂洗得惨白的白骨……
在宏图大坂，她坐的汽车陷在了狭窄的山路上，等了一整天，不见一辆过往的车辆，最后，还是阿里军分区的黄司令派车把她接了上去。
到阿里军分区所在池狮泉河，禀冽的高原风吹得她好像掉进了冰窖里。那吋正是高原雨季，她第一眼看见丈夫是在抗洪工地上，她看见丈夫和他的战友们光着身子，只穿条短裤泡在齐腰的水中挥镐舞锹，其中有年过半百的黄司令。她悄悄掉转身子，摔落了一把泪水。
在她站到丈夫面前的那一刻，她没有哭，她不愿让丈夫看到自己的眼泪。
有了上山的经历，她对丈夫的担心又增加了一层。
丈夫又一次上山了，她依然没去送，她用心为他送行……
没有丈夫的日子，张树文就尽心地照护他们的女儿，那是她和当兵的丈夫爱情和生命的延续，她默默守护着一个伟大的抱负，她说她要为他培养出一个大学生。
她说这话她没有跟丈夫说过。她说她自己暗暗地使着劲。她说这不容易，她说二十多年，阿里军人的孩子成百上千，没有出过一个大学生。她说考不上大学不是这些娃娃不好，原因太复杂，比如男的常年在山上管不上孩子，比如教学质量不高，比如像医学研究得出的结论那样，常年在高海拔地区工作的人会直接影响后代的质量，等等。她说这些时声音不大她说得有点悲壮。
他们的女儿叫蔺丽，已经12岁了，上初一，当地学校教育质量不行，上中学考到了农三师的中学。农三师的教育质量好。她说她要为老蔺培养出一个大学生。
从小学到中学，蔺丽年年都是三好生，她的奖状整整贴了一面墙，说到女儿的时候，张树文忧郁的脸上现出了笑意，那时，她的眼睛光彩照人。
胡亚红应该说是“女人村”里的小字辈，江苏人，人很精干。她是1997年和阿什奇边防连副连长王昆结婚的。一份杂志的征婚启示是他们的红娘，之后他们书信往来了四年，再以后，胡亚红就辞掉了家乡的正式工作，从5000里外的盐城来找王昆结婚。结婚那天是他们第一次见面。结了婚胡亚红就在家属基地住了下来。没有工作，她说她很想工作，她说年纪轻轻的就这么呆在家里没意思，她说看样子得这么永远呆下去，直到他转业。
说这话的时候，胡亚红一脸无奈。她也许能体味到一种长得没有尽头的等待。而她还是这么年轻。
胡亚红属于江南淑女型的那一类，穿件水洗布连衣裙，与你交谈时语言不紧不馒，分寸感极强。采访她时我怎么也不能和家庭妇女这样的字眼联系起来，如果在经济发达地区，她是不难找到一份工作的。
家属委员会主任庄玉菊说胡亚红不简单，她说她年纪轻轻拉扯一个孩子，又没有经验，让人看着心疼。
胡亚红的丈夫王昆工作的阿什奇边防连是阿里最边远的边防连，附近的什布奇村是中国至今惟一没有实行土改的地方，县。、乡各级政府的红头文件上把它称之为“未改村”。人民当家做主几十年这里竟没有实行土改，足见其自然环境的严酷。
什布奇冬天封山时间很长，有八九个月—年里能勉强出车的日子也就是两三个月。每年新兵在军分区集中训练后，分到其他单位的新兵闪月份就能到位，阿什竒得等到七月，那时才能完全解冻开山。在此之前的三四个月，新兵们先在扎达农场种菜，一直等到七月开山；而一年一度的退伍老兵，也要比其他地方的提前两个月下山，稍晚一下就又封山了。王昆工作在这样一个地方，回家的口子是很少的，家里出了天大的事也顾不上，别说赶不回来，光一个电话也得转五六次，漫长的封山期使快捷的电报完全失去了意义，一五六个月的电报哪年都有不少。
胡亚红生孩子时，王昆提前请了假下山，孩子没出月，他就上了山——没办法，再不走就要封山。他再回来，孩子已经一岁多了。他抱着胖乎乎的孩子惊讶得问胡亚红，孩子怎么这么大，怎么和我心里头的模样不一样？她说，你走了快四百天了，孩子一天一天长成这样了。他问，娃娃好带吗？她说，好带。他说，你还真有本事。他抱着孩子笑眯了眼，显得很幸福很满足。
胡亚红也笑了，笑得很甜蜜。
她把一年多的眼泪藏了起来。阿里军人的妻子们有个不成文的约定：决不当着丈夫的面流眼泪。她们说他们在山上够苦的了，下山后不能再拿眼泪来烦他们。
其实没有生活历练的胡亚红是端着眼泪碟户把孩子带到了一岁多。给孩子喂奶喂水，不是担心喂多了孩子撑着就是担心喂少了饿着；给孩子洗一次澡换一次尿布她都得累出一身大汗；尤其是穿衣服，月子娃软胳膊软腿，不会配合，她折腾半天套不上一只袖子，急得叭哒叭哒直掉泪珠子。左邻右舍的嫂子们知道了，都赶来帮她，劝她说慢慢就会好的。
孩子六个月，得了急性肺炎，烧得像个火球球，张着小嘴直喘粗气，她吓死了。孩子发烧是在夜里，医院离着十好几里，她又不好意思打扰别人，抱着孩子哭到天明。
天刚透明，她就抱上孩子跑到路边等车，截了一辆赶早的班车，赶到了医院。那次孩子整整在医院住了一个星期，输液、打针，吃药、敷冰袋，开始两天孩子高烧不退，她又急又怕，不敢离开孩子一步，两天两夜眼皮没有眨一下。总算捱到孩子退了烧，胡亚红自己又累病了，也是发烧，又吊了两天瓶子。
她说那时她真希望丈夫在身边，但是她没有打电话找他。
这时的“女人村”，条件已经比庄玉菊刚来时好了许多，拉通了到阿里的电话线，一部军用电话就接在胡亚红的楼底下。虽说往山上打电话转来转去得五六次，但有个急事总能两下联系上了，大家都很高兴。经常能在电话机前看见抱着孩子打电话的胡亚红的影子，由于什布奇比哪里都边远，她有时一站就是两三个小时，就这往往还是白站，打不通。徂是这次孩子住院，她没有打电话告诉他。
远在什布奇的王昆也惦记着山下的妻子孩子，自从有了电话以后，他也隔三岔五打个电话问问母子近况。胡亚红陪孩子住院后，芏昆来电话，邻居接了，邻居骗他说他们到乌鲁木齐去了。这是胡亚红给邻居交待的，说丈夫来电话千万别告诉孩子病了，就说到乌鲁木齐去了。
采访胡亚红时，恰逢她的丈夫王昆也在山下，王昆说当时他也有些疑惑，他想乌鲁木齐没有熟人，她去那里做什么。但邻居说的那么肯定，自己也就相信了。过后他问胡亚红，你怎么偏偏骗我说到乌鲁木齐，不说到别的什么地方？胡亚红说，说近了你天天打电话，找不到还不急死，还不如干脆说远点，我又不指望你回来侍候我。
王昆副连长说，过两天他又要上山了。他说的轻松，笑着。
这时，我发现胡亚红正低下头去，把嘴唇凑近已经在她怀里熟睡了的孩子的小脸蛋上，轻轻地亲着。
她的眼圈有点红，她没有哭。她显得很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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