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春雪-荒原大写意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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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年9月,三区革命军占领石河子,驻一个营部加一个骑兵连,汉民大部迁往玛纳斯河以东,石河子成为沙湾县的一个镇。以后的几年里,这里除了兵来兵往,少有常住人口。

    1949年,随着新疆和平解放,石河子人口虽然渐渐增多。到1949年底,也仅有维吾尔族居民17户,哈萨克族居民3户,其中有2个铁匠铺,一个傭铺,老街有一个维族小学。石河子镇及附近散居农民总共不过200多人。

    王震把决定大举开发石河子的想法向彭德怀副总司令作了汇报,得到了彭总的热情支持。彭总还就开发石河子的具体问题作了指示。

    3月,王震根据彭总指示决定:二十二兵团领导机关由迪化城迁驻石河子,调二十五师、二十六师开发石河子垦区,在石河子建设一座新兴城市使石河子垦区将来成为新疆粮棉糖的生产基地。

    之后,二十二兵团直属生产大队进驻石河子北泉,二十六师的两个团分别进驻石河子附近的黄渠、乌兰乌苏,拉开了开发石河子的序幕。

    4月,新疆军区测绘部门赶制出了万分之一的石河子地形图。7月28日,天气晴好,蓝天上飘着几朵洁白的云彩,马莲花悄悄地开在荒草丛中,玛纳斯河翻腾着雪白的浪花,在荒原上缓缓流过。

    这天,石河子又迎来了王震将军。

    这次来的人阵势更大,除了王震将军和陶峙岳、赵锡光、张仲瀚、陶晋初、罗汝正、鱼正东等军区、兵团、军师领导,还有省水利局局长王鹤亭一行,以及专门请来的几位苏联水利专家。

    他们先在石河子的镇街上走了走,然后顺着乌伊公路从东向西走了好远,又沿着玛纳斯河踏勘了一遍。最后确定:以现在石河子老街东南一公里为中心,建一座军垦新城。

    王震看看大家,用浓重的浏阳乡音说我们就在这里开基始祖,建一座新城留给后人。”

    他的声音很大,像在发布战斗命令,乡音很重的浏阳话在空旷的荒野上颤动着,传得很远。

    建设石河子新城的计划就这样决定了。

    这是一个大胆的设计,这个设计,只有在陕北的南泥湾创造过神话的王大将军才敢拍板。

    从此,新疆一个叫石河子的地方,紧紧地和一个叫王震的人连在了一起。

    石河子,一个只有200人的小镇,开始了它的神话。

    拓荒,种田,建设,发展,伴着军垦官兵的汗水,热血,青春,还有牺牲。

    那是一些回忆起来带点苦涩,又带点幸福的日日夜夜。

    1950年石河子开发当年,就开荒1.3万亩,收获粮食111万公斤,油料近4万公斤。此时,人口已达2300人,是年初的11倍。

    到1954年,石河子垦区人口已发展到2万多人,仅城区就有3500多人。

    石河子有了机关,有了学校和医院,有了工厂和商店,有了歌声和笑声。

    一座戈壁新城,在一代一代军垦战上手中以神奇的速度崛起着:

    1966年,石河子人口已经达到口万人。

    1976年,国务院批准设立石河子市,此时人口增至15万。

    1993年,石河子市人口已达23.36万人。此时,全市拥有工业企业330家,仅工业和建筑业的总值就超过了14亿元。石河子的几十种产品出现在日本、印度、美国等十几个国家的商店里。当然,还有更让石河子人引以为骄傲的地方:他们拥有两所在全国都有一定知名度的普通高等院校——石河子农学皖和石河子医学院,还有33所小学和33所中学,以及遍布全市各个角落的120个卫生医疗单位……

    可以列出的太多了。

    这就是43年前那个只有一个馕铺的石河子。

    也就是在这一年的3月18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创始人王震走完了他的漫漫人生路。

    遵照他的遗愿,他的骨灰撒在了天山南北。新疆,是他生命所系的圣地。

    如今,石河子的市中心,王震的铜像静静地耸立着。节假日,大理石的基座前,常有不知谁摆献的鲜花。

    开拓者是不会被遗忘的。

    1998年,石河子市以超过42%的绿地面积,被联合国授于“花园城市”的称号。

    一位在石河子考察的联合国女官员看着1950年石河子的照片,摇着头,一连说了好几个“不可思议”。

    不只是石河子,整个新疆都在骚动。

    20万刚从战火硝烟中走出来的将士,将作战图换成了生产图,放下手中使惯了的枪炮,换上了陌生的坎土镘,将天山南北两个大沙漠——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和准噶尔大沙漠密密匝匝地包围了起来。他们要把奇迹写在两大沙漠边缘的绿洲地带。

    五十年代初,新疆部队中使用频率最多的词汇便是“坎土镘”。

    坎土镘是新疆一种传统的生产工具,由一?个生铁打制的楠圆形镘头和一把木柄组成,镘头很大,锋刃很利,和木柄垂直安装。解放军进疆第一次看到坎土镘,感到很新奇,用起来却又很别扭,砸到芨芨墩上,一弹老高,虎口震得流血了,芨芨墩却纹丝未动。起先,不少单位都抵制坎土镘。王震知道了,说,新疆人民祖祖辈辈用它种庄稼,总有它的道理,不会用就学。后来各部队就近请来维吾尔族老乡,跟着学。两个月之后,都成了用坎土镘的好手,也体会到了坎土镘的优越性,由于它特殊的构造,既有铁锨的铲土翻地功能,又有十字镐砍砸的功能,开荒种地很实用。

    1950年,一个叫王学俭的老兵用坎土镘创下了一天打荒2.5亩的纪录。

    五军十四师四十二团维吾尔族战士库尔班诺夫?阿不都力提夫使用坎土镘得心应手,1950年5月参加修筑伊犁皇渠的劳动,创造了用坎土镘8小时挖土26立方米的纪录,荣获伊犁专员公署颁发的“挖渠劳动有功”的银质奖章和特等劳动英雄的称号。9月,他作为新疆军区18名英模代表之一,赴京参加了全国首届工农兵劳动模范大会,受到了毛主席的亲切接见。

    坎土镘在亘古荒原上创造着神话。

    天山南北,到处都在踏勘,到处都在开发。

    北疆的军垦事业是从兴修水利拉开序幕的。

    1950年2月21日,春节后的第四天。

    这天大雪飞扬,北风呼啸,茫茫大地,混沌一片。

    —大早,王震将军就走出了迪化南门。他的身后,是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

    他们拉着装满石料的爬犁,顶着风雪,艰难地行进着。

    谁的皮帽子被大风吹跑了,在空中打着旋儿,落在了看不见的地方。

    这支队伍中,有六军军长罗元发和政委张贤约,十七师师长程悦长和政委袁学凯,他们率领着六军军直、十七师机关和所属部队6000多人,开始了迪化附近的和平渠的整修工程。

    经过两个多月的奋战,拓宽了45公里长的和平渠,增加灌溉面积3.6万亩。这是当时迪化地区最大的水利工程,也是驻囊解放军最一?兴建、最早完成的水利工程。

    3月,六军军直在今B乌鲁木齐县北的青圪挞乡,十七师师直在今乌鲁木齐西北端的黄水槽子,四十九团在乌鲁木齐市郊的下四工,五十团在今霍城县东南的惠远乡,五十一团在今沙湾县的李家庄,兴修水利,开荒种地。尽管十七师承担了艰巨的剿匪任务,当年生产仍取得喜人成绩,收获的粮食可自给半年,棉、菜、肉禽全部自给。

    五家渠因只有五户人家而得名。

    取这名字的是十七师师长程悦长。

    1950年夏天,程悦长率军剿匪路经这里,看到的是一片茫茫的苇湖和草滩,土地十分开阔。他骑马走过片片沙丘,丛丛红柳,惊飞了苇丛中的野鸭和沙鸡后来,他看见了一条细如游丝的小水渠,沿着水渠,有几片零零星星的稻田。再往前,他终于看见了两间黄土小屋,他下了马,进了小土屋,小屋的主人姓杨,在这里侍弄了几亩稻田。

    程悦长在心里已经打起了这个地方的算盘。

    “这里就你一户吗?”程悦长问。

    “不,连我五户。”老杨说。“靠啥生活?”

    “靠门前的这条渠种稻。”

    “这么好的地方,为什么只有你们五户?”

    老杨眯着眼睛笑着说来这里种田,都是胆大的,要不就是在别处没活路了,才跑到这里来的“为啥?”

    “这里有三灾,一是匪灾,土匪说来就来说走就走,胆子不大,谁敢到这里种庄稼;二是水灾,这里冬天雪大,春天雪化后,满世界都是水?没个伸脚的地方;三是旱灾,夏天庄稼要水的时候渠水却断了……”

    程悦长问:“现在我们正在消灭土匪,匪灾消灭了,春天的水灾和夏天的旱灾有法治么?”

    老杨摇头这么大的地方,咋个治法?”

    程悦长说广我们解放军有办法。”

    老杨将信将疑我看麻烦。”

    程悦长问如果这里办个大农场,你高兴不高兴?”

    老杨说当然高兴,现在我们过的跟野人差不多。”

    程悦长告别老杨上马的时候,顺便问了一句广这地方叫什么名字?”

    老杨想了半天,摇头说广不知道,这地方没名字。”

    程悦长说广没个地名将来我怎么来找你。”程悦长在马上想了想,说,“你们五户合用一渠种稻,我看就叫五家渠吧。”

    于是,新疆就有了一个叫五家渠的地方。

    第二年,程悦长剿匪归来。六月,他陪同王震司令员、罗元发军长,带着五十一团的干部,又一次来了五家渠。看到这里地势平坦,土地肥沃,王震兴奋地说水不听话不要紧,我们修个水库管住它。这里发展前途很大。”

    从1952年2月开始,六军和十七师抽调大批兵力,在五家渠南、东南修建了两个大型水库,为大规模开发五家渠打下了基础。如今,这里是赫赫有名的农六师猛进农场。

    南疆。

    1950年的早春,寒意料峭。

    当王震将军一行在北釋走进小小的石河子镇的时候,驻南疆的二军军长郭鹛和政委王恩茂也顶着漫天大风,走进了疏勒县西南十五公里的一片荒野——草湖。

    草湖地处盖孜河冲积扇前沿,北距南疆首府喀什市仅25公里,是一片茫茫荒原,树无一棵,房无一间,风把积雪掀起来,顺着地面疾走,形成一条又一条龙。郭鹏和王恩茂沿着盖孜河两岸,将堆积着残雪的荒原仔细地勘察了一番,认为这里土地肥沃,水源充足,当即决定在这里办一个大农场。

    勘察回来,郭鹂把二军政治部联络部长张希康叫到自己的办公室,对他说我想给你交待一项任务。”

    张希康问广不用问,一定是去种地。”

    郭鹏笑了你说对了。”

    “开荒点在哪里?”

    “草湖,盖孜河两岸J“有具体要求吗?”

    “只有一个要求,当年打出粮食来。”郭鹏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部队等米下锅呢!”知道了。

    张希康领命后,不敢怠慢,立即带领联络部和教导团指战员开进了这片未开垦的处女地。

    他们劈荆斩棘,放火烧荒,饿了啃口干馕,渴了喝口渠里的雪水,一个春天夏天过来,每个人的脸上都脱了几层皮。

    5月的草湖,是最难熬的时节,白天酷热,夜晚奇冷。这时部队还没有换装,贴身穿着棉衣棉裤,内衣衬裤在那时还是奢侈品,有些人甚至连裤衩也没有。零晨,穿着棉衣棉裤出工,干一阵子,就脱了棉衣,光着膀子打荒。最使人难受的是,快到中午的时候,棉裤已经热得穿不住了,汗顺着腿直往下流,但还不能脱棉裤,脱掉裤子就是光聢。麻烦的是到草湖来参加开荒的还有机关的几个女同志。有人就提议,要求男女分区,把几个女的支远点,拉开距离。领导理解大家的难处,同意了,于是,荒原上出现了一群赤裸裸一丝不挂的垦荒人……

    5月底的一个傍晚,太阳快要落山了,收工号还没响,郭鹏军长又一次来到了草湖。大家见军长来了,赶紧穿起了棉裤,有的一时慌乱,找不到自己的棉裤,只好用手捂着下身,红着脸,赤条条地站在那里。郭鹏摆摆手,说不要紧,这里没有女人。又说我这个军长没有当好。集合起来座谈的时候,郭鹏问大家有什么意见和要求,全场鸦雀无声,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无人开口。郭鹏纳闷,把垦荒队的领导支走,又问。过了半天一个胆大的老兵站起来提了两点要求:一是发一条裤衩,二是吃一顿肉,再无他求。大家纷纷附和。郭鹏当即拍板:可以!并当着垦荒战士的面,写下手令,要后勤部给参加生产的每一个官兵发一件衬衣,一条裤衩,从塔什库尔干买一批牦牛,改善连队生活。当时会场上引起一阵欢呼。

    第二天,后勤部就将衬衣裤衩送到了草湖,这才把大家从棉衣棉裤中解脱出来了。

    穿上白衬衣、白裤衩干活,大家劳动热情分外髙涨,他们一边伦着坎土镘,一边唱着当时的流行曲:

    劳动的歌声满山遍野,

    劳动的热情高又高,

    生产运动猛烈地展开,

    困难把我们吓不倒……

    回报是秋后的10万公斤粮食,2万公斤油料。

    郭鹏再次来到草湖农场,看着丰收的田野,高兴地说不错,不错,我记得这些田是你们光着屁股开出来的,这是第一步。”

    后来,草湖镇成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三师的四十一团。

    1996年,这里打出了110万公斤粮食,是当年的11倍。

    二军一三五九旅的后辈们,肩扛坎土镘,走进了莫尕勒,走进了麦盖提T走进了阿克苏的戈壁荒滩,走进了开都河南岸的巴克沁草原,走进了喀喇昆仑山北麓的约勒艾日克牧场……只要有荒野的地方,就留下了他们的身影。

    伊宁。

    1950年的2月天气晴和。

    第五军军长列斯肯、政委顿星云,带着十四师四十二团团长乌斯曼诺夫和政委靳保全,驱车出了伊宁城,往西北方向的可克达拉驶去。

    这是五军首长第三次前去勘察。

    此时,他们心中已经有了一幅蓝图。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军——这支由新疆三区革命的民族军改编的部队,也积极投人了大生产运动。

    对五军领导来说,这是个新课题。

    除了马不停蹄地踏勘,他们还不间断地往迪化打电话,向新通军首长汇报、请示。最后决定:五军三师的屯垦区域在喀什、阿克苏、和田;十四师在伊犁地区绥定(今霍城——笔者注)县;十五师在新源、巩留等地。

    此时,列斯肯军长和顿星云政委的心情是轻松的。

    走到绥定县三道河子的可克达拉,他们下了车,列斯肯指着眼前大片荒原对四十二团的两位主官说广这就是我给你们找的地方,满意吗?

    乌斯曼诺夫看着远处的伊犁河,说广南边有流不完的伊犁河,这里是种田的好地方

    3月,乌斯曼诺夫和靳保全把整个四十二团拉了上来,伐木建房,开始白手起家。

    一切就这么简单。

    3月的北风,8月的蚊子,使他们记忆深刻。

    1952年,五军把驻北疆各地的部队全部集中到伊犁绥定县,把五军的大生产推向了高潮。

    后来,五军十四师改为新疆兵团农二师,荒无人烟的可克达拉成为农三师第七团。

    阿勒泰。

    新疆的最北部,公鸡状的中国版图的鸡尾部分。在中央电视台的气象预报图上,冬天那里总在飘雪。

    每年的8月到9月,是阿勒泰的黄金季节。

    1958年8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陶峙岳、副政委张仲瀚和即将出任农十师师长的张立长等率领科技人员,来到了距阿勒泰市西南60多公里的一片荒原上。

    蓝天白云下,额尔齐斯河缓缓地流着,除了偶而传来的野鸭叫声,四野一片寂静。

    陶峙岳、张仲瀚举目望去,无垠的戈壁滩上看不见一户人家。

    这里是无人区。

    “这里做你们的师部行吗?”陶峙岳问张立长。

    “行。这个地方很重要,张立长回答得很干脆。他的几个团场都沿着国境线分布,师部放到这里,便于指挥?”

    “从现在开始,你们就着手建设吧。”陶峙岳说。

    “是,我们尽快拿出图纸来Z张立长说。

    一个绘图干部一旁插话说绘图总得标个地名吧?这地方叫什么?”

    大家这才想到,这地方连个名字都没有。

    陶峙岳对张仲瀚说老张,你给起个名字吧。”

    张仲瀚说广还是司令员起好。”

    陶峙岳说你起吧。”

    推来推去,还是落到了张仲瀚头上。他想了一阵说:“南边有个奎屯,农十师是祖国大西北最北面的一支屯垦部队,这里就叫北屯如何?”

    大家齐声叫好。

    如今,全国地图上,北屯已是一个声名显赫的北疆重镇。

    在1950年西北军区的一次会议上,彭德怀司令员对王震说,你们不要只盯在开荒种地上,新疆的工业是个空白,要抓紧时间建工厂,由小到大,把新疆的工业搞上去。在当时财政十分拮据的情况下,驻疆部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节衣缩食,积累资金,进行了大规模的工业建设。仅50年到52年短短三年间,先后建起了七一棉纺织厂、八一钢铁厂等一批大型工矿企业,各师团还兴办了小型发电、轧花、礙米、磨面、榨油、修造、皮革、被服、砖瓦、印刷等76个厂坊。这批厂矿,成了新疆日后现代化工业的基石。

    为了适应新建设的需要,1950年10月,新疆军区组建了工程处。建筑队伍不断壮大,至1953年,发展到1个师、6个独立团,承担了军地大型企业、厂房、水电等重点项目的建筑。三年间,共完成建筑工程64万多弔方米(不包括水利、交通),总产值近亿元。

    新疆军区广大指战员的积极支援,带动了新通经济的迅速发展。部队三年为国家创造了2.27亿元的财富,超过了国家对驻疆部队三年军费的总和……

    一兵团二军六军,陶峙岳将军的二十二兵团,三区革命军改编的五军~如果把当年创业者的足迹无一遗漏地记录下来,仅是1950年,就是洋洋洒洒几百万字的一部大书。

    看看这些从荒滩上崛起的新城吧:

    农工商新城——石河子。

    北疆交通枢纽——奎屯。

    首府乌鲁木齐的卫星城——五家渠。

    边疆重镇——北屯。

    棉花基地"拉尔城。

    一座新城,就是一座丰碑。

    从1950年那个春天开始,一代代中国军人——包括脱下军装的转业军人,用自己的忠诚,在我国千百年的屯垦史上揭开了最为壮兩的一页,他们的辉煌写在天山南北的荒原大滇上。

    当年彭德怀副总司令在六军党委会上发出了“建国立家”的指示,于是,“安下心,扎下根,长期建设新新耰”成了当时最时髦的口号——这口号从五十年代喊起,至今整整半个世纪。

    如今,当年的老兵们依然生活在当年他们落脚的那块土地上,他们从零开始,和他们的后代们一起,为新的发展留下了一长串诱人的天文数字。

    世界银行开发署的一位官员参观了兵团的现代化大农业后,感慨地说退役军人组建绿色开发部队,是中国的壮举,也是世界的奇迹。它的出现,为世界性的开发事业做出了良好的典范。”

    “绿色开发部队”——定位很准确,很机智。

    这评价,并不过分。

    在人民解放军开发新韁的史册上,这也许是最让人心动的一幕。

    这一幕是关于女人的。

    浓烈的战火硝烟,使那些铮铮汉子们想的是如何炸敌堡,如何端敌窝,如何与他们的对手在血流成河的战场上拼个输贏,见个高低。那时,女人离他们十分遥远。

    如今,硝烟远去了,在天山南北的亘古荒原上,他们开出了片片良田上小麦在拔节,玉米在扬花,棉花在结苞。这时候,他们忽然觉得自己应该有个女人了。

    一兵团二军六军的老兵中,有不少是抗日战争时期人伍的,甚至还有红军时期人伍的,二十七八、三十来岁的居多,有的已经当到了营长团长,还是光棍。安定下来以后,老兵的婚姻问题成了各级领导最感头疼的大问题。

    那时,把婚姻大事叫个人问题。

    在一个团,发生过这样一件事。

    一天,一个姓黄的老兵来找营长,说他要求复员。

    营长感到很奇怪。这个老兵他很熟,陕北定边人,三五九旅的老兵,是41年在大生产运动中人伍的,在南泥湾开过荒,表现一直很好。在1947年保卫陕甘宁边区的青化砭战役中立过功,1949年下半年以后,在解放大西北的历次战斗中作战都十分勇敢,扶眉战役中头部负了伤,炸掉了半片耳朵,还坚持不下火线。这样一位老兵,怎么突然要求复员呢?

    营长想到了职务问题,老兵现在只是个班长,他想他大概为此闹情绪。

    “你当班长几年了广营长试探着问。

    黄老兵一听就急了,说营长,你甭胡猜,我打仗行,当官可没本事,班长还当不好哩。”

    营长广那为啥?”

    黄老兵广营长,我都31了。”

    营长怎么了?谁撵你了?”

    黄老兵广仗打完了,我们把党中央、毛主席送到了北京,革命成功了,我得回去找个婆姨。”

    营长想发火,却又笑了在这里找不行吗?”

    黄老兵;“这里哪有女人。”

    营长语塞。

    黄老兵又说广营长,黄家还指望我传宗接代呢,你就放我上吧。”

    营长终于火了,吼起来就为个婆姨,不革命了?传宗技代——干了十来年革命,什么觉悟?告诉你,本营长35了,还没有老婆呢,姜副团长也没有,比你岁数郁大,咱们干脆都卷铺盖回家,说:“那样行吗?”

    黄老兵不说话了,营长卷了两支莫合烟,递给黄老兵一支,自己点上一支,抽起来。

    抽了一会儿,营长抬起头对黄老兵说烦的时候,就去找点什么活儿干,要不就抽烟他看着烟头说广我体会过,这管点用。”二军六军的领导郭鹏、王恩茂、罗元发、张贤约下去检查工作,都遇到过胆子大的对他们说二话:

    他们问下面有什么困难。

    下面说,晚上没有人给暖被窝。

    他们问部队需要什么。

    下面说,希望上级能发个老婆。

    怪话多去了……

    老首长,老部下,说起话来无拘无束。

    说的人说过也就过去可这却成了各级领导的一块心病。问题反映到新疆军区,王震说广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天经地义。眼下仗打完了,这个问題应该解决一下了。”

    怎么解决呢?

    新疆人口本来就少,又多是少数民族,语言风俗不同,看来在当地居民中解决行不通。

    进疆的部队中,女兵少得可怜,而且都集中在首脑机关。号称20万大军,女兵就区区千把名。就眼下部认情况,在军队内部解决更无可能。

    新疆军区为解决老兵的“个人问题”,专门召开过几次会议进行研究。会议室里,烟雾缭绕,叫苦的叫苦,献计的献计,那阵势,不亚于在部署一场战斗。

    经过几次会议,最后决定:从内地招募女兵进疆。

    这些女兵从哪里招呢?

    先从湖南开始吧,军区司令员王震、副司令员兼二十二兵团司令员陶峙岳等领导都是湖南人,那边情况熟悉,招募比较容易。

    1950年秋天,他们给湖南省领导人写信:

    ……在湖南招收大量女兵,十八九岁以上的未婚女青年,有一定文化的女学生,不论家庭出身好坏,一律欢迎,要她们来新疆纺纱织布,生儿育女……

    一时间,新疆招募女兵的消息成了长沙最大的新闻。大街小巷,号外满天飞,醒目的标语告示随处可见:新疆军区招聘团征招女兵!参军女兵人人都有匕俄文学校的机会,都能开拖拉机,进工厂,进文工团学唱新疆歌眺新疆舞。

    老实说,宣传品有些夸张。而且“扬长避短”,没有写“生儿育女”的内容。

    用当今流行的话来说,招募女兵的工作“很火爆”。

    社会上的女青年、学校的女学生,奔走相告,争相报名。那时正在抗美援朝,当兵光荣成为时尚。去不了朝鲜,就去新疆。

    没几天时间,就接受了好几千人。

    报名的人还络绎不绝。

    招聘团的同志清示新疆军区领导,领导考虑到一次接收太多安置起来有困难,没地方住,让先暂缓。

    1951年舂天,身着戎装的3600名女兵,告别了二湘大地,踏上了西行的漫漫之途。

    新中国的大地上,上演着一出让人心动神往的“湘女出塞”。

    她们是第一批进疆的女兵。

    她们没有再回来。

    1952年初,为了解决军垦战士年龄大,大多没有成家的困难,王震还找到了周恩来总理,让他帮帮忙解决一下。周恩来批示,新疆军区到山东去招女兵。

    在山东的征招工作同样很顺利。

    蒙山沂水——这块为中国革命做出巨大贡献的土地,又把它大批优秀的女儿送到了祖国的最西端。

    从山东招来的女兵已难找到精确的数字,仅1952年——1953年,就来了好几批,有说五批的,有说三批的,总数不下一万多人。

    于是,又有了20世纪50年代的“鲁女西行”。

    在此之后,上海的女兵来了,河南的女兵来了,四川的女兵来了,陕西、甘肃的女兵来了……

    坐火车,坐汽车,兰新路上,浩浩荡荡,说着南腔北调的女兵们组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当年出塞的昭君,远嫁乌孙的细君公主、解忧公主,比起她们来,多少显得有点凄婉,有点悲凉。

    她们也没有再回来。

    半个世纪过去,在今日新疆兵团各团场发黄的资料上,还能零零星星寻觅到当年她们进疆后的踪迹:

    安集海农场,1951年7月,分给本团湖南参军女兵55人,1952年8月,又分本团参军女兵60多人,湖南参军女兵20多人。

    沙湾县乌兰乌苏农场,1952年3月,18名湖南女青年参军到团。7月410名山东女青年到团炮台农场,1952年6月,军区和兵团分配给二十五师从湖南参军的女青年150人,7月分给从山东参军的女青年476人。

    1952年,驻焉耆十六团农场,分来一批山东女青年。十七团农场分来山东参军的女同志282人。

    1952年7月,给车排子农场分来几十个山东女兵。

    1954年4一5月,山东妇女新疆建设总队女青年719人,分两批到达农七师参加生产。

    这是些追逐理想的女人。

    这是些勇敢献身的女人。

    她不像我想象的那样苍老。

    在一幢普普通通的住宅楼里,我见到了她。她叫王玉梅,是第一批进疆的湘妹子。她身材适中,头发很黑,不过发根部位的白色让人能感到黑发的虚假一~看得出,这是一位热爱生活的老人。

    她爱笑。她笑的时候,我就想象着她年轻时的样子,我想那时的王玉梅一定是一个俊妹子。“你是湖南哪里的?”我问她。

    “长沙。”她说。

    几句话说过,我便看出她是个很爽快的人。

    问起她到新疆当女兵的经过,她一句话就概括了我家成分不好,能当兵,走到天边我都乐意“拫名順利吗?”

    “不順利。”

    “为什么?”

    “年龄不够,那年我正读高一,16岁,人家要招18岁以上的。”“你怎么让他们答应的?”

    “我说我要革命,我要和反动家庭划清界限。”说着,她笑了,“那时很偏激,其实我家也没有五类分子,成分虽然是地主,我父亲却一直在外面教书。我的老家在益阳,解放时只有一个我没见过面的伯母,男人都没有了,她就顶了一顶地主帽子。”

    王玉梅说她每天一放学就去招兵点磨,一连磨了23天,表示参军决心,她说她还举出了许多女英雄的例子,从古代到现在,从中国到外国,花木兰、刘胡兰、卓娅……

    到第23天上,招兵点的领导——大家都喊他刘营长,胡茬子总是刮得乌青,陕西人——他终于说话了:这女娃一肚子名堂,是个人才哩,革命性也坚决,就收下吧。

    就这样,她当上了女兵。

    她说当时进疆的场面很排场,轰动了整个长沙城,几千女兵都穿着新军装,戴着大红花,在长沙火车站集合上火车。送行的人很多,家长,朋友,同学,从各区县到省市的领导,站外广场和月台上挤得水泄不通。

    她说她妈也去送她。她妈哭了,她妈说她父亲有课不能来。她劝她妈莫要哭,她说你女儿能当兵你不高兴吗?她妈就不哭了。

    她说一有探亲假我就来看你。妈妈说,我等着。

    送她的还有三个班里最要好的同学,她说她们羡慕死她了,她们骂她真鬼,这么好的事情也不事先跟她们说一声。她说招女兵的告示满街都是,又不楚什么秘密。她们说告示上说招十八岁以上的,谁知道十六岁也能走。她说她不好说什么,只是笑。她说那时她心里有点得意。

    她还记得火车缓缓开动的时候,妈妈和三位同学一直跟着车小跑着送她,她说看着风把妈妈的头发吹得乱蓬蓬的,她的心热了一下,眼泪一直在眼眶里打转儿,但她忍住了,她朝她们挥手,笑。火车刚开出长沙站,她再也忍不住了,眼泪像断线的珠子一样落了下来。

    我问她回去看过她母亲吗?

    她说看过。

    我问什么时候。

    她说1971年,整整20年之后。

    她的声音低沉了下来,她说那时正是文化大革命,新疆武斗很厉害,家里来电报说母亲病危,等着见她一面。她心急如焚,请了个假,带着十二岁的儿子,买了张火车票就来了。

    “我进门以后,来到母亲的床前,妈张着嘴,眼睛瞪得老大,空洞得怕人。我大声喊她,她的嘴抽动着,但发不出声音,她定定地盯着我看,过了好长时间,一滴泪水从她眼角滚了下来……”

    说到这儿,她起身到里屋去了一阵。

    她再出来时,眼圈红红的,手里端着一碟巴旦木,对我说:“吃这,新疆的特产。”

    气氛有点沉闷。

    我有点后悔,我刚才提了个愚蠢的问题。

    就巴旦木,我们又说了些诸如新疆特产之类的闲话,然后把话題又慢慢引到“湘女出塞”这个话题上。

    她说过了西安,一路都很荒凉。

    她们坐火车来到了西安,那时西兰铁路还没修好,又坐上汽车,一直往西开,汽车跑了一个星期,才到星星峡,出了甘肃,进了新疆T又走了两天,才到乌鲁木齐。

    她说她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戈壁滩,什么叫沙漠。她说西北真大,也真荒凉。

    到乌鲁木齐,她们又被分到天山南北的各个团场。新疆生产部队多,好几千女兵,一眨眼,身边就剩那么几个姐妹了。

    我曾从一份资料上看到,那批湖南女兵按各团人数比例分下去,最大的团场能分到40多人,少的只能分到十几个,太边远、交通不便的连一个都分不上。一个团30岁以上的干部战士都在一千二、三百人,十几二十个女兵掺到里面,胡椒面都撒不过来。

    —个老军垦给我说过一段真实的笑话:听说军区从湖南接来了一批女兵,马上要分到各团解决一下老兵们的个人问題,大家高兴得直哼小曲儿,连上厕所都笑眯眯的,尤其是30岁以上的排长连长营长,每天刮一次胡子,莫合烟也抽得不那么勤了。两三个月过去了,却不见女兵的一点动静。性急的连长跑到营里打听,问女兵啥时候分来。营长说早下来了。连长问,人呢?营长说,你急什么?连我还轮不到呢。原来,他们一个团才分来十六个女兵,团首长和团机关干部中,33岁以上的单身老兵就有二十一个。其他几个营还有四五个三十五六岁的营干。比起这些人,他们这个营的千部资格还不算太老,所以全营一个女兵也没有分到。那个连长回到连里,也不哼了,也不唱了,胡子也不刮了。别人问他怎么突然间蔫了?他说旱久了,不浇水,还不蔫。

    王玉梅所在的团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北缘,她们这批女兵分去了十三个。

    到团里第一天,团长政委接见。团长跟政委咬着耳朵说了句悄悄话,被站在一旁的王玉梅听见了。

    团长说就这么几个,咋分?”

    当时王玉梅还不知道团长这话是啥意思,没几天,她就明白了,原来是老兵太多,分不过来。

    “什么开拖拉机,从乌鲁木齐到团里,连拖拉机的影子都没有看见过,原来招我们这些女兵来,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给那些老兵当老”王玉梅笑着说,过去的事,推远了说,没了委屈,多了幽默。

    我问她听说女兵到新疆后,分配给谁,组织都定好了,是不是这样?”

    “那是误传”。她说,“不过,组织做工作是真的,先尽着职务高的,年龄大的。”

    “女兵愿意吗?”

    “你想想,十八、九岁的女孩子嫁给一个三四十岁的男人,感情能接受吗?大家说我们是来参加革命的,不是来找叔叔的。”

    说到这儿,我也禁不住笑了。

    王玉梅笑得眼睛都挤在了一起女兵们有的哭,有的吵,热闹得很。于是干部就做工作,年龄大?年龄不大怎么能叫老革命?跟这样的老革命结为伴侣是光荣的——文化高点的干部往往这样做工作。有些营团干部是大老粗,做工作更简单:老点大点咋了?灯一吹,被一蒙,嫩的老的俊的丑的还不一个样。

    我们又笑。

    “再说不通呢?”

    “继续做工作。”

    “再不通呢?”

    “做过几次工作,加上男的主动点,几个月一年半载耗过去,也就差不多了。实在不行,再重新介绍一个。”

    “也是老兵?”

    “当然。”

    问起她的情况,她的脸上竟然泛起一点赧色,她喝了一口水说,当然也给她介绍了一个,姓张,三十一?岁,山东人,是个营长,长得高高大大的。她对他说不上印象好不好,光是年龄就不行,大她十五岁。

    干部照样做工作,团长找她谈过,政委找她谈过,那些对上相的女兵也来劝她,她都不同意。

    张营长也来看她,张营长一看就是个老实人,不会甜言蜜语,来看她时兜里总装点杏干、葡萄干送给她,她开始不要,看他窘得脸成了红布,才收下了。由于她没热情,每次坐半天,说不了几句话。她记得他对她说的最大胆的句话是,你的眼睛真好看。王玉梅说到这里,不好意思地摸了摸自己的脸,我发现她的脸又红了。

    “听人说,张营长打过许多大仗,身上枪眼六七个,在女兵面前一点看不出当年的威风来她说。

    “如果当时他的胆子大一点呢?后果会怎样?”我问。

    “这……”她吱唔了一阵,笑着,始终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她终于没有同意。她说自己太小,接受不了这个现实,她戏言自己大概有点傻,开化晚。领导说她思想有问题,她急了,说,我才十六岁,结婚不符合婚姻法——那时婚姻法的法定结婚年龄是十八岁。

    这一招真管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领导没有再找她谈话。

    我问她那个张营长呢?

    她说一年以后,他从他们团调走了,调到了更远的一个闭场,在喀喇昆仑山下,听说是他自己要求调走的。走的前一天,来看过她一次,跟以前一样,带了些杏干给她。她问他为啥要调走。他笑了笑说,说了你也不懂。说完他就走了。

    她说以后她再也没有见过他。听人说他直到三十六岁时才结的婚,女人是很贤惠的个山东姑蜋。她说她算了一下,那是她结婚的第二年,她二十岁结的婚。

    张营长是个好人。她又小声说了一遍,仿佛是对自己说的,并不需要我听见。说罢,她沉默了一会儿,没有说话。

    我问她的丈夫是不是她自己找的。

    她说还是组织介绍的,还是比他大十四岁,湖北人,六军的干部,结婚时他是团部的助理员,1982年死在农场,肝癌。她有一儿一女,女的是老大,在北京上的大学,现在在深圳。她现在跟儿子住在一起。

    我问她还回不回去。

    回去?回哪儿去?长沙我什么都没有了,新疆现在就是我的家了。她平平淡淡地说。

    我的心震了一下。

    告别王玉梅的时候,我提出了一个小小的要求,希望能看一看她年轻时候的照片,我想印证一下我的想象力,因为我觉得她年轻时一定很美。

    她答应了,进里屋拿出一个老式相框,指着一张发黄的照片,让我看。

    这是一张六个女兵的合影照,我一眼认出了前排左边的那个小姑娘就是眼前的这位老太太。她年轻时确实很清纯,很可爱。

    她说这张照片是51年在长沙照的,六个人在一个区里,在招兵处领军装后就迫不及待地去照了这张相。

    接着,她一个一个介绍她们。

    前排中间的分到了三道河,是她们六个中最早人党的。说到这儿,王玉梅说她因为出身问题,直拖到1959年才人党。

    前排右边的,分到了北疆的一个农场。她结婚时才有意思,没有房子,卜对住一个地窝子,每对问隔二十公分拉一道草帘子。后来见到王玉梅说悄悄话,说那一阵哼不敢哼动不敢动,别扭死了。后排左边那个怎么也没打听到下落。

    右边的那个工作最好,一来就分到了卫生队,退休后回长沙了。

    说到后排中间那个,王玉梅声音低了下来说,她1965年就死了,听说是浇春水时,不小心掉到大干渠里淹死的……

    从王玉梅家走出的时候,我的心情是复杂的。

    她坚持要把我送到楼下,告别时,我向她敬了个标准的军礼。她显得有点慌乱。

    我离开了她,我牢牢记住了那张发黄的照片,记住了照片上的六个女兵。

    新疆是她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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