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00年也就是开皇二十年，发生了三件大事。第三件是大唐高僧玄奘出生；第二件是唐太宗李世民降生；第一件是隋文帝废掉了太子杨勇。
在今天看来，前两件事要比最后一件重要得多。但在当时的隋朝，第三件事可是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后来的历史证明：这件事的发生对隋政权的影响极为深刻。
开皇元年即被封为太子的杨勇何以在二十年后被废？常自诩为明主的隋文帝，何以要背上破坏“立嫡以长”、“次不当立”的古圣先贤遗训和宗法制度的罪名？
难道杨勇真的罪不容赦，必须要废之而后快吗？
一朝天上人间
开皇二十年十一月二日，杨勇看着隋文帝派来要他去武德殿的使者，惊恐地说了一句话：父皇难道真要杀我？
许多天来听到的关于父皇对自己的失望和准备对自己采取的措施现在终于证实了。他跟着使者步履艰难地来到了武德殿，和他当初来武德殿相比，这一次简直就是去地狱。
武德殿上早已站满了人。隋文帝身穿戎服，禁卫军刀枪林立，如临大敌。这样的阵势只能是皇帝御架亲征时才有的。殿东早已经站满了朝中文武百官，皇室亲属也在殿西屏声静气，大家都知道发生了什么和要发生什么了。太子杨勇站在下面，汗水早已湿透衣襟。
隋文帝让内史郎薛道衡宣读了废太子诏。这份诏书里既有必须要废他为庶人的堂皇理由，也有隋文帝必须要这样做的无奈和伤感。以至于在诏书最后还加了一句“良深喟叹”。
杨勇听完诏书，隋文帝以无可奈何的语气叫人告诉他，你所犯的罪过太多了，我不废你，神仙都哭啊。
杨勇向上叩谢圣恩，跟他亲爹说，是啊，我所犯的罪就应该被砍了扔到路上当后来不好好做太子的人的榜样，父亲您是真够仁慈啊，居然还留了我一条命。
说完这些话，不知是愧疚还是激动，杨勇已哭成一泪人，跌跌撞撞地走出武德殿。
废太子诏中所列废太子理由有二：第一：杨勇的生活奢侈腐化；第二：昵近小人，委任奸佞。第一条不和别人没有关系，但第二条就和东宫的官员有关了。于是，隋文帝在将杨勇废为太子的同时，又将东宫太子左庶子唐令则、太子家令邹文腾处斩，与杨勇常往来的左卫率司马夏侯福、前吏部侍郎萧子宝、前主玺下士何竦、典膳监元淹和左卫大将军、五原郡公元珉均赐死。随着这些人的被处斩，以杨勇为东宫的存在了二十年的东宫势力从次消失，杨勇的弟弟杨广被立为太子。
接着历史戏剧性的一幕上演了。
先是文林郎杨孝政上书隋文帝，他说：皇太子为小人所误，宜加教诲，不宜废黜。
这个蠢货明明知道皇上已经废黜了太子，居然还以教训的口吻跟隋文帝讲“不宜废黜”，结果可想而知，他挨了隋文帝一顿皮鞭。
他屁股上的皮鞭伤还没有痊愈，贝州长史裴肃又上表隋文帝：杨勇罪黜已久，他应该想明白了当初所作所为，痛改前非克己自新了，请封他一小国。
隋文帝摇了摇头，并没有给杨勇封地，而是把这位长史大人叫进朝廷，《隋书》云：隋文帝跟裴肃“俱陈废立之意。”也就是废杨勇立杨广的原因。
隋文帝这样做有两个目的，第一，当时天下人并不熟悉其废立之因由，而作为地方官的裴肃正好可以作为自己的一个发言人；第二，和杨孝政一样，裴肃根本不知道自己废黜杨勇的真正原因。而这原因，他只能叫裴肃进宫，“俱陈之。”
接着就是许多地方长官上表隋文帝，希望隋文帝能对太子杨勇“宽而待之”。在这些人看来，太子杨勇只是因为生活腐化而被废黜已经很冤枉了，若废黜后不“宽而待之”，岂不是冤上加冤？
隋文帝对这些上表的态度是：或是置之不理，或是招来京师“俱陈废立之意”。
这些上表的人或许不知道，早在隋文帝欲废杨勇时，被他后来斩首的左卫大将军、五原郡公元珉就曾劝谏过：“废立大事，天子无二言，诏旨若行，后悔无及。谗言罔极，惟陛下察之。”
其辞直争强，声色俱厉，而隋文帝只是不答。
事实上，这些人都把劝谏的出发点放在了杨勇“品行”上，因为杨勇性格的率意任情，所以，难免会犯品德上的错误。这是裴肃的出发点。而杨孝政的出发点是：杨勇的性格导致了他身边难免有小人，是这些小人误了太子。元珉更是基于杨勇品行有劣而导致小人进谗言的出发点劝谏。
三个人都失败了，失败的原因很简单，他们没有对症下药。他们根本就不知道隋文帝废黜杨勇的真正原因。
一事铸大错
事情可追溯到开皇十八年的冬至，也就是快要春节之时，有司征召地方牧守和朝中百官到太子所居东宫朝贺。杨勇“法服设乐”以接受大臣们的朝贺，大肆热闹了一番。所谓法服，指的是儒家学说所强调的衣冠制度必须遵循古法，特别是朝服，不能背弃先王遗制，故称为法服。太子穿法服本是想证明自己太子之尊严而已，从另一方面来讲，杨勇此举正是符合先王遗制的。这件事在“率性而为”的杨勇看来不过是小事，但在隋文帝那里却成了大事。
隋文帝闭着眼睛考虑了许久，他认为：太子没有权力以太子身份接受百官朝贺。那么，穿法服就是违背了封建礼制。其实，违背封建礼制的事，杨勇干得太多了，可这件事却让隋文帝不寒而栗。
他还没死呢！百官就敢张扬到去朝贺太子？这显然是太子以太子身份在拉拢自己的势力！是可忍，孰不可忍！
他问太常少卿辛掸：内外百官朝东宫，古礼有之？
太常少卿辛掸听这话里有“杀气”，便偷粱换柱道：大臣们只是庆贺节日，并无朝。
隋文帝不吃这一套，气愤道：胡说八道。节日称贺，大家都是你来我走。怎么东宫居然聚集了那么多人在一起那么长时间？还居然要有司征召！
他觉得这是太子想皇帝位想疯了，遂下旨要太子绝不可再如此。这件事以后，隋文帝便对太子杨勇疑心起来。隋文帝明白，太子就是准皇帝。作为他这个真皇帝最害怕的就是准皇帝形成第二个权力中心，而这第二个权力中心是在他还不想解散第一权力中心的前提下形成。但凡一个人的利益有外来侵犯风险时，他都会小心谨慎，疑虑重重。隋文帝更是有百倍疑心。而他的这种猜疑之心并不是没来由的，清朝历史学家赵翼就说，古來得天下之易未有如隋文帝者。以妇翁之亲，值周宣帝早殂，结郑译等矫诏入辅政，轻取帝位。
成功，不仅能给人带来宝贵经验，还是以防备别人重走自己走过之路的镜子。隋文帝轻松取得天下，在他看来，太子现今的势力和当初自己不相上下。中国一千年来的弑父夺位历史顿时让他冷汗直冒。
所有这一切，让隋文帝对太子杨勇既愤怒又担心。过去施在他身上的恩宠只是因这一件事便收回了大半，而剩下的那一点也随了杨勇的奢侈和“率性”灰飞湮灭了。
杨勇可谓是“一事铸大错。”
古语云：知子莫如父，知父莫如子。这两句古语在隋文帝和杨勇那里似乎都行不通，父亲对儿子是高估了，杨勇没有那么大的雄心想要立登皇位。他处东宫近二十年，二十年来毫无逾矩之举动。作为儿子、臣子，他是尽孝尽忠的。
杨勇对父亲却是一点也不了解，他不了解父亲对皇位看得那么重，守护得那么谨慎。事实上，早在开皇六年，洛阳男子高德见隋文帝终日劳苦，便上书请他退位为太上皇，传位皇太子。隋文帝回答他：“我承天命来抚育苍生，每天孜孜努力，还害怕疏漏。怎么可以效法近代帝王“事不师古，传位于子，自求逸乐者哉！”
这话虽然有“抚育苍生”的堂堂大言在里，但不难看出隋文帝还不想早早地把皇位交出。在这件事上，杨勇可谓是失智之举，法服设乐接受百官朝贺，让父亲起了疑心。
皇帝的疑心从来都比平常人要重，因为他掌握整个天下。天下就像是一块看起来热乎乎的蛋糕，拿到手里就不想放下。可是他脚底下的人都窥探着这块蛋糕，其实有的人只是害怕蛋糕掉下来砸到自己所以才小心谨慎地替他看管而已。但拿蛋糕的人却不这样想，有人抬头略看一眼蛋糕，他就觉得这个人要抢。任何人都不例外，也包括太子。
杨勇被废黜后，其家人皆牵连坐废。杨勇的大儿子上表乞求隋文帝能让他担任宿卫，隋文帝心一软就要答应，可大臣杨素却说道：“小心圣心换来螫手啊。”隋文帝立即打消了念头。
由上可以看出，废黜杨勇的最根本原因就是隋文帝感觉到皇位受到了威胁。立杨广为太子不久，杨广入主东宫，他便下了一道诏书：东宫官属不得称臣于皇太子。这道诏书有两个意思，第一：原来杨勇的部下不必以臣子之礼见杨广；第二，杨广的部下也不允许称臣于杨广。
其心思何在，昭然若揭。
太子生涯
史书对杨勇有这样一段记载：颇好学，解属词赋，性宽仁和厚，率意任情，无矫饰之行。后人修史，往往或多或少地带了点自己的感情色彩。这记载的最后一句“无矫饰之行”似乎就是针对杨广的“有矫饰之行”而发的。
从历史记载中，我们看到，从开皇元年被立为太子到开皇二十年被废黜，杨勇的太子生涯有三处大手笔：
开皇二年，屯兵咸阳以备胡。
开皇六年，镇洛阳。
另外，谏止隋文帝按检山东流民和北实边疆。
自此后，隋文帝让杨勇参决“军国政事及尚书奏死罪已下”的所有事情。此时的杨勇还是颇得隋文帝信赖的，杨勇常在诸多事情上提出自己的意见，意见虽“多有损益”，但隋文帝都尽可能限度地纳之。
为了让杨勇成材，隋文帝在其身边安插了诸多名臣谋士。太子太师观国公田仁恭、太子太保武德郡公柳敏、太子少傅济南郡公孙恕、太子少保开府苏威。这些人在辅助太子过程中都起了一定的作用。后来，隋文帝又把朝廷重臣李纲推荐给杨勇。隋文帝所做的一切都是希望杨勇以后能不负自己所望，而撑起大隋江山万万年基业。
但隋文帝虽然为杨勇精心“布置”了这么多，可有一件事是不容质疑的。杨勇虽然参决诸多“军国政事及尚书奏死罪已下”的事情，但大部分只是“参”，而“决”的权力都掌握在隋文帝手里。这并非是说杨勇无能力办好一些事，而正是因为太有能力才让隋文帝不得不抓权！
大隋开创之初，隋文帝万事亲躬，日理万机，不分昼夜。乃至吏治得失，民间疾苦，他无不留意。试想想，一个总想让儿子早日管家理事，自己却大事不放，小事紧抓，作这样皇帝老子的儿子实在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开皇十四年，齐州发生灾荒，百姓饿死者道路皆是。当时的刺史、跟随隋文帝一起打天下的卢贲，借机抬高米价，大发横财。隋文帝大怒，将其除名为民。杨勇跟父亲说，此人有佐命之功，倘若这样废为平民，其他功臣该如何想？
隋文帝又是大怒，训斥他道：此人狡诈之极，不可不废。你替他求情，难道是他曾经跟你很熟吗？
杨勇只好作罢。
其实杨勇的劝谏点很不正确，隋文帝得天下之易，天下皆知。所以，也就无所谓开国功臣之说。杨勇想从这一点对父亲进行劝谏，显然违反了事实，也触到了隋文帝的痛处：天下是我一个人得到的，哪里有什么功臣？
在开皇之初，隋文帝整顿官吏，煞费苦心，也痛下杀手。事实上，卢贲之罪实不应得被废为民之罚，“宽仁和厚”的杨勇正是出于此，才上谏。但得到的却是隋文帝的置之不理。这样的事例很多，总之，杨勇虽身为太子，又被隋文帝美其名曰：参决政事。但在隋文帝皇权的巨大阴影下，其作用是微乎其微的。
隋文帝考虑的却不是这一点，他所考虑的是，作为太子的杨勇之位应是稳如泰山的。也就是说，杨勇迟早要做皇帝，何必要现在急着“干预”政事呢？
在隋文帝看来，历来太子之位不稳的原因都是皇帝多女人，女人又生孩子，因为宠爱孩子的母亲而废黜了孩子。孩子一多，同父不同母，可算是半个兄弟，这就会引起他们之间的争斗。隋文帝得意的却是，自己的五个孩子都是孤独皇后所生，亲兄弟不可能争斗，他本人更不可能废黜杨勇。直到太子“法服设乐”的事情发生，他才打消了自己从前矢志不移的念头。
真的是朽木不可雕？
一个朝代悲惨地死去后，留下了许多问题，当然也给后来的皇帝留下了宝贵经验和书本上学不到诸多道理。南唐后主的灭亡就给隋文帝留了这样一个道理：我闻天道无亲，唯德是与，历观前代帝王，未有奢华而得长久者。
他把这句话说给杨勇听的时候，杨勇穿着崭新的“文饰蜀铠”站在他面前。见到穿着华丽的太子，他又补了一句：今以刀子赐汝，宜识我心。这句话似乎可以这样理解：我给你一把刀，把衣服给我剪碎。
但杨勇并没有理解老父亲的一片苦心，继续奢侈着。他又广交大臣，略谈得来的便叫进东宫，把酒言欢。其实这并不算什么，一个大隋朝的太子偶尔奢侈一点只不过是在道德上有些差池而已。对于皇室成员来讲，奢侈本就是情理之中的事，过于节俭才显得此人有点问题。人们往往称赞节俭，其实，称赞节俭的人大都是穷人，因为他没有奢侈的资本。老子说，大道废，有仁义。那么，“因为穷，才倡节俭”就是顺利成章的事情了。
但是，杨勇面对的却是隋文帝，此皇帝的节俭在历代帝王中是出了名的。可诸多历史事实告诉我们，节俭治家还可，治国便有些“杀牛用割鸡刀”了。至于杨勇的广交大臣，日夜笙歌，与他“率意任情”的性格有很大关系。“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隋文帝也深知这一点，所以，虽然他屡屡训斥杨勇，但没有让他打消把皇位传给儿子的决心。
隋文帝虽然是一明君，但绝不是道德圣人。儒家那一套对君子的规范，杨勇没有做到。他自己更是没有做到，他的帝位来得就不怎么光明正大。
“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这或许也是对杨勇屡教不改的原因。他只能恨杨勇朽木不可雕，而绝对不会把这块朽木一把火烧了。
但杨勇最大的悲哀就在于，他让父亲摇头叹息的同时，也让母亲为之叹息摇头。
杨勇之母独孤氏可谓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皇后，这除了她的建议常对隋文帝产生巨大的影响力、宫中称为二圣之外，她的嫉妒心可谓旷古绝今。她不但对自己的丈夫隋文帝宠幸其他女子大加干涉，还对朝中纳妾的大臣嗤之以鼻，并在隋文帝面前恶毒攻击之。
有这样一件事曾被人传诵，大臣尉迟的孙女很美。有一次在仁寿宫被隋文帝看到，很是喜欢，便常常临幸之。独孤后知道后，趁隋文帝上朝时将此女杀掉了。隋文帝大怒，但多年来的“惧内”习性让他发泄怒火的方式都很特别：他骑着马跑出了皇宫，一路纵驰，进了山谷间二十余里。大臣高颎、杨素等追上他，劝他回去。隋文帝叹息道：“我是天下之主，居然保护不了自己的女人！这个皇帝做来何用？”高颎道：“皇上难道要因为一个妇人而抛弃天下！”隋文帝当然不会，又骑着马回来了。
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孤独后的嫉妒心已是近于变态了，事实也的确如此，他出身于鲜卑大贵族家庭，自然有着良好的文化修养，在道德的衡量尺度上肯定比别人不一样，这或许就是她嫉妒心的来源。
在这位母亲看来，杨勇贪恋女色的确到了无可救药的程度。率性的杨勇曾指着母亲的侍女说，这些都是我的。独孤后知道后怒气顿生，当时恰好发生了杨勇正妃元氏暴死的事情，独孤后借机说，这肯定是杨勇将其害死的。
杨勇的所作所为其实已经背离了母亲心中的封建伦理道德规范，也是与母亲所提倡的价值观、伦理观相违背的。在独孤氏看来，太子的品行和品德已经不堪继任大统。
此时的杨勇在宫中二圣眼里已成了一块真正的朽木，不可雕了。隋文帝虽无废黜太子之意，但架不住枕头风总是吹，况且，独孤皇后因为没有品德上的劣行，说起话来自然义正辞严，有理有据。这让隋文帝不得不偶尔考虑一下杨勇的未来该何去何从！
其实，在君权社会，平民都是三妻四妾，一个太子身边有几个女人又算的了什么呢？最根本的原因是他碰上了独孤氏这样一个母亲。而这位母亲为了把儿子赶下台去，居然使用上了不足为外人道也的卑劣手段。
有一天隋文帝问重臣高颎：“据说广儿的妃子有神告曰：‘广必有天下’，你怎么看？”这显然是征求高颎对自己要废杨勇的意见。
高颎马上就跪下说道：“长幼有序，怎么可以说废就废？”
隋文帝听了这话倒是认可了，但高颎的话传到孤独氏那里后，这位皇后却是另一番打算：想要废杨勇，就必须要高颎滚出隋文帝的信任外去。恰好，过不久，高颎的夫人去世，独孤后跟隋文帝说：“高仆射老年丧妻实是一大不幸，陛下应该为他再娶一个！”
隋文帝便跟高颎说了独孤后的意思，高颎感激的是一塌糊涂，流涕谢曰：“臣已老迈，退朝之后，唯斋居读佛经而已。陛下的好意我心领了，至于再娶之事，我看就算了。”
隋文帝明白强扭的瓜不甜，就不提此事了。过不久，高颎的爱妾生了一个男孩，隋文帝大喜，独孤后找到机会了，他跟隋文帝说：“陛下还相信高颎吗？当初您想为他娶妻，高颎却说自己老了，绝不再娶。其实是因为他心存爱妾，而欺陛下。”隋文帝想了一想，觉得这话也有道理，开始疏远了高颎。
杨勇太子之位危机之时，高颎苦苦劝谏，隋文帝却只当是一个老头在絮叨，最后居然认为这个老头有某种目的在里面了。当初，隋文帝可谓对这位朝廷重臣高颎的话采纳有加，但高颎妾生孩子后，高颎的话便是放屁了。
大概就在这个时候，隋文帝的次子杨广粉面登场了。
伪君子杨广
其实，杨广一直就在大隋的舞台上，并且扮演着不可忽视的角色。开皇元年，他和杨勇一起接受父亲的赐封，被封为晋王。那时，他不过十三岁。
同年，他被隋文帝任命为并州总管，出镇太原。关于杨广，历史这样记载：好学，善属文，沉深严重。其文学修养、举止端庄严肃的性格特征和他不知是“矫饰”还是真的“仁孝”表现，使他深得父亲和母亲的钟爱。
在并州八年，杨广的确完成了隋文帝交给他的抗御突厥、守卫边疆，稳定河北，拱卫长安的任务。开皇八年，任河北道行台尚书省尚书令。就在这一年，大隋统一事业灭陈计划开始了。作为总统帅的杨广制订了详尽周密的陆地和海上作战计划。亲自部署了两支先锋部队渡江后南北包抄陈都城建康的作战方案。
开皇九年一月，杨广攻占了建康。同年，又平定了上江诸将。平陈之战让杨广的军事指挥才能和政治才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隋文帝因此授他太尉之职。
开皇十年，东南地区发生了平民叛乱，隋文帝派杨广到扬州处理政事。杨广在扬州一呆就九年。在这九年中，杨广可谓殚精竭虑，稳定社会秩序，保证中央政令在该地区的贯彻执行。为大隋在南方的稳定统治立下了汗马功劳。
我们说杨广的出场，是指他欲夺太子位的出场。
在其出场前，他先是巩固自己的势力：先后结交了大臣宇文述、郭衍、杨约、杨素等。这些人有事无事的就在隋文帝和独孤皇后周围痛斥杨勇的混蛋，褒扬杨广的不混蛋和功德。
接着他又以杨勇为反面教材，制订了如下策略：杨勇奢侈，他节俭；杨勇跟大臣嬉笑不恭，他对大臣恭敬有礼；杨勇贪恋女色，他则学习父亲，只与萧妃居处。
父母耳濡目染，真是又欢喜又悲痛。想不到自己还有杨广这样的儿子；想不到自己还有杨勇那样的儿子。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隋文帝一看到杨广如此，就更加对杨勇的所为痛恨不已了。又加上独孤皇后的痛哭流涕，隋文帝看着东宫的辉煌灯火……
但终究还是摇了摇头。
前面各个朝代的历史让他做出任何决策必须要慎重，废长立幼，于国不利啊！
杨广做完了这一切后，在临还扬州前，去母亲处后，上演精彩哭戏。
杨广：臣镇守有限，方违颜色，臣子之恋，实结于心（哽咽）。一辞阶闼，无由侍奉，拜见之期，杳然未日（流涕）。
独孤皇后：你在方镇，我又年老，今者之别，有切常离（泣下）。
二人相对叹息。
杨广：臣性识愚下，毕生把作一个好弟弟当成本分之事。但却不知怎么就得罪了哥哥，想要陷害于我（呜呜）。我真怕有一天喝汤喝到毒药啊（呜呜）。
独孤皇后（愤怒）：我早就看出来他不是好东西。我现在还在，如果我死后，他定会杀戮你们兄弟的。
杨广呜咽不能止，独孤皇后亦悲不自胜。
戏演完了，杨广走出来，觉得母亲对大哥已丧失信心了。他抹干了眼泪，史书载：始构夺宗之计。
败中求胜
身为太子的杨勇坐镇东宫近二十年，又是将来的皇帝。巴结他的人自然很多，况且，他的女儿又嫁给了当时的朝中重臣高颎，朝中之事大抵都略知一二。父亲与母亲对自己的态度越来越差，也让杨勇感到不安。当他把从各种各样的渠道得来的消息综合到一起后，他发现他的太子之位要保不住了。惊慌让他如热锅上的蚂蚁，天天在东宫不规律地转圈。
其实，如果不是他平时亲近的常是小人，以他近二十年的太子之影响力还是可以转败为胜的。可惜，他身边唯一的谋略之士刘行本、裴政都先后死去。他本就无谋反之心，身边的侍卫又陆续被父亲调走。他身边除了溜须拍马的小人就是见事就躲的笨蛋，他很苦恼，在计无所出之下，他选择了一条旁门左道之路。
他手下的小人和笨蛋不能为其出谋画策，但寻找消息却还是很在行的。有人给他推荐新丰人王辅贤——一个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的术士，该术士闭着眼睛想了一会就跟他说：“白虹贯东宫门，太白袭月，皇太子废退之象也。”
其实这是句废话，找他的人肯定都把太子为何要找他的原因说了。
杨勇信了，急忙问该怎么办。
术士说：我们分两步走，第一步：用铜铁五兵铸造许多“厌胜”埋于东宫各个角落；第二步：在后园建一庶民所住的房屋，你要在里面穿粗衣，睡草席。
杨勇一一照作了。
杨勇在这件事上可谓是愚蠢之极，如果他略知前代历史，就知道巫蛊之术和造反的本质虽然不同，但所受惩罚却是一样的。
汉时，有法律明文规定：巫蛊者弃市，甚或族诛。北魏也有“为蛊毒者，男女皆斩，而焚其家”的法律条文。到了唐朝，法律条文就更细化了，其中包括被蛊毒者死了受到什么样的惩罚，没死受到什么样的惩罚的规定。
开皇十八年五月，隋文帝下诏：“畜猫鬼、蛊毒、厌魅、野道之家，投于四裔。”就在同一年，为隋朝开创立下赫赫战功又是隋文帝同学的上柱国郑译因犯“厌蛊左道”被除名为民。
为什么古代对此等事情惩治如此之严厉，仅仅以“迷信”二字来解释还是不充分的。但无论是何原因，隋朝和其他朝代一样都对此等事严惩不贷。
而杨勇偏偏就犯了此罪，又偏偏被人揪了出来，摊到了隋文帝面前。
杨勇想要“败中取胜”的想法是很好的，任何人当知道有人要谋害自己或者自己的权益时，都会反击。但他选择的方法实在鄙陋之极，不从自身上寻找问题，却想以此等方法将杨广咒死。抱薪救火而已。
有人说，急中生智。此智也有上下之分，也有事成与不成之别。看杨勇所施之方法却不像是急中生智，倒像是破罐子破摔。
墙倒众人推
当隋文帝知道杨勇心急如焚，惶恐不安的时候，便派杨素，一个早和杨广狼狈为奸的人去探听杨勇动静。
杨素来到东宫，故意在厅外休息，杨勇在厅内等了半天也不见这个老家伙进来。本来他最近心情就不好，一见到杨素就破口大骂，总之，该骂的骂了，不该骂的也骂了。
杨素回到隋文帝那里，又添油加醋地将杨勇百分不满地情形说了一遍，最后，以自己多年老奸巨滑的经验总结给隋文帝听：皇上，太子恐怕有变。
这正是隋文帝想要听却又不想要听到的话。他自己猜测到杨勇要反，但又尽力不想确切知道他要反的消息。矛盾让他对杨素的话半信半疑。
独孤皇后在这个时候恰如其分地出现了，她也派人去杨勇处打探。去打探的人都被杨广收买了，回到皇后宫中极力渲染杨勇欲反之症兆。至于是什么征兆并不重要，独孤皇后认为杨勇要反，那么，他的一皱眉一叹气都是要反的征兆。
在妻子和朝廷重臣的鼓动下，隋文帝只好派便衣时刻侦察东宫动静，及时回报。杨勇根本就不知道这些事，他还在简陋的屋子里穿着粗制衣服保佑杨广早点死呢。
杨勇这面墙已经摇摇欲倒了，先去上面推一把的是隋文帝。开皇二十年十月一日，他从仁寿宫回到长安，哆嗦着说：我新还京师应开怀欢乐，不知为何忧愁呢？仁寿宫离长安不远。但却使我每次回京师，严备侍卫，如入敌国。我最近跑肚，寝不解衣，昨晚睡觉想离厕所近些，但在后房休息又怕不安全，还是回前殿睡觉。折腾得我好苦也。
其实这完全是他心理作用，可他偏将这看成是真实的了。
于是，他准备对东宫动手，先是将东宫左庶子唐令则等数人捉了起来，命专人审问。又让杨素随时报告东宫杨勇对自己抓他宫中人的态度，隋文帝这一举动当真是可笑之极，捉了人家的人，还想人家点头称赞，这怎么可能呢？
自然，杨勇是有不满的，又经过杨素的润色，一副太子要造反的画卷完整地展现在隋文帝面前了。但这画卷上还缺一枚印章，这印章才能证明画卷是杨勇所做。
杨勇最信赖的东宫大臣姬威适时地站了出来，充当这枚印章，大推这面欲倒的墙。
姬威讲故事的手法很是老道：皇太子由来共臣语，唯意在骄奢，欲得从樊川以至于散关，总规为苑。兼云：‘昔汉武帝将起上林苑，东方朔谏之，赐朔黄金百斤，几许可笑。我实无金辄赐此等。若有谏者，正当斩之，不过杀百许人，自然永息。’前苏孝慈解左卫率，皇太子奋髯扬肘曰：‘大丈夫会当有一日，终不忘之，决当快意。’又宫内所须，尚书多执法不与，便怒曰：‘仆射以下，吾会戮一二人，使知慢我之祸。’又于苑内筑一小城，春夏秋冬，作役不辍，营起亭殿，朝造夕改。每云：‘至尊嗔我多侧庶，高纬、陈叔宝岂是孽子乎？’尝令师姥卜吉凶，语臣曰：‘至尊忌在十八年，此期促矣。’”
特别是最后一件事，太子让巫师算命，后来跟他说，老头子十八年有一个坎，期限就快到了。这显然证明了杨勇想要隋文帝快死或者快退位的事实，而如果老头子过了这个坎，他就要造反。
作老子的终于哭了，不知是因为恨铁不成刚还是儿子的大逆不道。他立即下令禁固太子和东宫所有人，并让杨素审问与太子往来的部分大臣，严加审问。当然，不用他告诉，杨素也会严加审问的。几天后，罪证确凿，隋文帝下令搜索其他证据。杨勇宫中自然少不了他平时喜好之物，比如马匹、比如火燧。
有马匹的罪过是：造反时给士兵骑。
火燧的罪过是：晚上造反时士兵用来照明。
隋文帝一掌拍了太子杨勇这面墙，又有这么多人来推，墙自然而然地就倒了。
隋文帝之恨
在废黜太子的四年后，也就是公元604年，隋文帝驾崩。在驾崩之前，他拍着床骂了一句话：畜生何足付大事，独狐诚误我！
这句话是骂杨广的，背景是他的爱妾宣华夫人陈氏在其病重时侍寝，和这位美丽夫人一起侍寝的还有太子杨广。一次，太子杨广趁着陈氏上厕所时对其无礼，陈氏告诉了他，他随口骂出了那句话。
杨勇被囚于东宫时，总给隋文帝写信。因为他发现自己是被冤枉的，后来当他得知信皆被杨广扣住后，就爬上大树大声叫喊自己冤枉。隋文帝也听到了，但同时又听到了杨素的另一句话：他已经情志昏乱，为癫鬼所著，不要听疯人话。
他便没有听，他真就没有听。
四年后，他想要听杨勇说自己冤枉的话已不得，因为他骂完那句话后不久就驾崩了。关于他的死，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自然死亡，另一种是样广派人击打他的肚子，直到他不喘气了才停止。但无论是哪一种说法，都有他派人去叫杨勇一说。现在猜想，他叫杨勇到底是什么意思？是道歉？还是再废黜杨广立杨勇？
如果是道歉，杨勇绝对不会接受。人家当初爬到树上把嗓子都喊哑了，他却像武林高手闭关一样不肯见杨勇一面。倘若是再立杨勇，他躺在床上两年多，外面的世界已经变了。他已经没有权力再行废立之事了。之于杨勇被废，已是覆水难收。
我们不知道该相信哪一种说法，他是被杨广活活地拍肚子拍死的，还是自然而死。在《隋书》他的本纪中，在临死前，他还立了一遗诏。
自昔晋室播迁，天下丧乱，四海不一，以至周、齐，战争相寻，年将三百。故割疆土者非一所，称帝王者非一人，书轨不同，生人涂炭。上天降鉴，爰命于朕，用登大位，岂关人力！故得拨乱反正，偃武修文，天下大同，声教远被，此又是天意欲宁区夏。所以昧旦临朝，不敢逸豫，一日万机，留心亲览，晦明寒暑，不惮劬劳，匪曰朕躬，盖为百姓故也。王公卿士，每日阙庭，刺史以下，三时朝集，何尝不罄竭心府，诫敕殷勤。义乃君臣，情兼父子。庶藉百僚智力，万国欢心，欲令率土之人，永得安乐，不谓遘疾弥留，至于大渐。此乃人生常分，何足言及！但四海百姓，衣食不丰，教化政刑，犹未尽善，兴言念此，唯以留恨。朕今年逾六十，不复称夭，但筋力精神，一时劳竭。如此之事，本非为身，止欲安养百姓，所以致此。人生子孙，谁不爱念，既为天下，事须割情。勇及秀等，并怀悖恶，既知无臣子之心，所以废黜。古人有言：“知臣莫若于君，知子莫若于父。”若令勇、秀得志，共治家国，必当戮辱遍于公卿，酷毒流于人庶。今恶子孙已为百姓黜屏，好子孙足堪负荷大业。此虽朕家事，理不容隐，前对文武侍卫，具已论述。皇太子广，地居上嗣，仁孝著闻，以其行业，堪成朕志。但令内外群官，同心戮力，以此共治天下，朕虽瞑目，何所复恨。但国家事大，不可限以常礼。既葬公除，行之自昔，今宜遵用，不劳改定。凶礼所须，才令周事。务从节俭，不得劳人。诸州总管、刺史已下，宜各率其职，不须奔赴。自古哲王，因人作法，前帝后帝，沿革随时。律令格式，或有不便于事者，宜依前敕修改，务当政要。呜呼，敬之哉！无坠朕命！
先是说了自己起于乱世，力挽狂澜，创下大隋基业，接着是说自己无论刮风下雨，云来云去，都在为江山社稷努力工作。然后就提到了杨勇，说自己当初废黜他实在是最英明之举，如果让这个家伙来继承大业，以后的江山不知会是什么样。最后说到杨广——一个闻名于天下的好人，将来也必是好君主。
现在的我们读历史，对其前段论述可以肯定，对其后段的评价与预测完全可以当他是糊涂老头。
况且，这份遗嘱是真是假还有待考证，如果杨广真的是把他拍肚子拍死的，肯定也能拍出这样一个假遗嘱来。
从杨广后来的混蛋所为，倒是后一种说法比较可信。在他临死前，他觉得自己真的是做了一件大错事，他恨当初独孤皇后在他枕头边总吹风，他更恨自己把杨勇推进深渊后自己连一眼都不去看。
杨勇再淫乱，也没有淫乱到自己妻子身上来。可杨广……
还是那句话，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
在其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的确后悔了。后悔不该背上破坏“立嫡以长”、“次不当立”的古圣先贤遗训和宗法制度的罪名。他之所以有这样的认识，就是出于杨广淫乱后宫，而杨勇只是淫乱东宫。
有人说，他是以道德的尺子衡量前后两个太子。各种关于他临终的史料中都记载了他骂的那句话，可见他本人认为废黜杨勇是其终生的一大恨事。
按常理来讲，在独孤氏死后，隋文帝也开始亲近女色，多年被独孤氏压抑的痛苦一旦爆发出来，其所为定不亚于杨勇。而于此道已经有了太多见解的隋文帝怎么可能因为杨广对爱妃的调戏恼火如此？仅仅“以道德的尺子衡量前后两个太子”来解释隋文帝的大怒显然是缺少必要的分量。
杨勇做了近二十年太子，的确很烦。史书里对他理政的事情记之甚少，一个根本原因是父亲不撒手权力，渐渐的他就懒得理了。这也正说明了他是有理政之天分的，一个笨蛋绝不会因为不给他权力而放弃理权，只有一个有本事的人才会因为屡屡受挫而放弃理政。
父亲杨坚的影响力与努力太大，把杨勇的光辉遮盖得严严实实。他只能把这一切不平发泄于交友、玩乐上面。从这方面来讲，杨勇是不对的。但其性格早已注定了他必会如此做，而且一去不回头。杨勇之败，一败于自己遇到了杨坚与独孤氏所要求的品德，二败于杨广。
品德与治术之间，他在没有机会施展治术的时候，只能把全部精力放在品德上纵横。倘若这种纵横在治术上大放光彩，隋朝还会二代而亡吗？
太子李建成：被弟弟扭曲的准皇帝
他是大唐第一位太子，也是被历史扭曲了多年的真太子。大唐创业之初，他立下了赫赫战功，却被几个混蛋史官一笔勾销。他礼贤下士，温文而雅，常能提出治国良策，却被几个无耻的御用文人忽略不计。他一直得父皇赏识，被朝野上下爱戴，却因居安而不思危，终被他的混蛋弟弟残杀。
于历史贡献，我们不敢断言他登基后会比李世民做得更好，但绝不会太差。可于仁义道德上，我们敢下定论之于李世民的矫揉造作、阴险毒辣，他更会磊落光明，仁者无敌。
诸多人认为李世民是明君，只是出于他对历史之贡献。可历史除了这些，还有更重要的。真正的王道、不搀半点虚伪的仁德。李世民永远缺少这些，而李建成天生就具备。不然，他也不会有君子之心而血洒玄武门。
历史不能假设，所以我们只能叹息地说一声：可惜了一位仁者——太子李建成。
血洒玄武门
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四日，大唐太子李建成与其弟齐王李元吉正欲上朝，唐高祖的爱妃张婕妤慌张而来。她告诉建成，秦王李世民昨日在高祖面前诬陷他和元吉淫乱后宫，今日又带了诸多兵将前往玄武门了。
李元吉明白，欲进宫就必须走玄武门。他所认识的李世民阴险狠毒，什么事都做得不出来。况且，李世民还带着兵马。他建议太子建成：“先把你我二人兵马集结起来，然后派人告诉父皇你我生病了，看看形势再说。”
建成却道：“集结兵马倒有必要，但托病不去却不可。世民诬陷我们，我们要去父皇处说明白。倘若不去，不正说明了我们心里有鬼吗？”
太子建成在这种时候还敢于去见唐高祖，无非是因为玄武门守将常何是自己的心腹。即使世民有什么小动作，玄武门兵将在自己的掌控之下，也无大虑。
两人似乎还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只带了几名扈从骑马赶到玄武门。进了门，到临湖殿时，两人觉得形势不对。父皇的侍卫一个也未见。常何也不在。而且，一路行来，总觉得天上地下都是杀气。
建成道：“恐有不测。”
一向骁勇善战的元吉也感觉到了这种危机，拉着建成掉转马头正欲回东宫，临湖殿左右早闪出了李世民和诸多兵将来。元吉扭头看李世民，大惊失色。只见李世民浑身着铠甲，手挽硬弓，骑在一高头大马上，俨然是两军对垒时的装束。元吉一面叫建成快跑，一面向世民开弓放箭。但因为过于紧张，力道不够，准度又失，三箭皆未中。元吉拍马就跑，李世民却并未向他放箭，而是把弓对准了李建成。一箭射去，李建成应声落马。
李元吉见建成落马，扭转马头欲救，旁边又闪出李世民的爪牙尉迟敬德和七十余骑来。元吉曾是这个爪牙的手下败将，此时一见，更是慌乱非常。一不留神，被对方射中坐骑，跌落尘埃。李世民趁势拍马过来践踏之，不想被树枝扫落马下。元吉大怒，上前揪住李世民，拔出长剑，可惜李世民浑身铠甲，无处下手。元吉抢过李世民的弓来，对着笨拙的李世民当头罩下，想要勒死他。谁知尉迟敬德赶到，手起刀落。元吉紧随着太子建成而去了。
在这一弑太子过程中，建成带来的扈从大部分被杀，只有几人逃出了玄武门，赶到东宫报信。翊卫车骑将军冯翊与冯立得知建成已死，痛哭叹息道：太子生前对我等不薄，此刻正是报恩之时。遂与领副护军薛万彻、谢书方率领东宫、齐府精兵两千人飞驰玄武门。
李世民早已安排张公谨关闭城门，两千精兵不得入，放箭万支。掌握玄武门卫兵的敬君弘开城门与翊卫车骑将军冯翊与冯立大战，瞬间被杀。守门兵与东宫精兵战多时，喊杀声惊天动地。领副护军薛万彻主张去攻打秦府，来个釜底抽薪。李世民张皇失措，令尉迟敬德举出建成、元吉二人首级，东宫兵将见大势已去，大部分逃散，但仍有小部分士兵在奋力攻门。
李世民令爪牙尉迟敬德手持长矛，去见唐高祖。高祖大惊失色，“今天谁作乱？你来此干什么？”
尉迟敬德不拜高祖，紧握长矛：“太子与齐王作乱，已被秦王诛之。秦王怕惊动陛下，派我来保护你。”
高祖长叹，问一向支持李建成的大臣裴寂，“事情想不到真发生了，现在该如何是好？”
裴寂不答。因为恶棍尉迟敬德的长矛闪烁着带血的光。
早被李世民收买了的大臣陈叔达恬不知耻地接口道：“建成与元吉无功与天下，常嫉妒秦王大功，今被秦王诛之，实是人心所向。陛下现在如果能将国事交于秦王处理，就没有事可发生了。”
尉迟敬德又道：“现在外面仍有东宫与齐府乱贼顽抗，请陛下降手书，令诸军并受秦王处分。”
高祖在心里讲，妈的，我不答应行吗？你不给我一矛？
太子建成与齐王元吉的头颅血已滴尽，李世民在玄武门下脱掉战袍，去面见唐高祖。高祖前后左右之卫兵早被李世民在埋伏之前铲除，李世民说什么就是什么了。
武德九年六月四日那一天无论如何都应该让后人记得，因为本应该是大唐天子的太子李建成用血染红了玄武门的城墙。
三天后，李世民称太子。两月后，李世民称帝，将李渊视为太上皇。
武德九年发生的玄武门兵变并没有随着建成太子的血迹而消失，自这此玄武门兵变后，大唐又发生了三次宫廷政变。或许把这一切都归罪于李世民，似乎有些不仁道。但孔子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公元705年，已82岁高龄，病危的武则天躺在床上等待死亡的来临。她的男宠，两个奸臣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乘机谋反。是时，皇太子李显、宰相张柬之、崔玄韦率领五百羽林军闯入玄武门，将张氏兄弟斩首，并收拾了二张的党羽，把诸多脑袋割下来，挂在城墙上示众。此次政变表面看起来是李唐夺回本属于自己天下，但其本质仍是谋反。因为当初武则天还没有死呢。
两年后，也就是公元707年，皇太子李重俊和羽林将领李多祚率领三百羽林军直向皇宫进发。李重俊是唐中宗李显第三子，后宫所生，706年秋，被立为皇太子。其性惰刚果，没有贤能的老师指教，办事没有行为准则。其时，大臣武三思以韦后的势力，欲图不轨，但害怕太子的势力。武三思的儿子武崇训，取安乐公主，经常唆使安乐公主凌辱重俊，以不是韦后所生而呼为奴。并数次劝公主请求中宗废重俊为王，而立安乐公主为皇太女。
李重俊自然忍受不了这样的羞辱，于是就有了神龙三年七月的玄武门之变。这次政变把武三思与武崇训和其党羽十余人当场杀死，但李重俊并不满足，他又命令手下分兵守卫宫城诸门，亲自率兵追至肃章门，斩关而入，追杀韦庶人及安乐公主。上官婉儿、韦庶人及公主遂拥中宗李显驰赴玄武门楼躲避。
李多祚领兵至，欲突玄武门楼，守卫兵卒拒挡，不得进。这时，李显向下面的士兵大叫：“汝并是我爪牙，何故作逆？若能归顺，斩多祚等，与汝富贵”。众将士一听，立即倒戈。李重俊是以大败，率部属百余人逃出京城，在鄂县西十余里休息时，被部下杀死，并把首级献于朝廷。
三年后，公元710年，一直把武则天当作偶像的中宗李显的韦皇后与安乐公主合谋毒死了中宗，立中宗第四子李重茂为少帝，把自己封为韦太后，并临朝御政。不久，睿宗李旦第三子李隆基率羽林军入玄武门杀了韦太后以及安乐公主。
玄武门，仿佛成了唐朝宫室的恶魔。又仿佛成了宫廷斗争的擂台。如果谁想不仁不义，就上台比试比试。更或者是，建成太子的冤魂一直在那里飘荡，招来更多的冤魂和一些早就该死的人。
建成大功不可没
作为李渊的长子，李建成在唐帝国未成时所立功勋是卓著的。可以这样讲，如果李渊没有建成，就很难成为唐高祖。也就是说，有了李建成才有了后来的唐帝国。
隋朝末年的政局不稳和社会上风传的“李氏当为天下”的谶语让太原留守李渊在踌躇满志的同时也惊恐不已。他称得上是一位具有真知灼见的政治家，在留守任上，他的眼光与胸襟都是隋朝其他大臣所不能比拟的。
他早有反意，但当天下已难以收拾，谶语人人耳熟能详的时候，他的准备还不充分。隋文帝已经对朝中几位姓李的大臣起了疑心，并且逼反了李密。作为太原留守的李渊自然也逃不过去，他很怕被隋文帝杀死。于是，称病不去京城就成了他那时经常玩的把戏之一。
他先让李建成和李世民分别于河东和晋阳密结各路英雄，收罗人才以备起兵。当时李世民不到二十岁，阅历不如李建成，性格更不如李建成“仁厚”，所以，李渊把大宝都压在了河东李建成的身上。李建成在河东独当一面，后日又参预了太原起兵密谋。这一切都在情理之中，容不得半点怀疑。
公元617年，隋太原副留守的脑袋被李渊砍掉，李渊宣布正式起兵反隋。一个月后，李建成奉命从河东风尘仆仆赶回太原，对起兵后的战略制订和组织工作与李渊进行了最大程度上的协商。
从这时起，李建成为大唐的建立浴血沙场，创下了赫赫战功。从太原起兵到攻占隋都长安，唐军进行了数次惨烈的战役，其中决定性战役的总指挥都是李建成。
第一场大仗的对手是西河郡丞高德儒。是时，李建成引兵攻西河郡，高德儒死守。李建成与士兵同甘苦，深得民心，很快便活捉了高德儒而结束了战役。
平定西河郡后，李渊建大将军府，组建三军。以李建成为陇西公、左领军大都督、左三统军。七月，李渊率军三万离太原西进长安，隋朝西留守代王佑派隋名将宋老生领精兵两万守霍邑，又派大将军屈突通守河东。两人互相照应，相约一方受攻击，一方必救。
适逢阴雨连绵，粮草不继，又有消息来说北方突厥与割据势力刘武周将乘虚袭击太原，人心惶惶。李渊依裴寂等人建议，欲退兵太原，再图后举，但李建成却苦谏，李渊只好作罢。
二十八日，太原粮草运到。
八月初一天气转晴，李渊命晾晒铠仗行装。
初三清晨，李渊即率轻骑借浓雾掩护，沿傍山小道直趋霍邑。
为防宋老生闭门固守，李渊采纳建成用轻骑诱其出战之计，亲率骑兵数百至城东，命建成、世民各率数十骑，逼至城下辱骂，以激怒宋老生。并将士卒分10余队由城东南向西南佯动，造成攻城假象。宋老生大怒，亲率三万大军从东门、南门出战。这样正中了李建成之计，经过激战俘获了宋老生。
夺取霍邑后，李建成统领一路军马，屯永丰仓，守卫潼关，防御屈突通和李密入关，占据永丰仓粮饷基地，李建成采取积极的防御措施，大败屈突通，保住永丰仓，解除夺取关中后顾之忧，为顺利占领长安打下基础，李渊当时大喜道：屈突通东行不可，西归无路，不可为虞矣。
成为太子后的李建成的主要活动已经从战场上退下来，进入到了一个更高层次，那就是辅高祖处理军国大政，参与决策。高祖外出时，则要居守监国。
也正是因为此，后来诸多被李世民收买的朝中大臣总以建成无功于社稷在高祖耳边吹臭气。可这群大臣似乎忘了一件事：李建成已不是帝国未成时的李建成，他已经是准皇帝了。难不成，让未来的大唐天子还以马上治理天下？当这些大臣们在吹捧李世民东征西讨之功时，显然忘记了一件事：没有建成太子就不可能李世民的军事成功。
我们可以看一看下面几件事情。
武德三年七月：李世民讨伐王世充，建成太子镇蒲州防御突厥。在保证李世民讨伐王世充的同时还促成了行军总管段德操击败梁师都与突厥的联合进犯。
武德四年三月：李世民与窦建德征战，稽胡军队数万人骚扰大唐边疆，李建成又奉命率军讨伐。队伍驻扎在赞州，与稽胡军相遇，李建成指挥唐军进击，大破敌军，斩杀几百人，俘虏一千多人。
武德四年八月：李世民征伐刘黑闼，李建成安抚北境。
武德五年、六年、七年：防御突厥。
由此可见，上述所定论不虚。在这之外，太子建成在辅高祖治理国家政事的同时，也进行了几次军事行动。如镇压乱民祝海山的暴乱以及征讨李世民未剿灭的刘黑闼。
只不过李世民是在台前，而建成太子却是在幕后。但也正如刘邦所论之“功人”与“功狗”一样，谁是人谁是狗，明眼人一眼便可看出。
一个真实的建成太子
如果可以，真希望能将篡改《旧唐书》的许敬宗凌迟。如果不是他，有关建成太子的事情不会只了了数笔，建成太子也不会变得面目全非。
幸运的是，我们从关于李建成的几件事上还是可以搜寻出其真实面目的。历史掩盖不住李世民篡改国史的丑恶，更掩盖不住建成太子的真善。
第一件事是玄武门兵变时，东宫翊卫车骑将军冯翊与冯立痛哭不已，与众将士言：太子生前对我等不薄，此刻正是报恩之时。遂奔赴玄武门，为建成报仇。古来士为知己者死，二冯所为正是此注脚。
第二件事是破刘黑闼之战。作为唐朝统一中的最后一场战争，它的胜利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而在建成太子破刘之前，已有元吉与李世民征讨过，但由于二人没有对他们实行安抚政策，还施行“悬民处死”的高压政策，再加上这些人对李家的疑惧心理，武德四年七月，刘黑闼再次造反，抵抗大唐。
李建成只好亲自出马征讨之。他接受了魏征“今宜悉解其囚俘，慰谕遣之，则可以坐视离散”的建议，改变过去“妻子系虏，欲降无繇”的高压政策，实行宽大安抚政策以争取人心。史载：“建成至，获俘皆抚遣之，百姓欣悦。”为了扩大影响，李建成让被释者互相转告：“若妻子获者，既已释矣。”这一措施起到了争取民心，瓦解斗志的作用，起到了不占而屈人之兵的效果。结果刘黑闼部队“众乃散，或缚其渠长降，遂擒黑闼。”这样，李建成没费一兵一卒就成功地解决了河北问题，使唐初社会安定了下来。在这一事件中，虽然采取的宽大安抚政策是出于魏征，但实施者却还是建成。
和李世民一样，建成太子也曾广罗人才，善待贤才。“倾财赈施，卑身下士，逮乎僧道博徒监门厮养，一技可称，一艺可取，与之抗礼，未尝云倦，故得士庶之心，无不至者。”
在建唐前后，他招揽了许多谋臣猛将，为他出谋献策。这些人中的许多人都成为后来的贞观名臣，为贞观之治做出了贡献。如李建成的谋臣魏征在贞观年间以谏诤之臣而闻名，李建成甚礼之。武将中的冯立在贞观年间“甚有惠政”，被李建成视为心腹。名臣韦挺，“太子遇之甚厚。”另外还有郑善国，李纲等，都受到李建成的优待。
那么，让我们看看这样一个人被许敬宗描绘成什么样的吧。《旧唐书·隐太子传》记：（建成）与元吉谋行鸩毒，引太宗入宫夜宴，既而太宗心中暴痛，吐血数升，淮安王神通狼狈扶还西宫。高祖幸第问疾，因敕建成：“秦王素不能饮，更勿夜聚。”
看看这段精彩的描述，丝毫不比武侠小说的盘肠大战逊色。“太宗吐血数升”，始终不明白，一个吐了数升血的人还能活下来？
在这里，李建成除了被描述成阴狠歹毒的一个人外，还被描述成了一头猪。既然李世民吐血数升，假设不死，那么毒药的分量应该与酒相当。如果这个事情存在的话，就应该是这样一个场景：建成太子端着一碗比芝麻糊还稠的酒给李世民喝。李世民费了好大劲才把酒添干净，然后肚子疼痛，回家吐血去了。
就在这个时候，不知是谁报告给了高祖，说世民喝了像芝麻糊一样的酒，在吐血呢。按照人嘴的大小和肠子的直径与血的数量，高祖到了世民处，李世民肯定还在吐。在把李建成描述成猪的同时，也把李世民刻画成了更蠢的那一头。
这只是史书中一个小片段，还有一件事是，建成太子给了李世民一匹根本已经站不起来的劣马，想摔死李世民。李世民大概在当天眼睛迷离，没有看清那匹马到底是好马还是劣马。但当这个打了半辈子仗骑上马时却还没有感觉出马是劣马，于是，在高祖眼皮子底下摔倒了。即使这件事是真的，那也是李世民在高祖面前作秀。
建成太子真的就这样愚蠢和冷血吗？所有的事实已经证实这是胡编出来的。唐朝时小说还不发展，所以许敬宗编的这两个故事在当时可能会蒙住一群人，但现在，恐怕只能蒙住傻子。
史书上有确切记载：在建成太子死后，其党徒散亡于民间。李世民费了很大劲也没有捉到这些人，倒不是因为这些人神通广大，而是因为人们同情于太子建成，所以会想办法将这些人藏到朝廷无法找到之地。建成太子经营多年的河北地区，人心不稳，打着为太子报仇的旗号进行反对李世民的起义时有发生。
贞观元年，一直支持建成太子的燕郡王李艺造反。此人就是传说中罗成的老爹，因后来投降唐朝而赐姓李。同时老天也发怒，贞观元年夏天，山东大旱。八月，河南下霜。九月又发生了日食。不久，利州都督李孝常、右武卫将军刘德裕造反。
玄武门兵变后不久，幽州都督王君廓不服李世民登基，奔于突厥。突厥“颉利可汗”见唐朝内乱，大举进犯。李世民遣尉迟敬德出战，虽然大败突厥，但损失也不小。此事刚平息不久，颉利卷土重来，到达渭水便桥，并遣使臣到长安示威。李世民又筋疲力尽地亲率六骑到渭水，与颉利隔河相会，他大骂颉利背弃盟约，是无耻小人，同时又紧急调动唐军主力向渭水进发。颉利见唐军越聚越多，无隙可乘，于是和李世民讲和，即为历史上的“便桥会盟”。
从各种各样的史料来看，突厥进犯大唐的原因就是见唐朝内大乱，此乱自然就是李世民亲手制造的“玄武门兵变”。表面来看，“便桥会盟”似乎是李世民用强大的武力让突厥滚回了老家，但这一事实却是建立在付出大量金钱的基础上的。突厥本是蛮族，他不可能有仁义道德之价值观。他的进犯无非是想趁火打劫，至于建成太子之死，他们并不关心。但反过来讲，如果没有玄武门之变，会有突厥入侵中原之事吗？
假设没有玄武门之变，这些大臣们会继续跟随李建成。建成太子上台的第一件事必是轻徭役。这是肯定的，是有当时的条件决定的。这些大臣们在李建成的领导下未尝不可创造出另一模样的大唐盛世，而这样的大唐盛世是真实的，因为是真正的准皇帝李建创造的。
李世民的几件事
李世民夺得帝位后，做了几件让今天的有识之士大加怀疑的事情。
贞观六年，大臣们都请求李世民去泰山封禅，藉以炫耀功德和国家富强。李世民也做如是想。但魏征却反对说：“陛下虽有以上六德，但自从隋末天下大乱以来，直到现在，户口并未恢复，仓库尚为空虚，而车驾东巡，千骑万乘，耗费巨大，沿途百姓承受不了。况且陛下封禅，必然万国咸集，远夷君长也要扈从。而如今中原一带，人烟稀少，灌木丛生，万国使者和远夷君长看到中国如此虚弱，岂不产生轻视之心？如果赏赐不周，就不会满足这些远人的欲望；免除赋役，也远远不能报偿百姓的破费。如此仅图虚名而受实害的事，陛下为甚么要干呢？”
李世民只好打消这个念头，但心里的结却并没有马上结开：“魏徵不主张进行封禅，是不是认为我的功劳不高、德行不尊、中国未安、四夷末服、年谷未丰、祥瑞末至呢？”
大概就是出于这种想法，他在贞观六年做了一件让人啼笑皆非的事情。他释放了三百个犯死罪的囚犯“回家跟亲人诀别”，并要求他们在一定期限内返回来。苍天在那一年不知怎么就开眼了，囚犯们居然在规定之期限内都返回来。李世民大喜之下又把这些人无罪释放了。万民景仰李世民，文人们开始筹划“仁德”之君李世民的教化之道。
大凡天下的蠢事都是因为某种人抱着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做出来的。李世民放死刑犯无非是想让天下人知道自己的仁德感化了这些混蛋，但顾此失彼，在天下人赞叹他的教化之功时会怀疑一个问题：既然皇帝的道德感化已经做到了如此之地步，为什么监狱里还会有这么多犯大罪的人？
中国有句俗语叫顾头不顾腚，李世民此举正是此俗语的演绎。
他做的第二件事就是看国史。贞观九年，李渊刚一去世，李世民就迫不及待地要看国史，时任谏议大夫朱子奢就是不给他看，并说，如果您一旦看了，发现里面有不利自己的地方肯定要修改。如此，后人从史中还能得到什么呢？
李世民在这个时候也不纳谏如流了，用自己夺来的皇帝权力把《高祖实录》与《今上实录》看了个遍。他发现了好多问题，就像我们今天发现别人日记里有对自己的反面评价一样。倘若我们发现这种情况，就会把写日记的人揍一顿。因为我们没有必要涂改，毕竟我们是个小人物，世人没有了解你的必要。
可李世民不同，他是一朝之主，一国之君。无论是当时人还是他的子孙们还是后人都有了解他的渴望，而解决这种渴望的途径就是看当时的皇帝实录，也被称为起居住。起居注是专门写皇帝日常生活和言论的，皇帝无权干涉，这是历来的传统，历来的皇帝都没有看，尊重史官的职权和地位，而史官也是公正直书，从不掩饰什么，从不害怕皇帝打击报复。但李世民这个所谓的名君却做了一惊天动地的大事，正如他当初杀兄逼父一样的惊天动地。他看起居注给唐朝后来所有的皇帝开了个坏先例，破坏了这个制度。
其实，他只是看倒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至多会留下违反先例的骂名。但他改。他找来被后世称为奸佞的许敬宗修改之。把玄武门之变和建成太子的事情一概涂改之，实在改不动之处便闪烁其辞，于是，史书中便有了唐朝开创之初的一切战役功劳要么是李世民一人所有，要么李建成不过是沾点星光而已。他甚至还诋毁自己的亲哥哥（这可能并不是他本意，而是那可恶的许敬宗搞的鬼）。《旧唐书》里面说“建成、元吉实为二凶”、“建成残忍异常”。这是比较客气的，《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不加细查就开始骂上了：“建成庸劣。”
其实把建成太子的品德这样一改，倒反显出李世民的品德不怎么样来了。如果李世民的品德很好，还至于用“踩矬子显身高”这种愚蠢的方法吗？
后世提到李世民，便和贞观之治与纳谏如流等同起来。不可否认，李世民的确让大唐步入了封建史上难得一见的盛世。据说当时丢了东西在路上，回头还能找回来，晚上睡觉不用关门。真是乾坤朗朗，苍天可鉴。
其实，贞观之治的出现先有李渊打下了坚实的经济与政治基础，后有诸多谋臣的辅佐，打一个不雅的比喻，随便放到龙座上一个人，只要不是白痴，都能做到此一点。
关于他的纳谏如流，从贞观后期其和魏徵的一段谈话里可看出背后的意义来。
魏徵：陛下贞观之初诱导别人提意见；三年以后，见纳谏之人乐之。但前后相比，受谏之勉强已有了。
李世民大惊（被魏徵看穿而惊）：你凭什么这样讲？
魏徵：陛下初即位时，有人犯罪，您赐以死。孙伏伽谏止，认为此人罪不当死，您赏赐给了孙兰陵公主园，值百万。有人说赏太厚，您说，所以这样，就是想让人使谏也。但后来柳雄犯罪，戴胄上谏说不当死罪，您只是给予了戴胄一番表扬而已。近日，皇甫德参上书说，修洛阳老民伤财，您却有点不高兴，还说，国家不使一人，不收一租，我们吃什么喝什么？所以，我知道您对纳谏之事不上心了。
这段话记载于《唐书·魏徵传》中，从此段记载中可以看出，李世民的所谓纳谏，不过是做给人看的。随着后来的贞观之治的出现，他便现出了本来面目。
既然他的纳谏是做给人看的，那么，历史记载的他肚量之大就可想而知了。贞观二十三年，李世民病危，他以为自己就要完蛋了，便嘱咐太子说，徐茂公这个人太忠义，当初李密造反被杀，他不避嫌疑，替他收尸；他的结拜兄弟单雄信犯了死罪，他先是以官爵为单雄信赎罪，后来又割下自己的肉喂单雄信。所以，这个人虽然有才智，但你却与他无恩，恐怕我死后你上台不能服他，我先把他废黜了，等你上台用他为仆射，如果他不服气，就杀了他。
这就是李世民亲口对儿子说的话，徐茂公是什么人？参加了玄武门兵变，在并州十年，突厥不敢越雷池一步。他曾当众夸奖徐茂公说，古之卫青、霍去病都不及他。但这样一个为唐朝安定立下汗马功劳的人，李世民却是不放心的。
尉迟敬德，这个在玄武门兵变中出力最多，双手沾满鲜血的李世民鹰犬后来也不被李世民所放心。他曾看着尉迟敬德的满脸横肉问：有人说你要造反，为什么？
满脸横肉的鹰犬气急败坏，“对！我是要造反。我跟着您征战四方，身经百战，看看我现在浑身都是他妈的伤。天下已定，你却怀疑我要反？”
说完后，还撒娇，把衣服脱了扔在地上，把身体上的伤痕给李世民看。
李世民赶紧挤出眼泪来，“快穿上衣服，我不怀疑你了。”
引上面几件事，无非是想说明一件事：李世民并不是一个有德明君，但看他治理国家之术和杀死建成之策，且可算作是有道（术）之君而已。
洞烛秦王之奸的李元吉
公元618年，大唐武德元年六月七日，唐高祖李渊立长子李建成为太子，封次子李世民为秦王、元吉为齐王。
一个人被立为太子，就注定了他是未来的皇帝！这就要求他必须学习如何治国如何理政，注定了他将不再如创业之初那样东征西杀，也注定了他不会再立战功。
李建成被立为太子后，常要按照李渊的指示学习治国之道。也正因此，才让李世民的累累战功被世人所见。在李世民开疆扩域过程中，一直跟随他的齐王李元吉对其可谓洞烛其奸。
元吉本是一介武夫，之所以与建成走得很近。不过是因为建成毫无心机，仁厚宽简。此性格让建成做人做事都无遮无掩，这就让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李元吉觉得此人“可交”。在这里倒很有必要说一下元吉这个人。被篡改过的《旧唐书》里说，元吉也有夺太子之位的想法。但他却没有如李世民那样直接和建成太子对抗，而是先和太子建成联合杀李世民。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势力和号召力根本不可能与李世民相比，待杀掉李世民后，他再图建成太子。我不知道这是哪个笨蛋文人篡改的，首先就没有一点逻辑思维。建成本是忠厚老实之人，李元吉如果不是傻子自然就能想到下面这一招：杀掉李世民诬陷建成太子。他杀李世民的机会多不胜数，常和李世民在外征战。在战场上，机会多得是。何必要招摇过市地和建成太子联合呢？
假设李元吉是傻子，他也的确有篡太子之位的想法。作为武夫的傻子做事肯定是以武力来取胜，他齐王府不是没有武功高超之人，况且他自己就是一员比李世民要厉害出许多的猛将。他想杀李世民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吗？
从他和建成太子来往频繁可以得知，他不是傻子，他懂得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又从建成被李世民射死后，他想把李世民勒死的表现来看，他和建成友谊之深厚毋庸赘言。那么，《旧唐书》何以要篡改关于李元吉的事情呢？原因只有一个：这个头脑简单的武夫太忠于建成。而李世民早就在《旧唐书》上把建成定义为不忠不义之人，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有元吉这样忠诚的朋友呢？
李世民的城府之深、诡计之多，让他觉得跟这个二哥在一起很费脑筋。因为常和李世民奉父皇定天下，他清楚地知道李世民绝不是甘心当秦王的主！他跟建成说，老二常和父皇来我府上，我的护军宇文宝武功了得，让他埋伏在我寝室，把老二干掉。
建成急忙摇头，此事不可，你绝不要做！
元吉大怒：“我是为你好！妈的，我是狗拿耗子了？”
此事不久，突厥郁射设屯军河南，入围乌城。太子建成便跟李渊建议用元吉代李世民督军北讨，李渊答应后，建成又怕元吉出事，便希望李世民的部下秦叔宝、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等与之同行。
元吉趁势向高祖建议，将秦王手下的两个狗头军师杜如晦、房玄龄赶走。高祖对李世民“广纳狡诈之人”的事也略知一二，便答应了。元吉又道：“秦王狼子野心，若提防不得，请杀之！”
高祖回答：“诸大臣都认为他有平定四海之功，况且，他并无夺太子之位的行动，一旦杀了他，何以向天下人说？”
元吉回答：“他出征时常违诏敕，初平东都之日，偃蹇顾望，不急还京，分散钱帛，以树私惠。违戾如此，岂非反逆？但须速杀，何患无辞！”
高祖不语，元吉见此情形，怏怏而退。
适值李渊要避暑太和宫，按照惯例，李世民与李元吉要跟随。元吉找到李建成道：“到了太和宫，当兴精兵袭取之。抓住他后置土窟中，只开一孔以通饮食。”
建成还是没有同意。不久，李世民抢占先机，发动了玄武门兵变，元吉与建成被杀。李元吉虽然洞烛其奸，但却迟迟得不到下手的命令，是以大败。而李世民却是一个只凭传言就杀人的人。
他的猛将李君羡，因促成了“便桥之盟”，所以李世民当着众臣夸奖道：“使皆如君羡者，虏何足忧！”但就是这样一位功臣却在不久后被李世民杀掉了。早在贞观初，白日接连出现太白星，有太史占曰：“有女人要当皇帝。”其时又有谣言：“当有女武王者”。
有一次，唐太宗大宴群臣，行酒令，各言小名，李君羡就把自己的小名字“五娘子”说出来。李世民张着嘴半天没回过神来，好久，才阴笑着说道：“明明是一个男儿，怎么叫女孩子的名字？”
又因为李君羡官邑属县名里都有“武”字，李世民觉得太史之占和谣言很可能要验在这个李君羡身上。他当初想要杀建成太子时也造了许多谣言，难道这个李君羡……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不久，他把李君羡调到华州作刺史，又秘令会御史弹劾他。如他所愿，一份“李君羡与狂人为妖言，谋不轨”的奏书到了他面前，他马上下令斩之。
如果建成太子有一点李世民的狠毒之心，元吉根本就不用死了。元吉临死前很可能后悔，遇到了太子建成这样“老实”的笨蛋，不然，死得定会是李世民，而不是他。
历史就是历史，由不得半点假设。但是因为报着对建成太子太大的遗憾与对李世民的仇恨，不得不假设一番。从古至今，区分一个君主是否昏与明、庸与聩的标准似乎就是他的业绩。而这种业绩是留给后人的，也就是说，后人才有资格评价谁是明君谁是昏君。这后人里还分两种，一种是文人，一种是普通百姓。
事实上，在任何一个朝代，百姓对上都所知甚少。对于“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封建社会来讲，百姓诉苦的时间要远大于他想要了解朝廷内部形势的时间。大唐虽然太平强盛，但跟老百姓没有太大关系。所谓太平，不过是收老百姓的税顺利一些，所谓强盛，不过是让境外的诸族臣服而已。
现在无法了解当时老百姓对李世民的评价到底是什么样的了，即使有，恐怕也不能置于史书。况且，前面已经说了，老百姓根本就没有时间和心思去参加时政。所以，太平盛世之于老百姓，就是能有短暂的安生时间来过日子而已。
后人中的老百姓会以“明君”二字评价李世民，因为他开创了太平盛世。而后人中的文人却不这样看，他们在肯定太平盛世的同时还会对皇帝之位的来龙去脉进行理论。他们理论的结果就是李世民“皇帝之位”来路不明。在他们这里，“明君”二字已经去掉了“君”字。
在前面我们讲过，贞观之治的出现是高祖李渊奠定的基础和诸多名臣共同作用的结果。那么，假设是建成太子当国，根据他的个性与品行，他自然也会将大唐带到太平强盛的境地中来。他也会成为世人眼中的明君。
但他失败了，他没有坐上本该是他坐的龙椅。因为他遇到了李世民，一个比他在心机上要高出许多，在品德上要差出许多的李世民。
太子朱友文：淫父之债，孝子来偿
朱友文，梁太祖的义子。在“王侯将相宁有种，兵强马壮为之”的五代，太子这个头衔显得那么苍白无力。朱友文，一个被梁太祖看重却间接被梁太祖害死的后梁唯一的太子却只留下了不到一百字的资料。这是那个时代的悲哀，因为乱臣贼子太多，做恶太多，罄竹难书。对于他这样一个没有大奸大恶后来又没有机会参与政治，实现自己理想的人来说，实在是没有什么值得记载的。
五代本就是一群乱臣贼子表演的舞台，朱友文在这样的场景下显得格格不入，显得那么“单薄”。如果他不被弟弟杀死，后梁的历史必将改写，虽然在关于他不到一百字的记录里没有他的理政才能，但无论他的理政才能如何的糟糕，肯定会比杀他而登基不理政的哥哥要好得多。可惜的是，因为父亲的淫，而间接地导致了自己的被杀。在五代时期，死一个太子并不算什么，值得我们重视的是，死的是朱友文，一个完全可以继承梁太祖后期改革的太子朱友文。
父债子偿
五代后梁的建立者朱温在做了五年皇帝后，忽然于912年7月时大病不起。在这样的情况下，接班人问题就成了他临终前最大的一个问题。在后世史学家那里，后梁政权是个伪政权，因为它是朱温从早已风雨飘摇的唐王朝“篡”来的。
朱温从907年称帝就一直没有立太子，在这位勇猛的武人看来，自己还要活很多年，早立太子不是从另一面说明自己活不长了吗。一天，朱温感觉真的要归天了。终于把接班人问题提到嘴边来，向在床边侍奉他的王氏说，把你丈夫朱友文从汴梁叫回来。然后，又叫来宰相凤翔，说，友文继承帝位，其他皇子我都放心，只是友珪，我不放心。
宰相敬翔对郢王朱友珪也很了解，其狡猾程度不下于朱温。朱温当初从唐昭宪宗那里抢来的帝位，难保他这个儿子在他死后不会不这样做。君臣二人叹息了一回，朱温毅然道：让他远离洛阳，去莱州做刺史。敬翔以为这个主意不错。
但君臣二人都错了，当王氏因心花怒放而将朱温的遗嘱散播出去时，朱友珪早就有了另一番打算。他当时很想不明白，父亲是不是病糊涂了。朱友文只是义子，有着眼前他这个亲身儿子不给，却把帝位传给外人？况且，自己到莱州做刺史，说不上哪一天就会被反复无常的父亲杀了。即使父亲不杀，将来的朱友文也不敢保证。
就在912年7月18日夜晚，患病多年的梁太祖朱温病情突然加重时。朱友文带着早已经联络好的左龙虎军统军韩勍和仆人冯廷谔以及诸多士兵闯进了寝宫。朱温惊起，喝问：“反者是谁？”
朱友珪接口：“你猜！”
父亲大骂：“果然是你。你这个畜生，杀父之罪，天地不容！”
儿子再接口道：“老贼本就该碎尸万断！”
朱温的病忽然就被吓没了，跳起来要逃。朱友珪的仆人冯廷谔大喝一声，抡刀来杀他。朱温绕着柱子跑了三圈，最终因年老体衰，脚步一慢，被冯廷谔追上，去他胸前捅了个窟窿，抽出刀时，把肠子也带了出来。朱友珪命人将父亲的尸体用毡子包起，就埋在了寝宫地下。
接着，他立即派供奉官丁昭溥，拿着伪诏，驰往东都汴梁，令东都马步军都指挥使均王朱友贞，速诛友文。朱友贞不知是假，即诱入友文，将其杀掉。友文妻王氏，还没有奉朱温之命去汴梁，就被朱友珪派人杀了。一面又对外宣布伪诏道：朕艰难创业，逾三十年，托于人上，忽焉六载，中外协力，期于小康。岂意友文阴蓄异图，将行大逆，昨二日夜间，甲士突入大内，赖郢王友珪忠孝，领兵剿戮，保全朕躬。然疾因震惊，弥致危殆。友珪克平凶逆，厥功靡伦，宜令权主军国重事，再听后命。
这份伪诏大概意思是说，“我”经营天下三十多年了，登基称帝有六年，大家过得都还不错。可朱友文这个畜生居然想谋反，昨天晚上，有一刺客进入我房要刺杀我。幸好郢王友珪及时赶到杀了刺客，又诛了朱友文，保全了我性命。但是我因为受到惊吓，病更加重了。连朝政都难理，现在我就把军国重事托付给郢王友珪，他就代表我。
朱友文，这个一无所知的人就这样间接地被兄弟朱友珪杀掉了。甚至在他死之前，他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为太子，而且在朱温病入膏肓的情况下，他很快就会成为一国之主。可惜，这一切对死人来讲已经变得毫无意义。
他的死和秦始皇太子扶苏之死是惊人的相似，都是父亲在最后一刻认可的接班人，都是自己的弟弟借着已死的父亲的命令诛杀之。所不同之处在于，扶苏是自杀，便给后人留下了几许伤感，朱友文是被另一兄弟诱杀，所以只是让人感到惋惜而已。之于死，主动与被动竟然相差这么远。
对于朱友贞是如何诱杀朱友文太子的，史书毫无提及。这对朱友文的轻视可以想见。事实上，关于朱友文，《新旧五代史》中都是异常的简略：博王友文，字德明，本姓康名勤。幼美风姿，好学，善谈论，颇能为诗，太祖养以为子。太祖领四镇，以友文为度支盐铁制置使。太祖用兵四方，友文征赋聚敛以供军实。太祖即位，以故所领宣武、宣义、天平、护国四镇征赋，置建昌宫总之，以友文为使，封博王。太祖幸西都，友文留守东京。
对于一朝的太子居然简练到如此程度，可见，后人对这位太子并不持认可态度。即使持了这种态度，将这样一位太子放到五代的君不君臣不臣的乱世里也是没有一点可认真写下来的的必要。
他的死从表面上来看，是朱友珪大逆不道所致。但要追根溯源，杀他之人非朱友珪，而是他父亲朱温。朱温以背叛黄巢起家，历唐朝三帝：僖宗、昭宗和他所立的傀儡昭宣帝。在打天下时，他的军事才能与政治才能就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待称帝后，他与宰相敬翔共同为治理后梁做出了诸多贡献。但到了晚年，他却忽然变了一个人，除了年轻时疑心病重和奢杀之外，还好淫。
这种淫是常人无法想象的，当然，谁也想象不出。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他淫的对象是常人无法想象的。他把封建道德礼仪统统地视为脚底泥，他把淫的对象从大臣的妻子儿女升到儿媳妇身上来。
朱温共有七个亲生儿，长名友裕，次为友珪、友璋、友贞、友雍、友徽、友孜，友孜一作友敬。算上义子朱友文共称八儿。友裕早死，追封郴王，友珪为郢王，友璋为福王，友贞为均王，友雍为贺王，友徽为建王，友文受封博王；最小的儿子友孜当时很小，故未得王爵。除了大儿子朱友裕早死，妻子未娶，小儿子友孜年纪尚小未成亲外，其他六个人都有妻子，而这些妻子在丈夫常于外地征战时都在朱温床边，朱温美其名曰：侍寝。
丈夫在外为其打江山，妻子为其解决生理需求，朱温这个皇帝做得的确乐不可言。但弊端就此产生，妻子总为在外的丈夫打算，所以在大情小事上无论朱温偏向于哪一个皇子，都会引来其他皇子的嫉妒。即使是朱温很客观地为某个皇子办了一件事，在其他皇子那里，也是因为该皇子的媳妇的缘故。
朱友珪很显然就是这种思想的坚定认可者，他虽然自己不具备太子的才能，但因为除了大哥朱友裕死后，他就名正言顺地成了朱温的长子。在这种心理下，当他听到父亲把皇位传给朱友文——一个外人时，第一想法就是：因为朱友文的妻子王氏。
于是，才出现了寝宫兵变。朱温在淫上面得到了报应——被穿肠破肚，而仅仅这一点惩罚是难以消苍天之恨的。于是，他唯一的一个有才能的儿子朱友文替他把还上了这笔帐。
朱友文之功
公元883年三月，朱温因平叛黄巢有功，被封为宣武节度使，十月，又兼宣义军节度使，公元898年三月，又被封为天平军节度使，该年五月，又兼护国军节度使。从这以后，朱温领四镇，实力已完全可以问鼎唐皇。
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继续扩大自己的势力就成了迫在眉睫的事情。朱温手下的敬翔说，自古兴兵可以成大事者，必要有强大的后盾支持。所以，不可无兵，必要有盐铁与粮食。朱温认为可。于是，将这样的重任交给了朱友文，任命他为“度支盐铁制置使”。所谓“度支”，是指掌管财政预决算收支的职位，所谓“制置使”，是指在军事行动前后为控制一方秩序而设的职位。这样，朱温便开始了他的四方用兵，而朱友文在朱温用兵过程中，征赋聚敛以供军实。自此，到朱温称帝的八年时间里，朱友文为后梁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
公元901年，藩镇主李茂贞将唐昭宗挟持到凤翔，朱温赶到凤翔救昭宗，在经过一次正面交锋后，李茂贞自知不敌，坚守城池不出。朱温远道而来，又屡攻不下，粮草殆尽。只好回于河中，不久，朱友文送来大批粮草，朱温再次起兵攻击李茂贞所坚守的武功。此一战一直持续了两年，两年后，李茂贞城中粮食短缺，出城投降。朱温得以围困李茂贞两年，其功全在朱友文。
公元906年，昭宗让朱温总判盐铁、度支、户部等三司事，朱温不做，原因很简单，他已经有了一个朱友文，这些官职早已在他掌控之中了。
公元907年，朱温称帝。以汴梁为都城，称东都，就是后来的开封。五月，大封群臣与家人。在朱温称帝初期，看他一些所为似乎是一个明君。比如，他以唐朝故臣张文蔚、杨涉并为门下侍郎、平章事，又以御史大夫薛贻矩为中书侍郎、平章事。
他还用尽各种办法搜访贤良。或者是将一些处于下位的有才之人提升。有明政理得失之道规救时病者，可陈章疏。有处于深山老林中不求闻达的人，派人用厚礼去请。在对待以前的战友上，他进封河南尹兼河阳节度使张全义为魏王，两浙节度使钱镠进封吴越王。在家人的赐封上也是尽其所能，慰其所欲。封皇兄全昱为广王，皇子友文为博王，友珪为郢王，友璋为福王，友雍为贺王，友徽为建王。
公元908年，把自己曾住过的在汴梁的旧第建为建昌宫，改判建昌院事为建昌宫使。他当初四处征战，兵马仓库籍繁，都出于建昌院，改院为宫，足见其对此后勤工作的重视。
公元909年，朱温迁都洛阳，在汴梁，他做了如下安排：以尚书兵部侍郎李皎为建昌宫副使，兵部侍郎姚洎为卤簿使，开封尹、朱友文为东都留守。
朱温建国后，首先面临的不是人人的口诛笔伐，而是李克用、刘仁恭，杨行密等藩镇势力的威胁，为了建万世之业，他只能把重点放到军队上来。想要兵强马壮，就必须要重农。重农既可保证兵源，又可以保证兵马之食。
后梁能在那么艰难的条件下生存了十七年，正是得益于朱温的重农改革。而在改革中有两个人起的作用是最大的，一个是宰相敬翔的智略，另一个就是朱友文的执行力。在当时的中原，河南属于中原地区土地比较肥沃之地，作为东都留守的朱友文推行改革自然责无旁贷。也正是这一段时间，从公元907年到公元911年，朱温深切地体会到了朱友文的经济治理能力。所以，当他在西都洛阳肆意淫荡时，可以谁都不见，但当听说是博王来时，必招之前，嘘寒问暖。
公元911年二月，蔡州发生叛乱，蔡州刺史张慎思懦弱无能。朱温将张慎思叫回洛阳，因为没有合适的刺史人选，所以迟迟不安排蔡州刺史。就在这时，右厢指挥使刘行琮乘虚作乱。顺化指挥使王存俨没有得到朱温之命便发兵剿灭了刘行琮，随后又将刘之将士归为己用，他手下的郑遵和将士们想推王存俨总管蔡州。朱友文识其狼子野心，迅速发兵要剿王存俨。兵至鄢陵，朱温急忙给朱友文写了一封信：“王存俨刚剿灭了刘行琮，这是大功一件，如果你现在讨伐他，他一急之下必会反，这样，蔡州就飞了。”
朱友文只好还军汴梁。他出兵是因为识破了王存俨的阴谋，想要霸占蔡州。而他见多识广的父亲想的却是，保得一时平安就没有必要动兵。况且，他把朱友文留在汴梁作留守，不是为了打仗，而是要他以后可以治理天下。
朱友文虽然也是从乱唐过来的人，但他只是一个文官。他的任务就是用各种各样的办法在乱世里保障父亲的军队不受到后勤的拖累。整个唐末与后梁时期，各地有称帝称王者不计其数。而从朱温总理四镇，以汴梁为根据地到朱温建梁一直到朱友文死，整个汴梁周围没有一人称帝称王。当然，这似乎要因于朱温的征战杀伐所起到的震慑作用，但朱友文经营汴梁达十年之久也是一个关键因素。
史书说朱友文：“幼美风姿，好学，善谈论，颇能为诗”，若从这几句话来讲，这俨然是个翩翩美少年，并且有文化，有思想，有能力，有吃苦的劲头。
也正是这样的人，对于五代时期“王侯本无种，兵强马壮”的现实特别愤恨，所以，当他一听到王存俨想要以功让朱温允许他总揽蔡州事务时，他怒不可遏。不等朱温下令，便以东都留守的身份对其进行讨伐。
父亲已是通过不正当渠道称帝了，可既然木已成舟，做儿子的难道还会责怪父亲吗？但他绝不会让人在父亲的统治区域内再生事，出于他为维护父亲统治地位的目的也好，出于痛恨众人以称帝称王的时代也好，总之，他是怀着仇恨之心想要剿灭王存俨的。
朱温何时收其为养子，史书没有记载。这位生前不知自己已是太子的人在后梁的建设中很好的巩固了东都汴梁，但却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朱友文死的时候，美丽的妻子也随之跟着去了，后梁东都汴梁为之一暗。史书上称，乾化二年，汴州地震。
现在想一想，朱友贞在杀朱友文时，最后跟他说的是什么？朱友文是否反抗了？用他对后梁的大功加以反抗，用他父亲对他的信任加以反抗。但一切都不得而知，笔者疑心，朱友贞杀朱友文肯定是很痛快并且快乐的。因为父亲对这个外人的宠爱，因为这个人的治理东都汴梁的能力屡让父亲在亲生儿子们面前夸奖之。所以，他叫人下手的时候一定是微笑着看着朱友文死去的。更或者，他可能是亲自动的手。
如果朱友裕还在
朱温是非常器重朱友文并疼爱的，910年，朱友文从汴梁到洛阳，父子两人朱温的寝宫长谈多时。912年四月，朱友文又来到洛阳，请朱温还汴梁。朱温同意，但到了黎阳便病倒了。朱友文只好留在黎阳，照顾朱温的饮食起居。为了让父亲的病快些好起来，朱友文在朱温回到洛阳后，将新创的食殿开放。献入内宴钱三千贯，银器一千五百两，乃即就食殿开宴，召宰相及文武从官等侍宴。酒酣兴发，朱温高兴异常，就想去九曲池划船。池不是很深，朱友文又特意为其准备了一艘大船。谁想到，荡入池心时，突然起了一阵怪风，竟将朱温所乘的舟吹覆。朱温堕入池中，幸亏朱友文与船上侍从竭力捞救，才没有被淹死。
上岸后，早已经魂不附体，上下牙打架了。经过这一惊吓，朱温的病情便更加严重了。待他回到汴梁后，夜间屡不能眠，常令人通宵陪着，还觉惊魂不定，寤寐徬徨。就在这个时候，与李克用进行战争的燕王刘守光屡陈败报，一再乞援，朱温病不能兴，召语近臣道：“我经营天下三十年，不意太原余孽，猖獗至此，我观他志不在小，必为我患，天又欲夺我余年，我若一死，诸儿均不足与敌，恐我且死无葬地了！”语至此，哽咽数声，晕了过去。
难怪朱温要晕过去，他与晋王李克用争斗了尽三十年，双方各有损失，也有所得。但让他想不到是，尽三十年的争斗始终不能了结。李存勖在父亲李克用死后励精图治，屡屡在战场上挫败朱温军队。朱温手下不是没有猛将，但真正效忠他的猛将早已经死在战场上了，而有一些人根本就不给他出力。这个时候，他不由地想到自己的大儿子朱友裕，更让他心痛的是，这个本该是太子的朱友裕却早早的死掉了。
死后被追封为郴王的朱友裕很小就喜欢打打杀杀，特别于射御一技，似有神助。朱友裕年纪稍长，便跟随父亲朱温四处征伐。唐中和中，朱温被封为宣武节度使和与李克用追击黄巢。其时，二人共同攻围华州，黄巢的弟弟黄鄴首先用士兵之力死守华州，又用士兵之嘴大骂李克用这个少数民族和朱温这个叛徒。两个人都是性格暴烈之辈，怎么可以忍受这种咒骂。李克用命手下人向城上放箭，但箭是射出去了，但骂他们的兵士还在那里站着继续骂呢。
李克用乃是沙陀人，骑射似乎就是这个民族与生俱来的。他所率领的“鸦儿军”个个都是神射手，可这一次却丢了脸。朱温见李克用的手下连连不中，便回头看了一眼朱友裕。朱友裕发现李克用的兵士之所以射不中那人，是因为角度有问题。他找了一个适宜的角度，取箭，拉弓，一箭而中。两军将士齐声欢呼，声震山谷。李克用手下猛将多如牛毛，但还是对朱友裕赞赏有加，赐其良弓百矢。
但就是这样一位有勇有谋的人，却间接地死在了父亲手里。当初，朱温任宣武节度使，镇守汴梁，过不久，朱温伐徐，当时的军阀朱谨领兗、郓之众，在外援骚扰朱温。朱温大怒，命友裕率兵击之，朱友裕一战告捷，斩获朱谨甚众，朱瑾领着几员残兵逃跑。朱友裕觉得战争的重点在徐，而不是朱谨，所以，当朱谨跑掉时，他便没有追赶。
当时的都虞侯朱友恭认为朱友裕这样做必有他图，便写信告诉了朱温。朱温也害怕这个勇谋兼备的儿子造反，就写信令都指挥使庞师古代朱友裕统领部队，让朱友裕暂且主持许州事宜。
但是，这封信却落在了朱友裕手里，根据对猜疑心过重的父亲的了解，朱友裕大恐慌，便带了亲信数人跑进山里。可后来一想，自己根本就没有谋反之意，这样一跑反而不是弄假成真了嘛。他派出人去四处活动，希望能找到父亲的爱将将自己的冤屈达上听。这件事让朱温的老婆，也就是后来的元贞皇后知道了，她给朱友文送信，叫他以平民打扮入汴梁，自己一定会想办法搭救。
朱友裕一大早晨就去见朱温，跪在庭中，泣涕请死，朱温大怒，叫左右拉他出去，欲斩。张皇后急忙走进庭来，拉起友裕哭着说：“你束身归罪，岂不欲明非反乎？”
朱温的脑袋清醒了那么一时，才赦免了朱友裕，命他掌管许州事务。后又加封为检校司空、武宁军节度留后。接着就是一系列封爵：朱温下东平，封其为天平军留后，加检校司徒。天复初年，命其为国军节度留后。朱温得到河中后，又以他为护国军节度留后，寻迁华州节度使，加检校太保、兴德尹。在天祐元年七月，又令他兼行营都统，领步骑数万，经略邠、岐。但就在这年的十月，朱友裕忽然得病，在返回来的路上，死于梨园，归葬汴梁。朱温得知朱友裕死后，痛哭流涕，就和他后来与近臣说自己死无葬身之地时一样，晕了过去。
史书说，朱友裕“性宽厚，颇得士心。”大概也正是因此，在围攻徐州时，朱温才听风是雨，觉得他要造反。
与朱友文相比，朱友裕在军士中声望颇高。在五代那样的乱世，谁掌握军队，谁就有可能称帝称王。朱温后来觉得他的每个儿子都有造反的可能，但只是对两个人放心，第一个是朱友文，因为在朱温眼里，这个义子开创不足，但守成有余；另一个就是朱友裕，经过了那次事情后，朱温时不时地把军队大权交予他手，比如天佑元年七月讨伐邠、岐，他将大部军队都交给了朱友裕统领。
如果朱友裕还在，朱温不可能说出那句“死无葬身之地”的话来。他的几个儿子虽然也是武将，但和李克用的大将比起来，实在有儿童与青年的差距。他后来之所以亲徕于朱友文而对其他儿子默然，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儿子里没有一个可以挑起与李克用家族对峙的担子来。按朱温的脾气和武夫特质，他肯定会骂自己怎么生了一群饭桶。
如果朱友裕不死，太子之位定是他的。因为从任何地方都没有发现朱温对这个儿子有什么偏见，况且，朱友裕是老大，而且在梁建立后与李克用家族的争斗使得朱温必须要选择一个武人来继承衣钵。那么，就不会发生朱友珪血洗宫廷的惨剧。因为他的这些儿子还是很佩服大哥朱友裕的，即使朱温淫乱不堪，朱友裕掌握的军队就完全可以将这一切摆平。
当朱友裕死后，朱温身边剩下的不是笨蛋就是有叛逆之心的人。这些人手中所掌握的保护朱温性命的军队随时都会反过来把朱温置于死地。倘若朱友裕还在，保护朱温的使命必将是朱友裕还不是后来跟着朱友珪进去杀他的左龙虎军统军韩勍。因为从朱友裕“束身见朱温”一事来看，朱友裕显然不是父亲眼中的谋反之人。况且，倘若他反，早就有反的资本，何必要等到朱温病重时呢！
但朱友裕却死了，他给父亲留下的是死无葬身之地的悲叹和兄弟屠戮的惨剧。关于朱友裕的死，史书上只含糊地说了一句：“友裕以疾卒。”至于什么病，史书并没有讲，我们可以来分析一下朱友裕的病。
朱温怀疑他要反，险些就杀了他。这让这位一直忠心于父亲的儿子在以后的岁月里总是谨小慎微，如临深渊。但在朱友裕看来，父亲怀疑自己要反只是一个主因，还有几个此要因素。在景福元年，朱温攻郓，朱友裕先行，在斗门驻扎，想不到晚上被郓兵围攻，朱友裕领兵撤退。朱温在赶来的路上时，不知朱友裕已经跑了，所以因为没有防备而损失惨重。朱温恼火非常，后在一偏僻村落遇到了朱友裕，这一事件让朱温对儿子的勇猛失去了信心。可过不久，围攻濮州的朱宣时，身为先锋的朱友裕行军速度过快反而与后赶上的朱温失去联络，朱温又很倒霉地遇上了朱宣的几员猛将，扭头逃跑。朱宣的人紧追不舍。朱温跑来跑去就跑到了一大沟前，如果不是沟中有些碎木头让马过去，朱温很可能被活捉了。这两件事让朱温雷霆大怒，但因为在其儿子里的确没有一个能比得上朱友裕，他还是重用朱友裕。又过了些时日，就发生了朱友裕不追朱谨事件。
朱友裕的病症很可能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的，一方面，他竭尽所能为父亲出力，把自己的身体置之度外，另一方面，又要费尽心思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要父亲相信自己绝不会谋反。身心疲惫之下，自然死神就来临了。
所以说，朱友裕与朱友文一样，都是间接地被朱温害死的。
迟到的正义
朱友珪杀死父亲和朱友文后，因为名不正言不顺，人心不附，谋臣猛将都不听他指挥，加之他本人的放纵，给当时在东都汴梁的朱友贞创造了机会。朱友贞在杀掉朱友文后总心神不宁，他也想报仇。但当时的情形是，他手里没有过多的军队，后梁军队都在杨师厚手里。所以，他首先取得了杨师厚的支持，然后又激怒了在东都的龙骧军，朱温的外甥侍卫亲军都指挥使袁象先也参加了进来。913年3月27日早晨，他带领人马冲进了洛阳东宫。朱友珪得知这一事件后，便自杀了。朱友贞称帝，历史上习惯称称其为“末帝”。
他登基的第一件事就是以痛苦的姿态对父亲的大业进行颂扬，并略带了点良心似的将朱友文实事求是地夸奖了一翻。在其登基诏书中，说道：我国家赏功罚罪，必叶朝章，报德伸冤，敢欺天道。苟显违于法制，虽暂滞于岁时，终振大纲，须归至理。重念太祖皇帝，尝开霸府，有事四方。迨建皇朝，载迁都邑，每以主留重务，居守难才，慎择亲贤，方膺寄任。故博王友文，才兼文武，识达古今，俾分忧于在浚之郊，亦共理于兴王之地，一心无易，二纪于兹。尝施惠于士民，实有劳于家国。去岁郢王友珪，常怀逆节，已露凶锋，将不利于君亲，欲窃窥于神器。此际值先皇寝疾，大渐日臻，博王乃密上封章，请严宫禁，因以莱州刺史授于郢王友珪，才睹宣头，俄行大逆。岂有自纵兵于内殿，却翻事于东都，又矫诏书，枉加刑戮，仍夺博王封爵，又改姓名，冤耻两深，欺诳何极。伏赖上穹垂祐，宗社降灵。俾中外以叶谋，致遐迩之共怒，寻平内难，获剿元凶，既雪耻于同天，且免讥于共国。朕方期遁世，敢窃临人，遽迫推崇，爰膺缵嗣。冤愤既伸于幽显，霈泽宜及于下泉。博王宜复官爵，仍令有司择日归葬云。
此诏书于生者朱友贞还可以给活着的人“明君‘拨乱反正’”的好印象，但于死者朱友文却毫无意义。这是一份迟到的正义，迟到的正义等于没有正义。当初，朱友珪命人杀朱友文，不是没有人表示怀疑诏书之伪，但朱友贞却怀着忠于父皇的心将其杀掉了。
表面来看，朱友珪得到了报应——曾经杀死父亲的仆人冯廷谔在他的命令下将其杀死。导致这一结果实现的就是曾杀死朱友文的朱友贞。但实际却是，朱友文的冤并没有被申。因为朱友贞的直接出发点就是夺皇位，而不是替太子朱友文报仇。但他起兵时一定和朱友文掌控近二十年的汴梁官僚们达成了一致，而这种一致的背景应该就是：为太子朱友文报仇。所以，汴梁的大小官僚都给予了他支持。这除了朱友珪的倒行逆施之外，朱友文的影响力绝对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朱友贞其实也不过一个武夫，也就是在他手里，朱温辛苦打下来的大梁江山一股脑地送给了后唐李存勖。
生活在周朝时的孔子说，如果我不知道夏朝的礼仪，那我就看商朝的礼仪，如果我不知道商朝的礼仪，我就看周朝的礼仪。因为这三个朝代的礼仪都是循序而进，并再不断地完善中的。
同样，如果不知道朱温的残暴统治，那么就看朱友珪的愚蠢统治，如果不知道朱友珪的愚蠢统治，那么就看一下朱友贞的愚蠢统治，父子两代对国家的统治可谓异曲同工。
有时候真的很讨厌那个时代，大都是枪杆子子里出政权。柔弱的儒家或是略带了些仁慈的人在那个时代就无法生存，每一个政权交替时，活跃在台前幕后的都是可恶的武人。他们打下了天下，却又以打天下的方法来治理天下，没有不迅疾灭亡的。客观一点来讲，朱友文在那个时代必须要去死。因为乱世容不得“不以武力治天下”的人存在的。
有人说，朱温之所以选择朱友文当皇帝，是因为朱友文之妻王氏貌美，博得了朱温的宠爱。正所谓夫以妻贵。
的确，朱温在淫乱上是有别人所不能望其项背的本事，但如果把他的淫乱与继承人问题等同起来似乎就说不过去了。朱温从参加黄巢起义军，后又洞悉形势回归大唐，又以无数战功被唐昭宗封为梁王，并领四镇。这一切不仅仅是靠蛮力就能得来的，在五代史上，无论是在战争中还是在政治上，最狡猾之人非朱温莫属。
后来之所以敢杀唐帝而篡唐，也是因为他审时度势，认为天下可与自己抗衡的人所剩无几。并不似其他武人那样手下兵将一多就敢称帝。
他后期的淫乱只是短短的三年而已，在这三年之前，由于他的老婆张皇后在世，作为一个男人，他是十分老实的，作为一个皇帝，其品德上在五代时期还是说得过去的。
况且，他虽然淫乱到儿媳，但并没有将对儿媳的宠爱转移到儿子们身上。也就是说，他还不糊涂，不然，他不会说出自己死后将无葬身之地的话来。
在他临死前的一年里，他还在与李克用家族争斗，并四处搜访贤良，与宰相敬翔商讨国家事务。临死前对朱友珪的安置可看出其并不糊涂。
他之所以选择朱友文，不过是因为平时就对此义子倍加宠爱，王氏在他身边只不过是一个润滑剂的作用。至于大问题大方向，以狡猾而闻名五代的朱温还是凭着自己的头脑来进行策划并运作的。
可惜他永远也不会知道，他所精心策划的一切并没有运作起来时，就被自己的亲生儿子彻底的打乱了。
朱友文以谋反罪名被诛的一年后才得以昭雪，而这个昭雪的人正是当初杀他的人，命运似乎跟朱友文开了一个太大的玩笑。对于这份迟到的正义，朱友文，这个五代时期的第一位太子在九泉之下不知作何感想。
是心甘情愿为父亲偿还淫乱之债，还是悔恨自己生不逢时，遇到了朱温这个混帐干爹！
太子允礽：浮沉谁做主
满清进关后，一切都效法汉人，在立太子上也效仿了三代帝王，直到允礽的出现。他不但在满清史上，即使是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一个奇迹。两立两废，害得活了那么多年的康熙都有些烦躁不安了，但这位明君却不死，还活着。而他在活着的同时还“培养”了无数个儿子来充当无耻的小人，允礽无法抵挡，也无处躲藏，只能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失败，然后回光返照似的崛起，最后又失败。
事实上，之与满清前几代帝王的“文成武德”，我们无法猜测允礽执政后的功绩是否会超过雍正，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光明磊落的做事，堂堂正正的做人，雍正绝不如他。
首立首废
康熙十四年十二月十三日，允礽被立为太子，其时才两岁。这是清以来诸帝中第一次打破旧制，明立太子。但他也是清朝最后一位被明立太子的皇子。
康熙对这个小太子的教育可谓煞费苦心，在他略懂事时，就亲自为他讲书。允礽也是聪慧异常，四岁时便能熟读四书。两年后，康熙又请当时大学士张英和李光地任皇太子师傅。并建“无逸斋”当其书房，还规定了严格的学习制度。一有时间，康熙就会去“无逸斋”，用各种问题考察太子。太子回答的常能让康熙满意，在允礽十岁左右，康熙便决定培养他的从政能力，常常带着他四出出巡，熟悉各地风俗习惯与当时的百姓疾苦，为的是让太子知道江山稳固之不易。
康熙的宠爱和大力培养，太子的聪慧好学，使得其少年早成。文武兼备，更为难得是，太子，体格健硕，相貌堂堂。在康熙身边，每当遇到康熙所不能解决或是左右为难时，太子会突然蹦出一个想法来，总让康熙心花怒放。
康熙二十九年，太子十六岁那年，康熙在亲征噶尔丹的途中忽然病倒。人一遇到病自然就会想到自己最亲的人，他派人去招太子和皇三子来塞北行宫请安。而两个儿子见到父亲的时候，却表现出了不一样的神情来。太子见到康熙的清瘦模样，却毫无悲戚之情，仿佛是看着别人的老父亲生病一样。皇三子却是泪痕满面，恨不得替父亲生病。
康熙当时就想，我带兵在外打仗，胜了还可以，若是不胜，这份忧愁谁来替我分担。我叫你们来不过是想分担一下我的忧愁，而这个允礽却没拿自己的这份意思放在心上。我在你身上花了那么多心血，我现在得了重病，你居然没把我当回事！这个儿子是不是木头？
这种想法是康熙出于父亲的角度来考虑的，但他充当父亲角色的这个同时还充当着皇帝的角色，这个角色如果对允礽的态度进行评价，事情就大了。康熙后来以皇帝的身份评价太子，愤懑道：“此人绝无忠爱君父之心。”
其实，这根本就是一件小事。我们知道得病的人神经脆弱，敏感，别人平时的一举一动可能根本引不起自己的注意，但自己生病时，这种举动就被他完全的吸收在眼里和心里了。当时的允礽不过十五岁，对于生老病死或许懂得一点，但绝对不是很深。况且，在他印象中，父皇永远都是那么健康，精神矍铄，老而不死的。康熙将这件事记在心里甚至达二十多年，可见其小题大做之能事。但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了康熙是很看中孝道的。
康熙本人就是个孝子，他侍奉孝庄文皇后近三十年，致爱尽诚，恭敬有加，有始有终。但他要求太子也如此，未免有些过分了。他能做到孝，人人称赞。但如果要求别人也和自己一样，就是己所欲，施于人了。况且，太子孝顺与否仅凭这一件事就妄下结论，史上称其为明君，实不敢苟同。但允礽的这件事情的确在康熙心上留下了不好印象，却是事实。
太子似乎和噶尔丹前生有什么深仇大恨一样，康熙三十五年二月，还是康熙第三次征噶尔丹，让太子处理朝中事务。比如行郊祀礼、处理各部院的奏章，如果是很重要的事就必须要诸大臣议定。
该年六月，康熙大破噶尔丹，返回京师，允礽率领文武百官迎接康熙。第二年，康熙又出兵宁夏，还让朝中事务归太子管理。
但就在康熙回到京城后，听到这样一件事：太子似乎疯了，见谁打谁，不管是朝中大臣，还是宫女侍卫，一律在他拳脚之下。康熙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但只是因为这样一件事就训斥太子或是给太子加上一个什么罪名，未免有些不入情理。打大臣算什么，他还经常处死大臣呢。
可这件事也不能就这样不了了之啊，既然不想治主人，那就打狗吧。于是，康熙惩罚了太子身边的几个人。由此以后，康熙对太子的宠爱在渐渐消退。但太子的疯症却越来越厉害了，首先表现在行为上，时时刻刻出手伤人；在起居上，白天睡觉，晚上生龙活虎；在饮食上，仿佛是饿死鬼托生，一顿要吃七八碗，饮酒必须要醉。由上可知，允礽过的是醉生梦死的生活。可这样一个人居然害怕打雷，一听到雷响，就如老鼠一样四处逃窜，魂不附体。
在康熙四十七年八月，康熙巡幸塞外，他总能发现允礽偷偷地在帐篷外向里窥探，这让康熙觉得太子是不是想谋反？当时正巧皇十八子允祄重病，康熙回京城试探，可康熙一想到太子的所作所为，居然对大臣们说了这样一段话：“允祄病没有事，一个小孩子得病不是很正常的事吗？你看看我，上有皇太后之忧，下系天下臣民之望，多难啊！”
这显然是一番气话，意思是太子盼望他早点死，可他还不能死，因为上有一个老皇太后，下面还有一群臣民。
该年的九月，康熙把太子召来，有集合了诸王大臣，谕：“允礽不法祖德，不遵朕训，暴戾淫乱，朕包容二十年矣。乃其恶愈张，僇辱廷臣，专擅威权，鸠聚党与，窥肆恶虐伺朕躬起居动作。平郡王讷尔素、贝勒海善、公普奇遭其殴挞，大臣官员亦罹其毒。朕巡幸陕西、江南、浙江，未尝一事扰民。允礽与所属恣行乖戾，无所不至，遣使邀截蒙古贡使，攘进御之马，致蒙古俱不心服。朕以其赋性奢侈，用凌普为内务府总管，以为允礽乳母之夫，便其徵索。凌普更为贪婪，包衣下人无不怨憾。皇十八子抱病，诸臣以朕年高，无不为朕忧，允礽乃亲兄，绝无友爱之意。朕加以责让，忿然发怒，每夜逼近布城，裂缝窃视。从前索额图欲谋大事，朕知而诛之，今允礽欲为复仇。朕不卜今日被鸩、明日遇害，昼夜戒慎不宁。似此不孝不仁，太祖、太宗、世祖所缔造，朕所治平之天下，断不可付此人！”
这就是废太子诏，当时的太子跪在下面，一副完全无所谓的态度，偶尔还笑两声。康熙听完自己所草拟的废太子诏后，大哭起来，最后因为哭得动作太过于剧烈，居然倒在了地上。
废黜太子后，康熙每每提到允礽，就失声痛哭，就像是一个自己经营多年的杂货铺倒闭了一样。大臣们里有人说，允礽虽然行事乖张，但谋反是绝不可能的。康熙现在根本不会想这个问题，允礽是否有谋反的心已经不重要，他废黜允礽无非是因为允礽违背了自己多年来对其的教导，这多年来在这位老而弥坚的皇帝来讲已是三十多年。做皇帝做三十多年，即使再做五百年也可以，可做太子的如果做三十多年还看不到自己做上皇帝的希望，那滋味无论是谁都受不了的。
康熙也不是没有考虑过允礽的感受，但能有什么办法呢，自己身体正壮，国内外还有诸多的事情等着自己去处理，怎么可能就因为允礽做了无聊的三十多年太子而把皇位让出去呢？
在废黜太子的许多天后，有人提到了允礽的疯病。一位大清帝国的太子养尊处优，饭来张口，衣来伸手，怎么会得上疯病呢？康熙也觉得奇怪，他亲自教育过太子多年，太子所读之书也不算少，允礽虽然与他事无知，难道连人心也失掉了？竟然做出这么多荒唐之事来？康熙似乎提到了问题的重点：作为皇太子的允礽虽然三十多年看不到皇位的希望，但他从小所受到的教育应该能帮助他“忍”与“熬”之道。在皇宫中，他即使不能如雍正那样假装念佛，但也绝对不会如疯狗一样四处咬人，居然还会去偷窥父皇的帐篷！他如果不是脑袋进水，他应该明白所做的这一切对自己的前途而言是多么的愚蠢。
那么，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性格突变，行事乖张，不符合常理似的把太子之位拱手让父亲拿了回去。在这位太子身上，似乎一切符合逻辑的推理都不能起到作用，他所做的一切已经不符合人之常情。我们研究他，只能从另外一个角度下手，而这个角度在他三十多年的太子生涯中就一直在照着他，一直没有离开过他的身体，包括他的影子。
允礽被废后
允礽被废不久，皇三子就开始为其申冤。他告诉康熙，允礽性情大变都因为蒙古喇嘛巴汉格隆。康熙不知道儿子怎么会和喇嘛扯上关系，皇三子就把事情完完整整地说了出来。据他所言，皇长子曾经请过这个喇嘛用巫术镇魇皇太子，并且拿出了证据——一套严格按照巫术所规定的纸人纸马。
康熙大惊讶，说：“我曾经想过这种事，但毕竟是传说啊。看来，传说的东西也不可不信。此术果然能让人移情别恋，性情大变。”
他又接着分析道：“一个正常人醉后伤人，醒后就后悔。可如果中了此术，似乎就是长睡不醒，自己所做的坏事，自己却不知道，有点梦游的意思。我觉得太子平时学问才艺都是人中之龙，他之所以到了这步田地，定是巫术所致。”
倘若我们对当时情景有所了解，就会对康熙的这段话表示莫大的怀疑。透过事情的背后，我们发现，早在允礽当太子时，朝中就已经形成了两股势力，第一股是太子党，这股势力的形成是理所当然的，每个太子身边都会有一群人为其出谋划策。因为太子是未来的皇帝，这些人中的大部分是出于对这位准皇帝的溜须拍马，一小部分是为了教育太子而保江山社稷永远。第二股势力是以皇八子为核心的八阿哥党，其成员有大阿哥，九阿哥，十阿哥，十四阿哥等等，朝中有一些元老级的大臣也支持八阿哥。一方面，八阿哥允禩的确才德兼备，聪明能干，交际能力突出，很是得朝臣之心。另一方面，康熙总是不死，允礽做了三十多年太子，即使他自己不着急，别人也着急。就像是看着一棵果树上的果子多年不落，果树的主人不摘，外人也很想去摘一下了。八阿哥就是这个外人，而且在很早以前，他就想摘这个果子了。
本朝因为是少数民族，以武力征服天下。所以，在他们这些人眼里，最有效让人信服的方法就是使用武力。这种思想波及到了立储问题上来，就是，允礽虽然被立为太子，文治多么优秀并不是主要的，主要看武功。也正是因为这种思想，所以，八阿哥党里的头目并不是大阿哥，而是老八。
皇三子给老爹报信说大阿哥曾请喇嘛用巫术镇魇太子，康熙感叹了一阵后就想到了这是不是太子之争的延续。从各种史料来看，康熙的确考虑过要立八阿哥做皇太子。因为这个儿子的确有做太子的能力，并且，朝中大臣对这位太子的印象也是非常的好。在一次征询大臣们立太子的意见时，他满心欢喜地提到了八阿哥的才能。这种明目张胆的暗示对于那群乖巧的臣下们来讲简直就是告诉他们，自己要立老八为皇太子。大臣们自然不会丢掉这份给未来皇帝拍马屁的机会，以大学士马齐为首的朝廷大臣们纷纷上疏让康熙立皇八子做太子。
就在这个时候，也就是康熙看到了朝臣们随声附和的奏疏时候，脑筋一拧，他大怒。他想，好不容易把太子党剪除了，又冒出了一个皇八子党。什么时候兴起了拉党结派了？这种习气要不得。这个时候，被人家告了一壮的大阿哥站出来了，跟康熙说，父亲您要是立八阿哥做皇太子的话，我会尽我所能来辅助他。康熙还没听完他的话，就把他踢翻在地。这位老头当时肯定想的是，你怎么尽你所能？找几个巫师神汉来咒别人死？
如果单从康熙踢翻大阿哥这件事来看，康熙简直是个混蛋。首先，是他暗示大臣们皇八子是个不错的太子料。当大臣和大阿哥按照他的暗示这样做的时候，他又翻悔了。我们可以说，他是个糊涂老头，因为年纪大了，而患上了喜怒无常的坏脾气。
但是，当时的情况只能容康熙如此做。允礽被废后，皇八子党的势力从以前的遮遮掩掩变成了明目张胆。与大臣结交，大臣们自然也是聪明居多，看到康熙已老弱成那副德行，迟早要玩完的，便找将来的靠山，而皇八子无疑是最佳人选。在允礽没有被废黜时，势力还如三足着地，康熙在这两股势力中仍旧是居于主导地位的。因为另外两股势力当时并不针对他，而是各自在咬。可当他把允礽这股势力切除后，另一股势力就开始咬他了。虽然，作为文治武功的康熙大帝并不怕自己的小毛孩子，但他必须要考虑身后事。他可以安安全全的去死，但死后，他的大清江山谁来做主？他的孩子们会不会立即在他棺材前抽刀拔剑，一不小心再把自己的尸体刺一窟窿？
这一切对于一个老人来讲，是必须要考虑的。老人都害怕死，并不是害怕死亡给自己带来的痛苦，而是怕死后不该发生的事。
他决定，再次立允礽为太子。虽然，这个废太子还在发疯，但一个疯人平息眼下的事情是最好不过的了。
再立再废
康熙四十八年三月，废太子允礽复立。短短的五个月，允礽从失去太子之位到得到太子之位，一点也没有欣喜之情。太子之位对于他来讲，几乎等于可有可无了。如果他不疯，他的真心想法就是想当皇帝。康熙再立他，他或许也应该知道为什么，第一是，为了稳定内部各皇子之间的倾轧纷争，在立他的同时，康熙将诸子大都封王。第二，康熙之所以再立他，是因为康熙的确很疼爱他，又因为发生了喇嘛事件，康熙认为他是被冤枉的。他的所作所为的确受到了妖术所致。
无论我们是否相信康熙相信妖术这一说，但就其当时的情形来讲，复立允礽的确是平息一切矛盾的最好办法。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讲，允礽都有被立的资格。他是废太子，而当时康熙所找到废黜的原因在现在看来是错误的，是有人搞鬼，所以，这就是一件冤案，现在复立他不过是给他平反而已；第二，皇八子的势力正在逐渐扩大，必须要找出一个与他抗衡，或者说吸引这股势力转向的力量。这力量必须是允礽，其他人没有条件也没有资本。
这样看来，康熙所以再立允礽，一半原因是出于感情因素，另一半是出于把皇八子压到自己身上的重量分出一半去给允礽。可康熙老头似乎忘了一件事，允礽的疯症的确受到其他皇子的压力所致，但最大的原因还是因为他总不死，而让允礽感觉前途渺茫。他欲复立允礽时问他，当初你做了什么还记得吗？允礽回答，朦胧，朦胧，什么都不记得了。康熙便对大臣们说，太子的确是被坏人给搞成这样的，现在重新立他为太子，希望他的病马上能好起来。假设，允礽的疯病没有好，那么，立这样一个疯太子又有什么意义？假设，他的病好了，允礽会忘记自己已经当了三十多年太子却还得不到皇位的事实吗？他会忘记自己最亲近的大臣索额图被父亲处死的事情吗？
史料证明，允礽的疯病好了。所以，康熙五十年十月左右，康熙发现诸大臣为太子结党会饮，其步军统领托合齐，尚书耿额、齐世武都在其中。康熙恼火非常，他认为这是太子又想成立太子党。步军统领托合齐本是太子乳母的丈夫凌普朋友，曾任内务府总管，凌普的贪横弄权为康熙所深知。步军统领其实就是九门提督，等于后来的京区卫戍司令兼警察署长，如果成为太子的死党，康熙的安全就很容易受到威胁。当初索额图担任的领侍卫内大臣，也是正一品，也是握大权的要职清制，武职之正一品官与文职之大学士相当者，即为领侍卫内大臣，掌统领侍卫亲军。现在去了索额图，来了托合齐，康熙当然放心不下。不久，他便以对付索额图的办法将托合齐、齐世武处死。处死理由为：两人贪污受贿太子二千两白银。并发了一道上谕说：“诸事皆因允礽。允礽不仁不孝，徒以言语货财嘱此辈贪得谄媚之人，潜通消息，尤无耻之甚。”
允礽在这件事以后，病又复发。但这次病症主要表现在言语上，“古今天下，岂有四十年太子乎？”他向着苍天大喊，质问苍天，并且也间接地质问父亲。
他在太子之位并没有四十年，他似乎在四舍五入。也许四十年不过是一个虚数，他那声长叹还可以这样来叙述：古今天下，岂有一辈子太子乎？
他被复立太子后，企图重新结纳亲信，扩张势力的欲望本就很正常。这时的他已经三十五岁，而其他几个皇子的势力正在慢慢地扩大，这样的形势放在任何人面前都会有所耽心的。万一出变故该怎么办？万一，自己再被废了该怎么办？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么不可预知，也不可能让他放心。就在他时时担心的时候，又有谣言说“东宫虽复，将来恐也难定”。这话对他来讲惊鸟之弓。这个时候，他太着急了，慌中难免会出错，可这怪不得他。因为山雨欲来风已满楼。他嗅到了那种腥风的味道，他只是想尽快即位做皇帝而已。
康熙五十一年十月，康熙允礽黜废，禁锢咸安宫。从此，允礽消失了，彻底地消失在皇帝宝座前。只是因为他那句仰天长叹的话，只是因为康熙觉得这个太子仍旧如从前一样结党营私。也是从这以后，康熙彻底放弃了再立太子的打算，后来，他虽然命大学士、九卿等裁定太子仪仗，但到死也没有使用，或许是没来得及使用。
允礽太子的第二春只不过三年零七个月，在这三年零七个月里，皇八子党并没有闲着。有关于太子允礽的坏事一件都跑不了，他们都将这些事情上报给康熙，没有的事，他们就捕风捉影。康熙将允礽废黜后，他们安静了一段时间，可过不久，这些人又跳了出来。
有一天，康熙忽然发现，允礽已经没有力量再与皇八子党抗衡了。他的结党活动完全是小儿科，难成大事了。这样一个太子，即使有一天把位置传给他，他能保得住吗？康熙叹息，这个可爱的老头也不想想，是谁把太子的势力折腾成现在让他叹息的田地的。一方面，他想要允礽长得更加茁壮，另一方面却总挖允礽的墙角。矛盾，后人可以看到他矛盾的心态，而他自己却觉察不出来。也正是因为允礽的力量严重削弱却想要增加力量，所以，太子之位的争斗更加白热化起来。最后，康熙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只好废黜允礽。后来史学家认为，允礽的再废，防止了政变的政变。如果不废，允礽父子之间，兄弟之间的纠纷必将愈演愈烈。
但是，允礽的被废黜，并没有改变后来雍正对兄弟的杀戮，反而因为允礽的被废黜才导致了雍正这个奸诈小人的“归来”。
不该有的浮沉
如果可以给历史人物加一个属于人性的评论，那么在允礽的评论中，就应该有一句话是：他失败了，败在了人性上。从这位大清第一位皇太子也是最后一位皇太子的经历来看，他是一个不适合打仗的满州贵族。
康熙对他的教育完全是中原文化的那一套儒家思想，但是，允礽对这一套思想似乎并没有领悟透彻。在这位皇子身上，同时有满族马上的征战杀伐血液，而康熙又强行把仁义那一套儒家思想灌进他的血管里。两种血液并不会交融，只会抗衡。
不得不说的一点是，这种抗衡只能导致了允礽既有儒生忍辱的一方面，也有骑士性情暴躁的另一方面。当两者到了完全不能融合的时候，就会突现出来。所以，允礽能做那狗屁太子达三十多年，又不能忍到最后。
其所犯之疯症，我们宁愿相信是他的性格的另一面在作怪，也不愿意相信是巫术的力量。巫术可是伪科学啊，一旦相信了，我们就是在搞封建迷信，是要受到唯物主义者唾骂的。
和允礽有关的事情大概只有那么几件，第一件是他性情大变，把人往死里打，第二件是，他偷窥康熙。
如果我们把第一件事放到当时的环境下来讲，大概有如下解释，第一是他血液里本来就有的满州民族的脾气暴躁被儒家思想围追堵截了多年而爆发出来的；第二个解释是因为大阿哥找的那个喇嘛在拿针扎一个小人，并且口中念念有词。第三个解释，很可能是儒家思想的变相搞怪。孔子说，有道则现，无道则隐。允礽错误的理解成，有道则好好做太子，无道就拼命折腾，以示对康熙活了那么多年的反抗。
至于他的第二件事，就有点鬼怪了。偷窥这种行为本身是必须要有目的性在里面的，不然，就不是偷窥，而是偶尔撞上。如果历史记载属实，那么允礽偷窥康熙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们还可以有如下解释。第一，允礽是故意的，因为他想让父亲知道，自己实在是他妈的不想当太子了，要么让自己滚蛋，要么把皇位让出来，不然，我就以怪诞的行为来骚扰你。第二，他的确是被那个口中念念有词的喇嘛控制了，身不由己地跑到康熙帐篷边上向里看，并且还故意弄出大响动来让康熙察觉。第三，他想刺杀父亲，目的还是因为父亲活的时间太长了，自己做太子的时间也太长了。
第三个解释肯定不成立，因为当时康熙的帐篷旁边都是卫兵，康熙又是一出生就开始打仗，允礽不带兵器肯定不敢刺杀，第二个解释属于迷信范畴，我们暂不考虑。可两个解释都否定了，第一个解释又不是那么很让人信服。这该如何是好呢？如果不能解释，那么，我们只能证明这件事情是假的，虽然康熙也说，自己在帐篷里正要脱衣睡觉，看见允礽贼一样的眼睛，吓出了一声冷汗。我疑心康熙在撒谎，不然就是史官在撒谎。
但如果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就可以得出答案了。康熙对允礽的态度转变（据历史记载）始于康熙二十九年，在亲征噶尔丹的途中忽然病倒要十六岁的太子看望他那一年，他忽然发现这个苦心教育的孩子很不孝顺，枉读了那么多儒家典籍。
也正是从这以后，允礽也忽然觉出了父亲对自己并没有以前那么好了。心理的落差让这位太子不知道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在上面我们分析过，康熙在允礽的心目中永远都是不会倒下去的，况且，康熙那次的病并不是很重，与太子同去的皇三子显然有演戏之嫌。之与允礽，一个永远不倒的父亲偶尔病重，难道自己一定要装出如死了亲爹一样的难受吗？
康熙对自己态度的转变让这位太子百思不得其解，他的心理脆弱和他所受到的教育严重地干预到了他的思考方向。他认为，父亲定是另有新宠了。太子在十六岁前并没有结党之所谓，在十八岁那年，他曾大宴宾客于东宫。这件事更让康熙为之愤怒，其时，康熙还没有担心他能做出什么来，所以，对于这件事的处理，康熙只是斥责了几位参加宴会的大臣而已。可这件事依旧在太子心里留下了很不好的印象：父亲真的有“新宠”了。
或许是出于撒娇，或是出于对父亲另有“新宠”的报复，他开始做出种种不合常理的事情来。在这里，我们还不得不把那个喇嘛抬出来，因为巫术的特点就是信则有，不信则无。也正是因为太子本身的原因和那个喇嘛，才让他后来性情大变。一部份是生理原因，另一部分则是出于对父亲的提醒，甚至是挑战。
一百年前，我们人类不相信人能登上月球，当科学家在一些死人坟墓里挖出了现在科技都无法办到的东西时，他们很惊讶，他们不相信这是真的。就比如巫术，有人认为这纯粹是扯淡。抱着这种想法的人的确有自己的理由，因为他根本就没有见过巫术害人的事实，因为没有见过，所以他就不相信。但这似乎又犯了唯物主义错误，物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你看此花，花在；不看，它也在。
既然这样，我们就不能对当初允礽的确受了喇嘛的诅咒而表示怀疑。据告秘的皇三子说，此是大阿哥所请的喇嘛所为，大阿哥本是皇八子集团的人，可以想见，当时的太子之争已经到了何种程度。
这一切难道康熙不知道吗？他当然知道，因为这样一个被千古传诵的英明帝王不会对发生在眼皮子底下的事无所察觉，更不会置之不理。他曾想尽各种办法要两股势力平衡，直到难以平衡的时候，他则痛下杀手，将快要威胁到自己的那股势力铲除。他曾经不止一次的对允礽的所作所为表示痛心，就仿佛是精心浇灌的一朵玫瑰花到后来却成了一盆仙人掌。他望着这盆仙人掌惋惜又痛恨。惋惜的是，不仅仅是他一个人把玫瑰变成仙人掌的，痛恨的是，玫瑰怎么一点定力都没有，就被人变成了仙人掌。如果把他和允礽调个位置，相信，他也会从玫瑰变成仙人掌。那简直是一定的！
结局谁做主？
允礽被废黜的十年后，在公元1722年冬，康熙忽然不行了。多年来的病情积攒到一起会聚成一股强大的能量找上了这位老而不死的老头。据史料载，他当时传皇三子，七子，八子，九子，十子，十二子，十三子以及步兵统领隆科多等人入见。在御榻旁，康熙讲了他的遗诏，最后一句是：“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
对于这份遗诏，后人有太多的评论与猜测。这并不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我们要讲的是，新任皇帝，这个后来称为雍正的家伙是如何对待允礽的。
从历史可以得知，允礽第二次被废后，就被康熙禁锢在咸安宫。满脸憔悴，头发已白。十年的囚禁生涯早已经把他变成了一堆废物，他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东山再起了。虽然，他一直希冀的老而不死的父亲已经离去，但此一时，彼一时了。我们真的很替允礽抱屈，在他被废后，康熙还活了十年。也就是说，如果他不被废，必须还要等上十年。老天睁着一双视天下苍生为刍狗的眼，看着人间帝王家里发生的一切。我们也替允礽高兴，他终于被废了，不然，再等上十年，他肯定会在等待中寂寞的死去。
在十年禁锢生涯结束的那一刻，当允礽看到高高在上的皇帝不是皇八子时，他肯定很高兴。他本以为父亲一死，上台的肯定是八弟，那么，他将必死无疑。如今，不是八弟，也不是八弟党的人，他松出了一口气。
可他松得太早了，相反，这口气就根本不该松。雍正继位并没有放了他，出于皇帝登极有大赦天下一说，便将其封为理郡王。而雍正这个瘪三在同一年命于山西祁县郑家庄盖房驻兵，将允礽移居到那里继续幽禁。明年，允礽死去。
他辛辛苦苦地等了三十年，等到一个十年禁闭，好不容易等到老父亲死去，迎接他的依旧是永无止境的禁闭。这样的一个命运，要它还有何用。
在他临死时，他是否还会记起自己当初扈驾在边行宫，夜间对月而作的诗：
赤乌才下黄金丸，碧霄飞上白玉盘。边城盛夏无暑气，凉夜清露何（氵专）（氵专）。长空万里浮云净，圆光素影如悬镜。行宫此夜满琼瑶，人间天上相辉映。词客漫言边境苦，白草萧萧塞上土。只今四海为一家，雁塞龙沙驻翠华。但见居民安本业，曾无戍卒忆天涯。寒辉顿觉炎威失，仿佛珠光射银阙。今宵心迹喜双清，试咏新诗对明月。
与他的父亲康熙和他的弟弟雍正相比，他的文才绝对是第一。但这一切又有什么用，就如他在黄河边上所做的“黄河天下艰难险，万古亘乾坤。不睹灵涛壮，安知禹力尊。水雷无定响，江河欲全吞。此际乘槎稳，安澜荷圣恩。”一样，他所有的一切，包括他的身体都跟着康熙到另一面“荷圣恩”去了。
从整个允礽两立两废事件来看，他自己多少要付点责任，但更大的罪魁祸首是康熙，也正如允礽所怨恨的那样：世间哪有做太子做一辈子的？
康熙长寿，于他个人来讲是好事，于允礽而言，却是大不幸。当然，我们不能因为可怜允礽而让康熙早死，这不符合历史事实，也违反人性。
我们讨论一个人在当时环境下的悲惨遭遇，过多是将其纳入到那段大历史当中去。每个人都仿佛是一符号，在大环境下机械似的做事，身不由己的思想。喜欢大谈历史特谈历史的人总将允礽之结局归结为历史的必然。请问，什么是历史的必然？允礽难道一生下来就跟自己说，自己绝对当不上皇帝，自己最终会被雍正禁锢而死？
如果一定有历史的必然，那这种必然就是，康熙活得时间太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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