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现实中的人们是不是就“绝望”了呢？不，人们又以道德宿命的心理来支持着自己的现实生活。
在佛教传入中国以前，中国人的善恶报应观念还不是那么明确和强烈。自汉代佛教传入中国，中国人便迅速地吸收了佛教的某些轮回转世的思想，根据本土文化的特点，尤其是对道德坚定不移的信仰，形成了自己善恶报应的观念。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这是中国人对自己命运的理解和把握，然而，这难道真的能对谁起到约束作用吗？其实，就是说这个话的人实际上也并不一定相信，不过是自我安慰罢了。
大概是因为“好人不长寿，恶棍活千年”的事太多了，或者是因为正义不能伸张、天理无法昭彰的现象见得太多了，人们似乎对天理和人理失去了信心，但孤苦无告的人们又不得不忍辱负重地活下去。于是，他们就创造出了因果报应理论，即使不能亲眼看到善恶报应，也是因为“时辰”未到，并非是报应失灵。这样，人们的心灵得到了抚慰，靠着这种抚慰，人们才有勇气和信心活下去。尽管这种抚慰是虚幻的，是无法证明的，但人们宁信其真，不信其假。因为一旦相信它是虚假的，人们就会连最后一丝对人的相信和留恋都没有了，也就最后失去了生活的信心。
在孤苦无依和对现实的绝望中，人们仍然相信天道的存在，相信冥冥之中有恒定不变的正义的力量，相信这种力量有朝一日总能扬善抑恶。也许，这就是中国人的没有宗教形式的宗教！
然而，在中国历史上，这种天道显现的时候似乎并不多，善人有善终者并不多见，倒是奸佞邪恶之徒，多能飞黄腾达、享其天年。在封建宫廷和官场里也是如此，“忠而被谤、贤而见疑”的事比比皆是；“奸徒受宠、佞臣见爱”的事也同样随处可见。
小的事例就不说了，在中国历史上，最典型的因忠诚而做替罪羔羊的似乎是西汉的晁错。
汉文帝死后，太子刘启即位，是为汉景帝。这时，自刘邦以来分封的诸刘藩王势力逐渐强大，他们中的很多人靠煮海为盐、冶山为钱，有了很强的经济势力和独立性，渐呈尾大不掉之势。晁错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登上历史舞台的。
晁错是个才子，即使在今天看来，他当时给皇帝的有关处理国家大政方针的一些奏疏也还是非常有价值的。但他虽然才识过人，却不谙人情世故，不知自谋后路，只知一味前行，终不免落入败亡的境地。晁错的性格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悲剧性的结局，而这种性格又是因缺少社会磨炼，“坐直升机上来”做官而造成的。
景帝是个好大喜功、愿意有所作为但又没有雄才大略的皇帝。他性格的弱点是十分明显的，既刚愎又软弱，并且心怀忮刻。他即位后，由于晁错的对策言论很合他的心意，就把晁错由中大夫提升至内史。由于晁错是景帝的旧属，又格外受到信任，因此，晁错经常参与景帝的一些谋议活动，他的建议和意见也多被采纳，朝廷的法令制度，大多数都被晁错改动了一遍。这样一来，朝中大臣都知道景帝器重宠幸晁错，没有人敢顶撞他，这也就引起了一些人的嫉妒。
宰相申屠嘉觉得自己受到冷落，想把晁错除去。晁错也有点儿忘乎所以，他的署舍落于太上皇庙的后边，如果从署舍去大街，就必须绕很大的圈子，如果能穿墙而过就方便得多了。他未经任何人批准，擅自将他的内史署舍开了一个角门，穿过太上皇庙的短墙。这件事让宰相申屠嘉知道了，他立刻令府吏草写奏章，说晁错未曾奏闻，擅自拆墙，实是蔑视太上皇，应以大不敬论罪，按律当诛。有人闻知这件事，忙给晁错通信，晁错一听，真是吓得魂飞魄散，深夜里即跑进皇宫，去见皇帝。景帝本允许他随时奏事，这时忽然深夜来见，不知何事，连忙召见。等晁错说明白，景帝却说无妨，尽管照办。
第二天上朝，申屠嘉呈上奏章，满以为景帝会治晁错的罪，谁知景帝看后却淡淡地说：“晁错另辟新门以求方便，仅是穿过太上皇庙外墙，与庙无损。且早已告朕，丞相不必多心。”申屠嘉下朝后妒怒交加，吐血而死。
景帝就让御史大夫陶青做丞相，将晁错升为御史大夫。在这次事件中，晁错不仅未得罪，反更受宠，也就不思其他，只顾报效皇上了。
晁错接连升任，就像一般人在顺境当中一样，容易失去谨慎。这时的他真觉得世上没有做不到的事情，想趁此机会做几件大事，一方面压服人心；一方面也是效忠皇上。于是他上书景帝，请求首先从吴国开刀削藩。其书大意说：
当初高祖初定天下，诸兄弟年少，子侄也柔弱，所以才大封同姓诸王。齐国有七十余城，吴国有五十余城，楚国有四十余城，几乎把半个天下封给了他们。现在，吴王诈称病不朝，按照古法应当诛杀，文帝不忍，特别赐予他几杖，这是最厚的仁德了。吴王不但没有改过自新，反而更加骄横无礼，他靠山冶铜铸钱，煮海水制盐，诱收天下逃亡的罪犯，阴谋叛乱。现在看来，若削藩吴、楚等国要反，不削藩也要反。如果削藩，可促成他们早反，这样，其准备不充分，为祸就会小一些；如果不削藩，他们准备得充分了，虽反得迟一些，却是为祸甚大，不易平定。
景帝平时就有削藩的想法，于是把晁错的奏章交给大臣们讨论。大臣们没有什么人敢提出异议，只有詹事窦婴极力阻止。窦婴其人虽无很高的职位，但因是窦太后的侄子，有着内援，才不惧晁错，敢于抗言直陈。因有窦婴的反对，削藩之事也只有暂且作罢。晁错不得削藩，便暗恨窦婴。不久，窦婴就被免职。
原来，景帝的弟弟梁王刘武来朝觐见，窦太后又特别喜欢自己的小儿子，母子三人同席而饮。景帝在酒酣耳热之际，竟说自己千秋万岁之后当传位给弟弟梁王。窦太后听了很高兴，梁王虽口称不敢，心里也着实得意。这话偏让一边侍候的窦婴听见了，他跑上前来，直呼“不可”，并强迫景帝罚喝一杯酒，收回成言，结果弄得刘武、窦太后很不高兴。第二天，窦婴免官，窦太后也将他除去门籍，不准进见。
晁错见窦婴免职，就又复提前议，准备削藩。正在议而未决之时，正逢楚王刘戊入朝，晁错趁机说他生性好色，薄太后丧时亦不加节制，仍然纵淫，依律当处死，请景帝明正典刑。刘戊确是不尊礼法、不敬长贤、荒淫无度，楚国的几位贤士如穆生、申公、白生等人相继离去，就是因为在薄太后丧事期间，刘戊仍是偎红倚翠，不思哀戚。太傅韦孟等人讽谏不成，都相引而去。现在被晁错抓在实处，不能不认。只是景帝宽厚，未忍加刑，只是把他的东海郡收归皇帝，仍让他回到楚国。
楚国既削，便搜罗赵王过失，把赵国的常山郡削了去，然后又查出胶西王私自卖官鬻爵，削去了六县。晁错见诸侯没有什么抵制性的反应，觉得削藩可行，就准备向硬骨头吴国下手。
正当晁错情绪高涨的时候，突然有一位白发飘然的老人踢开门迎面走进来，见到晁错劈面就说：“你莫不是要寻死吗？”晁错仔细一看，竟是自己的父亲。晁错连忙扶他坐下，晁错的父亲说：“我在颍川老家住着，倒也觉得安闲。但近来听说你在朝中主持政事，硬要离间人家的骨肉，非要削夺人家的封地不可，外面已经怨声载道了。不知你到底想干什么，所以特此来问你！”晁错说：“如果不削藩，诸侯各据一方，越来越强大，恐怕汉朝的天下将不稳了。”晁错的父亲长叹了一声说：“刘氏得安，晁氏必危，我已年老，不忍心看见祸及你们，我还是回去吧。”说完径直离开。
吴王刘濞听说楚、赵、胶西王均被削夺封地，恐怕自己也要遭削，便要起兵造反。当初刘邦封刘濞时，就曾告诫他勿反。刘濞是刘邦哥哥的儿子，孔武有力、骁勇善战、军功卓著。封赏之时，刘濞伏身下拜，据说刘邦忽然发现刘濞眼冒戾气，背长反骨，就料定他必反，于是直言相告说：“看你的样子，将来恐反。”惊得刘濞汗流浃背。刘邦又抚其背说：“汉后五十年东南有乱，莫非就应在你身上吗？为汉朝大业计，还是不要反！”
现在，刘濞果真派使者联络胶西王、楚王、赵王及胶东、淄川、济南六国一起造反。吴、楚七国起兵不久，吴王刘濞发现公开反叛毕竟不得人心，就提出了一个具有欺骗和煽动性的口号，“诛晁错，清君侧”。意思是说皇帝本无过错，只是用错了大臣，七国起兵也并非叛乱，不过是为了清除皇帝身边的奸佞大臣。
景帝在找人前去平叛时，忽然想起文帝临死前告诉他的一句话：“天下有变，可用周亚夫为大将。”便命周亚夫为太尉，领兵出征。周亚夫并无推辞，领命而去。不久又接到齐王求援的告急文书，窦婴正要发兵，忽有故友袁盎来访。袁盎曾是吴国故相，到了晁错为御史大夫，创议削藩，袁盎才辞去吴相之职，回国都复命。晁错说袁盎私受吴王财物，谋连串通，应当坐罪，后来景帝下诏免除了他的官职，贬为庶人，袁盎因此对晃错怀恨在心。他见到窦婴说：“七国叛乱，由吴发起，吴国图谋不轨，却是由晁错激成的。只要皇上肯信我的话，我自有平乱之策。”窦婴原与晁错不睦，虽是同朝事君，却互不与语。听了袁盎的话，窦婴满口答应代为奏闻。
袁盎当时身为庶人，不能晋见皇帝，只有通过窦婴这条门路，才能奉特诏见到皇帝。
景帝一听袁盎有平叛妙策，正如雪中送炭，立即召见了他。当时，晁错也正在场，向皇帝汇报调拨粮饷的事。
景帝见袁盎即问：“吴、楚七国造反，您有什么好办法平定叛乱呢？”
袁盎并不显出庄重的样子，而是随口答道：“陛下尽管放心，不必挂怀。”景帝有点着急，又问道：“吴王倚山铸钱，煮海为盐，招诱天下豪杰，若非计出万全，怎肯轻易发兵，怎能说不必忧虑呢？”
袁盎抓住景帝的心理，进一步促发他的好奇心，慢条斯理地说：“吴国只有铜盐，并无豪杰，不过是一群无赖子弟，亡命之徒，乌合之众，如此一哄为乱，实不必忧。”
景帝真的着急了，说道：“你来难道就是跟我说这些无用的话吗？”
袁盎这才说：“臣有一计，可使平叛。只是外人不得与闻。”
景帝这才真正打起精神来，连忙屏退了周围的人，但晁错还在。
袁盎十分清楚，如果当着晁错的面说出自己的计划，晁错必定会为自己辩解，景帝肯定下不了决心，到那时，不仅杀不了晁错，自己肯定会被晁错所杀，所以，他才一步步地把景帝的情绪调动起来。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人，他说：“我的计策是除了皇上以外任何人不能听到的！”
说完这话，袁盎的心都吊了起来，如果景帝认为晁错不必趋避，又逼着自己说出计策，那自己就是死路一条了。好在沉吟了片刻之后，皇帝终于对晁错说：“你先避一避吧！”
袁盎知道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立即对景帝说：“陛下知道七国叛乱打出的是什么旗号吗？是‘诛晁错，清君侧’。七国书信往来，无非说高帝子弟，裂土而王、互为依辅，没想到出个晁错，离间骨肉、挑拨是非。他们联兵西来，无非是为了诛除奸臣，复得封土。陛下如能诛杀晁错，赦免七国，赐还故土，他们必定罢兵而去。做与不做，全凭陛下一人做主。”说毕，瞪目而视，再不言语。
景帝见识浅薄，不能明辨是非。他听了袁盎这番话，想起了晁错建议御驾亲征的事，越发觉得晁错用心不良，即使未与七国串通一气，也是另有他图。当即对袁盎说：“如果可以罢兵，我何惜一人而不能谢天下！”
袁盎听后，十分高兴，但他毕竟是老手，为了避免景帝日后算账，他先把话栽实，让景帝无法推诿责任。袁盎郑重地对景帝说：“事关重大，望陛下三思而后行！”
景帝不再理他，只是把他封为太常，让他秘密治装，赴吴议和。
等袁盎退出，晁错才出来，他也过于大意，明知袁盎诡计多端，又避着自己，所出之计应与自己有关。但晁错过于相信景帝，见他不说，也就置之不问，只是继续陈述军事而已。
晁错还以为景帝并未听从袁盎的计策，岂知景帝已密嘱丞相陶青、廷尉张欧等人劾奏晁错，准备把他腰斩。
一天夜里，晁错忽听有敲门声，原来是宫人奉诏前来传御史晁错立刻入朝。晁错惊问何事，来人只称不知。晁错急忙穿上朝服，坐上中尉的马车。行进途中，晁错忽觉并非上朝，拨开车帘往外一看，所经之处均是闹市。正在疑惑，车子已停下，中尉喝令晁错下车听旨。晁错下车一看，正是处决犯人的东市，才知大事不好。中尉读旨未完，只读到处以腰斩之刑处，晁错已被斩成两段，身上仍然穿着朝服。
景帝又命将晁错的罪状宣告中外，把他的母妻子侄等一概拿到长安，唯晁错之父于半月前服毒而死，不能拿来。景帝命已死者勿问，余者处斩。晁错一族竟被全部诛戮。
晁错族诛，袁盎又赴吴议和，景帝以为万无一失，七国该退兵了，但等了许久并无消息。一日，周亚夫军中校尉邓公从前线来见景帝，景帝忙问：“你从前线来，可知晁错已死，吴、楚愿意罢兵吗？”邓公直言不讳地说道：“吴王蓄谋造反，已有几十年了，今天借故发兵，其实不过是托名诛错，本是欲得天下，哪里有为一臣子而发兵叛乱的道理呢？您现在杀了晁错，恐怕天下的有识之士都缄口而不敢言了。晁错欲削诸侯，乃是为了强本弱末，为大汉事世之计，今计划方行，就遭族诛，臣以为实不可取。”
景帝听罢，低头默然。
晁错死得确实冤枉，他完全是一场政治、军事与权谋斗争的牺牲品。晁错的悲剧也是由他的性格所致。只知忠诚，却不知忠须有道；只知为国家着想，却不知自谋生路。锋芒太露，不知迂徐婉转；触人太多，不知多结善缘。如果不改其性，即便当时不死，也绝不会长期立足于汉廷，因为只靠一个人一时的信任实在是很不牢靠的！
顺便说到的是，晁错创议的削藩并没有真正削弱藩国，即使在平定叛乱以后，这一问题依然存在，但却被汉武帝采纳“推恩令”的政策而巧妙地解决了。
主父偃对汉武帝说道：“古代诸侯的土地不超过百里，国君对他们是很容易控制的。如今的诸侯有的竟然拥有相连不断的几十座城，土地方圆上千里。天下形势平稳时，他们就容易奢侈骄慢，做出淫乱的事来；形势急迫时，则依仗自身的强大，联合起来反叛朝廷。现在如果用法律来强行削减他们的土地，那么他们反叛的事就更容易产生了，前些时候，晁错实行削藩的政策，其结果竟使得吴、楚七国叛乱。所以，必须采取更加切实可行的方法来控制诸侯国的势力。
“如今，诸侯的子弟有的竟有十几人了，但只有嫡长子才可以世世代代相继承，其余的虽然也是诸侯王的亲骨肉，却没有尺寸之地的封国，那么皇上的仁爱孝亲之道就得不到显示，希望陛下命令诸侯推广恩德，把他的土地分割给子弟，封他们为侯。这些子弟必然十分高兴，拥护皇上的措施，因为陛下帮助他们实现了愿望，皇上用这种办法施以恩德，但在实际上却是分割了诸侯王的国土。这样一来，陛下不用减少他们的封地，他们的势力就削弱了。”
汉武帝听了十分高兴，就采纳了他的建议，颁布了“推恩令”，终于解决了汉朝自建国以来一直无法解决的诸侯势力不易控制的问题。
所谓“推恩令”，就是要求各诸侯国不仅把自己的国土分给嫡长子，还要分给其他的子孙，以显示皇帝的恩德。诸侯自己的子孙因此会争权夺利，这样一来，诸侯国的土地就被分得七零八落，再也无法统一起来了，他们的势力就自然而然地被削弱了。诸侯国完全明白这是中央政权在削弱自己的势力，但由于各诸侯国内部的子孙都希望得到一份土地，所以，他们无法抗拒这一法令。主父偃的主张实在是十分高明的谋略。
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看来，主父偃要比晁错高明得多。但应该看到的是，政治讲究的是当下的成功，历史却并不这样近视，它更重视人的精神品格和文化意义。因为历史不是政治的奴隶，不是政治的妓女，而是政治的真正主人。今天，我们对晁错充满了仰慕，有几人记得那位“高明”的主父偃呢？至于现在流行的只管“身前事”而不管“身后名”的观念，那本来就是流氓的行径！
（参见《汉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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