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有智慧-官场不倒翁的“做官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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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人有所谓的“关系学”一门学问,据说还是一门艰深的大学问,许多人为学不会而发愁。其实,这门学问如果要和古人的“做官学”比起来,那实在是小巫见大巫了。

    不过,在封建社会的官场上,做官虽然看起来是一门极其高深而又十分神秘的艺术,其实表象与它的本质只隔一层纸,一旦戳破,人人皆懂。官场不倒的秘诀有二:一是不辨是非,良心丧尽;二是见风使舵,善投新主。

    然而,这也不是人人都能学得会的,这就看你是什么人了。恪守信念、宁死不屈是书生品格,也是仁人志士的处世信条。而官场不倒翁的人生哲学是:有奶便是娘,有枪便是草头王。

    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和两条格格不入的观念,要想把这两种观念统一起来很难。道理很简单,前者是做官,后者是做人。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做官和做人往往是分离的。做官者多用法家之术,虽满口仁义道德,其实只要能保官位,能成好事,就不管其手段和方式,不问其性质和目的;而做人呢,或奉儒,或信道,总而言之,是要为理想的信念活着,这就难免在现实面前碰壁。

    所以,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往往出现这种怪异而又正常的现象:官格与人格的背离。很显然,好人难做官。

    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在经过认真研究之后宣布:中国历史上最无耻的时代就是五代十国时期。他的根据是什么,暂时无从得知,但这一时期倒是出现了两个官场不倒翁,似乎可以为钱穆先生的论断做个小小的注脚。

    张全义是历仕三个朝代、侍奉过八个皇帝的官吏,一个人居然能在三代做显官,为八帝所宠幸,实在是中国仕宦史上的奇迹!

    张全义,生于唐宣宗大中六年(852年),濮州人,原名张居言。张全义出身十分贫苦,为了生存,到当地的县衙里当了仆役,曾多次遭到县令的欺压和污辱。后来参加了王仙芝的军队,王仙芝失败后,他又加入了黄巢起义的大军。在军中,张全义作战勇敢又精明能干,在起义军攻占长安后,他被任命为大齐农民政权的吏部尚书兼水运使。当时,吏部尚书主管政府的官吏考核与任免,权力大,职位十分重要;而水运使更是担负着为长安百万义军从水陆筹集粮饷的重任。从这两个职务可以看出张全义在黄巢起义军中所占的重要位置。

    不久,黄巢大起义失败,张全义也像许多农民起义军的将领一样,投降了唐朝。当时,张全义见河阳节度使诸葛爽较有势力,就投靠了他,诸葛爽屡次派他剿杀起义军残部和袭击其他军阀,张全义立了许多战功。在诸葛爽的推荐保举下,张全义被任命为唐朝的泽州(今山西高平县)刺史。

    不久,诸葛爽病死,其部下李罕之与刘经相互仇杀,都希望能占领洛阳。当时,张全义是刘经的部下,刘经就派他去抵抗凶悍的李罕之。张全义带着刘经给他的兵马来到前线,发现李罕之的势力很大,而且战斗力很强,不仅自己,就是刘经亲来也无法抵敌,于是他就投靠了李罕之,反过来与刘经为敌。刘经见张全义背叛了自己,只得向诸葛爽的儿子诸葛仲方求援。在诸葛仲方的支持下,刘经打败了李罕之。李罕之见刘经求救于人,也不甘示弱,就向镇压农民起义军起家的大军阀李克用求救,又反败为胜,占领了许多地方。这样,张全义又被李罕之保荐为河南尹。

    这河南尹的官虽比泽州刺史的官权力大了些,但却很不好当。李罕之是个只懂得杀人剽掠的军阀,根本不懂得安顿流民、组织生产,总是接二连三地向张全义催逼军需物品。当时军粮极难筹集,尽管张全义努力供应,还是无法满足李罕之的要求。加上李罕之性格暴躁,稍不如意,就对送粮官员大张挞伐,弄得无人敢去送粮。因此,他的许多部下都劝张全义反叛,可张全义总是好言劝慰,不露声色。

    张全义自己也深深地知道必须早作打算。于是,他一面表面上顺从李罕之,在军需方面尽量满足他的要求,使李罕之不起疑心;另一方面,他也积极准备,窥伺时机。唐僖宗文德元年(888年),李罕之再启战端,率兵攻打晋、绛二州,张全义见时机来临,就带领本部兵马占领了李罕之的河阳,自封为河阳节度使。李罕之大怒,立刻向李克用求援,前去收复河阳。张全义早已做好准备,同军阀朱温联系,求他帮助。朱温也正想扩展势力,便欣然接纳,派兵帮他守住河阳。当李克用的军队来到时,朱温的援军已严阵以待,李克用的军队只好撤走。朱温帮了张全义的大忙,从此,张全义就投在了朱温的门下。

    朱温对张全义并不放心,不敢给他兵权,生怕他在什么时候反过来咬自己一口。于是,给了他一个没有实际兵权的检校司空的军衔,并仍让他做河南尹,去河南一带组织生产。洛阳虽是名都,但自唐朝的安史之乱以来,就屡遭破坏,等张全义治理洛阳时,只在洛阳找到了一百多户人家,四五百口人,这个历史上的军事、商业、文化重镇已残破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但张全义并不灰心,他出身农民,确实有一股吃苦耐劳的精神,只带去了一百多个部下,到洛阳所属的十几个县去招收安顿流民,并制定具体措施。在他的努力之下,数年之后,每个县都招募安顿了数千户流民。然后,张全义就趁农闲组织强壮男子练武,逐渐建立起了一支两万多人的军队。在治理洛阳时,张全义确实立下了功劳。

    在他任河南尹的时候,朱温的势力越来越大,最后终于发展到代唐自立。朱温用武力把唐昭宗挟持到洛阳,想废掉唐朝,建立朱氏后梁政权。但洛阳地区是张全义的势力范围,朱温生怕他反对自己篡唐自立,就事先撤掉了他的河南尹的职务,把他封为东平王,给他换了一个中书令的虚衔。

    此时,张全义已是官场老手了,他知道朱温仍然不相信他,这时候唯一的办法,是在朱温自立为皇帝的时候替他出力,取得朱温的信任。于是,张全义替朱温出谋划策,把河南一带的财力都集中给了朱温,让他自由地调度使用。这么一来,朱温真的相信张全义了,再加上张全义一再上表辞谢,说自己不配封王,无力担任中书令的职务,弄得朱温都有些感动。朱温当了皇帝后,对张全义加官晋爵,封他为魏王,让他重做河南尹。

    五代时期的确是中国历史上最无耻的时期,不仅出了像石敬瑭这样的“儿皇帝”,皇帝们的生活也极其无耻,朱温就是其中之一。

    这位后梁皇帝,到了谁家里,看见谁家的妻女有些姿色,就硬让人家陪宿,居然还能不以为耻。作为大臣,张全义也碰上了。一次,朱温到了张全义的家里,朱温竟要张全义的妻子、女儿、儿媳轮流陪他睡觉,张全义的儿子愤恨不过,磨刀霍霍,发誓要杀死朱温。可张全义不同意,他极力劝阻儿子,并说:“朱温曾经救过我的命,他要怎样就让他怎样吧!”其实,张全义恐怕不是为了报恩,欲图报恩,可用别的方式,何必如此呢?其目的还是为了保住官位。

    人能委曲求全至此,也可谓“有涵养”了!

    朱温晚年,最大的对手就是李克用父子,对一批曾与李克用有过关系的人也不放心,张全义就是他要杀掉的目标之一。张全义采取的自救措施还是献忠心,把洛阳的财力以及自己的家财全都拿出来,支持朱温对李克用的战争,这才使朱温稍稍气平。后来,张全义又派自己的妻子去宫中说情,这才打动了朱温。朱温让自己的一个儿子娶了张全义的女儿做媳妇,以示对他的信任。

    经过反复的战争,李克用的儿子李存勖终于打败了后梁,于923年建立了后唐政权。李存勖早就知道张全义多年来替朱温置办军需品,十分恨他,想把他全家杀掉。张全义也知道自己的处境极其危险,早就做好了准备。他准备了上千匹好马,送给李存勖的刘皇后,请她帮忙说话,自己又上表请罪,表示愿意替他治理洛阳,李存勖觉得他还有用,就赦免了他。

    后来,张全义又表忠心,李存勖许多活动的必需品都由他圆满地置备起来,使得李存勖十分高兴。他这种善于体贴巴结的习惯竟然打动了刘皇后,要求拜他为义父。就这样,李存勖仍让他做了河南尹,还任他为中书令,封为齐王,又做了李存勖的岳父,张全义终于又在新朝站稳了脚跟。

    后唐庄宗李存勖荒淫无耻,不善治国,只知重用武夫和名门士族出身的人,不知重用文人和有才能的庶族出身的人,因而后唐很快衰败下去。在李存勖的晚年,他的养子李嗣源的势力逐渐变得很大,大有取代李存勖之势。恰在此时,赵在礼于魏州发动叛乱,张全义为了巴结李嗣源,极力向李存勖推荐他去平定魏州之乱。张全义的用意是很明显的,李嗣源一旦领兵出征,就会得到两条好处,一是树立威信,二是手握重兵,对将来篡夺帝位很有利。如果李嗣源真的当了皇帝,自己岂不又成了新朝的大功臣?但没想到李嗣源到了魏州,并未与赵在礼开仗,而是与之联手,共同进攻李存勖。这一下可把张全义这个推荐人吓坏了,恐怕被李存勖杀掉,他日夜忧惧,连饭也吃不下去,没过几天,就病饿而死。就在这时,李存勖也被部下杀掉了。

    张全义活了七十五岁,倒也未犯什么十恶不赦的大罪,倒是在治理洛阳时,还有可以称道之处。我们今天要问的是,难道做官一定要以损害人格为代价吗?

    比张全义还绝的是同一时期的冯道。他生于唐僖宗中和二年(882年),据说他自幼性格敦厚,爱好学习,善于写文章,不以穿破衣服、吃粗劣的饭食为耻。他的祖先也不是名门士族,据查连一个县令以上的先人也找不出来。可见,冯道在这样的家庭出身条件下,想跻身官场,其难度有多大。

    唐朝末年李克用割据晋阳,从欧阳修的《五代史·伶官传序》里可以看出,李克用是一个有着雄才大略的人,其子李存勖在灭梁前期,也还是颇有作为的。冯道大概是看到了这一点,才投奔了李存勖,以图求得前程。经张承业的推荐,冯道成为李存勖的亲信,从此踏上了仕途。

    冯道起初担任晋王府中的书记。李存勖看到朱温建立的后梁政权十分腐败,就准备灭掉他。晋王和后梁的军队在黄河两岸对峙,战斗打得十分激烈残酷,冯道身为李存勖的亲信,能以身作则,率先过简朴的生活。

    李存勖灭掉后梁建立后唐以后,只重视那些名门贵族出身的人,对冯道并不重用,当时冯道只能徒步奔丧,其困窘的程度是可想而知的。直到庄宗李存勖被杀、明宗即位,他才被召回。明宗鉴于前朝教训,重用有文才的人,想以文治国,冯道这才被任命为宰相,真正发迹。

    冯道当宰相的七年间,也做了一些好事。但自从后唐明宗去世,他的儿子李从厚即位以后,冯道就丧尽了正直向上之气,一味地为做官而做官了。

    明宗即位不到四个月,同宗李从珂即兴兵来伐,冯道作为宰相,决定率领百官迎接李从珂,并献上了请李从珂当皇帝的劝进书。

    就这样,冯道由前朝的元老重臣摇身一变,又成了新朝的开国功臣。

    李从珂对他并不放心,不敢委以重任,把他放到外地任官。后来河东节度使石敬瑭派使者赴契丹向契丹主耶律德光求援,并许下三个条件,事成之后,一是向契丹称臣;二是石敬瑭向耶律德光称儿子;三是割让雁门关以北诸州给契丹。耶律德光正想插手中原,石敬瑭主动去求,正中下怀,便约定等中秋以后倾国赴援。在契丹人的支持下,石敬瑭打败了李从珂,做了中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儿皇帝”。

    石敬瑭当皇帝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实现对耶律德光许下的诺言,否则,王朝就有倾覆的危险。尤其是自称“儿皇帝”,上尊号于契丹皇帝与皇后,实在是一件说不出口的事。至于去契丹当册礼使,更是一个需要忍辱负重的事。石敬瑭想派宰相冯道去,一是显得郑重;二是冯道较为老练。当时,冯道是宰相,所以石敬瑭很为难,恐怕冯道拒绝。谁知他一开口,冯道居然毫不推辞地答应了。其实,石敬瑭哪里知道冯道的“苦衷”。冯道十分清楚,只有结交好耶律德光,他在石敬瑭那里的位置才能保得稳,把“爸爸皇帝”笼络好了,这“儿皇帝”也就好对付了。

    冯道在契丹被阻留了两个多月,经多次考验,耶律德光觉得这个老头儿实在忠诚可靠,就决定放他回去。一个月以后,他才上路,在路上走了两个多月,才出契丹的国境。他的随从不解地问他:“能活着回来,恨不得插翅而飞,您为什么要走得这么慢呢?”冯道说:“一旦走快,就显出逃跑的样子。即使走得再快,契丹的快马也能追上,那有什么用呢?反不如慢慢行!”随从人员这才佩服冯道的深谋远虑。

    这趟出差回来,冯道可真的风光了,甚至连石敬瑭都得巴结他,加封冯道为“鲁国公”,终石敬瑭一朝,石敬瑭对冯道都是“宠无与为比”。

    石敬瑭的后晋政权只维持了十年多一点儿就完蛋了。后晋出帝开运三年(946年),耶律德光率三十万军队占领了汴京,慢慢地相信并喜欢上了冯道,让他当了辽王朝的“太傅”。

    冯道也看出契丹人如此下去长久不了,就开始为自己的后路着想。他想方设法地保护了一批投降契丹的汉族地方人士,为自己日后的仕途留下了退路。对于他这种做法,连欧阳修都认为“契丹不夷灭中国之人者,赖(冯)道一言之善也”。后来,契丹人被迫撤回。冯道随契丹兵撤到恒州,趁契丹败退之际,逃了回来。这时,石敬瑭的大将刘知远趁机夺取了政权,建立了后汉政权。一方面刘知远想安定人心,笼络势力;一方面冯道也因保护别人而得赞誉,刘知远就拜冯道为太师。

    刘知远的后汉政权刚刚建立四年,郭威就扯旗造反,带兵攻入汴京。这时候的冯道又故技重施,率百官迎接郭威,当上了郭威所建的后周政权的宰相。但没过几年,郭威病死,郭威的义子柴荣继位为周世宗。割据一方的后汉宗族刘崇勾结契丹,企图一举推翻后周政权。冯道根据半个世纪的经验判断此次后周是保不住了,肯定又得改朝换代,自己虽已近苟延残喘之年,但还是要保住官位爵禄的。

    柴荣当时只有三十四岁,年纪不大,却很有胆识气魄。当刘崇、契丹联军袭来时,一般大臣都认为皇帝新丧,人心易摇,不可轻动,但柴荣却一定要亲征。别人见柴荣意志坚定,便愿随出征,不再多说,只有冯道在一边冷嘲热讽地“固争”。谁知柴荣还真不怕邪,亲率军队,于高平之战中大败刘崇、契丹联军。就在柴荣凯旋之时,冯道也油尽灯枯,对在下一个王朝做官失去了信心。冯道死在自己的家里。

    他活了七十三个年头,是封建官场的不倒翁,也是一个“长乐老”。

    在任后汉宰相时,冯道作一篇《长乐老自叙》,十分无耻。宋代的大文学家、史学家、政治家欧阳修在修史时痛骂冯道说:“可谓无廉耻者矣!”冯道的确是长乐老。中国人说“知足者常乐”,冯道是有官就长乐;中国人说“无官一身轻,有子万事足”,冯道是无官不能活,有官万事足。

    冯道的一生就是一部“做官学”,他本人就是一位官场常胜将军,是一部活的教材,他一生的意义也许就是教人怎样做官,用他一生的实践在向人们宣告着官场不倒的秘密:良心丧尽+善于投机。

    (参见《新五代史》、《旧五代史》、《资治通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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