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是苏轼对他的弟弟苏辙说过的一句话，用这句话来描述苏轼的一生，实在是再恰当不过了。
中国的封建官场充满了阴谋和鲜血，但历史毕竟还是公正的，如果全让那些搞阴谋诡计的无耻之徒占去了，中国的历史就不会如此延续下来。苏轼一生纯净，绝无机心，更不玩权术，这使他在仕途上经历坎坷。几遭杀身之祸，但正是因为他不通权术，他才成为任何权术家都无可比拟的千古名人。历史的公正，在他的身上得到了充分的显现。
在他的一生中，似乎谁当权他就“反对”谁，他一生岂止是“三起三落”，简直就是在流放与贬谪中度过的。他经历无数次的磨难，最终病逝于从海南岛北归的途中。正所谓“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也正是由于政治上的失意和生活的磨难，他才在被贬谪到海南岛的这一最为艰难的时期在人格修养上达到了中国封建士大夫的最高境界——天地境界。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像苏轼这样的人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太少了。下面对苏轼的艰难和光辉的人生道路作简要的介绍。
在“山不高而秀，水不深而清”的四川眉州，宋仁宗景祐二年十二月（1037年1月），城内苏家诞生了一个婴儿，其父苏洵抱过婴儿，忽见婴儿背上赫然生着一颗黑痣，惊喜地对夫人说：“夫人，你看孩子背上的这颗黑痣，生在正中，犹如太空中的星斗，兆应才华横溢，如江水浩荡，不纳浊流，日后必可成材，充当国家的栋梁。”待苏洵仔细观察孩子的面部，又不禁心头一沉，但见他天庭饱满，鼻如悬胆，尤其是一双眼睛，犹如两泓山泉一般，神采飞扬而又清澈见底。苏洵好久才对夫人说：“这孩子性格豪放，锋芒毕露，不通机变，日久必定遭人口舌之诬，一生恐怕多有磨难了。”这也许是后人附会吧，但无论如何，苏洵的话准确地预见了这孩子的一生。这个孩子，就是北宋时期，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巨人苏轼。
苏轼自幼极其聪敏，不仅博学多才，对于人情世故，也能触类旁通。十一岁时，他应父命作了一篇《黠鼠赋》，极富说服力，兹摘录如下：
苏子夜坐，有鼠方啮，拊床而止之，既止复作，使童子烛之。有橐中空，嘐嘐聱聱，声在橐中。曰：“嘻！此鼠之见闭而不得去者也！”发而视之，寂无所有，举烛而索，中有死鼠。童子惊曰：“是方啮也，而遽死耶？向何为声，岂其鬼耶？”复出之堕地乃走。虽有敏者，莫措其手。
苏子叹曰：“异哉！是鼠之黠也。闭于橐中，橐坚而不可穴也。故不啮而啮，以声致人；不死而死，以求形脱也。吾闻有生，莫智于人。扰龙伐蛟，登龟狩麟，役万物而君之，卒见使于一鼠；堕此虫之计中，惊脱兔如处女，恶其为智也。”
坐而假寐，私念其敌，若有告余者，曰：“汝惟多学而识之，望道而未见也。不一于汝，而二于物，故一鼠之啮而为之变也。人能碎千金之璧，而不能无失声于破釜；能搏猛虎，而不能无变色于蜂虿；此不一之患也。言出于汝，而忘之耶？”余俯而笑，仰而觉。使童子执笔，记余之作。
从这篇文章里可以看出，苏轼绝非一个死板迂腐的学究，对于世态人情，乃至于从世态人情上引申出深刻的哲理，苏轼是深有心得的。因此，当苏轼踏入官场以后，他不是不懂“为官之道”，而是把官场看得太透，把那些争名逐利之辈看得太透，他们的一举一动乃至微妙心态他都能看得一清二楚，但只有一点，就是他绝不同他们同流合污，只是为国为民着想，为正义着想，而不去屈就。
在全国选拔进士的会考中，苏轼以《刑赏忠厚之至论》的论文获得了欧阳修等主考官的高度赞赏。在这篇文章里，他充分表达了自己的爱国爱民之心，言辞铿锵、文气充沛，尤其是能不拘古法活用典故，更使审卷官们惊喜不已。欧阳修见卷子独占鳌头，便想评为第一，但又怕这卷子是自己的学生曾巩所为，评为第一会被人猜说，就判为第二，等开了封卷，才知是苏轼的试卷。在礼部进行的口试复试中，苏轼以《春秋对义》获第一名。
后来，欧阳修在读苏轼的感谢信时，十分感慨地说：“捧读苏轼的信，我全身喜极汗流，快活呀快活！此人是当今奇才，我应当回避，放他出人头地。请大家记住我的话：三十年后没有人会再谈起我！”当时，欧阳修文名满天下，天下士子的进退之权也全操于欧阳修一人之手，欧阳修这么一句话，苏轼之名顷刻间传遍全国。“出人头地”这一成语，也就是从这里来的。
在历任了凤翔签判等几任地方官以后，苏轼在熙宁二年（1069年）又回到了开封，仍“入直史馆”。在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准备实施新法，这样，在朝廷之上，就形成了新党和旧党两个派别。
旧党是反对变法的，其代表人物是司马光。司马光不仅是一位声望很高的元老名臣，还是一位大学者，重要的史学著作《资治通鉴》就是在他的主持下编写的。新党是坚决主张变法的，其首领是宰相王安石，王安石也是一位学者、诗人。由于当时王安石急需选拔支持新法的人，一些见风使舵的势利之徒趁机而上，骗取了王安石的信任，如谢景温、吕惠卿、舒亶、曾布、章惇等人都是这样被提拔上来的。王安石这种急不择人的做法，不仅使苏轼遭受了残酷的迫害，对他自己来说，也种下了导致变法失败和以后遭受这帮小人陷害的祸根。对于这“两党”，苏轼在个人感情上并无偏爱，他同司马光的交往很深，关系很好；对王安石，他与之同出于欧阳修之门，也能推心置腹，无话不谈，因此，在这两派势力之间，苏轼绝不会因为感情去偏向任何一方。即使苏轼对一方有着感情，他也不会因为私人感情而去掩盖自己的真实观点，说出违心之论。
在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率领新进之人，气势很盛，在经济、文化等方面都要一改旧制，推行新法。但苏轼觉得王安石不论在具体的改革措施还是在荐举人才方面，都有许多不妥之处，不利于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也不利于朝廷的团结，所以，他对王安石持激烈反对的态度。对于王安石废科举、兴学校的改革措施，尤为不满，他上书神宗说：“选拔人才的方法，在于了解人才；而了解人才的方法，在于能考察人才的实际情况，看其言辞与行为是否统一。希望陛下能够考虑长远的事情、大的事情，不要贪图改变旧法，标新立异，乱加歌颂而不顾实际情况。”神宗听了苏轼的话，觉得有一定的道理，便又召苏轼询问说：“今天的政令得失在什么地方呢？即便是我的过失，也请你指出来。”苏轼说：“陛下是个天生的明白人，可以说是天纵文武，不怕遇事不理解，不怕不勤恳，不怕做事没有决断，怕的是想急于把国家治理好，办事太急，提拔官员太快，太容易听信别人的话。希望陛下能采取安静沉稳的态度，等待人、事之来，然后再慎重处理。”神宗听了，觉得苏轼对当时情况的看法很有道理，就接受了他的建议，没有批准王安石废科举、设学馆等新法。
司马光知道了苏轼的态度以后非常高兴，以为苏轼是自己这一党，对苏轼大加称赞。不久当王安石大张旗鼓地推行经济方面的新法时，司马光着急了，他紧急搜罗帮手，想阻止王安石的新法。
一天，司马光找到苏轼，未经试探，开门见山地对苏轼说：“王安石敢自行其事，冒天下之大不韪，实在是胆大妄为，我们要联合起来，一起来讨伐他！”苏轼笑笑说：“我知道应该怎么做。”司马光以为苏轼要坚决反对王安石，十分高兴，紧接着追问说：“那么，您打算怎么办呢？”苏轼十分严肃地对司马光说：“王安石改革时弊，欲行新法，也是为国为民着想，是为公不为私，从大局来看，有值得称道之处。但其新法，确有祸国殃民之害，我才加以反对。至于你那‘祖宗之法不可变’的信条，比起王安石的新法，更是误国害民之根！”
司马光听了，勃然大怒，高声骂道：“好个介甫（王安石之字）之党！”拂袖而去。从此，司马光也恨上了苏轼。
苏轼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抱着一颗为国为民也对皇帝负责的赤子之心，在两个月之内，写了《上神宗皇帝书》《再上皇帝书》，对王安石的新法进行了全面的批评，引起朝野的震动。苏轼把这种改革比作皇帝在黑夜中骑着快马驰走，群臣不是去为君主探明道路，而是在背后猛劲地打马，危险之至，并要求神宗“解鞍下马，喂马蓄锐，天明再行”。王安石的新党知道了这些，可谓恨得咬牙切齿。王安石还算是个君子，但他手下的那帮党徒，一个个摩拳擦掌，准备整治苏轼。
一天，王安石派谢景温把苏轼请来，要与他面对面地做一次“深谈”。王安石怒责苏轼说：“你站在司马光一边，指斥新法，是何居心？”苏轼一听，火往上冒，反问道：“你这话从何说起？”王安石说：“仁宗在时，你主张改革时弊，反对因循守旧，是何等坚决，现在我行新法，你为什么要伙同司马光来反对我？”苏轼怒道：“你口口声声说我同司马光站在一起，可知我也反对司马光的泥古不化？你不审时度势，反倒急功近利，贸然推行新法，必遭天下人之拒。”就这样，两人的谈话破裂了。
不久，王安石新党中的重要成员谢景温上书诬告苏轼，说他扶丧返川时，利用官船贩运私盐。后虽经查无此事，但苏轼已厌恶了朝廷的党争，想到外地去任地方官。这时，新党正想排斥异己，就把他贬到了杭州，任杭州通判。
苏轼在杭州、徐州辗转数年，兴水利、救水灾，为民做了许多好事。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又从徐州迁至湖州。这时，朝廷里的斗争也很激烈。王安石提拔起来的一伙人，钩心斗角、相互倾轧。熙宁八年二月，王安石被神宗复用，任为宰相，吕惠卿多年的蓄谋化为泡影，为了当宰相，吕惠卿竟把他和王安石的私人信件交给了神宗。
吕惠卿本是靠攀附王安石才当上副宰相的，因此两人的来往信件很多。在王安石写给吕惠卿的信件中，有的用了“无使上知”的字样，神宗一见，觉得王安石在搞阴谋诡计，十分恼怒，就罢了他的宰相职务，命其永远不得返朝。这样一来，过去曾经支持过王安石变法的“新进勇锐”，如吕惠卿、李定、舒亶等人，就独霸了朝权。
苏轼到达湖州，按惯例要写谢表，他想起朝廷上发生的这些事，不禁气愤，在表中不由地写道：“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李定接到这份谢表一看，不由大喜，觉得陷害苏轼的时机到来了，立即串联了舒亶等人，准备“劾奏”苏轼。
但是，苏轼文名布于天下，朝廷上一些元老重臣会自觉保护他，更兼皇后对他很有好感，要想参倒苏轼，也不是很容易的事。但李定、舒亶等人唯恐苏轼东山再起，将来难以处治，必欲置苏轼于死地而后快。
第二天早上，李定把谢表交给了神宗，首先弹劾道：“苏轼说‘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既是反对新法，也是对皇上不满；说‘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是发泄自己对职位的不满情绪，实是未将皇上放在眼里。”李定还说苏轼有四条“可废之罪”：一是“怙终不悔，其恶已著”；二是“傲悖之语，日闻中外”；三是“言伪而辩，行辟而坚”；四是说皇上“修明政事，怨不用己”。
神宗看了苏轼的谢表，果然脸色不虞，加之李定煽风点火，就有些怒气了，舒亶见火候已到，便趁机举出“确凿证据”，说苏轼存心险恶。舒亶说：“苏轼反对新法，证据确凿，对每一种法令，他几乎都作诗诽谤。他包藏祸心，怨恨皇上，无人臣之节，确属事实。陛下发钱以业民，苏轼就说‘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行考核官吏的新法，他就说‘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终无术’；陛下严禁私盐，他就说‘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望陛下明察。”
舒亶的这一招的确恶毒，苏轼的这些涉及新法的诗并无攻击讪谤之意，无非是描述了行新法后产生的一些现象，但在舒亶的嘴里，都成了恶毒的攻击。在此情此景之下，谁又能说得清楚呢？
果然，在犹豫了一阵之后，神宗还是下令将苏轼拿问。
苏轼在湖州任上被捕，押出湖州，百姓夹道相送，失声痛哭，足见苏轼之得民心。押到开封以后，他被投于乌台狱，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字狱之一——“乌台诗案”。
苏轼在狱中待了很长时间，苏轼的儿子求告无门，便去南京找苏轼的弟弟苏辙想办法。临行之时，他嘱咐别人，送饭时送鱼，不要送肉，但送饭的人搞混了，竟把肉送了进去。苏轼一见，误以为大限将到，不由得悲愤中生。原来，苏轼与儿子约好，如果没有什么情况，送饭时带鱼；如果情况紧急，送饭时带肉。这样可以内外通气，早作准备。苏轼自觉李定、舒亶等人必欲将他处死，在悲愤之中，索笔写下了两首诗，其一云：
圣上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忘身。
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家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
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间未了因。
苏轼的这首诗是写给弟弟苏辙的，本想托一狱卒交给弟弟，没想到被李定安排的耳目看到，一把抢去，交给李定。李定以为苏轼又在写诗怨谤，正愁拿不到证据，便把诗稿往袖中一塞，匆匆上朝去了。
这时，朝廷内部又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曹太后在弥留之际，与神宗谈过一次话，指出苏轼是个忠臣、才子、廉吏、好人，要神宗千万别冤屈了苏轼；神宗虽然年轻气盛，但也并未想杀苏轼，只是李定一伙人极力陷害，企图置之于死地。第二天上朝，李定竟把苏轼的诗交给神宗，并说苏轼又在狱中大发怨怒，神宗看完诗，觉得莫名其妙，就问李定诗上写的什么，李定一惊，才想起自己害人心切，竟未看诗稿。这么一来，形势急转直下，以前帮助李定的人见神宗态度已变，都见风使舵，替苏轼说情。就这样，在审无证据的情况下，苏轼被释放出狱。
元丰三年（1080年）二月，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在这里，他写下了千古不朽的名篇《前赤壁赋》和《后赤壁赋》，躬耕东坡，留下了许多佳话。
元丰八年（1085年），三十八岁的宋神宗病逝，年仅十岁的哲宗即位，由高太后摄权听政。
高太后一贯反对王安石的新法，她掌权后，第一件事就是清除那些靠结党营私而爬上高位的官员。她免去了王圭的宰相职位，重新任命司马光为宰相，对那帮因反对新法而遭贬斥的人物，也陆续复用，这样，苏轼先被任命为登州太守，后又召还朝廷。李定、舒亶等人见苏轼果然东山再起，又恨又怕，便时时寻找机会陷害他。
恰在其时，辽国派使臣来朝，带来一幅对子的上联，要大宋朝在三日之内对上下联，若能对上，即为上邦；若对不上，便为下邦。这对子的上联是：
三光日月星
高太后传旨，让百官联对，可此联实在太难，百官无一能对。李定和舒亶心意相通，推荐苏轼入对，说苏轼文名满天下，定能对上，若不能对出，便是欺世盗名之辈。高太后听了，明知他俩陷害苏轼，但她还是相信苏轼可以对出，便召苏轼前来。
苏轼见了辽使，尚不明白他何以耀武扬威，等说明来意，苏轼便请辽使亮对，辽使大声朗诵道：“三光日月星。”苏轼一听，哑然失笑说：“敝国三岁蒙童也能对出，满朝文武，无非不屑联对，逗你玩罢了！”辽使发怒，以为他对不出，故意大言欺人，便催他快对。苏轼说：“敝国蒙童即读《诗经》，我对‘四诗风雅颂’可以吗？”
此对一出，辽使愕然，满堂大哗，叹为绝对。这“风”、“雅”、“颂”中的“雅”分为“大雅”和“小雅”两种，故可称四诗，一下子解决了数字“四”和后面三个字代表三种事物的矛盾，可谓巧妙之极，况且还寓有把“四诗”比作“三光”之意。
苏轼趁势戏弄辽使说：“贵国这副对子，我信手拈来即可，‘一宫清慎廉’，‘一阵风雷雨’，‘半桶泥涂浆’……”弄得辽使晕头转向，羞惭万分，只得自认下邦，狼狈而去。
李定、舒亶弄巧成拙，反帮了苏轼一个大忙。在高太后的支持下，苏轼一年之内连升了三次官，升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兼侍读，其职权在副宰相以上。
司马光任宰相以后，当然要废除新法，元祐元年（1086年）三月，司马光主持政事堂会议，要求五品以上的朝官全参加，中心议题是全盘废除王安石所行的新法。苏轼在被贬的过程中，亲眼看到了新法推行后的一些好处，觉得不应该全盘废掉新法，因此，他反对司马光的主张。
对于王安石的新法，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不能全盘否定。北宋以后，“冗官、冗军、冗费”十分严重，王安石主要针对“三冗”，精简机构，收拢权力，提高效率，发展经济，应该说是正确的，但由于王安石用人不当，再加上守旧派反对，新法推行不力，实行了十几年确实未有大的成效，原来的问题反显得更严重，因此，司马光当然要废除新法。
而就在这次会议上，苏轼竟放了“头炮”，他说：“天下所以不能大治的原因，失误在于用人不当，而不是法本身的错误。如今司马光要全盘废除新法，实属大错！”此言一出，不仅司马光大惊，整个政事堂的气氛都为之凝固了。司马光不解地问：“你我过去一同反对新法，况又遭新党之害，为什么还要为新党新法说话呢？”苏轼说：“一切据实情而定，乃是为官为政之道，不应存党派门户之见，也不应有私人政见之争。过去王安石急行新法，确有不当，但如今尽废新法，亦如抱石而救溺，也不妥当！”司马光听了苏轼的话，怒气更盛，厉声说道：“尽废新法，皆如旧制，本相已决，不必再议！”说完即走出政事堂。
苏轼也很生气，回家后直骂：“司马牛！司马牛！”吃完午饭后，他捧着肚子，问左右的人说：“你们可知此中装了何物？”一个女仆答道：“都是文章。”苏轼摇头。又一个女仆说：“满腹都是机关。”苏轼更摇头。唯有爱妾王朝云笑笑说：“学士上朝一肚皮不合时宜。”苏轼听后，长叹一声说：“知我者，朝云也！”这样，苏轼又遭到了司马光旧党的排斥，同时尚在朝中的新党也极力排挤他，再加上持有不同学术观点的程颐、程颢的洛党的攻击，苏轼处境很艰难。他曾叹息说：“如随众人，内愧本心，上负明主；不改其操，知无不言，则仇怨交攻，不死即废。”他接连上书，要求外任，高太后体谅他的心情，便让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出知杭州。
在苏轼出知杭州以后的一年多一点儿的时间里，曾两次被召还朝，又两次改换任所，实在是疲于奔命。后来，苏轼被任命为兵部尚书兼侍读，又改任礼部尚书兼端明殿学士，其弟苏辙也被任命为宰相。
自哲宗十岁起，苏轼就是他的老师。哲宗此人刚愎自用、好大喜功，不喜忠诚老练之人。在一些政敌的攻击之下，哲宗逐渐疏远了苏轼。哲宗亲政以后，就尽废高太后在元祐年间所做的事，任命章惇为宰相，吕惠卿等奸佞之徒也陆续引进。这样，苏轼的厄运就到来了。
章惇等一批新党全部还朝，他们对元祐年间的执政大臣采取了杀戮、鞭尸、惩罚、流放的“报复”措施，苏轼当然在劫难逃。苏轼被以“讥斥先朝”的老罪名剥夺了职务，贬广东荧州，在途中又被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年近六旬的苏轼带着全家，颠沛于暑热坎坷之中，在同年的春天到达了惠州。
惠州生活的艰辛困苦是可想而知的，但苏轼以其豁达超脱的生命态度来感受这种生活，自己动手，全家人开荒种地，日子居然也过得有滋有味。在当地，他仍和在杭州、徐州等地时一样，尽其所能地为百姓做事，在文化上也留下了许多美谈。
一天，苏轼全家团聚，偶逢其兴，便提笔写了一首《纵笔》诗：
白发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
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不久，这首诗传到了京城，章惇见了，嫉妒异常，恨恨地说：“好吧！你不是‘春睡美’吗？我偏偏要让你睡不着觉！”于是，在绍圣四年（1097年）四月十七日，朝廷下令贬苏轼为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不得签署公事。
琼州即现在的海南岛，在当时是一片蛮荒之地。对于六十二岁的苏轼来说，这一次贬谪是一次迫害性的流放。苏轼闻风，准备抛骨琼州，不拟生还。这种心态在他的许多诗文里可以看到。
但苏轼到琼州后，却以坚韧超脱的态度活了下来，并为海南岛的文化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不仅使当地人有了大批的举子，就是在语言、生活习惯等方面也对海南岛的居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可以说，苏轼遭贬不幸，却是海南岛的大幸。
元符三年（1100年），二十四岁的哲宗去世，宋徽宗赵佶即位，他想调和新旧两党的关系。苏轼在被贬琼州三年多以后，奉诏还朝。在还朝的途中，苏轼每到一处，都有大批的文人学士和无数的百姓夹道欢迎，想结识或是一睹这位文化巨人和数朝名臣的风采。元符四年，苏轼病死于北归的途中，死时，京口驿馆四周一片哭泣之声。
苏轼是诗、词、文、赋、书、画的全能文化巨人，在中国文化史上，几乎无人能与他比肩；而在为人方面，他的正直、善良、坚韧，尤其是屡遭贬谪而风骨依旧，亦为千古罕见。
苏轼果真是一肚皮的“不合时宜”，新党当权他反对新党，旧党当权他反对旧党；新党上台贬他，旧党上台也贬他。他的一生命运多舛，并非由于命运不济或是不通世务，其根本原因在于他正而且直。
苏轼的诗、词、文、赋以及书法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巨大的意义，他以超越的情感来观照艰难生活的生命态度，也有非常重要的价值，至于不屈己阿人、不媚俗附贵的正大人格，在中国文化史上更是一直发挥着重大的影响！
苏轼在海南岛的生活是极为艰难的，但他此时的思想和情感境界已经超越了现实，他以一种审美的人生态度来对待现实中发生的任何事情，包括他的日常生活。他从每一件事中体味和感受到的不仅仅是这件事的具体意义，是生命的本体。他用“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生活方式来对待自己周围的一切，达到了中国士大夫在人格修养上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天地境界。而这种理论上的境界，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是没有几个人能够达到的。这种人生境界的文化意义和对后世文化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
（参见《宋史》、林语堂《苏东坡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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