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间计是什么？

    反间计是一种使对方自毁长城的计谋。

    反间计所使用的方法就是用谣言和假造情报来惑乱敌方。

    反间计在中国军事斗争史上有着极为成熟的先例。

    反间计早在两千多年前出现的军事专著《孙子兵法》中就有系统的论述，并被列为众计之首，但同时又被认为是一种十分危险、轻易不能使用的计谋。

    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古人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孙子兵法》就专列《用间篇》，孙子对用间给予了充分的认识和高度的评价：“故三军之事，莫亲于间，赏莫厚于间，事莫密于间。非圣贤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微哉！微哉！无所不用间也。间事未发而先闻者，间与所告者皆死。”大意是说，军队当中的事情，没有比用间再亲密、再需要信任的事情了，奖赏没有比间谍再优厚的了，事情没有比用间更机密的了。不是才智过人的将帅不能使用间谍，不懂仁义的将帅也不能使用间谍，不是用心精细、手段巧妙的将帅不能取得间谍的真实情报。微妙啊！微妙啊！用间的计谋尚未施行，就被泄露出去，间谍和他所告诉的人都要被处死。

    看来，用间实为不易，一旦成功，成效又是如此之大，是其他智谋所无法比拟的，因而，孙子在这里慎而又慎地告诫用间者，并一再强调用间者的智慧和道德，指出了用间的微妙之处。孙子对用间的认识可谓深刻，对用间的评价也可谓高了。而反间计又是用间中的最危险同时也是最有成效的一种。

    中国由于立国久远，争战不休，成为世界上权谋之术、智谋之术最为发达的国家，其他任何民族与之相比，恐怕只能瞠乎其后，根本就不能望其项背。不过，即使在智谋之术如此发达的国家中，只是具体运用一两条甚至一条计策就能决定整个战役乃至整个国家成败的智谋还是极其少见的，或许只有反间计才有这样的功效。

    在以权谋、智谋著称的文学名著《三国演义》中，各色智谋层出不穷，简直可以说是一部政治、军事、外交、人事诸方面的权谋、智谋百科全书，但就是在这部对后世的文学、军事等方面发挥巨大影响的奇书中，或许只有一条计谋对后世的某个历史转折点产生过重要的影响，这就是周瑜借曹操之手杀死蔡瑁、张允的反间计，蒋干盗书一节也就成了《三国演义》中的最精彩的部分之一。

    东汉末年，魏、蜀、吴三国鼎立之势未成之际，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发兵数十万，号称百万，企图一举消灭孙权的东吴政权。曹操在破荆州后，用荆州降将蔡瑁、张允为水军都督，为自己教练水军。曹操的军队本以陆军居多，一般不习水战，如果蔡瑁、张允练熟了水军，那么东吴的军事优势就完全失去了。东吴都督周瑜偷看了水军营寨，见布列整齐有方，十分忧虑。

    恰巧曹操的帐下幕宾蒋干来访。蒋干原是周瑜的同窗好友，此次夸下海口，要“凭三寸不烂之舌，往江东说此人来降”。

    周瑜深知蒋干腹无谋略，只是一善于吹嘘之人，打算借他除掉蔡瑁、张允。周瑜十分热情地接待了蒋干，并派人监酒，只叙旧情，不谈曹操与东吴军旅之事，违者即斩，以免蒋干做曹操说客。这首先就使蒋干绝望，既做不成说客，总得捞点东西回去，免得空来一趟，为人看不起。这就为蒋干盗书在心理上做了铺垫。

    同学相聚，喝得酩酊大醉，周瑜故意安排和蒋干抵足而眠，以消其疑心；又沉沉酣睡，为蒋干盗书提供机会。果然，蒋干偷看周瑜的信件，内有一封竟书“蔡瑁、张允封”字样，抽出看时，内中写道：“某等降曹，非图仕禄，迫于势耳。今已赚北军困于寨中，但得其便，即将操贼之首献于麾下。早晚人到，便有关报。幸勿见疑。先此敬覆。”蒋干如获至宝，连夜逃回曹操营中。

    曹操生性多疑，见书后立唤二人前来问道：“我想让你们两人进攻东吴，是否可以？”蔡瑁、张允回答说：“军尚未练熟，不可轻进。”这似乎更证实了蒋干的信息。曹操怒喝道：“军若练熟，吾首级献于周郎矣！”立命推出斩首。

    曹操毕竟是聪明人，等看见二人人头，猛然省悟道：“吾中计矣。”但又不肯认错，等众人入问其故时，曹操掩饰道：“二人怠慢军法，吾故斩之。”

    周瑜听到二人被杀的消息时只说了一句话：“吾所患者，此二人耳。今既剿除，吾无忧矣。”如果有这二人在，也许徐庶的“连环计”就会被识破，火烧赤壁就不会发生，也许东吴政权就会被曹操一举灭掉。

    周瑜使反间计斩蔡、张二人似乎并无真实的历史依据，但清朝的努尔哈赤却是把它当作真实的历史来读，其实，一旦写出文学作品，是否有真实的历史依据已不重要，只要能为人们接受就够了。

    努尔哈赤所属的部族初起之时粗陋无文，汉族的传统典籍不易弄懂，只能粗通一些小说、戏曲，由于征战的需要，像《三国演义》一类的权谋之书就备受重视。据说清人出关以后，其主要将帅都随身备有《三国演义》，足见其影响之大。

    努尔哈赤向山海关发展，其劲敌是明朝的名将袁崇焕。努尔哈赤这个自称“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满族英雄居然在宁远之战中损兵折将，连自己也因伤病交加而死。袁崇焕紧守明朝的北方门户，使清兵屡受重创，难以进军，引起了清廷极大的忧虑。他们想起了周瑜用反间计杀死蔡瑁、张允的故事，就散布流言，制造假象，引起明朝皇帝崇祯的怀疑，终于使崇祯凌迟处死了袁崇焕。明人自毁长城，清人从此长驱直入，直至入关。《三国演义》的创造者们也许不会想到，就是那么一条莫须有的反间计，竟关涉到中华民族几百年的运数。权谋之为用，可谓大矣！

    这一段历史说起来实在是令人嗟叹不已。也许，就是因为袁崇焕的被杀，清军才能长驱直入山海关前；也许，就是因为袁崇焕的被杀，中国北方才失去了真正的长城，满族人才能迅速推进到南方，才能建立近二百多年的满清王朝。这些都是“也许”，但袁崇焕被杀给明朝东北边防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却是不容置辩的历史事实。

    那么，袁崇焕何以被当作“大汉奸”而遭千刀万剐之刑呢？这还得从头说起。

    明崇祯三年（1630年）的一天，北京菜市口人山人海，万头攒动，他们要争相看看这个被他们骂作“大汉奸”的人是什么模样，又是怎样被处死的。有人还怀着一个希望，那就是若能买到这个大汉奸身上的一条肉吃，就能表明自己是真正的炎黄子孙，是地地道道的正人君子，还能治疗自己的胆小病，产生降妖伏魔的力量。这个“大汉奸”终于被从囚车里推了出来，他被判的是凌迟处死的刑罚。所谓“凌迟”，就是要割一千刀，在最后的一刀才将犯人杀死，如果多一刀或少一刀，行刑的刽子手就要以自身来抵罪。刽子手先从剥皮开始，而不能伤及血管，否则一下子就死了。从他身上剥下来皮肉，民众争相哄抬价格，一两银子才能买到一片，他们吃一口骂一声“汉奸”，到了第三天上，“大汉奸”才被最后杀死，其内脏也被众百姓一哄抢光。

    这位被千刀万剐的“大汉奸”，就是明末著名的抗清将领、民族英雄袁崇焕。

    万历初年，女真在东北崛起。1583年，努尔哈赤以祖父遗留下的十三副铠甲起兵，经过二十几年的征战，征服了整个女真族，建立了后金政权。1618年，努尔哈赤把明朝对女真的欺侮总结成“七大恨”，以“七大恨”告天，向明朝发起进攻，次年攻占了辽东重镇抚顺，连败明军。终日纵情声色、万事不理的明神宗着了慌，急忙让辽东经略杨镐带领十多万大军分四路迎击，结果又全军覆没。明朝又派熊廷弼去辽东办理军务。

    正在这时候，神宗死去，他的儿子光宗也只做了一个月的皇帝，就因误服药物而一命呜呼，皇位由光宗的儿子朱由校继承，历史上称他为熹宗，年号天启。

    熹宗做皇帝时还只是一个十五岁的孩子，他性格十分懦弱，不愿多事，只好嬉游，他有两大嗜好，一是与小太监捉迷藏，一是干木匠活。尤其对于木工制作极为沉迷，他自己动手盖的房子和制作的机巧器物还真有点儿水平，由此可见，他是一个天生的木匠。这样一来，他就把政事交给了在做太子时就服侍他的太监魏忠贤。

    魏忠贤专权以后，无恶不作，大肆杀害正直朝臣，广结私党，祸乱国家，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阉党”。在这样一个朝廷的统治下，边境防务是可想而知的，熊廷弼在辽东也就难施手脚。熊廷弼到辽东后，苦心经营，勉强稳定了局势，但朝中某些官员对他横加指责，朝廷又将他革职查办，改用袁应泰做统帅。袁应泰是一流的水利工程人才，但对军事一窍不通，他轻率出战，结果遭到惨败。朝廷只好重新起用熊廷弼。但这时兵部尚书张鹤鸣与熊廷弼意见不合，他叫熊廷弼的属下王化贞不要听熊的调遣，结果由于好大喜功的王化贞失误，明军又遭大败，朝廷不分青红皂白，将王化贞和熊廷弼一起逮捕，并将张鹤鸣免职。

    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袁崇焕登上了抗击后金进犯战争的历史舞台。

    袁崇焕是广东东莞人，祖籍广西梧州藤县。他为人慷慨，富于胆略，喜谈军事，年轻时就有志于办理边疆事务。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袁崇焕中了进士，被派到福建邵武去做知县。天启二年（1622年）袁崇焕到北京述职，在和朋友们谈论时发表了一些对辽东军事很中肯的意见，引起了御史侯恂的注意。侯恂向朝廷荐举他，朝廷于是升他为兵部职方司主事，办理防务事宜。

    明代就像宋代一样，信任文官而不信武官，皇帝害怕武官权力大了要造反，因此总是派文官指挥战役，再加上多方的牵制，所以往往失败。

    袁崇焕任兵部主事不久，正碰上王化贞大败而归。一时间，朝廷惊慌失措，京城谣言四起，人心惶惶。袁崇焕悄悄地骑了一匹马，孤身一人出山海关考察军情。不久他回到北京，向上司详细报告了山海关外的形势，并说：“只要有兵马粮饷，一人足以守住山海关。”这虽然有些书生意气，但朝廷还是升任袁崇焕为兵备佥事。

    袁崇焕到山海关后，起初做辽东经略王在晋的下属，在关内办事。当时王在晋切意防守山海关。袁崇焕认为，为了保住山海关，应当将防线北移，在宁远筑城驻守。

    朝廷中的大臣大都反对，认为宁远太远，难以防守，但他们不知道，若以山海关为国界，就好像以北京的城墙为国界一样，外围失去了屏障，山海关一旦被重兵攻破，后果将不堪设想。如在宁远筑城，则可建立一片战场，取得一片巩固的根据地。在这片广阔的战场上阻击乃至消灭后金军队，比依长城而守，实在牢靠得多。

    大学士孙承宗没有轻易发表意见，他亲往关外视察，支持袁崇焕的意见。不久，朝廷派孙承宗代替王在晋，做了辽东主帅，他令袁崇焕和副将满桂驻守宁远。

    1622年，袁崇焕到达宁远，立即着手筑城。宁远离山海关二百多里远，筑好此城，就等于砸下了一颗钉子。他订下城墙规格：城墙高三丈二尺，城雉再高六尺，城墙墙址广三丈。

    袁崇焕和将士同甘共苦，所以筑城时人人尽力，第二年宁远城墙就筑成了。宁远城高墙厚，成为关外抗击后金的最主要的防御工事之一。袁崇焕由筑此城开始，经营辽东防务几达十年。在袁崇焕未被杀死以前，后金军队虽然多次绕道进袭包括北京城在内的一些城镇，但始终未能真正跨过宁远城一步。

    经过袁崇焕和孙承宗几年的苦心经营，明朝的边防力量大大增强，明军开始主动出击，陆续收复了一些失地，并把防线向北推进了几百里。面对已经取得的战果和宏伟计划的逐渐实现，袁崇焕内心充满了喜悦。他也因功连连升官，先升为兵备副使，再升为右参政，主帅孙承宗也对他青眼有加。

    前线虽逐渐稳固下来，但朝廷却日渐腐败下去，魏忠贤的专横跋扈引起了正直朝臣尤其是东林党人的义愤，纷纷上书弹劾魏忠贤，魏忠贤就采取极端的手段，杀害了杨涟等六人，史称“前六君子”，并把抗清立有大功的熊廷弼也一并处死。在镇压了这些反对派以后，魏忠贤的气焰更为嚣张，自称“九千岁”，肆意勒索贿赂。孙承宗对魏忠贤不买账，魏忠贤就派了一个叫高第的亲信去代替孙承宗做辽东主帅。

    高第只会吹牛拍马，绝无所长，他到任后，胆小如鼠，不敢驻守宁远城，胡说宁远战不可战，守又不可守，命令立即撤退。作为广东人，袁崇焕有一股“蛮劲”，他坚决不服从，认为军事上有进无退，宁远一撤，全线即刻崩溃。高第虽是袁崇焕的上级，但因他胆小，况且也是文官出身，竟对袁崇焕无可奈何，只好下令把锦州及其他几个防守据点的兵马撤到了山海关。这样一来，宁远城就好像旷野里的一株枯树，完全暴露在寒风之中了。

    努尔哈赤等待的机会终于到来了。明天启六年（1626年），努尔哈赤亲率大军十三万，号称二十万，进攻宁远城。那位魏忠贤派来的高经略坐在长城垛口上，以隔岸观火的悠闲心态，幸灾乐祸地看着宁远城的覆灭和袁崇焕的败亡。然而，只有孤城一座和守兵一万的袁崇焕，并无丝毫的怯惧之意，而是坚定地率兵抵抗，于是，著名的宁远大战开始了。

    天启六年二月，努尔哈赤的八旗精兵长驱直入，一路拿下了锦州、大小凌河、杏山、连山、塔山诸堡，兵势浩不见边，刀枪剑戟如林，十九日到达宁远城下，努尔哈赤派人劝降道：“我以三十万人来攻，此城破之必矣！”袁崇焕回答说：“义当死守，岂有降理！且称来兵三十万，予亦岂少之哉？”

    努尔哈赤先派兵绕过宁远城，切断了宁城和山海关的联络，以防明军增援。其实努尔哈赤多此一举，他不派兵，高第也绝不会来援救。但袁崇焕并不畏惧，他派总兵满桂、参将祖大寿分兵把守四门，把城外居民迁入城内，坚壁清野，组织居民、商人送水送饭，并刺血作书、激励将士，还把远在山西的妻子儿女接入城中，以示与宁远城共存亡。在宁远城内军民总动员、严阵以待的情况下，后金军队开始发动进攻了。

    后金军队极其骁勇善战，后来同李自成在一片飞石大战时，喊一声“辫子兵来了”，久经沙场的农民军竟然就“哗”地溃退了，而且一退不可收拾。在攻打宁远城时，他们也十分凶猛。后金军队用铁甲兵攻城，这些人身穿两层铁甲，不畏矢石，竖起梯子，奋勇上攀。再用铁皮车做掩护，挖掘城墙，城墙竟被挖出了许多缺口。袁崇焕的军队也十分勇敢善战，他们在城上安装了十一门西洋进口的红夷大炮，每一炮都给敌人以深重的打击，对近处的爬城军士，则从垛口上伸出许多长长的木柜子，柜子里装着士兵，士兵居高临下，用石头和箭矢打击敌人，再扔出浸有油脂和硫黄的被絮等物燃烧敌人的战具。就这样，后金军队的猛烈进攻，一次又一次地被打退了。

    袁崇焕当然是文人出身，在一般情况下他扮成一员儒将，如诸葛亮一般，他乘轿指挥战斗。他的最大特点是镇静，即使敌兵攻破了城墙，他也一点儿不慌，而是披上盔甲，和战士们一起运石补墙。在这次战役中，他负伤数处。敌人退却时，他又组织敢死队，追下城墙，追杀敌人，并捡回箭支十余万支。这次战役，明军杀死后金统率三百名士兵的牛录十多人。

    二十一日，后金军队再次趁夜出击，仍未成功，只好于二十六日撤围而去。

    敌人撤围后，袁崇焕还表现出一派儒者的风度，派使者送信对努尔哈赤说：“老将纵横数十年，无有不胜，今败于小事之手，恐怕是天意啊！”努尔哈赤也很客气地致书袁崇焕，并赠以马匹，“约期再战”。

    努尔哈赤在攻城时受了炮伤，只得躺在车中郁郁而回。他对诸贝勒说：“我自二十五岁起兵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历时四十三年，独不克宁远一座孤城。”抑郁中背上又生了毒疮，伤病交加，数月后死于沈阳以西四十里的瑷鸡堡。

    自此以后，后金军队对袁崇焕又敬又畏。

    宁远大捷的消息传到京城，朝野上下喜出望外，一片欢呼。高第因没有援救宁远而被免职，由兵部尚书王之臣取代。袁崇焕升为四品右佥都御史。随即他主动出击，又陆续收复了高第所放弃的土地。

    努尔哈赤死后，他的儿子皇太极继位。皇太极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统治者，他采取正确的战略，暂时放弃宁远，转而攻打朝鲜。就当时明清而言，双方都需要一段休战时间，以便实行各自的计划。明方需要筑城、练兵，清方则要进攻朝鲜、掠夺财富、巩固统治。

    在这样的局势下，袁崇焕提出与皇太极和谈，皇太极表示赞同，但明皇帝和许多大臣坚决反对，认为后金从来都是附庸国，皇太极不够谈判对手的资格。

    袁崇焕和皇太极商议和谈时，皇太极利用这个机会打败了朝鲜，袁崇焕也加紧修筑锦州中左、大小凌河等地的防御工事，并派出援朝军队，只因朝鲜很快投降，明军也就退了回来，没有和后金军发生冲突。

    皇太极进攻朝鲜的战争取得了重大的胜利，财物得到了补充，局势也稳定下来，但他看到袁崇焕修城池、练兵马，势力越来越强大，如不加紧攻击，愈加难图，况且求和又不成，于是，皇太极决定“以战求和”。

    天启七年（1627年），皇太极率大军攻打辽西的许多军事重镇，攻陷了大小凌河，随即又攻锦州。从五月十一日到六月四日，将领赵率教率领明军与皇太极展开激战。后金军损失惨重，但还是没有将锦州攻下来。皇太极见攻锦州不成，就转攻宁远。袁崇焕严阵以待，成竹在胸，两军相接，激战两天，双方损失都很惨重，但皇太极还是没攻下宁远。皇太极再转攻锦州，但锦州城守坚固，清兵死伤枕藉，无法攻克。当时正值炎热季节，后金军不少中暑得病，士气低落，皇太极不得不撤围回沈阳。

    宁锦之役，明军取得了胜利，但作为主帅的袁崇焕并没因此而受重赏，只是升了一级官。其根本原因在于袁崇焕不是魏忠贤的同党，袁崇焕当年中进士的主考老师和推荐他做辽东防务的人都是东林党的首领，因而，虽有“宁远大捷”和“宁锦大捷”，袁崇焕还是讨不到魏忠贤的欢心。这时，魏忠贤见袁崇焕威势日增，便指使同党，攻击袁崇焕不去救锦州。袁崇焕只好辞职，回老家广东去了。

    这年八月，爱捉迷藏和做木工的熹宗皇帝死了，因无子嗣，由他的亲弟弟朱由检继位，次年改年号崇祯。崇祯帝当时才十七岁，他年纪虽小，却十分精明能干，与哥哥大不相同。他不动声色地翦除了魏忠贤的阉党，然后逼得魏忠贤自杀，巧妙而又干净地除掉了朝廷的一个毒瘤。魏忠贤死后，附和他的大臣或杀头或充军，被魏忠贤排挤的袁崇焕重新被起用。

    崇祯元年（1628年）七月，袁崇焕从老家应召来到北京，崇祯召见了他，问他辽东防务事宜，经过一番深谈，崇祯可以说对他言听计从。袁崇焕提出了诸如粮草供给保障、排除干扰等要求，崇祯都一口答应，至于具体的守辽东的策略，袁崇焕认为可用以下三个原则：“一、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二、守为正着，战为奇着，和为旁着；三、法在渐不在骤，在实不在虚。”崇祯的确是有一番事业心，对袁崇焕的这些提法，都表示了赞同和照办的意思。

    崇祯赐给袁崇焕一柄尚方宝剑，以表示他对袁崇焕的信赖和支持，让他去总督宁远防务。但袁崇焕尚未到宁远，那里就发生了兵变，其原因很简单，军队没有粮饷。当时中央无力，财富均被各级官员和地主刮走，国库空虚，拿不出钱来发军饷。袁崇焕则建议用内帑（即皇宫中的钱）来发饷，崇祯是一个爱财如命的人，听后十分生气，从此对袁崇焕有了看法，不再像以前那样信任他了。

    不久以后，袁崇焕诛杀皮岛大将毛文龙又引起了崇祯的疑忌。

    皮岛是辽东南部海中的一个岛屿，地势十分重要，北可联清，东可控朝鲜，西南则可卫护胶东半岛的蓬莱、登州。皮岛守将毛文龙曾抗后金有功，但他后来成了魏忠贤的干儿子，还贪污横行不法，并曾写信给皇太极说：“尔取山海关，我取山东。”袁崇焕为了安定形势，消除隐患，便于崇祯二年（1629年）七月伏兵捉住了毛文龙，宣布了他的十二条罪状，请出尚方宝剑，将他诛杀。

    袁崇焕向崇祯报告了诛杀毛文龙的原因和经过，崇祯十分惊讶，认为他擅杀大将，别有用心。但因当时正依靠袁崇焕来抗后金，就未加责备。

    皇太极知道自己的力量敌不过明朝，所以一直想议和，但崇祯极其傲慢，根本不予承认，虽经袁崇焕从中调停，总是不能成功。于是，同时十一月，皇太极率兵十余万，绕开袁崇焕驻防的宁西，从西路直奔北京，经过艰难的行军，攻进了长城，进迫遵化，明军纷纷溃退，后金军攻克遵化。巡抚王元雍自杀，山海关总兵赵率教也战死遵化城下。后金军攻下遵化后，直扑京师。这时袁崇焕率兵，火速来援，并沿途留下军队以截断后金军退路。

    袁崇焕于十一月十日抵蓟州，但后金军绕过蓟州西进，接连攻下三河、香河等城，袁崇焕又急忙带兵去保卫京师，驻兵于北京广渠门外。

    后金军的猛烈进攻吓得崇祯魂飞魄散，京师一片慌乱。现在袁崇焕来了，崇祯心神略定，对他赞赏备至。袁崇焕认为部队疲劳，要求入城休息，但崇祯心中十分疑忌，借故推托不许其部队入城。袁崇焕又要求屯兵外城，崇祯也不答应。只是催促他快与后金军队交战。

    袁崇焕以两昼夜三百余里的速度紧急增援京师，已是人困马乏，但在崇祯的催促之下，不得不与后金军队交战。仗打得非常艰苦，两军相持了很久，袁崇焕身穿铠甲，冲锋陷阵，两胁下受了几处箭伤。后来后金军队终于不支，退到南海子边休整。崇祯见后金军队没有退远，便急不可耐地催促袁崇焕追击，甚至围歼敌人。

    这时虽然明军来了几路人马，袁崇焕也统一了指挥权，但决战时机很不成熟。万一出城决战，后金军队以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态度来与明军拼命，明军很有可能溃退。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那北京城就顷刻而下了。因此，袁崇焕的坚守不战是正确的。

    但崇祯却怀疑袁崇焕了，认为他是拥兵自重，要挟制自己，甚至谋权篡位，至少也是要强迫自己采用他一贯与后金议和的主张。这么一想，崇祯那颗刚愎自用而又傲慢的心就受到了很大的创伤。

    此时，后金军队在城外大肆烧杀抢掠，使得京郊的百姓大受其害，且崇祯身边的太监也多在京都置有田产，都深痛自己大破其财。想来想去，这怨愤就泼在了袁崇焕的身上，说后金兵是袁崇焕引来的，是想要挟皇上与后金人议和的。一时之间，这些舆论不知怎么就漫天而起，甚至大骂袁崇焕是“汉奸”，弄得人心惶惶，真假不分。竟有人站在北京城的城墙上往城下袁崇焕士兵的头上扔石头，一边扔一边骂“汉奸兵”，砸死砸伤了一些士兵。

    崇祯知道了这一消息，疑心更大，恐慌起来。恰在这时，皇太极依照《三国演义》上的“群英会蒋干中计”一节，使起反间计来。

    就在这以前，后金军捉到了两名明宫派到城外负责养马的太监，一个叫杨春，一个叫王成德。在撤回途中，皇太极派副将高鸿中和参将鲍承先、宁完成等人监守。这三人是归降后金的汉人。到了晚上，鲍承先与宁完成二人依照皇太极所授的密诀，大声“耳语”道：“这次撤兵，并不是我们打了败仗，那是皇上的妙计，你看到了吗？皇上单独骑了马逼近敌人。敌军中有两名军官过来参见皇上，商量了好久，那两个军官就回去了。皇上和袁崇焕已有密约，大事不久就可成功了。”两名太监正躺在旁边，把这些话听得十分清楚。第二天，姓杨的太监见敌人撤退时十分慌乱，便趁敌人的“疏忽”逃奔而归，并马上把这些话报告了崇祯。

    听了这些话，以崇祯多疑而又忮刻的性格，当然是马上相信了。他立刻召袁崇焕进宫，在宫中将其逮捕下狱。袁崇焕的部将祖大寿等人见状，惊慌莫名，只好出城等候。

    三天之后，圣旨下来，说袁崇焕以通敌谋反罪被捕，只问袁崇焕一人，余者不问。将士闻讯大哭，还有的将士破口大骂，顿足而号。如果此时有人倡议，说不定真会反了。

    祖大寿当然极为悲愤，他即刻率军回锦州，途中遇见驰援的袁军主力，了解了北京的情况后，也当即掉头而回。

    祖大寿掉头而回，崇祯大为恐慌，他生怕后金军再来攻城，连忙派人去让袁崇焕写信，召回祖大寿。这实在是一个奇怪的逻辑，既不肯正式下诏让袁崇焕写信，又派各部官吏前往劝说。袁崇焕先是不肯写，认为这种做法于情理不通，既不奉明诏，于狱中写发书召兵回京，无异于私人行为，但崇祯无论如何不肯向袁崇焕认错。在群臣的劝说之下，袁崇焕“以国家为重”，写信召回祖大寿。祖大寿本把崇祯派的使者看作敌人，但有袁崇焕的亲笔信，他迟疑不决。这时，祖大寿的母亲说：“如果不回军，只能加重袁督师的罪名，如果你回去攻下一些地方，打一些胜仗，或许能救袁督师出狱。”祖大寿听了母亲的话，率师返回，沿途攻陷了清军占领了两座城池，也就是断了后金军的两条归路。

    皇太极听说袁崇焕下狱，大喜过望。他本来已攻克了北京以南二十公里处的良乡，立刻回师卢沟桥，破了所谓的“车军”，又大破明军四万多人，擒获和斩杀了一些明军的高级将领，京师大震。但听说祖大寿率兵返回，惧怕归路被截，便写了几封议和信，领兵从山海关缓缓而退。

    后金兵一退，崇祯又感心中大定。是时，朝野之上、军队之中替袁崇焕辨冤求情的人，纷纷上书，连孙承宗也写诗说：“东江千古英雄手，泪洒黄龙半不平。”还有许多人情愿以身代之。袁崇焕也在狱中写信，让部下安心抗敌，半年之后，明军把后金军赶出了长城。

    这半年之中，袁崇焕再有什么样的罪行也该调查清楚了，也该做出决定了。不，早不杀袁崇焕，晚不杀袁崇焕，后金兵退出长城以后就杀袁崇焕。

    想袁崇焕死日，北京人情汹汹，莫不欲食肉寝皮。一条小小的反间计，竟然“倾国倾城”，令人想来真有些不寒而栗。说其是千古第一反间计，恐怕并不过分。

    一条小小的反间计，可以灭亡一朝一国。由此看来，反间计的确可以毫不夸张地被称为百计之首。

    （参见《史记》、《左传》、《战国策》、《清史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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