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雍正的性格

    雍正是一位十分复杂而矛盾的历史人物，他是勇于革新、勤于理政的杰出政治家，对康熙晚年的积弊进行改革整顿，一扫颓风，使吏治澄清、统治稳定、国库充盈、人民负担减轻。但他毕竟是封建皇帝，有其优点，也有其缺点，本性使然。那么，请随我们来分析下雍正的本性。

    一、勤勉、认真、严厉

    雍正是个勤勉于政事的君王，每天批阅奏折要写8000-9000个字，少则一二十件，多则三四十件，为此常常工作到深夜，有时他的批语甚至比奏折本身的文字还要多，这与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工作量倒是相似。不必说是古代书写使用费工费时的毛笔和墨汁，即便是现在使用十分简捷方便的钢笔，或者是用电脑打字，也是不小的工作量，批阅奏折便成为他生活中的主要工作。雍正皇帝所写的奏折的批示字迹清晰，认真，这便可以将这位君王的性格窥之一二。

    正如他的字迹，雍正为人勤勉、认真、严厉。

    有一次，川陕总督岳钟琪将几个省区严重干旱的情况如实上报，雍正夸奖他说：“凡地方事情，都如此据实奏报，不加丝毫隐饰才合朕意。朕希望所有内外大臣，办事只讲一个真字。贪官污吏压榨百姓的惯用手法就是摊派克扣。”认真勤勉劲儿可见一斑。

    雍正三年（1725），主管四川陕西军政要务的总督岳钟琪，将两省乱摊乱派的名目进行综合，共有三十多项，他把这一情况如实上报朝廷。雍正夸赞岳钟琪毫不护短。他还指出，不但四川、陕西有乱摊乱派的现象，其他各省都一样。为此，雍正选派一大批官员调往四川、陕西，让岳钟琪坚决果断地替换掉各府州县的不法贪官。奏折是君臣之间沟通情况，上传下达的工具。清朝文武大员的奏折，都是派专人赴京，直接送到皇宫大门。雍正指出：有事，一个月上报几次都无妨；没事，哪怕几年没有折子也不会怪罪。他反复强调：“只务实行，不在章奏。”

    云南布政使葛森没事找事，频繁上奏。雍正就批评他说：“路途这样远，派专人送来这些没有用的奏折，不知你用心何在？如果想用密折奏报，来讨好皇上、挟制上司、恐吓下属，那实在是耍小聪明了。”

    雍正为人精明，对贪污腐败深恶痛绝，铁面无私，查办贪官的看家本领便是“抄家”，为此，得到了“抄家皇帝”的绰号。我们最熟悉的便是他二度抄了曹颊的家，让曹颊的儿子曹雪芹感受颇深，为此，中国还诞生了一部不朽的巨著《红楼梦》，这，是后话。

    雍正认为，对清官也要具体分析，当官的若不干事或者干不好事，人品再好，也不过是个木偶，起不到治世安民作用。

    直隶吴桥知县常三乐，廉洁安分，为人老实，工作上只求无过，不求有功，但是他胆小软弱，以致地方好多事久拖不决，工作上很难有起色。直隶巡抚李维钧要把常三乐从县令职位上调开，吏部却认为常三乐没有什么劣迹而不予批准。雍正得知道这件事，毫不含糊地指出：常三乐当官软弱，实属失职，应当免去官职。看来，在雍正手下，且不说贪官，就是平庸无为的人也很难混下去。

    雍正皇帝对于清除贪官庸人是毫不手软，而对有才干的人却是倍加爱惜。

    河南大员田文镜是个刚正不阿的人，他对贪官十分痛恨，铲除贪官时便十分干脆利落，由此得罪了许多大大小小的官员，便有人给他开列了十大罪状。雍正经过核实后，将诬告者治罪，下令田文镜官升两级。雍正在田文镜的奏折上，表扬他“为国忠诚”。并好言安慰田文镜说：“小人流言何妨也，不必气量窄小。”

    当然，严厉过头之后，便会产生别的问题。

    处在盛世当中，雍正在位期间虽没有出现大规模农民起义，但零散的反抗经常发生，雍正的镇压措施十分严厉。不论具体情节，抗官者即以反叛论处，斩杀不赦。甚至拒捕时，有人“共在一处，虽非下手之人，在旁目观，即系同恶共济”，均斩立决，倒是与“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有异曲同工之妙。对民间秘密结社，雍正嘱咐官吏们“时时察访，弋获首恶，拔树寻根，永断瓜葛”，丝毫不留一丝情面。苏州手工业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罢工叫歇，雍正严加惩处，立碑永禁叫歇。雍正时文字狱日益频繁，汪景祺因“谄附”年羹尧而立斩枭首，查嗣庭因趋奉隆科多而戮尸示众，陆生楠因议论时政而被军前正法。最为轰动的是吕留良案，吕是清初具有民族思想的学者，已去世40年，后有曾静、张熙读吕氏之书，受其影响，竟去策反岳钟琪，要他反清复明，酿成大案。吕留良被开棺戮尸，其儿子、学生处死刑。雍正朝文网甚密，株连人众，处刑严酷。知识分子动辄得咎，形成闭眼不敢看现实，缄口不敢谈政治的沉闷风气。

    二、喜好斤斤计较

    雍正对人有过分高的追求，眼睛过于容不下沙子，所以才炮制了一起起抄家案和文字狱。

    贪官们的罪一经核实，雍正就下令把他的家底抄个干净，连他们的亲戚、子弟的家也不放过，雍正下令：“丝毫看不得向日情面、众从请托，务必严加议处。追到水尽山穷处，毕竟叫他子孙做个穷人，方符朕意。”此令一下，全国一片抄家声。

    当别人攻击雍正时，他迫不及待的自我辩护，所以炮制出了千古独一份的《大义迷觉录》，大义凛然地自辩护了一番不说，还让全国的士子每月初一集体朗读，以致“谤毁君父之言，每于月吉宣之于口”。这么一搞，让很多原来知道“十大罪状”的人，更加深信不疑；原来不知道什么“十大罪状”，通过雍正的宣传却都知道了。雍正的辩护像是用墨汁饱蘸儿书，把自己愈描愈黑，扩散到全国穷乡僻壤，深入人心，演化成许多稗官野史，流传至今。这还不够，可能是早年太过隐忍压抑，他还经常把儿子兄弟和大臣叫到宫里面，喋喋不休回忆自己自小生活的点点滴滴和所见所闻，抖出了不少宫内秘闻，害得后来他儿子乾隆皇帝为他的那些野史四下江南，才把有可能四处流传的内宫花边新闻给堵得差不多。看来他还真有些任性和孩子气。

    三、感情生活淡泊

    雍正十一年（1734）所修《玉碟》的缮清定本（即“大玉牒”），现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其所载雍正帝的后妃等共六人，除皇后纳喇氏、钮祜禄氏和皇贵妃年氏外，其他三位是：

    齐妃李氏，知府李文烨之女。

    裕妃耿氏，原任包衣达耿得金之女。

    谦嫔刘氏。

    雍正的子女并不多，一共十个。从雍正的皇后妃子的生育情况及留下的后代情况来推测，雍正皇帝是个喜新厌旧的人，这在帝王中倒也常见。相对于汉武帝几次易皇后，更有男宠，雍正的感情倒也算是淡泊了。

    雍正的妃嫔们一般都是某人接连生孩子，一定时期之后，就再也不生了。雍正年轻的时候喜欢弘时的母亲李氏，李氏一连生了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可惜的是，只存活了一个，后来还被雍正弄死了，李氏也人老珠黄了。

    后来，雍正皇帝宠幸年氏。敦肃皇贵妃年氏，湖北巡抚、后加太傅、一等公年遐龄之女，原授一等公、抚远大将军、川陕总督年羹尧之妹妹也。为世宗藩邸侧妃，康熙五十四年（1715），生皇四女。五十九年（1720），生皇子福宜。六十年（1721），生皇子赠怀亲王福惠。雍正元年（1723）五月，生皇子福沛。十二月，册封贵妃。三年（1725）乙巳十一月，病亟，晋皇贵妃。年氏入雍邸应该在康熙五十三年（1714）。她是雍邸所有妻妾中最年轻的一位。并在康熙五十九年（1720）到雍正元年（1723），连续生下三位皇子，可见她在这几年颇为受宠。当然这也和她的兄长年羹尧有一点关系，但大部分还是她本人得到了雍正的喜爱。

    年氏入雍邸为侧福晋，雍正元年即被封为贵妃。年龄最小，地位仅次于皇后纳喇氏。而和她在藩邸并肩的另一位侧福晋李氏，入府比她早，年龄也比她大，却只封了齐妃。这么看来，年妃似乎很受宠。不过雍正三年（1725），雍正为皇后举行了册后大典，皇妃公主及命妇们要向皇后朝贺。本来按照惯例，向皇后朝贺后，还要向贵妃也祝贺一下。但雍正却取消了向贵妃祝贺行礼，他以此表示在这个国家里只有一位皇帝，一位皇后，他不愿意让女人们来左右他。我想年妃对这一决定，应该是伤心的。但这时候，是年羹尧获罪之际，年妃一定是左右为难、小心惊惶而又抑郁苦闷的。

    再有就是年妃本来身体就很虚弱，雍正就说过她“体素赢弱”。她在怀皇九子福沛时，正好是康熙的大丧。这时候举哀磕头行礼之事，数不胜数，以她怀孕之身，不免动了胎气。导致难产，福沛生下后就死了或者就是一个死胎。她自己的身体从此也是一落干丈。

    雍正三年（1725）十一月，年妃到了弥留之际，从宫里搬到圆明园。雍正看望她后又匆匆回宫。他给礼部下了一到上谕：晋封贵妃年氏为皇贵妃。这一加封是对年妃最后的安慰，但是年妃没等到加封之礼就死了。雍正在册书中还是充分肯定了年妃的品性。称她：“秉性柔嘉，持躬淑慎。在藩邸时，事朕克尽敬慎，在皇后前小心恭谨，驭下宽厚平和。朕在即位后，贵妃于皇考，皇妣大事悉皆尽心力尽礼，实能赞襄内政。”并且也暂时缓和了对年羹尧的处分。

    年妃死后，留下皇子福惠。雍正对此子十分宠爱，甚过别的皇子。可惜在雍正六年，年仅八岁的福惠也夭折了。雍正十分伤心，下令“照亲王例殡葬”。年过十八岁的弘历和弘昼连贝子都还不是，而八岁的福惠就以亲王的规格礼葬，可见雍正对他的喜爱。乾隆登基后，追封弘晖（雍正嫡子，亦早夭）和福惠为亲王时，就说过：“朕弟八阿哥，素为皇考所钟爱。”证明了雍正宠爱福惠是弘历等兄弟所深知的。

    最后一个受到密集型宠爱的应该是谦嫔刘氏，生了圆明园阿哥的那个。可惜，雍正死的比较早，她还没被封为贵妃什么的，雍正皇帝便已撒手人寰，那时候，小孩刚三岁。

    四、隐忍自己的嗜好

    “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的说法雍正深知，所以，雍正还有一个优点就是：能很好地隐忍自己的喜好。

    宫中上下，乃至大臣，很少人知道雍正皇帝喜好什么。因为他深知，帝王的喜好如果被臣子们都知道，就会形成一股溜须拍马的风气。大家就会想办法投其所好，浪费国家资源。所以，一般他有什么需要，会用密折的形式，告诉他的几个心腹，让他们暗暗查找。像喜欢小狗之类，他不会号召大家给他送狗。当年杜牧因为不满唐玄宗为杨贵妃寻荔枝跑死了许多好马而留下了“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的著名诗篇。比起唐玄宗，雍正的这一点显然是个优点。

    康熙早年告诫雍正皇帝要“戒急用忍”，即用忍耐的态度来戒除急躁的脾气，从雍正一生来看，他确实做到了，每每遇大事不乱，处大事不惊。

    五、雍正的幽默

    雍正不喜欢声色，也不崇尚浪费奢侈。张廷玉说每次看到雍吃饭的时候，从来都不掉下来一颗饭粒或者是饼屑。还经常教育皇宫里的御厨说要珍惜粮食的来之不易，不能浪费粮食。雍正夜以继日地处理国家大事，很多时间都是他一个人，很少有人陪着。奏折批阅累了，他就一个人喝喝酒、赏赏月或者是写写诗来当做自己的消遣。他的一首诗，把自己的这种形象与生活描绘得非常遥真：

    对酒吟诗花劝酒，花前得句自推敲。

    九重之殿谁为友，皓月清风作契交。

    从这首诗里可以看出，雍正皇帝是一个真真正正的孤家寡人。其实，雍正皇帝不是没有朋友的，在前面提到过看雍正吃饭不掉米粒的张廷玉就是其中之一。张廷玉这个人非常忠厚老实，文才却是非常的出众。他的记忆力非常好。雍正的诏书，谕旨基本上都是从他手里出的，他是雍正皇帝真正的得力助手，雍正视张廷玉也像是自己的最好朋友一样。有一次，张廷玉生病不能去上朝，雍正皇帝就对朝上的文武百官说：“朕这几天手脚一点也不舒服，什么大事也干不了！”朝上的大臣一听，就齐声说道：“陛下龙体欠安，要不然静养几日吧！”雍正皇帝听了之后哈哈大笑，他说：“朕的肱股之臣张廷玉有病，岂不是朕的手脚不舒服吗？”朝上的所有大臣听了之后，才恍然大悟雍正帝说的是什么意思。

    §§§第二节 雍正的喜好

    雍正皇帝还有很多文学艺术方面的爱好，多年的阿哥生涯，让他多才多艺，但是，也不乏一些让人觉得啼笑皆非的事。

    一、喜好书法

    雍正的字写得非常好，有字迹为证，他甚至不输于清代的一些书法家。

    书法为六艺之一，清代的大多数皇帝都醉心于书法，其中尤以康雍乾三帝为最，占文稽古，文采风流，为历代帝王中所罕见。而雍正的书法，则是三帝中最精妙的。雍正自幼师从明末的内侍张、林二人练习书法，年纪稍长一些之后，则由翰林沈荃交其习董其昌书法，雍正对董其昌的书法，刻意临摹，爱之入骨。《清朝野史大观》引《独学庐二稿》说：“明华亭董尚书（其昌），真迹绝少，盖由圣祖最爱董笔。当时海内佳品，玉碟金题，汇登秘阁，唯题‘玄宰’（董其昌字），以上一字犯御名，臣下不敢进览，故尚有流落世间者。”受雍正的影响和鼓励，在他在位年间，社会上都纷纷推崇起董其昌的字来，以致书法界一时成了董字的天下。

    除此之外，雍正帝还临摹父亲康熙的字体，而康熙的舔笔落墨，点画固然壮满坚实，饶有力度，然而美中不足的是，字的结构稍觉呆刻，从而导致风姿神韵，并不显得那么的爽利自在，平心而论与汉唐名家相较，显然落了下乘，但是虽说有鉴于此，雍正还是心无旁骛的，执著如此，久而久之几乎可以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只是笔力笔劲稍有不同而已，雍正也因此获得父皇的赞赏而给康熙帝留下了好的印象。

    雍正字清丽挺秀，功底深厚。他的书迹流传，《耕织图题诗》是写得较为得心应手的一种。图上题诗，有《耕》、《浸种》、《络丝》、《纬》等五言律诗多首，大致为一图一诗。题诗采用行草形式，行中央草，以行为主。从所题书法看，其风格大致在于飘逸洒脱，构架有型，并且每一行与每一行之间，多半安排得疏疏朗朗，显系受他父亲圣祖喜爱董字分行布白疏秀的影响。然而从造诣看，他的草书如《御选语录序》等，其基本风格，还是和行书相去不远的。而他写于雍正十三年（1735），即临崩那年的《经海一滴序》，由于点画清圆，结构凝敛，比起清高宗乾隆书法仿效赵孟颊，更是开其先声了。

    雍正的书法，平时以行书写得最多，水平也最高。他所流传下来的《朱谕》，多少反映了他在行书方面所达到的造诣。

    《朱谕》是写给臣子们看的，以表示皇上对于某人某事的倾向性意见，所以以易辨易认的行书为最切实用（楷书则太费时，草书则难辨认）。谕上书法，点画瘦劲，虽为小字，可却笔笔清楚，绝无拖泥带水和半点含混之处。构字则流畅工稳，疏密相映，妙在稳健之中，不时地透出几丝姿媚，从而使人感到一种寓神奇于平淡之中的妙趣。再看通篇布局，气息清旷，密有疏，也为这些《朱谕》，平添了不少风韵。

    而《御选语录序》的字迹，则是和佛家语录有关的雍正草书精品。也是流传下来的比较罕见的雍正草书作品。

    从雍正的书迹流传看，大致以行书为主，很难见到草书，所以杨启樵说：“世宗擅书法，流传于世间者，类多行书，以草书出者，弥足珍贵。”

    总之，雍正的书法，虽在笔锋笔意上与乃父康熙相似，但是其作品的艺术水平却远远胜于乃父，当然更是在自称文采风流的乾隆皇帝之上了。

    日本学者稻叶君山的《清朝全史》中评论康雍乾三帝书法时也说：“乾隆书法虽妙，但少气魄；而康熙帝则骨力有余，丰润不足；而雍正之书法，有才有气，不类王者笔迹。”

    二、雍正生活情趣：爱好瓷器和绘画艺术

    雍正皇帝身为阿哥时候，故作“富贵闲人”，用大把的时光饱读了不少诗书，也就培养起对艺术品非常高雅的鉴赏品位。

    在位十三年，雍正不仅十分爱好瓷器，且直接干预瓷器生产，并亲自决定瓷器的造型和装饰．甚至在养心殿还建了个小瓷窑。

    景德镇御厂的制瓷方面，雍正四年（1726），他命令年羹尧总理御厂陶务。唐英也于雍正六年（1728）八月进驻景德镇御厂。在造办处与御窑厂两者的共同努力下，终于在雍正七年二月，年希尧制作并上交进第一批供珐琅作制作瓷胎画珐琅用的“有釉水磁”。这里需要指出，唐英在雍正六年（1728）八月进驻景德镇御厂，与此次上交“有釉水磁”仅隔半年，在此期间，根据唐英《瓷务事宜示谕稿序》所记载：“予于雍正六年，奉差督陶江右。陶固细事，但为有生所未经见，而物料火候与五行丹贡同其功，兼之摹古酌今，侈弁崇庳之式，茫然不晓，日唯诺于工匠之意者，惴惴焉，惟辱命误公之是惧。用杜门，谢交游，聚精会神，苦心竭力与工匠同其食息者三年。”

    雍正时期，青花瓷的制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一时期制作的青花瓷色泽青翠光艳，清新明快，层次清晰，尤其是蓝色，像蓝宝石一样鲜艳明亮，晶莹光润欲滴。而珐琅彩瓷在康熙时期引进国外珐琅材料创制，雍正时期珐琅彩瓷一改康熙时只绘花枝、有花无鸟的单调图案和华丽风格，转而将珐琅彩与中国传统书画相结合，形成了以白地彩绘为主的清丽雅致的面貌，淡雅有趣。宫中档案中有不少关于雍正时期责令烧造珐琅彩瓷的记载。

    雍正十年（1732）六月十三日，太监传旨：“今日呈进画珐琅藤萝花磁茶圆，再画珐琅时不必画此花样。其百蝶碗画得甚不细致，钦此。”由此可见其重视程度。

    后人评价雍正珐琅彩瓷有四绝：“质地之白白如雪，一绝也；薄如卵幕，嘘之而欲飞，二绝也；以极精之显微镜窥之，花有露珠，鲜艳纤细，蝶有茸毛，且颈颈竖起，三绝也；小品而题极精之楷篆各款，细有蝇头，四绝也。”雍正时珐琅彩瓷之所以能取得如此高超的技术成就，画工精湛是其根本原因。

    雍正还喜欢穿古装让别人画画，如大家比较熟悉的《十二美人图》。《十二美人图》其实原名《雍亲王题书堂深居图屏》，共12幅，本是绢画。只因画幅中绘有雍正为皇子时所号“破尘居士”落款的条幅，所以曾一直被误定为《胤禛妃行乐图屏》。朱家潘先生据内务府雍正朝档案考证“只是‘美人绢画十二张’而已”，因此，将其定名为《雍亲王题书堂深居图屏》似更为恰当。此套图屏是为圆明园定做的，原贴于圆明园“深柳读书堂”围屏上，雍正十年（1732）八月间才传旨将其从屏风上拆下来，因此，图中求实写真的园林景致表现的应是初期圆明园的实景。此套图屏表现出雍正雍容华贵的审美情趣，真实地还原了宫苑女子品茶、赏蝶、沉吟、阅读等闲适生活情，还以写实的手法逼真地再现了清宫女子冠服、发型、首饰等当时宫中女子最为流行的妆饰。十二幅图分别包括：《倚门观竹》、《观书沉吟》、《立持如意》、《持表对菊》、《消夏赏蝶》、《博古幽思》、《捻珠观猫》、《烛下缝衣》、《烘炉观雪》、《倚塌观雀》、《桐荫品茶》及《裘装对镜》。

    《雍正十二月行令图》也是比较著名的，这是一组表现雍正皇帝日常生活的作品，按春、夏、秋、冬四季十二个月的顺序排列，分别为“正月观灯”、“二月踏青”、“三月赏桃”、“四月流觞”、“五月竞舟”、“六月纳凉”、“七月乞巧”、“八月赏月”、“九月赏菊”、“十月画像”、“十一月参禅”和“腊月赏雪”。从描绘的景物判断，表现的对象应为圆明园。画面以山水楼阁为主，建筑描绘细腻，其中既有中式园林建筑，又有西式亭台楼阁，更有中西合璧者，画面的景观可能是画家以圆明园的建筑结合自己的想象而创作的。圆明园是雍正做皇子时的封赐，他解释说“圆明园”的赐名大有深意：“圆而入神，君子之时中；明而普照，达人之睿智也。”

    雍正三年（1725）八月圆明园兴修一新之后，雍正皇帝经常在园中居住并在此办理公务，他明谕百官“每日办理政事与宫中无异”。这十二幅行乐图展现了其在圆明园生活的各个场景，也表现了十二个月的不同节令风俗。其中有一幅是画他偷桃子，还有一幅是画他在洗脚，看了让人发笑，从他的这种自娱自乐我们可以想见他的可爱和充满魅力之处。

    雍正喜好绘画最重要的表现，还有《雍正耕织图》。《雍正耕织图》共有图四十六幅，耕图和织图各为二十三幅。为设色绢地手工绘彩本，将中国传统画法与西洋透视法相结合，刻画细致入微，充分体现了雍正时期“精、细、雅、秀”的艺术特征，通过一幅幅恬淡而形象的生产劳动的画面，真实反映了当时耕织生产的全部过程和农业科学技术的运用，被誉为“世界上第一部农业科普画册”。每开画上，都有雍正的亲笔题诗，展现了他颇具个性的行草书法，它将二王的灵秀、晋唐的古朴及董其昌的逸气熔为一炉，具有大家风采。由于雍正流传下来的书法作品不多，这套珍藏画册对书法爱好者尤其是帝王书法爱好者来说，提供了一个难得的鉴赏和收藏机会。诗词方面，雍正帝流传于世的诗篇也并不算多，在雍正《耕织图》上是一个集中的展现。该图还流传到了日本、朝鲜和东南亚地区，对亚洲的农桑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说，这是一份全景记录古代农耕生活的重要历史文献，对于我们今天研究中国古代的农业生产和农业科学技术具有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从另一方面来说，该图还别出心裁地把图中刻画的农夫和农妇的形象，都画成雍正自己与福晋的面容，是他力图表现他对恬淡田园生活的向往以及对农业亲力亲为的意愿。

    在生活上，他也是很有情趣的，他喜欢当服装设计师，对衣着和小饰物也有心情指手画脚，关于手绢的颜色和花样还能专门出几篇上谕。

    三、喜欢玩狗

    如今这大城市里，小区内外到处都是狗的身影，玩狗成了都市人不可或缺的嗜好，宠物店和宠物医院也到处都是，可是，宠狗并不是现代人才有的嗜好，早在二百多年前，雍正帝就非常喜欢玩狗。

    雍正皇帝让太监在宫内养了许多只小狗，常常忙里偷闲去逗弄喂养它们。狗本来就聪明有灵性，小狗更是憨态可掬，确实是生活中的调料。雍正还亲自给他们赐名，其中他最喜欢的两条狗就叫做“造化狗”和“百福狗”，为此，闹出许多让后世人觉得啼笑皆非的事。

    雍正曾为造化狗设计过一种老虎式仿丝面软里子的套头衫，做好后，他又认为套头衫没安耳朵，造化狗穿上后，耳朵只能窝在衣服里，非常不舒服，便命人在虎式套衫上再加上两个耳朵。他还为百福狗设计过一件麒麟式仿丝面软里子的套头衫，做好后，雍正又不太满意，命人在麒麟套头衫上再安上眼睛、舌头。这样一来，百福狗的眼睛从麒麟眼中露出来，俨然一个活生生的麒麟了。除了仿丝料的狗衣，雍正还多次下令制作了许多虎皮狗衣、猪皮狗衣、豹皮狗衣等等。每个狗衣，都经过狗试穿后，由他亲自认真察看，不容许丝毫马虎，稍有不妥，就必须返工。比如狗衣上的纽襻钉得不牢固，就要重新钉一遍。有的狗衣做了皮托掌，雍正帝认为不好，就要拆去或重新做一个漂亮的换上。

    雍正帝不仅亲自定做狗衣，还亲自为狗定做狗笼、狗窝、狗垫等各种用具。例如雍正六年（1728）他曾命人制作了一个精巧细致的小圆狗笼。狗笼用竹子做架，用一种很讲究的藏族手工生产的羊毛织品做罩面。雍正的爱犬住在如此舒适的安乐窝里，真可称得上是“百福”和“造化”了。

    四、喜好鼻烟和鼻烟壶

    雍正皇帝为了让国家风气浩正，极力倡导禁止烟草的种植和吸食，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然而，雍正帝却与鼻烟和鼻烟壶结下了不解之缘。

    雍正以前的皇帝是不吸烟的，包括鼻烟也不闻。但作为一向标榜“敬天法祖”的雍正皇帝，正是在倡导禁止烟草的时候，自己却染上了闻吸鼻烟的嗜好。

    据清宫档案记载，雍正帝不仅嗜好鼻烟还特别的喜玩鼻烟壶，他曾下旨为他烧制鼻烟壶，并亲定式样。我们甚至通过雍正帝对于鼻烟壶制造艺术的要求的挑剔，看得出他还是一位鼻烟壶艺术的鉴赏家呢！如在雍正帝八年（1730）的档册中记载：

    十一月二十日，内务府总管海望持出黑地珐琅五彩流云画玉兔秋香鼻烟壶一件，奉旨：玉兔不好，其余照样烧造。钦此。

    同日，内务总管海望持出桃红地珐琅画牡丹花卉鼻烟壶一件；上下云肩与山子不甚好，其余花样照样烧制。钦此。

    从史料记载和雍正其间的鼻烟壶遗存看，在诸多的色彩中，雍正帝对黑色情有独钟，那个时期的鼻烟壶多为黑色或黑釉做底，或用黑红勾勒，形成了一种古朴庄重的独特风格。

    为了烧造出自己满意的鼻烟壶，雍正帝不仅多次下旨，还对那些能烧造出自己称心如意的能工巧匠们给予重赏。据记载，最高的奖赏一次给了画稿人和烧造者每人白银二十两。这犒赏从荣誉上讲是至高无上的，从经济收益上讲亦是相当可观的，按当时的银价估算，二十两白银可换五百石粮食。

    五、喜好喝酒

    雍正喜好喝酒。雍正尤喜宁夏的一种羊羔酒，还写在密折里让年羹尧帮他寻找。雍正皇帝的这张御笔亲写字条是夹在远抚大将军、川陕总督年羹尧于雍正元年四月十八日的奏折中。条曰：

    在宁夏灵州出一羊羔酒，当年进过，有二十年宁夏不进了，朕甚爱饮，寻些来，不必多进，不足用时再发旨意，不要过百瓶，密谕。

    六、喜好炼丹和玄学

    玄学对于雍正有着不可阻挡的吸引力。

    喜好玄学，想通过炼丹成仙的皇帝，真的不在少数，包括许多明君，诸如秦始皇、汉武帝和唐太宗，当然，也包括雍正皇帝的父亲康熙帝，康熙皇帝喜好玄学从雍正兄弟们的名字来看，就一目了然，当然，康熙皇帝没有造成汉武帝那样的恶果。喜欢炼丹和玄学也是相传雍正的死因之一，这将在本书的下一章中详细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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