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神不知鬼不觉清除政敌

    康熙四十一年（1702），四阿哥胤禛和太子胤礽，还有十三阿哥胤祥跟着父亲去朝圣中国佛教的第一名山——五台山。胤禛后来崇信佛教，很有可能就是和这次去五台山朝圣有关系。

    到太子胤礽已经被废除了之后，这些兄弟之间更是尔虞我诈，相互倾轧。在这样的一个非常敏感的时期，胤禛却是八面玲珑。他既不去攻击其他的那些兄弟，也不拉帮结派，更不会去做落井下石的事情，甚至他还去帮助那些兄弟们，为兄弟们去说情，在大家眼里表现出不得罪任何人的憨厚模样。当胤禛被御封当了贝勒，但是九阿哥、十四阿哥这些人却封了贝子的时候，他还因为这件事去向自己的父亲启奏，他说大家都是一样的兄弟，为什么九阿哥他们这些人的爵位却是比较低的，他和父亲说愿意自己降低世爵来提高兄弟们的爵位，这样一来使得他在兄弟们当中的地位就相当了。之后他还干过不少这样的事情，他总是处处替自己的兄弟们说好话，维护兄弟们，在别人有需要的时候就马上给予支持。所以这样，那些正激烈争夺储位、相互敌视的兄弟却对他都怀有这样那样的好感，反正至少没把他当做是自己的对手。雍正虽然也对皇位是非常热切地渴求着，但是他的手段却使用得十分高明。他凭借着自己韬光养晦的战术，渐渐地在众兄弟间提高了他的身份和地位，也在众人中表现出他不凡的政治活动才能。那些皇子纷纷跳出来争夺储位，就好像《红楼梦》里说的那样，“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

    雍正当时的表现有的人说他这是一直在韬光养晦，这是在效仿刘皇叔防备曹操时自己在菜园子里种白菜一样，属于深藏不露，这种说法也是不无道理的。他为了谋取太子的地位的野心，是在第一次废除了皇太子事件之后才慢慢滋生的。到第二次他才渐渐开始去积极经营了，可是当时的情况对于他而言是并不有利的。无论是人气还是声望，八阿哥都比他要好得多；如果要论和康熙帝关系的亲近，三阿哥也比他强；要是讲才干和受父亲的宠信，十四阿哥就比他厉害多了。但他做事审慎，他比较注重方针策略，所以在这么多兄弟的嗣位角逐中，才能异军突起，来了一招后发制人。

    四阿哥也就是雍正坐上了皇帝的龙椅之后，有许多的人不服气，尤其是和他争夺过皇帝位的那些兄弟。雍正对这些兄弟还有他们的党羽进行了严厉打击，这都是他开始巩固自己的政权地位、树立自己君权和绝对统治威力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

    一、接二连三的大清扫

    雍正对自己的胞弟十四阿哥采取了重点打击的手段。对九阿哥也是不讲情面的，因为九阿哥是八阿哥最忠实的追随者，所以雍正决定用打击九阿哥的方法来孤立八阿哥。

    九阿哥在父亲还活着的时候得到康熙皇帝的批准，抄了权臣明珠的家没收了数百万家产，他的贴身太监何玉柱也被派去关东私自挖人参来贩卖，还在天津开办了一个木行。所以在这么多皇子当中，九阿哥是最富有。可是，九阿哥是一个“好酒色，图受用”之徒，他两次派自己的心腹太监去苏州物色美女，以供自己荒淫享乐。康熙帝也从来看不上这样一个花花太岁的儿子。所以在康熙王朝的后期，九阿哥自己也明白皇位自己是得不到的，所以他就选择走实际的路线，他决定支持八阿哥。他和八阿哥是邻居，有一日他来到八阿哥府上，一通八皇兄长八皇兄短的，不断地讨好着八阿哥。他奉承地说：“八皇兄才华出众，定是皇阿玛储位之最佳人选，恭喜皇兄，贺喜皇兄啊！”八阿哥不经意地冷笑了一下，淡淡地看着他。其实八阿哥心里很清楚自己的九皇弟是怎样的一个人。他就是因为自己知道反正是得不到皇位的，但是为了自己将来可以继续他的淫逸生活而需要依靠更大的权势。八阿哥也正是利用九阿哥家里的钱多，可以支持他活动。因此，九阿哥成了八阿哥的重要活动经费来源。

    后来，胤禛当上了皇帝之后，九阿哥感到非常失望，他对胤禛情绪上的不满和抗拒最后甚至到了不顾礼仪的程度，对于这一点他比八阿哥表现得更为明显。根据《清世宗实录》一书中记载：康熙皇帝驾崩的时候，胤禛当时正在很哀痛地哭泣着，九阿哥就突然跑到胤禛的面前，非常不守礼节地端坐在康熙的尸体前面，连做臣子的礼节一点都不顾。大家都在灵堂举行哀悼的时候，九阿哥却是一滴眼泪都没有流，一点难过的神色都没有。那时候胤禛就责问他了：“九皇弟，父皇正值仙逝，你却到这里来看热闹？成何体统，你这种忤逆之子！”九阿哥公然与雍正争辩道：“我是一点悲伤也没有，也强过某些人，猫哭耗子假慈悲！”正是因为九阿哥的这桩桩件件无礼的行为招致了雍正皇帝对他的憎恶。

    另外，九阿哥的生母宜妃，胤禛一向也是很讨厌的。在康熙驾崩的时候，宜妃当时也正生着病，听到康熙去世的消息，她由于平时深受康熙的宠爱，所以毫无顾忌就闯进了灵堂，抢在了雍正生母德妃的前头，这一举动引起胤禛对她极度的厌恶。毕竟，那个时候四阿哥胤禛是已经受了遗诏的新的皇帝雍正，虽然以前自己的额娘地位也不高，可是母凭子贵，德妃现在的地位早就今非昔比了！当时雍正心里虽然很不高兴，但转念一想也没有将此作为一件事来理论。可是更让雍正生气的是，宜妃见到雍正的时候，还非常不识时务地摆出自己一副母妃的姿态，高高在上，连雍正已经是当今的皇上了也没有顾及上。雍正深知九阿哥没有八阿哥那样的号召力，也知道九阿哥也就是江湖商人脾气，成不了什么大气候。所以对九阿哥的亲娘采取打击的态度。可是，要直接打击宜妃，也不是那么方便，所以雍正当下决定从打击她的下人入手，来了个杀鸡儆猴。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二月雍正以宜妃的亲信太监在外面做生意这样的口实，马上就下令让这个太监去土尔鲁耕种土地。雍正的命令里还说到，如果他不愿意去，那么马上赐给白绫，让他吊死。之后，把他的骨头也要送到发配的地方去。由这些可以知道，雍正对宜妃是真的不客气了，这也是给九阿哥一个下马威。

    雍正打击完了九阿哥的母亲的太监，接着打击的就是九阿哥自己的亲信太监。就在处理完宜妃那个太监的同一个月，雍正又将九阿哥的太监李尽忠发配去了云南，还有一个叫何玉柱的太监就被发配去了黑龙江给穷披甲人当奴才。但是雍正并没有没收他们的所有家产。秦道然是九阿哥家里料理家务的，雍正说他狗仗人势，为非作歹，在自己的家里私藏了很多非法之财，逼他拿出十万两白银送到甘肃去驾军饷。其实雍正这样做，是想先废了九阿哥的手脚，才能好好制服他。

    果然，过了没多久，雍正就把矛头直直地指向九阿哥本人了。雍正元年（1723）四月，他以“十四阿哥胤禵从前线回来、军队中需要人才”这样的名义，命令九阿哥前去帮助十四阿哥胤禵，为国效力。九阿哥怎么会不知道那是雍正想借这样的名义发配他呢？他就跑去向雍正求情，说等到父皇的百日忌日过后再走。雍正当即答应了他。可是等过了康熙百日忌日，九阿哥又向雍正说想要等到送父皇到了陵寝之后，再启程前往。这次，雍正当然是没有答应，他命令九阿哥不得有任何延误，一点都不留情面地命令他马上走。九阿哥被迫无奈，只能上路，前往前线了。其实九阿哥成不了什么大气候，雍正只是想发配九阿哥来分离心怀嫉妒的八阿哥那群人，使八阿哥没有经济支柱，也能防止他们之间交往得过密！

    当九阿哥到达西大通之后，雍正又下旨，让当地所有的居民都搬出去，还派了兵日夜监管九阿哥的行踪，实际上也等于是囚禁了九阿哥。

    九阿哥在西大通一直在奏请雍正想回到朝中，但是雍正不理不睬，就是不允许他回京城。九阿哥作为一个皇子，岂会不知道自己被流放，被监禁呢？他心里自然是非常气愤、恼恨，他并不甘心如此下去，那无异于等死。所以他采取了自己的行动，和八阿哥偷偷地通信。同时他还暗中招兵买马，趁机来扩张自己的势力。他的这些秘密活动怎能逃得过雍正的眼睛？所以不但没有起到作用，反而被雍正抓到了把柄，有了治他罪的有力证据。其实雍正早就安排好了的，早就指示好了自己的人随时注意到士兵的最新动态，稳定军心不要被九阿哥收买去。

    对于八阿哥和九阿哥两人，雍正采取了很有针对性的手段：一个是极力地去拉拢，一个却是沉重地打击。九阿哥其实只是一只给猴子看的鸡，惩治九阿哥其实就是给八阿哥看的，雍正真正的目的就是为了瓦解他们俩组成的一个对自己极度不利的强劲联盟。

    雍正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对参与过竞争的其他兄弟，也是根据他们各自不同的情况去区别对待，有的贬有的捧。当时十阿哥也是八阿哥集团的支持者，他也是极力反对雍正上台的，所以雍正对他也采取了强硬的措施。而且用了一个非常奇特的办法去惩治十阿哥。雍正命令十阿哥去护送哲布丹巴的灵柩，可是十阿哥不愿意前往，想出了诸多理由推辞，而且一再说他穷得无法过日子了，要变卖家当。雍正哪儿会不知道他家里有的是钱，所以直接戳穿不给他装穷的机会。十阿哥无奈只有上路，但走到张家口就不肯走了，拒不从命。十阿哥哪里受过这般的饥寒之苦啊。雍正明知八阿哥和十阿哥是蛇鼠一窝，所以特意让八阿哥去处理这件事情。八阿哥上张家口之后回来即启奏革掉十阿哥的爵位。雍正一直在等十阿哥的臣服请罪，不想等来的是对方的不理不睬、拒不从命。就这样，雍正以此为由命令八阿哥革掉十阿哥的王爵，把他召回到京城，抄家之后永远拘禁。

    在处理十阿哥事件上，雍正聪明之处在于借了八阿哥的手去惩治了十阿哥。而且让所有人都认为十阿哥的获罪全是八阿哥决定的，与此同时又给了八阿哥一个下马威。所以八阿哥、十四阿哥集团中的核心人物，也整日里战战兢兢不知盲从下去将何去何从，自此大大分散了各集团的势力。

    雍正为了彻底地孤立自己的主要劲敌，接下来，他又迅速剥夺了负责正白与镶黄两旗军务的十二阿哥和负责正蓝军务的七阿哥的兵权。他在这件事上采用的是一个打一个拉，相互离间的手段。十二阿哥也是不知感激，雍正觉得他是扶不上墙的烂泥，所以就趁机革掉了他的王爵。七阿哥本是个聪明的人，自知大势已去，所以明确表示与八阿哥和十四阿哥脱离关系，雍正知道七阿哥已悔改，所以称赞了他，随后还封他为亲王。

    八阿哥这个人一直都没有停止过他的阴谋，就算是雍正已经登基了之后，他还是利用了他职务的便利，给雍正制造了这样那样的棘手的事情。但是因为雍正考虑到八阿哥的党羽非常多，处理起来比较麻烦，所以对他并没有采取极端的手段，他步步为营，慢慢地解决完了八阿哥的那些所谓的心腹之后，才向八阿哥集团发动猛烈的进攻。对于严重威胁到自己皇位的政敌，也就是八阿哥那一伙人，雍正最先用的策略是让各个有分化，让八阿哥的党羽都自动解散，他这样做巧妙地抑制了一场皇族内乱的发生。

    雍正四年（1727）正月初，雍正皇帝发动强大的舆论攻势打击八阿哥。他将所有有关康熙帝在位时候对于八阿哥的谕旨，包括康熙帝曾经讲过说和八阿哥断绝父子关系这样的谕旨全部都公布了出来。雍正借机下令去掉了八阿哥的黄带子，还把他在宗族中除了名赶了出去。后来八阿哥被宗人府囚禁，过了没多久，雍正又派了两名太监随身伺候，其实就是把他囚禁在高墙之内。同一年的三月份，八阿哥自己上书请求雍正让自己改了一个不太雅的名字，叫“阿其那”。

    一直到雍正觉得自己的皇位已经坐得稳稳当当的时候，他才改变了自己清除政敌的策略。

    雍正其实不像传闻中那样不顾手足之情的，他采取打击的打击、捧的捧之政策，也就是封建君王那“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集权主义思想的表现。其实历史上每个皇帝都是如此，如果不是张弛有道，既仁慈又严厉怎能稳定得住军心民心，怎能坐稳江山呢！

    雍正在《大义觉迷录》中写过一段话能很好地说明：

    朕即位时，念手足之情，心实不忍，只因诸弟中如阿其那等，心怀叵测，固结党援，往往借端生事，煽惑人心，朕意欲将此辈徐徐化导，消除妄念，安静守法，则将来二阿哥亦可释其禁锢，厚加禄赐，为朕世外兄弟，此朕素志也。所以数年以来，时时遣人赉予服食之类，皆不令称御赐，不欲其行君臣之礼也。二阿哥常问云：“此出自皇上所赐乎？我当谢恩领受。”

    而内侍遵朕旨，总不言其所自。及雍正二年冬间，二阿哥抱病，朕命护守成安宫之大臣等，于太医院拣择良医数人，听二阿哥自行选用。二阿哥素知医理，自与医家商订方药。迨至病势渐重，朕遣大臣往视，二阿哥感朕深恩，涕泣称谢云：“我本有罪之人，得终其天年，皆皇上保全之恩也。”

    又谓其子弘皙云：“我受皇上深恩，今生不能仰报，汝当竭心尽力，以继我未尽之志。”及二阿哥病益危笃，朕令备仪卫移于五龙亭。伊见黄舆，感激朕恩，以手加额，口诵佛号。以上情事，咸安宫宫人、内监百余人，皆所目睹者。及病故之后，追封亲王，一切礼仪有加，且亲往哭奠，以展悲恸。其丧葬之费，动支库帑，悉从丰厚，命大臣等尽心办理，封其二子以王公之爵，优加赐赉。今逆贼加朕以弑兄之名，此朕梦寐中不意有人诬谤及此者也。又如逆贼加朕以屠弟之名，当日阿其那以二阿哥获罪废黜，妄希非分，包藏祸心，与塞思黑、允娥、允禩结为死党，而阿其那之阴险诡谲，实为罪魁．塞思黑之狡诈奸顽，亦与相等。允娥狂悖糊涂，允禩卑污庸恶，皆受其笼络，遂至胶固而不解，于是结交匪类，蛊惑人心，而行险侥幸之辈，皆乐为之用，私相推戴，竞忘君臣之大义。以致皇考忧愤震怒，圣躬时为不豫，其切责阿其那也则有“父子之情已绝”之旨。其他忿激之语，皆为臣子者所不忍听闻。朕以君父高年，忧怀郁结，百计为伊等调停解释，以宽慰圣心，其事不可枚举。及皇考升遐之日，朕在哀痛之时，塞思黑突至朕前，箕踞对坐，傲慢无礼，其意大不可测，若非朕镇定隐忍，必至激成事端。朕即位以后，将伊等罪恶，俱行宽宥，时时教训，望其改悔前愆，又加特恩，将阿其那封为亲王，令其辅政，深加任用。盖伊等平日原以阿其那为趋向，若阿其那果有感悔之心，则群小自然解散。岂料阿其那逆意坚定，以未遂平日之大愿，恚恨益深，且自知从前所为，及获罪于皇考之处万无可赦之理，因而以毒忍之心肆其桀骜之行，扰乱国政，颠倒纪纲，甚至在大庭广众之前诅朕躬，及于宗社。此廷臣所共见，人人无不发指者。

    雍正皇帝瞄准的第一个目标人选就是八阿哥——胤禊，雍正心里很明白：八阿哥不但有心机、有才识，而且还善于笼络人才收买人心。雍正帝觉得八阿哥是威胁自己皇位的最核心也是最危险的人物。

    在康熙皇帝驾崩之后的第二天，雍正就任命了八阿哥胤禩这些人当总理事务大臣。雍正不但对胤禩出奇地好，还优待他的那些跟随者，同时更优待他的所有亲属。胤禩的儿子就被封为贝勒，这是在这么多皇侄中获得荣誉最高的，那是除了二阿哥的儿子弘皙外唯一的一个。胤禩的舅舅噶达浑本来是很贫贱的籍贯，但是雍正却将他改成一般旗民，而且赏给他们可以世袭的佐领官衔。替胤禩卖命的手下人也得以加官晋爵，比如说，佛格和阿灵阿的儿子阿尔松阿都被任命为当时的刑部尚书，佟吉图则提升为山东按察使，苏努则晋爵为贝勒此类，等等。

    胤禩确实是个掌握了很大机权的人，很多时候他对于雍正交给他办的事情，好的就归自己，不好的就归结到皇帝头上，所以博得了宽大这样的美名，他故意让雍正去承受苛刻的罪名。很多时候他故意把事情办错，甚至写奏折时字迹潦草得看不清楚来激怒雍正。雍正一生气肯定要杀人，用杀戮来显示自己的卓著，要不然就会众心离散。

    可以说雍正对八阿哥胤禩是做到了先礼后兵的，本来是想笼络他的，却修不成正果，软的不行那就只有来硬的。雍正对不肯信服自己的人，反击起来从来都不会手软。

    刚刚即位的时候，雍正把八阿哥胤禊抬得很高，这可能就是他给糖吃后打脸的斗争策略，也可能是他刚刚登基不久也不便于实施什么强硬的手段和采取过激的措施，但是不管他是处于哪种情况，从这些事情都可以看出雍正政治韬略的高明之处。

    二、一干亲骨肉收拾干净

    从雍正继承这个皇位那天开始，就意味着要面临诸兄弟们的不满和他们的挑战。康熙皇帝仙逝的噩耗一传出，京城的九门就要关闭六天，所有的王公大臣如果没有得到指令全部都不允许到大内中的。箭在弦上，形势非常紧张。那个时候年纪已经过了二十岁的皇子有十五个人，就是即雍正的大哥胤褆、二哥胤礽、三哥胤祉、五弟胤祺、七弟胤祐、八弟胤禩、九弟胤禟、十弟胤娥、十二弟胤裪、十三弟胤祥、十四弟胤禵、十五弟胤禑、十六弟胤禄和十七弟胤礼。我们来看看，雍正继位后，在这些阿哥们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大阿哥胤褆，早在太子废立的时候得罪他的皇父康熙皇帝，已经被剥夺了封赏和爵位，幽禁在他的府里。康熙帝还派一个叫延寿的贝勒等人轮番监守，还下了严谕说：“疏忽者，当族诛。”胤褆已经成了一只连天日都不见的死老虎。在雍正十二年（1734）的时候死了，雍正用贝子的礼节将他殡葬了。

    二阿哥就是被废了的太子胤礽，祓囚禁在咸安宫内。但是雍正还是很不放心，一边就封其他当了理郡王，另一边又下了命令在山西的祁县一个叫郑家庄的地方造房子驻扎兵将，后来把胤礽移到那边去幽禁了。雍正二年（1724），胤礽在幽禁中死去。

    三阿哥胤祉，本来就不太热心皇储，他只是一门心思编书。雍正当上了皇帝以后，就用了“胤祉与太子素亲睦”这样一个借口，下命令让“胤祉守护景陵”，就这样把他发配到遵化去为康熙皇帝守陵了。胤祉心里自然是十分不高兴，所以就免不了私底下郁闷地发些牢骚。但这些全部都被雍正知道了，雍正就干脆剥夺了胤祉的爵位，把他幽禁在了景山永安亭。雍正十年（1732），胤祉抑郁地死了。

    五阿哥胤祺，康熙皇帝亲自去打噶尔丹的时候，他就曾经带领正黄旗的大营去打仗了，回来之后被封为恒亲王。五阿哥胤祺没有勾结党羽，对争夺皇太子的地位一点也不感兴趣。可是雍正当了皇帝之后，还是找了一个借口剥夺了他的封爵。雍正十年（1732），胤祺也死了。

    雍正的六弟胤祚、七弟胤祜，雍正八年（1730）相继地死了。

    八阿哥胤禩，是雍正这么多兄弟中最为优秀、也是最有才能的一位。但是，“皇太子之废也，胤禩谋继立，世宗深憾之”。雍正当了皇帝之后，就把胤禩还有他的党羽看成是自己的眼中钉、肉中刺。胤禩心里怎么会不明白呢，所以就经常快怏不快。雍正继位，他耍了一个两面派的手段：起先雍正先封胤禩为亲王——他的福晋对来祝贺的人说：“何贺为？虑不免首领耳！”这话很快就传到雍正的耳朵里，就下令把他的福晋赶回了娘家。又过了没多久，随便找了个借口命令胤禩在太庙前跪了一天一夜。之后就下令削去了胤禩的王爵，高墙圈禁。胤禩受尽折磨，终被害死。

    九阿哥胤禟，因为伙同胤禩结党，也是雍正看不入眼的。胤禟心里很明白，私下里他就表示：“我行将出家离世！”雍正怎么能允许胤禟去当和尚呢！所以找借口把胤禟的黄带子革去了，削了他的宗籍，抓起来关押。改了胤禟名叫“塞思黑”。在不久之后，雍正就给胤禟定二十八条罪状，把他送去保定，还戴上枷锁，命令直隶总督李绂把他幽禁起来。胤禟在保走的监狱里受尽了折磨，据记载以“腹疾卒于幽所”，但传说他是被毒死的。

    十阿哥胤娥，因为党附胤禩，也是雍正所恨的。雍正元年，哲布尊丹巴胡图克图来京城，可是生病死了，但是要送灵龛回去喀尔喀也就是今天的蒙古共和国，雍正命令胤娥印册赐奠。可是他说了很多理由搪塞不去，后来到了张家口也不往前走了。就是同一年雍正就借故把他的爵位也剥夺了，抓回京城关了起来。一直到乾隆皇帝登基的第二年才被放出来。

    十二弟胤裪，康熙来年任镶黄旗满洲都统，很受重用，也很有权，但没有结党谋位。雍正刚即位，封胤裪为履郡王。不久，借故将其降为“在固山贝子上行走”，就是从郡王降为比贝勒还低的贝子，且不给实爵，仅享受贝子待遇。不久，又将其降为镇国公。乾隆即位后被晋封为履亲王。胤裪一直活到乾隆二十八年（1763），享年七十八岁。

    十四阿哥胤禵，虽然和雍正是同胞兄弟，但是也因为他和胤禩一伙，但因皇位之争两个人就这样结下了不共戴天的仇恨，成了一对冤家兄弟。雍正坐了龙椅后，最初是不允许抚远大将军胤禵进入城内吊丧，还命他在遵化看守皇父的陵寝景陵，还把他们父子两个幽禁在景山寿皇殿边上。乾隆登基之后，才释放出来。

    十五弟胤禑，康熙皇帝驾崩了之后，雍正上台，他就命令十五阿哥去为康熙帝守景陵了。最后结局比较好的只剩下三个人，就是十三阿哥胤祥、十六阿哥胤禄和十七阿哥胤礼。胤祥，也是曾经被康熙皇帝幽禁起来过的，具体是因为什么却是不清楚了。雍正当上了皇帝之后，马上封了胤祥当怡亲王，而且还是格外信用、器重。胤禄，从小就过继给庄亲王博果铎当儿子，他就世袭了博果铎的爵位当了庄亲王。胤礼，雍正上台之后被封为果郡王，之后再次晋封为亲王，先是掌管理藩院的事情的，后来就全宗人当了府宗令，而且还管户部。其实胤祥和胤礼很明显早就加入胤禛的集团，只是康熙还活着的时候，他们都干得十分隐秘，没有暴露出来而已。

    三、曾静投书案

    曾静（1679-1736），湖南永兴人，号蒲谭先生，他原来是一个县学生员，因考试成绩太差所以被辞退了。所以，他放弃了科举考试而留下来教书，这些事情的失意加上生活的无聊，致使他经常散乱地记载一些他自己道听途说来的东西，他对吕留良宁可剃了光头做和尚也不去考清朝的科举感到非常地佩服和敬仰。在他自己写的《知几录》和《知新录》中有很多抒发自己感到气愤不公平的、用当时的话说就是“悖逆”的文字。例如，“皇帝合该是吾学中儒者做，不该把世路上英雄做。周末局变，在位多不知学，尽是世路中英雄，甚至老奸臣猾，即谚所谓光棍也。”他认为，合格做皇帝的，春秋里应是孔子，战国时应是孟子，秦以后为程、朱，“明末皇帝该吕子做”。

    吕留良到底何许人也？吕留良（1629-1683），号晚村，浙江石门人，顺治十年（1653）中秀才，后思想大变，悔恨自己猎取清朝功名。康熙五年（1666）弃青衿，操选政，名气很大，被人尊称为“东海夫子”。他在著述中教人站稳华夏的民族立场，不能效忠于夷狄政权。他借历史道出自己对清朝的看法：“德祐之后，天地大变，亘古未经，于今复见。”康熙十八年（1679）开博学鸿词科时，官员推荐他，他誓死不就。康熙十九年（1680），地方官又以山林隐逸推荐他，他也坚辞不赴。后来就削发为僧。他的立场，他的学术声望，让他名播四方，影响甚大。

    其弟子严鸿逵也是秉承师说，拒不承认清朝，希望建立汉人的天朝。雍正即位第五年，也就是1728年，曾静本就仰慕吕留良所以就派了自己一个叫张熙的学生去吕留良的家乡拜访，谁知那个时候吕留良已经死了。张熙不知道从哪儿的小道消息听说到手握三省重兵的川陕都督岳钟琪已经上了奏出去指责雍正皇帝了。张熙将此事向曾静说了之后，曾静非常兴奋，他一直希望的事情终于有了感觉了。所以他暗暗下了决定，把岳钟琪定作谋划反雍正的对象。以为岳钟琪是忠义爱民的、反对皇帝暴政的人，对他寄予希望。

    曾静将岳钟琪选择作为反清下书的对象，是有其根据的。

    岳钟琪（1686-1754）是民族英雄岳飞的第二十一世嫡孙、岳飞三子岳霖后裔。字东美，号容斋。四川成都人。岳钟琪自幼熟读经史、博览群书、说剑论兵、天文地理、习武学射，样样精通。

    康熙五十年（1711），由捐纳同知改武职，任四川松潘镇中军游击。康熙五十七年（1718），任四川永宁协副将。康熙五十八年（1719），准噶尔扰西藏，次年，岳钟琪奉命率军随定西将军噶尔弼入藏，直抵拉萨，击败准噶尔兵。康熙六十年（1721）升四川提督。

    雍正元年（1723），三十八岁的岳钟琪又奉命抚定青海。当时的抚远大将军年羹尧奏请皇上，要求岳钟琪随军参赞军事。岳钟琪率6000精兵，经过了雪域行军，克服了高原严重缺氧的不适应，一路西行，抚定上寺东策卜、下寺东策卜、南川塞外郭密九等诸番部，随年羹尧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

    雍正二年（1724），雍正便授岳钟琪为“奋威将军”，继续进军青海，出师十五天，收复了被叛军占领的青海地区六七十万平方公里的全部领土。青海事平，雍正授岳钟琪三等功，赐黄带及御制五言律诗二首：

    其一

    岷峨称重镇，专阃赖干城。

    旧著宁边略，新闻奏凯声。

    风霆严步伐，云日耀麾旌。

    三捷成功速，欢腾细柳营。

    其二

    一扫搀枪净，师旋蜀道中。

    锦成休战马，玉寒集飞鸿。

    智勇原无敌，忠诚实可风。

    丹书褒伟绩，还与锡彤弓。

    雍正还赐给岳钟琪金扇一柄，书御制诗一首：

    星驰露布自遥荒，青海西头武烈扬。

    帷幄由来操胜算，风烟早已靖殊方。

    远宜王化金汤固，丕振军威壁垒张。

    风送铙歌声载路，鼎钟应勒姓名香。

    岳钟琪以三十八岁的年龄占尽了人间风华。雍正三年（1725），雍正又命岳钟琪兼甘肃巡抚、署川陕总督。奏请于河州、松潘及丹噶尔寺为互市所，以便各族人民进行交易。雍正五年（1726），在陕甘两省推行摊丁入地。又对四川乌蒙等土司实行改土归流。

    作为清朝著名军事将领、川陕总督的岳钟琪，可谓是一生戎马，平西藏、定青海、抗击新疆准噶尔部的分裂反叛、镇戍边疆，功勋卓著，为维护国家统一、稳定西部、开拓西部作出了重大贡献，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康熙皇帝曾赐予匾联“太平时节本无战，上将功勋在止戈”。后来，乾隆皇帝御制怀旧诗列五功臣中，称其为“三朝武臣巨擘”。

    岳钟琪为人亦是沉毅多智略，对手下士卒相当严厉，而与之同甘苦，士卒们都乐意为他以死效劳。终清之世，汉族大臣拜大将军，满洲士卒隶麾下受节制，唯他一人。

    雍正六年（1729）九月，曾静与张熙写好了谋划反清政府的信，派遣张熙带着他的书信和《生员应诏书》赴陕西送给岳钟琪，想策动岳造反。

    一个傍晚，张熙走在陕西西安的一条大街上，拦住了正要回府的岳钟琪。他拦路跪在轿子前，两个小兵即刻上前，道：“来者何人，竟敢当街拦岳大人的轿子！”

    张熙道：“小人乃找岳大人有要事商议，还请军爷行个方便！”

    “去，去，我们岳大人公务繁忙，没有时间和你这种人胡咧咧，走，走！”说完还欲用军棍打张熙。

    张熙仍旧是跪地不起，大声喊道：“岳大人，小人张熙，却有要事相商，烦请岳大人见小人一面！”岳钟琪撩开轿帘子，看了一眼张熙，对身边的随轿耳语了几句。随轿的人若有所思地点点头，随即走到张熙面前。说：“岳大人吩咐，张公子有要事相商可入府，为何在大街上拦住去路，成何体统，你赶紧起来，随轿一起！”张熙听完，麻溜地从地上站了起来，尾随在岳钟琪的轿子后面进了府。

    岳钟琪入府，换了衣服来到客堂。看张熙正端坐着，悠闲地喝着茶，心中便有几分不快。

    岳钟琪开口道：“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岳钟琪说话的时候带着威严，还微微皱着眉头。张熙赶紧放下手中的茶碗，从怀中掏出一封信递给了岳钟琪。岳钟琪接过这书函一看，见封面上写的收件人是“天吏元帅”，写信的署名是南海无主游民（即不承认清朝政府）夏靓遣徒张倬（夏靓、张倬应是曾静、张熙两师徒的化名）上书。这封信的内容，都是诋毁对天朝，对雍正皇帝是把能想得到的、能用得上的骂人的话全部都用上了。信中又说岳钟琪其实是岳飞将军的后人，讲了岳飞如何精忠爱国，英勇抗击金兵。主要的目的是想激励今握重兵、居要地的岳钟琪，乘时反叛，劝服他调转枪头去对付金人的后代也就是当下的统治者满洲人。让岳钟琪为宋朝和明朝两个朝代复仇，替汉人雪耻。

    岳钟琪本是雍正皇帝破了先祖的例而重用的汉族大臣。在朝廷中一向就遭到很多满族贵族的猜疑嫉恨。但是雍正皇帝一直对他格外的信任，岳钟琪更懂得感恩图报。

    所以，岳钟琪见信，当即想找时任陕西巡抚的满人西琳同审张熙，可不想，西琳有事未到，由按察史、满人硕色于暗室同听，岳钟琪问张熙他的师父（也就是夏靓）是谁，张熙拷打至昏绝也不回答。只是告诉岳钟琪他们的势力已经散布两湖两广、江西、云南、贵州等省，说这些地方传檄可定。岳钟琪见动刑无效，改为以礼相待，假意装作被他们的行为感动了，对张熙说他愿意招那个叫“夏靓”的一起来这里辅佐他，共同谋划反雍正的大事，并且做出痛哭流涕、满心诚意的样子。张熙以为岳钟琪真的被信和他们的行为打动了，所以将事情的真相一五一十地讲了出来。

    然而，岳钟琪表面上是答应了张熙等人一起密谋造反，可是私下里却偷偷地把这封信奏报给雍正看了。雍正看了之后自然心里生气得不得了，但他却先极力抚慰岳钟琪，称赞他的忠诚，还说他自己朝夕焚香，祝福岳钟琪“多福多寿多男子”，并说他之前给岳的谕旨都是真心诚意的，“少有口心相异处，天祖必殛之”。就像当年对年羹尧起誓一样表示对岳钟琪的绝对信任，以稳住岳。随后再以大手段与大精力投入到处理曾静投书案中。雍正派遣刑部侍郎杭奕禄、正白旗副都统罗海兰到湖南，会同湖南巡抚王国栋彻底追查和这件事情所有相关的人员。审问中曾静供出他的思想是受浙江吕留良思想的影响，最崇敬的是吕留良，张熙也承认见过吕留良的弟子严鸿逵、还有再传弟子沈再宽等人，还随身携带有吕的诗册。就这样，广泛株连。因此案涉及人多，地域广，为了加速查办速度，将曾静等一千人等被集体押送到北京来审问。

    雍正对此案的对策，从一开始就定下来了，他在雍正六年（1728）十月十七日给岳钟琪的奏折上写道：

    朕览逆书，惊讶堕泪。览之，梦中亦未料天下有人如此论朕也，亦未料其逆情如此之大也。此等逆物，如此自首，非天何为？朕实感天祖之恩，昊天罔极矣。此书一无可隐讳处，事情明白后，朕另有谕。

    从雍正八年（1731）十二月份开始一直到雍正十年（1733）的十二月份历时两年时间，雍正皇帝连连下达旨意说，曾静和张熙因为认罪的态度非常好，所以免了他们的罪并释放了他们。但是，对于因为曾静而牵连出来的与吕留良有关的这个案子的所有人却是全部杀无赦。其时，那个时候吕留良和他的大儿子吕葆中已经就去世了，但是雍正还是下令把他们从坟墓里挖出来鞭尸，然后割下头颅挂起来示众，吕留良的第二个儿子吕毅中斩立决，家里所有的孙子辈的男男女女全部送去宁古塔给披甲人当奴仆。吕留良的爷爷、父亲、子孙、兄弟和叔伯兄弟的孩子，男的满十六岁以上了全部都拉出去斩首，十五岁以下的男孩子和所有家里的女人都送给功臣家里做奴隶。吕家财产没官。吕留良的徒弟严鸿逵的也被处以凌迟的酷刑。沈在宽斩立决。刻书人车鼎臣、车鼎贲、与吕留良有交往的孙克用、收藏过吕留良书籍的周敬舆均应斩，秋后立决。吕门人房明畴、金子尚革去生员，金妻流三千里；陈祖陶、沈允怀等11人革去教谕、举人、监生、秀才，杖一百……但凡曾经给吕留良刻录过书本、收藏了他的书、给他立过碑、建过祠堂的人，全部都革职的革职，流放的流放。只要是和他有丝毫关系的，尽数无一幸免。就连吕留良的同乡朱振基因景仰吕留良的为人，在任广东连州知州时供奉了吕留良的牌位，也被雍正革职严审，使其死于狱中。吕留良写先来的所有的文集、诗集、日记还有刊印出来、抄录出来的书本全部都搜出统统烧掉了。

    曾静和张熙这个案子中牵涉到很多关于雍正的负面说法，其中最触目惊心的是曾静说雍正谋害了自己的爹，逼迫了自己的娘，流放了自己的哥哥，杀害了自己的弟弟；还说雍正很贪财（说雍正使人从四川收米到江南苏州发卖），滥杀无辜，还酗酒，整天荒淫无度（即说雍正收了废太子的妃嫔），诛杀忠诚（即说其杀了年羹尧、隆科多），任性妄为如此之多的罪状，这些罪状几乎涵盖了雍正继位及其继位后六年内发生的所有重大政治事件。曾静对雍正的做法都持否定态度，说雍正是一个十足失德的暴君。曾静相信雍正毒死康熙、逼死母亲、弑兄之说。如果按照常理说，雍正应该杀了曾静他们，而且对这类案子也应该是严格保密的，可是雍正不但释放了曾静、张熙等人，还于雍正七年（1729）年九月，下令编辑了这两年来论述有关这个案件所有的《上谕》，还附录了曾静提供的口供及曾静写的忏悔书《归仁录》，合写成了一本叫《大义觉迷录》的书，昭告天下。《大义觉迷录》刊印了之后，雍正下令颁发全国各府州县学，使读书士子览知悉。如果读书士子不知此书，一经发现，就将该省的学政、该县的教官从重治罪。更绝妙的是，雍正还命令曾静去江宁、苏州和杭州等地方，张熙去陕西各个地方宣传这本奇书。雍正敢公开这个案件的全部细枝末节，还敢于公开大批判大辩论，敢发行这本奇书。并让犯了弥天大罪的曾静和张熙当反面宣传员，还让读书考功名的人各个都来讨论发表对这件事情的看法，这些正是雍正奇怪出招的地方。这其实是为世宗嗣位及其初政做宣传的最好的举措。书附录中曾静口供和《归仁录》中，就说清世宗至孝纯仁，受位于康熙，兼得传子、传贤二意；又说雍正朝乾夕惕，惩贪婪，减浮粮，勤政爱民。完全推翻了自己举事前的一切观点立场。

    下面是选择《大义觉迷录》的一部分原文，我们从中也能看出雍正做出“曾轻吕重”的结案处置的用意：

    朕到底是不是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诛忠、好谀、奸佞的皇帝？

    上谕：朕荷上天眷祐，受圣祖仁皇帝付托之重，君临天下。自御极以来，夙夜孜孜，勤求治理，虽不敢比于古之圣君哲后，然爱养百姓之心，无一时不切于寤寐，无一事不竭其周详。抚育诚求，如保赤子，不惜劳一身以安天下之民，不惜殚一心以慰黎庶之愿，各期登之衽席，而无一夫不得其所。宵旰忧勤，不遑寝食，意谓天下之人，庶几知朕之心，念朕之劳，谅朕之苦，各安生业，共敦实行，人心渐底于善良，风俗胥归于醇厚，朕虽至劳至苦，而此心可大慰矣。岂意有逆贼曾静，遣其徒张熙投书于总督岳钟琪，劝其谋反，将朕躬肆为诬谤之词，而于我朝极尽悖逆之语。廷臣见者，皆疾首痛心，有不共戴天之恨，似此影响全无之事，朕梦寐中亦无此幻境，实如犬吠狼嗥，何足与辩？既而思之，逆贼所言，朕若有几微愧歉于中，则当回护隐忍，暗中寝息其事，今以全无影无声之谈，加之于朕，朕之心可以对上天，可以对皇考，可以共白于天下之亿万臣民。而逆贼之敢于肆行诬谤者，必更有大奸大恶之徒，捏造流言，摇众心而感众听，若不就其所言，明目张胆宣示播告，则魑魅魍魉，不公然狂肆于光天化日之下乎？如逆书加朕以谋父之名，朕幼蒙皇考慈爱教育，四十余年以来，朕养志承欢，至诚至敬，屡蒙皇考恩谕。诸昆弟中，独谓朕诚孝，此朕之兄弟及大小臣工所共知者。朕在藩邸时，仰托皇考福庇，安富尊荣，循理守分，不交结一人，不与闻一事，于问安视膳之外，一无沽名妄冀之心。此亦朕之兄弟及大小臣工所共知者。

    在查办曾静投书案不久，雍正就此事在宠臣田文镜的奏折上批示道：“遇此种怪物，不得不有一番出奇料理，倾耳以听可也。”对鄂尔泰也作了同样内容的朱批。

    确实，雍正并不是一个荒淫无度，杀人不眨眼的昏君。当时他还没有当上皇帝的时候，有一次到杭州游玩，路过涌金门的时候看到一个卖字的书生，这个人不但字写得很好，谈吐也是非常的不凡，才华横溢。雍正就让他写一副对联，书生一下子就写好了，但是对联中的一个秋天的秋字，火却是在左边的。雍正说：“这个秋字写错了！”书生就拿出一个名家的帖子，指给雍正看：“您看，没有写错吧！”雍正莞尔一笑，就问道：“你已经是秀才了，为什么不去考取功名，而在这里摆了个摊子卖字呢？”秀才看了看雍正，也不知是什么来历，就照实说了：“我家里很穷，又要养活孩子老婆，所以才在这里卖字才好维持一家生计不是！”雍正听了他这么说，马上就命令随从拿出一百两黄金给了这个书生。书生却是个见过大世面的，也不惊慌。雍正对着秀才说：“我是个做生意的，刚赚了些钱，你拿去考功名吧！不知道够不够了呀？”书生接过钱，非常好奇也非常惊讶，为何此人素相识却如此慷慨解囊，连声道谢，说：“够用了，够用了！敢问公子高姓大名，日后如有幸中举，必将登门拜谢！”雍正站了起来哈哈笑着对秀才说：“如果你考取了状元郎，可是千万不要忘记我呀！”说完就上车走了。

    这个秀才得到了这么一大笔资助，一心学习求取功名，雍正果然是慧眼，他连考连中，一直到了翰林。雍正当上了皇帝之后，有一天看到了这个秀才的名字，就想起了当日的事情，心里非常开心，没想到这个秀才果然是腹内有才之人啊，没有辜负朕的一番期望，值得，值得啊！雍正即刻叫人把这个昔日的穷秀才找来，这个秀才上了大殿之后，雍正皇帝写了一个口字在左边的和字，问那书生认不认识那个字，书生开口说：“启奏皇上，这个字乃写错了，和字的口应该是在右边才对！”雍正皇帝笑嘻嘻地却是不说话，就让他走了。秀才百思不得其解。第二天，雍正就下了命令让他到浙江巡抚那里报道。浙江巡抚看了一遍圣旨，上面写着让秀才去涌金门那里摆摊卖字三年才能来这里府上就任。费解的书生终于恍然大悟了。后来这个书生对雍正是忠心不二，恪尽职守，最终做出了一番大成就。

    雍正元年的时候，他在圣祖书里发现了一道谕旨，谕旨里大力地称赞明太祖，而且去找明太祖的后人，根据才能给他们职位。雍正皇帝看了之后，大有所感，马上就下旨让人去明察暗访，两年之后才找到一个叫朱之琏的人，雍正看了看这个人，觉得他果然是很不平凡的一个人，所以马上就授给他一等侯的爵位，让他入到正白旗下，还下令他的职位可以世袭，这样一来对缓和民族矛盾起了一定的作用。

    §§§第二节 兔死狗烹 鸟尽弓藏

    兔死狗烹姑置之，帮助雍正登基的人都没有好的下场。

    很多人都说，雍正之所以能坐上龙椅，主要就是隆科多和年羹尧这两个人一内一外的在其中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那这里的一内是指什么，一外又是指什么呢？听我慢慢道来！这所谓的一内，就是指隆科多在利用他手中步兵统领这一个职权，封闭了京城的各个出口，也就是京城九门，让雍正的政敌们成了他们的瓮中之鳖，与此同时还切断了他们与外界的所有联系，他掌控了雍正顺利当上皇帝之后京城的秩序。所谓的一外，就是指雍正通过陕西总督年羹尧的威慑力来牵制自己的十四弟胤褪，以稳定了西北那边的局势，要是胤禵要举兵造反的话，想要通过年羹尧这一关是非常困难的。

    一、年羹尧的下场

    年羹尧（1679一1726），康熙、雍正年间人，一个富有传奇色彩而被人们津津乐道的历史人物。字亮工，号双峰，原籍安徽怀远，汉族，后改隶汉军镶黄旗。据安徽怀远县年氏宗谱记载，其原籍安徽怀远火庙北年家庄牛王殿，明末迁安徽怀远西南胡疃寺就是今天的胡疃寺，清朝顺治年间又移安徽凤阳年家岗，后来又迁徙到盛京今沈阳广宁县定居，入了汉军镶黄旗。镶黄旗为满清上三旗镶黄旗、正黄旗、正白旗之一。至于他是哪年生的还真不知道，有的人说他生在康熙十八年，也就是1679年。其父官拜工部侍郎、湖北巡抚等职位，他的哥哥年希尧曾经也担任过工部侍郎。他的妹妹是四阿哥胤稹的侧福晋，四阿哥当了雍正皇帝之后封为贵妃。在康熙五十四年（1715） 生下一女，雍正元年又生下皇子福惠。年羹尧的妻子是宗窒辅国公苏燕的女儿。还有一个老婆是纳兰容若的女儿，纳兰就是他老丈人。

    虽然年羹尧后来在沙场屡建奇功，以武功了得著称，可是他却也是自幼读书，是一个非常有才识的人。他早在康熙三十九年也就是1700年的时候就考中了进士，之后就授职在翰林院检讨。翰林院号称是“玉堂清望之地”，庶吉士和院中的大臣一向是由汉族士子中的佼佼者在那里做主的，年羹尧可以跻身在他们当中，真的已经很不错了。年羹尧十八岁就开始了军旅生涯，在战场上冲锋陷阵，凭他的智慧与勇武，屡建奇功，二十二岁时，已经升任到四品顶戴，做了游击将军。可谓年少得志。他的功绩还远远不止这些，康熙南巡，要不是有他护驾，说不定也就“糠稀”了，功高莫过救驾，康熙也没有亏待他。康熙皇帝四十八年也就是1709年的时候，年羹尧去内阁当了学士，之后年羹尧任四川巡抚，成为一名封疆的大吏。可谓仕途通达。根据清人所写的《永宪录》记载，那个时候的年羹尧还不到三十岁呢。

    对于康熙皇帝的格外赏识和破格提拔，年羹尧是非常感激的，在奏折中一再地表示自己“以一介庸愚，三世受恩”，一定要“竭力图报”。到了四川之后，年羹尧很快就熟悉了四川整个省的大概情况，提出了很多兴利除弊的好措施。他自己当然是做了带头表率的作用，他自己拒收节礼，“甘心淡泊，以绝徇庇”。因为康熙皇帝对他寄予了厚望，希望他一直“始终固守，做一好官”。

    后来，年羹尧在打准噶尔部的首领策妄阿拉布坦入侵西藏的战争中，为保障清军的后勤军需的供给，他再一次的显示出自己卓越的才干。康熙五十七年，他被授为四川总督，还一起兼管巡抚的事情，统领军政和民事。康熙六十年，年羹尧进京觐见康熙皇帝，康熙御赐给他弓矢，而且升了他做川陕总督，就这样他成了西陲的重臣要员。同年九月份，青海郭罗克地方有叛乱，年羹尧又利用当地部落土司之间的矛盾和正面进攻的同时，用上了“以番攻番”的策略，很快就平息了这场叛乱。康熙六十一年（1722）的十一月份，任抚远大将军的贝子胤禵被康熙召回了京城，年羹尧同时受命和管理抚远大将军大印的延信一起来管理军中事务。

    雍正当上了皇帝之后，年羹尧更加受到了器重。他和隆科多一起能称得上是雍正的左右手。隆科多是四阿哥胤禛的亲娘舅，在雍正继位以前已经为他卖了很多年的力，所以他们俩的亲密程度自然是不用别人说的。雍正元年五月，他发出了以道上谕：“若有调遣军兵、动用粮饷之处，著边防办饷大臣及川陕、云南督抚提镇等，俱照年羹尧办理。”就是这样，年羹尧就一个人全部包揽了西部一切事务，实际上他就是成了雍正在西陲前线的亲信代理人，他的权利和势利地位远远要超过当时的抚远大将军和其他一干人等。雍正还亲自告诫云、贵、川的那些地方官员要听令于年羹尧。同一年的十月份，青海发生罗卜藏丹津叛乱。青海的局势一下子全乱套了，西陲再一次的烽火四起。雍正命令年羹尧马上接任了抚远大将军，让他去驻西宁去那边平息叛乱。

    雍正二年（1724）的年初，战争已经到了最终的阶段，年羹尧随即下令给其他的将领说“分道深入，捣其巢穴”。所以各路兵马就顶着风冒着雪、日夜兼程，以迅猛的速度去扫清了敌军的残留部队。在这样突如其来的猛烈攻击下，那些叛军很快就土崩瓦解了。罗卜藏丹津只带着两百多个人仓皇而逃，清军追击他到了乌兰伯克的地方，把罗卜藏丹津之母和另一叛军头目吹拉克诺木齐一起抓了回来，获得了他们全部的人和畜。

    罗卜藏丹津本人却是化装成一个妇女逃走了，他去投奔了策妄阿拉布坦。打这次仗才花了15天时间，也就是从二月八日至二十二日，这短短的15天内清军纵横千里，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势利和速度横扫了敌人的部队，犁庭扫穴，取得了全面的胜利。年羹尧“年大将军”的威名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在西陲远播，朝中上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对于青海的战争胜利，雍正真的是非常的开心，所以对年羹尧更是破格地恩赐赏识。在这件事以前，年羹尧因为平定西藏和平定郭罗克的叛乱也立下很大的战功，已经先后被雍正封为三等公和二等公。此次又因为他的计划周密、出奇制胜，所以他又被晋升为一等公。除了这个意外，雍正还赏给了他一个子爵，就让他的儿子年斌来承袭；其的老爹年遐龄也被封了一等公，还另外加上了太傅这一个头衔。那个时候的年羹尧在西北可是威名远播，无人不晓的，还可以参加云南政事的商议决策，所以他就成了雍正在外省的主要心腹大臣。

    年羹尧不光是在涉及西部的所有问题上有独裁的话语权，而且他还一直奉雍正之命直接参与朝中的政事。他有权利去雍正那里打小报告，比如把那些内外官员做得不好的事情、有关国家的官吏整治和应该怎么去经营民生的利弊兴革等事，他随时随地都可以上奏给雍正的。他还常常参与朝中大事的磋商和定夺。比如说“耗羡归公”这样的政策的推行，最早是在康熙还活着的时候就有官员上书建议过的，年羹尧以前也是提出过的，但因为康熙皇帝的斥责所以没有实施。到了雍正当皇帝之后，山西巡抚诺岷那些人又上奏请求雍正去实行，朝廷上下一时间那是议论纷纭。在这样的情况下，雍正却特地向年羹尧征询意见，他说：“此事朕不洞彻，难定是非，和你商量。你意如何？”还把律例馆修订好的律例，雍正自己看了之后发给年羹尧，说是让他看了之后提出一些修改意见。

    雍正二年的冬天，年羹尧到京城要觐见雍正之前，雍正知道他要回来，就下了命令让各个省的地方大员都赶到北京来集会，四川巡抚蔡埏就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雍正就询问年羹尧，问他的意见是怎样的。让年羹尧的行动来阻止其他督抚的行动，从这些事情可以看出来雍正把年羹尧的地方远远放在了所有督抚的上面，可以让他的政治意见有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一些重要官员的任免以及人事安排上，雍正更是频频的私下询问年羹尧的意见，并给予他很大的权力。在年羹尧所管辖的区域内，大大小小文武官员的任用一律要听从年羹尧的意见。元年四月，雍正命令范时捷署理陕西巡抚，不久以后想要改为实授，把原任的巡抚调为兵部侍郎，雍正还特地找到年羹尧跟他商讨这项任命。还有一次雍正在安排武职官员时“二意不决”，就来征询年羹尧的意见，问他如果将陕西官员调往他省升用“你舍得舍不得”，要他“据实情奏来，朕依尔所请敕行”。四川陕西以外的官员的使用，雍正也会经常征求年羹尧的意见。有一次河南开归道这一职位空缺，雍正一时“再想不起个人来”可以任用，就与年羹尧商量合适的人选。还有一次，雍正听到大臣们对京口将军何天培的为人有不同的意见，就问年羹尧是否也有所耳闻，并希望他据实上奏，并以此来决定何天培的去留。年羹尧密密参奏署直隶巡抚赵之垣庸劣纨绔，不能担当巡抚重任，雍正马上就将赵革职。江西南赣总兵缺出，朝廷拟用宋可进，年羹尧奏称他不能胜任，请以黄起宪补授，雍正便依从了年羹尧的意见。

    青海平定之后，雍正在给年羹尧奏折的朱批中写道：“尔之真情朕实鉴之，朕亦甚想你，亦有些朝事和你商量。”年羹尧进京的那段时间，他就和总理事务大臣马齐、隆科多一起处理军国的大政。雍正还因为他“能宣朕言”，命令他去“传达旨意，书写上谕”。年羹尧就是一个像模像样的总理事务大臣。

    雍正跟年羹尧的私底下的交情也是非常好的，雍正还给了他特殊的荣宠。雍正认为有年羹尧这样的封疆好官是自己的幸运自己的福气，如果有十来个像年羹尧这样的人帮助自己的话，就根本不用犯愁国家治理不好。平定青海的叛乱以后，雍正非常兴奋，甚至还把年羹尧看做是自己的“恩人”，虽然他深知这样说有失自己身为皇上的体统，但他还是情不自禁地说了出来。

    为了把对年羹尧的评价流传得更加久远，雍正还下令要求世世代代都要牢记年羹尧所立下的汗马功劳。他是这样说的：“不但朕心倚眷嘉奖，朕世世子孙及天下臣民当共倾心感悦。若稍有负心，便非朕之子孙也；稍有异心，便非我朝臣民也。”

    到此为止，雍正对年羹尧的宠信可以说已经到了没话可说的地步了。年羹尧所受到的皇帝的宠信，没有人能够与之媲美的。雍正二年（1724）的十月份，年羹尧进京觐见雍正皇帝，就曾获得雍正赐给他双眼孔雀翎、四团龙补服、黄带、紫辔及金币等非同寻常物品。年羹尧自己和他的老爹年遐龄，还有他的一个儿子年斌继续受到封官加爵，同年的十一月，年羹尧平定卓子山叛乱再立新功，雍正还特赏加了一个一等男爵的职位，让年羹尧的第二个儿子年富来承袭。

    在生活上，雍正对年羹尧及其家人更是非常的关心。在年羹尧的手腕、臂膀有伤以及年羹尧的妻子得病的时候，雍正都会再三询问病情，还派宫中御医前去诊治并赐送一些很珍贵的药品。对年羹尧的父亲——年遐龄在京城的情况，还有年羹尧的妹妹年贵妃以及她所生的皇子福惠的身体状况，雍正也经常手谕告知年羹尧。至于奇宝珍玩、珍馐美味的赏赐更是家常便饭。有一次赐给年羹尧荔枝，为了保证鲜美，雍正命令驿站6天之内把荔枝从京师运送到西安，这种赏赐可以与当年唐明皇向杨贵妃送荔枝相比了。

    雍正对年羹尧宠信已经到了非常优渥的程度了，而且雍正希望他能和自己做出千古君臣知遇的榜样。他对年羹尧这样说：“朕不为出色的皇帝，不能酬赏尔之待朕；尔不为超群之大臣，不能答应朕之知遇。……在念做千古榜样人物也。”

    那个时候的年羹尧，志得意满，完全处于自我陶醉中飘飘然的样子，从而做出了很多超越了自己本分的事情而自己不知道，最后就招来了雍正皇帝对他的警觉和忌恨，最后搞得家破人亡。

    年羹尧的失宠和继而被整是以雍正二年（1724）十月第二次进京陛见为导火线的。在前往京城的途中，他命令都统范时捷、直隶总督李维钧等人跪道迎送。到达京城时，黄缰紫骝，郊迎的王公以下官员跪接，年羹尧却安然坐在马上行过，看都不看一眼。王公大臣下马向他问候，他也只是点点头而已。更加离谱的是，他在雍正面前，态度竟也十分骄横，“无人臣礼”。年羹尧进京不久，雍正奖赏军功，京城中传言说这是雍正接受r年羹尧的请求。又说整治阿灵阿（皇八子胤禊集团的成员）等人，也是听了年羹尧的话。这些话深深地刺痛了雍正的自尊心。

    雍正二年（1724）冬初，雍正在一封奏折上批道：“近日年羹尧陈奏数事，朕甚疑其居心不纯，大有舞智弄巧潜蓄揽权之意。”年羹尧结束陛见回任以后，就接到了雍正的谕旨，上面有一段论述功臣保全名节的话：“凡人臣图功易，成功难；成功易，守功难；守功易，终功难。……若倚功造过，必致反恩为仇，此从来人情常有者。”在这个朱谕中，实际已经明白清楚地告诉年羹尧．他不能“保恩”，“全恩”而就要“反恩为仇”了。雍正改变了以往的嘉奖称赞的语调，警告年羹尧要慎重自持，从此以后年羹尧的处境便急转直下。

    年羹尧之所以失去宠爱，最后还获罪，就是下面三点原因造成的：

    首先，他自己认为自己功劳很大，骄横跋扈一天比一天厉害，甚至恨不得横着走。他太作威作福了。功高盖主老实厚道尚可，到了近乎欺主的地步就无法立足了。

    其次，他在官员的任用上，要自己说了算，但凡是他推荐的文武官员，吏部和兵部是要一律优先录用的。他把自己的人都用到了重要的岗位，把排斥自己的人统统都踢掉，他就用陕西、甘肃、四川那边的官做他的骨干，还有其他一些地方的小官小吏，以他自己为首领成了一个小的势力集团。

    第三，无处不贪，也是一个致命因素。而恰好雍正刚登位的时候，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雍正这个新皇帝上位_r，也是一样的。他对整顿官吏，惩罚治理贪赃枉法的人，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改革措施。年羹尧正好撞在这个枪口上，雍正正好拿他开刀。

    雍正的聪明之处总是在于不是直白地去打击某个人。他最先去和年羹尧有联系的官员们，打了预防针。雍正先对自己的亲信们说，我要整治年羹尧了，你们要是不怕被牵连的话，你们就继续和他来往吧，要是想我不一块儿惩罚你们，你们就和他划清界限，然后站出来指证他的种种劣迹恶行，争取自己保住性命。

    然后雍正又去和年羹尧的对头说，我要开始整治年羹尧了，你们最好站稳立场，不要动摇。还有就是平时小心翼翼和年羹尧相处的，雍正让他们保持清醒的头脑，最好离年羹尧远一点，来明哲保身，要不然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就晚了，队伍是千万不能站错了的。他做的这些全部是为了公开的去惩治年羹尧打好的铺垫。

    接下来，雍正的动作就开始把矛头指向了年羹尧本人了，他下令把年羹尧从他的老巢（也就是西安）调离。到了雍正三年（1725）的正月里，雍正对年羹尧不满的态度渐渐地表露了出来。有一天，年羹尧指使陕西巡抚胡期恒在上朝的时候，奏请雍正：“皇上，臣有事启奏！”

    雍正道：“胡爱卿，有何事奏啊？”

    胡期恒行了一个礼，说：“皇上，就是之前向皇上奏请过陕西驿道金南瑛一事！”

    雍正说道：“噢，就是这件事。我让吏部尚书派人去彻查此事了！”雍正说只说了半句，咳嗽了几声，胡期恒战战兢兢地抬头看了看雍正的表情，顿时吓得直打哆嗦。他已感觉到不妙了。果然雍正又厉色道：“调查的结果却是让朕万分的伤心啊，这是年爱卿，不顾朕而任用自己的私人，还乱结党羽，这样的做法，朕如何准奏？”

    胡期恒连忙跪了下来：“是，是，皇上！臣罪该万死！”

    雍正正了正颜色道：“万死就不必了，朕还舍不得你这个良臣，起来吧！”

    胡期恒一脑门的冷汗：“谢主隆恩！”随后哆哆嗦嗦地站了起来，垂头站到了原来的位置，之后无话。

    在以后的日子里，年羹尧参奏弹劾过四川巡抚蔡埏，年羹尧其实就是想把自己的人一个叫王景灏的出任四川省的巡抚。年羹尧正洋洋得意的时候，哪儿晓得雍正已经暗自下了决心要处置他。蔡埏押到北京后，雍正不但没有把蔡埏关起来，而且升他做了左都御史，成了雍正对付年羹尧的一把利剑。

    雍正登基后第三年的三月间，出现了一个祥瑞，说是“日月合璧，五星联珠”，所有的王公大臣都上贺表来歌颂雍正。年羹尧不知是有意还是疏忽，把“朝乾夕惕”误写为“夕惕朝乾”，雍正借此大做文章，道：“年羹尧平日非粗心办事之人，直不欲以‘朝乾夕惕’四字归于朕耳！观此，年羹尧自恃己功，显露不臣之迹，其乖谬之处，断非无心！”其实‘朝乾夕惕’的意思就是终日勤勉，没有一丝怠慢懈怠。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接下来雍正换掉了四川和山西的官员，还将甘肃巡抚，就是之前上奏的胡期恒革职，四川提督纳泰也调回到了京城，这样一来雍正把年羹尧的左膀右臂都砍掉了，四月份，雍正解除了年羹尧的川陕总督的职位，还让他交出来抚远大将军的印章，调到杭州当将军。年羹尧具折谢恩，雍正朱批冷嘲道：“朕早就听说有谣言‘帝出三江口，嘉湖作战场’。朕今天就用你此任！况你也奏过浙省观象之论。朕想你若自称帝号，乃天定数也，朕亦难免。若你自不肯为，有你统朕此数千兵，你断不容三江口令人称帝也……上苍在上，朕若负你，天诛地灭，你若负朕，不知上苍如何发落你也！”

    这些事情做完以后，雍正下一步的计划就是让年羹尧自行了断。年羹尧调到了杭州之后，很多官员就落井下石，觉得年羹尧已无力呼风唤雨就纷纷的去雍正哪里揭发他的罪状，雍正也正好借为了所有大臣的愿望请命的借口，将年羹尧的职务全部都革掉了。六月，雍正下令革年羹尧杭州将军，将其降为闲散章京。同一年的九月份下命令把年羹尧抓回来京城会审。十一月年羹尧械系至京。十二月十一日，年羹尧狱成。雍正定年羹尧九十二款大罪，分别是大逆罪、欺罔罪、僭越罪、狂悖罪、专擅罪、忌刻罪、残忍罪、贪婪罪、侵蚀罪……雍正还诏告群臣说，这九十二条罪名中，犯了死罪的，应该斩立决的就有三十多条，但是年羹尧功劳还是不可以忘记的，年大将军的名声也是全国人民都知道的，如果对他行刑的话，恐怕天下人会有不服气的，雍正自己就要被老百姓骂心狠手辣，杀掉有功之臣。所以他思虑再三，表示自己开恩不杀他了，让年羹尧自己在牢房里自尽。年羹尧的所有家里父兄一族有当官的全部革职，自己的嫡亲子孙就发配到遥远的边疆去充军，还抄了他的家，所有的家产全部都充公。就这样一位叱咤风云，驰骋疆场，立下汗马功劳的年大将军，最后落得个身败名裂、家破人亡的下场。

    年羹尧性格上也有着致命的弱点，那就是：他太自信。自信自己的力量与军权，太相信自己与雍正的旧情，弱点在于他不明白自己的力量、军权包括生命都是皇帝给的，皇帝随时都可以收回！年羹尧最后似乎明白了一点，向雍正奏道：“臣今日已经知道自己的十恶不赦了，若是主子开恩，怜臣知罪，求主子饶了臣。臣年纪还不老，留下给主子效犬马之劳。若是主子必欲执法，臣的罪过不论哪一条，都是死有余辜啊！除了竭诚恳求主子，臣再无一线生路。伏地哀鸣，望主子开恩，臣实不胜呜咽。”但是，没用了。雍正只在命年羹尧自尽时，作了一番长长的解释，说看到年羹尧罪行时“不禁坠泪”，末尾道：“即使你苟活人世，自己想想看，负恩悖逆至此，还有脸见世人吗？今宽宥你殊死之罪，令你自裁，又赦免你的父兄伯叔子孙死罪，此皆朕委屈矜全，莫大之恩，你非草木，虽死亦当感涕也。”

    雍正并非在安慰年羹尧，而是在安慰自己——必须灭口。但是为什么雍正要杀了年羹尧灭口呢？我们来分析一下，下面的几种说法：有一种观点认为，年羹尧的死是因为自己想做皇帝了，所以让雍正实在是忍受不了，所以逃不过一死的命运。

    在那样的封建社会，名分和身份是最重要的，君就是君，臣就是臣，君主必须集权！如果违背了就会触怒皇帝，做臣子的要明白自己就是臣子要恪守做大臣的准则，如果做了超过本分的事情，那就有可能是杀身之祸。

    年羹尧本来就位高权重，所谓树大招风，他的横行霸道的确引起了雍正的极度不满，伴随着种种猜疑就来了。他自以为自己战功赫赫，就可以不准守法规制度，可以不守着为臣子之道，招来其他大臣和雍正的猜疑那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年羹尧这样一做雍正反倒是被人说受年羹尧的支配了，这个对于雍正这个爱表现自己．自尊心极强的主来说怎么能容忍呢？所以这是雍正最痛恨的地方。雍正一点都不怕年羹尧，他就是步步为营的去惩治他，让年羹尧明白自己就是一个臣子，清楚自己的身份。年羹尧臣子终归是臣子也只能俯首就范，反抗和防卫的能力一点也没有，只有整天幻想着雍正能念着他的功劳，念着旧情会放他一马。可是他怎会知道雍正给他罗列图谋不轨的罪名还来不及呢，怎会放掉他，真是太天真了。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年羹尧参与了雍正的夺皇位，用年羹尧的兵威慑住了皇十四子，使他不能来夺位，雍正刚登基的时候对年羹尧大加恩赏，其实就是让年羹尧自己洋洋得意地飘起来，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就给他罗列罪名，然后杀人灭口。只要处死了这个他夺位的知情人，其他的人就不会知道内情是怎样的了。

    我们先不说雍正一心要杀死年羹尧的真正原因，但从年羹尧自己的身上看来，他的确给自己找了很多麻烦。他自认为自己功劳高过天了，一点也不知道要谦逊些，免得招惹到灾祸，还做出了许多超过臣子本分之事，结党营私，贪赃枉法，触犯了皇帝还触犯了众怒，所以才不得善终。

    二、隆科多的下场

    隆科多的爷爷佟图赖入关以后曾多次去出征山东、山西、河南、湖广这些地方，军功非常的卓著，还曾经当过定南将军、礼部侍郎，晋爵至三等子，死了之后又特别赠他为一等公，主要原因是“父以女贵”，他是皇太后的爹。

    隆科多的爹佟国维又是康熙的舅舅，也是康熙的老丈人，地位自然是十分的尊崇。他还三次跟着康熙亲征噶尔丹，立下很多汗马功劳。因此，佟国维也是仕途一路畅达，当过侍卫、内大臣，还有领侍卫内大臣，加官晋爵成了一等公。佟国维还有一个女儿做了康熙皇帝的贵妃。

    隆科多的姑姑、佟图赖的女儿，也就是顺治皇帝的孝康章皇后。孝康章皇后为顺治皇帝生下来的阿哥就是未来的康熙皇帝。

    隆科多自己还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也嫁给了康熙皇帝，她们一个成了康熙的皇后，一个成了康熙的贵妃。

    除了这些佟氏家族还有多人官至高位，当时有“佟半朝”之称。隆科多出生在这样的家庭，上天注定了他这辈子位居极品，才能成为康熙、雍正两朝的关键性人物。

    隆科多因为他爷爷和爹的缘故，与康熙皇帝也就有着两层的亲戚关系，他既是康熙皇帝的表弟，也是康熙皇帝的小舅子，所受到重用就很正常了。

    历史上所记载的隆科多是在1688年——也就是康熙二十七年崛起的。这一年，他开始去担任康熙皇帝的一等侍卫。

    但是，在这个以前隆科多做了什么，他出生于哪一年，小的时候又干过什么事情？

    这一切，我们就都不得而知了。但是据说金庸先生写的小说《鹿鼎记》中韦小宝的原型就是我们现在讲的隆科多。那么，从这里可以看出来、隆科多还应该康熙皇帝训练出来的一个少年摔跤手，在擒拿鳌拜这场重头戏当中还立下过汗马功劳。

    隆科多担任一等侍卫之后没有多久就被提拔当了銮仪使兼正蓝旗的蒙古副都统。

    1705年，康熙皇帝因为所跟着的人违法妄行，所以下谕责怪隆科多不实心地去办事，随即革去了他副都统、銮仪使这些职位，只保留着一等侍卫行的重要职务。

    步军统领，就是我们所知道的九门提督，是负责维持京城防卫和治安工作的，还统帅八旗的步军及巡捕营这些部门，权力和责任都是非常重大的，总是由皇帝亲自挑选的满足亲信大臣来兼任的。从这里可以看出康熙皇帝对隆科多的亲信程度。

    康熙皇帝为什么要提拔隆科多来当这个步军统领的职务呢？这个还是要从隆科多的前任就是之前的九门提督托合齐下台开始说起。

    托合齐，自从1702年就开始担任步军统领这个职务，一直到1711年离职。在此期间，凭借着康熙皇帝对他的宠信，做了很多欺罔不法的事情，比如说，出门的时候必须要用亲王仪仗等。托合齐的很多不法的行为引起众臣的参劾，康熙皇帝却一直采取宽容的态度，始终没有深究他的过错。但是这样的情况到了1711年就慢慢开始发生变化了。那一年，康熙再一次和皇太子胤礽发生矛盾，康熙公开谴责太子，然后开始着手处理太子那些党羽，托合齐就这样慢慢的浮出水面。

    原来，1709年的冬天，多罗安郡王仙逝，托合齐在他的丧事期间，纠集一部分满族的官员多次聚集在都统鄂善家吃吃喝喝，后来被人告发。这类的吃喝康熙帝本来就是禁止，但是康熙皇帝只是认为宴饮所以就宽恕了他们。可是参加这次宴饮人员除步军统领托合齐之外，还有刑部尚书齐世武、兵部尚书耿额和八旗的部分军官。这些人掌握的全都是军事权力，尤其是步军统领这个职务，直接负责保卫皇帝安危的。这样一来就引起了康熙皇帝的警觉了。康熙皇帝认为托合齐这群人聚集在一起是为太子笼络人的。这非常有可能。皇太子早就厌烦这好几十年等啊等的日子，还多次向别人抱怨说自己的老爹怎么还不死呢。就算是太子自己没有什么其他的想法，谁能保证他的那伙人不会怂恿他去那么干呢？经过调查，康熙皇帝是越来越相信自己判断的没错，托合齐这些人很有可能不惜用武力来逼迫自己把龙椅交接给皇太子，让他自己当太上皇。康熙皇帝非常生气，他愤怒地指责托合齐这些人是“乱臣贼子”。

    托合齐离职的时候，因为“会饮”这个案子还正在调查中，所以把他罢官理由就是“以病乞假”。可是随着案情的越发清晰化，康熙就怒不可遏地下令逮捕托合齐。1713年，托合齐在监狱里病死了，康熙知道他死了之后，没有安葬，却是采取了颇为极端的处罚手段：他下令将其“锉尸扬灰”，还不允许收葬。康熙还下令将牵涉这个案子的所有八旗军官全部都革职。对于齐世武，康熙在1712年的时候指责他“谄事”于太子，所以用铁钉把他钉在墙上，他痛苦地喊叫了很多天才慢慢死掉的。康熙对待大臣很少用这样的酷刑，比如对鳌拜，仅仅也是圈禁起来而已，虽然对索额图的处置算是比较重的，可是也没有施以极刑啊。鳌拜和索额图虽已经威胁到了皇权，可毕竟山高皇帝远，不易发难。可是步军统领托合齐他就不一样了，他就在皇帝身边啊，如果刀兵相向的话，任凭康熙再有本事，也是抵挡不住的。托合齐这些人的行为康熙可能认为他们达到了极其严重的程度，让他觉得自己的生命都受到了威胁，所以才要这样的重惩他们。根据亲历康熙二次废太子现场的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的记载，康熙废掉太子的最大理由就是他有谋反的嫌疑。这肯定和那次一起聚众吃喝有关，毫无疑问。

    隆科多被雍正皇帝公开叫做“隆科多舅舅”。隆科多是在康熙皇帝晚年的各位皇子之间扑朔迷离、明争暗斗的皇位继承人之战中占的地位很不一般，是康熙、雍正两朝皇权交替的时候最为关键的核心人物。这和他在雍正当了皇帝之后飞黄腾达、显赫一时有着直接关系；可是他最终因为雍正皇帝的猜忌，而遭受屡遭打击，一直到被圈禁起来自尽而死，实际上所有的因果关系全都在这里。

    康熙皇帝处治托合齐，这个我们可以理解。可是他为什么要提拔隆科多来接任这个步军统领的职务呢。康熙为什么让曾经被他骂“不实心办事”的隆科多来接替这么一个重要的一个职务呢？

    1711年，隆科多的突然之间的升迁、再受重用，据说是康熙皇帝看到自己的儿子为了皇位你争我斗、弄得头破血流，局势相当的混乱，康熙为了保证自己死后皇位平稳的交接，国家不至于出现很大的动荡，就预先培养提拔起了隆科多作为关键时刻稳定大局的人。把康熙末年的政局联系起来，还有佟佳氏家族和清朝皇室多代联姻的特殊地位，康熙皇帝作出这样的人事安排也是合乎情理的。可是说说康熙皇帝栽培隆科多，是为扶持皇四子胤禛登位那样似乎并不是正确的观点。

    隆科多当了步军统领之后，康熙通过朱批，语重心长地告诫隆科多说：“你只需行为端正，勤谨为之。此任得到好名声难，得坏名声易。你的兄弟子侄及家人之言，断不可取。”

    “这些人初次靠办一两件好事，换取你的信任，之后必定对你欺诈哄骗。先前的步军统领，比如说费扬古、凯音步、托合齐等，都曾为此所累，玷辱声名。须时刻防范。慎之！勉之！”从这些自语行间透出很多康熙对隆科多的关爱之情。可是康熙也皇帝也同样指出，隆科多必须要和自己的家人还有朋友保持一一定的距离，不要参与结党营私才可以保住他现在的这个位子。朱批中告诫的话让隆科多如头上“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一样，做事情的时候小心谨慎。

    隆科多的谨慎行事得到了回报。1720年，康熙皇帝提拔隆科多“擢理藩院尚书，仍管步军统领事”。在步军统领的职责之外，康熙皇帝还交给他秘密的任务，不仅专门委派他秘密监视被圈禁的废太子和大阿哥，随时密奏二人的有关消息，还让他秘密监视京师内的宗室王公和部院重臣的动向。这个时候的隆科多尽职尽责，表现出色，康熙皇帝生前曾多加赞赏。

    正是因为康熙皇帝如此信任隆科多，再加上隆科多办事也是非常精明，在康熙皇帝快死之前，隆科多是除了皇子以外唯一陪在康熙皇帝身边的大臣，所以他才在皇位继承的时候起了这么关键的作用。

    但是在康熙皇帝死了以后，那可就不一样了。隆科多正好在康熙皇帝逝世后才真正的发挥他步军统领这个职务的关键作用，他没按照康熙皇帝可能存在的遗愿拥立新的皇帝，而是从他自己的荣华富贵利益出发，他当机立断，就近就拥立了皇四子胤禛登基做了新皇帝，之后才成为雍正刚刚上台的时候，政坛上风云显赫的人物。

    隆科多他利用自己步军统领的关键身份，来假传了康熙帝的遗诏，拥护四皇子也就是之后的雍正即位。隆科多成功之后雍正对他极为尊重，亲口叫他为“隆科多舅舅”，称赞他是“当代第一超群拔类之稀有大臣”。雍正其实并不是隆科多的姐姐生的，只是有舅舅这个称呼而已，皇帝承不承认那是另一回事。但是雍正这样公众的叫隆科多，对隆科多来说自然是一种极大了的优待。不仅这样雍正还给隆科多和他的儿子加官晋爵。

    可是隆科多选错了主子，雍正皇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猜忌多疑的皇帝之一。那是历史学家公认的，雍正这个人善于耍两面派，在你这里说他不好，在别人那里说你不好，他的性格很强硬，但是心胸很狭隘，更是不定喜怒。在这样的主子那里讨日子过，如果还和年羹尧一样以功高来定位自己的话，那也必定是死路一条！果不其然，还不到两年，隆科多的好日子就到头了，那个时候雍正的皇位已经是坐得稳稳当当的了。

    刚开始，雍正对他自然是非常信任，在处理很多事情的时候都去问问他的意见，看上去君臣非常的和睦，相扶相持的景象，非常和谐。但是雍正登基快两年之后的一个下半年，雍正已经开始对隆科多有些责难了，雍正开始设计好步骤和方法要开始打击隆科多了，这么短的时间，雍正态度变化如此之快，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其实原因也是很简单的，无外乎和年羹尧是一样的。隆科多也是自己认为自己的功劳不得了，勾结自己的党羽，雍正岂会让你们勾结起来动摇他的皇位，他一旦觉得你对他造成了一定的威胁，他势必要找出罪名将你灭口。他总是把自己比喻得很高，还把自己比喻成诸葛亮，在之后的日子里还时不时地流露出相同的话，最主要的是隆科多还说自己的是步军统领，地位多么多么高，权力多么多么大，还说自己只要下一声命令就能召集两万兵马。这些话多多少少暴露出隆科多是帮助着雍正即位的，那肯定是犯了雍正的大忌讳了。这些话雍正都记在了心里，成了隆科多以后的罪状之一。

    其实隆科多就是和年羹尧是一模一样的例子，他们犯了同样的错误。不该做的全都做齐全了，雍正岂有不杀之理。

    隆科多也是不是傻子，雍正对自己的猜疑怎么会不知道呢。他早就留好了退路，他在年底主动提出要辞职，不做步军统领了。这一来雍正是巴不得呀，其实他早就想把隆科多的这个职务除去了，苦于无从下手，现在他主动提出来，正是中了雍正的下怀。雍正马上指派了和隆科多不怎么亲密的巩泰来顶替了隆科多的职务。雍正同意隆科多辞职只是刚好是一个机缘，是雍正打击隆科多的开始。

    又是之后两年的夏天，雍正派隆科多、图理琛这些人代表清政府去和俄罗斯谈判。其实，隆科多的地位虽然已经摇摇欲坠，可是他还是很仔细地去调查，很坚决的要俄国归还侵占的土地，虽然隆科多带有讨好雍正的意思，但是他维护国家利益这样的行为是可以肯定的。但是雍正那个时候早就不相信他了，雍正因别的问题把隆科多抓了回来，也正因为隆科多回来了才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布连斯奇条约》，连俄国人都说签订这个条约是因为隆科多被抓回来。签订条约的时候，隆科多已经身负11条罪，被判为死刑了。

    最后经过所有的王公大臣商议竟然给隆科多定了41条大罪之多。当然包括之前所说的11条大罪了。奇怪的是，还给他罗列了很多稀奇古怪的罪状。比如说勾结年羹尧这样的罪名。其实他俩的撮合还是雍正一手策划的。罗列这样的罪名，无非是年羹尧已经倒台了，趁着这样把奸贼党羽这样的噩梦加在隆科多身上而已。反正雍正是皇帝，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呢！

    还有一条也是很稀奇的罪状，说是隆科多结交了阿灵阿和揆叙。他们俩很早就死掉了，而且和雍正并不是一个朝代的人，真是关公战秦叔宝了，此罪从哪里说起呢？其实，雍正那里是乱扯啊，他是在翻陈年旧账了。

    在康熙帝还在位的时候，一大群臣子在推举皇太子入选的时候，阿灵阿和揆叙这两个人是极力推荐八阿哥的，推荐八阿哥的集团势力其实他俩是核心人物。那个时候的隆科多什么力量也没有，只是一个一等的侍卫。其实隆科多本来是大阿哥的人。话说起来就要说到隆科多的老爹佟国维了，那个时候已经退休了的佟国维上奏提醒康熙对立皇太子的事情要考虑妥当，也就是告诉大家他这个当国舅也是国丈的人不同意再次立废掉的胤礽，他支持八阿哥当选皇太子。康熙当时也查过，也知道是佟国维带的头，但只是骂了他几句，并没有重罚他。雍正看在佟国维毕竟是自己的亲戚，连自己的父亲也没有给他罪名，自己也就不好多说什么了。但是对阿灵阿和揆叙，就连他们死了雍正也不放过他们，骂他们不忠不孝的阴险小人，是清朝最无耻的臣子，雍正也就坡下驴的用这个名义开始清除胤禩勾结的那一群人。

    这么久的陈年旧账雍正都翻出来了，而且能看出来妒恨是深得不得了，恰恰刻画出雍正是一个多么刻薄阴险之人啊。雍正已经赐死了年羹尧，怕落下滥杀有功之人的话柄，所以没有下令杀了隆科多，虽然免除了正法，但是雍正在畅春园的外面造了三间房子，用对其他几个皇兄弟的方法把隆科多给永远地囚禁了起来。囚禁隆科多的地方真的是非常的识刺，或许对于隆科多个地方身败名裂，要被囚禁死于此地。真是一个天大的笑话啊。他的家也被抄缴，获得所谓赃款十万两，他的大儿子也革去了职务，二儿子玉柱被发配到黑龙江去当差去了。1728年的夏天，被囚禁的隆科多在幽愤中死去。

    §§§第三节 严猛政治的施行

    雍正登基时已四十五岁，年逾不惑，离知天命的岁数也不远了。在藩邸的多年生活，已使他积累了相当的人生阅历和政治经验，思想已经十分成熟。争皇位的日子也让他历经人世的种种历练，他登基后锐意革新，大力推行新政，从官吏的整顿，到经济制度的调整，为自己的王朝开辟了一个比较清明的政治环境。雍正在他不长的13年的统治中，唯日孜孜，励精图治，抱着改革的坚定决心，在各个方面施行具有其特色的政治策略。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在经济方面实行摊丁入亩、耗羡归公制度，在政治方面确立密储制度，建立军机处，实行对官员的养廉银制度、改土归流政策，完善密折制度。同时，他的政治也是十分严猛的。

    雍正曾说：“一切政治，但务严宽相济……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贱，贱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意思是说，必须要严格政令。当然，严不是目的，只不过是雍正为了推行政策的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在施政中，他遇到阻力，便严格清除，像查贪反腐，整顿吏治之类的有益行政，也有大兴文字狱之类的无益行政。

    一、雍正查贪反腐

    雍正从有“千古一帝”美誉的父亲康熙手上接过龙袍时，并不是个事事顺心的太平盛世。是当时，大清朝吏治松弛，贪污腐败，税收短缺、国库空虚，储银仅八百万两，堂堂大清帝国成了一空架子。雍正说：“历年户部库银亏空数百万两，朕在藩邸，知之甚悉。”又说，“近日道府州县亏空争粮者正复不少”，“藩库钱粮亏空，近来或多至数十万”。如此看来，则堂堂大清帝国，竟是一空架子。外面看强盛无比，内里却空空如也。

    国库空虚，关系匪浅，新皇帝岂能坐视不管？

    然而，钱粮的亏空，又不简单地只是一个经济问题。各地亏空的钱粮到哪里去了？赋税都到哪里去了？雍正看得很清楚：为官者不是上司勒索，就是自身渔利，而户部的银子，则被皇帝和权贵们在“不借白不借”的心理支配下“借”走了（其实也就是侵吞）。这么多人来挖国家的墙脚，国库还有不亏空的道理？但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的贪污、挪用、借支公款，又确有其“不得已”之处。因为清从明制，官员俸禄极低。正一品官员的年俸不过纹银一百五十两，七品县令则只有四十五两。这点俸银，当时连养家糊口都成问题，更不要说打点上司，迎来送往和礼聘幕僚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明清两代吏治的腐败，是给逼出来的。雍正正式即位前，内阁官员还草拟了登极恩诏，按惯例开列了豁免官员亏空一条，雍正认为这样做将继续助长贪官污吏的侵占，当即未准，并表示对官员的贪婪不法深恶痛绝。

    由此可见，亏空关系到吏治，吏治又关系到体制，这是一个连环套。这个连环套上的每一个环节，都含糊不得。如果说，打江山要靠枪杆子，那么，治江山必须要充实钱袋子，所以亏空不能不补。吏治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所以吏治不能不抓。两件事既然都与制度有关，则制度也不能不改。雍正把这一一切看得十分清楚。因此，清理亏空这件事，在他那里就变成了体制的改革。不过，事情还得从清理亏空做起。它是最好的突破口，也是当务之急。

    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二月十三日，即康熙皇帝去世刚好一个月时，为挽救统治危机，雍正皇帝下令户部全面清查亏空钱粮，大张旗鼓地惩治贪官污吏。他说各地亏空钱粮，绝不是受上司勒索，而是自身侵渔，均是非法的。雍正不顾乃父“尸骨未寒”，就要对其遗留下的积弊大动干戈，可见其决心之大，也可见事情之紧迫。这是雍正即位之后的第一个大的战役，关乎国本，也关乎帝位。一旦无功而返，或半途而废，不但雍正自己身败名裂，国本也可能为之动摇。因此只能胜，不能败，只能进，不能退。然而雍正信心十足。

    雍正治理贪官污吏有很全面的一套措施的。

    首先，他要开始彻底清查的是亏空的现象。雍正当了皇帝之后，他就让内阁起草了一份登基之后的所谓恩诏，按照以前的例子一般都是破例去豁免那些贪污亏空的官员。但在雍正手里却是被严严实实地堵住了。他刚刚登基一个月的时间，就给户部发了一个全面彻查钱粮的命令，明确规定了在地方上清理钱粮的方针、政策及其注意事项：

    各省督抚将所属钱粮严行稽查。凡有亏空，无论已经参出及未经参出者，三年之内务期如数补足。毋得苛派民间，毋得借端掩饰，如限满不完，定行从重治罪。三年补完之后，若再有亏空者，决不宽贷。

    其亏空之项，除被上司勒索及因公挪移者，分别处分外，其实在侵欺入己者，确审具奏，即行正法。倘仍徇私容隐，或经朕访闻得实，或被科道纠参，将督抚一并从重治罪。即如山东藩库亏空至数十万，虽以俸工补足为名，实不能不取之民间额外加派。山东如此，他省可知，以小民之膏血，为官府之补苴，地方安得不重困乎？既亏国帑，复累民生，大负皇考爱养元元之至意，此朕所断断不能姑容者。

    雍正二年（1724）正月十四日，他发出在京城设立专司深查各个部院所有开销的机构——会考府的上谕。让自己的兄弟十三阿哥怡亲王允祥和隆科多舅舅，加上白潢大学士、朱轼尚书等人一起去管理这个部门。他对允祥说了，如果你不能够查清楚钱粮数目，那么朕就会再另外派大臣去查的，要是派去的大臣还是不能查清楚，那么朕就会自己去查的。在雍正如此严厉的决心与监督之下，大规模地清理亏空，惩罚贪官污吏的工作就有条不紊地迅速展开了。

    首先，就是罢官。他针对前朝遗留下来的“留任补亏”刚好是让那些官员贪污勒索百姓的借口，所以雍正上台之后坚决先罢了官之后，才要他们掏自己的腰包来赔偿，不让他们在还没罢官的时候可以借这个机会去贪赃枉法，假公济私。雍正元年（1723）二月，雍正谕吏部：“亏空钱粮各官，若革职留任催追，必致贻累百姓”，不得复留原职；若已清还完毕，尚可为官的，由大吏奏请。雍正三年（1725），湖南巡抚魏廷珍奏称，该省官员“参劾已大半”，表示再查出舞弊，继续纠参。雍正十年（1733）的时候，直隶总督李卫就上奏说：“整个省的上下大小官员，当了三年以前的已经没几个人了！”原因之一就是被撤职的官员多。

    然后，就是要求索赔或命亲戚帮助赔偿。雍正皇帝下了命令，如果一旦是查出有人亏空的，不管他是什么人，绝对不会宽恕对待的。如果是自己已经无力偿还了，那么他的家里人和家里的亲戚要帮他还，如果是因为要还债去自杀死掉了的，就算人死掉了债也是逃不掉的，还是要他的家人和亲戚还清债务才可以。

    最后是抄家籍没。如果贪赃枉法的官员一旦经过审查有罪证的，雍正就会派人去抄家，而且是抄得干干净净，就连他自己的兄弟，儿子包括亲戚也是一个都不能幸免的，所以社会上很多人戏称雍正皇帝是“抄家皇帝”。十二阿哥为了填补亏空，只有把家里用的器物拿到大街上去叫卖。十阿哥敦郡王已经赔掉了很多万两的黄金但是还是没有赔完他的亏空，所以结局可想而知，就是被雍正抄了家。那些户部、内务府之类的官吏如果是也有亏空的，全要要由牵涉到案件的一概官员还要包括之前在这些职位的官员一起来赔偿。那些地方上的官员，比如说按察使、布政使、巡抚这样的地方大官如果贪污的也全部都革掉职务，如果赔偿不够的就让他们的家里人来偿还。

    雍正在雍正四年（1727）年七月十七日的上谕中写道：

    若又听其以贪婪横取之赀财，肥身家以长子孙，则国法何在，而人心何以示儆。况犯法之人，原有籍没家产之例，是以朕将奇贪极酷之吏，抄没其家资，以备公事赏赉之用。

    各地方清查钱粮中出现苛派掩饰诸弊，雍正帝随时予以禁止和驳斥。雍正二年（1724）闰四月，直隶州县官与当地绅衿通同作弊，奏呈百姓愿代赔州县亏空，名为“乐捐”，实际上是勒索百姓。雍正帝严谕禁止。浙闽总督满保奏称前任总督任内，亏空银六万两，系康熙帝南巡时积欠相沿。雍正帝严加驳斥．说当年皇考南巡，屡降谕旨，丝毫不取给于地方。命满保具奏南巡时有何费用，亏空至20年之久，不能消结。满保不能对。山西、河南两省奏称亏空系应办军需所致。雍正帝驳斥说，军需皆有正项钱粮，不曾累及地方。亏空乃下吏侵渔，上司需索所致。雍正四年（1726）七月，户部尚书徐元梦，接受亏空官员的馈送，代为掩饰。雍正帝即将徐元梦革职。

    但是雍正深知一些封疆大吏没有很好执行他的政策，纠参属员时严厉，但审结时从宽开脱，以使属员怀恩感畏，所以到了三年清查期满，还有不少亏空未能完结，雍正又下令宽限三年，他说：

    凡各省亏空未经补完者，再限三年，宽至雍正七年，务须一一清楚，如届期再不全完，定将该督抚从重治罪。如有实在不能依限之处，著该督抚奏闻请旨。

    其清查决心之大，我们可以想见。

    一些地方在限内奏报补完，雍正帝详加查核，严惩虚报。江西巡抚裴度奏报江西仓谷俱已补足。雍正四年（1726）十一月，雍正帝派遣吏部侍郎迈柱（满洲镶黄旗人）前往查核。迈柱查出江西虚报贮存，又虚报民间借领，多方掩饰。雍正帝将裴度及布政使等革职，命他们以家产买谷还仓。亏空之州县官解任，留在本处赔补。福建巡抚毛文铨掩饰亏空，虚报实贮在仓。雍正帝派员查得，福建所属仓谷、钱粮虚悬甚多，实贮在仓者只有十之三四。雍正五年（1727）六月，任命常赉（满洲镶白旗人）为福建巡抚，前往清查。只查出亏欠银四十四万余两。江苏省是生产发达，赋税收入最多的省份。雍正七年（1729）二月，雍正帝命王玑署江苏巡抚，兼管清查钱粮。苏松等处即查出历年积欠一千六百余万两。雍正帝将康熙五十年以前的积欠豁免，五十一年以后者严加清理。侵贪钱粮的官吏，准自行出首，毫无隐匿者，从宽免罪。

    其实不仅仅是雍正这样做，历朝历代的皇帝都会有彻查亏空这样的案件，但是他们只不过是走走过场而已，不如雍正这次搞得如此的彻底，如此的如火如荼。雍正在清查亏空的同时，对于那些贪官的惩罚也是非常严厉的，不仅有的被革职抄家了，甚至有被抓去杀头的。当年被革职查封家产的就有湖广布政史张圣弼、粮储道许大完、湖南按察史张安世、广西按察史李继谟、原直隶巡道宋师曾、江苏巡抚吴存礼、布政史李世仁等人。潞州知府加璋告发江西巡抚苏克济勒索各州府县银四百五十万两，于是被籍没家财，以偿亏空，并责令其家人赵七赔偿二十万两。苏州织造李煦亏空银三十八万两，抄家赔补。原河道总督赵世显克扣治河工料，侵蚀钱粮，下刑部狱，家财充公。

    对于畏罪自杀的官员，雍正更是加重处理。雍正四年（1726）广东巡抚杨文乾奏参李滨亏空钱粮，李即自杀；闽浙总督高其倬、福建巡抚毛文铨参陶范，还未审理，陶亦自尽。雍正说这些犯官“料必以官职家财既不能保，不若以一死抵赖，留赀财为子孙之计”。为使其计落空，雍正令督抚将犯官“嫡亲子弟并家人等”严加审讯，“所有赃款着落追赔”。

    雍正使用这些政策，清查了三年，取得了一定成果。如直隶总督李维钧在雍正二年（1724）就向雍正奏报，该省亏欠银四十一万两，至本年六月已完二十万两，下余二十一万两明年可以偿清。

    接下来就是著名的耗羡归公与养廉银制度的实施。何谓“耗羡”？耗羡就是本来应该缴纳的赋税之外的附加税收。古代官府向百姓收税，大多为粟米、布丝等实物，这些东西都由百姓自行运送到官府。明代实行一条鞭法以银两代替实物，于是在正税之外还增加了“耗羡”，又叫“羡余”，是一种附加税，用来补正税之不足。因为征税这项工作有许多的开销，如手续费、杂费以及保管解运费等等，这些开销都要由纳税人承担，所以要额外地多收一些。官吏征收之后不必把多余耗羡上缴，可以留作办公费用。

    耗羡之中“火耗”所占比例最大，州县官从百姓手中征收来的地丁钱粮，大都是成色不等的散碎银两。而解到藩库的银子必须是重量相等，成色一致的银锭。因此州县官就要将征收来的碎银重新熔铸，税银在熔铸过程中的损耗，称之为“熔销折耗”，为此，税吏要向老百姓额外多收一些来补偿耗蚀。正常比例应是所收正税的十分之一，称“加一耗”，或者十分之二也不为过。朝廷并没有硬性规定一个统一的火耗率，地方官吏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自主决定。

    正因为火耗的征收多寡，国家是没有明文规定的，但是也不会出来阻止，算是默许的吧。没有规定，地方官吏往往狂征滥派，无法无天。这种附加的税收是不用上交的，可以让地方的官员自己去分配的，结果就造成了这种附加税越收越多，在河南、山东这样的省份附加税的税率已经到达了百分之八十这么多。这样一来不但是增加了老百姓的负担，而且为那些贪污的官员找到了钱粮的来源。正如康熙朝监察御史李发甲所说：

    每岁民间正项钱粮一两，有派至三两、四两、五六两以至十两的。而于朝廷正供之外，辄加至三倍、四倍、五六倍以至十倍不止，致使百姓不苦于正额之有定，而苦于杂派之无穷。

    康熙朝另一位大臣赵申乔也曾经指出：

    唯横征私派之弊，其祸尤烈！如收解钱粮，私加羡余火耗，解费杂徭，每浮算额数，以致公私一切费用皆取给于里民。若日用之米蔬供应，新任官吏之器具案衣，衙署之兴修盖造，宴会之席面酒肴，上司之铺设供奉，使客之小饭下程，提事之打发差钱，戚友之抽丰供给，节序之贺庆礼仪，衙役之帮贴工食，簿书之纸札心红，水陆之人夫答应，官马之喂养走差，以及保甲牌籍、刊刷邮单、报查灾荒、编审丈量等项，皆有使费陋规，难以详细枚举。总之，无事不私派民间，无项不苛敛百姓，而且用一派十，用十派千，以饱赃官婪蠹之贪腹，嗟嗟小民，膏血有几，而能满足此漏卮巨壑哉！

    雍正深知这里面有诸多的弊端，但是朝廷里的所有人一直都在争论这个问题苦于没有一个好的结果。

    雍正元年（1723）元旦，雍正谕地方官文告中说：

    今钱粮火耗，日渐加增，重者每两加至四五钱，民脂民膏，腹削何堪。至州县差徭，巧立名色，恣其苛派，竭小民衣食之资，供官司奴隶之用。

    雍正二年（1724），七月里的一个深夜，忙碌了一天的雍正帝着实有些疲倦了，每当疲倦之时，他便以静坐来恢复精力。静坐之后即感觉精神清爽，他又翻出白天收到的一封奏折来批阅，这篇奏折他已经看过三四遍了，是山西布政使高成龄所上关于整顿地方耗羡的建议的奏折。奏请把山西全省的耗羡全部题解归公，同时发给官吏养廉银，地方各级衙署发给办公费。上个月，山西巡抚诺敏因该省耗羡问题比较严重，已经上了一个请求山西各州县全年所得的耗羡银，统统上交布政司库，一部分用作抵补无着落的亏空，一部分给各官作养廉银的奏折。诺敏、高成龄的奏折当中反映了山西耗羡问题的严重，就全国来说，各省的情形都差不多，这也是他登基以来冥思苦想而理不出头绪的一个大难题。

    雍正帝联想到几年前，年羹尧和陕西巡抚噶什图就曾奏请将耗羡酌留，以便各官用度，其余则捐出以弥补亏空。以惩治当时吏治腐败，贪污风气，以此来减少地方官中饱私囊的现象。可是当时康熙父皇不愿担当加赋的恶名，没有批准，还批谕：

    朕谓此事大有关系，断不可行。定例私派之罪甚重，火耗一项，特以州县官用度不敷，故于正项之外，量加些微，原是私事。朕曾喻陈瑸云：“加一火耗，似尚可宽容。”陈瑸奏云：“此乃圣恩宽大，但不可明谕许其加添。”朕思其言，深为有理，今陕西参出亏空太多，不得已而为此举。他们虽然是密奏，朕若是批发，竞视为奏准之事。加派之名，朕岂受乎？

    故而此事搁置。康熙帝以为地方官吏只是“量加些微”，而不知实际情况是火耗没有一定之规，没有硬性的标准，反而便于吏役大收特收。这是康熙帝失策之处。

    雍正帝又想到，雍正元年（1723）五月湖广总督杨宗仁奏称：地方上的公事开销，都是地方官勒派百姓供应，不如令州县官在原有的耗羡银内，节省出二成，交到布政司库房，以充一切公事之费，此外私毫不许再加派捐。雍正帝甚表赞同，果断批道：“所言全是，一无瑕疵，勉之。”耗羡本来是地方官私征私用，杨宗仁让他人拿出一小部分归省里，作为公用，实际上是提出了耗羡部分归公的建议。

    现在诺敏的奏章又提出山西省耗羡改革的具体方案：将全省耗羡银约五十万两，悉数上交布政司库，然后从中拨出三十万两作为办公用费以及各官养廉之用。二十万两可作为弥补无着落亏空之用。

    诺敏任山西巡抚之前，在户部供职多年，一向被同僚称为对财政“稽核有法”，这笔账还是算得很精的：与其暗中收送陋规钱，何如公开给予养廉银？再以耗羡把多年的亏空补上。诺敏此议真是通权达变，于国计民生均有裨益。想到此，雍正帝感到十分欣慰，高兴地批准其在山西实行。

    雍正二年（1724）年初，河南巡抚石文焯上奏又称：该省共有耗羡银四十万两，给全省各官养廉银若干，各项杂用公费若干，下余十五六万两解存藩库，弥补亏空，因此办公费用都出在耗羡内了，不再议捐股民。这也是耗羡提解之法。雍正见此奏折，在朱批中赞赏道：“此奏才见著实，非从前泛泛浮词可比，封疆大吏，原应如此通盘合算，如何抵项，如何补苴，若干作为养廉，若干作为公用，说得通，行得去，人心既服，事亦不误，朕自然批个‘是’字。”

    山西与河南率先实行了火耗归公和以养廉银代替陋规的廉政改革。河南将沿旧例收受的全省火耗的十分之一作为巡抚的养廉银。虽然超过了一般巡抚养廉银的一倍，但是雍正帝立即照准，并说：“即使加倍也未尝不可，但此外必须一无染指，方见操守，与其私以取之，何如明以与之，此所谓厚俸以养廉。”因为即使厚俸，比起河南巡抚过去所收受的各项陋规二十万两也少得多了。高官的收入无论多寡，问题的关键在“明以与之”四字。高官的收入透明化公开化，在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都没有过，雍正帝的改革可谓是绝无仅有。山西实行的改革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全省耗羡扣除亏空和养廉银以及各种杂费之外，尚余白银两万七千多两。

    雍正二年（1724）七月八日，他下令说所有征收来的附加税要交给国家来支配。他说：“与其州县存火耗以养上司，何如上司提火耗以养州县乎？”意思就是说，本来征收附加税是为了供养上面的官员的，那为什么不换过来让上面来支配附加税养州县的官吏呢？

    这个政策一实施，马上就断了那些地方官员半明半暗的财路，而且在一定的程度上还大大地减轻了老百姓们的负担，每个省的附加税率都有所下降，尤其是河南和山西两个省最明显，从原来的百分之八十降到了百分之十三和百分之十八，只是原来的六分之一和四分之一。

    河南巡抚田文镜将耗羡归公之前后的情形，曾作了一番比较：“耗羡未归公时，原系各州县所得，各上司因其得有耗羡，于馈送节礼之外，恣意勒索，借名派捐……及至地方一有公务，仍派里甲，小民受累不浅，此耗羡未归公之情弊也。自耗羡归公之后，各上司俱得有足用养廉银，不敢向州县勒索派捐。各州县亦俱得有足用养廉银，反得实在归己，日用即足，又不至亏动正项钱粮仓谷。至于一切公事……既不取捐于官，又不派及于民，数年以来民间竟不知有派款一事。上下各足，彼此相安，此耗羡归公之成效也。”刑部侍郎钱陈群也说：“当时初定耗羡，依从前州县自征之数，有减无增，奉行以来，吏治肃清，人民安业。”

    山西、河南、山东等省的财政亏空几年内即已补完，并有七十多万两耗羡银的盈余。

    户部库存银在康熙末年只有八百余万两，雍正年间已增至六干余万两。魏源在谈到雍正朝财政好转的原因时说：“康熙六十载之休养生息，何以户部存银只有八百余万，不及雍正七分之一？其病在于：一、耗羡银未归公也；二、常例银未捐输也；三、盐课未足额也；四、关税无盈余也，全仗雍正十余载清厘整饬之功，故有此收效。”魏源的评价精准而中肯。

    再来看看雍正“养廉银”制度的实施情况。

    清朝沿用明制，实行职官底薪制，官吏正规的俸禄是非常之少的：官级正一品，年俸一百八十两；官级正二品，年俸一百五十五两；官级正三品，年俸一百三十两；官级正四品，年俸一百零五两；官级正五品，年俸八十两；官级正六品，年俸六十两；官级正七品，年俸四十五两；官级正八品，年俸四十两；官级正九品，年俸三十三两。另有俸米若干石。对于他们来说，这些钱粮实在太少了，既不能养家糊口，也不敷日常费用，连骑马坐轿都不够开销。从这些数据看来，清官于成龙，出远门时常常骑一头毛驴就不足为怪了。

    中央大员和地方督抚大吏，往往家中人口众多，日常开支浩繁（所以像于成龙、汤斌一类的清官，在外任职时，总是不带家属或少带家属，不雇佣人或少雇佣人，多用家人办事，以节约开支），一百八十两银子的年俸，有时还不够官吏们一天的开销。不可思议的是，连办公费也要从正印官那少得可怜的年俸里开销，因此他们必然要以种种方式去收钱。而最方便、最有效的方法当然就是以权易钱，借办公事之便，向下级官衙勒索陋规，下级再向下级索求，一直压到县衙一级。为了应付陋规，县官役吏势必向百姓勒索耗羡。

    而雍正帝说：实行养廉银制度的好处是“上不误公，下不累民，无偏多偏少之弊，无苛索横征之扰，实在是通权达变之善策”。

    就全国是否实行耗羡归公和养廉银制度的问题，雍正帝命六部九卿会议具奏。虽然大家都看到山西的改革是行得通的，然而，这项改革触及他们的切身利益，就不赞成了。收受陋规正是做官的主要工作。现在要耗羡归公，财路就从根本上被截断了，他们当然不同意。大臣们提出种种理由加以反对和阻挠。

    九卿奏议发到山西，山西巡抚诺敏感到压力很大。山西布政使高成龄是诺敏推行耗羡归公和养廉银制度的积极支持者，他缮写了长篇奏折上疏朝廷，对九卿奏议，逐条予以驳斥。他首先指出，州县征收火耗，以补官俸之不足。但督抚没有火耗，官俸不敷使用，官吏又不能枵腹办公，必然收取陋规，这笔钱最后还是要出在火耗项上，所以还不如全省征收后，再分给各官养廉银。他又说，耗羡归公，并非要多征火耗，而是要减少火耗。因为既然火耗征收之后尽归省库，州县多征也不归己，就不会多征火耗。针对最后一项指责，他反驳说，督抚收取陋规和贿赂，才是鼓励属员为非。倒不如合理合法地公开收取养廉银，共受皇上的恩赐。他分析了当时耗羡滥征的原因和耗羡归公的益处，并指出：九卿所说貌似公允，光明正大，好像是既不增加百姓负担，又让州县满意，似乎是两面兼顾，其实是徒有虚名，说得好听而已。如果按照他们的意见办事，就只能是维持旧日的弊端，听任地方官吏狂征滥派，既不讲官吏法规，又不顾小民疾苦。

    雍正帝阅读了高成龄的条奏之后，大加赞赏，将他的奏折交部臣讨论。并在他的奏折上批道：“总理事务王大臣会同九卿、詹事、科道，平心静气，秉公执政，确议具奏。若怀挟私意，以及任性尚气，淆乱是非者，必有一二获罪之人也。须各出已见，明白指陈利弊，毋稍游移，倘不能划一定议，两议三议皆可。”

    皇帝已经表明了支持的态度，然而反对耗羡归公的人却仍不在少数。实行火耗归公和养廉银制度的建议，在朝野引起官僚们普遍的不满。雍正帝不得不痛下决断了。他发出上谕，批评持反对意见的官员们的谬见，分析火耗归公和养廉银制度的必要。他说：“高成龄奏提解火耗一事，朕曾降旨，令尔等平心静气，秉公会议，尔等所议见识浅小，与朕意未合。州县火耗原非应有之项，因通省公费及各官养廉，有不得不取给于此者，然非可以公言也，朕非不愿天下州县丝毫不取给于民，而其势有所不能。且历来火耗，皆在州县，而加派横征，侵蚀国帑，亏空之数，不下数百余万。其因即在于州县征收火耗，分送上司，各上司日用之资，皆取给州县，以致耗羡之外，种种馈送，名目繁多，故州县有所借口而肆其贪婪，上司有所瞻徇而不肯参奏，此从来之积弊所当剔除者也。与其州县存火耗以养上司，何如上司拨火耗以养州县乎？”

    州县用火耗养上司，上司就不能不对他们有所纵容瞻徇。州县送陋规给上司，既是逢迎上司，也可以用来挟制上司。如果实行耗羡归公，使州县既不能行陋规于上，又不必滥摊派小民于下，就有利于吏治的澄清了。雍正帝指出：“不能禁止馈遗，必不能秉公察吏，不能秉公察吏，必不能有益于政治民生。”因此，雍正帝不顾中央各级官员的反对，毅然将耗羡归公政策“通行于天下”。

    大力推行耗羡归公和养廉银制度的地方官员，以山西巡抚诺敏和河南巡抚田文镜为最好，然而二人在中央皆为“举朝所怨”，在地方则“通省衔恨”成为众矢之的。雍正帝为保证山西的改革能顺利进行，特意将一些抵制改革的山西官员调离山西。浙江省迟至雍正五年尚未制定出具体的养廉银方案，雍正帝又将得力大员李卫调到浙江担任巡抚。李卫到任后立即拟定了一个全省各级官吏养廉银的详细方案上报朝廷，得到了雍正帝的批准。在人事方面安排得当，是保证既定政策的贯彻实施的关键一着。虽然雍正帝执法严厉，但是并非简单鲁莽。他曾说：“治天下唯以用人为根本，其余都是枝节末叶之事。”

    耗羡归公以后，低薪制改成了高薪制，所谓“厚俸以养廉”。这笔财政经费则由耗羡银中支付。各省大小官员的养廉银数额按照官职高低，事务繁简，地方不同和耗羡多少等标准，逐渐确定下来。大致如下：总督两万两左右，巡抚一万五千两左右，布政使一万两左右，按察使八干两左右，道府五千两左右，州县一二千两。

    养廉银的用途，既是给予官员赡养家口，也是给官员延请幕客、犒赏下级和公干盘缠之用。“增事则增养廉，事毕则停养廉”，对于有功劳者也特别多给。比如立有首倡之功的山西巡抚诺敏，他每年的养廉银数额高达三万一千七百两，比原薪俸高出两百多倍。河南巡抚田文镜的养廉银数额也高达两万八干九两，后来他晋升为河东总督，雍正帝又要给他增加一万两养廉银，他坚辞未受。田文镜说：“人臣食禄当因事，事繁而禄少则不给，事简而禄多则虚縻。”

    中央官员的养廉银，施行的时间则晚于地方官，其数目也大大少于地方官。陋规照行不误。对此，雍正帝又下谕重申禁令：

    从前题奏事件，俱有部费，朕屡次降旨严禁，今闻仍蹈前辙，凡事不讲部费，不能结案。各衙门书吏势难枵腹办公，酌量稍给纸笔饭钱，于理亦无违碍，何得部费至于盈千累万，以遂小人无厌之求？……此事殊可痛恨，嗣后著永行禁止，若再经朕查出，送者与受者双方一体治罪。

    雍正帝执法严峻，不能容忍官吏借陋规以蠹国害民。雍正一朝，由于雍正帝雷厉风行地推行养廉银制度，将官场中漫无限制的陋规，转变为制度化的合法收入，官署的办公经费有了着落，官吏搜刮百姓的事情有所减少，吏治大为澄清。

    雍正不仅是以养廉银来解决官员们的日常开销，而且常常以赏赐来鼓励官员廉洁守法。他多次赏赐大学士张廷玉，动辄以万计。有一次，雍正帝又当庭奖赏张廷玉万两白银，张廷玉恳切推辞，说：“叩谢皇恩，臣衣食既不求奢华，所费无多，所得年俸及养廉银已足敷日用。”雍正帝说：“你的父亲（张英）以清白传家，你严守家训屏绝馈遗，朕不忍令你以家事萦心也。”张廷玉接受赏赐以后，以赐金修一花园，并将花园命名为“赐金园”。像张廷玉这样的一品大员能如此谨身节欲，实在难得。

    鄂尔泰也是一位儆惕自谦的一品大员，也曾拒绝皇上为他增加养廉银。

    雍正六年（1728），雍正帝又发出上谕：“朕因国家政事，资借大臣之力，而使之分心家计，朕心不忍，五部大臣内，除差往外省署事之人外，俸银、俸米着加倍给与。”

    雍正十年（1733），雍正帝又谕令，将直隶省每年应解白银九万四千余两，分给户部各级官员做养廉之用，以弥补京官不受陋规的损失。

    雍正帝把养廉银制度作为整顿吏治和财政的突破口，取得的成就不小。十年之后他说：“自行此法以来，吏治稍得澄清，小民免于扰累，此中利益乃天下所共见。”后世人评论历史，有“雍正朝无清官”之说，因为当时官吏都小心谨慎，不敢大肆贪污，就都成了清官，也就无所谓清官了。

    反腐败严肃吏治，是雍正朝致治之大要，成就十分显著。

    养廉银制度起到了一定的成效，正如雍正帝所说：吏治稍有澄清，公然贪赃枉法及侵盗钱粮者减少了（国库有所充实），人民免于扰累。究其原因还在于雍正帝实施了严刑峻法，追查亏空，以及实行密折制度，使官吏之间相互监督，各怀畏惧。一方面使用惩罚手段，一方面他本人注意以节俭的生活方式作表率，这些都起到了廉政作用。虽然雍正帝也不能最终禁止贪污，但是，雍正帝以养廉银来配合“束湿”（拧干湿布，喻吏治太严）之治，确实较为合情合理，现实可行。

    最后是取缔规礼。雍正还没有当上皇帝和刚刚登基的时候，所有的地方官员必须要按照规定向自己的上司送礼金。这样的问题是非常严重的。雍正元年的时候，山东巡抚叫黄炳，他向雍正报告他所主管的衙门每年收到的规礼的银子十一万两这么多，如果这个规礼制度不废除的话，贪官污吏也很难彻查清楚。雍正元年，雍正就发出了一道上谕，禁止所有的地方官员接受任何的馈赠，督抚也不能到州县去摊派。如果还有官员要接受规礼的，一旦被查到就要严厉处罚。巡察御史博济、山东巡抚黄炳和博尔多、余甸这些人都受到了严厉的惩治。与此同时，雍正还加强了对朝廷里官员的约束，取缔规礼和取消部费成了其严行吏治的一把利剑。

    清朝实行的俸禄制度是很低的俸禄，雍正刚刚当上皇帝的时候国家年收入平均水平是四千万两，王公大臣的俸禄就不到一百万两。作为封疆的大官每年的工资也只有一百八十两而已，所以县令以下的那些官员就更是少得可怜了。每个人只有三四十两而已，不但不能开支去请那些替自己办公的人的工资，自己的日子都过不下去了，怎么能不生贪念去贪赃枉法呢？所以雍正就想了个办法从总督到州县的官员，根据自己职务的不同和办事情的需要就从征来的附加税那里拿出一部分钱来当做养廉银，让他们生活可以过下去，不会一心地去贪污。这些养廉银从不同的需要出发，有上万两到一千两不等的。对于在京城当官的人，除了发放正常的经费以外，还会加经费。让那些当官的们不会为生计所迫而非法敛财，这样可以制止恶性循环的发生，让所有的官员都享受到合法的待遇。

    雍正还信用干员。雍正有着他自己一套严格的用人标准，那就是一定要衷心公正和能干集于一体的。衷心就是要对清朝政府死心塌地，绝对的忠诚，公正，不仅仅是自己要为官一身清，而且要为朝廷，为国家，为皇上和老百姓着想的，能干，就是一定要有才能，会办事情。这些省级或副部级的特派员直属中央，与地方没有任何瓜葛，而且都是为官清正又精明强干的能员。这些人，既无前车之鉴，又无后顾之忧，且直接归皇帝领导，不尽心也会尽力。何况，这些特派员也不是光杆司令。雍正从各地抽调了一大批候补州县随团到省，与特派员一起查账。查出一个贪官污吏，立即就地免职，从调查团里选一个同级官员接任。这是一着妙棋，也是一着狠棋。因为雍正深知官官相护，是官场顽症。历来的继任官，总是会帮着前任补窟窿，然后自己再留下一大笔亏空，让后任去擦屁股。亏空之所以总也补不上，这是其中的原因之一。但这一回后任是来查账的，当然不会替他打圆场，做掩护。这样，这个贪官就再也无处遁逃，只有低头认罪，接受处罚。而且，因为没有后任给他补漏洞，他当然也不愿意为前任背黑锅。于是，就连他的前任，甚至前任的前任，如有贪污挪用，也难逃法网。贪官们当然不愿束手就擒。他们还有对策，即借钱借粮来填补亏空。这也是老办法：上面要来查账时，就从当地富户那里借些钱粮来放在库里。上面的来人一看，分文不少，检查团一走，这些钱粮又还回去。因为是官借，利息既高，又不怕不还，再说富户们也不想得罪地方官，因此这个办法也屡试不爽。可惜伎俩也逃不过雍正的法眼。雍正在派出特派员的同时，也给这个地方的老百姓先打招呼：“谁也不能借钱粮给官府。要借也可以，这些钱粮既然被说成是官府的，朕就认它是国家所有，你们这些借钱借粮给官府的人，就再也别想把它们收回去。”这一下，谁也不肯借钱借粮给贪官们了。富户们不想得罪官员，更怕得罪皇帝。再说．他们也不愿意自己的钱粮白白地送给公家。贪官污吏的又一条对策被雍正事先粉碎。

    就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雍正很快有了自己的一批得力助手，那些王公大臣们个个能力很强，怡亲王允祥被称为是“忠敬诚直勤慎廉明”，果亲王胤礼则是被称为“居公虚心”，还有鄂尔泰这个被雍正誉为“公忠弼亮”的出将入相。有“第一宣力”的汉族大臣张廷玉，有“模范督抚”的田文镜，和“勇敢任事”的李卫。雍正对这些王公大臣都是推心置腹的。他不去约束他们，放手让他们去做事情，还对他们所做的事情极力的肯定和推行。当他们这些人遭到别人的嫉妒来弹劾，围攻的时候，雍正一如既往地支持着他们，保护着他们。当发现了他们存在的缺点的时候，雍正就叫他们来谈心，让他们珍惜这样的日子和职务，循循善诱，让他们觉得自己被皇上重视着，就要为他尽忠。所以这些人全是雍正得力的左膀右臂。康熙当政的时候的策略是以宽仁为主的，特别是在康熙的末期，所谓的宽容已经到了放纵的地步，所以才导致贪官污吏和暴力政治到处横行。到了雍正当上了皇帝之后他就认为“人心玩歇已久，百弊丛生”，如果在这样的局势下面再一味的宽容下去，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所以他就主张了要实行严猛的政治。康熙皇帝是因为他的宽厚仁爱得到了天下的赞美，可是雍正却是实行了严猛的策略背负了骂名。可是实际上雍正做的是正确的，如果一味地放纵下去，百弊而无一利，只有用严猛的政治才能使吏治得到新的治理。

    雍正深知，如果只是依靠反贪的力量去除掉地方上的那些贪官，即使是再清廉的官员，也可能被很多的方方面面给束缚住手脚而且关系到切身的利益而拖拖拉拉的。所以他的对策就是，派出了比较精明能干的钦差大臣，和抽调了一些候补的官员一起到省里，然后查掉一个，就让随着钦差跟来的替补官员补上空缺。来查贪污的官员没有了什么后顾之忧，而且马上可以填补空缺，所以也就很卖力地干着。与此同时，还成立了会考府，就是来整治院啊部啊之类的腐败的机构。雍正在严厉打击贪污犯罪的时候，同事把附加税拿来养廉，有的甚至超过他原来俸禄的很多倍。这样一来，不但是把很大一部分迫于生计的官吏解脱了出来，让他们能够安心地治理地方，尽职尽责，也孤立起了那些一心想要贪污的人，使得那些贪污的官员不得人心，让雍正可以更有利地去打击去展开工作。

    雍正为了挽救这个统治的危机，他一当上皇帝就马上大力提倡和开展反腐倡廉工作。取得了在清朝的所有皇帝中最好的廉政的社会。很大一批官员都受到了不同层次的处罚，严重的有杀头或者是流放，一般的被罚款，然后抄了家，被抓进牢房关押了起来，最轻的也是被调到别的地方，或者是降了官级，有的被直接革职了。那些本来是得到了很丰厚利益的人全部都得到了打击。

    二、改土归流、摊丁入亩

    虽然雍正是一个很多疑也是很残酷的人，但是对于治理国家，他确实是一位有统治本领的人。

    雍正皇帝还有一个朋友就是鄂尔泰了。鄂尔泰当内务府官的时候，雍正皇帝还是四阿哥胤禛，那个时候皇子们明争暗夺，为了抢到皇太子的座位不择手段。

    胤禛以前很多次都召见过鄂尔泰，但是每次鄂尔泰都婉言拒绝了，鄂尔泰诚挚地对他说：“皇子是不可和大臣做朋友的，这是祖训！”胤稹听了这话之后，不但没有生气反而很高兴地说：“这个人竟然只是一个小小的郎官，却遵守法制，拒见皇子，实在是难能可贵！”从此之后，鄂尔泰在雍正皇帝的记忆里留下了深刻美好的印象。雍正当了皇帝之后，就把他先后派去云南、贵州、广西等地做当地的总督，对他很是器重。

    云南、贵州、广西一带苗瑶彝等少数民族的土司，一直来都是世袭制的。在他们当地不仅有征税、摊役这样的权利，还有生杀大权，是最典型的奴隶制社会。有些土司非常凶残，滥杀无辜，把杀人当做一项乐事，杀了人之后还要向被害家属要“垫刀银”，简直是可恶到了极点。那些土司都各自霸占着一方，控制着当地的财产、政治等一系列大权，严重地危害到了清朝政府的利益。就是因为这样，雍正皇帝命令鄂尔泰对那些罪大恶极的土司作严厉的惩罚。

    鄂尔泰接到了雍正的圣旨之后，马上和自己部下的几位将军开始着手研究该怎么处理。如果是派军队直接去攻打呢，肯定是弊大于利的，只有智取才是最明智的做法。说做就做，他们锁定好了一个目标，就是牛庄土司，这个牛庄土司可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家伙。鄂尔泰就派人打入他的内部，来一个无间道，他们里应外合，一举就成功地将这个牛庄土司给抓获关进了监牢。但是鄂尔泰觉得这样做是治标不治本，如果想要彻底地去解决这个问题，还要从制度上入手，只有废除土司的制度，让它“改土归流”才能根本解决问题。然后由朝廷统一来分派流官来进行管理，使得国家所有的政治命令都统一。但是也不能一棒子全部打死呀．所以为了笼络安抚一些比较好的土司，朝廷就给他们一辈子的官当，但是还是受到流官的控制的，不像从前那么肆无忌惮了。鄂尔泰把这个计划告诉了雍正，雍正皇帝听了之后赞成这个方法。所以雍正特授权给鄂尔泰让他去云贵广三地任总督，负责去推行他想出的这个政策。

    鄂尔泰奉旨前往，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解决了一个又一个凶残的土司，杀死的杀死，投降的投降。各地的老百姓都解除了这个痛苦的枷锁，之后在清朝政府的统一管理下社会治安安定，大家生活有了保障，安居乐业。所以清政府的流官受到了当地居民的热烈欢迎和拥戴。

    经过几年的时间，鄂尔泰基本完成了云贵广三省的改土归流，就在盘江上修建一座由二十多根铁索拉起来的铁索桥，桥上还铺成了木板，建造起阁楼，气势相当的雄伟壮观。雍正皇帝知道了这件事之后，下令说这个桥是鄂尔泰改土归流的功绩，所以叫做“庚戌桥”。

    之后雍正还下令实行“摊丁入亩”，将人头税并入土地税之中，结束了中国几千年征收人头税的历史，有利于穷人，也对人口迅猛增长起了作用；虽然在浙江钱塘县也就是如今的杭州推行时遇到了许多人的反对，但是他认为可行，是一个限富，而且利民益国的政策，他派兵对闹闹事者镇压，将闹事的官吏一并革职，关到牢房里，后来就实行的非常顺利了，一直到了他儿子乾隆手里还是继续推行这个摊丁入亩。

    雍正的统治手段非常严苛，随后又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在西南等地实行“改土归流”，废除世袭土司，改由朝廷排遣流动官员，加强了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控制；在中央设立由皇帝直接控制的军机处，作为处理军政大事的核心机构，以此加强皇帝本人的权威；加大惩治贪官的力度。他勤政务实的十三年统治，才有了“康乾盛世”。

    三、雍正大兴文字狱

    康熙、雍正、乾隆这三个朝代是清朝最鼎盛的时期，可也是文字狱最多的时期。尤其是到了雍正皇帝的手里。他本来就是一个生性猜疑、冷酷刻薄的人，而且治国的法政更是如此的严格，所以他当皇帝的13年当中，文字冤案有近20起。

    不过，雍正在继位之初利用文字狱却是为了打击异己势力，雍正在即位之初就把研究《易经》闻名的陈梦雷父子发配，原因是陈梦雷是他的对手诚亲王允祉的智囊，同时处置的还有杨文言及其学生，在处理年羹尧一案中他指责年羹尧在一封奏折中的错误，年羹尧把“朝乾夕惕”错写成“夕惕朝乾”，雍正说“年羹尧非粗心办事之人，直不欲以朝乾夕剔归之于朕，年羹尧自恃己功，显露不臣之迹，其乖谬之处，断非无心……”从中可以看出这无非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手段，其后与年党有牵连的汪景祺、钱名世也因文字被牵扯出，遭到了杀戮。再后的查嗣庭案也是因为查依附权臣隆科多，而雍正打击隆科多自然也不会放过查嗣庭。

    许多人家的家规，只要有清、满等字，就有可能被人挑刺，告状。朝廷官员之间更是相互蓄积陷害、报复。父亲一句诗招来“戮尸枭示”的大祸，子女被流放边疆的事屡屡发生。刑部尚书徐乾学的儿子徐骏因做诗文有“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被人告发“思念明代，不念本朝，出语诋毁，大逆不道”，结果按大不敬律斩首，其文稿尽行焚毁。还有的拍马屁没拍到点上，反而成了文字狱的受害者，福建汀州范世杰就是因为批曾静，赞雍正，不想被雍正误会了，而被说成造言生事，受到“若再多事，即治罪”的警告。

    （一）钱名世名教罪人案

    雍正四年（1726），年羹尧失宠被赐死，年党官员俱被革职，钱名世以“曲尽谄媚、颂扬奸恶”获罪，被革去职衔，发回原籍。雍正亲自写下“名教罪人”悬其门。

    日后每月初一、十五，常州知府、武进知县会到他家常州故居门前检查该牌匾是否悬挂，又命385位文臣写诗文声讨其“劣迹罪行”，正詹事陈万策诗中有句：“名世已同名世罪，亮工不异亮工奸。”查嗣庭批判钱名世“百年遗臭辱簪缨”，其中有余甸、徐学柄、吴廷熙、庄松承、孙兆奎、王时济等六人作诗“浮泛不切”，原作发还重做；还有被称为谬妄而革职流放，如翰林院侍读吴孝登“作诗谬妄”，被发配宁古塔为军奴。还有侍读学士陈邦彦、陈邦直“谬误舛错”，翰林项维聪“文理不通”，被革职回乡。文章全由雍正帝审核通过后，交付钱名世辑成专集，题为《名教罪人诗》（《御制钱名世》），用上好的宣纸刻印，刊行全国，史称“钱名世名教罪人案”。

    钱名世，字亮工，江苏武进入。钱名世少年即有文名，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中举。古人是重视同乡、同年关系的，同乡的称乡党，同年的称年兄。不过，钱名世与年羹尧实在说不上有多大关系，两人以前素不相识，而所谓的同年也因一个是“南榜”，另一个是“北榜”而疏远。钱名世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赐进士，殿试探花及弟，官翰林院侍讲，跟随万斯同进行明史编写工作。

    万斯同，字季野，号石园，宁波人，师事黄宗羲，极富民族气节，明亡后以遗民自居，耻食清禄，康熙年间，朝廷征其入博学鸿词科不就。万本是清初的明史大家，后来清修明史时，他应徐元文之邀，以布衣身份参史局，不署衔，不受俸，默默工作二十四年，直到逝世。明史五百卷实皆季野手定。当万死时，身边没有亲人，钱名世因早年曾师事万，故权当孝子，主持丧仪，事毕竟卷万之藏书而去，可见其为人实有无耻之处。康熙五十一年（1712），钱名世因无行被革职，后起复，但不得再在翰林院供职了。

    当年羹尧案发时，官府在抄年家时抄到了钱名世给年写的两首马屁诗，其一首有旬日：“分陕旌旗同召伯（周之将军），从天鼓角汉将军（霍去病）。”第二首有旬日：“鼎钟名铸山河誓，平藏宜立第二碑。”第二首的“平藏宜立第二碑”是指当年年羹尧曾配合一个皇子平藏，事成后给皇子立了块纪功碑，但没有给年羹尧立，钱名世意思是，按年的功劳，还可以给他立一块碑。这些诗句其实不过是赞美一下立了大功的将军，以年羹尧当年功劳、威势，连雍正都不住地拍他的马屁，他给年羹尧的朱笔谕旨中不知有多少肉麻的话，如“你我是千古君臣之遇的榜样”等；《清史稿》载“羹尧才气凌厉，恃上眷遇，师出屡有功，骄纵。行文诸督抚，书官斥姓名。请发侍卫从军，使为前后导引，执鞭坠镫。入觐，令总督李维钧、巡抚范时捷跪道送迎。至京师，行绝驰道。王大臣郊迎，不为礼。在边，蒙古诸王公见必跪，额驸阿宝入谒亦如之……”可见当年拍年羹尧马屁的不知有多少，也不知有多少人远比钱名世拍得过分。可其他人都没事，独钱名世却因几句无关痛痒的诗被抓，可见雍正的有意罗织成狱。大约是因为钱名世的名声本就不好的缘故吧。

    雍正四年（1726）四月二十一日有上谕，说钱名世“品行卑污……钻营不俊，以诗赠年羹尧，曲尽谄媚，至以平藏之功归之于年羹尧，谓当立一碑于圣祖平藏碑之后，悖逆已极……”按这“悖逆已极”的罪名，钱名世大约要全家遭殃了，不料这回圣心独到，要换一种惩罚法了。不久皇帝下诏：“著将钱名世革去职衔，发回原籍。朕书‘名教罪人’四字，令地方官制匾额，张挂钱所居之宅。”挂块牌，当然比杀头、充军轻松多了，不过对于钱名世本人来说，每天对着“名教罪人”这四个御赐大字，也是一番恨不能入地三尺的折磨了。

    这次雍正采取的是辱之而不杀之的手法，其目的就是要彻底打掉读书人的自尊心。给钱挂了块牌之后，雍正觉得还不足以鉴戒众人，于是，“令在京见任官员，由举人进士出身者，仿诗人刺恶之意，各为诗人，记其劣迹，以惩顽邪，并使天下读书人知所激劝。”

    这一招相对于此以前的历史来说，却是一个石破天惊的创举。后来，竟有三百多在京官员奉雍正之名作诗讽刺钱名世，有个叫陈万策的因作了“名世已同名世罪，亮工不异亮工奸”的诗句而受到雍正的奖赏，而还有一些官员因作得不好，被雍正视为“谬妄”而遭到处理，有些人因此丢官，甚至流放宁古塔，超过了对钱名世的刑罚。作诗的人当中，甚至有查嗣庭的“百年遗臭辱簪缨”；有叫谢济世的“自古奸谀终败露”，可是很快，他们也遭到了比钱更惨的命运。

    （二）查嗣庭案

    雍正当了四年皇帝的那年，有一个叫查嗣庭的大臣去江西那里主持乡试，就用了“维民所止”这个题目。后来被那些心怀不轨的人污蔑他说这是在骂雍正，原来维止是雍正的两个字去掉头，雍正一听让自己丢脑袋，肯定是气得不行。所以这个查嗣庭最终被戮尸来泄发雍正的愤怒。另外，还有一个叫汪景祺的人，也是因为受到了年羹尧事件的牵连，被查出写的诗有悖叛逆雍正的意思，所以就给他定了个罪名，最后的下场也是斩掉了脑袋，示众。

    话说雍正四年（1726）秋天，发生了一桩震惊全国的大案，即所谓“查嗣庭科场试题案”。历来的文字狱中，基本上是以诗文获罪，而以科场试题招祸的可谓绝无仅有，且受到查处的竟是当朝二品大臣、内阁学士兼礼部左侍郎、江西正主考官查嗣庭，除了株连亲属、大加杀戮之外，还停止了整个浙江±人参加乡试会试。

    由于事情来得突然，当时就传说纷纭，莫衷一是。较普遍的说法是说查嗣庭所出的试题是《大学》中的“维民所止”一句。“维”、“止”两字，是去“雍”、“正”之首。实际上查嗣庭并没出过这个题目，而至今仍有人以讹传讹。

    查嗣庭（1662-1727），浙江海宁人。查姓是海宁袁花的名门望族。明清两代，簪缨不绝，人才辈出。如查秉彝、查志隆、查继佐等，即为人们所熟知。查嗣庭一门三兄弟，连同他的两个哥哥查慎行、查嗣瑮，都位居高官，且均擅诗文，每遇假日，弟兄们就宴饮赋诗，过着自由自在、无忧无虑的生活。这些诗文，相当一部分保存在查慎行的《敬业堂诗集》里。

    查嗣庭，字润木，号横浦，又号查城。府廪学生，1705年中亚魁，次年联捷得进士。由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1714年湖广副主考，1718年任山西正主考。嗣经吏部尚书隆科多荐举，特令在内廷行走，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复经左都御史蔡埏保奏荐举，授礼部左侍郎，加经筵讲官。想不到以后兴起的这场大案，根子就出在这两个荐举人身上。

    查嗣庭学问渊博，才识过人，喜欢玩弄文字，嘲讽时事，且生性疏狂，言语尖刻。不免有些恃才傲物、目空一切的名士风度，常在笔底发泄他对当时现实的某些不满。清史专家邓之诚在《清诗纪事》中亦记其《除夕感事》诗句云：“能餐白石家堪住，解作黄金吏待廉。”称其“语含讥刺”。又《代皇子寿某》云：“柳色花香正满枝，宫廷长日爱追随。韶华最是三春好，为近龙楼奉寿时。”邓之诚认为：“皇子与所寿者，俱不知谁某。玩‘宫廷长日爱追随’一语，非椒房即内侍也。交通宫禁诸王，岂能免于雍正之时，而况曾为隆科多所荐举乎！乃知嗣庭杀身之祸在此。”这话发人之所未发，是说得很有道理的。

    就在这次案发的前不久，也即雍正四年（1726）四月十一日，雍正在制造另一桩文字狱——钱名世案的时候，为了显示自己的“皇恩浩荡”、“宽大为怀”，雍正玩弄手法，别出心裁地下了一道谕旨：“皇上以其（按指钱名世）站辱名教，罪不容诛，特洒宸翰，榜其门日‘名教罪人’，又命在京大小臣工，由科制（举）出身者，咸为歌诗以攻其恶，俾天下后世懔然知所凛戒……”即命令有文化的臣子们合力围攻咒骂。当时海宁籍的京官，如礼部尚书陈元龙、翰林院编修许焞等都不得不赋诗“奉旨批判”，当时身为侍读学士的陈邦彦还因为诗中写了“廊庙而今去一莸”这样一句出自《左传》且语意明白的话，被雍正挑剔曲解，责问他：“照汝看来，廊庙中还有几莸？”因而罚丢了官职。查嗣庭当然也不得不批判钱名世，他写了这样一首诗，以表明自己心迹：

    羞恶廉隅了不明，读书堪笑负平生。

    昧心语已忘颜赧，悖理辞尤恶贯盈。

    一网开恩宽斧锧，百年遗臭辱簪缨。

    从今负罪归乡里，掩口人惭道姓名。

    尽管这种皇上命题的诗言不由衷，但让查嗣庭万万料想不到的是，就在五个月后，灾祸会降临到自己头上，而且下场比钱名世还惨。

    在中国封建时代，实行科举取士制度。到明、清时，一个读书人要取得生员（秀才）资格，必须先经过县试、府试和院试。接下去，正式的考试分乡试、会试、殿试三级。乡试每三年举行一次，在京城和各省城举行，取中者称为举人。乡试一般都在农历八月，因此又称“秋试”。考试的题目，按规定都选用“四书五经”中的语句。查嗣庭在雍正元年（1723）出任山西乡试正主考时，也曾出过试题，选的是“不患人之莫己知”二句，“宜民宜人”句和“子产听郑”一章，三题都还算平正，没有被雍正抓住把柄。然而，三年以后，到雍正四年（1726）秋天，查嗣庭受命出任江西乡试正主考时，厄运却降到了他的头上。查嗣庭按照惯例，出了这样几道试题：首题是“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出自《论语》；三题“介然用之而成路，为间不用，则茅塞之矣”，出自《孟子》；次题两道：一道是《易经》的“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另一道是《诗经》的“百室盈止，妇子宁止”。本来都是合乎规范的，而且那次主持乡试时行事相当谨慎，对关节的查防非常严格，考试也顺利结束，一切正常。

    可是，这年九月十三日乡试完毕，查嗣庭刚刚离开江西南昌，北上返京，回到寓所。雍正便迅雷不及掩耳，来个突然袭击，下令抄查查嗣庭在北京的寓所。据《清稗类钞》记载：那天晚上，查嗣庭方醉卧家中，全家十三口，统被抓去。三天后，便以皇上谕旨的方式，急不可待地公布查嗣庭的“罪状”，将查氏“革职拿问，交三法司严审”。

    雍正于当年九月十六日下的这道谕旨，对此案做了交代：

    以命题讥讪，逮江西正主考、礼部左侍郎查嗣庭，交三法司治大逆不道罪。

    上谕：查嗣庭向来趋附隆科多，在朕前荐举，令其内廷行走，授为内阁学士，复见其语言诈伪，兼有狼狈之相，未之任。隆科多又复荐举，遂用为礼部侍郎。今岁典试江西，首题“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夫尧舜之世，敷奏以言，非以言举人乎！查嗣庭以此命题，显与国家取士之道相悖谬。三题“介然用之而成路，为间不用，则茅塞之矣”。更不知其何所谓。《易经》次题“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诗经》次题：“百室盈止，妇子宁止”。去年正法之汪景祺文稿中，有《历代年号论》，指正字有一止之象，引前代如正隆、正大、至正、正德、正统，凡在正字者皆非吉兆。夫人君纪元，茗以字面分析，则如汉元封、元狩，唐之开元，贞元，亦将以为一元乎。又如汉世祖之建武，明太祖之洪武，字内俱有止字。此二帝皆称贤君，历世久远，尚得不谓之吉兆乎。即如奸民蔡怀望、郭元进造作妖言，谓今年水旱为灾，人民病病，八月内有八千猛虎入京等语，现今四海清宁，田禾丰稔，十年所罕见。彼奸民造此无稽之语，不过自取诛戮耳。今查嗣庭所出经题，前用正字，后用止字，而《易经》第三题则用“其旨远，其辞文”，其语意将前后联络，显然与汪景祺语相同。又二场表题以京蔡为谢表。前查嗣庭告假回京时，奏称途中不见一人，唯与淮关庆元相会，及其自陈，将此节又招欺罔之罪。九卿咸请革伊职，朕从宽准其留任。今以此命题，欲士子代谢乎，抑心怀怨望而出此题乎。至策题内君犹腹心臣犹股肱，不称元首，是不知君上之尊矣。且在内廷三年，未进一言，海塘之事，令其条陈，而皆不可行，可知其于国家政事从不关心。及遣人查其寓中行李，有日记二本。至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则前书圣祖仁皇帝升退大事，越数行即书其患病腹疾大发，狼狈不堪。其悖乱不敬至于如此。自雍正元年以后，凡遇朔望朝会及朕亲行祭奠之日，必书日大风，不然则狂风大作。偶遇雨则书大雨倾盆，不然则大冰雹。其他讥刺时事、幸灾乐祸之语甚多。又如圣祖仁皇帝之用人行政，大肆讪谤。以钦赐进士为滥举，以戴名世之获罪为文字之祸，以赵晋之正法为因江南流传对联之所致，以科场作弊之知县方名正法为冤抑，以请书庶常复考汉书为苛刻，以庶常散馆斥革为畏途，以多选庶常为蔓草，以殿试不完卷斥革之进士为非罪。热河偶然发水，则书官员淹死八百人，其余不计其数。又书雨中飞蝗蔽天。似此一派荒诞之言。而公然造作书写，又有涂抹一处，乃极诋满洲之文，大逆不道之语。至其受人嘱托，代人营求，科场关节作弊之事，不可枚举。假若但就科场题目加以处分，则天下之人必以查嗣庭力出于无心，偶因文字获罪。乃种种实迹昭著，尚有何辞可以为之解免乎！着将查嗣庭革职拿问，交三法司严审定议具奏。

    十二天之后，雍正又秘密下诏谕给浙江的地方官，调兵遣将，迅速抄查查嗣庭在海宁的老家。十月初九日，谕：

    浙江将军鄂密达、巡抚李卫知悉；尔等接到谕旨，鄂密达立委都统博森，李卫选差可信属官，一同迅速驰至查嗣庭家，将所有一应字迹，并其抄录书本，尽行搜出。封固送部。搜查之时，即墙壁窟穴中亦必详检无遗。倘致透漏风声，伊家得以预行藏匿，唯于尔等是问。特谕。

    这次查抄由雍正亲自布置，考虑周密，并对臣下施加压力。鄂密达等确实也不敢有丝毫疏忽怠慢。执行情况，可以从回奏中看出：

    十月二十五日，杭州将军鄂密达、浙江巡抚李卫谨奏：为钦奉上谕、恭缴朱笔谕旨事。雍正四年十月十三日，臣李卫准到兵部大票内开，内廷发浙江巡抚，杭州将军同开看黄匣一个。事关紧要，相应马上飞递该衙门交投等因。臣李卫随即密行知会臣鄂密达，公同望阙叩头，启封默读皇上朱笔密旨。臣鄂密达即调副都统富森，臣李卫即令刑部额外郎中朱伦瀚、杭协副将李灿会同一处，密将旨意备细传令遵行去后，随于十六日，据富森等回称，当于十三日密带兵役，连夜前往海宁县，带令知县钟维楷领路，星宿同往，于十四日到海汾桥地方查嗣庭家。所居周围水荡，止有西邻房舍数间，其附近河下，泊有尖头船三只。即一面将船只看守，一面将嗣庭住宅前后左右分绕防范。入其宅内，随将合家大小，分别男女，各令关闭空房之内，即于一切房屋，逐间细加搜检，凡箱笼橱柜以及抽桌、木盒、纸卷、包裹、瓶甕等类，尽数开看；床橱周围，悉行照遍；遇有地板房屋，砖板俱行揭起；其墙壁地面，凡有可疑之处，俱行拆掘；所有堆贮书屋，并搁放橱柜等处字迹书本，俱搜集一处，令亲身所带之人看守。次日，即将押往船内，起出包箱，公同一一开看，其男女衣服行李等类，逐件翻寻讫；仍恐内外搜检，或有遗漏，复又将从前所查之处，再加细搜，并将包裹什物，以及狼藉抛弃一切字纸，尽行抖出收贮，始将关闭等人放出。除妇女不问外，当即讯。据查嗣庭之子查沄、查克上及家人夏连等供：嗣庭于九月十三日在江西省城起身进京，即着查沄带同夏连于本日一同分路，令其回海宁接取家眷上京居住，于二十九日到家。十月十二日，在嘉兴雇船三只，择于十五日起身开行等语。已经搜出十二日雇船文契三纸。又再三查问查沄查克上等，有无寄顿别处字迹书本，同供并无隐匿寄顿，查出甘罪等语。其查嗣庭现住房屋以及衣服器皿外，又于各处所见零碎银钱，约共一百余两等项，因未经奉行，不便擅动，止将搜了一切字迹书本尽数押送前来等情，于十六日午后到省。臣鄂密达随将解到书籍，暂行加封看守，俟臣李卫于十八日武闱报竣，公同点检，并派令驻防章京二人，及因公在省知府五人，一同将所搜书籍册本，逐张一一细加揭看，除板刻旧本通行之书及八股文章、京报、契账等类，暂行开明封固，交署杭州府徐有纬收财外，所有一切字迹、钞录书本，以及往来书札笔迹，不论片纸零星，凡有可查者，尽数密加封固，遵旨解部再查；奉到谕旨内令将一应字迹抄录书本，搜出封固送部，所有衣服、器皿等类，臣等未敢擅便，仍交令海宁县收藏原屋。谨将字迹书本开具细册，会差千总张永胜领催楞太赍解进京，送交兵部，并咨明将应发何部查收之处，具奏请旨钦遵外，缘奉密旨事理，合将搜查情由，会同复奏。所有钦奉上谕一封，恭同赍缴，伏乞皇上睿鉴施行。谨奏。

    尽管查抄得如此细到，可是雍正对这次查抄的结果并不满意。他在奏折上批的是：“前谕甚明，止令搜察字迹，衣服，器皿何必封（贮）耶！”

    当时的查抄清册上无非都是些与治罪无关的史籍书目：

    查家家藏往来字札并手录书籍编后。计开：《二十一史》抄本十九套，又七本，共一百十四本。抄白《明史》二本，稿本《酌中集》一套八本、又《酌中集》八本，《宋翰林燕石集》四本，《罗享信集》一本，《唐殉集》一本，《唐文粹》二本，《十七帖述》一本，《孝义》一本，《野获编》四本，《南渡大略》一本，《熊勿轩集》二本，《声画集》二本，《辛已泣蕲录》一本，《汴围湿巾录》一本，《外篇香草》一本，《中兴御侮录》一本，《禹贡》二本，《后汉摘典》一本，《姚东泉集》一本，《唐诗》二本，《十七史蒙求》二本，《建炎朝野记》一本，《唐摭言》四本，《渔隐丛话》二十本，《钱氏家宝》二本，《目科》二本，《青溪弄兵录》一本，《礼记》二本，《玉壶清话》二本，《东林点将录》一本，《幸存录》一本，《靖康孤臣录》一本，《杂录古典》二本，《陈子元书》一本，《东华集》一本，查前案学考试册二十四本，查氏自作诗文并账目杂记十本、二帙作一包，《万寿颂奏疏》一本，《秋锦诗抄》一本，《尺牍》一本，拟《四书》题一本，书夹板号目一本，《丙申诗抄》一本，《秋兴集》一本，《戊戊诗抄》一本，瘦竹斋《公车新艺》一本，海汾日用账目一本，杂录诗文二帙，以上十本，二帙一包。检搜    查嗣庭一应字迹书札诗文开列于后：一应新旧来往书札共一百三十三件，一伊致他人字札共一十七件，一切新旧家书一百四十一件，伊戚友书札共一百八十四件，一众人托带京书十四件，一诗文一杂稿百九件，一零星杂录时文一包，一细字小文章六十五张，一纸绫字对共二十二件，一纸笺字对共十七件，一杂抄共十一本；一款扇十柄。册后署雍正四年十月，铃有巡抚浙江等处地方提督军务关防。

    次年（雍正五年）二月，雍正迅即查处了与查嗣庭在江西主考官任上与之有联系的官员：江西巡抚汪漋，“违法将房屋卖给查嗣庭，降四级，以京官调用”。布政使丁仕一，“由部务特简荐陞布政，辜负朕恩，着革职发往高其倬处。或者有应修城工，或别地方工程，派伊出资效力”。副主考俞鸿图，自认出“日省月试”一题“予以免罪”，“着革职在翰林院编修任内行走”，但又追出所谓“收受举人牌坊银两”，不久，在一次出学差时，被加上“仍不知检束”的罪名，最后还是逃不了“论死”，枉送一命。

    查嗣庭既被“革职拿问”，打入天牢，“交三法司严审”，其苦楚不可言喻。他自知这次获罪，绝无生还之望，就在雍正五年阴历三月廿二日申时，在监狱里服毒自尽。

    查嗣庭的自尽，引起了雍正更大的震怒。五月初七日，“内阁衙门议奏：查嗣庭蒙恩擢用，历官至吏部侍郎，阴怀二心，忍行横议。臣等谨将查嗣庭所著日记悖逆不道大罪，并夤缘请托，关节私书，逐款究审，嗣庭亦俯首甘诛，无能置喙。除各轻罪不议外，应照大逆律，凌迟处死，今已在监病故，应戮尸枭示。查嗣庭之兄查慎行、查嗣琛，子查沄、侄查克念、查基应斩立决。查嗣庭之子查克上，在监病故，次子查长椿、查大梁、查克瓒、侄查开、查学，俱年十五以下，应给功臣之家为奴。所有财产，查明入官。”

    得旨：“查嗣庭着戮尸枭示，伊子查法，改为应斩监候。查慎行年已老迈，且家居已久，南北相隔路远，查嗣庭所为恶乱之事，伊实无由得知，着将查慎行父子俱从宽免，释放回籍。查嗣庭之胞兄查嗣琛，胞侄查基，俱免死，流三千里。案内拟给功臣之家为奴各犯，亦着流三千里。其应行拿解之犯，该抚查明，一并发遣。查嗣庭名下应追家产，着变价，留于浙江，以充海塘工程之用。”

    查家是个世代和睦的大家庭。案件初发生时，全家老少包括僮仆因受株连而被抓送北京刑部监牢的人口，一次就有上百。查嗣庭之子查克上，原来已官至内阁中书，早在查嗣庭自杀之前两天，即三月二十日死于狱中，无论是病死还是自尽，这对查嗣庭之死肯定有直接的影响，也即是一个致命的打击。紧接着，被杀的被杀，自尽的自尽，流放的流放，一个好端端的家庭，就这样家破人亡了。

    查嗣庭的继室史氏闻讯后，与儿媳（查克上之妻）浦氏相约自尽。史氏悬梁自杀；浦氏本来也出身官宦之家，是嘉善浦文焯之女，这时也吞金而死。据邑人管庭芬在《海昌丛载》卷四《查氏妇女》一文记载，浦氏临死前还写了一首绝命诗：

    罔极恩深未少酬，空贻罪孽重亲忧。

    伤心唯恨无言别，留取松筠话不休。

    查嗣庭的一个女儿远徙边塞，生死不明，在流放途中写了一首哀婉动人的题壁诗，读了真让人扼腕叹息：

    薄命飞花水上浮，翠蛾双锁对沙鸥。

    塞垣草没三秋路，野成风凄六月秋。

    渤海频潮思母泪，连山不断背乡愁。

    伤心漫谱琵琶怨，罗浮香消土满头。

    受株连的年纪最大、官职最高的是查嗣庭的二哥查嗣瑮，这时已七十六岁高龄，被流放到人烟稀少的关西。没有生还，于雍正十一年（1733）九月廿四日，客死异乡。

    大哥查慎行和他的长子查克建、幼子查克念等人，算是一门中最幸运的：最初案发之时，“阖门就逮，先生怡然，抵京自陈：‘实不知本末。’诸大臣闻讯，亦喟然日：‘彼固敝屣一官者也，其弟仕京，相隔辽阔，宁复知之？倘以此株连，不亦枉乎！乃共以其情上闻。世宗亦雅悉先生高节，特令释之，并其子。”查克建成进士较早，这时已就任刑部郎中，早年还在任束鹿知县时，就以为官清正得到康熙赞扬②，总算剩他和他们的儿子逃过了这场大难。

    查慎行从雍正四年（1726）十一月初八离开海宁老家，雍正五年（1727）正月初八全家入狱，无论在押解路上，还是狱中，都历尽艰辛，浑身毒疮，又加生虱。几个子侄都在牢中生病。一次牢墙倒塌，还险些被压死。直到三月初十日，也即半年之后，方得出狱。当初北方赴诏狱的有九个子侄。查克念在京，首先投狱，这时放归故里，除了他兄弟查谨（信庵）父子以出继获免之外，就只剩查慎行和他小儿子查克念了。从此，查慎行郁郁寡欢，南归后才一个多月，于雍正五年（1727）八月三十日病逝家乡。

    查嗣庭案虽然也归入文字狱一类，但因同隆科多、蔡埏两案联结一起，具有一定的政治性质。实际上是雍正为了削弱和打击隆科多一派的势力，进一步除掉隆科多的“连环案”。

    隆科多是雍正的亲舅父。在康熙去世之前，以皇后佟佳氏弟弟的特殊关系，担任理藩院（掌管蒙、藏、新疆少数民族事务）尚书兼步军统领，掌握京师警卫部队，并在康熙身边侍疾。康熙死时，正是通过隆科多，篡改了康熙的遗命，宣布由雍亲王（雍正即位前的封号）继位。雍正即位之后，表面上对隆科多格外重用，但对他和年羹尧这两个帮助自己夺到帝位的人极不放心。既怕他们把篡位的秘密泄露出去，又怕有朝一日他们故伎重演，扶植别的亲王干掉自己。因此，在查案发生之前，首先向年羹尧开刀，借口汪景祺案，依靠身任吏部尚书、兵部尚书等要职的蔡埏，解除年羹尧的职权，扣上九十二条罪名，责令自杀；但雍正又怀疑蔡埏与他好友李绂在搞朋党（政治小集团），又将蔡埏定罪。查嗣庭曾经隆科多和蔡埏荐举，相互间免不了有交往，这就必然会被看做隆科多和蔡埏的同伙。再者查嗣庭平时在对待现实政治、对待满汉关系等有时也表现一些不同看法，甚至发泄一些不满情绪，这对于时刻都在密切注视着臣下的政治思想动态、政治嗅觉特别敏锐的雍正来说，自然要当做敌对势力，眼中之钉，必欲除之而后快了。所谓“试题”、“荒谬”，实际上只不过一种借口而已。

    查嗣庭之狱结案后没几个月，雍正就直截了当地除掉了隆科多，以罗织拼凑的四十一条大罪为名，使这个“连环案”宣告结束。

    （三）汪景祺《西征随笔》案

    汪景祺（1672-1726）原名日祺，字无已，号星堂，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其父汪霖，曾任户部侍郎，其兄汪见祺，曾任礼部主事。

    汪景祺少年即有才名，但“豪迈不羁，谓悠悠斯世，无一可为友者”。恃才傲物，目中无人。其仕途坎坷，久困名利场，一直熬到康熙五十三年（1714）才考中一个举人，雍正二年（1724）初，由京城往西安投奔时为西安布政使的胡期恒，胡期恒为抚远大将军年羹尧亲信，汪景祺由胡期恒引荐而得求见年羹尧。曾给年羹尧写信，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此信名为《上抚远大将军太保一等公陕甘总督年公书》收录于他所著的《西征随笔》里。

    后汪景祺被年羹尧延请入幕，在年羹尧的西宁大营中，当过两年幕僚，随年西游，著有《读书堂西征随笔》二卷，称年羹尧是“宇宙之第一伟人”，又说历代名将郭子仪、裴度等人“较之阁下威名，不啻萤光之于日月，勺水之于沧溟。盖自有天地以来，制敌之奇，奏功之速，宁有盛于今日之大将军哉！”，并将二卷书献给年羹尧收藏。

    在查抄年羹尧杭州邸宅时，《西征随笔》被侍郎福敏发现，呈送给了雍正。雍正在此书首页题字：“悖谬狂乱，至于此极！惜见此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此种得漏网也。”

    年羹尧被赐自裁一周后，谕旨称汪景祺“作诗讥讪圣祖仁皇帝，大逆不道”，亦将其枭首示众，脑袋被悬挂在菜市口的通衢大道上，一挂就是十年。其妻发黑龙江给穷披甲人为奴，其亲兄弟、亲侄都被革职，发配宁古塔，其五服以内之族亲现任、候选及候补者也都被革职，令其原籍地方官管束，不得出境。

    直到雍正驾崩后，乾隆上台，经左都御史孙国玺上书，才将汪景祺的头颅择地掩埋。

    （四）雍正停浙江士子乡、会试

    雍正查看了这批案件中的文字资料，借口其中有“科场怀挟细字”（实际上这很可能是查嗣庭任山西、江南主考官时查缴得来之物），又联系到惩处的汪景祺也是浙江人，紧接着在十一月间，下令停止浙江籍的士子参加科举考试：

    停浙江士子乡、会试

    上谕：查嗣庭日记，于雍正间事无甚诋毁，且有感恩戴德之语，而极意谤讪者，皆圣祖仁皇帝已行之事。谁无君父，能不痛心切齿？昔孔子作《春秋》，历代因之，以为法戒。若悖逆之人颠倒是非，私行记载，则史册皆不足凭岂非千古罪人。浙江风俗恶薄如此，挟其笔墨之微长，遂忘纲常之大义，则开科取士，又复何用？且巡抚李卫等从查嗣庭家中搜出科场怀挟细字，密写文章数百，为查氏子弟如此，浙江人习以为常，不但藐视国宪，并且玷辱科名。应将浙江乡、会试停止。至生员岁考仍旧举行。乡、会试既停，且使浙江人中所生同年请托营求为之肃清，将来人心共知改悔，风俗赴于淳朴，朕确有见闻，再降谕旨。朕为风俗人心，不得不严加处理，以为久安长治之计也。内阁九卿等定议具奏。会议奏，乡、会试既停，生员止岁考一次，愈加放旷矣。请将科考照岁考例，以六等考校，不许一名不到。俟风俗稍移，皇上再降谕复旧制。从之。

    案件就这样扩大化了。这样一来，浙江等地更加人心惊惶，谣言四起。当年民间就有海宁、平湖阖城屠戮之谣，“比时惊疑相煽，逃避流离者有之、（引自《大义觉迷录》。雍正闻讯，又派光禄寺卿印国栋任浙江观风整俗使，以“省问风俗、安抚人心”的名义，暗地里加紧“稽查奸伪”，专职监视土人，进一步严厉镇压；继而又推广到东南各省。

    两年之后，也就是雍正六年（1728），大臣们看看雍正的气也消得差不    多了，所以就几个人一起联名呈上了一个奏折。他们的奏折里大意是说，浙江的那些读书人经过这一次的禁止考试，他们都深刻地反省过了。他们都认识到了自己所犯错误的严重性，那些读书人中间的思想观念已经有了非常大的改变了，浙江那里的风俗也改变得很好了，不会再和以前那样的好高鹜远，大家都已经思过了。所以请求皇上法外开恩，再给他们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允许他们和其他省的读书人一样可以来参加科举考试，来谋取一官半职好为朝廷效力。雍正随即就准奏了。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浙江的读书人才恢复了考试。

    传说中还有一件由此引起的趣事。说的是恢复考试的第二年，浙江省的督抚还莫名其妙地给雍正上了一个奏折。他在奏折中报告说，湖州有一户人家本来是以养蚕桑为主要收入的普通老百姓，他的家里已经养了一万多条蚕，因为他感谢皇上皇恩浩荡，所以他就把那些养蚕的人都召集起来，这么多的蚕一起吐丝把自己包裹在一起，织造出了一幅祥瑞的茧。有五尺八寸长，二尺三寸宽，还说这个上面的图案是巧夺天工，精美鲜艳。这是纯自然的天成之物，一点都没有掺杂人工的东西在里面。奏折最后说，这可是百年难得一遇的吉祥的征兆，是歌颂雍正皇帝政治品德最高见证。

    之后，这副浙江督抚上奏的万蚕织成的茧被送到了北京城里。北京城里的那些大官儿都是些阿谀奉承惯了的主，一看到这个东西就都纷纷进言说这绝对是一个天赐的祥瑞之物。甚至居然要求雍正皇帝让记录历史的史官把这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给记录了下来。

    晋朝时代的有一个叫王嘉的人曾经写过一本志怪小说，书名叫做《拾遗记》。这本书里面就写过有一种冰蚕，浑身是黑色的，足足有七尺长。生活在冰雪滞洪，它吐出来的丝是五彩缤纷的，如果用这种丝来纺织成不了可以水火不侵，还说古时候尧帝曾经就用过这个丝织成的布料做过衣服。《礼记祭义》中也有说：“奉茧以示于君。”从古至今，人们吃耕种起来的粮食，穿蚕丝织成的布料做的衣服，被看成是附和自然顺应天道的自然本性。

    不知道浙江的督抚大人是不是看到了这个故事而得到的启发，才编造了这样一个看起来非常荒诞的祥瑞故事去讨好雍正。至于到底是养蚕的是始作俑者呢，还是浙江的督抚大人一手策划去找了那些能工巧匠来炮制出的所谓的祥瑞，历史的资料里没有关于这个事情的记载。不过可想而知的就是，浙江的督抚大人无论怎样都在这件事情当中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也是理论上最大的收益之人。

    只要是养过蚕的人就都会知道，蚕吐丝的时候只是把自己给包裹起来，通常都是一蚕一茧的，从来没有例外的时候。一万多条蚕绝对不是一个小数目，而且让蚕去感激皇恩浩荡，才去齐心协力地制造出那么一个大茧，把自己都包裹在里面。还要在茧的外面弄成精美绝伦的花纹图案。这样神乎其神的事情，就算是放在民间的街头巷尾，那些小孩子都不相信的。雍正那个时候已经四十五岁了，而且还没有做皇帝之前经常到外面去游玩，见过世面，见识的肯定不少，他也并不是“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好欺骗好糊弄的主子，所以这种粗劣的雕虫小技自然是骗不了他的。

    在出现这个“万蚕同茧”以前，还有一件事情。太常寺的邹汝鲁说黄河的水变清澈了，来昭告天下雍正王朝的天下是太平盛世，他还以这个为理由洋洋洒洒地写了一篇《河清颂》。来颂扬雍正的天下是多么的安定团结，社会是多么的繁荣昌盛，一派太平的场景。可是他万万没有料到，他本来想拍马屁却拍错了地方，直接拍到了马蹄子上。雍正看了他写的这个《河清颂》之后非常生气，马上就下了一道命令，说按照大清的法律法规，把这个邹汝鲁用绞刑处死。后来被人劝说了一下，才勉强从宽处理了，这个邹汝鲁逃过了死劫。可是死罪可免活罪难逃啊，雍正革去了他的职务之后将他发配到了沿江的堤岸去做苦力来赎罪。

    可是这一次荒谬的“万蚕同茧”，雍正明明知道那是一个闹剧，是彻头彻尾的造假工程，为什么却不严肃处理呢？那是因为雍正不知道是担心这样做就会激怒起民间更多的对抗意识，所以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还是他就是想顺着这个事情，来宣扬宣扬自己的政治是多么的好，连万物都会感恩他，被他的福荫庇佑到。

    反正，总而言之就是雍正他手软了，相关的造假的人员他一个都没有处罚。可是，雍正的脑子还是不糊涂的。他不会让这个造假的事情成为后人千古的笑柄，所以他还是下了一个诏书，他诏书上说拒绝所有人再说要把这个事情记录到史册上这个要求。

    （五）谢济世案、陆生楠案

    雍正大兴文字狱以来，又出了一桩谢济世案和一桩陆生楠案，这两个案子都是从李绂、田文镜这两个人互相挤兑参奏而衍生出来的。田文镜本是监生出身的，从州县的小官吏慢慢爬上来的，雍正二年（1724）他被任命去了河南当巡抚。他的政治是比较严苛的，他嫌弃那些科甲出身的官员办事拖拖拉拉。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这个田文镜是从基层一步步真打实干爬上来的，他看不起那些通过考试考上来的。所以他接二连三地弹劾罢免三四个州县的官员，被他弹劾的官员里就有信阳知州黄振国，他是左都御史蔡王延推荐的人。

    到了雍正四年（1726），李绂被新任命为直隶总督，上任的时候经过河南。田文镜按照惯例去迎接他。前面说过这个田文镜是嫌那些科甲出身的官员的，而这个李绂刚好是科甲出身。他就忍不住地去指责田文镜，说他不应该有意蹂躏读书人。就因此事田文镜就偷偷地上了奏折去弹劾李绂，说因为李绂和黄振国等人都是同一年的科举，李绂包庇了黄振国，言下之意就是说李绂这些人在结党营私。过了没多久，李绂就到京城里去觐见雍正，他和雍正讲田文镜贪污，鱼肉百姓，而且说他污蔑了黄振国那些人，使他们含冤。雍正岂会听取一面之词，他派人稍稍一调查，就怀疑李绂那群科甲出身的人的确在搞自己的小势力。

    雍正四年（1726）的冬天，浙江道监察御史谢济世上奏弹劾田文镜，还举出了十大罪状。雍正看了看也没批什么就把奏疏退还给了谢济世。可是，这个谢济世却没有猜透皇上心思，坚持一定要上疏。雍正一生气就把这个谢济世的官职给革掉了，还把他抓了起来。大学士．九卿和科道会审之后拟定为斩。为什么雍正会这么生气呢？其实是因为这个谢济世写的奏折和李绂写的如出一辙，都是为黄振国鸣冤叫屈来了，黄振国是蔡埏所推荐的人，而李绂和蔡埏的关系甚密。雍正本来就是一个多疑的人，于是乎就认定了这几个人在搞小势力，所以让谢济世死罪可免活罪难逃，把他发配到新疆的阿尔泰。蔡埏也因为此事被降职去奉天当了府尹，李绂就降级为工部侍郎，过了没多久就被革职了。

    还有一个叫陆生楠的，他是举人出身，因为曾经立过军功在吴县当了知县。当有入把他引见给皇上的时候，他回答问题呆滞木讷，行为举动十分乖张，所以就把他扣留在京城让他学习怎么办事情，就让他去工部当主事了。当他再一次面见雍正皇帝的时候，他又变了一番样子，雍正见他傲慢不恭的样子，他写上来的奏折里又写了“五经四书中如‘惠迪吉’、‘从逆凶’，何以异于佛老”这些个句子，雍正觉得那是他在讽刺自己。自然很是生气，于是就下了命令把这个陆生楠也给革职了，命运和谢济世一样也被发配阿尔泰。

    这个陆生楠被发配到阿尔泰后写了十七篇《通鉴论》，这个《通鉴论》地抠出来批驳。批驳完自然还是难消雍正的心头愤恨，所以提议将“罪大恶极，情无可逭”的陆生楠就地正法。雍正下令，命九卿、翰詹、科道等部门拟定陆生楠应该被处罚的罪状。这些当官儿的明知道其中有猫腻，但是为了保全自己自当是遵旨唯谨。雍正七年（1729），年关将近，陆生楠在阿尔泰的军中被处以死刑。

    这个驻守在阿尔泰的振武将军、顺承郡王锡保在上奏去疏劾陆生楠的同事，对那个也发配去阿尔泰的谢济世也参奏了一本。说这个谢济世所写的《古本大学注》毁谤程朱，书自然是和奏折一起到了京城，这就是有名的谢济世注大学案。

    雍正看过了以后，在内阁中宣布谕旨，他认为这个谢济世不仅仅是诽谤程朱，而且是对现在的政治“恣意谤讪”，尤其让雍正恨得咬牙切齿的是在《占本大学注》里说写的“拒谏饰非必至拂人之性，骄泰甚矣”这一句话，雍正咄咄逼问说：“试问谢济世：数年以来伊为国家敷陈者何事？为朕躬进谏者何言？朕所拒者何谏？所饰者何非？除处分谢济世党同伐异、诬陷良臣之外，尚能指出一二事否乎？”最后，这个谢济世自然是难逃厄运，雍正让大臣一起议论，来拟定出他应该被处的罪状。最后所有大臣商议的最终结果，一致认为谢济世和陆生楠一起处死。可是，雍正又下了一道密谕，让这个振武将军在杀陆生楠的时候也把谢济世一起绑到刑场去，可最后在刑场上却宣布谢济世逃过死罪。

    （六）屈大均案

    还是雍正七年，也就是1729年，雍正亲自把曾静案审讯记录和他的有关上谕汇编成《大义觉迷录》这一本书。关于曾静一案我们前文已有所提及，在此不再重复撰写。当这本《大义觉迷录》在广东巡回演讲的时候，广东的巡抚傅泰从张熙口里整天念叨敬仰，称他为广东“屈温山先生”，他想起来这个广东省著名的学者屈大均号翁山，莫非这个“温山”和“翁山”存在什么必然的关系！可能就是一个化名，来讹世人的。于是他就动手去追查不平之气。这样一来，又一桩思想上的“悖逆”的案子被揭发了。可是，这个屈大均死了已经有三十多年了，他的儿子屈明洪原来在惠来县当教谕的，他听到了关于父亲的这个案子以后，主动带着父亲所写的诗文著作和雕版，自动到了广州投案自首。案情上报到京城以后，刑部的拟定把屈大均的尸体给挖出来戮尸枭首。因为屈明洪是自己主动来自首的，所以免除了他的死罪，只是把屈明洪和他的两个儿子遣送去福建，屈大均的所有诗文全部都禁毁。这就是雍正年间的屈大均案。

    可怜屈大均死后三十余年，卷入文字狱的风波，尸骨被挖出来凌辱不说，所有的著作全数被毁，料想他生前是万般不能预料的。

    （七）范世杰呈词案

    雍正八年（1730），福建汀州上杭县童生范世杰，读到了《大义觉迷录》之后，向福建观风整俗使刘师恕投递了词呈，斥曾静，颂雍正。刘师恕称赞他“忠爱之心可嘉”。不想，到福建学政戴瀚按考到汀州时，范世杰却又上了呈文，说曾静的话是“逆天悖命越礼犯分之言”，对曾静指责雍正皇帝的言论一一加以驳斥指责。还说雍正在继位之前，以子道事父母，以臣道事君父，授受之际，“三兄有抚驭之才，钦遵父命，让弟居之，而圣君不敢自以为是，三揖三让，而后升堂践天子位焉。”极力称赞雍正皇帝同诸兄弟和睦，得位正当，没有弑兄杀弟之事。他为生在这样的盛世感到自豪等。范世杰满以为这篇呈词会得到学政戴瀚的赏识。不曾想，等待来的却是莫名其妙地遭拘禁审问。学政戴瀚这人也是相当敏感的人，将“三兄有抚驭之才”这话理解成了是诚亲王允祉有抚驭之才，应该当皇帝，所以对范世杰严加审问，学政戴瀚审问他三兄让位的话从何而来，是什么意思？范世杰理直气壮地表白，在汀州城里，人人都这样说的。随即戴瀚立即将范世杰的呈词上奏。

    雍正觉得戴瀚做得很好，还说地方官员若能对这样的事不隐讳，范世杰之流必能尽除。遂命戴瀚会同督抚密审范世杰，认为范世杰无非是一个企图晋升的小人，没有多大的后台背景，不必铺张扩大事态。随后，戴瀚、福建总督刘世明、巡抚赵国麟秘密重点就三兄让位几字审讯了范世杰。范世杰声称，雍正序居第四，他即位，必是上面三个哥哥让位，所谓三兄，不是指三    阿哥，而是指上面的三个哥哥。说三哥有抚驭之才，也不是真的知道，只是想天子家的龙子龙孙自然个个都是贤才。他的原意还是三个哥哥虽然有才，还是做不了皇帝，雍正不是抢皇位，而是谦让再三坐的龙椅。三位大人审讯一番无果后，只能说他造言生事，将他押交原籍地方官严加约束，每逢朔望，便令其宣读《大义觉迷录》再敢多事，即行治罪。雍正也于雍正九年（1731）六月同意了他们的处理办法。

    雍正在《大义觉迷录》一书中曾有这样一段话对文字狱作了表白：

    今逆书之毁谤，皆朕时常训诲伊等之事，伊等即负疚于心，而又衔怨于朕，故即指此以为讪谤之端，此鬼蜮之伎俩也。且伊等之奴隶太监，平日相助为虐者，多发遣黔粤烟瘴地方，故于经过之处，布散流言。而逆贼曾静等，又素怀不臣之心，一经传闻，遂借以为蛊惑人心之具耳。向因储位未定，奸宄共生觊觎之情，是以皇考升遐之后，远方之人皆以为将生乱阶，暗行窥伺。及朕缵承大统，继志述事，数年以来幸无失政。天人协应，上下交孚，而凶恶不轨之徒，不能乘间伺觉，有所举动，逆志迫切，自知无得逞之期，遂铤而走险，甘蹈赤族之罪，欲拼命为疑人耳目之举耳。殊不知实于朕无损也。又逆书云“明君失德，中原陆沉，夷狄乘虚入我中国，窈据神器”等语。

    我朝发祥之始，天生圣人起于长白山，积德累功，至于太祖高皇帝，天锡神武，谋略盖世，法令制度，规模弘远。是以统一诸国，遐迩归诚，开创帝业。迨大宗文皇帝，继位践祚，德望益隆，奄有三韩之地，抚绥蒙古，为诸国之共主。是本朝之于明，论报复之义，则为敌国，论交往之礼，则为与国。本朝应得天下，较之成汤之放桀，周武之伐纣，更为名正而言顺，况本朝并非取天下于明也。崇祯殉国，明祚已终，李自成僭伪号于北京，中原涂炭，成思得真主，为民除残去虐。太宗文皇帝不忍万姓沉溺于水火之中，命将兴师，以定祸乱。干戈所指，流贼望风而遁。李自成为追兵所杀，余党解散。世祖章皇帝驾入京师，安辑畿辅，亿万苍生咸获再生之幸，而崇祯皇帝始得以礼殡葬。此本朝之为明报怨雪耻，大有造于明者也。是以当时明之臣民，达人智士，帖然心服，罔不输诚向化。今之臣民，若果有先世受明高爵厚禄，不忘明德者，正当感戴本朝为明复仇之深恩，不应更有异说也。况自甲申，至今已八十余年，自祖父以及本身，履大清之土，食大清之粟，而忍生叛逆之心，倡狂悖之论乎？

    四、整顿吏治

    雍正皇帝采取了一系列的大动作去整顿治理官吏们，其中文官罚俸禄就是一项很重要的内容。在继承了康熙王朝时候的基础上再进一步完善。做这些对于强化自己的皇权，和管理官员的有效性，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去促使更多的官员好好的尽忠职守，行驶自己的责任，这与政局的稳定性作用是极其重要的。对于雍正时期的文官罚俸禄进行了研究，这又是有利于这一时期甚至是整个清朝政治的制度，又可以弥补以前不足的地方，也为现在社会提供了很多可学可借鉴的地方。

    这个罚俸禄也叫夺俸，是以前工资处罚的一种。要是那些当官的做的失职，或者是因为公务而去干违法犯纪的事情的时候，就停止发一段时期内应该得到的工资。所以，罚俸是一种对官吏一种经济制约的处罚，这样不仅能强化皇权，能更好地驾驭百官，更是可以大大提高行政工作效率，维护国家机器正常运作所应该采取的措施。

    雍正自当上皇帝以来，更要注重各类系统化的行政处罚法规的制定、修订。除了继承并且继续修康熙朝时候的法规制度之外还新增加了不少法律，他对有关官员的行政处罚是相当严密的。主要有：雍正朝《大清会典》、《大清会典，处分例》、《吏部则例·处分则例》、《吏部处分则例》以及《六部处分则例》，等等，这些系统化的行政处分的订立和前朝相比之下有了更大的进步。而且罚俸这一制度在雍正王朝手里是趋于完善了。

    雍正首先矫正了康熙最后几年来的错误的政治。他澄清了官吏的管理，稳定自己的统治所以才要实行文官罚这样的政策。大家都知道康熙皇帝是我国历史上在封建社会里是一位比较有作为的皇帝。他当皇帝的那些年里，不但加强了中央的集权制，巩固了多民族的国家的统一，还促进了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恢复等全方位的发展。

    以允禩、允禟这些人为核心的反对推行行政策的势力以及他们的党羽集团到处去散布流言，制造很多事端，到处阻碍着雍正整改官吏治理，好去谋夺雍正的皇位。这毫无疑问成为雍正的心头石。而那个时候，雍正一直推心置腹的年羹尧和隆科多也开始仗着功劳仗着自己对他们的宠爱就嚣张跋扈，恨不得横着走。所以对雍正来说，敌对势力是不断地在膨胀，再膨胀，他怎么能不担心呢！

    那个时候的年羹尧手里握着那么大的兵权，不但是川陕都督，手里还有抚远大将军的印章。还有隆科多不但是步军统领还是藩院大臣，内侍卫大臣，而且是吏部尚书，这些可是实打实的权力啊，雍正的兵权基本上就掌握在他们的手里，对他们不处理掉，雍正怎能安心的睡觉。所以雍正为了不让他们继续扩张势力，引起自己收拾不掉的麻烦，就先下手为强了。他深知其中的关系有多么的厉害，所以他下定决心要实行文官罚俸，来改革新的官员整治，好去消除那些朋党集团和有权之人的势力。用这样的方法来加强自己的皇权。

    雍正皇帝还是一位崇尚严格治理国家的皇帝。他的主张就是舍“宽仁”而从“严猛”。他曾经在云贵总督鄂尔泰的奏折上这样批示过：“且猛做去，宽之一字乃上天之恩，若宽时得有可宽之日，乃尔我君臣之大福，天地神明之殊恩也。”他的意思就是，现在还是要做猛政的，宽容只是上天给我们的恩惠，如果真的有一天可以什么都宽松了，也就是我们君臣的大福了，这是天上的神仙给的特殊的恩惠啊。从这里可以看出雍正皇帝的意思是说从严格要求上去治理官吏，严猛的思想是不能丢掉的、不能废弃的，所以他在推行罚俸这个政策的时候，整顿官吏的时候就把这种思想贯穿在了里面。

    为了提高所有文官的素质和行政效率，还有为了保证国际机器正常、健康地运转下去。雍正还根据《大清会典》以及它的处分条例，《吏部处分则例》、《吏部则例·处分例》、《六部处分则例》等等根据官员违反规定和法律的情形和性质来把罚俸分为不同的类别和处罚等级。凡是官员都要按照这些法律来办事，否则一旦发现就要处罚。

    雍正开始吏部下面分设了稽俸厅掌满、汉文职京官之俸这样的部门。凡是要去上任的官员，还是刚刚要去的任职的官员，罚俸，降俸和停俸的人都要到这里来注册。

    《大清会典》规定：“凡处分之法三：一日罚俸，其等七。罚其应得之俸，以年月为差，有罚俸一月；罚俸二月；罚俸三月；罚俸六月；罚俸九月；罚俸一年；罚俸二年之别！”就是说按照官吏所犯的罪行罚的俸是不一样的，从罚一个月到罚两年不等，分七个级别。

    需要罚俸的规定如下：

    第一条，接任官失报事故，罚俸。

    第二条，出师官员议处，罚俸。

    第三条，失察外官案卷交代，罚俸。

    第四条，盗案承缉限满不获，罚俸。

    第五条，失察旗人违禁外省置产，罚俸。

    第六条，漕运失误，罚俸。

    第七条，征收浙省南秋等米未完，罚俸。

    第八条，失察讼师，罚俸。

    第九条，漏泄本章，罚俸。

    第十条，印文错误，罚俸。

    第十一条，失察书役犯赌，罚俸。

    第十二条，相对于降级、革职而言，罚俸。

    总而言之，雍正那个时候对所有官员是要求很严格的，所以他制定了这一系列的罚俸的行政处分的法规，还自己定了那么一连串的处分条例，而且这些条例都不是信口开河说说的，这些都是经过缜密研究的，他从原来的基础上递进了一个层次，而且完善增强了这些针对官吏制定的法律法规的实际操作性，这些法律法规从一个侧面很好地反映出当时雍正王朝的文官发俸制度是基本上趋于成熟了的。

    虽然这些制度都写明了处罚的罪名和适用的范围，但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很多统治者和官吏都不会去严格的遵循法规条例，所以让这个制度变得很宽泛了。我们从下面几点就可以看出来。

    第一，是对对犯轻过的官员，多采取罚俸处分。比如说1723年，也就是雍正元年的时候，因为注释的时候少了一个“清”字，所以礼部的侍郎一个叫伞泰的就被罚了六个月的工资。

    第二，是对工作失职但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官员，实施罚俸处分。这个也是雍正王朝的时候罚俸用得最多最广泛的地方。举个例子就是1727年也就是雍正即位五年的时候，太湖县参革知县朱颖蕃因为失察，自己擅自销了老妇绢布银两。这个案子，本来是江南总督的查弼纳在自己当官的时候罚二年的俸，本来是安徽巡抚的李成龙在当官期间罚一年俸。

    第三，是对犯罪的公侯人家，多采取罚俸处分。比如说1727年雍正五年的时候，多罗顺承郡王叫锡保徇私包庇自己的党羽而且还没有把延信那些大不敬的事情和雍正说，还派了一个不能骑马的章京去抓延信，所以导致延误了事情，本来是应该革去爵位的，也要把他圈禁在家里，可是雍正却下令只罚了他三年的俸禄。

    第四，是对失仪官员，多给予罚俸处分。

    从上面这些我们可以看出来，雍正那个时候罚俸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三个地方，一是从实践中不断地去修订规范法律，来严加治理官员；二是更详细地规定了具体的条文内容，好让官员明确在处罚宗的责任和权力；三是程序上更要的严密，来保障处分的执行。

    雍正时代的严猛政治其中还包括了文官罚俸这一系列的各项制度，在一定的程度上是比较成功地更新了官吏整治。他是清代初期官员罚俸实施算是比较成功还带有自身的特点的制度，而且总结归纳了中国历代以来的罚俸制度。他还在康乾之间做了很好的承前启后的衔接。这样一来国家不但可以让自己的官员们勤于职守，廉洁奉公，为社会的稳定作出贡献，而且皇帝的权威性也大大提高。这样，清朝政府无论是从经济还是政治上都走上了正常发展的轨道，推动了康乾盛世的发展脚步，使得清朝政府在18世纪中后期出现“德业于今称盛大，直超三五辟鸿蒙”的全盛景象。

    五、创立军机处，推广奏折制度

    明代的时候权力是集中在内阁的手中的，所以才有权相的产生。

    雍正皇帝改变了这一集权内阁的形式，把大权进一步的集中在皇帝的手里，他创立了军机处。军机处亦称“军机房”、“总理处”。是清朝中后期的中枢权力机关。雍正七年（1729），因用兵西北，以内阁在太和门外，恐漏泄机密，始于隆宗门内设置军机房，选内阁中谨密者入值缮写，以为处理紧急军务之用，辅佐皇帝处理政务。雍正十年（1732），改称“办理军机处”，乾隆以后省去“办理”二字，遂简称为“军机处”了。

    雍正用军机处来作为自己的秘书班子，军机处的主要任务是为皇帝出主意、给皇帝写文件和帮着皇帝处理政务，“军国大计，罔不总揽”。军机处的特点就是处理政治事务精确简单快速和保密工作做得非常到位。军机大臣直接和地方、部门之间打交道，了解到地方的形势，传达皇上的旨意。

    军机处的设立是清代中枢机构的重大变革，标志着清代君主集权发展到了顶点。

    军机处本为办理军机事务而设，但因它便于发挥君主专制独裁，所以一旦出现之后，便被皇帝抓往不放，不但常设不废，而且其职权愈来愈扩大。军机处的职官有军机大臣，俗称“大军机”，有军机章京，俗称“小军机”。军机大臣由皇帝从满、汉大学士、尚书、侍郎等官员内特选，有些也由军机章京升任。军机大臣之任命，其名目为“军机处行走”，或“军机大臣上行走”。所谓“行走者”，即入值办事之意。军机大臣没有定额，军机处初设时为3人，以后增加到四五人至八九人，最多至11人。军机章京初无定额，至嘉庆初年，始定为满、汉章京各16人，共32人，满、汉章京又各分两班值班，每班八人。军机章京之任命，或称为“军机司员上行走”，或称为“军机章京上行走”。

    军机处成立后，议政王大臣会议就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废止了，内阁变成只是办理例行事务的机构，一切机密大政均归于军机处办理。军机处总揽军、政大权二端，真正成为执政的最高国家机关。军机大臣无日不被召见，无日不承命办事，出没于宫廷之间。皇帝行动所到的地方，军机大臣也无不随从在侧。但军机处完全置于皇帝的直接掌握之下，等于皇帝的私人秘书处。军机处在权力上是执政的最高国家机关，而在形式上始终处于临时机构的地位，不像正式国家机关的样子。

    军机处办公的地方不称衙署，仅称“值房”。军机大臣的值房称为“军机堂”，初仅板屋数间，后来才改建瓦屋。军机章京的值房，最初仅屋一间半、后来才有屋五间。军机处也无专官，军机大臣、军机章京都是以原官兼职，皇帝可以随时令其离开军机处，回本衙门。军机大臣既无品级，也无俸禄。军机大臣之任命，并无制度上的规定可供遵循，完全出于皇帝的自由意志。军机大臣的职务也没有制度上的规定，一切都是皇帝临时交办的，所以军机大臣只是承旨办事而已。“只供传述缮撰，而不能稍有赞画于其间”，这些都说明军机处是皇帝集权的最好的工具。

    这个军机处存在有两百年的历史，一直到了清朝末期。

    奏折的使用，始于康熙中期，最初仅限于皇帝指定的少数亲信官员。

    奏折制度是相伴着军机处这一个部门而得以大力推广的。以前的官员文书由审批然后再转批程序非常繁乱复杂，而且经过很多人批阅了之后，需要很久的时间不说，而且保密性非常不好。

    而奏折是清代专有的一种文书。直接交给皇上批阅的，不用过转他人之手，直达皇帝本人。雍正皇帝扩大了可以向他递交奏折的范围与人数，除了康熙时期有奏事权的地方的将军、督抚、提督和中央的大学士、尚书等人外，一些翰林、科道甚至地方上低微之员，亦允许上奏折。这样，不同身份的各种官吏可以及时地反映他们任所发生的情况，报告他们的政务，可以让皇帝一目了然地洞察下面的情况，以方便及时地制定出政策。这样一来也使得官员们可以相互监督，皇上可以第一时间掌握他们的贤愚、勤惰、政绩和操守。

    奏折所涉内容非常丰富，大致可分为请安、谢恩、缴批和陈事四类。前三类比较简单，陈事折则非常繁杂，涉及内政、军务、外交，上自国家政务，下至百姓琐事，无一不包，大多不盖印章，直接报告于皇帝，因而保密的程度很高。在当时，奏折是皇帝控制政权，了解和掌握内外官员的动向的有效途径。

    奏折用纸多为榜纸、本纸和毛边纸，统称素纸，均为竹纸。臣子缮写奏折，封好后装入报匣，专差递送，经专门负责收发奏折的内外奏事处，到达皇帝手中。皇帝披阅奏折，皆用朱笔，称“朱批奏折”，发还给具奏人。‘雍正帝时，命令将前朝朱批奏折缴还，此后成定制。

    雍正七年（1729），下令实行副本制度。凡奉朱批的奏折，都由军机处誊录一份备查，即为“录副奏折”。只有极少数奏折或因事涉机密，或因风闻奏事，被皇帝留在宫中，称为“留中”。凡留中的奏折，一般不朱批，不录副，也不发抄，过后以原折交军机处归档，故亦称作“原折”。

    六、开放洋禁

    康熙末年，南方一部分沿海的百姓被剥夺了赖以谋生的手段，雍正皇帝刚登基的时候也严格执行了海禁，但是后来因为考虑到沿海的老百姓们的确有疾苦，所以在雍正五年（1727）的时候开放洋禁。恢复了沿海百姓赖以谋生的手段，也促进了中国和西方地区经济和文化的交流。

    雍正允许老百姓可以和南洋做生意。当时，在福建和广东两省实行了海禁。雍正当时对鸦片的贸易也是比较重视的，他对鸦片流入的政策是：贩卖毒品，严惩不贷。他要求严格地区分药用鸦片和毒品鸦片烟，是毒品的就严禁，如果是药用的就不干涉。而且他还能照顾到小本经营商人的正当利益。

    另外，雍正对待西方欧洲国家来的使者也是以礼相待的。他虽然非常反对天主教这样的教会在中国的民间传播，可是他对天主教是不存在什么恶意的。雍正五年（1727）的时候，博尔都噶尔也就是现在的葡萄牙来了一位叫麦德乐的使臣，雍正皇帝对他的优待让他深深地感激着这位中国皇帝。他甚至在雍正皇帝生日那天在天主教堂给雍正皇帝祝寿祈福。

    雍正皇帝还选了一批有才能的传教士，在宫中专门研制国外的一些仪器，烧造一些材料。马戛尔尼当年能到中国来，有一部分原因是伏尔泰笔下描写的那个“开明”的中国皇帝雍正，使得欧洲人人所共知。就是这样才让欧洲人对中国皇帝、对华商充满了美好的幻想。

    七、废除了腰斩和贱籍

    雍正皇帝废除了腰斩和贱籍，这也是他的一个改革功绩。其实废除腰斩还有一个小故事：事情的开始是雍正皇帝有一次准备用腰斩处决一个人。腰斩就是拦腰斩断，虽然身体已经分裂，但是大脑的意识还是清醒的，一刀下去连腰斩断后人还活着。被处决的人能感觉到自己的疼痛，和将要面临死亡的恐惧，最终失血过多而亡。这个被雍正处以腰斩的人，在渐死亡的过程中，用手指沾了自己的血，在地上连着写了七个“惨”字。很快这件事情就传到了雍正皇帝的耳朵里，他也觉得这样的刑罚真的让人不寒而栗，所以他就下令废除了腰斩这一刑罚。

    确认良贱籍就是除了士、农、工、商这四种人以外的人称为“贱民”。这个贱民也是“世袭”制度的，它世代相传，谁也不得改变。这些贱民一不能读书参加科举考试，二也不能入朝为官走仕途。贱民主要有以下几种：浙江惰民、陕西乐籍、北京乐户、广东蛋户等。在浙江的绍兴有“惰民”，历代相传下来说这些“惰民”是宋朝、元朝时候那些罪人们的后代。这些“惰民”们，凡是男的就从事捕蛙、卖汤之类的职业；女的就只能做媒婆、卖珠这样的活计来赖以生存，要是实在走投无路，揭不开锅，她们就只能兼带从事出卖肉体这样忍辱受屈的事情。这些人被所有人都认为是“丑秽不堪，辱贱已极”的人，所以人皆贱之。安徽还存在着伴当、世仆这样的贱籍，他们的地位比起乐户、惰民来是更为悲惨。如果村子里有两个姓的，那么这个姓全都是另外一个姓的伴当和世仆，如成为有钱人家的奴隶伴当相世仆，稍微有不合意的，每个人都可以随便地打骂他们。广东沿海、沿江那一带，有种贱籍叫蛋户，他们以船为家，以捕鱼为业，生活总是漂泊不定，因为他们不得上岸来居住。江苏苏州府有丐户，也是所谓的贱民。

    雍正皇帝就对这些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乐户、惰民、丐户、世仆、伴当、蛋户等贱籍，下令去掉他们的贱籍，将他们赦免为普通老百姓，编入到正户里去。

    雍正只当了短短13年的皇帝，可是他所作出的改革却比他的父亲康熙皇帝当了61年的皇帝还要多得多，可以说，雍正是一位改革型的皇帝。

    雍正皇帝又是一个非常勤政的皇帝，他清楚康熙皇帝末期积累下来的种种弊端，并且推行一系列政策，为推动清代历史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也就是因为他统治的严厉与超乎寻常的努力，才慢慢地把大清帝国推向了鼎盛，也为后世流传美名的康乾盛世做了很好的铺垫。

    除此之外，雍正皇帝的勤奋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在他当皇帝的十二年零八个月里，几乎每天都是批阅奏折到深夜的。一年里面没有休息，除了他生日那天，而且每天的睡眠时间还不到四个小时。光是数万件的奏折里他写下的评语就有1000多万个字。雍正皇帝的勤勉的精神和治理国家的业绩，在中国古代的皇帝中也堪称是楷模了。

    八、接受纳谏

    雍正靠夺得帝位后，下令朝中大臣，凡对他的奏章，一律密封上送。有关奏章直谏雍正敢于采纳的故事很多。

    先来看看孙嘉淦的故事吧。孙嘉淦（1683-1753），字锡公，又字懿斋，号静轩，山西兴县人，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清前期一位突出的有胆识的宰相级官员，也是著名的敢言直谏、刚直不阿的名臣，更是一位政见卓越的学者、思想家。前人评价他说，“嘉淦初为直臣，其后出将入相，功业赫奕，而学问文章亦高，山西清代名臣，实以嘉淦为第一人”。

    孙嘉淦在上疏中，针对雍正迫害自己的兄弟、大肆授官、无故用兵三事，尖锐地提“请亲骨肉，停捐纳，罢西兵”三条建议。雍正接疏看后，非常生气，召集朝中大臣，传阅议处，说：“孙嘉淦原是这样一个狂生，绝不能让他留在翰林院。”吓得诸臣都不敢说话。只有大学士朱轼回答了一句：“嘉淦确实是够狂妄，但他敢于直言进谏，为臣也很佩服他的胆略！”雍正沉默了半晌随即笑着说道：“朕亦服其胆！”孙嘉淦总算没有受到处分，后来反倒升为国子监司业。

    孙嘉淦为祭酒时，曾荐其弟孙扬淦为国子监丞。后来，他又负责对宋镐、方从仁等人的教育培养。当学习期满，引荐给雍正时，孙嘉淦说：“宋镐、方从仁都有教学，可委以重任。”当孙嘉淦有发现方从仁的所作所为名不副实时，于是又直方上疏说：“方从仁不怎么样，实在不值得使用。”这使雍正很生气，斥责他反复无常，欺蒙圣上，为此将他撤职，交给刑部治罪。刑部提出，孙嘉淦犯了欺上之罪，准备将他斩首。这时，雍正又对朝中大臣说：“孙嘉淦太憨厚，他有优点，就是不爱财。”又免了他的死罪，把孙嘉淦发落到户部银库干些杂事。

    孙嘉淦出狱后，到银库服役。当时，执掌户部大权的是果亲王胤礼。他一向认为，孙嘉淦是担任过朝中大臣的人，如今被罢免，到银库服事，一定瞧不起、也不会去干会计之类的小事，以后，又听到流言蜚语，说孙嘉淦为了收买人心，取得好名声，对收交的银两，一概不去核数。为了弄个明白，果亲王胤礼亲自察访此事。他到银库检查，所查结果，同传说的完全两样。他进入库场，又看到孙嘉淦正和吏卒等差役人员在一起，不辞劳苦，又是记账，又是搬运，还拿着秤一份一份细细地称。他所收得的银子，都集中起来固定地放在一个地方，取来复称时，没有丝毫差错。这件事传给雍正皇帝后，雍正愈加器重他。雍正十二年（1734），任命他担任河东盐政。

    孙嘉淦可以说是一个忧国忧民、正直敢言的好官。他的为官八戒，他的治学态度都非常值得后人借鉴、效法。雍正能赏识他，也说明雍正的明察。

    我们再来看看有关雍正敢于接受直谏的故事。

    朱轼乃康熙末年间的左都御史，雍正即位之后，封他为太子太傅，雍正二年（1724）兼任吏部尚书。雍正皇帝曾经赐诗给他，云：

    忠岂惟供职，清能不近名。

    眷言思共理，为国福苍生。

    意即希望他能辅佐自己治理好国家并教好太子。但是，这个朱轼似乎有些不识抬举，新皇帝对他期以厚望，他却敢于违反皇上的意愿，强力反对雍正新推行的耗羡归公新政，力劝皇帝不要违反祖宗的成法。雍正并不怀恨。公元1725年，雍正又任朱轼担大学士。后来，朱轼也曾反对雍正对西北用兵，他以病乞休时候，雍正还是真心挽留的，雍正云：“尔病如不可医，朕忍何挽留，如尚可医，尔亦忍何言去。”朱轼被雍正拳拳真心的语言感动得泪流满面。从此，再也没有提过辞官还乡一事，一直到雍正驾崩之后，他才针对雍正的政策向新君乾隆皇帝上条陈，指责司法太过苛刻，之后，便撒手人寰。

    反对耗羡归公的人不只朱轼，太原知府金鉷也曾公然反对过此新政。雍正不但将其提升为广西按察使，还很快擢升他为巡抚，金鉷为了使地方官的任用更加合理，向雍正建议把州县根据地理位置和贫富程度分为几类，然后根据分类情况而任用管理，得到了雍正皇帝的大力支持，金鉷得到了雍正皇帝的重用和信任之后，也更加忠心不二，曾静投书案中，他全力清查军流人犯在广西散布的反对雍正的流言，受到了雍正的大力嘉奖。而侍郎沈近思同样反对火耗提解的革新措施，雍正不仅不计前嫌，反而重用他，并赐诗赞许他说：“操比寒潭洁，心同日月明。”此外，沈近思还反对雍正信佛，这几乎让一心向佛的雍正孰不可忍，雍正也只是一笑而过。沈近思死后，雍正特谕他为礼部尚书、太子少傅，遣官往祭，又念他儿子尚且年幼，特别吩咐让吏部派官司经办他的丧事。

    另一个反对耗羡归公的御史刘灿，雍正开始以为他是出于私心，便改授他为刑部郎中，降了他的官职，后来，见他依旧认真为官，“居心尚属纯谨”，便升他为福建汀漳道。雍正五年（1727），刘灿因为漳州知府及属县仓米急缺而向总督奏报这一事，结果文书被截回，刘灿竟气得以头撞墙，福建陆路提督丁士杰当即以此为借口，密参雍正说他浮躁失体统，雍正却不以为意，说他者是感恩图报心切，关心民生而忘掉了礼仪，认为他是爱民且为朝廷办事的好官。

    雍正七年（1729），李元直为监察御史，上任八个月之后，便上疏奏达数十件，其中有一份奏折对满汉大学士等均有指责，李元说：“朝廷中只有赞同，没有争论，大臣们都是一味迎合。”雍正认为李元直“真实任事”，说中了要害，把他召入内廷面谈，还一起吃荔枝，鼓励他以后仍要“尽言毋惧”。原来，康熙晚年，清政府的朝中大员官僚习气相当严重，这些人身居高位，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对皇帝指令商议的事件，文武大臣们往往一味附和，并不拿出主见，很难看到直言详议据理力争的场面。雍正在深思熟虑之后，决定接受李元的建议，为此，他下令严加整饬此风。

    为此，雍正毫不客气地指出：现今朝中九卿大员坐班，每当商议事件，往往是“彼此推诿，不发一言”，有的假装打瞌睡，有的海阔天空地闲谈，等到需要拿出主意的时候，便鼓动一两个新来的科道官员发言表态，然后大家便“群相附合，以图塞责”。似此朝臣议事，何益之有？雍正指令朝中重臣，商议事件务要各抒己见，不得观望附和。雍正认为，官场上流行的八面讨好、圆滑世故的习气最为可恶，指出这种劣习实为“国家之大蠢，妨政败俗莫此为甚”。训导文武大员做官要有骨气，要果敢刚直。为彻底改变这种彼此观望的劣习，雍正宣布，即日起将议事的亲王大臣分为三班，凡遇应议之事，分头酌议，每人都拿出自己的意见，最后，如果所议意见相符一致，就照这一意见定稿启奏；若是意见不完全一样，由诸位大臣另行商议。“如此，不但不致互相推诿，而且亦各能出其主见。”雍正试图建立一种分班议事制度，让议事者必有所言，不得不言，从而使投机者失去附和的机会。

    雍正深知，善于搞迎合把戏的朝臣，除了对皇上的话不敢说半个不字外，还想方设法地讨好他，雍正在李言的建议下，决定远离这种小人。山东兖州知府吴关杰曾奉到一道谕旨，内容是令他实心任事，为政勤慎。吴关杰把皇上的谕旨奉为至宝，先是“悬挂堂中”，朝夕瞻仰，后来又找工匠把谕训一字一字地刻在府衙大堂的屏门上，极力想以此博得皇上的欢心。吴关杰甚至还请皇上命令各省文武官员，一律在大小衙门的屏门上刊刻谕旨，使圣旨高悬，举目皆是。雍正当即给吴关杰泼了一瓢冷水，教训他：你本不是什么超群之才，料理好你分内的事就足可以了，“此等迎合之举皆不必”，“此等多事朕皆不喜”。

    对臣工奏折中肉麻的称颂和不着边际的套话，雍正十分反感，每有这类折子送达御前，必遭严厉痛斥。雍正二年（1724）二月，广东巡抚年希尧奉到雍正一道口传谕令，教导他如何治理地方，年希尧写折子奏谢说，“皇上所颁谕旨不仅周详备至，而且料事如神。”雍正看后批道：“写来套话，何常有一句你心里的话。”那些想通过美言赞词博取雍正欢心赏识的臣工，结果往往是适得其反，等待他们的是一番毫不留情的责骂。

    九、可怕的粘杆处与血滴子

    当然，雍正不可能总是对臣子们瀚海容纳，雍正是用了这么弱势的政治力量在争夺皇位的斗争中胜利的，他的手腕可谓铁血。

    雍正可以顺利地当上皇帝除了他自己有很大的心计和一套和别人不一样的政治手段之外，他还有一个训练得非常出色的情报组织。这个组织就叫做“粘杆处”。这个组织为了铲除其他几个阿哥的党羽，到处去收集情报，如有一点发现绝不留活口。

    康熙四十八年（1709），胤禛从“多罗贝勒”被晋升为“和硕雍亲王”，其时康熙众多皇子间的角逐也到了白热化的阶段。胤禛表面上与世无争，暗地里却制定纲领，加紧了争储的步伐。他招募江湖武功高手，训练家丁队伍，这支队伍的任务是四处刺探情报，铲除异己。雍正登上皇位后，为了巩固专制统治，也为了酬谢党羽，在内务府之下设立了“粘杆处”机关。顾名思义，“粘杆处”是一个专事粘蝉、捉蜻蜓、钓鱼的服务组织。雍正还是皇子时，位于北京城东北新桥附近的府邸内院长有一些高大的树木，每逢盛夏初秋，繁茂枝叶中有鸣蝉聒噪，喜静畏暑的胤稹便命门客家丁操杆捕蝉。“粘杆处”的头子名“粘杆侍卫”，是由有功勋的大特务担任的。他们大多是雍正藩邸旧人，官居高位，权势很大。粘杆处的一般成员名“粘杆拜唐阿”统称“粘杆拜唐”，由小特务充任。他们都是内务府包衣人，属未入流，薪水不高，但每天跟随雍正左右，炙手可热。可见“粘杆处”表面上是伺候皇室玩耍的服务机关，实则一个特务组织。

    “粘杆处”虽属内务府系统，总部却设在雍亲王府。雍正三年（1725），J有l稹降旨雍亲王府改为雍和宫，定为“龙潜禁地”。但奇怪的是改制后的行宫并未改覆黄色琉璃瓦，殿顶仍覆绿色琉璃瓦，有人认为：雍和宫虽为皇帝行宫，曾经有一条专供特务人员秘密来往的通道。但是，今天的雍和宫其实是一个森严的特务衙署，为了不致秘密外泄，才改府为宫。还有一种传说：在雍和宫已找不到任何地下通道的痕迹了，很可能雍正的儿子乾隆为了消除其父留下的不良遗迹，改雍和宫为喇嘛庙时，已加以彻底翻修，将之平毁无痕。“粘杆处”在紫禁城内还设一个分部，御花园堆秀山“御景亭”是他们值班观望的岗亭。山下门洞前摆着四条黑漆大板凳，无论白天黑夜，都有四名“粘杆侍卫”和四名“粘杆拜唐”坐在上面。雍正交办的任务，由值班人员迅速送往雍和宫，再由雍和宫总部发布命令派人办理。雍正去世后，乾隆皇帝继续利用“粘杆处”控制京内外和外省大臣的活动，直到乾隆死后，“粘杆处”的特务活动才逐渐废弛。

    很多小说中还总是出现“血滴子”这样的武器。

    清朝将要灭亡，民国刚刚要开始建立的时候，中国的老百姓本来就喜欢讨论皇宫里面的那些所谓的秘闻，就算是没有认识几个字的市井小民也都可以读懂那些通俗的小说，所以自然而然的形成了“讲新话”的最好的载体。在清朝的13位皇帝中，雍正皇帝是一个实行政治最恐怖也是最严猛的强权主义统治者。所以关于他的流言蜚语在民间流传是最为广泛的。在老百姓看来，这是一个在夺取皇位之前就开始老谋深算的皇帝，当上了皇帝之后他就变得冷酷无情，杀了功臣杀了兄弟。而且他兴的文字狱在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耳目，只要谁出言不逊就会招来杀身之祸，更甚者会灭门。所以老百姓谈到雍正就后怕不已。就是这些事情和这些老百姓的惧怕才给他的统治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诡异万分。那个时代用雍正来写入小说作为茶余饭后谈资的作品有胡蕴玉的《胤禛外传》、孙剑秋《吕四娘演义》、紫萼《梵天庐丛录》和蔡东藩《清史演义》、燕北老人《满清十三朝宫闱秘闻》，等等。虽然这些小说都说是按照正史来编写出来的，但是大部分全部都是民间这么流传，进行了他们的艺术加工写成的作品。不过这些小说里有一个很值得大家去关注的已经被艺术化了的形象，那就是让人惧怕的“血滴子”。血滴子这个形象的出现，它象征着无比的诡异神秘，也代表着残暴的统治手段。这些艺术的原型是来自雍正朝代的特务组织的。

    那么，“血滴子”与特务政治的真相是什么？

    在文人笔下，雍正被刻画成精谙武艺、神通广大的阴谋家，他的手下豢养了一批技艺绝伦的侠客力士，操持着一种名日“血滴子”的杀人利器，能取敌人的首级于千里之外。同时，“血滴子”也是秘密杀手的代称。传说中还说，雍正的八弟“阿其那”（允禩）、九弟“塞思黑”（允禟）都是为“血滴子”所杀。小说中所谓的“血滴子”大约指的就是粘杆处的这些人。不难推想，雍正是把政敌比作鱼、蝉、蜻蜒一样的小动物来撒网捕捉、加以控制的。

    一说认为血滴子这种武器杀人的方式，是专门把人头从人的脖子上取下来。可以使人头和脖子分开的武器很多，大刀砍、利斧挥，都可以达到目的。而这个血滴子却不是寻常的武器，从可以看到的记载中，它在使用的时候，是“放出去”的。然而它又不是可以“取人首级于千里之外”的飞剑。它在使用时，和目标的距离不会太远，把血滴子放出去（或者是抛出去），它会把目标的头罩住，然后割下目标的头，再收回来。割下的人头，就在血滴子里面被带了回来，所以被害的目标，就成了无头尸体，十分恐怖。血滴子的使用过程如此，可是它的具体形状如何，又如何一下子就可以把脑袋割下来，现在已经没人知道。但我们可以在银幕上看到艺术家想象出来的血滴子，有的像一顶草帽，有的像一个鸟笼，有的在放出去的时候会“呜呜”怪叫，有的会旋转，有的有许多牙齿一样的利刃，有的有像照相机快门一样的装置——“咔嚓”一声，人头分离。

    还有一种说法说血滴子是雍正秘制的一种毒药。我们从电影艺术中时常可以看到，雍正作皇子时，为夺取王位，罗致侠士剑客供他驱使，又炼就种种毒药暗器。这种异说传闻，被演绎得引入入胜。这种说法认为，“血滴子”里面所贮者为一种极毒的毒药，这种毒药系用毒蛇的毒液混合一种毒树的汁液炼成，一滴就令人通身溃烂而死，故称“血滴子”。炼制这种毒药主要原料的树汁，是一种名为“撒树”的树汁，这种树是出产在广西边境深山中的。苗人所用的毒箭，箭簇上所敷的“见血封喉”的毒药，就是用撒树汁熬成的。雍正曾有密谕给广西巡抚，要他暗中寻访这种毒药．并研究熬炼和解毒的秘方，可知说雍正用这来炼制血滴子，是有相当根据的。

    雍正即位后，曾下密旨给广西巡抚李绂，要他在广西寻找一种毒树汁。从他的谕旨里，可以看出雍正本人对这种毒药的性能及用途，已有相当认识。雍正三年（1725）雍正的这封密旨内容如下：

    近闻贵州诸苗之中，猹苗之弩最毒。药有二种，一种草药，一种蛇药。草药虽毒，熬成两月之后，即出气不灵。蛇药熬成，数年可用。但单用蛇汁，其药只能溃烂，仍有治蛇之药可医。更有一种蛮药，其名日“撒”，以此配入蛇汁熬箭，其毒遍处周流，始不可治。闻此“撒”药，系毒树之汁，滴在石上凝结而成。其色微红，产于广西泗城土府。其树颇少，得之亦难。彼处猎人暗暗卖入苗地，其价如金，苗人视为至宝。“尔等可着人密行访问此树，必令认明形状，尽行砍挖，无留遗迹。既有此药，亦应有解治之法。更加密密遍处访询，如有解毒之方，即便写明乘驿奏闻。”

    可见，雍正对于广西的苗人所用毒药，知道得非常清楚，也可知他平日非常注意这类东西。而传说中说的血滴子杀人不留痕迹，正好与这种毒药有密切关系，故引起人们传说不衰。

    十、不忘笼络部下

    清代，设有专门掌管宫内医疗事务的太医院、除院使、院判行政长官外，下属医务办事人员分为御医、吏目、医士、医员、医生、经承6个等级，定额人数为113名。太医院的医官们除了在宫内值班，为皇帝和后妃们看病外，有时还奉旨前往王公府第、文武大臣衙署或“外藩”王公寓所以及军营、试院、监狱等处，为身份特殊的有关患者治疗。雍正时，太医院的御医就常常被派出去，为内外文武大员看病，这是雍正用以笼络臣工的一种手段。

    湖广总督杨宗仁，大概是雍正帝即位后派御医看视的第一位封疆大吏。雍正元年（1723）四月，杨宗仁胸膈不舒，常常头晕，虽然也吃药调理，可是两个月过去了，仍不见好。雍正帝听说后，马上差遣御医赵士英赶赴武昌，为杨宗仁调治。赵士英于六月下旬到楚，先让杨宗仁服下丸药四次，接着又吃汤药，到七月初，杨宗仁胸膈渐觉宽舒，精神如旧，只是大便还不十分通顺。杨宗仁向雍正帝报告说，御医治病真是“见效如神”。雍正帝叮嘱杨宗仁“用心调理，有年纪人，斟酌一些妥当丸药，常服有益。”七月底，杨宗仁上折，希望能让御医赵士英再留一段时间。雍正帝提起笔来回话：“赵士英去的时候，朕已有旨，你要留他多少日子，就叫他住多少日子，要等你的病大好了再回。如今任凭你留他就是了。”这样，直到九月十五日，杨宗仁的身体完全复原，才派儿子杨文乾护送御医赵士英回京。

    西南重臣、川陕总督岳钟琪，于雍正五年（1727）患病。雍正帝派出太医院御医刘裕铎前往四川，为岳钟琪诊治，使岳钟琪病情渐有好转。不久，雍正帝召岳钟琪进京，改授他为陕西总督，任所由成都迁至西安。在调任岳钟琪的时候，雍正帝没有忘记御医给他治病的事，刘裕铎奉旨也赶到西安，为这位总督继续治疗。到雍正六年夏，岳钟琪身体康复，六月初六日，他向雍正帝奏报说：“在御医的精心调治下，夙疾顿除，手足轻健，精力充壮，饮食倍常。”特委派督标把总郭新的家人白化林护送刘裕铎回京。雍正帝得报，对岳钟琪说：“悉卿痊愈，欣慰之怀笔难书谕，如上天圣祖赐朕珍宝之喜。”他嘱咐岳钟琪“仍当留意调摄”。对御医刘裕铎，在他回京之后，雍正帝给了他加级的奖励。

    内阁大学士朱轼，原有咳嗽旧病。雍正六年（1728）四月间复发，以至不能上朝议事，雍正帝几次差派御医前往诊视，频繁地赏赐各种珍贵药物和食品，并将朱轼的儿子大名府知府朱必阶调进北京侍养其父。这年十二月，雍正帝以朱轼患病多时，委令内大臣佛伦到寓所探望。朱轼随即奏陈：“纶扉重地，不可久旷，而为臣之病一时难以速愈，请求暂时解退调养。”雍正帝就朱轼所请批复：望你从容调理，小疾不难治愈，解退之事大可不必。雍正帝还谈到，听说钦差内大臣看望时，你抱病叩谢，礼数繁多，很是劳顿，次日清晨天寒地冷你又至宫门谢恩，反让朕心不安，此后“即受朕恩赉，亦免其拜跪，始于病体为宜”。由于朱轼身在京师，太医院的御医前去诊治毕竟方便，因此，奉旨为朱轼看病的御医接连不断，朱轼的病终于很快治好，在整个雍正一朝的机要政务中他自始至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雍正九年（1731），广东总督郝玉麟也得到了御医的治疗。这年四月初一日，郝玉麟前往四乡劝农，偶感风寒，这本不是什么大病，可是因医家误用补药，致使郝玉麟胃口受伤，饮食顿减。进入七月后，郝玉麟的病情进一步加重，身体已很是虚弱，督衙公务只能勉强支持着办理。在这种情况下，郝玉麟于八月初八日上奏说，广东山海重地，总督任重，“伏乞皇上将臣罢斥，另简贤能，以重职守。”雍正帝得报，一边委令广东提督张溥前赴肇庆督衙，暂时署理总督事务，让郝玉麟回省城静养，一边赏下药物，命郝玉麟日前派赴北京的送折家人乘驿马立即带回，同时又派太医院御医沈宏窠驰往广东，为郝玉麟诊治。十月十五曰，御赐药物送到。十月二十二日，御医沈宏窠到粤。在广州，沈宏窠对郝玉麟细心调理，每日看视一次，让他服用丸药，用人乳送下。仅用了十几天的工夫，郝玉麟“胸膈遂觉宽舒，日见功效，饮食较前渐增，精神渐复”。雍正帝知道后，手谕郝玉麟：“深慰朕念，加意调摄可也。”太医沈宏窠在广州滞留期间，还奉旨顺便为广州将军蔡良看病。到雍正十年二月，郝玉麟身体复元，他差派家人护送御医沈宏窠回京，并送给太医400两银钱作为路上盘缠，由于朝廷规矩禁严，沈宏窠不敢擅收这笔钱，郝玉麟再三说明这不是私下馈送，御医仍不接收，郝玉麟便把这些银两交给家人随带，供北上一路花用，并呈递专折奏明这一情况。

    雍正帝对宠臣，还派医常年跟随护理。河东总督田文镜是雍正帝十分信赖的大吏，身体却不太好。为此，雍正帝操了一番心。当雍正八年，雍正帝得知河南按察使陈世佳的胞弟陈世偓很是通晓医道时，便派他到开封田文镜的官署，名义上是让田文镜委署试用，实际上是诊视照看田文镜的身体。就这样，陈世偓跟随田文镜左右，并一度任开封府管粮通判。雍正十年六月，田文镜具奏，说身体转好，拟将陈世偓调往山东任用，雍正帝却不同意，批复道：“卿疾虽大愈，然尚需调理。陈世俚之蒙恩，皆由医卿病而邀者，何必如此急于见用，如果人可取，将卿病调治痊愈时，朕格外加恩擢用，不胜伊候俸升迁乎？目下且不必。”陈世偓成了钦定的田文镜的私人医生。

    也正因田文镜很受雍正帝的信宠，他不仅身边有钦派的医务人员，而且还敢向皇上讨药求方。雍正九年，田文镜进京陛见，雍正帝赏给他一些琼玉宝膏。田文镜回署后，“朝夕服食，消痰止嗽，甚有效益。”次年九月，田文镜上折奏请，希能再赏一服，并说：“此膏原方，可否赐示臣下，得以如法修合，终身服食。”雍正帝立即派人把一服琼玉宝膏及其药方给田文镜送去。同时，雍正帝还赏给田文镜一些既济宝丹，田文镜服后，奏报说精神大有增益。雍正帝在田文镜的这件折子上亲手写道：既济宝丹乃有益无损之药，朕现今日日服之，此药既不属寒凉温热，亦非治病之方，唯培补元气及其专功，将用完时可奏请。朕再颁来。雍正帝根据自己的养身用药体会，把试用有效的补药赏给宠臣，可见他与田文镜君臣间的感情非同一般。

    雍正帝不仅对内外文武大员本人，即便对臣工的父母家眷，有时也派御医看望。雍正元年夏天，广西提督韩良辅的妻子王氏在老家天津患病，而且很重，消息传到雍正帝的耳朵里，他吩咐太医院御医霍桂芳“驰驿至天津诊视”，还钦赐了德里雅嘎平安丸等不少药物。九月中旬，当远在柳州的韩良辅收到长子韩勋的家信，得知妻子生病而皇上直接关照，“感激涕零”，向雍正帝表示：“即粉身碎骨亦难仰报高厚之恩于万一。”雍正帝的一片苦心，可谓没有白费。

    雍正帝如此频繁地向臣工赐医赏药，正是这位封建君主玩弄统治权术、对臣下恩威并施的一个方面。

    雍正还为文武百官树立起“公忠诚勤，实心任事”的楷模。他所赏识的几位重臣，如田文镜、鄂尔泰、李卫等，都是以直言不讳、据实办事而得到特殊信任和格外擢用的。田文镜本是一个官位不高的内阁侍读学士，他引起雍正重视，是在雍正元年祭告华山回京复命时，他在皇帝面前把山西全省闹灾荒导致财政亏欠的情形一一如实奏报。雍正认为，该员“直言无隐”，“若非忠国爱民之人，何能如此？”遂加重用，调任山西布政使。在以后的几年时间里，官职累迁。

    深得雍正信任的浙江总督李卫，以严猛著称，他不苟同于官场积习，勇于任事，不徇私情，不避权贵，得罪了不少大官。这些人联名向雍正告状，雍正却说：李卫“粗率狂纵，人所共知”，但他却是“刚正之人”，朕赏识李卫，就是因为他操守廉洁，实心任事。从这些被赏识的重臣身上，可以看到雍正着力提倡务实的良苦用心。

    说到李卫这个人，我们或许会想到影视作品中那个幽默诙谐的人物形象。其实历史上真实的李卫字又玢，他并不是市井地痞出身，他是江苏铜山一个家境比较殷实富裕人家的公子。康熙五十六年的时候他是花钱捐出了一个官儿的。《清史稿·李卫传》载：李卫“入赀为员外郎，补兵部。康熙五十八年，迁户部郎中”。据《小仓山房文集》载，李卫在户部当差的时候干了一件当时还在当亲王的胤稹都刮目相看的事情，当时户部是一位亲王在负责分管的，这位亲王每次收一千两钱粮的时候就要多收平余十两。李卫看不过去了，很多次去亲王那里谏阻，但是这位亲王怎么会听他的呢！于是乎李卫想出了一个辙，他在走廊上放了一个柜子，在柜子上写着“某王赢钱”，这样一来使得这位亲王非常的没面子，只好不得不停止收取平余。雍正当时看在眼里，他十分看重李卫不怕权归勇敢去干事情的性子，所以一当上皇帝之后就任命李卫去云南道盐驿道，第二年就升职成了布政使，让他掌管当时朝廷最为重要的税收来源：盐务！

    到了第三年李卫又被升职为浙江巡抚还监管两浙的盐政。当了五年的官儿之后，李卫“寻授浙江总督，管巡抚事”；第六年，朝廷又以“江南多盗”，而地方官又“非戢盗之才”这样的理由，命令李卫统管江南七府五州盗案，将吏听节制。到了第七年又被封为兵部尚书和太子太傅，雍正十年又内召署理刑部尚书，寻授直隶总督。李卫平步青云，节节高升。

    李卫在浙江和当直隶总督的十多年时间里，做了些让世人称赞的事情。李卫在管理盐务期间，不仅仅加强了沿海各个关卡的巡逻缉盗，还击不法贩卖私盐的商贩，与此同时还改革盐政的税赋制度，“诸场有给丁滩者，以丁入地，计亩征收；无给丁滩者，暂令各丁如旧输纳。”这样一来，即使盐业生产稳定了下来，因为稳定的生产所以增加盐业税收。

    那个时候，因为浙江人汪景琪写的《西征随笔-历代年号论》书中，含沙射影的说雍正这个年号不吉利，礼部侍郎查嗣庭在科举考试的时候用了一句“维民年止”作为考试的题目，犯了大不敬之罪，因为“雍”字去头乃是维，而“止”字恰巧又是“正”，把雍正二字去头，雍正看了勃然大怒，他下旨让浙江人的乡试会试全部都给停了。李卫当了浙江总督之后一面“文告严督”，一边又去雍正那里说好话：“浙江士子感恩悔过，士风丕变，乃命照旧乡会试。”他还在海宁抢修海塘，解决了危急的形势，并且还派了两百多名干总把总分别驻守在沿塘一带，令他们常年巡查维修。在海塘“招民垦田，于本年起科；设灶煎盐，官为收卖；渔舟入海，给牌察验；鱼盐征税，充诸项公用。”

    李卫剿匪也十分称职，“盗匿山泽间，詷得其踪迹，遣将吏捕治，必尽得乃止。以是所部乃无盗”。

    李卫对政治官吏也有他自己的一套，而且挺有成效。江南督臣范时绎、按察使马世包庇张如云和他的党羽们用符咒来迷惑老百姓，李卫一点都不徇私枉法，上书弹劾他们，使“时绎夺官，世、空北皆坐谴，云如等论斩”。

    做了11年官儿之后，他丝毫没有因为久经官场而变得畏惧什么，依然是我行我素。他不忌讳当时任户部尚书兼步军统领的鄂尔泰的地位比自己高，更受到雍正皇帝的宠信，公开上了折子去参了鄂尔泰的弟弟鄂尔奇“坏法营私，紊制扰民”，鄂尔奇因为这样被革职查办，第二年，他又“疏发诚亲王府护卫库克与安州民争淤地”，第三年，他“疏劾总河帡藻贪劣”。李卫没有沾染官场那些腐朽阿谀之气。雍正皇帝对李卫作出了中肯的评价：“嘉许之怀，笔莫能罄……非深悉朕衷，毫不瞻顾，安肯毅然直陈。”

    自古以来就说人无完入，这个李卫当然也是不例外的，他有也缺点。比如说恃才傲物，对上司无礼，在自己的执事牌子敢写“钦用”字样，有时也接受礼物。雍正知道后很多次都告诫过他，说：“嗣后极宜谦恭持己，和平接物。川马、古董之收受，俱当检点。两面‘钦用’牌，不可以已乎。是皆小人逞志之态，何须乃尔。其克慎毋忽。”而且非常严肃地警告他说：“书云习与性成，若不痛自刻责，未易改除。将来必以此受累，后悔何及。”但是这一点点小插曲丝毫没有影响到雍正皇帝对李卫的信任。面对参李卫的奏折，雍正批道：

    李卫之粗率狂纵，人所共知者，何必介意。朕取其操守廉洁，勇敢任事，以挽回瞻顾因循，视国政如膜外之风耳。

    由此可见，雍正皇帝对自己要用的人看得是何等真切。

    李卫一生的操守是廉洁的，他敢做事情，不缩手缩脚。一直到乾隆皇帝登基之后，李卫还监管直隶河道总督。一直到乾隆三年因病去世，谥号敏达！他的幕客为他写了《钦遵圣谕条例事宜》（与田文镜之作合为《钦颁州县事宜》），在浙江当官的时候他主持撰修了《浙江通志》、《畿辅通志》。他的一部分奏折被收录在《朱批谕旨》里面。

    就是这样一个李卫，一直深得雍正器重。

    十一、秘密立储

    清朝皇帝的继承人问题，康熙以前没有制度化。清太祖努尔哈赤死后，因为皇位继承而演出大妃生殉的悲剧，害得多尔衮从小失去母亲；清太宗皇太极死后，尚未入殓，几乎演出兵戎相见的惨剧；清世祖顺治死后，仓促让一位八岁的孩童继位，大清出现一位英明的君主康熙皇帝实在是意外的幸运；而清圣祖康熙死前储位未定，演出了雍正兄弟骨肉相残的闹剧。大清皇朝，是家天下，用什么办法在家族内确立接班人，是清朝建立一百多年所没有解决的问题。用嫡长制？虽可以避免兄弟之争，但不能保证选优。明亡教训，已有前车之鉴。用太子制？康熙帝失败的教训，雍正已经亲历切肤之痛。立储，到底该怎么办？

    有鉴于前人的悲剧，雍正在登基后不久，便在乾清宫召集各王公大臣，一起来商议立储的新法子，以避免骨肉相残的悲剧再次发生。雍正对众大臣叹道：“想当年父皇在的时候，太子立了又废，废了又立，弄得弟兄们心神不宁，人人觊觎大位。朕想立储乃是关系到朝廷长治久安的大事，终归要有个解决办法，你们且说说，有什么好的建议？”

    大臣们当然不敢对如此重大的事情随意发表意见，最后雍正还是自己说了：“朕以为，皇太子立了之后问题很多，但不立又不行。朕现在想了一个变通的法子，那就是，把继位的皇太子名字写入密封，藏在匣内，然后匣子放在乾清宫正中、世祖皇帝御书的‘正大光明’匾额下面。这里是宫中最高之处，以备不虞。这样的话，大家也就知道建储已设，人心安定。就算以后情况有变，到时也可以再拿下来重新修改。”

    各大臣纷纷说好，随后，雍正便将一份自己亲手写好的继位书放进匣中，又命侍卫当众将锦匣封好，放在匾额的后面。另外，还有一份同样内容的继位书则由雍正自己随身携带，在死后才能打开。这两份继位书必须内容相同，方可确定最后的皇位继承人。

    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秘密建储。从此以后，“正大光明”这块匾便也充满了神秘的色彩，匾下的那个锦匣子更是让皇子们日思夜想，魂牵梦绕，因为大家虽然知道皇太子已经确定，但彼此之间并不知道谁有这份幸运。更重要的是，立储之后还是可以更换人选的，这就加剧了彼此间的长期竞争，各皇子必须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约束自己，方有机会成为皇位最有力的竞争者。

    雍正实施的这个秘密建储，其实也未必是他首创。早在唐朝的时候，波斯人就实行过这样的制度。据《旧唐书·波斯传》里说，波斯国王继位以后，便“密选子材堪承统者，书其姓名，封而藏之，王死后，大臣与王之群子共发封而视之，本所书名者为主焉”。

    从实践上来看，雍正实施的秘密立储，在后面几代皇帝的继承问题上确实发挥了作用，没有出现像清初那样皇子间结党营私、争夺皇位的现象，选中的继承人也都表现不错，至少，从雍正后来挑选乾隆作为继承人来说，是非常成功的。

    秘密建储最大的进步是，它给皇帝挑选好的皇位继承人留下了很大的灵活性，如果选定的太子表现异常的话，可以随时进行更换，而皇子们并不知晓，不会影响到父子兄弟感情或者出现骨肉相残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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