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女儿金筐子和小女儿金兜兜跪在他的背后,给他轻轻捶背。三女儿金扣扣横躺着,面朝里,在睡觉。大女儿金布袋烧火,火光映得她的小脸红通通的。他女人潘小敬,蹲在一只粗矮的树墩上,用脚和面。
他扭头看看潘小敬,想说什么,没说。他就又看看。现在他注意到了潘小敬的样子。
美丽的潘小敬像一条鱼。她用自己的鱼尾巴在那块白面团上扑打。金布袋长到六七岁,就能够替她娘和面了。但金富贵说,用手和面永远也没有用脚和面贴出的饼子劲道。金富贵不允许金布袋碰一下面盆。
现在金富贵看到,一条鱼在一块柔软而潮湿的面团上扑打。这真是一种奇异的景象。他再看看,连他的女儿们也都是一条条美人鱼了。她们全都湿漉漉的,滑溜溜的,他抓也抓不住。他在空中做了一个抓东西的动作。
潘小敬看他一眼,他好像觉得不好意思了。他就说:
“都来,听我拉个呱。”
大女儿金布袋烧火,二女儿金筐子和小女儿金兜兜给他捶背,三女儿金扣扣打起了呼噜。
潘小敬揉面揉得更起劲了。
他说:“饼子做了一烘篮,足够吃了。你还做,好像你这一走就再也不回来了。我说,潘小敬,你不如给我破些竹批子。”
潘小敬往上挺了一下身子,好像鱼儿跃到水面上,透了口气。
他说:“我拉的这个呱很简单,也就是,我走在大街上打了一条狗,你说这条狗怎么样?这狗名叫李西元。故事里的人物都得有名字,一根棍子也得有名字。我棍子就叫吴发财,很粗。我用吴发财打了李西元,李西元没有咬我。我又用吴发财打了他一下,他还没有咬我。我想再打他一下,会是什么结果?”
潘小敬忽然愤愤地说:“你等着吧,狗不咬掉你的下水,算你走运!”
金富贵讪讪地说:“人家不就拉了呱么?你当真了。又不是我打的,是棍子吴发财。你有俩耳朵,可到底听清楚了没有?”
潘小敬说:“你明说吧,什么时候走?”
金富贵笑着说:“你们娘儿几个明日可以先走,停个两三天我去追赶你们。”
潘小敬说:“人都走光光了,看李西元咬你,可有个帮着赶的!”
金富贵说:“不是还有吴发财么?话说回来,我不过是拉了个呱。我有几个胆子,还打李西元!况且村里将会没有李西元了。我可以顺手摸上几只鸡。”
鱼的大尾巴把面团打得呱哒呱哒响。
“村长”
我叫李保宁。
在飞机场干了不到一个月,我李保宁就有了莫名的担忧。
都是因为高全生。高全生把我造飞机的事说了出去。他说我造的飞机有封建昌的木板房那么大,能乘坐上百人。一飞能飞电线杆子那么高。我造飞机的事情都上了报纸。别人问我是不是真的。我说,没影儿的事。别人信了。高全生还说,就因为我会造飞机,还差点当上村长。封建昌听到了,问我此事,我承认了。封建昌向我透露了自己的底细,原来他在做包工头之前,在村子里,也跟人竞争过村长,人家有后台,兄弟们多,财大气粗,还是退伍兵,他就没竞争上。这才跑出来,操心巴力地混口饭吃。当时他就说:“这样好啊,你会造飞机,将来飞机场建成了,你就可以继续留在这里。”从他的态度上看,我觉得他有些像李保树。我的外号“村长”,就是封建昌给起的。我第一次听到时,心想,完了,我会失去自己的名字。他以后总叫我“村长”,搞得那起子民工也叫,顶多就是像莫兆为那样,叫我“李村长”。
封建昌对我会造飞机半信半疑,其他人更不会相信。他们宁愿相信莫兆为“宽的带子”,也不相信我的飞机。我都把飞机在山坡上摆出来了,却没人说那是飞机。封建昌、小超他们也都对我的举动视而不见。民工们还偷偷跟我开玩笑:“村长,你开飞机跑的时候,可别忘了把我捎上啊。”还有的很恶毒,说:“村长,开飞机你得认准方向,可别开到了温都尔汗。”
他们不知道我心里的难受,怪不得那天吴北说了句:“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当时我以为吴北烤不上火,在说气话。我不愿意被人叫做“村长”。叫来叫去,会把我叫没了。“李保宁”是爹娘给起的名号。想起自己叫“李保宁”,就想我爹李先法,想起我娘。小时候曾听我娘说,“保宁保宁,保咱全家安宁。”“村长”跟我有什么亲密关系呢?而且也只能勾起我一些不愉快的回忆。
我坚决认为,丢了名字,就是丢了自己这个人。
每天醒来,我都会默默把自己叫上三遍:
“李保宁,李保宁,李保宁。”
高全生在民工中变得非常讨厌,但我没有不理他。只有他依旧张口闭口地“李保宁”。他念念不忘跟我谈论赵红庆,我忍了。隔上几天,睡觉前我就让他叫我名字。我们面对面,相互叫:
“李保宁!”
“高全生!”
“李保宁!”
“高全生!”
…………
有人疑心。问我们:“你俩搞什么?”
高全生会告诉他们:“你们也搞啊!”
夜里什么动静都能听到,磨牙的,赌咒的,哭的,叫的,笑的,唱的,哼哼的。
白天也是这样。干着干着活,吃着吃着饭,说哭就哭了。有一回莫兆为哭得像头老牛。也有人哭得像只绵羊,像戏台上的小旦。
也笑。没来由就笑了。
也唱,河北的老刘头唱得最好。老刘头并不老,看上去老,脸像老桑树皮。唱《丈夫唯在我心中》,最拿手。大家都鼓动他唱这个:
天津城西杨柳青,
有个美女叫秀英,
专学丹青绘书画,
屈指已度十九冬……
我不唱。我也不哭。只有在想娘的时候,我才想哭。
不知道到了哪一月,我猜想,天冷了那么长时间,该过年了吧。工程队改善生活,炖了满满一锅肥猪肉,封建昌还弄来两大塑料桶高粱酒。封建昌还跟大家一块吃饭。场面很活跃,这个人讲段笑话,那个人吼两嗓子。我也有些想唱了,就等着高全生说:
“李保宁也会!”
封建昌突然从座位上站起,自告奋勇。全场的人都惊异地看着他,只见他昂着头,身子直挺挺的,眼睛盯着半空,嘴大大地张开,但张几下,合上了。张几下,又合上了。
真是没想到,封建昌号啕大哭起来,哭声粗粗的,好像打雷,也像狼叫,震动了整个山野。他哭得很厉害,吓得我们一声不敢吭,任他哭。
结果他没唱就离了席。
第二天,更冷。我们都不愿出去,在地上拢了堆火。
封建昌来了,骂骂咧咧:“天冷就不干活了么?”
我们都打心眼里怕他,乖乖走出去。
“村长,你扭给谁看!”他还想跟我找茬。
我就摔倒了。我再也站不起来了。我旁边的人扶我站起来,我就又一次重重摔倒。而且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民工们都慌了。
最慌的是高全生。
高全生抱着我,一声声地喊:
“李保宁!李保宁!李保宁!想想赵红庆,想想赵红庆……”
我看见封建昌也慌了,但他强作镇定。他对别人说:“都干活去,关你们什么事?”语气很软。别人不动,他也没管。他扭头走开了,但他又走回来,就叫人把我往山下背。他马上联系了大工头邱志国。
在那家小医院里,我死了。
我才死,就没名字了。邱志国、封建昌他们愁坏了。他们说:
“都说说,拿死人怎么办?”
我李保宁死在小医院的病床上。神不知,鬼不觉,他们把我从窗子里偷偷弄出去。
我和他们一起都挤上邱志国的吉普车。邱志国不住埋怨封建昌:“怎么出这样的事儿呢?”封建昌垂头丧气。
高全生也傻了似的,一个劲儿地说:“死人怎么办?”
邱志国和封建昌下去了。他们商量了一下,就走上来。封建昌对高全生说:
“人死不能复生。你们是一块儿来的,这个尸体你负责弄回去。我出钱,你出力。”
封建昌当时结算了一下我的工钱,邱志国给垫上了,还另加给我一千块,说是额外补助。那种情景,好像我还能花那一千块似的。封建昌要指派一个人帮助高全生,老刘头和张汉奸就争起来,都说:“我去!我去!”好像这是一桩很好的差使。封建昌略微犹豫了一下,所做决定出人意料。
他慢慢说:“既然都想去,就都去吧。”
然后,他和邱志国就把我转移到路边一个空闲的破房子里,开车去拿我和高全生的行李了。
高全生看着我,摇头叹息:
“唉,死人哪。”
回家啦,死人
李先法是我爹。我就是那个叫李保宁的死人。我的灵魂就像站在了莫兆为所说的那种“宽的带子”上,一忽儿就到家了。我也是才发现这天是正月十六。在别的村长,这一日“走百病”。女人们走出家门,走桥渡危,登城祛病,摸钉求子。在我们村子,不少女人走出去就不回来了。男人们也跟着走。我知道今年又有“避七”的说法,今天又有人看到了那个巨大的黑东西。
可是高全生什么也不知道。他就想着怎么把我这个死人弄回去,我也没法阻止他。他再也叫不出我的名字了。一说起我,就“死人死人”。唉,他的心里原本就只有赵红庆。
封建昌不光把我和高全生的行李拿来了,还把老刘头和张汉奸的行李也拿了来。封建昌没说他俩工钱的事,他俩也不问。封建昌让老刘头在我身上喷了高粱酒,然后把我从那小破屋里挪出来。他到沙河镇里去了不大一会儿,就叫来了一辆三轮摩托。
他们用被子把我包得严严实实,就像是个襁褓里的孩子。他们对开摩托的说:
“他狗日的见酒不要命!”
我被塞进了三轮摩托,封建昌还对高全生叮嘱:“路上小心。到了延谷,就坐汽车去保定。”封建昌还隔着被子跟我说,“村长,那咱就别啦。”他口气非常轻松。我听见张汉奸扑哧笑了一声。那个开摩托的很懂行市似的说:
“村长没有不能喝酒的。”
三轮摩托沿着坎坷不平的山路向延谷县城开去了。这里真是荒凉,跟飞机场差不多。从摩托车上已经看不到封建昌了。周围连绵的山峦,都像被大火烧过一样,寸草不生。忽然,从又矮又秃的山峦后面,传出了一个直通通的沙哑嗓子。我和高全生他们都能听得出是封建昌的声音:
太阳一出那个照西墙,
东墙底下那个有荫凉,
仨人睡觉那个六根腿,
炕下脱鞋那个整六双!
吼声三四句,却像过了很长时间才消失。声音终于没了,天还是那个天,地还是那个地。天地之间,空空的。
高全生、老刘头、张汉奸都不说话。我也不说话。左边是高全生,右边是老刘头。他俩负责把我扶正。张汉奸照看我们的行李。我们挤在一起,随着三轮摩托的剧烈颠动东倒西歪。
三轮摩托驶上一道斜坡,我的身子几乎压在了老刘头的身上。老刘头使劲推了我一下,高声叫停。他说自己内急,忙忙地在衣服里摸纸,又把手伸进行李,摸半天也没摸出什么来。开摩托的催他,他就把行李搬下去。但他一到地上,背起行李就跑了。
三轮摩托又往前开,不过开了一里多路,张汉奸也有情况了。摩托车没停稳,他就背着行李跳下去。他跑得比老刘头还要快,一眨眼就跑到了田野深处。
开摩托的嘀咕:“你们这几个人,怎么像闹鬼?”
远远看到延谷县城了,开摩托的突然放慢了速度。他回头望着我和高全生,他说:
“我心里怎么冷森森的?”
他的牙巴骨“得得”一响。他说:
“我怎么光哆嗦?啊呀,我又打了个大哆嗦!”
他又回望我们。他说:“我说两位大哥,怎么不说话?”他对高全生说,“你怎么不说话?”
他刹了车。他说:“我不能再往前开了。我觉得哪里很不对劲,闹鬼似的。”他头上冒出了一层虚汗。他随便用大手套擦擦额头,就下了车,对高全生说,“大哥,我只能送到这儿了。我可能会碰到交警。”
高全生听明白了他的话,却还在摩托上呆呆地坐着。开摩托的倒没催他,站在车前等他下来。
高全生慢慢爬下摩托。他像一点力气也没有。改换了七八种姿势,才把我从三轮摩托上背下来。开摩托的也没想到帮他。
高全生又把两份行李挂在臂弯里,然后把我往上颠了颠。他看一眼开摩托的,就要走开。
开摩托的拿出十块钱,说:“我没把你们送到汽车站,就退你十块钱吧。我真是怕碰上交警。”
高全生腾不出手来接钱,他就走过去塞到高全生外面的衣兜里。
高全生一声不响往前走,开摩托的又在背后叫他:“你最好不要去汽车站,在站前路口上车起码能让你俩便宜十七八块钱。”
高全生只顾背着我往前走,不言声。我听见开摩托的又说:
“我说,大哥,村长也快醒了吧。”
走了二十来步,高全生把头扭到自己肩膀上,轻飘飘对我说:
“回家啦,死人。”
陡然听到他的话,就像他已沉默了两三年似的。
一阵冷风扑过来,卷了一团灰白干燥的沙土。他趔趄一下,又站稳了。
在我们面前,行人寥寥,道路倒是很宽。
亲兄弟
“苟四走了。”金富贵告诉他。
他走到宽宽的村街上,没有看见人。他在村子里走来走去,期望碰到一条狗似的。但没有狗使他受惊,也没有狗被他吓跑。他生着气,又不知生谁的气。孟白兰也没有惹着他。孟白兰像去年一样,说自己要到孟玉楼娘家看看娘。不急不忙的,还有意对他说,小松在一中不定缺什么呢。李小松是他们的儿子,正上高三,课紧,正月初五就开学了。孟白兰走娘家,只挎了个篮子,走街上也不急不忙,像去棉花地似的,过半天就回转似的。
家里像此刻的村委会一样宽阔了。他那心境则像年轻时孟白兰不在身边一样,在家里站不是,坐不是,左不是,右不是。他就听到有人叫他:“李保树!”他受了一惊,回头看见金富贵像只老鼠,从院子里走过来。
金富贵缩头缩脑的,到他家里来就是为告诉他苟四走了。
李保树不是没想过也离开村子。他说自己去一中看望儿子,名正言顺。到一中就随意了,能住下就住下,不能住下就去别村找村长。他已经结交了不少村长了。年才过不久,走亲串友,情理之中。可他又觉得不能丢下村子。丢下村子就等同于糟践了自己。如果他能够一去不回,倒也罢了。他还得回来,就像把自己的帽子扔地上千人踩万人踏,却又捡回来戴在了头上。
可是他留下来呢?更不用说了。他经受过一次了。村子里只有他村长一个人,那个村长的两只眼睛里就长了两撮又黑又粗、又硬又长的猪毛。那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滑稽了。
李保树闷头走,不小心撞在了一棵小树上。
他看清了树,就在树上踢了一脚。他觉得自己有些不大爱树了。
竟发现来到了金富贵院门外。他略想想,走进去了,嘴里叫着:“金富贵,扎风筝哪!”
他让自己神态郑重。金富贵的无臂女人潘小敬,其实是个美人儿。他的女儿金布袋,已经有些潘小敬的样子了。
金富贵独自坐在屋角的黑影里,无声地对他笑。
“她娘儿们呢?”李保树淡淡地问。
“走了。”金富贵说。
“噢。”李保树还是淡淡的。
“你来迟了,村长。”金富贵扭了一下身子。“你要早来一步,就有可能把潘小敬留下来。”
李保树浑然不知地坐在了门槛上。他看着金富贵脚边扎风筝的材料,仿佛不知那是什么。
“你是村长,潘小敬会听你的。”金富贵说,“潘小敬不怎么听我的。她和几个闺女都在暗地里反抗着我这个一家之主。”金富贵粲然一笑。“我还是一家之主不是?”
“走就走呗。”李保树说。
“谣言害死人。”他又说。
“你过来坐吧,”金富贵说,“你是村长,怎么坐门槛?我家也没有好凳子。”金富贵看看潘小敬常坐的那个树墩。
李保树似乎受到了提醒,就说:“我不坐了。我回去。”
“怎么说回去就回去了?”
李保树慢腾腾从门槛上站起,动作竟像老人。
“回了,回了。”他说,语气里透着深深的无奈。可是,他又扭了头,对金富贵说,“金富贵,去我家喝酒。”不过一刹间,他的神情就恢复了常态。他说:“你别不当真,我请你去我家。”
金富贵对他看了一阵,打消了疑虑。他还催他:
“空着手吧。我家有好酒。”
对此,金富贵没有什么好怀疑的。他走出门来。
李保树在前,最初好像不愿跟金富贵走在一起似的,后来就走在一起了。他们一同来到他家。
过年剩了很多好吃的,李保树都拿出来。李保树还亲自下厨,做了自己拿手的红烧带鱼。
两人喝了很多酒。天黑了,还在喝。
金富贵搞不清自己有多大酒量,李保树不停地喝,他也不停地喝。到后来就觉得手脚不能动弹了。他要回去,李保树不肯。李保树把他推到了床上,说:“你就睡我家里!”他眼睁睁从门里看着外间李小松的床,可怎么也动弹不了。其实他很不想睡李保树和孟白兰的床。他不是很不懂事的人。可他就是不能动弹。
李保树也躺下了。李保树一躺下就打起了呼噜。金富贵躺在他的旁边,也就是孟白兰的位置。金富贵不由得心想,李保树,你是个好村长。他说出口来:
“我要跟你一起留在村子里。”
他想,不知李保树有没有听到他的话。他觉得他和李保树就像亲兄弟。
儿子
高全生还是比较有运气的,刚到汽车站前的路口,就有一辆开往保定的汽车路过。车上满满当当的,看见了我和高全生,仍然停了下来。
高全生抬头问一声“是上保定的不?”,车上卖票的探出头,连说“快上快上”。高全生忙从半开的车门往车上挤,惹得乘客连叫带骂。卖票的想拉他一把,却拉住了我的手。卖票的说:
“都不容易,看看,人爪子都冻凉了。”
卖票的要乘客给高全生和我腾个空,乘客都说:“这不是说废话吗!你看能动得了吗?”
这样,我和高全生就挤在了乘客之间,腰都不能弯,我的重量就不是高全生一个人来承担了。高全生只是防备我出现意外就可以了,我们周围有道坚固的人墙。偶尔听到抱怨,说:“你兄弟怎么喝成这样儿?肯定一口饭没吃,身上才这么冷飕飕的。”高全生也不答话。有一回车子猛一晃,我就整个儿倒在别人身上。那人看样子果真不耐烦了,使劲地在我身上一推,好像打了我一拳。
后来有了下车的,车上就渐渐不怎么挤了。高全生坐在行李上,把我抱在怀里。车上的气氛轻松了一些,有人就关心地问高全生:
“他到底怎么了?”
高全生回答:“喝多了呗。”
人家提议:“最好把他的头弄出来,别憋坏了。”
高全生说:“他憋不坏。”口气像开玩笑。
“他是你什么人?”
高全生支吾一阵,才说:“是我连襟。我们娶了赵红庆姐妹俩。”
“真的?”
“怎么不是真的?不然我也不会管他。”高全生煞有介事地说。没人再表示怀疑。
“你连襟的手够白的。”一左一右两个人说着,就看高全生粗糙的黑脸。
高全生慌忙把我露出来的手又塞到了被子里。高全生笑笑说:“老丈母娘不喜见我,就喜见这死人。”
“他醉了你就骂他,叫他听到准不饶你。”
高全生搌搌额头,发现我的手又从被子下面耷拉出来。
车窗外好像蓦地飞来一大团灰黄色的花朵,纷纷撒落到车厢里。高全生头一沉,压在了我的头上。他累了,其他的人也可能坐车累了。他打起了呼噜,有两三个人也随着打起呼噜来。
在保定上火车倒也很顺利,却不料是一趟慢车,而且只到济南。当时高全生见人往检票口涌,又听人说是南去的火车,也就跟着往前挤。
最初车上同样没有座位。高全生背着我在车厢里挤了半天,也找不到能够安放我的位置。这时候他看见了封建昌,连我也认为看到了封建昌。他看一眼封建昌,没敢认,就又看一眼。他引起了封建昌的注意,等封建昌一看他,他就讪讪一笑。他认了出来,这不是封建昌。可能就因为这一笑,博得了那人的好感。那人原本躺在座位上,刚上车的乘客问他还有没有别人,他就总是没好气地说同伴去买东西了。看他凶巴巴的,没有敢问第二句的。高全生一笑,却让他动了心。他慢慢把搁在座位上的腿拿下来,示意高全生坐下。我坐不稳,一次次地朝他身上倒去。
封建昌很不高兴,说:“这是个死人吗?”
高全生一听,慌了,不知道该说什么。他却主动站起来,让我和高全生坐在靠窗的位置上。高全生不会道谢,只会说:“好人哪,好人哪。”
封建昌露出一点笑容说:“我看你才是个好人。”又说,“背着个死人坐火车,也真难为你。叫我早给他扔了。”
高全生要辩解我李保宁不是死人,封建昌不听,说:“到了济南有难处了,就找我洪涛。我在山东大学工作。”原来他是山东大学的校工。说完他就闭上眼睛睡觉。
高全生说:“他是我连襟,他喝多了。”
高全生故意抽了一下鼻子,嗅我身上的酒气。
周围的人哄笑起来,就像高全生说了很有意思的笑话。
这时候查票的来了,要高全生补票。高全生正往外拿钱,查票的指着我问:
“醒醒,醒醒,你的票呢?”
高全生这才想起来得买两个人的票,就忙说:
“我们一块儿的。”
查票的说:“他怎么睡得这么死?”
周围的人代替高全生回答:“这家伙喝多了。”又笑起来,很好笑似的。
查票的给我和高全生补了票,但并不马上走开。他们对我很感兴趣。
他们说:“喝多了也不能这样啊。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说着就伸手拉开蒙在我头上的被子。
高全生傻了眼,嘴巴大张着。
查票的说:“这脸色也不对啊。这是死人的脸色。”
周围的人又笑了。“哈哈哈,这是死人嘛!”
查票的好像很得意,继续对我的脸色发表议论:
“你说这青不青,黄不黄,白不白,紫不紫的,算怎么回事?”
周围的人也都探着头往我脸上瞅,都说:
“是啊,是啊,就是个死人。”
封建昌眼睛睁了一道缝,说:
“死人怎么着了?不是也买了票吗?”
火车长长地鸣响了一声汽笛,在空旷的夜色里,有种说不出的孤凄。
查票的打了个哈欠。车厢里的灯光让人昏昏欲睡。查票的走开了,还回头对高全生叮嘱一句:
“六号车厢有卖感冒药的。”
高全生默默地用被子蒙住我的头。
大约高全生在傍晚睡过觉了,他不觉得困。车厢里大部分的人都随着火车机械的颠动声入睡了,连一伙聚在一起打扑克牌的旅客也停止了嚣叫。高全生只是怔怔地坐着。后来,他悄悄把手伸进被子,握住了我冰凉的手。对面一个从梦中醒来的人对他看一眼,他就把手拿出来。他还是不觉得困。他想着心事,抹起眼泪来。
对面的人又入睡了。
就这样,我和高全生到了济南。高全生背着我在夜半的街头行走。已经没有行人了。高全生就说:“死人,你怎么这么沉?”他在寻找一个隐蔽的地方,以度过寒冷的残夜。我说过了,高全生还是比较有运气的。他找到了一个黑乎乎的桥洞。
桥洞不深,夜风好像没有看到这个地方,呼一声就从洞口吹过去了。高全生把我放在地上。
高全生又说:“死人,你怎么这么沉?可不管你怎么沉,我也要背着你回家。”
高全生呜咽了。高全生呜呜咽咽地说:
“谁让你是我儿子呢?”
高全生把我紧紧抱在怀里。
“我唯一的儿子死了,”高全生痛苦地说,“我怎么向赵红庆交代呢?”
他摸摸我的脸。
“你不知道吧,我捏过赵红庆的奶子。赵红庆也捏过我的蛋子子。就是这么回事。我已经不用瞒你了,儿子。”
他显然又得意了起来。
死人的阳光
我叫李保宁。李先法是我爹。
那天济南的天气很好,我还有幸乘坐了一回无轨电车。
高全生认识了一个自称老韩的精神病。老韩也来桥洞避寒,就让高全生给碰上了。
老韩有时糊涂有时明白。他得知我李保宁是在外地打工时死的,就要帮助高全生。他说我们要安全上车,必须转移到济南西站。
在老韩的帮助下,我们乘上了无轨电车。几乎没有任何意外。
车上人少,一人一座。前面两个男青年在唱流行歌曲《老鼠爱大米》,后面一对老夫妇在唱革命歌曲《翻身道情》。老韩突然犯病了,就唱《红高粱》。司机停下车,让他下去。他坚持不下,司机也没办法。乘客们都不唱了。老年人和年轻人相视一笑,已经讲和。老韩梗着脖子,不前不后地说:
“总有一天,老韩我会告诉你们真相!”
转乘至济南西站的公共汽车时,高全生背着我很吃力。如果不是老韩在后面托着我的屁股,高全生就上不去了。老韩发现我的腿耷拉在地上,就弯腰抓住我的两个脚脖子抬起来。这辆车上的人大多是去赶火车的,没工夫管别人的闲事。尽管当时很容易发现我是个死人,也没引起别人注意。
到了火车站,高全生看出麻烦了。被子再也包不住我李保宁的身体,就像我在这一天多的时间里又长长了不少。
眼前来来往往的,都是要乘车的人,也都背着或拎着大包小包。高全生发起愁来,老韩眼前却一亮。他想了个办法,要用那种宽大的尼龙编制袋把我李保宁包装成一件物品的模样,然后当物品带上车,既安全,又省钱。高全生也同意。他俩随便在车站旁的小商店里买了几只编制袋,走了好远才找到一个僻静的角落。
高全生看看左右没人,就从我身上扯掉被子,给我包扎。
老韩突然说:“朋友,老韩我以后再也不会见到你了,你等着,老韩我请你吃顿盒饭。”
老韩离开不久就出事了。两个巡警发现了高全生,就走过来查问。高全生见警察就慌。人家问他在包什么,他就实说在包一个人。
“为什么包人?”
“……”高全生一时说不明白。
“是……是活的,还是……死的?”
“是个死人。”高全生说着,就瘫软在了地上。
老韩买盒饭回来,看见两个巡警正要把高全生带走,就忙冲过来。但他停下了。他看见地上有张报纸,也就是那份《家庭生活报》。高全生在包扎我的时候给弄了出来。
老韩对那报纸瞅了半天,就跑到高全生跟前,猛地把头一低,说:
“你看到了什么?”
连巡警都朝他的脑袋看。高全生疑疑思思地说:
“一个……一个大疤瘌。”
老韩抬起头说:“这是叫人给打的。”
已不少人围过来。他们惊奇,恐惧。刹那间,好像有上万人围了过来。
老韩的脸上,却陡然充满自豪的神情。他接着说:“老韩我曾经是一名记者。”他把那张报纸高高扬起。他说:“兄弟,你大胆地跟他们走。老韩我要给报社打电话!”
阳光明亮地照在报纸上,照着一架活像老鹰的飞机,和机翼下一个叫李保宁的农民……李保宁睁大着眼睛。我李保宁看到了,就在我眼里,哦,那是我的阳光。
那是死人的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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