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谍报-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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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开权,是我以前报社的同事,喜交谊,爱喝酒,好吹牛,友朋谥以牛(刘)皮绰号而闻名新闻、文化界。关于他的段子,虽比不上拍案惊奇那样传奇,也算得上坊间笑料。比如,他到市里采访一个重要会议,回来后,必大吹:“今天和某某市长喝酒,他对我某日见报的稿子大加赞赏。”再比如,他交上一篇采访稿,一时又怕编辑不上版,会大言不惭地说:“这篇稿子,是市委宣传部某部长亲自安排的,稿子这样写,也是某部长亲自指示的。”

    刘开权还写诗、写杂文、写小说、写散文,报纸的各个版上,都会见到他的文章。一时间,他成为横跨新闻、文艺界的名人。名人怎么会朋友少呢?在我的印象里,他的朋友不是一般的多,而是多得连自己都不认识,恨不得全世界的人都是他的朋友。无论是在酒桌上,在会议中,还是在采访中,见过的,没过见,听说的,没听说的,都是他朋友。

    有一次,我应邀参加一个文艺界活动,得知他也要参加。因为曾经是同事,又因为我怕他到时语言不慎引起笑话,认识不认识的,都往身上拉,便郑重告诫他一些常识,比如朋友、熟人、同事、同学、邻里等等不同的词汇,是有不同解释的,生活中也是有轻重、远近之分的,比如曹聚仁的观点……

    我话还没说完,他立即打断:“啊?你说老曹啊,老朋友了,他的观点,他的观点和我交流过……他怎么说?”

    我哭笑不得,只能告诉他:“曹聚仁是现代文学大家,久居香港,病逝于1972年……”

    “噢,知道,你说那个老曹啊,哈哈哈,怎么不早说?你看,你这家伙,没把我当朋友啊。”

    我为了进一步说明我的观点,说:“我们不是朋友,我们曾经是同事。”

    “就同事啊,还曾经?我们都不是朋友,那你有朋友吗?”

    我说:“有啊。”

    “那,你说,我不算你朋友?”

    我说:“同事归同事,和朋友是两码事。”

    “乖乖,你这小子……那,你有多少朋友?”

    我说:“熟人,文友,同事,不一样的,朋友嘛,至多也就三个半吧。”

    “太少太少,我的朋友,到处都是啊,可以说遍布全市的所有领域。”刘开权得意中透出优越感,但也没忘记我要说的话,“你说的那个曹……他怎么说?”

    我告诉他,曹氏对他同时代的作家都很熟的,但有一次别人提到巴金、周扬、黄源、胡风等人,曹氏很有原则地说,黄源兄和我最相熟,巴金也时常见面,却没有很深的交谊,至于胡风的印象,就很淡了……

    刘开权再一次打断我的话:“老曹这个人啊,就是缺少朋友……啊?你说哪个老曹?”

    我无言以对了。

    那天聚会,人到得差不多了,只等一个政界闻人——前政协柳主席。

    刘开权一听,老毛病又发了,很自信地说:“柳主席啊,他一会就来,刚在路上碰到我的,他老人家对我真客气,执手相谈甚欢啊。”

    相熟的人只能相视一笑。

    小说家李建军故意逗他道:“刘老师你才来呀,刚才《星星》诗刊的美女编辑胡老师来找你——她是昨天来的,等会要赶飞机,急着要见你一面。”

    刘开权得意道:“胡编啊,我知道她来的,也是老朋友了。她这时候找我,肯定是关于稿子的。她在哪个包间?我得去回访一下。”

    李建军随口说个包间号。

    刘开权出去的当儿,政协柳主席到了。

    大家落座后,准备开席。李建军说要等等刘开权,看他回来如何吹牛,如何自圆其说。因为根本就没有胡编这个人,完全是李建军子虚乌有虚构的。

    柳主席问:“谁是刘开权?”

    大家听了,更是哈哈大笑了。有人调侃道:“他刚才还和你执手相谈甚欢的。”

    “没有没有。”柳主席认真地说,“我不认识这个人。”

    大家听了,更是大笑一通。刘开权就是在笑声中,进屋了。李建军问他,找到《星星》的胡编啦?

    刘开权说:“谈点小事,哈,就是我的一组诗要发,胡编让我改改。”

    大家听了刘开权的话,都没有话了。

    刘开权是我八年前在报社的同事。现在他还在报社当记者。关于他的段子,如上述一样,多如牛毛。但很少有新意,大家都懒得讲了。

    立此存照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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