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正在劈材，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把那个木桩劈开，额头上渗出密密的汗珠，一辆吉普车停在了河岸边，一个短发的女人从车上下来，走到了我旁边。我狐疑地刚要开口问她是不是迷路了，女人却先开口道：“你这里还真不好找。”语气像是个老熟人。
“我们认识吗？”我放下手里的斧头，问道。“当然不认识，我是听我父亲说这深山里有个隐居人，便很好奇地跑来看看。”女人看来是老猎人的女儿，我放下了戒备的心。“到屋里来坐吧。”我发出邀请。女人走进了屋子，环顾了一下，道：“这房子是你自己盖的？”“当然不是，是在镇子里找的木匠。”我给她倒了一杯水，“谢谢，我不渴。”女人没有接杯子。
“你在这儿住多长时间了？”女人在屋子里踱着步。“我是秋天才到这里的。”我把杯子放下，“你父亲还好吧？怎么没和你一起来？”我出于礼貌地询问了一句。“挺好的，他和我妈去南方旅游了，老两口还挺浪漫的。”女人说着笑起来，眼睛很好看。“哦，这样。”我点了点头。女人接着道：“你怎么想到要隐居的？家里人呢？”
我不想回答她这个问题，我最讨厌这些打探别人隐私的人，她可能是看出了我的不悦，“我们出去转转。”女人转移了话题。
我们走出了屋子，在屋子附近转了转，她问了几个比如如何吃饭饮水之类的简单问题，又问了几个会不会觉得孤独感不感到寂寞之类的矫情问题，还给我拍了张照片留作纪念便起身告辞了，我出于礼貌还是送她到了车边，她笑着说：“有机会再见。”便发动车子离开了。
这突如其来的访客让我不痛快，我回到了屋前继续劈柴，想着今天下午自己是不是又要犯病了，然后把劈好的木头堆在灶台边，有那么高一堆。
大概过了有一个星期或者更长的时间，冬日里的风变得更加尖锐刺骨了，我在河面上取冰的时候不小心摔了一跤，屁股摔得生疼，我把那块冰装在水桶里一瘸一拐地走回屋前。我把冰放进了锅里，便看到那个女人的车子又停到了河边，后面还跟着两辆不知道是什么牌子的汽车，一群人走了下来，有人扛着摄像机有人拿着话筒。
老猎人的女儿走在最前面，我把她拉进屋子里把门反锁上，“这是要干什么？”我有些生气。“采访你啊，你现在可是大名人了。”她有些兴奋地把一张报纸递给我，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我站在屋子前的照片，然后看到新闻的标题是“深山惊现隐居者，是追求宁静还是逃避现实？”下面的内容便是这个女人对我本人及生活环境的描述，还有我们简单的对话以及笔者对这件事情的评判，还算属实，没有多余的杜撰。
“你是记者？”我生气地问道。“是啊！”女人开心地回答，“你知不知道，这期报纸一发行，在市里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这不，电视台都来采访了。”我透过窗户看到那一行人正在房前拍摄，拿话筒的记者对着摄像机不知在说些什么。
“你没有经过我的同意怎么可以就把我写进去，你考虑过我的感受么？”我有些气急败坏了。“这是好事啊？你这人怎么一点都不领情。”女人一副不理解的样子。
“什么狗屁好事！我住在这深山里就是不想被人打扰，你为了自己的利益就可以随便乱写么？你以为你是记者就可以为所欲为吗？”我把报纸摔在地上，愤怒地喊道。
女人是个好记者，拥有不服输不畏惧的精神，她把报纸捡起来义正词严道：“我作为一名记者，就有报道社会现象的义务和责任，你对我来说就是一个现象一则新闻，我没做错任何事情，你别在这里对我大呼小叫！”
我怒不可遏，很想上去抽她两记耳光，但是我忍住了，“请你马上离开这里，带着那群人给我滚。”我把门打开，往外推这个丑恶的女人。
“他们是自己要来的，不受我的支配，让他们走你就自己说！”女人有些狼狈，被我推了一个踉跄，跑回了自己的车里。
我一出门便被电视台的那群人包围住，记者把话筒伸到我面前，“请问你为什么选择隐居？你原来是做什么工作的？你的家在哪里？你还有其他的亲人吗……”记者噼里啪啦地问道。我把话筒往旁边一推，“请你们离开这里。”
“请问你为什么不愿意接受采访，你是有什么苦衷么？说出来，政府和社会好心人士会帮你解决。”记者不放弃，又绕道我面前。我把话筒再一次推开，往前走却被其他人拦住，扛着摄像机的人在我对面，摄像头对准我的脸，我推了一把摄像师，但那人是个胖子，身体连动都没动一下。“你们都给我滚！我不想接受采访，我不想被别人打扰！”我愤怒地想要冲出包围，但无奈他们人多势众，死死地把我围住，像是一道铜墙铁壁，我根本出不去。
“请问你为什么不想被打扰？是以前发生过什么事情么？感情问题还是其他问题？”记者像是一只鸭子一样嘎嘎嘎嘎没完没了。我再一次试着突破重围，我用力地去撞面前一个稍微矮小的那人，那人一个踉跄我趁机跑了出去，那些人便骂骂咧咧地在后面追，那个稍微矮小的人身体虽然不强壮，但奔跑速度很快，他几步便追上我，一把搂住我的腰，“抓住了，你们快点过来。”我在那人头上狠狠地打了一下，可是他还是没有松开手，我于是又被后面赶来的人包围住了，我投出求救的目光，我的目光只有一个方向，那就是坐在车里的老猎人的女儿，可是她坐在车里抽着烟，连看都没看我一眼。
“你别跑了，我们是带着任务来的，采访不到你我们也没法交代。”记者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我突然觉得身体里的那个野兽就要跑出来了，我努力地控制着自己，我朝天空大吼了一声想把它吓回去，它这时千万不能出来，要是出来我就完了，我的新闻就会更加的轰动了。但是我控制不了它，它已经挣脱出我的枷锁，随着我的一声嘶吼，我一拳打在了记者的脸上，趁他们慌乱之际再一次跑了出去。我沿着河岸拼命地奔跑，冬日里的寒风刮着我的脸颊，我感觉不到疼痛，我也感觉不到疲累，身体里除了愤怒什么也没有，这愤怒是世间最好的燃料，它加速着我的身体，燃烧着我的肌肤，我觉得浑身燥热难耐，我开始脱衣服，把自己脱得一丝不挂，我用身体拥抱了大自然，我践踏着大地，我奔向了天堂。
我沿着河岸忘乎所以地奔跑着，身后的汽车逐渐向我靠近，直到把我拦截住，几个人把我按在了地上，我的脸接触到冰冷的地面，积雪蒙住了我的眼睛，白亮亮刺眼的光芒，我的意识消失了，我嘴里应该还在咒骂，可是我却什么也不知道了。
醒来的时候还是白亮亮的光，和雪地上的一样刺眼，我的头剧烈地疼痛，我的身体也有几处刺痛的地方，我盯着白色的天花板，然后目光一点一点地下移，终于看清自己是住在医院里。我不知现在是什么时间，是当天还是另外的某一天，我只能确定这是我最长一次的昏迷，我坐起身来，摸了摸头上的纱布，又看了看身上的几处伤，这些伤肯定都是那群人为了泄愤殴打所致，我口干舌燥，拿起病床旁桌子上的水杯喝了一大口水，护士便进来了。
“我这是在哪里？”我知道自己是在医院，我只想知道自己是在哪个地方的医院。护士很不屑地回答了我的问题，这让我知道我又回到了原来的那座城市，但重点是那座城市名字后面连接的几个字，“精神病院”。
我苦笑了一下，护士走过来给我打了一阵，我问打的是什么药，为什么不输液，护士轻蔑道：“你见过打镇定剂用输液的吗？”我想要暴跳如雷或是开口大骂，但我浑身软绵绵的，我一点都聚不起力量，我也一点都不愤怒，我只是又苦笑了一下，把目光转向窗外。很明亮的阳光，有一只麻雀落在冬日干枯的树枝上，不一会儿又飞走了。
房间里有电视，电视上正在播报社会新闻，我便看到了大胡子的自己在与记者周旋，最后是自己裸体奔跑的画面，下身还打上了马赛克。
我起身去卫生间，在走廊里听到有人在歌唱有人在嘶喊，一听都是精神不正常的人所为，我还遇到了目光呆滞行动迟缓的人在走廊来来回回地行走，像是午夜里的游魂。我在卫生间方便完，洗手的时候看到了镜子里的自己，胡子不知何时已经被剃光了，头也变成了光头，我差一点都没认出来那是自己，于是，我对着镜子里的陌生人微笑着，他也还我一个苦涩的微笑。
我回到病床，一个医生走了进来，问了我一些身体的情况，我和他说让我走吧，我的病自己能控制得了，我不用住院。医生道：“精神病患者清醒的时候都会这么说，再说你的情况有些特殊，你是政府出钱让你住院的，出不出院不是我们说了算，更不是你能说了算，你还是安心养病吧。”医生说完便走了出去。
我坐在床上，想要思考一些事情，但是脑子却很混乱，我觉得很压抑，压抑到无法呼吸，我拿起杯子丢在了地上，碎了，我又拿起另一个再丢在地上，又碎了，我拿起热水壶，刚要扔在地上，一个护士便冲了进来，但是热水壶还是掉在了地上，碎了。
“快来人，254号犯病了！”女护士喊道。接着跑进来四个青年男人，他们把我按住，用铐子把我的手脚铐在床上，腰上也拦住了一条带子，我一动也动不了了，护士又给我打了一针镇定剂，我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
我是被人摇醒的，是老猎人的女儿，她冲我笑了笑，“现在感觉怎么样？”“挺好的。”我发现自己说话也变得无力起来。“我不知道你有病，你应该提前和我说的。”她有些亏欠地说道，“不过现在好了，你的片子播出后反响很大，政府出钱给你治疗，很多社会爱心人士也给你捐了钱，你就安心养病吧。”
“效率倒是挺快的。”我开玩笑道。“你昏迷了好几天，还发低烧，片子是第二天早上便播出了，这几天一直在重播，总之，一切都在朝好的方向发展，你再也不用在大山里受苦了。”女人说着站起身来，“我再给你拍张照吧！”
老猎人的女儿把医生叫来，医生帮我把手铐脚铐都打开，我坐起身来舒展了一下筋骨。“来，坐好。”女人轻柔地说道，随即按下了快门，“这张不好，笑一下，表现出幸福的样子。”我温顺地笑了笑，女人又按下了快门，“这张好，这张好。”女人盯着相机屏幕说道，然后便起身告辞，“我以后有空会来看你的。”她微笑着消失在我视线里，我突然想起那天刚打上来的那块冰，放在锅里不知道融化了没有。
那一年的雪下得格外频繁，整座城市都被粉饰成童话的世界，我整日都待在病房里，有时看报纸有时看电视，但更多的时候是站在窗前，看着外面飘洒下来的雪花打在玻璃上融化，或是在晴朗的日子里，阳光温吞地照在我的脸上，心如止水。
我只有在夜晚的时候常常会感到害怕，我躺在床上，听着走廊时不时传出女人空灵的笑声，“呵呵呵呵，呵呵呵呵。”有时还有一长串杂沓的脚步与撕心裂肺的号叫，我在这样的夜里根本无法入睡，就算是睡着了也是很浅很浅的睡眠，有时在半梦半醒之间，还会看到年轻时的母亲，披头散发地笑着对我说：“安安吃奶，安安吃奶。”偶尔然然也会出现，伸出小手幽怨地向我走来，“舅舅，舅舅。”
我被吓得不停地喊叫，我冲出房间在走廊里奔跑，于是就会有护士带着几个男人把我拉回房间，用手铐脚铐把我铐在床上，再打一针镇定剂。
我的头上现在已经长出了发茬，摸上去有些扎手，镇定剂让我根本思考不了太多的问题，这其实很好，思考本来就是痛苦的源头。
医院有时候也会带我们出去放风，我常常坐在假山上看着人工湖上的小木桥发呆，很多病患者在上面奔跑，人来人往，它有些不情愿地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像是一首哀伤的歌。
我有时也会想起一些生命当中的人，他们哭着笑着在我面前跑过，带走的带不走的也全都带走了，什么也没有给我留下。我抬起头仰望天空，一团灰色的云飘过来，可能又要下雪了。医生把我们聚集起来，命令我们排成一个长队，我走慢了几步，他便不开心地踢了我一脚。我拍了拍身上的灰尘，融入到队伍里，缓慢地向屋子里走去。走到门前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外面的世界，真的又下雪了，不知何时能停下来……
过了几天，医生递给我一张报纸，“你现在是我们这里的大名人了。”我看到报纸上的自己，笑得那么满足，背后是温柔的阳光，温暖得不得了。文章的标题是“隐居者的真相”，内容无非就是隐居者实则是患有精神疾病，在政府和社会人士的帮助下已经住进了医院。但后面两句明显是杜撰，“隐居者对本报记者说：我很感谢政府感谢社会，感谢帮助我的人们，让我感受到了社会大家庭的温暖。”
据说那一期的报纸销量非常好，我的照片在大街小巷翻飞，我也算是这座城市的名人了，我突然想到小时候父亲说起我名字的含义，成功，平安。我想，现在这两样我都做到了，他知道了应该会开心吧。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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