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萧乾／文洁若

    序曲

    东瀛的初夏是怡人的。窗外明丽的蔚蓝色天空上流荡着一团团白絮，我的心几乎随着它们飞回北京。一九八六年六月，为期一年的研究工作即将结束了，我翻开笔记本，打电话向日本朋友们一一告别。御茶水大学的佐藤保教授对我说：

    “啊，真巧，东京大学的丸山升教授刚好在这里，他曾问起过你。我们以为你已经回国了呢。”

    我是刚到东京后不久，就陪新加坡大学的杨松年教授去看望佐藤保教授的，在他办公室的书架上意外地发现了亚的《梦之谷》、《散文特写选》、《一本退色的相册》等书。可惜因为忙，并且知道对方也忙，就不曾打扰。

    丸山教授立即接过话筒，约好次日下午到文京区东洋大学来看我。这位温文尔雅的教授准时来到了浴满阳光的教职员会客室。我们坐在皮沙发上，边啜着值班的日本小姐端来的海带茶（据说很有益于健康），边谈话。

    我久仰这位日本卓越的汉学家的大名，但过去只晓得他是研究鲁迅的，没想到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他也开始注意亚的作品，并向研究生讲授像亚这样一个知识分子在新中国成立后所走的道路。他掌握的资料相当全，并问我为什么选择亚的《皈依》和《栗子》。（他已读过前几天才出版的《早稻田文学》第六期，我的两篇译文都是刊载在那上面的。）他说他本人最喜欢的是《雨夕》。我回答说，论艺术性，其实我更喜欢的是《蚕》和《俘虏》。

    两天后，我就登上日航班机回到祖国。

    去年十月，丸山教授应邀到北京大学讲学，携夫人到我们家来访问。《中国现代文学史》主编、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严家炎教授和《人民日报》的年轻记者李辉同志也在座。夫人讲得一口流利的英语。谈话用中、日、英三国语言进行。丸山教授把他所写的小册子《从萧乾看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送给我们。那原是发表在日本最有权威的《日本中国学会报》（第四十集，一九八八年）上的。这篇文章主要分析了亚的《拟·玛萨里克遗书》和《往事三瞥》二文，从而去探索亚四十年代末期的心路历程。我征得他的同意，请人译出，附在《萧乾创作道路》一书之后。

    丸山教授提到“文革”初期，日本的一些研究中国问题专家，由于不明真相，对那场骇人听闻的灾祸还支持过。他却逆着潮流发表了几篇文章，对浩劫给中国传统文化造成的破坏表示了忧虑。一些日本人出于对中国革命的盲目支持，反而对他围攻起来。那时他身体很坏，但他对夫人说：“不看到中国重见光明的一天，死不瞑目。”

    我听了深深感动，对他的卓识也很赞赏，并顺手把李辉刚刚签上名字送给他的那本《浪迹天涯》拿过来，翻到第三六一页，将那句英文“Ｗｅｍｕｓｔｏｕｔｌｉｖｅｔｈａｎｔｈｅｍ”最后一个字改为“ｔｈｅｍａｌｌ”，指出：“可惜这句关键的话排错了。我原来的意思是：‘一定要活得比他们所有的人都长。’因为我也不相信有着几千年古老文化的中国人，会听任自己的祖国这么被糟踏下去。”

    丸山教授称赞我同亚的结合是不平凡的。亚说：“有过我们这样经历的夫妇多得很，而且不少人比我们更不幸。苦难总算熬出了头。如今，可以说是苦尽甘来了。”

    我是一九五四年五一节前夕结缡的，仅仅过了一千多天平静的日子，接着就是二十二年痛苦的熬煎和考验。一九七九年八月，亚拿到“改正书”之后半年，送他上赴美的飞机时，我才感到这回他真正受信任了。那次的出国本身使背了三十年黑锅的他，如释重负。

    经许多朋友的关怀，我们的住房问题也终于妥善地解决了。此刻，我从明亮的玻璃窗里，隔着绿草如茵的街心公园，望着通衢大道上那川流不息的车群。我老是想，这样的日子能长久下去吗？会不会忽然又刮起十二级台风，由于某位要人心血来潮，为了争什么或报复谁，突然间又把天地变为昏黑呢？

    我的本位工作是翻译。这回，我是反串。这三四十年，有三分之二时间是在风风雨雨中度过的。虽然当了二十多年的“臭妖婆”，但我一直还是感激的。一九五七年划右派讲究成双配对。多少朋友都是夫妻二人同时成了“阶级敌人”，也即是失去公民自由。我们总算逃掉那份厄运。

    但是在“文革”中，连我这个三门干部也未能幸免。我曾在生死之间彷徨过。最后我打定主意要挺住，活下来做个见证人。现在，总算是能够平静地来回顾那段不平常的日子并写下这部一个家庭的浮沉史了。

    即便我们这一代可以安度晚年，我也希望那样的日子永远不再重返。国家的昌兴，人民的幸福，文艺科学的繁荣，无不需要有一个真正安定的环境。

    一、文字之交

    一个性格腼腆、从没见过世面、更没同异性交往过的姑娘，偶然间碰上一个走南闯北、饱经世故的江湖客。关于他，又有种种骇人的传闻。然而姑娘还是身不由己地跨上他那匹马，跟他奔驰而去。一路上蹚急流，爬危岩，多少次都险些丧命。经过漫长的煎熬，终于踏上一块绿色的平地。

    这就是我同亚结合的过程。

    一九五年大学毕业后，我考入三联书店，当上一名校对。次年调到刚成立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每天清早带上不锈钢的饭盒，穿过小胡同去上班。下班后，经常在办公室用功到晚上十点才目不斜视地回家。在东四八条一个深深的庭院里，我和寡母、姐姐过着死水般平静的日子。

    当时，这家出版社因陋就简，总共只有三排小小的二层筒子楼，坐落在隆福寺对面的一条小胡同里。同年入出版社的还有我在清华时的几个同学。开会时，我们把自己办公用的椅子搬到侧面的小平房里。平时那里设个乒乓球台子，所以这间屋子就叫做“俱乐部”。虽然走出了校门，可我过的依然是按部就班的生活，规则平稳得犹如家里那座古老的挂钟。

    一九五三年春末，我们正在两排办公楼之间的空地上做工间操，校对科的小Ｙ捅捅我的背，忍俊不禁地咬耳朵说：“你看萧乾那个怪样儿。”我一回头，瞥见一个身穿黑色旧呢中山服的中年人正在认认真真地做着弯腰动作。但由于他腹部凸出，双手指尖怎么努力也触不着地面，那副样子看上去着实滑稽。

    这是我第一遭从近处看见亚。其实，这之前，在全社性的一次会议上，社长曾一一介绍过新调到编辑部来的一批人。叫到名字后，亚就从座位上欠起身来，向大家点点头。“俱乐部”里挤得水泄不通，我晚来一步，只能坐在门口，所以并没能真正看到他的脸。

    亚调到出版社的消息，最初我还是听同一个办公室的小张说的。在清华，我们是同系同班。一天晚上我在办公室加班看稿，小张进来说：“萧乾调到咱们社来了。你看过他的《人生采访》吗？”我说我只在高中看过《梦之谷》。

    第二天，他就把一本纸张已经发黄的《人生采访》拿给我看，还特别翻出《雁落山》那段关于散水岩的描述。

    “几天来，说到瀑布，你都潜意识地有个‘布’的观念，可是轮到散水岩，这布便为一只纤细而刚硬的大手搓揉得稀碎了。你只觉得这只无名的手在一把一把往下抛银白珠屑，刚抛下时是白白一团，慢慢地如飞行伞般抖然分散，细微可辨了。半途如触着一块突出的岩石，银屑就进得更细小了些，终于变成一种洁白氤氲，忽凝集忽分散。像是预知落到地上将化为一滩水的悲惨，它摇曳了孔雀舞裳，飘空游荡，脚步很轻盈，然而为了惊慌踌躇，又很细碎；愈游愈散，愈下落，终于还是坠入下面那青潭。”

    念到这里他说，他在西南联大附中时，就受到这本书的影响。

    我也是读高中时看《梦之谷》的。那对十八岁的少年少女初恋的故事虽曾深深打动了我，但恋爱却与我的生活无缘。大学期间，我是个下了课就进图书馆的书呆子，而且一进去就坐到闭馆为止。我选了好几门高一班的课程，所以时间老是不够用。在昏暗的校园里，每遇到树林中喁喁私语的情侣，我便想：“我可没有那份儿工夫。”

    我们这几个外语系毕业的校对员，一开始就不满足于仅仅改正排字工人排错的地方。记得经手从英文转译的《阿·托尔斯泰短篇小说选》的校样时，我还特地从资料室把英译本借了来，指出一些原稿中的漏译、误译。由于“管得太宽”，我经常需要加班加点。转年三月，三联这个班子分出一半人去组织人民文学出版社，领导上决定成立一个介于编辑部和校对科之间的整理科，把我们这几个大学生都调了去。这显然是根据我们在三联书店总管理处期间所起的作用而做出的决定。

    当时规定整理科的任务就是从事技术加工。说实在的，我们这些年轻助编所做的岂止是“技术”工作，只是无权直接改在稿子上。必须密密匝匝在稿子周围贴上小条，像长满了胡须一般。我们写的那些修改意见，经编辑老爷首肯后，方由我们改在稿子上，再送厂发排。

    亚调到出版社时，说是正在修改一部电影剧本，不大露面。需要他校订的稿子，都是送到家里请他改。其中由英文转译的苏联小说《百万富翁》就是我先整理，然后由他定稿的。他对原译的润色使我受到很大启发。原译是直译硬译，佶屈聱牙，经他校订，就甩掉了翻译腔，颇像创作了。我把原文、原译和亚的改动，一一抄在笔记本上，作为学习翻译的资料。那时我正挤出业余时间，翻译日本工人作家的长篇小说《日本劳动者》。

    在亚上班的日子，我也曾捧着一些已出的译本，带着原书去向他请教。每次他除了对译文表示明确意见之外，还给我讲一些道理。显然，他十分反对照字面硬搬，强调无论译什么，首先要掌握原作的艺术内涵并努力予以表达，否则就是不负责任的翻译。他讲话的诙谐俏皮，对一个小助编的耐心，感动了我。

    我们的姻缘是真正从文字之交开始的。我被他的学识和才华吸引住了。没有一个同年龄曾引起我那么大兴味。我意识到在文字工作上，我不但找到了一位向导，也有了知音，从一些人的“忠告”中，我隐然感到，如果同他结合，可能不会一帆风顺，然而我准备分享他的命运。

    二、“四十年的愿望”

    亚在文学出版社只待了几个月，下半年他就被调到新成立的译文社去，着手筹备《译文》杂志。八月间，我去西城舍饭寺看电影，散场后，偏偏在电影局门口又遇上他。我还记得那天他穿了件雪白的衬衫，显得精神焕发。我们交谈了几句就分手了。

    那阵子我从日文翻译了两个短篇，投到译文编辑部。一篇是半田义之的《春天的花环》，被一家报社抢了先。另一篇是朝鲜作品，叫《土地》。我本以为那是直接用日文写的，发稿后编辑部才偶然听说那个作品原是用中文写的，由日本人译成了日文。我的译稿就作废了。但是亚后来告诉我，他曾听译文社编辑部的人夸奖过我的译文质量。一九三三年我六岁时入孔德学校，刚念完一年级便随家人去了东京，上了六年日本小学。中学是先在圣心学校念了两年英文，插班入辅仁女中初三旁听一年，便考入高中。我不得不花很多精力去补习代数几何，并因中文底子差而深感自卑。如今，听说有人肯定了我的译文自然颇受鼓舞。

    一个星期天，亚带着他那幼儿园大班的儿子同我去北海公园划船。正在荷花丛中荡漾时，给出版社的几位同志撞见了，引起一场小小的轰动。我万万没想到会有那么多朋友来关注这件小事。校对科的一位女同志善意地把一九四八年郭沫若在香港严厉批判亚的《斥反动文艺》一文拿给我看，并表示，一个挨过文坛泰斗痛骂过的人，在这个社会是没有前途的。你是个单纯的姑娘，怎么能和他接近？

    记得文中有这样一句话：“鸦片，鸦片，第三个还是鸦片，今天你的贡烟就是《大公报》的萧乾。”让郭老把作家分成各种颜色，沈从文是桃红色，朱光潜是蓝色，亚则是黑色的。郭老还写道：“对于这种黑色的反动文艺，我今天不仅想大声疾呼，而且想代之以怒吼：御用，御用，第三个还是御用，今天你的元勋就是政学系的大公！”

    我读罢自是十分震惊。郭老的名声固然很大，可我怎样也不理解为何要把一个勤勤恳恳地工作，竭力将自己的知识献给新中国的学者涂成那样青面獠牙。

    我就问亚，究竟是怎么回事。他并没辩解什么，只叹口气说：“唉，我正是背着这口黑锅来奔新中国的。明知道开罪了他老人家，回来不会受待见，可感情上又不允许我留在外面。”

    这时我才知道，原来一九四七年亚在为上海《大公报》写的一篇社论中抨击过当时文坛上“称公称老”的风气，因而触怒了郭老。亚嗫嚅道：“四个字恨上一辈子。”

    一九四六年亚从英伦回到上海，替《大公报》写国际社评。“文艺”栏他只是挂个名儿。他还兼任复旦大学教授，住在徐汇村的一幢日本式小楼里，文艺界的靳以和洪深则住在对面。靳以要亚向报馆接洽，让洪深为该报编个戏剧周刊。亚跟老板说，老板就同意了，约定每星期四出个整版。有一天，靳以正坐在亚家里，听见洪深在传达室打电话，为“田汉祝寿专号”约稿。大概对方并不怎么想写祝寿辞，洪深便厉声责问：“戏剧这碗饭你还想吃不想吃啦！”洪深嗓门大，院子小，靳以和亚听了，都不以为然。那个“专号”真的见报了，只是由于字数凑不足，稿子一律是用四号字排的--而原来说好是用小五号字。事后，《大公报》老板就向亚埋怨。这是亚对祝寿反感的起因。

    一九四七年五月四日，《大公报》要亚写一篇以《五四文艺节感言》为题的社论。亚不知天多高地多厚，竟挥笔写道：

    “外国作家如萧伯纳，年届九十仍在创作，而中国作家年甫五十，即称公称老，大张寿筵。”

    谁都晓得，茅盾当时被称做茅公，郭沫若被称做郭老。这下子可捅了马蜂窝。

    多年来每谈及此事，亚总责备自己出国七年，对国情太不了解。这种意见私下里说说，也无不可--而且不少人也这么议论。然而写进社论里去，分量就不同了。次日，就听到强烈的反应。转年郭老就在香港《华商报》上对亚大张旗鼓地声讨起来。

    亚无意进行笔仗，他写了一篇《拟Ｊ·玛萨里克遗书》，作为答复。借捷克外交部长玛萨里克之口，表白了自己的心迹。

    一般读者是在一九八四年四川人民出版社为亚出选集的时候，才读到了收在第三卷里的这篇文章。但是早在一九五三年当我们谈起郭老对亚的挞伐时，他就拿给我看了，文章写得委婉曲折，但他晾出的，却是一颗中国人的心。我认为那心是鲜红的，一点也不黑。

    然而阻力并未就此结束。另一些好心人也三番五次地劝我放弃同亚的交往，政治之外，他们又提出他是个离过三次婚的人，断言在感情上，他不可靠。这些劝告肯定是出于对我的爱护。在这个问题上，我也确实动摇过，曾三次给他写过断交的信。

    关于他过去的私生活，他一直很坦率，一点也没隐瞒什么；他承认曾经遗弃过一个人，后来又两次被人遗弃。他谈了婚姻中遭遇的不幸，认为这方面的不稳定，害人害己，是生命最大的浪费。他说，正因为他曾走过弯路，他会更为明智清醒。他把自己比作饱经风浪的航海者，因而触礁的可能更小。

    我不是被他说服了，而是在感情上始终也没真正离开他。

    论名，他那时有的只是臭名；论利，他可以说是身无长物。但是我在他身上看到点稀罕的东西。是什么，我也说不清--

    经过几番折腾，在我终于定下心来之后，亚请我去看了一出以成渝铁路竣工为主题的话剧，剧中人在台上说“我们四十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时，亚捏了一下我的手，小声对我说：“我四十年的愿望也终于实现了--我找到家啦。”

    三、乐子和雪子

    我原籍虽是贵州，可我是在北平出生并长大的。姊妹五人都曾在圣心学校受过西洋教育，所以自幼家里就弥漫着宗教音乐气氛。尽管在年龄和经历上，我同亚都差了一大截，可我们共同的东西远远多于我们之间的差异。

    结识初期，我们经常约会的地点是隆福寺的炸灌肠摊，要么就是东安市场吃油爆肚的小棚子。一边坐在长凳上吃，一边诉说着各自的童年。他是个穷孤儿。我虽然出身宦门，可到我懂事的当儿，家道也已中落，以致尝尽了贫穷的滋味。多年来靠典当度日，苦不堪言。我惊奇地发现，他小时住的菊儿胡同离我住了二十年的北剪子巷桃条胡同相距不远。我家后门在马将军胡同，那里也住过他的大姨。那时他妈妈给人佣工，在大姨手里存几个私房钱，亚馋了就跑去打打牙祭。

    一九四六年亚从英国回来后，曾从上海飞到北平，特意去拜访住在清华园的林徽因。那时，我也正在那里读外语系。我曾开玩笑地说：“那会子我在静斋和一个姓谢的女同学同屋。她认识林徽因的女儿，因为喜欢听林徽因讲话，常往她们家跑。早知道我也该跟着去，说不定还碰上你了呢。”

    当时我还梳着两条长辫子，他可已经是名记者了。

    一九五三年城墙还没拆，我们一起溜达到朝阳门外，坐在一座古坟的石墩上，沐浴在温馨的春光下。亚说他小名叫乐子。尽管是个遗腹子，他可能继承了妈妈的愉快性格，打从呱呱落地，总是笑嘻嘻的，从而得称。我告诉他，我也有个带“子”字的小名--雪子。后来他在东安市场为我买了一枚精致的玛瑙胸针--上面有个象牙雕成的爱神。他在锦盒盖子反面的衬绸上用绿墨水写道：“感谢世界生了个雪子。”下面署名乐子。可惜这唯一的纪念物在一九六六年八月抄家时，不知成为什么人的“战利品”了。

    我的祖父虽然做过二十年县官，生活上节省得厉害，钱都用来在故乡贵州买房置地了。父亲为了这些房地产，与本家发生纠纷，把一条命也赔了进去。我参加工作后，立志为患足疾多年的姐姐治病，认识亚时，已存下一笔了。他说我待自己太苦。我回答说，在姐姐能重新用自己的脚走路，母亲能够过上舒适的晚年之前，我不想在自己身上多花一分钱。

    我认识的一对夫妻就因为一个爱跳舞，一个不爱，而弄得很苦恼。我们则从未因兴趣不同而产生过矛盾。我们俩共同的东西似乎太多了。我们的童年都是在古城北平的东北角过的，又都上了教会学校。他是宗教的叛逆者。我则在认识他之前，是个宗教皈依者。然而无论对文艺复兴时代以耶稣生平为题材的宗教绘画，还是宗教音乐，亚都酷爱。我们都喜聆韩德尔的《弥赛亚》和莫扎特的《安魂曲》。我们又都是研究外国文学的。我的日文书他看不懂，我却看得懂他那些英文藏书。我们都喜欢狄更斯、罗曼·罗兰、马克·吐温、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共同的文化背景使我们有着共同的爱好。

    另外，我从一结识亚，就觉得他是个受着冤枉的人。解放前，他要是接受英国的聘请，去剑桥教书，他明明可以生活得强多了。尤其是一九四八年他就尝到了围攻的滋味。然而他冒了莫大风险，还是回来了。从此不能创作，他就埋头搞翻译。我认为他是个忠于祖国的人。

    每场婚姻都各有它的纽带。雪子和乐子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决定把命运结在一起的。婚前，我妈妈曾说：“外公的主张是：宁愿让闺女嫁给叫花子，也不嫁结二婚的，何况又有娃娃。”我翻出父母的结婚照给她看，说：“您瞧，当年您和爸爸是郎才女貌，年龄相当，又都是初婚，婚礼多么隆重。但那包办婚姻，你们过得并不融洽，十几年后感情就彻底破裂了。只是始终没有离婚，保持了个夫妇的名义就是了。您能说您的婚姻是美满的吗？”

    妈妈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她尊重我的意向，就再也没说什么了。

    四、搭窝

    1.粉红色的月季

    在和亚结婚前，我曾多次参加同学或同事的婚礼。解放后不兴那种披白纱的婚礼了，可是照例会有人起哄，让新郎新娘谈谈恋爱的经过，或彼此做点亲昵的动作。在遇到亚之前，我根本没想到过结婚，可是每逢看到那种情景，脑子里就会闪过一个念头：如果让我那么被捉弄，我可受不了。可能是我的性格有点特别吧。

    亚有他的想法。当他试探性地问我：“是不是不必办什么婚礼了？”我就回答说：“咱们真是想到一块儿去了，我就讨厌那一套。”

    倘若情况是相反，他主张大办，我相信我也会坚决反对的。年轻时我的性情要比现在温和多了，但在这个问题上我是倔犟的。

    那天是五一节的前夕。我照样去上班。傍晚回到八条，一进院子就瞥见亚那辆自行车倚在槐树前。进屋之后，妈妈和三姐已经把装了我的衣服和字典的一只旧黄皮箱准备停当。亚出去喊了一辆三轮。就那样，我辞别了妈妈和三姐，辞别了我文静的少女时代，踏上了一条不可知的路。

    自然，事先我们从东城区民政局领了结婚证。不管婚礼多么简陋，我们是合法的夫妻了。我们没交换戒指，没背诵誓词，然而两人都像生命找到了归宿。

    不知为什么，亚竟连同院的人也没通知。三轮车拉到东总布胡同宿舍，他先把车推进门洞，就拎着皮箱，领我进了里院。

    进屋后，发现桌上多了盆粉红色的月季。老保姆说是前院一位老友严文井送的。它就成了洞房唯一的装饰。亚仿佛要替这场面的简单解释一下，就把我扶到一张小沙发上说：“多么隆重的婚礼，要垮照样垮。咱们讲实际，不讲浮华。”

    这样俭朴的婚礼，我是同意的，难得的是我母亲万佩兰。她本人原是很讲排场的，然而她事先就同意了亚和我的意见。她说，只要你们俩白头偕老，怎样办我都赞成。

    那是三间小西屋，每间不足十米。保姆住的那间兼厨房，中间屋用来吃饭，摆个小床，给儿子睡。我们住的是靠北的那间，窗口摆一张亚向公家借来的一头儿沉和一个书架，再加上双人床和一张小沙发就挤满了。

    第二天早上，我们都没贪睡。我梳洗一下就去机关集中，参加每年一度的“五一”游行。亚那天也得去台上观礼。紧接着我们都上了班，没请一天婚假。

    回顾这三四十年，我们都“改造”了对方。当然，对“改造”起关键作用的，还是环境。我原是个书呆子，不大管家里事。如今，却一下子变成了管家婆。除日常事务外，还得特别照顾亚前妻生的娃娃。那时他刚交七岁，由幼儿园接出来送进附近的小学。最初一年还是半日制的走读生。有个时期，我们请了一位中年保姆。当亚晓得保姆是个寡妇、有个上小学的女儿后，就对保姆说，女儿想她，可以随时来看她。每逢女儿来了，他就张罗留她吃饭。后来他告诉我，这对母女使他想起幼时他的寡母出外佣工的情景。那时，老爷太太连大门也不让他进。他妈妈只能背着东家悄悄地溜到门外跟他说上几句话。

    有一次亚向我提起，同院的一位作家到鞍山去体验生活，把家属也带去了。我说：“既然不让你去搞创作，你就翻译几本书好了，总比虚度光阴强。”尽管，不是像对待创作那样怀着满腔热情，亚还是接受了我的意见。

    亚常常说自己是个疏懒的人。三十年代主持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巴金多次鼓励他翻译点什么，他都没动笔。婚后三年里，他却一口气译了《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好兵帅克》、《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这三部经典性着作。

    有一天，他忽然自言自语地说：“不管外面多么寒冷，毕竟有个温暖的家。”我也相信婚后，亚的精神面貌有了改变。他时常哼起小时候洋嫂嫂教他的那首美国民歌：《可爱的家》。

    ２.荔子诞生了

    一九五五年十月三十月，女儿荔子诞生了。这个名字来自亚那篇以盂兰盆会为背景的小说《俘虏》，女主角就叫荔子。满月之前，我住在娘家。亚每天中午都到八条来看我。他盼望的就是个女儿。我常常看见他抱起同院的小姑娘“举高高”。生后二十四小时，当护士把荔子第一次抱给我时，我就发现她一抬眉，额头和眼睛都酷似爸爸。亚预先买好经常缺货的德国柯达胶卷，连同照相机放在我这里，准备接娃娃出院时给她照几张相。我等他等得不耐烦了，动手拆开胶卷。亏得同病房的产妇提醒我这样会曝光的，我才止住。亚进来后，没说什么，好歹把胶卷装进去，结果只拍了最后一张，还挺模糊。多年来，每当我数落他爱丢东西（脖子上的羊毛巾啦，胸兜里的派克钢笔啦），此事就成了他回击我的好材料。

    最初的一年半，荔子是由我妈妈和三姐帮我们照看的。我每星期三去看望她一次，星期日则全家都去。一九五六年六月，我终于找到了个好大夫，为姐姐成功地动了手术。这才把荔子接回宿舍。她是个早慧的孩子。尽管我们并未对她进行早期教育，已经会说不少话了。同院的菡子也常常把她抱到自己屋去。院里的人说：“就是走迷路，她也丢不了，因为一眼就认得出她是萧乾的女儿。”

    有一次我们都去上班了，保姆一不留神，荔子还真的从后院穿过中院，跑到胡同口去了，亏得同院的人把她领回来。我们听了，不免有些后怕。

    ３.“发生了一件大事！”

    住进那个宿舍后不久，我就知道周围大都是延安来的老干部。他们不会没读到郭老骂亚的那些“文献”的。我常常怀疑不让亚去搞创作也与那段公案有关。但我从未向他提过这个看法，因为这肯定会使他懊丧。

    一九五五年党忽然重视起知识分子。作协秘书长郭小川（诗人）特意来看他，问他对组织有什么要求。他直率地谈了自己想写作的愿望。不久，他就由译文社调出，进入专业创作人员的行列。

    我清清楚楚地记得，一天傍晚我刚下班回来，他就把我拖进里屋，将门一关，双手扶着我的肩，激动地说：“发生了一件大事。”

    接着，又兴冲冲地把上述决定告诉了我。

    由于翻译文风问题，亚同译文社的一位党员副主编起过冲突。他心中一直不舒畅，所以他巴不得离开那里。他还有个更大的苦恼：他大半生都从事写作，解放后头几年却叫他搞对外宣传。好容易调到作家协会，也只能搞搞翻译。而住在同一个宿舍里的党员们，却都在从事创作。他是多么眼馋啊。

    现在，他真是飘飘欲仙了。

    他很快就认真地做了去开滦体验生活三年的计划，交了上去。

    然而作协领导顾不得去研究这份计划了，因为“反胡风”运动打响了。

    接着就是审干。亚夜以继日地写材料，说要把自己在组织面前剥个透明。

    我不得不庆幸自己没在旧社会混过事。倘若我也弄得那么紧张，这个家庭就乱套了。

    ４.“《新路》是进步刊物”

    那时上边可能是打算起用他。作家协会审干小组就一九四八年郭老对亚个人历史的不实之词作了实事求是的结论。

    郭老硬说亚主编过《新路》杂志，还一口咬定《新路》是美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办的刊物。其实，《新路》是以平津三十几位大学教授为理事、由清华大学的吴景超主编的刊物。这是一开始就确定、并印在每期刊物上的。一九四八年，亚因家中发生婚变，曾一度表示出刊后可以负责国际政治及文艺两栏，后经杨刚和复旦大学学生（地下党成员）劝阻，他就马上去电坚决辞掉了，并继续在复旦教书。随后取道台湾去了香港。

    审干时距一九四八年仅仅八年，《新路》的当事人均健在，而且大都在北京。包括主编吴景超及政治栏负责人钱端升等。组织上根据调查及交上去的书面材料（其中有各期《新路》杂志），作出结论说：“《新路》是高级民主人士于一九四八年所创办的进步刊物，后被国民党查封。萧乾因接受地下党劝告，并未参加。”

    当亚把这个结论背给我听时，他由衷地对我说，审干真是伟大。黑锅尽管背了七年，总算给卸掉了。他马上在结论后边签上字，并表示决心加倍学习，努力工作，来报答党的恩情。

    一九五六年春天，作协批准了亚去开滦煤矿体验生活写长篇小说的计划。但这个计划始终也未能落实。因为同时《人民日报》又要他去当文艺部顾问。但亚并未辜负领导的器重。这一年他接连写了《凤凰坡上》、《万里赶羊》、《大象与大纲》、《餐车里的美学》、《草原即景》、《时代在草原上飞跃》、《人民教师刘景昆》等一系列文章，其中影响较大的是《万里赶羊》。事后，《人民日报》还破例刊登了几篇读者的反应。文艺界更注意的是“本报特约记者”这个头衔。一时，我们家的客人多了起来。

    ５.老姐姐

    亚有位“老姐姐”，是他的大堂姐。他一直把她看做半个母亲。婚前他就带我去什刹海后海三堂兄家去看过她，那是她唯一的胞弟。婚后，他还将这位堂姐接来住过一个月。当时老姐姐只不过六十四岁，却已经十分苍老了。头发花白，脸盘窄长，皱纹里刻印着多年的辛劳。她为人憨厚，一双和善的眼睛表露出一颗纯净的灵魂。我曾听三堂兄说，老姐姐是个绝顶聪明的人，祖父亲自教她自幼读书识字。那个时代一般闺女十四五岁上就要说婆家，只因祖父过于宠爱，总也找不到合适的。她长得又相貌平庸，东挑西挑，遂误了婚期。她打定主意一辈子为这个家庭操劳。她在我们家住的时候，已经有点老糊涂了。有一次我陪她去大华看电影，走出电影院，问她好不好，她只说了句：“里头在下雨。”那是个陈旧的黑白片，她连一点情节也没抓住。

    不过，讲起萧家三代人的事儿来，她的脑子清楚极了。她如数家珍地对我叙说，亚的祖父膝下有三个儿子，亚的父亲是老大，但结婚最晚，只生了他一个。亚大排行是老五。二叔生了三子一女，即亚的大堂兄、二堂兄、四堂兄和二堂姐。亚的这位二叔，老早就分出去另过，在炮局儿胡同买了个小独院，三间北屋，一间南屋，院中一棵枣树，还有个影壁。

    四堂兄是兄弟姊妹中的佼佼者，精明豪爽，英俊潇洒，一米八的个头。毕业于齐鲁大学。有两个美国姑娘爱上了他，最后他选中了安娜。婚后，安娜一直教英文，崇实、崇慈、辅仁大学和附属中学都教过。解放后，安娜那位已做了刘少奇夫人的早先的学生王光美还专程去看望过她。

    后来四堂兄卖掉炮局儿胡同的房子，在东四十二条购置一座四合院。他那个双目失明的大哥、一直独身的姐姐（亚的二堂姐）以及二哥一家人也一道搬了去。

    老姐姐和她的胞弟（即亚的三堂兄，因脸上有麻子，亚背后管他叫麻哥哥）早年失恃，后母又生了一子一女，即亚的六堂弟和三堂妹。

    亚十六岁上与家庭决裂，唯独对老姐姐，他却片刻也没忘怀过，始终与她保持联系。

    对我来说，老姐姐就代表亚的童年。

    五、风暴之前

    1.无条件地投降

    五十年代，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都急于否定自己，亚也不例外。他告诉我去湖南岳阳土改时，怎样同一个红眼病的孤儿滚在一个炕上，同裹一条破被子。当时有些教过我英国文学的老教授，曾放下英文去突击俄语。亚痛下决心要脱胎换骨，写了多少自我批判的文章，甚至也自修过俄语，研读过《联共（布）党史》。他那篇在一九五一年三月一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在土地改革中学习》，还受过毛泽东的表扬。批《武训传》时，他和一整批留学西方的知识分子如费孝通、潘光旦、李俊龙狠批了自己的改良主义，后来还是无一幸免地通通被打成右派。当时，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的心情普遍地是无条件地投降：甘愿舍弃自己已经学到手的，从头学起。现在读了那时他们某些文章，看到他们那种自打嘴巴的狼狈相，真替他们难过。

    亚将自己在解放前写的作品，用麻绳捆起，塞在角落里，听任上面罩满灰尘。能够摆在书架上的，似乎只有一本《土地回老家》。该书被译成十一种文字，他在“附言”中写道：

    “《土地回老家》的意图是通过农村几个典型人物和几件典型事件，来说明土地改革的基本过程。它不是文艺作品，因为在这里创作必须服从报道，人物发展必须服从过程环节。这只是土地改革文件的一种例证。”

    一九五三年，原日中友协理事长、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宫崎世民将亚的《土地回老家》译成日文，由鸽书房出版。他将亚写给他的信作为代序印在前面。亚是这么写的：

    宫崎先生：

    对我来说，你将拙着译成日文，乃是无比光荣的事。

    本书中所写的远远赶不上生动活泼的现实，然而所描述的内容关系到新中国重要的、带有根本性的方面--土地改革。从这方面，人们可以看到黑暗、贪婪、残酷的旧中国的缩图，以及新中国在农村交替转化的具体过程。同时从中也可以瞥见新中国的轮廓--从个体转向集体的过程。

    我相信日本人民对本书中所描述的黑暗、贪婪和残酷是熟悉的，他们对此也同样地感到愤慨。不仅如此，我还坚信在不可逆转的历史车轮的推进下，英勇的、刚毅的日本人民，必然也会突破黑暗，向着光明，向着和平，走上幸福的康庄大道。

    通过本书，我将与日本的各位见面。借此机会，谨怀着由衷的诚意向伟大的日本人民表示兄弟般的敬意，预祝他们最后的胜利。

    祝您身体健康！

    一九五三年四月十八日

    萧乾于北京

    我常常觉得这不像是亚的文笔，而是任何人都写得出的八股文。林徽因曾称赞亚在二十三岁时写的《蚕》，说那个短篇小说“是用情感写的”。经过四年的思想改造，四十三岁的亚的文笔已失去了个人的光彩，只剩下干巴巴的政治术语了。

    ２.接受改造

    一九五六年，东欧接连发生知识分子与共产党政权的冲突。我记得这些事件丝毫没有对亚产生影响。正动手写这部回忆录时，我偶然在《人民日报》（１９８９年１月２３日）上看到董乐山所写的《由安乐死想起》一文，就隔着屋子问道：

    “亚克桑，你认识一个叫阿瑟·库斯勒的英籍匈裔作家吗？”

    “认识呀，四十年代我们在英国常见面，开笔会什么的。”

    “他那本《中午的黑暗》，你读过吗？”

    “当然读过。”

    我觉得，一九四九年春亚由香港赴北平之际就把过去埋葬了，甚至在苏联国内已开始对斯大林和布哈林等的是非功过作重新估计后，他也不想主动告诉我像《中午的黑暗》这样的书中，怎样记录了苏联的大清洗和许多老布尔什维克在大清洗中受尽屈辱后冤死时的心态。

    多年来，凡是涉及苏联、东欧社会阴暗面的东西，他对我都是讳莫如深……

    和所有其他知识分子一样，亚的情绪是稳定的，积极靠拢党的。一九五六年春天，作家协会安排冰心和亚脱产去学习马列主义。他学得十分认真，好几个笔记本都密密匝匝写满了学习心得。记得他最敬重的杨振声老师刚巧那时溘然长逝，他只献了个花圈，拜了灵堂，并未送葬。为此，他一直感到遗憾。一向对理论不那么感兴趣的他，那阵子却日日夜夜抱着本《辩证唯物主义》钻研起来。他虽然未申请入党，却的的确确想变成新社会的一员。他绝不是对抗的，而是诚心诚意接受改造的。

    ３.新岗位

    一九五六年十月，作家协会举行了盛大的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活动，随后领导上还曾让亚陪两位民主德国的外宾去周游全国。出发之前，我劝亚该买双皮鞋，做身料子衣服穿穿，不能老是那件旧中山服。他也欣然照办了。他动身后不久，住房就调整了，搬到中院的四间西屋，外加一间厨房，一间堆房，比原来足足扩大了一倍。房屋给得很及时，因为另一个小生命即将出世了。我可能是搬家时累着了点，十一月十日桐儿就来到人间，比预产期提前了三周。我掐算亚的行程，请妈妈给他往广州作家协会打了个电报。事先我们商量好，生男的叫桐，生女的叫蔷。电文中写道：“桐，八磅。”据亚事后告诉我，从杭州开往广州的火车刚一入站，作协迎接他们的朋友就把电报高高举起，朝他挥动。他兴奋得几乎彻夜未合眼。

    陪外宾之前不久，当时作家协会的一位书记就找他谈话，说《文艺报》要改版，表示要请他去该报当个副总编辑。他自知不懂文艺理论，而且文艺理论家冯雪峰和陈企霞也在那里栽过跟头。况且那时他还没放弃去开滦的愿望，就坚决谢绝了。先后动员他三次，他都没答应。

    亚刚回京，作协的另一书记、内定改版后《文艺报》新上任的主编就来到我们家。三十年代，亚与他虽然同在上海，但未谋过面。这位主编是以串门聊天的姿态来的，起初甚至不提《文艺报》改版的事。由于他住在与我们相距咫尺的北屋里，我们私下里称他作“邻居”。那阵子他几乎天天来，而且一坐就坐到深夜。我还在歇产假，就睡在用书柜遮住的床上。保姆和娃娃则在其他屋里。“邻居”并未理会屋里另外还有人，我却什么都听得一清二楚。

    不久之后，“邻居”就亮出来访的意图。亚仍旧坚持不改初衷，理由是自己不懂理论，又一心一意想搞创作。经过多次的死磨活磨，亚终于有点被感动了。“邻居”保证他去了之后，每周只参加一次不超过两小时的编委会，其余时间完全可以自己支配。甚至说，一旦刊物上了轨道，他照样可以去开滦。真是苦口婆心，仁至义尽。

    他们就像在拉锯：一个劝，一个婉言谢绝。

    功夫不负苦心人，“邻居”硬是迫使亚答应下来。

    从试刊到正式出刊，“邻居”也信守了自己的诺言。与亚同时进《文艺报》的还有诗人闻捷和报告文学家华山。亚自称他们三个是逍遥派；除了参加一下每周一次的编委会，什么事也不管，几乎不占时间。

    一九五七年三月间，亚接到一份通知，要他去参加一个党内的大会：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解放以后，许多党外人士常出入中南海，那可是他破题儿第一遭参加如此重大的而且又是党内的会议。那天他穿上陪外宾时订做的蓝呢制服，挺神气地去开会了。

    回来之后，他兴奋极了，说是毛主席作了个报告，发动、鼓励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要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并且保证绝不报复。

    其实，在这之前，不少人已经写了文章，如刘宾雁的《在桥梁工地上》、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并且都受到过批判。亚告诉我，毛主席在会上大力支持了这些受批判的作品，仿佛认为不应该批判。

    当时我就提醒亚，咱们还是慎重的好。他也同意。他说，他并没忘记郭老仍是文艺界的泰斗，而他只不过是郭老那大拇指底下的一只蚂蚁。所以鸣放初期，尽管他亲耳听到领袖的保证，看到许多熟人写的文章，他依然只盼着早些去开滦。

    开春后，亚成天忙于布置新居。四间西屋原是隔开的，他请总务科将墙壁打通，装上门。荔子高兴得一会儿推开门蹿出去，一会儿又蹿进来。两间大的，给三个孩子当卧室及全家的饭厅。尽北头的那间，亚自己出钱请人来粉刷成米黄色的，摆上他的一头儿沉。还新买了个玻璃书柜和长沙发。这不到八米的空间就成为他的书房兼客厅。我的书桌摆在卧室里。

    对这个家我们满意极了，只想在这样舒适、理想的环境里，结结实实地干出点工作。

    我自己，尽管婚后三年接连生了两个孩子，每年除了完成近二百万字的编辑任务外，还利用业余时间从日文翻译了日本工人作家的小说《活下去！》和《日本劳动者》。又从英文转译了苏联小说《沙漠》、《她的生活是怎样开始的》和《布雪和她的妹妹们》。

    每个星期天我们都带三个孩子上北海、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或动物园去玩。树木披上了绿装，洋溢着浓郁的春天气息，柳暗花明，美不胜收。老大老二在草地上追逐嬉戏，老三坐在小车里一个劲儿地叫啊笑啊。尽兴回家后，每个人身上久久发散着太阳的温馨。

    ４.执行副总编辑

    那时《文艺报》有三个副总编。负责文学部的侯金镜是最重要的，陈笑雨（马铁丁）负责社会生活。两人都是延安来的老党员。亚负责国际部。“大鸣大放”期间，“邻居”特地找亚交谈，像是漫不经心地向亚提出个要求，说金镜最近身体不大好，需要休息一下；笑雨要去中南跑一跑。他满脸笑容地同亚婉言商量，在这个时期，亚可否出任一下执行副总编辑。还补上一句：“一切稿件可以直接送印刷厂，我不必过目。”

    亚自然不可能窥知这个深远布局。但他是很犹豫的。他纳闷为什么两位党员副主编一下子同时暂歇，连这位主编也想撒手把刊物交给他。然而亚素来是个吃软不吃硬的人。经过反复动员说服，他想，进《文艺报》以来，一直受到尊敬，也确实保证了自己的充裕写作时间。如今，主编提出这样的恳切要求，他碍于情面，不便一口回绝（这是他平生最悔恨的一件事）。磨了半天，他最后是在一个条件下答应的：即他绝不直接往印刷厂发稿。一切稿件按旧要“邻居”过目。事实上，这期间有些文章如刊载在第六期上的《丁玲同志谈深入生活》（５月１２日出版）倒是由主编直接发工厂的，亚连文章的来路都不清楚。

    多年来，我一直隐隐约约觉得包括“邻居”在内的一些人是比亚先得悉形势的逆转的。“文革”期间，我买到过一份小报，其中只说《文艺报》的负责人把亚等人当成替罪羊，他自己和另外一些人则成了“反右”急先锋。可惜那份小报我没保存下来。

    最近读了黄秋耘送给亚的一本回忆录《风雨年华》（增订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我才恍然大悟。在第一七六至一七七页上，作者描述了一九五七年邵荃麟接到周扬电话的情景：

    “我们正在谈得起劲的时候，桌上的电话铃声响了，邵荃麟连忙走过去接电话。不到两分钟，他登时脸色苍白，手腕发抖，神情显得慌乱而阴沉，只是连声答应：‘嗯！嗯！’最后只说了一句：‘明白了。好！我马上就来。’我看了一下手表，已经是九点二十分了，肯定是发生了出人意料之外的重大事件，要召开紧急会议。他放下了电话，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周扬来的电话，唔，转了！’至于究竟怎样转法，他没有说，我自然也不便问，沉默了好一会儿，他又叮嘱我一句：‘咱们今天晚上的谈话，你回去千万不要对别人说！暂时也不要采取任何措施，例如抽掉某些稿子。这样会引起怀疑的。’……第二天早上回到编辑部一问，才知道这一期的《文艺学习》早已签字付印了，正在装订中，大错铸成，无法挽回。要是我早两三天就知道了‘转’的消息，像《刺在哪里》那样的文章是绝对不会发表出来的。不过，我总算还来得及从《大公报》（当时还在北京出版）和《光明日报》抽出了几篇措辞尖锐的杂文，稍稍减轻了我的一点‘罪行’。……唉！倘若我早些就知道了这个‘转’的消息，该有多好呵！我可以挽救许多人。

    “事后聪明，人皆有之。最可贵的却是事前的聪明。但，政治上的先见之明，往往不完全是得力于敏锐的观察力和周密的分析力，而是得力于准确的、及时的情报。比方那一个‘转’字，哪怕我是个‘小诸葛’，在五月十八日晚上之前，也是无法想得出来的，只不过由于偶然听到的一个电话，才‘顿悟’起来。”

    《风雨年华》第一八页还有这么一段话：

    “这个‘急刹车’的措施可能已经酝酿了一段时间，直到五月中旬才决定下来。周扬那一级的高级干部（他当时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宣传部主管文艺的副部长）至早也到五月中旬稍晚一些时间才确知这一消息，我相信他知道以后，一天也没有耽搁就通知了邵荃麟。邵荃麟在当天（五月十八日）晚上就暗示给我。”

    ５.“引蛇出洞”

    到五月十八日晚上为止，亚连一篇文章也没发表。《“人民”的出版社为什么会成了衙门？》刊载于二十日的上海《文汇报》上，倘若十八日晚上打个电报，还来得及抽回。《放心·容忍·人事工作》一文，则直到六月一日才见于《人民日报》。但是，当然不会有人来暗示亚。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八日是划分敌我友的关键历史时刻：本来都是同志同事，然而一部分人却预先得悉内情，开始扮演“引蛇出洞”的角色。“蛇”被引出“洞”后就成了“落水狗”，挨了二十二年的痛打。比起那许许多多淹死的，被打死的，亚总算是活下来了，但当他挣扎着爬上岸时，却已白发苍苍了。

    六、风暴来临

    １.“特大毒草”

    “大鸣大放”之前，我再也没见过比亚更谨小慎微的人了。我知道，为了见不见他的老友、英国小说家福斯特的那位访华的朋友，他内心曾斗争得多么激烈。最后，为了保护自己和家小，只好选择了负心的路，断送了这段友谊。

    从九岁起就教他英文的美国堂嫂安娜，一九四九年以来与他同住在北京，有个时期甚至只相隔一条胡同，他也始终不敢跟她来往。直至一九七四年她回国后，他先后于一九七九年和一九八三年才两次在美国与这位年过九旬的老嫂子相聚。我们婚后，他竭力反对我与自己那个同美国人结了婚的大姐通信，又说，非要写的话，每一封也得经人事科看了再发。他就怕出乱子。

    尽管一九四八年他受到郭老的一番挞伐，一九五年又由于临动身前被取消去英国的资格，而察觉自己不受信任，穷苦出身的亚，对人民政权还是竭诚拥护的。我看不出他有半点抵触或不满情绪。报告文学《土地回老家》以及一九五七年以前他写的许多文章，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自从参加那个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之后，他觉得如果完全不响应最高领导的号召，用具体行动帮助党整风，也许反倒是政治上不积极的表现。三四两个月，他一直举棋不定。

    “大鸣大放”期间有三种人。第一种懂得运动的规律，硬是怎么动员也不开口。第二种是竹筒倒豆子，把心里的话说个一干二净。第三种是吞吞吐吐，欲言又止。我认为亚属于第三种。

    我曾死命反对亚写任何文章。《文汇报》上发表第一篇后，连母亲和姐姐都说：“你劝亚克桑少写点吧。”她们没订报，是我那个在新华社工作的弟弟学朴告诉她们的。我回到东总布胡同宿舍对亚说：“我家里的三个人全在为你担心，这才是真正替你着想。相反，出版社有两个编辑对我夸过你那篇文章，我回答说：‘有什么好！我连看都没看。’我不喜欢他们的腔调，他们是想让你当出头的椽子。”亚立即打电话给《人民日报》。要求把刚送去的《放心·容忍·人事工作》抽回来。

    当晚，《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给他打了一个很长的电话，一再说那文章明明是从拥护党出发、对党的整风工作是有好处的，力劝他千万不要收回。于是，就把它发表在六月一日的《人民日报》第三版上。

    后来亚一直认为邓拓那番劝告是虚伪的，是唯恐他不上圈套。直到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七日，五十四岁的邓拓亲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以血肉之躯扑向滚滚而来的罪恶车轮，壮烈牺牲，他才相信邓拓当时是诚恳的。

    我虽然从未见过邓拓，“文革”之后我也断定他发表亚那篇文章的原意，不是为了陷害亚，而是因为他相信那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肺腑之言。

    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位相当负责的共产党员还在一次扩大会议上，号召大家好好读亚的《放心·容忍·人事工作》，说：“这篇文章对党改进知识分子工作很有帮助。”

    亚写此文时，就曾对我说：“无论如何，我的动机应该是不容置疑的：我希望党和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更亲密真诚，因而也更坚固。至于民主自由问题，我是由战后斯大林在国际上抢过和平的旗帜想起的。我认为民主自由不应该成为西方国家的专利品。应当从他们手里夺过这一旗帜。除非是为了罗织罪名而断章取义，谁也不应怀疑我的动机是良好的。”（为了让八十年代的读者看看亚当时是不是“猖狂攻击”，我原想把这两篇“特大毒草”一字不漏地附在此稿之后，但囿于杂志的篇幅，从略了。好在要找原发表的《人民日报》和《文汇报》今天也还是找得到。）

    ２.奇特的“祸福观”

    每当悔恨写下这两篇惹下滔天大祸的文章时，亚总说，倘若三月里他没去政协礼堂听最高领袖那个《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他也会控制住自己的。只怪他以为“言者无罪”这话是算数的，心中有了底。他太天真了。岂料当那篇讲话正式公之于众时，所有鼓励提意见的话都不见了。调子整个变成了对批评者的宣战书。

    从那时起，亚就逐步形成一种奇特的“祸福观”。如果一九五六年他不曾忽然受到重视，也不会被邀去听那“引蛇出洞”的报告。那么“大鸣大放”期间，他肯定会依然缩着脖儿不敢说三道四。然而一九五七年戴上右派帽子，却又使他在一九六六年成为不屑一睬的活僵尸。因而十年浩劫中，他反而拾了一条命。所以近年来每逢外国朋友问起他在一九五七年的遭遇时，他总说那是一次“塞翁失马”。

    然而在“失马”时，他可痛不欲生啊。

    多年来，我也学会了这种近似阿Ｑ式的心理平衡术，勉强支撑过来。

    ３.“天塌了，地顶着”

    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人民日报》上忽然刊出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把许多人都吓得失魂落魄。七月一日，该报上又刊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一文，其中有这么一段：

    “本报及一切党报，在五月八日至六月七日这期间，执行了中共中央的指示，正是这样做的。其目的是让魑魅魍魉、牛鬼蛇神‘大鸣，大放’，让毒草大长特长，使人民看见，大吃一惊，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些东西，以便动手歼灭这些丑类。”

    令人哭笑不得的是，亚的这篇被视为他的“政治纲领”的《放心·容忍·人事工作》一文，正是在亚已执行“请君入瓮”政策的最后几天才见诸报端的。

    七月上旬的一个上午，文学出版社的王任叔副社长在“俱乐部”召开的全体会议上，正式点了亚的名。这位曾任驻印尼大使的前外交官，有着雄狮一般的威严外表，声如洪钟。他以雷霆万钧之势向亚开炮了。不但说亚反党，还把他同翻译家张友松扯到一起，说他们成立了反党集团。他吐出的每一个字，像利刃一样戳在我身上。“轰”的一下，我感到天旋地转。然而我又觉得这是天大的误会。倘若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了解亚，我认为至少我是了解的。有什么会使他去反党反社会主义呢？

    会后，我不顾一切地冲到王副社长跟前，想替亚申辩几句。他铁青着脸，只以鄙夷的目光冷峻地斜睨了我一眼。（谁能料到这位共产党的扞卫者，两年后他本人也在“反右倾”运动中同样遭到冤枉，弄得妻离女散，并在“文革”中惨死于边远地区？）

    只见三三两两走出会场的人们，或交头接耳，或露出幸灾乐祸的神情，或冷漠地瞪着我，仿佛我须臾间患上了麻风病。七年来以“同志”相称、朝夕共处的人们，开始躲着我，生怕会受感染似的。

    我连饭也没顾得上吃，就赶回家去，看到亚正抱着半岁的桐儿，教两岁多的荔子童谣呢：“小耗子儿，上灯台……”

    听了我的讲述，他的脸色刷地变了，把桐儿往小床上一撂，打发荔子到院子里去玩，立即拿出纸笔。

    二十几岁上，他用这支笔写过《流民图》，也歌颂过滇缅路上的筑路工人。三十几岁上，他从海外寄回一篇篇西欧抗纳粹斗争的报道，激励过祖国大后方广大民众的抗日决心，解放后只要有机会写文章，他就不遗余力地表示热烈拥护共产党的领导，虚心接受知识分子改造，并唤发起读者对新社会的热爱。如今，顷刻之间，他成了头号死敌。报刊上充满辱骂他的文字，院中连司机、公务员望见他都恶狠狠的。

    从一九五七年七月的这一天起，漫长的二十二个年头，除了挨斗、惩罚性劳动和搞点翻译外，亚的最宝贵的年华（四十七岁至六十九岁）就虚度在没完没了的写检讨和认罪书、悔过书上了。

    我常常庆幸自己生就一副结实的神经。倘若他挨批挨斗的那些日子里，我不曾做他的精神支柱的话，我相信他会整个垮掉的。我们这四间西屋转眼之间变成了孤岛，任何人也不敢沾边。那阵子他时常惊呼：“我脚下是个无底深渊……我要没顶啦！”接着又说：“天塌下来啦！”我镇定地回答说：“天塌了，地顶着。”

    有一次，我发现他萌生了自杀的念头，就用了激将法，说：“你尽管死吧。你死了我一个人也可以把三个孩子拉扯大。可两个小的就不会再记得你了。人家会耻笑他们说：‘你们的爸爸坏透了，是个对家人对自己都极不负责的家伙。’”

    七月里，民盟关上门开始批判他。每次他回来都一声不响地躲进他那小屋。

    ４.小槿的生与死

    “反右”斗争犹如龙卷风，我们一家则像是乘坐小帆船在海面上颠簸，被它卷起来，又狠命从高处掷下去；我护着惊慌失措的亚和孩子们，紧紧趴在船上。那时，我正第三次怀孕。一天，蓦地觉得胎儿心脏已停止了跳动。到隆福医院去检查，几位大夫听了半天，怎样也听不到胎音。预产是十月上旬，为了稳妥起见大夫决定要我拖到九月底再做引产。一位和蔼的中年女大夫很负责任地为我做了各种检查，说我的身体极度衰弱，很可能那就是胎儿夭折的原因。她主动为我开了半个月的病假条，嘱我好好休息，不宜劳累。

    那是我平生第一次歇病假。几天后，对亚的第一次公开批判会在文联大楼召开了。我暗自感谢肚子里的小宝宝，喃喃地说：“为了保护妈妈不去参加侮辱爸爸人格的会，你牺牲了生命。”我打算病假期满再去续假。

    但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会后，出版社马上派人到我家来，说病假条不算数了，要我第二天照常上班。以后再开批判亚的大会，派专人等在门口送我进场，再也不准逃会。

    于是，每逢开会我就索性从出版社赶回家，陪着亚一道从东总布胡同步行到王府井大街的文联大楼去接受批判。

    那是什么样的批判啊！谁的调门最高，谁就是“反右”积极分子。颠倒黑白，捏造事实的情况层出不穷，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解放后已经历过多少次政治运动了，何况发言者个个都是惯于舞文弄笔的，无不口若悬河。

    但和特大疯狂的“文革”时期比起来，那毕竟文明多了：还允许亚坐在台下记笔记。当批判者诬陷说他“篡夺《文艺报》领导权”的时候，他忍不住站起来申辩道：

    “作协党委书记三次找我谈话，我都拒绝了。以后《文艺报》主编又多次进行说服，我是迫于无奈才答应的，怎么能说是‘篡夺《文艺报》领导权’呢？”

    这时，台下的一位剧作家就带头喊：

    “不许右派分子萧乾反扑！”

    群众振臂高呼口号，情绪激昂，大会主席正式宣布禁止亚插嘴。

    散会回到家里，亚就气愤地给主持会议的作协书记写反驳材料。一九三一年，他曾协助一个美国青年威廉·阿兰编了八期《中国简报》，那是第一份对外宣传中国新文学的英文刊物。在会上，一位他曾师从过的作家竟说成是他“早在三十年代初就与美帝国主义进行勾结”。一九五六年亚随作家艺术家代表团去内蒙古访问，十九个人中，他是唯一下了蒙古包住了三天的。但有人却硬说大家都下了蒙古包，只有他一个人怕吃苦，不肯去。

    亚在反驳材料上写了一大串证人。然而一旦成为阶级敌人，谁都可以肆意诽谤之，搞得越臭越好，没人肯听他的申诉。次日，所有那些诬陷他的指控都不分青红皂白地由新华社发出，登在报上了。

    接着，党的机关报就对亚展开了大批判。有的质问：“萧乾所争的是怎么样的自由？”有的骂他洋奴、泥鳅或放毒犯。当时大概写得越凶狠，凌辱得越厉害，就越能证明执笔者阶级觉悟高，对党忠心耿耿，因而本人处境自然也会更好一些。

    亚对大会上批他的人，也并非一概否定。他认为有的还坚守治病救人的方针，不肯加油添醋，也有的显然是应付差事。他气不平的是那些别有用心地凭空捏造，趁机报复的。

    令人特别愤慨的是儿童文学家叶君健的“揭发”。他举着一张猫的照片，说是一九五年他由英国回来时，一位英国朋友托他带给亚的。接着就由猫而编造了个故事，说亚在英曾利用一只猫来混迹文化界，佯说那猫是从中国带去的等等。他杜撰的这个神话在会场上当场引起哄堂大笑。

    先不说叶君健编造的那些谎言，仅仅就他七年前私自扣留旁人委托他交给亚的照片一事，就不符合做人起码的准则。

    五十年代初期，巴金每次来北京，总请朋友们去吃川菜。一九五四年我们婚后，巴金又请包括我们在内的一些人在沙滩一家小馆子吃饭，饭后，同席的叶君健还邀请我们到他坐落在北海后门的家里喝咖啡，谈到很晚。倘若他在这之前忘记或是没机会转交托他带回来的猫的照片，那天晚上该是最好的机会了。显然他有意留到亚栽跟头的一天。在批判大会上，他确实添了个噱头。他再也未料到亚大难不死，有朝一日还会揭示出“猫案真相”。

    更使亚气恼的是这样一件事：旅英七年间，他出过五本书，因而有了两千英镑存款。但一九四六年离英时，按照英国外汇管制条例，那笔钱只能在英国花用，不得汇出来。所以，那款子自一九四六年实际上就被冻结了。一九五年冬，亚一听说新华社要在伦敦开办分社，就喜出望外，立即向领导乔冠华表示，愿将英国那笔储蓄悉数捐给新华社，就地使用。乔冠华代表组织欣然接受。可是亚回家对当时的妻子一说，她坚决不答应，说不能白白给公家，要求一定得按官价折成人民币给她。这件事使亚颇下不来台。但家里那位不依不饶，他只好厚着脸皮去改口。幸好领导很谅解，马上照付了。一大笔人民币到手，她转眼就给挥霍一空。可是在批判会上她却倒打一耙，绘声绘色地说亚在英国有存款，迟迟不肯拿回来。与会群众听罢，当即义愤填膺。诗人闻捷、厂民都为此而写了讽刺诗。对漫画家，那自然也是上好的题材。反正是“破鼓乱人捶”。

    我唯一的一次见到杨刚，是在亚的批判会上。她在批判中，几次重复“你是穷苦出身，你不要忘本”。我感到，她似乎是在提醒与会者以及亚本人。冰心女士也在批判中，回顾了亚早年的贫寒，以及在北新书局当小徒弟的往事。总之，即便在那样众口讨伐的会上，也还是能听到善良人的声音。

    在七、八、九这三个月如火如荼的日子里，有时我竟忘记了还怀着个死胎。经引产，九月二十九日晚上九点，娃娃生出来了。没有发生奇迹，更不曾像上两次那样，听到婴儿的哭声。她成了“反右派”斗争的祭品。

    我接受了在场的大夫、护士的意见，一眼也没看娃娃。然而，当我听见两位护士嘁嘁喳喳地说什么“已经倒掉啦”，却又着了急，立即向她们抗议道：“我刚才不是说过要把娃娃正式送去火葬吗？我自己出钱，可不能随随便便把她扔了。”

    护士安慰我道：“我们说的是几个月就流产的胎儿。你的算是大产，怎么能扔呢，连小棺材都备好了。”

    后来又听见两位护士互相叽咕着：“毕竟是妈妈，连个死婴也还记挂着！”

    躺在病床上，我想：哎，亚克桑，你太不量力了！一九四八年你还没吃够苦头吗？太不懂得吸取经验教训了。俗话说得好，忠言逆耳，你去提哪门子意见！你这是鸡蛋碰石头，螳臂当车！

    我又想起当初抱着老二老三出院时的情景：那刚好都是冬季，等待我们的是熊熊的炉火，亲切的笑脸，喜庆的气氛。如今呢？亚这根顶梁柱已经折断了，我也不是铁打的，纯粹是靠意志硬撑着，实际上已心力交瘁了。

    我们本来准备给第二个女儿起名小蔷。可是因为她夭折了，就改名小槿。我四姐原名槿，八岁上，父亲听说“槿”的生命力不强，怕不吉利，就给她改名槿新。结果她还是只活到二十来岁，比父亲还早死了四年。

    八十年代初，我翻译了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的讽刺小说《水虎》。其中写道，水虎妈妈临产时，做爸爸的就像打电话似的问胎儿愿不愿意生下来。倘若胎儿表示不愿意，只要产婆给注射一种液体，胎儿就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我读罢想道：要是小槿可以选择，也许她宁愿夭折也不愿意做我们那艘风雨飘摇中的“小帆船”上的一个成员，在歧视和颠沛流离中成长呢。

    七、炼狱

    １.一个疑窦

    一九五七年七月的一天，当亚被整得连房门都不敢出的时候，忽然接到一份请柬：周总理在中南海紫光阁约见文艺界人士，竟然把他也约上了。说实在的，他不想去。然而作协领导发话了：周总理请的，不能不去。

    那天回来，他面带喜色地对我说，总理讲话时，特别把他和吴祖光叫起来，亲切地继续称他们为同志，并说了一些鼓励的话。当时他想起党的“批判从严，处理从宽”那句话，真有了些重见天日的盼头。

    吴祖光所在的青年艺术剧院第二天就曾贴出过《风雪夜归人》的海报（然而很快就被覆盖了），亚则照样挨批挨斗，一点也没松劲。亚至今对这件事心存疑窦。看来当时中央有两种方针：一个是右派打得越少越好，另一个则是越多越好，只能错抓，不能错放。

    报上虽然把亚当做右派来批判，右派分子这顶帽子却还浮在半空中。等待宣判这段日子最难挨。处分像达摩克利斯的利剑一般悬在他的头上，直到转年三月才正式宣布，此是后话。

    把小槿送去火葬时，护士还问我要不要骨灰，我说不要。她的任何痕迹都会使我想起那导致她夭折的种种精神折磨，我情愿通通忘掉。出院后，没有新生婴儿小槿带来的欢乐和忙乱，我却照规定享受了五十六天产假。

    我们在作家协会宿舍大院子里的那个家，早已成为荒凉的孤岛。无辜的娃娃们只得和父母共患难。中秋节，我弟弟学朴突然送来了几个月饼，此外就再也没有人敢上门了。唯独前院那个老友严文井的两个小女儿倒是来找荔子、桐儿玩过两三次，使我这个做妈妈的受宠若惊。

    ２.“这世界好冷啊”

    七月以来，亚困居在他那间小书房里。那成了他的囚室，除了上厕所，他一步也不敢迈出去。托小槿的福，我和他形影不离地相处八周，这个期间说的话，比婚后三年所说的还多。不论公家的稿子还是个人翻译，我都给自己安排了定额，不完成不睡觉，经常需要熬夜。产假后期，把孩子们安顿好后，我坚持每天翻译一两页美国作家德莱塞的自传体小说《黎明》。亚就搬个小板凳坐在我的桌脚下。

    他瑟缩着说：“这世界好冷啊，亏了还有个家。”我说：“咱们的家永远是温暖的。”

    出去上厕所时走过院子，坐在那儿边晒太阳边闲聊的司机、保姆、公务员的话也会偶尔传进他的耳朵。一天，他惊恐地对我说：“听说对右派的处分相当重，一般都要降好几级。老Ｘ的妻子已经跟他打离婚了，把老二带走，老大、老三都丢给他了。”

    老Ｘ夫妇与我们的情况惊人地相似。老Ｘ和他的妻子小是比我们早一年结的婚，两人的年龄也相差十六七岁。

    我说：“小是共青团员，也许她真正相信党的话，把她丈夫看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我对你却不这么看，所以右派这顶帽子不论你戴多少年，我都不会离开你。当然，我没那么傻，不会公开替你辩护，反正我心里有数。我喜欢凡事都问个为什么，辨明是非。现在有些人根本不用自己的脑子考虑问题，每次运动一来，就一拥而上，斗这个，斗那个。三反、肃反、反右，我从来没有做过积极分子，也不肯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拼命去整那些按照百分比揪出来的斗争对象。你尽管放心，我永远不会离开你，孩子们也不会背弃你。总有一天，你将仍是他们引为骄傲的爸爸。”

    听到这里，亚脸上浮出一丝笑意。在这之前，他曾喃喃地说：“我从前讲个笑话，能让一屋子人笑得前仰后合，现在根本不会笑了。”

    我接着说：“你还记得你刚到《文艺报》时，‘邻居’曾表示要把我也调去当记者吗？我说我不愿离开出版社，他却真的去跟楼适夷副社长谈了。楼适夷说：‘文洁若是我们的业务骨干，不能放。’这话是‘邻居’亲口告诉我的。假若我这几年工作吊儿郎当，人家一来调，出版社巴不得一声儿就把我推出去了。那就惨了。批判会上会说，你为了篡夺《文艺报》的领导权，把老婆也安插进来当耳目，要是凑不足百分之五的数目，说不定把我也算上一个。”

    大难临头后，亚常常对我讲个谚语：“我总埋怨自己没有鞋穿，及至见到一个连脚都没有的人，就不再抱怨了。”

    亚的老友，名记者徐盈、子冈夫妇，就是双双被打成右派的。八十年代，我在《人民日报》宿舍见到该社的一位摄影记者，就问他：“你是红小鬼出身，怎么也错划成右派？”他说：“嗨，就别提了。当时《人民日报》划右派讲究成双配对，一道发落下去监督劳动。我说：‘你们这么搞，叫人家的孩子怎么做人？’结果说我同情右派，替右派鸣冤叫屈，丧失阶级立场。就把我的党籍也开除了，受了二十二年的冤屈。”

    确实可以找到不少境遇还不如我们的人。

    ３.下放锻炼

    十一月下旬我的产假满了。一上班就听说，自一九五八年起，在职干部要分批下放到农村去锻炼。我领会的精神是：全国有五十五万个知识分子的精锐被划成右派后，中央认为，待在城市里是改造不好世界观的，只有下放到农村，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才能脱胎换骨，彻底改造思想。右派分子下去劳动，叫做监督劳动，我们则叫做下放锻炼。

    这时，负责亚案的三人小组中的两位都向他透露说，将安排他做文学出版社的编外译者。我寻思：倘若我先下去，领导上总会考虑我们家得有个人留在城里照顾孩子。我就积极报名参加第一批下放。我打着如意算盘，只要我一下去，亚在家译书的安排就不会节外生枝了。

    历次运动，受处分的往往得搬家，也即是生活待遇得下降。下放名单公布后，我就去找前院的作协书记严文井。他没在，我就把来意向他的妻子说明了：如果认为我们一家人不适宜继续在本院住，要是迟早得搬，能否趁我还没离京就搬了？芽孩子小，没有帮手，我怕亚一个人照顾不过来。那位书记是亚的一位老友，很帮忙，不出一周就接到搬家的通知。

    新居在前圆恩寺，离交道口不远。我不但中学时期在交道口上过四年电车，上清华大学后，也曾每个周末在安定门外乘环城火车，因为那比乘校车省钱多了。亚对这一带自然更熟悉。

    搬家之后，亚第一次敢迈出房门了。他跑去买了一口大缸、一副扁担和三个水桶。两个是为挑净水用的，一个是倒脏水用的。

    我忽然发现，他的眼角出现了细碎的鱼尾纹，乌黑的头发里，开始增添了一些银丝。

    一九五八年一月五日傍晚，亚用自行车驮着我的行李，穿过一条条小胡同，左转右拐，把我送到出版社。周围人影稀落，我们纵有千言万语，也不知从何说起。我蓦地发觉，左近的房屋好生熟悉，原来不知不觉已走到我生活了二十年的老家跟前。记忆这个魔术师给它涂上了迷人的色彩，使它熠熠发光。现实中展现在我眼前的，却是年久失修，花草树木被砍尽，所有的空间被无数小窝棚占去、活像是迷宫的大杂院。

    下放锻炼的期限未定，但只要亚能和孩子一道留在北京，我个人吃点苦算得了啥。我知道他干起活来效率高。翻译《好兵帅克》时，他一天曾译上七八千字。而且晚上照样听音乐，还能抽空陪孩子玩。虽然创作一直是他的志愿，如今，闯了这么大祸，能搞搞翻译也该知足了。

    来到出版社所在的胡同附近时，已灯火阑珊了。亚怕被人撞见，小声同我道声珍重，就骑车回去了。我扛着行李，在暮色中踽踽独行。我感到，我们两个像是在狂风中翻卷的落叶，那样地软弱无力，那样地身不由己。关于小槿的夭折，我这才真正想通了。我原是以事业为重的人，绝不愿意为众多子女所拖累。小槿本是计划外的，但我又绝不肯人为地摧残这个小生命。谢天谢地，她在胎里夭折了，不然的话，领导上也不会因为照顾我家里还有个婴儿而让我留在北京。多少人就正在面临这种难题。

    二百几十人的单位，第一批下去八十人，南北各一半。有积极争取的，也有嚷着第五个娃娃还没断奶的。一个从未请过病假者，在名单公布前，三天两头儿地跑医院。他提着大包大包的中药给领导看，给周围的人们看，结果非但未能逃脱下放的命运，反而徒然成为笑柄。

    两辆卡车把我们这四十个去北方的下放干部载到东车站前的广场。这是建国后的创举，送行者众多。除了本社的领导和同事，还有大批家属--每个人都被妻子或丈夫，兄弟姐妹，儿女父母围起来，好不热闹。我正孤零零地站在那儿怔忡不安时，忽然本部门的一位同志塞给我一包南丰橘。

    孩子们好久没吃着水果了。我转手便把那包橘子递给我的联系人，托他捎给我家里。我特地找了一位沦陷时期担任过伪职、始终抬不起头来的编辑做联系人，相信他对我们一家人的歧视会少一些。他爽快地答应第二天就给送到。

    一行四十人，分到丰润县唐坊附近的六个自然村里。我和其他二女四男，分乘三辆大车来到张山庄。组长是党员，副组长是团员。我是唯一右派分子的妻子。下乡伊始，就召开一次会，叫我批判亚。组长还郑重其事地预先做了我的工作。他说：“某单位的一位女同志，有一天跑去找领导，指控她爱人是右派。起初人们以为她疯了，因为她丈夫从来也不胡言乱语，只知埋头工作。这位女同志就把她丈夫对某件事说过些什么，一一揭发出来。于是，领导把那个丈夫隔离审查，他就一股脑儿招认了，结果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送去监督劳动。这样的妻子才是毛泽东的好女儿。”

    我听了，毛骨悚然。倘若这个女的是胡编的，而那个老实巴交的丈夫的交代又是逼供的结果呢？

    “反右”开始后，我只奉领导之命写过一份一千字的揭发亚的材料，写好了还悄悄地给他看毕才交上去。以后也没再催逼，看来出版社对我也还是相当宽厚的。亚的全部意见已白纸黑字统统印在报刊上了，另外实在编不出什么来。那天我是这么说的：

    “萧乾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人民’的出版社为什么会成了衙门？》，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放心·容忍·人事工作》。我原是坚决反对他写文章，提任何意见的。因为在一九五五年我有过一次惨痛的经验。记得那一次也是号召大家对社里的一些不合理的现象提意见。我出于替出版社精打细算的好意，对同一个办公室的一位同志说：‘社里决定请一位编辑花两年时间将老党员董秋斯所译的《大卫·科波菲尔》重新校订一遍，重排出版，我觉得不合理。这位编辑每月工资是一百出头，两年就是将近两千五百元。译者本人还健在，应该让他自己校订，或自己掏腰包请人校订。即便是老专家，这样照顾也不合理。何况是老党员！’

    “那位同志说：‘对，对，是不合理。明天咱们在会上提意见吧。’

    “第二天在会上，她却只字未提，我也就没吭声。然而她却把我的话汇报上去了。

    “‘肃反’后期的一次会上，部室主任陆风同志郑重其事地提及此事，严厉地批评我说：‘文洁若对党有不正确的看法。’

    “我把这件事原原本本告诉了萧乾，并对他说：‘陆风同志是一位老区来的党员，党龄很长。他那次的批评绝不是心血来潮。这档子事说明，即使是动员咱们提意见，也不宜轻易提。社领导研究好了作的决定，咱们这些党外人士，怎么能说三道四呢？我那次只是私下里对一位团员叽咕了几句，尚且在部门的全体会议上挨了批评，你打算写文章公开发表，分量可就重多了，叫你吃不了兜着走。’

    “但是萧乾说：‘这次不同啊，是毛主席亲自号召的，我是为了党好才提意见。’

    “我说：‘那么你自己做事自己当。你的文章，我绝不看。’

    “六月中旬，风声紧了，我才把那两篇文章拿来看了一遍。没想到我平素间漫不经心地说的一些话，却被他利用了。”

    也难怪组长这么重视此次对萧乾背对背的揭发会，这原是上面布置的。负责文化部唐坊这一片几百个下放干部的第二把手老余也专程赶了来。我坐在老乡家的火炕上讲，他则坐在门槛上听。我接着说：

    “萧乾是城市贫民出身，打三十年代就认识他的杨刚同志在批判会上也来回说：‘你是穷苦出身，你不要忘本’。一九四八至一九四九年，萧乾面临去剑桥还是回北京的选择，最终他还是回了北京，归根结底是他热爱乡土的感情所决定的。相形之下，我出身于剥削阶级，虽然解放后才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在‘大鸣大放’中也没有乱说乱动，但我平日间谈的出版社的一些情况，可能也影响了他的情绪。所以我很后悔未能无论如何制止他写那两篇文章。”

    主持会议的老余听罢我的“揭发”，流露出大失所望的神情说：“你这是‘代人受过’。”

    随后，他和组长一道开导我该怎样帮助亚。

    我说：“我倒是也试图帮助过他。每次他都说：‘不要两面夹攻了。’我心想：全国性的报纸已经从各个角度把他批臭了，朋友们也都和他划清了界限。我再没完没了地跟他纠缠，怕他吃不消。”

    组长马上插了嘴：“现在你倒是说出了点实质性的问题。‘不要两面夹攻了’这句话，就反映了萧乾对所受批判心里是不服气的。”

    我答应今后写家信，一定好好帮助亚认识自己的错误，这才勉强过了关。

    ４.颠倒过来

    我们那个村共有八十来户人家，四百多口人，净是十岁以下的娃娃。全村只有一个教师，一年级至四年级都在一起上课。五六年级到邻村去上学，初中生则每天来回跑上二十里路，到唐坊镇去上学。

    我们分别住到老乡家“同吃同住同劳动”。我在第三生产队的会计李兆丰家吃饭。他们是三世同堂：老两口子，兆丰夫妇和三个娃娃。他们家没有空房，安排我住在兆丰的堂妹小剩儿家。李家是哥儿四个，兆丰的父亲是老大，小剩儿的父亲是老四，年龄相差十八九岁，所以兆丰已年近三十，这个堂妹却才七岁。老乡们都管小剩儿的妈妈叫做小老婶子。这是个憨厚、善良的贫农妇女，毫无怨言地担负着照顾多病的婆婆的责任，经常给老人家做点“小灶”（其实也不过是素丸子、面条之类）吃。我估计这位婆婆患的是肠癌，但直到咽气，也没钱去瞧病。

    刚刚安顿下来，我就跟着社员到大田里去打冬水。每天上午十一点三刻，西行的第四十七次列车便出现在辽阔的冀东平原的地平线上，像是一排大蚂蚁，甚至可以听见划破天空传来的汽笛声。老乡把它当做“午炮”，我呢，每次瞥见这趟列车，心便随着它飞回北京。

    这村里只能说只是半通邮，因为邮递员难得露面，好在老乡们也很少有信。下放干部进村后，邮递员只好每周来两次，送报纸和信件。这是我和亚取得联系的唯一渠道。

    三月上旬，突然收到一封厚厚的信。原来让亚留在北京搞翻译的计划又变了，如今改为要他到唐山附近的柏各庄国营农场去“监督劳动”，期限未定。他在信中要求我马上回北京，重新安排家庭。当时我想：也罢，既然两个人注定都得下去，同时下去总要比轮流下去分离的时间要短。我在回信中把自己设想的三个孩子的安排告诉了亚：荔子从日托改为全托，桐儿由姥姥和三姨照看。老大呢，周末和寒暑假去找我弟弟文学朴。

    亚那封来信，满纸惊慌失措，所以我把事务性的安排交代清楚后，又加上一句：

    “你放心，有我呢。我是一只老母鸡，我要把你和孩子们保护在我的翅膀下。”

    当天晚上我就向组长汇报此事，并要立即请事假回京几天。组长不慌也不忙地说：“春耕快开始了，等知道他具体动身的日子再走也不迟嘛。”

    四月九日，天刚蒙蒙亮，我们这三女四男就出发到唐坊镇去。分散在附近几十个生产队的文化部系统几十个下放干部，个个夹着小折凳，从四面八方涌来，和大队干部以及各生产队队长一直汇聚在县委前的广场上，参加春耕动员大会。休息时，副组长交给我一封信。熟稔的白信封，熟稔的笔迹。我一看就知道是亚的。

    定于本月十八日晚间动身去农场。我连发了两封电报，每天傍晚带着孩子们在胡同口等啊等啊，盼到天黑，也不见你的影子。见信火速归来。

    亚

    六月晨

    多巧。要不是正好到县城来开会，此信起码也得两天后才能收到。至于电报，天晓得积压在什么地方了。

    唐坊是个小县城，每天只有中午从唐山开往北京的慢车，才在这里停留三分钟。接信时是九点，我马上向副组长请了假，奔回张山庄取东西，和房东老大娘招呼一声，就飞跑着回到镇上赶那趟列车。谁知一误点就是十个小时。坐在候车室的硬板凳上，我徒唤奈何。

    原应于下午四点抵达的列车，延挨到次日凌晨两点才像个患哮喘的老妪似的，呼哧呼哧地驶进东车站。我如万箭攒心，拎着个鼓鼓囊囊的手提包，拖着沉重的脚步随人流踱出检票口。虽有几辆等着拉座的三轮车，但为了省几个钱，我决定还是从前门走回交道口的家。

    东方的天空开始泛白时，我终于走进了那个破旧的四合院，在北屋廊檐底下，轻轻说了一声：“我来啦。”

    门开了，我一个箭步蹿了进去，差点儿和迎出来的亚撞个满怀。亚惊喜交集地说：“啊，可把你盼到了。两封电报和信都收到了吗？”

    我向他解释，张山庄可能有史以来没收到过电报，打电报反而误事（直到我那年十一月初离开该村，电报始终也没有收到）。我四下里打量了一下，屋子真乱得够呛！孩子们脸蛋儿红扑扑的，正在酣睡。转身看见书桌上玻璃板下面压着我给亚的那封“我是一只老母鸡”的信。

    亚首先把别后三个月内发生的大事讲了一遍，有些是不便在信中谈的。报上虽然把亚当做右派来批判，正式戴帽是一九五八年三月的事。经济上的惩罚也相当重：他到农场后，每月领二十六元生活费，北京的全国作协按月发给家属四十元津贴。然而使他更受刺激的却是《文艺报》忽然送来的一份政治结论。这份政治结论是一九五六年主持审干的同一作协党组织做的，内容却完全照郭老一九四八年所捏造的那样颠倒过来了：《新路》变成了反动刊物，亚不但参加了，还成为它的“主编”。来人限定亚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在这颠倒黑白的正式文件上签字。亚起初想横下心去拒绝在作协这份自打嘴巴的文件上签字。但是想到身边三个孩子，他不敢这么任性。

    后来听说，有些人就硬是不肯签，因而吃尽了苦头。

    ５.我学会了吃哑巴亏

    我只有一周的假，扣掉路途上的两天，实际上只能在北京待五天。不管怎样，我们还带着孩子们去陶然亭游玩了一通，并拍了不少照片。荔子那天特别快乐活泼，又唱又跳，她一点也没察觉到不出几天，全家人就将各奔东西了。划船时，一岁半的桐儿第一次见到这么一大片水，开心极了。

    十五日午后，我把娃娃们丢给亚，登上了开往唐坊的火车。我从徐徐移动的车厢里探出身去，在站台上不断地擦眼泪的亚的身影，旋即消失了。

    我是摸着黑回到张山庄的。组长劈头盖脑地训斥了我一顿，嗔怪我未向他打招呼就走了，无组织无纪律。天哪，我不是老早就向他请好假的吗？而且是副组长点头的呀。

    对右派分子的老婆，就是可以不讲道理！

    但我没有申辩。我晓得下放期间，任何反抗的表现都会影响我和一家人的前途，我开始学会了逆来顺受，干吃哑巴亏。

    八、他在农场

    ｌ.宝钞胡同

    一九五八年七月，作协寄来公函，要我回去腾房。原来在大跃进中，我们那几间北房被人看中了，他们要在这里办街道工厂。作协总务科指定我把家具堆在宝钞胡同的一间二十米大的平房里。将借来的桌椅书架还掉之后，居然勉强塞进去了。前来帮忙的学朴还把双人床摆好，并留出放火炉的地方，以备临时居住之用。

    一九六年，我带着老大在这里住过一个暑假。

    亚是很会哄孩子的，我下乡后，孩子们在情绪上还没受什么打击。但是四月间亚也走了，孩子突然被送去全托，周末尽管有姥姥来接，有三姨照料，总没法弥补父母的消失。荔子太小，说不清，道不明，只是发呆了。从那以后，本来天真活泼的荔子，性格上起了显着变化，小小年纪就变得郁郁不乐。我弟弟学朴那时尚未结婚，住集体宿舍，周末就让老大待在新华社招待所。有一天，他抽冷子失踪了，把学朴急得到处寻找。天擦黑他自己回来了，原来十一岁的他，孑然一身跑到颐和园去了。他心里一定感到迷茫。

    在身份社会中，父母的境遇直接影响到孩子。

    七月回京才知道，母亲被确诊为患了肺结核，正在服雷米封。为了减轻她的劳累，我赶紧把桐儿送进一家私立托儿所，每两周接一次。冬季则为了保证孩子不生病，根本不许接。这时已经顾不得考虑什么家庭教育了，越省事越好。

    这次只有五天假，临上火车的那天上午，我跑到后马厂的文化部幼儿园去看望荔子。萦回在我脑际的，是陶然亭那个欢蹦乱跳的小妞儿的形影；现实中的她，却连一丝儿笑意也没有。我把她带到鼓楼大街上一家冷饮店，给她叫了一客冰淇淋。她用小匙舀着，慢慢地吃，一直沉默到我重新把她送回幼儿园去。我想起过去在西什库北堂看到的那些前来望弥撒的天主教育婴堂的孤儿们。修女用手指上的戒指砰的一敲，她们便一齐跪下；再一敲，一齐站起；敲第三次，一齐走出去。个个面无表情，仿佛机器人儿一样。

    ２.《黎明》

    一九五八年是丰产不丰收。“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成立后，张山庄自留地的大白菜都烂在地里了。十一月初结束下放回到北京，看到满街都是堆积如山的烂白薯。原来为了提高产量，农民普遍地多种白薯。但是无法贮存，便拉到城市里，任凭其烂掉。实际上是掩耳盗铃的把戏。

    还在农村时就听说，我们这批下放干部，只有一半人能回北京。我的政治状况尽管差一些，但我知道我们这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单位还是重视业务的，所以觉得留在本社的可能性很大。

    名单公布了，我被调到原出版社的亚非组，从事日本文学编辑工作。十一月下旬上班后，年内发了两部稿子，达四十万字。亚垮了，我得加倍拼命工作，才能保住这个位子--支撑住这个家。

    在农场劳动的亚，听到我能回到原单位的喜讯，情绪自然也稳定了许多。家虽然拆了，我和亚的联系却更加强了。差不多每三天必有一封信往来，而且都编了号。

    回京后，我每月都到宝钞胡同的堆房去打扫一次，顺便交房租。平常就住在东四八条的母亲那里。从那时起至一九六六年发生“文化大革命”，要算是我的一生中精力最充沛的时期了。不但独力完成日本文学这一摊的组稿、发稿任务，还编了一部菲律宾近代着名作家何塞·黎萨尔的长篇小说《不许犯我》及其续集《起义者》，共约八十万字。原着是用西班牙文写的，而中译是从英文本转译的。在家信中，我经常大段大段地抄上原文和原译，写明我想怎么改，并征求亚的意见。亚在既无前后文、又无字典的情况下，每次都认真仔细地写上他的判断寄回来，我差不多是百分之百地接受了。他在信中说，他正孤零零地住在农场的一座棚子里，边看菜地，边为我解答这两部译稿的疑难问题。外面北风呼啸着，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方圆几里地，阒然无人。

    粉碎“四人帮”后，这两部译本子一九七七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印过一版。前一部还易题《社会毒瘤》，作为《外国文学名着丛书》的一种，于一九八八年重排出版。

    那些年，我通常在办公室加班加到十点再回家。为了避免影响母亲和姐姐，一回家就踅进过道里的小厨房，在案板上铺张报纸，工作到凌晨两点。有时翻译突击性的日文稿件，没有旁的事就誊清提奥多尔·德莱赛的《黎明》译稿。这部作品的内容虽枯燥，我却喜欢这个书名。它预示着朦胧的希望。下放前我已译竣此书。

    搬入前圆恩寺、等候处分的三个半月内，亚以惊人的效率将译稿校订完毕。可惜校订稿及誊清的稿件均烧毁于“文革”。前两年上海译文出版社总编辑包文棣同志还问亚，有无兴趣重新将这部书译出来？可惜不论亚还是我，都没有精力再把这样一部将近五十五万字的长篇巨着再译一遍了。

    以上两项是亚在一九五七年闯祸后至一九六一年从农场回京，这四年间所做的一点默默无闻的文字工作。

    ３.探亲

    周末，孩子们从学校和幼儿园回来，母亲那两间小屋就顿时热闹起来了。我尽量保持“家”的格局，想方设法让无辜的孩子们在感情上有个归宿。

    在紧张繁忙的工作中，每逢开家长会我必到。盔甲厂小学的班主任告诉我，我们家那个老大语文成绩突出，算术却很差。有一次校长都急了，说他们是全市的重点小学，哪怕一个学生的成绩不好，也会影响学校的声誉。这样，周末他回来，我就要求他把每一道四则题都演算出来，我帮他一道道核实。可我的算术也忘得差不多了。有一次，我们演算了半天才解答了一道题。下周他回来，高兴地告诉我，刚好考了那道题，他还是全班唯一答对的。

    就这样，老大终于以双百的成绩考上了市重点中学二十六中。

    复习完功课后，我又督促老大给爸爸写信。我知道，除了我的信之外，亚是多么希望能收到孩子们的信。老二、老三尚未上学，但他也开始画些极简单的小人儿或苹果、大鸭儿梨了。这些都给了亚莫大的安慰。

    一九五八年底，荔子出了麻疹。幼儿园只要求我去给孩子输了一次血，说是这样可以增加抵抗力。她在隔离室住了三周，康复了才接出来。保育员对孩子们忘我的牺牲精神，不知给像我这样母兼父职的家长减轻了多少负担。我至今仍和曾经照看过荔子的戚阿姨保持着联系。当年，为了照顾好别人的孩子，她不得不把自己的女儿寄养在通县的姥姥家。多么博大的胸怀！

    一九五八年七月回京搬家时，我原计划利用这机会去柏各庄农场探望亚，后因临时冒出为桐儿找托儿所的问题，未能成行。一直拖到次年国庆，我才请了几天假去看他。那时市面上食品已经开始短缺了。我东跑西颠，总算买到了月饼、香肠和核桃各数斤。

    我这是第一次只身出远门，实在缺乏经验，还没走到电车站，就发觉肩上这二十来斤的行李袋压得我骨头都疼了。趔趔趄趄走到东四魏家胡同口的车站，已经上气不接下气。那是节日前夕，无轨电车临时改了线，我只好又走到东四去搭公共汽车。好不容易走到钱粮胡同口，再也支持不住了，就放下行李歇口气。这当儿，突然走过来一位老工人，操着地道的北京话说：“您哪，扛不动了吧？到哪儿去？我帮您搭把手吧。”

    我们一人提着一头，边聊边往前走。他是在人民市场看车的，家住永定门车站附近。多亏路遇好心人，赶上了火车。

    在唐山车站，居然还有位叫郑希文的农村青年来接我。小郑是亚在农场交上的朋友，那时已当上了开滦煤矿的工人。是亚委托他去接的，他还把我送上了农场的班车。

    柏各庄国营农场是苏联援建的，坐落在渤海滩上。农场的首要任务是改造那盐碱土壤，使它能生产高级稻米。总场之下，有若干分场。亚就在三分场劳动。三分场的骨干是冀东一带的农村青年，领导大都是参加过朝鲜战争的荣军。这个分场接受了改造一批右派的任务：把他们分到由荣军领导的小组里劳动。

    在农场待的几天，我替他拆洗被子，补了一堆衣袜，帮他好好整理了一下。下工后，他带我参观农场设备，走到一匹种马的厩前，他说：“这可是几万元的伊犁马。每天吃得好，还有专人伺候。”每走过这座马厩，他就感到无限自卑。“它比我高贵多了。”

    那时家里还存着一篇亚在崇实初中时写的作文。少年时代的他替驴子打抱不平，说人骑在驴背上，还嫌驴跑得不够快，死命地抽打。而今，人到中年，他竟发生了“人不如马”的想法。

    下去后第一个春节，农场曾根据表现，准许一部分右派回城探亲，他不在内。后来小组长也告诉我，亚劳动得不够好，对改造仍有抵触情绪，所以没轮上他。可是转年的春节，农场开恩，让他回来了。我们就在宝钞胡同那间小堆房里对付着过了一周。大年初二，亚到北医三院六堂弟的宿舍去看望在那儿过寒假的老大，那也是他最后一次见到老姐姐（四月中旬，她就突然去世了）。桐儿照例不许接，也不许看，我们只隔着托儿所的玻璃窗，瞥见他睡在小床上，脚丫子依稀动了动。宝钞胡同离荔子所在的后马厂的幼儿园不远，我把她接出来几天，让她好好和爸爸相聚一下。

    我千不该万不该怂恿亚去看他原来的领导--《文艺报》主编×××。那天他回来，不断捶着头说，何必自找这通侮辱。他没有怨我。但我自己却懊悔不迭。大约十年后，我在五七干校遇到了这位主编，那时他在中央专案组，连下湖劳动都由一个彪形大汉看押着。“文革”中他大概也多少尝到了受凌辱的滋味。

    ４.一线曙光

    蒙古血统的亚，体格一向是健壮的。然而下到农场后，他患了肾疾。原因是十几个人睡一个炕，起夜不方便。有一次他摸黑出去解小手，回炕时摸错了位置，挨了一通骂。打那以后，他就采取少喝水、而且过午滴水不进的办法。加上那里水质也不很清洁，肾就出了毛病。他在信里还告诉我说，他的心脏时常怦怦乱跳，他妈妈就是患“胸口痛”死的。我一接信，马上就请了几天假去看他。记得我是除夕动身的。我吸取了上次的经验教训，将六瓶桔子汁装在背囊里背着，两只手提包里分别装着伊拉克蜜枣果酱和人参药酒。这是我当时跑遍了北京城买到的。抵达唐山后，才知道因为过新年，去柏各庄的班车停开三天，我正在焦急，看到一辆大车，就央求车把式让我带个脚儿。

    进了车把式所在的村子，天已擦黑了。我付了说好的三元车钱，就准备连夜赶路。憨厚的车把式不放心，怕我黑咕隆咚遇上歹人，就说：“要么你就在俺家过夜吧。一个妇道人家，走黑路可不中哪。”

    进屋后，车把式的老母亲给我端来一碗热腾腾的棒子渣粥。喝下去后，把钻心的寒冷驱散了。他家没有多余被子，只给我找来几片拆洗了没做上的旧棉袄芯，我把它们铺在棉大衣上，躺下去才发觉浑身已乏透，一会儿就睡着了。

    第二天一早，我辞别了这家善良的庄稼户，塞给他们两双长统袜子，就上了路。两次出远门，我都得到了萍水相逢的劳动人民的帮助，而在那年月，鄙夷与欺凌却来自和我一样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们。

    我突然来到农场，亚自是喜出望外。小组长把我们安排在育苗用的大屋子里住。为了宽慰亚，我把刚刚侧面听到的一个消息告诉了他：今年可能调他回来翻译十八世纪的英国作家亨利·菲尔丁的《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亚似乎将信将疑，但我说：“这消息好像是有点来头。我回去就把房子换到离出版社和八条都近的地方。”

    漫漫黑夜快要结束了，前面出现了一线曙光。

    九、在“方舟”中

    ｌ.他回来了

    一九五八年我们下放农村，做的是长期打算，后来不知怎的，不出一年就呼啦一下回城了。亚下去三年多，他回来一趟，我先后又去看望了他两趟。我知道一大批右派是被送到北大荒去改造的，吃稀的，干伐木等重活，不少人都葬身在深林荒野中了。每想到这，我们就知足--甚至感激起来。亚相信，倘若他到了那里，生还的希望是微乎其微的。

    亚是六月六日单独调回来的。不久，在下面劳动的右派一塌刮子都回城了。亚一直不解为什么事先不说个期限，那样的话，他相信许多家庭都不至于破裂。

    二月上旬，我就顺利地把房子换到五条的一个死胡同--牛圈了。对方情愿以大换小，他们图的是上班近，便于照顾娃娃。搬进去之前，我请人把这三间小东屋粉刷、裱糊一新，只是地下尿臊气味扑鼻，用拖把擦多少遍也无济于事。我立即画了一张详细的路线图寄给了亚，并将这个四合院里张三李四的情况描述了一番。

    由于行期匆促，亚并没有写信告诉我回京的日子和火车班次。倒是作协有位同志在五日下午打电话通知了我。我兴奋得辗转未能成寐，好容易盼到天明，老早就跑到北京站的检票口外去等。奇怪的是，最后一个旅客都出来了，还不见亚的踪影。我估计他要么是突然病倒了，要么是扛不动行李，落在后面了，就赶紧买了一张站台票冲进去。扑空后，我还不死心，继续待在那儿等候下一列从唐山开往北京的火车进站。

    这时我才知道，在不晓得亚乘坐的是哪一节车厢的情况，要想从各个车门中涌到站台上来的人流中找到他，根本就是不可能的。我跟在队尾颓丧地走出检票口，以为作协那位同志通知错了。进四合院一看，东厢房的门外放着亚的行李。西屋的傅大妈迎出来说，亚是两个钟头以前回来的，说是要到岳母家去。

    我心想，与其赶到八条去见他，不如把这些脏衣服洗干净了再收进屋里，便到胡同里去挑水。当亚在妈妈那里吃罢饭回来找，我已经晾起两绳子衣服，正在抱着盆洗最后一条被里子。

    其实亚就是从我守着的东边的检票口走出来的。我生怕他走的是西边的检票口，两眼不断地盯着那边。他呢，根本不晓得我会来接，所以目不转睛地直奔站口而去。我们就这样在人丛中失之交臂。

    我对他说：“我事先应该做个小旗子，写上‘亚克桑’三个字，站在两个检票口当中的地方挥动，那就怎样也会引起你的注意了。”

    ２.“孟母三迁”

    生活翻开了新的一页。

    但是新的矛盾随即产生了。

    我一个人住的时候，一般是早出晚归，周末又带着孩子们到妈妈姐姐那里过，所以和同院的人们“井水不犯河水”，几个月来相安无事。亚回来后，到派出所一报户口，经街道积极分子一传，亚的身份就全院皆知了。南屋那位住在茅房对面的妇女这下子找到了出气筒。她边打儿子边破口大骂：“缺德带冒烟儿的！小兔崽子，你长大了，当什么都行，就是别当右派！”

    日本有一种部落民，是中世纪“贱民”的后裔，居社会最低阶层，只能从事殡葬、屠宰等行业。本世纪初叶，岛崎藤村曾写过一部以此为题材的长篇名着《破戒》，引起巨大反映，唤醒了人民的良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展群众性部落解放运动，三百来万部落民的处境已有所改进。

    相形之下，尽管中国人民于一九四九年推翻了三座大山，“站起来了”，然而可悲的是，通过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我们却在大批大批地制造新的“贱民”。“文革”初席卷全国“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红五类对黑七类（或黑九类）的歧视压迫，都绝不是偶然的孤立事件，而是有它源远流长的历史。

    我虽不是孟母，听到那个妇女对亚的诟骂后，立即打定主意迁走。

    ３.编译所

    抵京后的第二天，亚骑车去出版社报到。他进了新成立的编译所。这里有冯雪峰等头上有帽子的人，也有一些政治清白的资深编辑。所长是出版社原负责人楼适夷。亚最佩服雪峰的为人，能和这样一位有气节的长辈在一个部门工作，他感到满意。工作方式是各人抱一本书翻译或圈圈点点，不与外边打交道。那个小道消息挺准，果然叫他翻译《汤姆·琼斯》。他还利用一个月的进修假写了一篇六万字的《菲尔丁--英国现实主义小说奠基人》。

    回机关后，亚的工资由“反右”前的１７２元降为１０３．５０元。编辑部有他四十年代在复旦执教时的两个学生，一个和他同级，另一个比他还高了一级。但他总是和一位在农场时劳动表现比他好，到头来却被分到外地去卖油盐酱醋的“同命人”相比，所以毫无怨言。

    这当儿，解放前夕接受英国大学的聘请去教书的一位老同学突然回来定居了，立即成为备受优待并委以高位的上宾。我马上联想到解放初期流行的“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不革命”的说法。亚却说，他的一个熟人解放前可活跃了，专爱打笔仗，说话尖酸；解放后一直谨小慎微，明哲保身，叫人找不出一点漏子。怪只怪自己没封住自己的嘴巴，拴住自己的笔。

    ４.豆嘴胡同

    能不能向机关要到宿舍，似乎是一门微妙的学问。我参加工作后，连集体宿舍中的一个床位也没要到过。亚到农场的期间，宝钞胡同宿舍里的大小干部都搬到和平里的新楼房去了。明知道会碰钉子，我还是跑到作协总务科去试探过一番。对方说：“将来他分配到哪儿，就向哪儿去要，我们没房子给他。”亚从农场回来后，曾找出版社的领导谈过。他表示了同情，但又说没有办法，因为亚算是新调来的。

    幸好这时我的两部译稿带来了两千元的额外收入，我们就用来购置了五间南房。这房子在南门仓后面的豆嘴胡同。据说是前清时由地主集资修建，用来贿赂管粮仓的官员的。一九五八年被街道征用，办了托儿所。一煞共产风，房子退回原主。房主怕夜长梦多，就赶快廉价出卖了。

    我们买下的这排南房，过去可能是做前客厅用的，有大玻璃后窗，所以通称作南北房。屋前还有很宽的走廊，摆得下一张八仙桌，周围放上几把椅子，夏季就在院中吃饭。我们又请人将廊子东头装上门，接上自来水管，改造成厨房。

    西墙角有间快要坍塌了的小西屋，亚请泥瓦匠将它翻修一新，又把两间厕所中的一间改成堆房。我们戏称这排南房作“方舟”。搬进来之后，再也听不到大杂院中的闲言碎语了。亚生平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房子。他一心一意想在此告老。他把业余的许多精力都用在美化环境上。这样做，也许一方面是为了让这花花草草、砖头瓦片占据他的心，同时，也减轻一下他对孩子们的负疚之情。老大以为爸爸回京就意味着已经什么问题也没有了，老二老三仿佛觉得爸爸只是远行归来。我一直小心翼翼地不让他们知道爸爸头上有那么一顶可怕的隐形帽子。我不愿意让孩子就近上学，因为说不定同学的家长中就有牛圈胡同大杂院中的那样一个泼妇。我成功地让两个孩子都进了全日制的府学胡同小学，换得了四年平静的日子--漫漫长夜中，唯独“方舟”这一段是值得回顾的。

    亚在东墙脚下的小跨院里种了几十棵玉米，还种了一棵苹果树。我姐姐也搬来了，由一个年轻表妹陪伴我母亲。她在西头房后养了二十来只鸡。北面就是亚惨淡经营的小花园了。为了祝贺我们又有了新居，我母亲送来她心爱的大荷花缸，直径达一米多。周围浮雕着人物形象。亚在里面栽上睡莲，并养了几尾金鱼。他把小西屋当做书房，在前面搭了个葡萄架。

    说来也很矛盾，其实亚并没有忘记待了三年多的农场。他在那里交下的朋友小宫，两次来北京看过他。有一次还带着老婆孩子，我们就合家陪他们去游览了天坛和北海。郑希文也经常有信来，他曾托我们给他买块瑞士表，我们为他出了几十张工业券。装在木盒里寄给他，他表示很满意。小郑恰好是在亚当年计划去的开滦煤矿当工人，亚有时甚至忘记了自己头上的帽子，竟想到开滦或农场去体验生活。写了半辈子文章的人，就这么瘫痪下来，他似乎不大甘心。

    “反右”后，绝大多数朋友连在街上擦肩而过，也不敢点头致意了。亚为自己定下个原则：绝不主动去招呼谁。他说，他的世界里只剩下我和三个孩子，以及我的几个亲人了。

    当然，亚和被划为右派的熟人同病相怜，偶尔有些往来。诗人陈梦家早年跟亚很要好，我在清华时又上过他的爱人赵萝蕤教授的课，因而有不少共同话题。那时他们住在钱粮胡同一个小四合院里，为了养花，把院子的土壤整个换过了。有一次，梦家一下子送给亚三四十盆热带植物。

    另一位右派朋友荒芜也常来串门。记得出版社也有个女右派被送到北大荒去劳动，她回京治病时，把那里形容得仿佛是座乐园。吃的是香喷喷的大油饼，喝的是新鲜豆浆。我听罢，暗想：可能是隔些日子打一次牙祭，哪里会天天这么吃。她因为说了真心话被打成右派，所以学会光拣好的说了。我倒是更相信荒芜悄悄地告诉亚的北大荒艰苦的情况。

    亚在外文出版社时，和荒芜是同事。亚是当时国内唯一的外文刊物《人民中国》的副主编，荒芜主持外文图书的编纂。两个有用的人，一下子都“作废”了。

    有一次，我们二人和荒芜一道到外文出版社的干部刘邦琛家去做客。刘的母亲是英国人，他长得也很洋，绰号“假洋人”。他的母亲老早就回英国定居了，出于爱国至情，他却情愿留在中国工作。

    一九五五年“肃反”期间，由于在他屋里翻出一张英文打字稿，就要他交代当国际特务的罪行。他交代不出，就隔离审查了好久。最后拍出“罪证”，就是那张打字稿。其实这是他练习打字时打的。他丢进废纸篓后，被积极分子当做证据检举了。幸而他还保存着那本教打字的书，拿来一核对，才真相大白。“大鸣大放”初期，他提出不宜轻易怀疑知识分子的问题。于是，又被扣上右派帽子。

    “反右”期间，有些人是因为替别人打抱不平而当上右派的。文学出版社就有位叫周纯的编辑，少年英俊，德文很好，还是共青团员。肃反期间，叫他审查一个对象。当时那人的年轻妻子挺着大肚子，经常哭哭啼啼来找他。后来案情大白，竟是一场冤枉。当初受审查的本人倒识相，在鸣放期间一声不吭，因而顺利过关。负责审查此案的周纯却因做了不要动辄冤枉好人的发言，被扣上了右派帽子。罪名是攻击“肃反”。

    一九八七年，我们在厦门大学和他不期而遇。当时他借住在姐姐家，听说亚来讲学，特地来看我们。昔日的翩翩风度，已荡然无存，如今，年过半百，还是个光棍儿。一九七九年后，他的问题当然得到了改正，并根据本人意愿，调到上海某高等院校教德文。然而这半辈子所失去的一切，却无法弥补了。

    有些人计较右派补不补工资问题。其实，五十五万右派所失去的宝贵年华，是多少钱也补偿不上的。

    在“方舟”时期来看过我们的不仅仅是些戴右派帽子的朋友。例如已故翁独健同志（三十年代亚在燕京的同学），当亚未出问题时，总是我们去看他，他从未光临舍下。亚从农场回来后，尽管他走路不方便，不论牛圈还是豆嘴，他都拄着拐杖，换几次公共汽车，来看望过我们。他关心三个孩子的学习，并帮过我们许多忙。当他看见我们那间客厅（兼饭厅、孩子们的学习室）里居然摆着架大钢琴，就忙问是什么时候买的。他是少数宁可冒政治风险，怎么动员也不肯上台批判亚的老友之一。他由衷地对亚说：“你能有这么个地方安度晚年，也就不错了。”

    钢琴是我得到亚即将调回的消息后，利用一九六一年三八妇女节的半天假日买回来的。我写信给亚说：“将来荔子会弹《月光曲》给你听。”

    我虽不懂音乐，和我挨肩儿的四姐槿新却是有音乐天分的。家里买不起琴，在辅仁女中时，我有空就跑到钢琴室去听她弹奏乐曲，度过了多少美好的辰光。我们啃的是窝头咸菜，喝生水，内心生活却是充实的。

    我是抱着一种浪漫主义情绪，不顾当时家里的经济情况，用相当于我一年半工资的巨款，买下这个庞然大物的。那顶隐形帽给亚的精神折磨太大了，我想让家里充满悦耳的琴音，使他的心情舒畅一些。

    当然，谁也不曾料到，在史无前例的“文革”中，这一切会被捣毁。

    后来在那场浩劫中被迫害致死的黄浩同志，也常光临“方舟”，并邀请我们全家去他那坐落在东四头条胡同的寓所玩耍。他当时是房管局局长。三十年代，他曾以华北游击区代表身份去香港募集捐款，购置物品。那阵子亚帮过他些忙，并曾陪他去岭东游击区，还写了《林炎发入狱》等一系列文章。其中，《一个爆破大队长的独白》（一九三八）是写华北游击战争较早的一篇。

    我们婚后，经常一道到东堂子胡同宿舍去看望沈从文先生和张兆和三姐。亚刚一抵京，便写信告诉巴金，并且去拜访了沈先生。我也不时地带上孩子陪他去。沈先生给我看过他的《边城》等作品的日译本，我把译后记的内容口译给他听了。解放后，他自己的创作迟迟未再重印，所以那个日译本似乎给了他不少安慰。

    一九六四年七月亚的右派帽子摘掉后，我们设家宴请了几次客。第一次请的就是沈先生及张兆和三姐。那天我还特地请妈妈来做两道她的拿手好菜--盐菜肉和香菇托儿。

    那几年我自己翻译的几部日本作品，思想性、艺术性都不怎么高，只因为战后日本经济复苏，他们的文学在世界上的地位也相应地提高了。几乎每翻译一篇作品，我都会联想到国内文坛现状。我爱看的依然是巴金的《家》、《春》、《秋》，老舍的《骆驼祥子》，而不是他们解放后赶任务而写的东西。沈从文从五十年代起被迫搁笔，而专心致志地研究整理中国传统文物和民俗艺术并非坏事，因为在那种境遇下，他再也不可能写出像样的作品了。战后日本作家摆脱了受禁锢的状态，老作家重新拿起笔，新作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然而我国呢？尽管也不断地有新作品问世，究竟有多少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呢？

    亚口里说，再也不搞文学了，其实他对国内外文学界情况还是十分关心的。他所在的编译所楼下就是出版社的资料室，他经常跑去借一些英文刊物，如《泰晤士报·文学副刊》。灯下仔细阅读，随看随记些笔记，或向出版社建议该出什么书。一次，看到一份英国文学刊物上重资征集爱·摩·福斯特的信件的消息，他立即打了报告，提出他手中藏有福斯特的上百封信，有些内容很重要。他愿捐献出来，建议出版社用来换一批英国书籍。总编室主任看了他那建议，吓得连连说：“那怎么成！”意识是指海外关系。而且这么一来，索性禁止他再借阅外文书刊了，说他尚未摘帽，看那些邪门歪道不利于改造。

    一九六二年春节，市面上的供应显着地好转，亚带着孩子们到刚刚恢复营业的厂甸去逛了一趟。我照例在家赶译稿子，听他们回来后争相讲述那里一排排的摊位，玩具有风筝、风车、花炮、空竹；风味小吃有冰糖葫芦、艾窝窝、驴打滚儿、豌豆黄儿、豆汁儿，人潮汹涌。亚是庙会上长大的，不觉勾起了他童年的回忆。孩子们也快乐极了，每人提着一把涂得银光闪闪、带红樱的木刀回来。我也不由得感到欢欣。

    三个孩子个个争气。老大一九六三年以优异成绩考上了二十六中的高中，寒暑假都回家过，总关在小西屋里埋头读书。为了庆祝他升学，八月份我们每个人都买了郊区月票，一到星期日就去颐和园游泳划船。荔子八岁上就被选拔到北京市游泳训练班，第一次受训，是我带她去的。在太阳体育场的室内游泳池，别的孩子正踌躇着，她却一个猛子就扎下水去了。老大那年十六岁，已经能够不歇气地游上两千米。我和亚带着桐儿划着船，跟踪两个泅水者。

    有一次，亚竟乐极生悲，凝望着仿佛沉浸在睡梦里的波光粼粼的湖水，深深叹口气说：“真没想到还能过上这样的日子，只是不知道这样的幸福能持续多久。”

    我觉得他简直成了一只惊弓之鸟。

    一九六二年，空气宽松起来。机关里不断地开神仙会，号召大家向党交心，要毫无保留地把肚子里的话讲出来。当时还真有些记性差的人上了当，有那么几个替彭德怀鸣不平的。亚应当说还是笼中鸟。好在他的身份也保护了他。领导虽然普遍号召，但弦外之音是右派分子免开尊口。亚也乐得如此。他一心扑在培养孩子上。他对孩子的负疚之情远甚于他对自己被迫搁笔而感到的遗憾。

    一九六四年秋，东城区的少年宫举行讲革命故事的比赛。亚就当一件大事来抓。他为桐儿选了个《泥鳅看瓜》的革命故事，为荔子选的是《一支驳壳枪》。他把两个故事改写得上口一些，又指导孩子们该怎么讲，怎么打手势。亚正导演时，我忽然想起，在一九五六年作协举办的迎春晚会上，他即兴讲故事获得第一名的往事。

    两个孩子在家里排练好了，双双被学校推选出去参加东城区的选拔赛，最后都得了优秀奖。在景山少年宫召开的发奖大会上，刚上一年级的桐儿代表全体得奖者把《泥鳅看瓜》讲了一遍。那天我们一家都去了。身穿蓝色灯芯绒海军服的桐儿站在台上，面对着几百个小朋友毫不怯场，讲得生动诙谐，大家报以阵阵鼓掌和笑声。

    尔后，少年宫的同志们怀着极大的热情和亚联系了一阵，后来忽然冷漠起来。估计是晓得了亚的政治身份。

    桐儿四岁时由育群托儿所转入培新幼儿园，开始表现出绘画才能。他的画获得过电视台的奖品。亚一回京就给他买了个画箱，我带他去北京站等地写生。每星期日，亚还把荔子驮在自行车上，带她到东四三条去学钢琴。

    有一次，亚买了两张中山公园音乐会的票，票价是一块二一张，没舍得给全家买。他说，既然让荔子学音乐，就得让她听听名家的演奏。他要我陪着荔子在音乐堂听音乐，这当儿，他带着桐儿在公园草地上写生。

    回想起来，亚被剥夺了写作的权利，反倒有时间来培养孩子了。倘若亚下去体验生活，就得由我一个人负责家庭教育了。然而，当亚于一九五六年搞创作的那几个月，我曾全力以赴地支持他。记得他刚从内蒙回来，准备写《万里赶羊》和《时代在草原上飞跃》时，大孩子突然患了猩红热。他才九岁，我们没舍得把他送进传染病医院，而让他住在里屋，亚搬到外屋来照应。所幸作协医务室很照顾，大夫和护士每天上门打针送药。他一确诊为猩红热，我就带着荔子躲到姥姥家去了，打算等他康复后再回来。

    到第三天，亚打电话来说，他无法一边照顾病儿一边写作。这个病要拖上三个星期才能痊愈，而那时他就要陪外宾到全国各地去转了。我立即对他说：“那么你就到八大处的招待所去写吧，我回来照顾孩子。”

    那时我正怀着桐儿，离预产期只有几周，为了保护胎儿，我尽量注意了消毒等问题，但多少还是冒了风险的。后来大夫批准孩子每天可以到院子里去晒晒太阳了，我就开始帮他复习功课。他复课后高兴地告诉我，他在家里学的竟超过了学校教的进度。

    在亚被剥夺了写作权利的那些岁月中，每逢看见他庸庸碌碌地消磨光阴，我便想：好在过去他能写作时，我从未扯过他的后腿。

    搬入“方舟”后，亚一度放松了警惕。一次，他去参观革命历史博物馆，回家后就对我念叨说：“抗美援朝时的总司令，那么大的功劳，可整个博物馆，连他的名字也不见。”

    我明白他指的是彭德怀。我说：“你别以为只你看到这一点，那些长征的老帅不比你懂得？你不要聪明反被聪明误。这些年的教训你还没有受够吗？咱们得相互提醒着点。现在好容易吃饱了，说不定又该折腾了。万一又来一场运动，让咱们背对背地揭发，怎么办？”

    亚听了，就再也不作声了。

    ５.参加“四清”

    果然，一九六四年，风声又紧了。干部奉命批《早春二月》，批《北国江南》。样板戏搬上舞台了。以亚的右派身份，这些都似乎与他关系不大。那时他最担心的是买房问题。右派分子（即使摘了帽子的）竟买了房子，这不是“修”的铁证吗？夜间他有时醒来就小声问我：“咱们算不算修了呢？”

    我说：“你就往我身上推好了，说，‘文洁若坚持要买，用的是她的稿费，房契上写的也是她的名字。她口口声声说要给孩子找个良好的学习环境，我怎么拦也拦不住。’这是解放后用自己的劳动所得买的，又不是剥削来的，何况也没出租，该是合法的吧。”

    一九六五年，我作为工作队员下去搞“四清”了。前几批是到北京近郊区，我们这次是到河南安阳和林县，规模大，时间也长。这是“反修防修”的一个措施，编译所的冯雪峰也去了，只不过要求他在下面不要用本名。我们预先学习了文件，知道农村出现了“四不清”：经济不清，政治不清……针对农村的“四不清”，要进行“四清”运动，并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后来才知道这正是“文革”的前奏。

    “四清”工作队是十一月七日动身的。亚由于毕竟摘了帽子，还是来送行了。头一年的七月摘帽后，他曾写信给各地友人，报告这个喜讯。我们都太天真了，以为只要他继续夹着尾巴做人，前途还可以是光明的。

    我们先集中在县里，又分散到各个大队，再从大队下到生产队。我和行政部门的一位女同事，以及三个地方干部一道来到留马大队杨布拉屯。进村时，看见一个电工正在电杆上操作。原来为了搞“四清”，这个偏僻的小山村有史以来第一次接通了电。

    村里的基层干部一开始就一律靠边站了，我们发动群众背对背地揭发。群众自然有顾虑。即使真正掌握了什么线索，他们也怕工作队一旦撤走了，会遭到打击报复。

    这个村子太穷了，全村连一户地主富农也没有，土改时搞扩大化，曾将三户上中农当做地富斗争过，叫做“割尾巴户”。后来纠正了，但至今那些被斗户仍抬不起头来。开了多少次会，老乡也不发言，地方干部老赵私下里对我说：“这是因为反右时有人鸣放，吃了苦头。一旦划成右派，群众就一拥而上，硬是把头发都给拔光了。”

    我听了，不禁打了个寒噤。我原以为农村没有搞反右斗争，原来更加残酷。相形之下，亚要幸运多了。那些农村右派只不过是在哪个小镇工作，将那儿的鸣放情况向乡亲们介绍了一下，就构成了罪状。

    比起河北丰润县的张山庄来，这里的农民更穷苦也更愚昧。苦大仇深根子正的秦德隆一家十口人，只有一床破棉被。他是老光棍儿，弟弟、弟媳却养了六儿一女，最大的十七，最小的才三岁。数九寒天，三岁和五岁的竟然一丝不挂。我因事先就听说林县缺水，带了大量旧衣服，打算回京后再洗。我找出几件给他们穿上了。但又想，这又顶什么用呢？农民翻身解放已经十六年了，政府要是把搞阶级斗争的劲头用在消灭穷困、办教育上，对农民不是更实惠多了吗？

    农村“四清”，也像城市中当年搞“三反”、“五反”一样，是预先确定好打出多少“老虎”，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在组长的督促之下，我认认真真为每一个“四不清”干部整理出一份材料。队里的小会计被迫交代说，为了娶他那个弱智老婆，先后贪污了一千多元公款。可是他家里穷得叮当响，成年吃红薯面饽饽，唯一的副食是腌得已发了黑的红薯秧子。最后复查，一文钱也没落实。用这种无中生有的办法来“锻炼”干部，能收到什么积极的效果呢？永远让一部分人反对并斗争另外一部分人，固然符合了《矛盾论》的规律，可那符合社会前进的规律吗？

    我脑子里既然有这么多问号，纸里包不住火，几乎一言一行都犯右倾错误。地方干部经常对我说：“什么时候左都比右好。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后来我就索性只埋头整理材料，旁的什么事也不管了，还抽空为积极分子杨长福改了几篇论文，从而和这个十五岁的贫农少年建立了友情。

    原来预定六月初参观红旗渠，但是北京下了个紧急通知，五月底我们就匆匆上了火车。我觉得领队的韦君宜的神色似乎有些紧张，但我想：她是出版社总编辑，而我是一介编辑，运动怎么也搞不到我头上。

    十、浩劫

    １.社会主义学院

    在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中，惨遭杀害的中国无辜生灵超过两千万。解放后，人民政府却立足于让中日两国子孙万代地友好下去，放弃了向日本政府索取战争赔款的权利。理由是：由于我国人民过去受够了战争赔偿的苦，所以不愿意让日本人民受同样的罪。

    这样就保证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败国日本，不仅在国民经济方面不仅远远超过了战前的水平，还有力量不断地大量培养科技人才。而中国呢，一场“文革”浩劫对教育工作的破坏，对人才造成的损失，影响是何等深远。至今每念及此，不禁令人痛心疾首。

    一九六六年五月底，我刚从林县回到北京，亚就悄悄地告诉我，邓拓已于十七日自尽身亡。我们既然没有勇气步他的后尘，就只好听凭命运的摆布，“盼望最好的，等待最坏的”--多年来，我也接受了亚的这一生活哲学。

    六月十八日，北京大学发生了抹黑脸、戴高帽子、罚跪、剃阴阳头、拳打脚踢的事。我随着出版社的革命群众乘大卡车去北大取经。在校园里，我第一次看到挂牌子示众的，那就是北京大学的党委书记彭佩云。各地前来串连者，将偌大一座最高学府挤得水泄不通，不消说，他们回去后，立即会在全国各个角落如法炮制。

    尽管文件说，这次斗争的对象是党内走资派，我们也仍是忧心忡忡，生怕这只“方舟”会在这次风暴中翻掉，惶惶不可终日。

    果然，六月下旬，上边宣布出版社一批人要集中到西郊的社会主义学院学习。名单上既有党员领导，又有像亚这样戴过帽子的人。

    走的那天，我茫然地帮他整理了简单行装。过几天，李荒芜就来串门了。他刚听到亚已经“集中学习”去了，登时吓得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了。他连坐都没坐，连忙嘱咐我一声“千万别对人说我来过了”，抹头就神色慌张地走了。

    我蓦地意识到，说不定荒芜听说过“集中学习”意味着什么。

    周末，亚忽然回家来了，而且是笑嘻嘻的。他告诉我，在社会主义学院集中的，共有七百多名，除了各单位的党委成员，还有文化部副部长，以及作家、翻译家、演员、音乐家、戏剧家、画家等等。吃得好，睡得足，不打不骂，只学习反修。我也不知道亚是故作镇静，好让家里放心呢，抑或确实是那样。不摸底，我只能竭力往乐观的方面想。犹豫再三，我还是把荒芜受惊的情况告诉了他。我怕他过于乐观，局面万一发生变化，精神上会整个崩溃。

    业务虽然停了，但出版社也不能没有领导，所以一批空军进驻了。他们也不知道这场运动该怎么搞法。除了一遍遍地叫我们学习《毛主席语录》，就是带头搞卫生。从办公室到过道楼梯厕所，真做到了纤尘不染，建社以来从未这么干净过。

    ２.福耶？祸耶？

    日本文学翻译界有两位泰斗--周作人和钱稻孙。自五十年代起，出版社每月预支给他们生活费，出书后从稿费中扣除。回京后不久，我接连收到周、钱二人的亲笔信，说六月份没收到生活费，问我是怎么回事，其实我下去参加“四清”前，二人的生活费就各被砍掉了一半，“文革”正式开始，就索性整个不给了。我把原信转给财务科，当然没敢回信。

    此事倒使我联想起亚的情况，意识到他在逆境中的口头禅“是福是祸很难讲”有一定的道理。亚被划为右派后，原定不要他下去劳动，而留在北京为出版社翻书，按月领生活费。后来又改为赴农场监督劳动。当时，他十分想不通，认为是出尔反尔，不恪守信用。他还是咬咬牙下去了。一九六一年又被调回来，降了级，但仍是出版社编译所的一员。倘若当年他也像周、钱那样，成了编外译者，浩劫一来，他又无书可译，会一直失业到一九七九年。那年头隶属一个机关，毕竟比待在街道上安全多了。机关干部多少还有点顾忌，最倒霉莫过于落到街道手里。那阵子谁只要混上个红箍，就可以为所欲为。红八月中，我亲眼看见被打得头破血流的张友松（马克·吐温研究家及译者，像周、钱那样，也是出版社的编外译者）跑到出版社来要求庇护，但碰了钉子。听说他的一只眼睛就是这么打瞎的。周、钱的下场当然更惨，前者勉强活到次年，后者于“红八月”后不久就咽了气。

    ３.武斗

    八月八日，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十六条”，其中规定“要用文斗，不用武斗”，然而武斗正是在这之后蔓延全国的。

    八月中旬，亚等将近二十人被几个“戴红箍的”从社会主义学院揪回本单位来批斗。他们刚一下车，从社长许觉民起，每个党委成员均被扣上一顶尖帽游楼，亚等“牛鬼蛇神”（其中包括长征干部冯雪峰）尾随于后。有人觉得不过瘾，还把一个字纸篓扣在翻译家金人头上。韦君宜同志是游楼者当中唯一的女性。我看到她双腿发软，几乎要瘫倒在地。两位女空军奔过来，从两旁搀着她走。这位出身于天津名门的女共产党员，十七岁考上清华，家里准备将来送她留洋，她却不等大学毕业，就自觉地背叛了自己出身的家庭，投奔了延安。她有什么罪！

    像一阵龙卷风似的，机关、工厂、学校、街道，通通发动起来了。

    突然间，住在东四八条的我母亲那里也出了事。

    她是一位孀居的家庭妇女，住在一个小跨院里，安安静静地过日子，与世无忤。一九五八年，大院子里办起街道工厂，母亲为人慷慨，夏天，经常请工人们吃西瓜，又张罗着在自己的炉子上给这个热饭，给那个烧开水，从未跟谁闹过矛盾。

    亚幼年失恃，生活中一直渴望有个母亲。婚后，他同我母亲相处得很好。看到老人家每天要从中院的自来水管往缸里提水，十分吃力，就为她买了胶皮管。他于一九五六年陪外宾，从杭州给她买了漂亮的阳伞，并从广州给她带回凉席。母亲也十分疼爱这位女婿，他的每本译着她都读过。

    母亲的头发是天然卷曲的，直到老年，基本上是黑油油的。一双眼睛炯炯有神，一笑就露出一对酒窝。有一天，母亲到朝内市场买菜，看到有鲜荔枝，就为孩子买了两斤，给我送到出版社。她正要在传达室给我打电话，适逢我的组长外出归来，就托他把荔枝带交给我。组长是新加坡归侨，说自己的妈妈也注意穿戴打扮。他在办公室里将我母亲那天的装束细细地形容了一番：身穿墨绿色薄呢短袖旗袍，配一副同色缕空长手套，肉色丝袜，鹿皮半高跟鞋。

    一九六四年秋初，亚在东四新华书店参加一个月的卖书劳动，我母亲突然给他送去一盆自己精心栽培的菊花，书店的售货员听说那是亚的岳母，已年近七旬，怎样也不信。他们以为她只有五十开外。母亲事后告诉我，送花是为了庆祝亚摘帽，那天她从东四走到王府井去买东西，接着又一直走回家。

    亚常和我念叨，再过几年，得把妈妈接来，好好孝敬孝敬她。但我觉得她越来越硬朗了，肺病痊愈后，每天加强锻炼，走路健步如飞，短期内不会同意和我们住在一起。

    但是，罪恶的魔爪连这么一位善良的老妇人也未放过。红八月中，她那小院的栅栏门上糊满了大字报。她的罪名就是有个大女儿在美国，因此，她本人也就是特务间谍。既然她和大女儿还通信，就必然送了“情报”。“戴红箍”的对她大打出手，逼她交出电台。

    二十二日，单位又勒令我把母亲送回家乡贵州去接受改造。我立即为她准备好路费，次晨跑到八条去，打算为她处理迁移户口。当时我想：既然已落到这步田地，就只好先回去避一避，总比成天待在这里挨打强。那里沾亲带故的，老老少少总有几十口子。

    院里的工人们却拥过来说：“那就便宜了这老妖婆啦。我们没有斗够之前，绝不能放她走。”

    小时家里养过猫。猫捉到一只耗子，总要捉弄它半天，放它跑了，又扑上去。把耗子折腾够了，才慢慢吃掉。

    那阵子我母亲犹如这样一只猫爪下的耗子。然而狰狞的猫是一大群，而不是一只。

    在红八月中，工人们的“革命性”代替了人性，不把这无辜的老人折磨死，绝不罢休。

    他们一夜之间变成了嗜血的饿狼。

    ４.抄家

    我国古典名着《红楼梦》以及日本作家小林多喜二的《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等作品里，均有抄家的描写。贾赦、凤姐等确实触犯了王法，铁证如山；而小林笔下的人物也是坚决地要推翻军国主义政府，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统治者受到威胁，所以才狗急跳墙，下毒手。本应是先犯法，后抄家，“文革”中却给颠倒过来了。“文革”时被抄家者无一不是本本分分的老百姓，查抄只是为了掌握“罪证”，捏造罪名，把残酷迫害甚至凶杀合法化。从这一点来说，“文革”的做法确是“史无前例”的，不论封建王朝的中国，还是军国主义统治下的日本都没做到的，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国公然发生了。

    八月二十三日傍晚，我刚吃罢晚饭，从食堂出来，出版社一个“戴红箍的”便告诉我：“晚上的学习不必参加了，马上回家去看看，红卫兵抄了你们的家。把萧乾也揪斗啦。”

    真是祸不单行。我一直惦念着母亲，原想学习结束后跑去看看她，没想到家里也出了事。及至我赶回去一看，两扇大门大敞着（原来是街道上勒令，从那天起不许关门，他们随时都会再来揪斗）。大门和两旁的墙上贴满了大字报，五间南屋贴上了封条，隔着玻璃一看，所有的书架、柜子都被推倒了，凡是能撕能砸的全成了碎片和渣子。除了房屋未坍塌外，大概遇到八级地震也不过如此。至于院中的鱼缸、睡莲、葡萄架、苹果树，以及那些花花草草，全被践踏成稀巴烂。

    姐姐、荔子和桐儿抱作一团儿，坐在小西房的床上瑟瑟发抖--尽管那天酷暑还在施着淫威，人们尚穿着单衣。

    “刚吃完午饭，他们就冲进来了，派几个人去出版社把亚克桑押回来，剩下的人搞打砸抢。”姐姐边指院心中那张八仙桌，边说下去。“他们把廊子上的八仙桌拖到那儿，罚我和亚克桑在上面跪了老半天，还给亚克桑挂了个大牌子。也不知道是哪儿来的那么大仇恨，连平常咱们老锁着门都成了罪状。本来有人大喊：‘给她剃个阴阳头！’剪子都拿在手里了，硬把我从八仙桌上拽下来。正要动手的当儿，街道主任跑过来说，他们院里还埋了珠子。大家以为埋的是珍珠呢，就拥过来，推推搡搡地逼着我刨出来。那大概就是今天抄家拿到的最大的罪证了。”

    原来在揪斗两个大人时，街道主任曾将荔子和桐儿叫到一边，强迫他们揭发爸爸和三姨。孩子说：“三姨埋了珠子。”

    那两串念珠还是四姐于一九四七年离家时留给我们的念物。当天早晨去上班前，我有了预感，就嘱咐三姐，《圣经》、念珠什么的，赶紧妥善处理一下，免得抄家时惹麻烦。二十二日晚上从离家不远的南沟沿菜站旁走过时，我看到一户解放前开过棺材铺的人家，竟被抄得连双筷子也没给留。我立即想道：我们恐怕是在劫难逃了。我们就像是林县山村布拉屯的“割尾巴户”。土改时倘若村里有几户地主富农，绝不会轮到那几户上中农去挨斗。我们这几间房，要是在王府大街、南池子一带，就毫不起眼了，然而在这贫民聚居的地区，势必树大招风。为了占我们的房子，分我们的东西，周围的群众绝不会让我们“滑过去”。

    那些“戴红箍的”查抄了几个小时，连洋灰地都凿得到处是大窟窿，也未找到可疑之物。现在拿到念珠和未烧尽的《圣经》残页，就“证据十足”了。幸亏他们把注意力转到这些“罪证”上，才将剃阴阳头的事抛在脑后。

    姐姐还说，墙上挂的十一个镜框一股脑儿给砸烂了，并从毛主席像后面扯出英国版画以及垫在最底下的圣像，说是故意把这些东西压在主席像后面来陷害主席，是现行反革命罪行，就连同主席像一道拿走了。

    那些镜框都是我们那个古老家庭的遗物，一九五一年搬进八条后，堆在小厢房的过道里。亏得母亲爱卖东西，三年困难时期，收购旧物者经常上门。她就把公公在山西银川当县官时穿过的袍子、靴子，以及婆婆的头饰、衣服，变卖一空，用来买点营养品。那些东西倘若还在，我们一家人说不定都会给扣上“企图复辟封建王朝”的罪名，被活活打死。抄家风猖獗时，人民出版社就有个老年女干部，跪在楼后，砖地上铺着她亲手写的认罪书，请求伟大领袖和革命群众予以宽恕。她就是清朝某大官的后裔，从她家里抄出了一些遗物。

    我母亲处理东西时，将旧明信片、镜框等堆在一边，准备当做垃圾扔掉。我舍不得，就一塌括子给搬回来了，岂料这下酿成了大祸！其实那些圣像同时也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名画，有列奥纳多·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米开朗琪罗的《最后的审判》，以及拉斐尔的《西斯庭圣母》和《基督显圣容》等。

    倘非有个单位，那阵子亚的命说不定就断送在随便什么人手里了。出版社派了两个人陪着亚一道回来。挨完斗，又把他押送回“牛棚”。同时搬走了两箱子查抄物品，包括那些明信片，亚从英国带回来的防毒面具以及当随军记者时苏联红军送给他的战利品：几枚纳粹勋章等。

    幸而是夏季，我们四个人挤在给平日住校的老大睡的小西屋那张床上。两个孩子睡得很不安稳，不时被惊醒。我和姐姐吃了几次安眠药都不管事，通宵达旦未合眼。

    荔子那时才十一岁半，桐儿还不满十岁。我进门洞时，就看见那里竖着块小黑板，上面用白粉笔写着歪歪拧拧的两行字：

    狗崽子，

    老子反动儿混蛋！

    那块小黑板还是一九五四年为老大买的。他入附近的象鼻子坑小学后，亚每天早晨在黑板上替他写好注意事项，然后才骑车到草厂胡同的译文社去上班。那时他多病，冬季净发烧请病假。我便用彩色粉笔为他画幅天安门，让他躺在他那绿色的小木床上看。

    搬到豆嘴胡同后，这块小黑板又给老二、老三用了。一九六六年放暑假时，姐弟二人都带着全班第一名的成绩和奖状回来了。我给他们各买了一个大本子，将所有的奖状一张张贴在上面。他们都是三好学生，第一批戴上红领巾，双双当上了中队长。

    八月二十三日，两个孩子幸福的童年就这么宣告永远结束了。

    ５.“大义灭亲”

    亚是个遗腹子，寡妇妈是个受气包，然而妯娌之间也只是听些冷言冷语，还没有人这么侮辱过娘儿俩。周围的人也一样穷，有的也许更穷。他妈妈是病死的，不是给逼死的。他做了孤儿后，还有老姐姐给予他温暖。他住校后，被子薄得不足以御寒，比他家境好一些的同学就主动送来棉大衣盖在他身上，寒暑假还接他去家里住。

    亚的童年是凄凉的，但他不曾经历过这种性质的恐怖。他一直希望孩子们能比他幸福。而荔子和桐儿呢，分明父母双全，可他们所遭遇的，要比旧社会的孤儿还要惨！

    在这之前，两个小的对爸爸的右派问题还一无所知，连亚进入“牛棚”受审查一事我都没忍心告诉他们。在孩子们的小心坎儿上，世界上只分作“好人”和“坏人”。每次带他们去看电影。他们都一个劲儿地问我，哪个是好人，哪个是坏人。我又怎么敢对他们说“你们的爸爸九年前被打成为坏人，其实他是好人”呢？

    至于老大，倘非一九六六年干脆取消了高考，我估计他在升学考试上会受挫折的。一九五九年我在南城的菜站劳动，结识了一个师大女附中毕业生。她说她和胡风的女儿晓风是同窗，晓风的功课特别好，门门考第一名。但是没有一家大学敢录取她，最后只得到一家小小的化工厂去工作。我还听说，一九六五年的高考中，第二外国学院的阿拉伯语系只录取了一名小业主的女儿，其余的清一色是贫下中农子弟；那个小业主出身的还是为了体现“重在表现”的政策而破格录取的。

    八月二十三日刚好是老大的十九周岁生日，事先说定晚上一道吃面，我还叫他把棉被带回来，替他拆洗。事后才知道。下午四点来钟，他夹了被子来到家门口。只见院里正对爸爸和三姨高声批斗，吓得他转身就跑。他在护城河边上傻坐了半天。他并没打算跳河。他水性那么好，又有一米八的个头，那么浅的水，也淹不死他。他是爱这个社会的，也爱诗。一九六年暑假，我带着他住在宝钞胡同那间小平房里时，曾惊奇地发现，三十七首毛主席诗词他全背得出。

    他在河畔孤零零地坐到天黑，饿着肚子只身又返回二十六中。他想的是：没家啦。

    幸运的是我们家三个子女都只是逆来顺受，却不曾像有些子女那样起来造爹妈的反。有一对从日本回来的爱国华侨，蒙受国际间谍嫌疑，被抄家，挨打挨斗，他们都咬着牙挺过来了。后来在中学住校的两个儿子竟领着一帮红卫兵来，将爹妈狠揍一顿，扬长而去。这两个少年图的是自己可以不再当“狗崽子”，以为这样就能与父母划清界限，并加入红卫兵队伍。做父母的呢，对来自陌生人的侮辱尚能忍受，但挨亲骨肉的打，使他们对人生绝望了。这对夫妇抱头痛哭一场后，双双上了吊。

    这样的人间悲剧太多了。

    我曾亲眼看见出版社的一位办公室主任怎样挨儿女的打。他们能够追到社里来打她，在家里就可想而知了。当年九月，亚那个在北医三院工作的六堂弟满脸惧色地告诉我，前不久他曾被拉去观看红卫兵逼迫儿子打爹妈的惨状。多少天来，红卫兵打人打得手都酸了，就想出这么个点子。六堂弟说，做爹妈的被打得浑身没一块好肉了，鲜血直流，还是一声不响地忍受着。只要儿子由此而能得点好处，他们自己不惜肝脑涂地！

    真是舐犊情深啊！

    六堂弟告诉我，事后红卫兵还要他谈感想。他只好违心地说：“我支持这一革命行动！”

    可是当天晚上他做了一宿恶梦。他家既未被抄，他也未进“牛棚”，然而这些骇人听闻的残酷行为给他的震动太大了，因而神经受到刺激！

    解放后最流行的一句话是“大义灭亲”。我自己对父母未能做到这一点，结果我们培养出来的孩子们也不肯“灭”我们。亚小小年纪就做了孤儿，当然无亲可“灭”。但我相信，即使他父母在世，他也绝不肯为了“文革”这个“大义”去碰他们一个指头。

    我们是用绘画和音乐来陶冶孩子们的性情。在“方舟”住的那四年，我们还有一架电唱机。亚就为孩子们买了大批革命歌曲的唱片，他自己则时常听他从国外带回的几百张西洋古典音乐唱片。他并不认为这两种音乐是势不两立的。记得孩子们最爱听的是《刘三姐》和舒伯特的《魔王》。

    亚还有一支苏格兰竹笛，他又买了几支口琴，有时和孩子们合奏一些曲子。荔子的钢琴长进不大，有一阵却迷上了三弦，并拜三大爷（即亚的三堂兄）为师。亚在少年时代反抗过三堂兄，到了晚年，这对堂弟兄的关系已说得上是融洽了。他还真是个热心的教师。

    赵萝蕤先生来赴家宴时，曾在这架钢琴上奏过《月光曲》，荔子被那迷人的乐章陶醉了。赵先生说，她从六岁起就学钢琴，弹到十六岁，才悟出味道来。我也相信，迟早有一天，荔子会爱上钢琴的。

    但是，没等那一天的到来，周围就变成了红色的海洋。在大批判时，还说我们这样来培养孩子，是彻底“修”了。

    十一、巨大的压榨机

    ｌ.血淋淋的阴阳头

    八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是关键性的几天。亚已失去自由，但豆嘴胡同的大字报和抄家，都不是针对我的。我依然留在革命队伍中。近读铁凝的《玫瑰门》，我一方面憎恶女主人公司猗纹的卑污，然而又不得不佩服她在大风大浪中随机应变的生存本能。今天回顾起来，二十三日虽然查抄了五间南屋，小西屋因为太不起眼了，竟安然无恙。亚大半辈子的大量卡片、资料、笔记、书信，包括他最珍视的福斯特的上百封亲笔信，都一包包整整齐齐地妥放在沿墙特制的书架上。倘若我有司猗纹一半的机智，也会趁群众要我揭发亚的机会，干脆像司猗纹献金如意那样，把这些东西主动交给出版社，说不定反倒会保存下来了。事实上，出版社在抄家那天搬走的两箱子书和东西，一九七三年都原封不动地发还给了我们。

    但是那几天我连想都没想到这些。我唯一惦念的是陷入危难中的母亲。母亲像是个落水者，我明知道自己不会游泳，却不顾一切地跳下去救她。她终于还是淹死了，我也险遭灭顶。我们当时的景况又可比作多米诺骨牌，一张倒了，劈哩啪啦地全跟着倒了下来。一九五八年我之所以敢说“老母鸡”这样豪迈的话，是因为那时还通点人性。一九六六年是人性泯灭、兽性大发作的年月，连我都是泥菩萨过河，还保护得了谁！我失去了当年的冷静，像一只没头苍蝇似的乱撞。

    八月二十四日早晨去时，只见母亲那个小跨院的栅栏门两边，新贴了一副对联。右联是“凡是反动的东西”，左联是“你不打，他就不倒”。横批是“瓮中之鳖”。

    当时我记起亚在“文革”的前一年告诉我，有位学者叫沈志远。他一看到大难临头的预兆就赶忙自杀了。真是有先见之明！

    我母亲七十大寿时我正在林县。转年春节我回北京来度假，刚好赶上在山西大同工作的二弟也回京探亲，全家人热热闹闹地在大同酒家欢聚了一场，祝贺老寿星。母亲脸上喜滋滋地说，打从一九一三年她十八岁上由大舅（即她的大哥万勉之，早年留学日本，在北京的万牲园工作）从老家贵阳带到北京后，经历过军阀混战，国民党的腐败统治，日本鬼子的侵略，只有解放后这十七年才真正过上幸福的日子。

    只因为母亲多活了半年，她不得不惨死在骇人听闻的恐怖中。她那个小跨院常常使我联想到亚在一九四五年看到的达豪集中营那个小院。据说在那里，歹徒每次都放出十八条狼狗把囚犯活活咬死。她遇到的那些“戴红箍的”比纳粹有过之无不及。他们对她施以酷刑，直到她不堪折磨，自寻短见。

    二十四日早晨我发现，“戴红箍的”已抄了她的家，解放后四个子女为她添置的家具什物被洗劫一空，只给她留了一条薄棉被，一个小帆布床。那是平时给小九妹（她是大舅最小的女儿，那年才二十岁）睡的。“戴红箍的”给母亲贴大字报后，她已告诉小九妹不要再住在她这里了，免得受牵累。

    那天早晨母亲告诉我，那些“戴红箍的”扬言要把她打死。他们罚她背《毛主席记录》，哪怕背错了一个字，也对她拳打脚踢。她天资聪颖，只要给她时间，原是背得下来的。但是，他们还罚她扫院子，扫街，扫厕所，不断找碴儿说没扫干净，并用铜头皮带狠抽她。

    我对母亲说：“这几天已经出了不少人命案了，会引起中央的重视的。您再忍一忍，这股风大概很快就会被煞住的。”

    我哪里想得到，原来“中央”混进了歹人，八月下旬蔓延全市的抄家、揪斗和凶杀的歪风，正是“在林彪、‘四人帮’的煽动下，在谢富治的纵容支持下”刮起来的。“自八月二十七日至九月一日，大兴县的十三个公社，四十八个大队，先后杀害‘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共三百二十三人。最老的八十岁，最小的仅三十八天，有二十二户被杀绝。”

    二十五日早晨我刚走进八条胡同口，只见乱哄哄的一群人情绪激昂地迎面跑过来，喊着“打死这个老妖婆！”等口号。我还以为被揪斗游街的是我母亲，吓得心里怦怦直跳。仔细一看，是个陌生的胖老太太。我听说“文革”期间对妇女的一种惩罚是剃阴阳头，然而从未亲眼见过。这位老太太的阴阳头却不是剃的，而是活生生地拔的。粉红色的头皮耷拉下来，滴滴嗒嗒淌着鲜血。人的生存本能真是强韧，受了这样的酷刑，她还乖乖地走路，低了头，被游街示众。

    “反右”期间在河南林县发生的事，而今在文明古都北京重演了。

    更可怖的是，跟着起哄的，不但有大人，还有六七岁的男女孩子。这些天真的娃娃本应偎在妈妈身边，可小小年纪，就经历起这种“革命”场面！

    大约就在这个时期，桐儿热泪盈眶地告诉我：他在北小街看见几个小孩子，逮住一只怀孕的母猫，拎起来就朝着一辆急驰而来的汽车轮下掼去。一声惨叫，车轮过处，马路上是一摊血肉和皮毛。娃娃们还哈哈大笑，拍手称快。

    桐儿是从小爱动物的，尤其是在豆嘴胡同居住的四年，由于有院子和几小块园地，使他有机会观察蚂蚁、蚯蚓、麻雀的生态。家里要是买了活鱼，总先放在水缸里养几天让他看，直到翻白肚了才宰。三姨自己养了鸡，养了兔子。他九岁以后，由于我们没工夫陪他每周逛动物园，暑假他就买张月票，带上水和面包，经常一去就是一天：看熊猫，看长颈鹿，看大象。

    他不能理解为什么要那样对待一只温顺的猫！

    我却蓦地想到：孩子们多么快地就对周围的血腥的环境做出了反应。

    如今，每逢在报纸或电视上看到抢劫犯或凶杀犯，我就习惯于掐指算算他们在一九六六年那一年有多大。

    “文革”的影响何其深远！

    ２.一张明信片

    那些日子我每晨都赶到母亲那里，但也不敢久留，我得在八点以前奔出版社去。虽然我仍坐在革命群众当中，没有进“牛棚”，但本社那些“戴红箍的”勒令我背对背地书面揭发亚。他们说，如果不揭发，就把我也关进“牛棚”；揭发得彻底，就仍能回到革命群众队伍当中去。即是说，我悬在两者之间了。

    揭发什么呢？

    为了孩子们的前途，为了保全这个“家”，就只得冥思苦想，硬着头皮写了这么几条：

    （１）一九六一年六月亚回京后，身份仍是老右，直到一九六四年七月他摘帽，我曾偷偷地把《参考消息》带回家去给他看过。以他当时的身份，是不准看《参考消息》的，但他一直关心国际大事，我的目的是满足他这种愿望。那时《参考消息》是一个办公室订一份，大家分担费用，过期的应交上去销毁。我总是在头天晚上最后一个走，第二天又准保最早来的情况下，才敢拿回去。但是我们两人每年又轮流去通县或八达岭劳动一个月，每周有两三个上午我又得到西四受壁胡同去帮助钱稻孙整理日本古典文学译稿，所以实际上三年中也不过让他看过几十次。

    （２）我认为亚对一九六四年七月摘帽后，工资仍停留在一三元五角，心里未必服气。他从未进过财务科的门，每月工资都叫我去给他领。他对我抱怨过：“一九三五年我二十五岁时，大学毕业后头一个月的工资就是一百现大洋。年底还拿红利，相当于两三个月的工资。”说明他仍有牢骚。

    （３）他回京时，农场给他开的每月口粮是五十五斤。回到出版社，立即减为三十斤。他不够吃，把一架旧照相机卖了，用那三十元钱买过十五斤黑市粮票。他说：“绝不能浮肿，更不能得肝炎，留得青山在。”

    （４）他对一九五七年的批判，不时地流露出不服情绪。他说，章伯钧托人约他编刊物，他立即拒绝了，并且回来马上就向康濯汇报了。结果仍批他是章罗联盟在作协的代理人。他写了份小字报，详细说明自己怎样拒绝，怎样向组织汇报的过程。康濯竟立即贴出大字报“辟谣”，矢口否认亚向自己汇报过。我曾问他为什么偏偏要向康濯汇报，他说：“调到《文艺报》以前，作为专业作家，康濯是我的小组长。所以对我来说，康濯就代表了组织。”

    （５）此外我还揭发，一九六二至一九六四年间，每逢圣诞节，他都收听圣诞音乐，如韩德尔的《弥赛亚》。还有一次，听广播误播到苏联对华广播。他好奇地叫大孩子也来听，被我制止了。我警告他说，这会构成“偷听敌台罪”，以后他再也没收听过短波。

    本社那些“戴红箍的”看了我的揭发材料，气冲冲地说：“你这哪里是揭发，你是在替他翻案！”

    其实我还是掌握了分寸的。有两件事倘若揭发出来，足以置他于死地，并且株连九族。首先是一九六二年亚参观历史博物馆后曾说：“抗美援朝时的总司令，那么大的功劳，可整个博物馆，连他的名字也不见。”我知道此话能够上纲上线到为彭德怀喊冤叫屈的大罪。其次，一九六四年江青亮相后，亚几次欲言又止。看来三十年代他在上海时，知道江青一点底细。那年间，知道不该知道的事就是罪恶，不用说郑君里那样的知情人了。文学出版社的两位女同志，只因为一个偶然拿到了一张蓝苹当年的剧照，另一个漫不经心地说了句“也没什么特别的”，后来在深挖“五·一六分子”的运动中就都受到残酷迫害。

    二十四日下午，在编译所的大厅里召开了对亚的批斗大会。勒令他弯腰、低头，只差没有“坐飞机”。那里展览着从我们家抄来的防毒面罩（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亚在伦敦用过的），几枚纳粹勋章（是柏林解放后，亚从希特勒总理府拿到的），以及一张风景明信片（是母亲处理旧物时，我讨来放在豆嘴胡同家里的；它是上百张中的一张，我从未一一查看过）。明信片上有树木和房子，房顶上飘着一面小旗：勉强辨认才能知道是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记得那阵子，只因书籍封面或火柴盒图案偶然用了红白蓝三色，都会被认为是别有用心的勾当。

    批斗会上，有人按了亚的脖子，叫他交代：“你为什么收藏国民党的旗帜？”

    我马上插嘴说：“那不是他的，是我家里的。你们只要看看明信片背面写的字，不就清楚了吗？”

    革命群众齐声呐喊道：“不许臭妖婆文洁若为大右派、大洋奴、政客萧乾辩护！”

    于是，我被赶出了会场，所以不晓得那天的大会是怎么收场的。我边往外走，边听到有个当年在上海《大公报》当排字工人、如今在本社出版科任科员的正在咆哮着：“萧乾，你还认得我吗？四十年代你是《大公报》的红人，夹着大皮包，穿着大皮鞋，好神气哪！那时我是个小小的排字工人。没想到你还会有今天吧？”

    ３.地狱图

    八月二十七日早晨，我给母亲送去了一沙锅鸡汤。抄家后，“戴红箍的”勒令我姐姐把她养的二十几只鸡通通宰掉。一下子吃不了，又没处送，她只好刨个坑，全给埋了，留下两只鸡煮汤。是她想起叫我送去的，因为我告诉她，二十六日早晨我偶然走进母亲那过道里的小厨房，发现连蜂窝煤炉都没生。说不定她已经好几天没吃饭了。

    走进母亲那阴暗的小屋时，鸡汤还是温的。我守着她一口一口地喝完。这难道是我那生性开朗的妈妈吗？颤巍巍地捧着沙锅喝汤这个老太太，是那样的孤苦无助。几天之内，她至少老了十岁，满头乱发，面容憔悴，两眼落了坑。

    家境好时，母亲爱好过京戏和麻将。但是她也能吃苦耐劳。八年沦陷时期，我们兄弟姐妹数人一年四季穿的衣服、布鞋和棉鞋，都是她一针针地做的。为了给我们交学费，她把自己的首饰变卖一空。最后连房契都抵押出去，始终没钱赎回。这就是我们解放后不得不租房住的原因。当我们穷得几乎没有隔宿之粮时，我曾许愿说：“将来我大学毕业，挣钱养活您。”

    参加工作十六年来，我实现了自己的诺言。除了和弟弟们共同负担母亲的生活外，还用稿费为她买了席梦思床、长毛绒大衣等。结果在这一场被宣传为“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中，那些“戴红箍的”把她当成了斗争对象。

    临分手时，母亲递给我一瓶可可粉，一瓶桔瓣罐头，说：“给孩子们吃吧。”在苦难中，她没忘记她的外孙孙。她还交给我一个小纸包，说是剩余的粮票。

    那一天，我心绪格外乱，一句揭发也写不出来。我想起芥川龙之介的小说《地狱图》主人公画师良秀，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女儿被封建主活活烧死，他却束手无策。我也一样，明明知道在如此残酷的毒打下，母亲将不久于人世，但又救不了她。我去央求本社一个“戴红箍的”陪我跑一趟，否则母亲大概性命难保了。他恶狠狠地说：“多少革命先烈牺牲了，你无动于衷；都什么时候了，还只顾关心自己家里那几个人！”

    一刹那，我觉得自己不是生活在人类的社会里。整个社会变成了一架巨大的压榨机，像我和母亲这样的人，随时都可以被碾成齑粉。

    ４.恐怖之夜

    八月二十七日晚上九点钟我才离开办公室。本来规定八点就可以回家，但晚饭后一个“戴红箍的”向我要揭发材料，我答应当晚一定写好，第二天一早交，所以多耽搁了一小时。

    刚走到豆嘴胡同房屋的大门口，抽冷子一声“站住！”我被一群暴徒包围了。几个男的一把夺去我的布兜子（里面装有母亲早晨送给我的可可粉和桔瓣罐头），摘下我的手表，接着两个女的就上上下下搜身。我穿的是用亚的旧大褂改的白亚麻衬衫、蓝布长裤，里面是背心裤衩，什么也没搜出来。

    两个女的一边一个，前前后后都是壮汉，押着我朝陆军医院的方向走。在医院门口，一个妇女擦身而过，借着路灯，看出那是我的三姐。我恍然大悟：他们曾把三姐拉到妈妈那里去陪斗。由于我不在，便留一部分人埋伏在家门口，好抓住我。我和三姐交换了一下眼色，谁也没敢搭理谁。

    他们把我推进八条三十号那个中院罚站，面对着妈妈住的小跨院。栅栏门紧闭着，黑咕隆咚的，阒然无声。莫非她在屏息倾听着院中的叫嚣？那些暴徒一开始就把我当做国际间谍来审问，说是从豆嘴胡同十一号前院的堆房里搜出了一部电台。我告诉他们，那几间南房是一九六二年从里院陈家手里买的，原来有两间厕所，我们把其中一间的茅坑填死了，改成堆房。填坑的部分，土可能松一些，但绝不会有电台。陈家是解放初期买下这座房子的，再早，我就不知道了，可以问问陈家。

    他们又异口同声地说：“你大姐在美国，是特务，那个老妖婆（指我妈妈）是老特务，你是第二代特务，你们一家子都是特务。”又逼我交代把发报机藏在哪儿了。

    接着又说：“你爷爷是什么人？你奶奶是什么人？你老子是什么人？你舅舅是什么人？都是他妈的黑五类，罪该万死！”

    我思忖：幸而他们都没有活到这一天。

    通过审讯我才知道，解放后母亲相信党的政策，向民警主动坦白大女儿入了美籍等情况，竟为她埋下了祸根。一九五一年的镇反中，她把公公当县官时代的三把生了锈的旧大刀交到派出所，现在成了她“解放后私藏武器”的罪行。她交代她的胞弟五十年代初被镇压，结果她就成了反革命家属。（她又怎能料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她那个黄埔军校出身的弟弟的问题得到平反，他生前住过的房子还挂上了“万徐如故居”的匾额呢？）此外，丈夫在抗日战争前当过二十年外交官，也成了她的罪状。

    审讯持续到午夜。后来有人喊：“把老特务也抓来一起斗！”

    两个人气哼哼地跑过来，推开栅栏门。屋里的灯亮了：其中的一个匆匆折了回来，悄悄地说了几句什么，这回呼啦一下又有五六个人跑了进去。

    一个暴徒咚地在我后背上揍了一拳，吼道：“老特务自绝于人民，畏罪上吊了。没看严，倒便宜了她。你滚去瞧瞧！”

    我进去时，亲爱的妈妈已经被人解下来，停放在帆布床上。那是五十年代亚给老姐姐预备的。她到我们家来住，就睡在上面。亚从农场回来后，把它送给了我妈妈。

    我曾听说吊死者脸上都会憋得发紫，妈妈的遗容却安详得像是在酣睡，恐怖神情已荡然无存。她身穿手缝的短袖泡泡纱旗袍，嘴唇微启，好像只要轻轻呼唤一声，就会睁开眼睛似的。

    一个念头倏地闪过我的脑际：不论妈妈是升了天堂还是下了炼狱，反正她已永永远远地逃离了这座人间地狱。

    暴徒们震耳欲聋地齐声吆喝着，逼迫我说：“你赌咒，她死了活该，世界上去掉一块烂皮！”

    天下还有这么惨无人道的吗？把我妈妈逼死之后，又强迫我骂她。我心里说：妈妈，原谅我吧，好在什么恶言恶语也伤害不到您了。在威胁之下，我只好照样嗫嚅了一遍。

    “大声点儿！你发誓，她死了活该，世界上去掉一块烂皮！”

    我大声重复了一遍。

    “你再咒骂：黑七类死了都活该，死绝了才好，世界上去掉一大片烂皮！”

    我开始怀疑周围那些暴徒究竟是人还是禽兽。

    纳粹残害犹太人的时候，也没这样狠毒过吧。

    后来我听说，外省还有将“黑七类”（包括孕妇和婴儿在内）一船船地运到河里去，把船一翻，让他们通通淹死的。

    日本军国主义者屠杀了我国无数同胞，其罪孽罄竹难书。但那是战争期间发生的，而且他们并不杀害本国同胞。美国人的原子弹也只会丢在广岛和长崎，绝不会丢在本土上。倘若把在“文革”中丧命的上自国家主席刘少奇、下至我妈妈那样平平凡凡的老百姓加在一起，其数目也许远远超过一场南京大屠杀或两颗原子弹的总和吧。

    一九六六年红八月中的那个恐怖的夜晚，我按照暴徒们的要求诅咒了尸骨未寒的妈妈，也诅咒了我自己，甚至诅咒了全体“黑七类”，我以为他们总该罢休，放我回家了吧。但是不。他们知道母亲是家庭妇女，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们对她有生杀予夺之权；而我是机关干部，不便直接对我下毒手（他们并没到出版社来抓我，而是埋伏在家门口）。于是，找来了一批红卫兵，还预先告诉“小将”们，老特务已畏罪自杀，我是她的女儿，母女是合谋干的，非要拷问出个水落石出不可。暴徒们把搜身时从我手腕上摘去的马凡陀牌的自动金表也交给了红卫兵，说这只表的分量重，体积大，声音特别，是我从事特务活动的工具。其实那是亚于一九四五年从瑞士买回来的，表壳后面还刻着他的英文名字。

    在最绝望的时刻，我并没责怪那帮少年。他们大概是附近哪家中学的学生，比荔子桐儿大不了几岁。在这个年龄，他们本应坐在课堂里求知识；在这个时刻，他们本应安睡在家中。他们却被派去（或骗去）通宵达旦地搞打砸抢，做伤天害理的勾当。

    “小将”们接受了严刑拷打我的任务，就把我围在当中。个个挽起袖子，用手中的铜头皮带不停地噼噼啪啪抽打我。边抽还边告诉我说：“我们还算是手软的哪。你到一中去看看，一堆堆的死尸，连眼珠子都挖出来啦！”

    当时，我还以为他们是在恫吓我。事后看了一些“革命”小报，才晓得市立第一中学确实设了水牢，墙上布满血迹，死尸成堆。“西纠”还在六中创办了“劳改所”，对无辜者进行严刑拷打，并蘸着汩汩淌出来的鲜血，在墙上赫然写下“红色恐怖万岁”六个大字。

    他们又逼问我“大哥”在哪儿。我说我只有两个弟弟，唯一的哥哥三岁上就夭折了，他们说：“别装蒜，大哥指的就是特务头子。”

    他们还要我招供我的代号是什么，“大哥”的代号是什么，电台设在哪儿。

    我不相信他们真的认为我是什么特务。然而，当时他们臂上有红箍，那块布就代表了绝对权威。既然那些街道工厂的“红箍”们向他们提供了现成的猎物，他们自然就像嗜血的饿狼一样扑向我了。

    肉刑从半夜持续到天明。红卫兵在我脸上涂满了墨，叫我赤着脚从东四八条走到朝内大街，一路上他们还高喊口号，用铜头皮带不停地抽打着我。

    “小将”们把我游斗到出版社后，便在传达室罚我大弯腰，并用我的眼镜框夹住我的头发，一缕缕地往下薅。这样持续了好久好久。出版社的同事们三三两两地从门外走过，却没有一个人敢吭一声。

    我一夜不曾反抗，这时到了机关，多少有了点勇气。尽管党委已垮了，这里驻有工作队，总不能见死不救啊。我昂然直起腰，瞪着眼朝他们大吼一声：“我要是犯了死罪你们马上打死我！你们这是搞变相的凌迟！”

    不知道他们当中有几个人听懂了“凌迟”这个词。横竖我真豁出来了，这下反倒把他们镇住了，便一哄而散。这时，从门外的台阶那儿传来了嘤嘤的哭泣声。跟我同一个办公室的一位编辑怒斥道：“不准哭！战士们流血牺牲你不哭，现在只不过死了个老妖婆，你号哪门子的丧！”

    哭的原来是我三姐。跟我母亲同院的人们怕尸体腐烂，就要求马上送去火化，跑去通知了她。抄家时，所有的存折都被拿走了。三姐手边的现款不够交二十八元火葬费的。幸而我为了送母亲回乡，在抄家的头一天拿了几张存款单放在办公桌抽屉里了。我上楼取出一张，请社里的同志陪我三姐去取，那阵子我们的存款也全部被冻结。没有证明，连自己的存款也不能取。消户口时，得把剩余的粮票交回去。我打开母亲头天交给我的纸包一看，纸的反面用铅笔工工整整地写着三个小楷：“再见了。”我这才蓦地意识到，至迟在二十七日清晨，母亲已打定主意，为了维护人格的尊严，用自己的手结束自己的生命。

    后来三姐告诉我，火葬场派来的车，已经不是通常那种只供一具遗体用的灵车了，而是一辆大卡车，上面已堆起了十来具尸体。每个尸体只不过用棉被裹起，往卡车上一扔了事。还规定不许留骨灰。我寻思：那么多尸体放在一起烧，即使允许留骨灰，又怎能分得出哪撮骨灰是谁的呀！这和纳粹灭绝营的焚尸炉又有什么两样！

    站在门口等卡车的那么一会儿工夫，三姐就听人说起胡同里另外档子寻短见的事。人们交头接耳地说：“刚才还在这儿扫街来着，一眨眼的工夫就……”那是姐姐也很熟的一位妇女。她绞了电线，没有立即死成，双手和胸部都烧了。另有一对姓费的母女二人，不知吃了什么药，已经昏迷好几天了。

    唉，在一九六六年“红八月”的中国，最不值钱的要算人命啦。

    十二、“火烧罗马城”

    ｌ.新社会，我挤不进去

    母亲自缢后，我的脑子麻木了，完全处于痴呆状态。倘若她是“正常死亡”，不论是癌症、肺病还是中风，我都能想得通，但我无论如何不能理解人们为什么要残酷到把一位与政治全不沾边的七旬老妪也给逼死。

    我不知道那几天是怎么熬过来的，消化系统停止了活动，每天只能喝点白开水。我的身份也起了变化。自八月二十八日起，开始负责打扫厕所，一直干到一九六九年九月底下干校。

    倘若出版社的人没有同样丧失理性，我们家的悲剧本来可以只演到这里为止。因为街道上那帮人将我母亲逼死后，便把已抄走的她的遗物瓜分掉，房子也占了，遂作鸟兽散。“小将”们折腾够了我，也未再露面。

    那场罪恶的戏是在夜间演的，黑暗做了遮羞布。我一天不说，亚那敏感脆弱的神经就可以一天避免受不必要的刺激。

    然而不。出版社的革命同志当中照样有嗜虐狂。九月三日上午，为了表示立场鲜明，他们给我戴上了一顶“现行反革命分子”的高尖帽子，挂上大牌子，强迫我跪在机关大院一辆大车上，揪斗了一通。这场面，从亚被关押的“牛棚”里看得一清二楚。自从八月二十三日抄家和挨斗，他与家人已被隔离了整整十二天。看见我受到这样的侮辱和蹂躏，他再也承受不住了。这时他也被迫选择了自尽的路。

    到了九月四日下午，抽冷子有个“戴红箍的”（其实就是同一个部门的一位编辑）走进我被软禁着的办公室说：“萧乾夜里自杀了，经过抢救，已脱了险……现在先放你回去看他一趟。”

    然后，他指着亚的一封“遗书”说：“他根本就是假自杀--遗书里，连一个字的抗议也没有。”

    在一张十六开的白报纸上，有几行我所熟悉的潦草的字迹，是用红铅笔写的：

    洁若：新社会固然美好，只是我挤不进去。我先走一步，孩子们只好都托给你了。

    乾九月四日凌晨

    我飞也似的跑回家去。抄家后，我只在出版社的批斗会上远远地见过他一次。

    这十二三天，他真是度日如年呀，一下子老了十几岁，头发白了一大半。他告诉我说，三日下午一进院子就看见三姐正拿着一盒火柴从小厨房往茅房旁的砖墙角落里走去。他对桐儿和荔子喊着：“你们快来帮我把家里的‘四旧’全抱来，小西屋架子上的那些纸包包，还有尖头皮鞋什么的全都得烧掉，等下出版社还要派人来验灰呢。”

    两个孩子以为他们终于有机会参加“破四旧”这一“革命行动”了，就起劲地一包包抱去。亚亲眼看见火舌开始吞噬自己的大半辈子心血（卡片、书、信、笔记、文稿）。倘若他有心阻拦，完全来得及。但他已决定告别人世，所以根本不需要那些了。

    事后我才知道，由于九月三日那天是星期六，关在“牛棚”里的“牛鬼蛇神”通通被释放回家。出版社特地派外文部的俄文编辑刘连增把我们那五间南屋的封条去掉，打开了锁，并告诉姐姐，亚回来后，可以进去睡--抄家后亚还没回来过，姐姐带着桐儿、荔子一直睡在小西屋。

    刘连增临走时气势汹汹地又跟我姐姐说了几句什么。我姐姐大概产生了错觉，以为叫她烧东西。在母亲死后，我被软禁在出版社期间，不知从哪里冲进来一群暴徒，将我姐姐的后脑勺击伤，遂晕倒在地下。民警把她送到积水潭医院去处治，她的头部缠满了绷带。我估计姐姐是由于脑震荡而产生了幻听。反正那阵子她的神经已濒于崩溃了。刘已于十几年前去世，也无从问起当时他到底说了些什么。

    姐姐爱烧什么烧什么，亚只顾踩着凳子往小厨房的横梁上系绳子。他准备上吊。这时，我三姐走过来了，奇怪的是，她的头脑非常清楚。她说：“你别以为娘死得那么痛快，就也想跟她学。她上了岁数，身子单薄，又有多少天没吃东西了。你这么壮实，哪里一吊就吊死啦。”

    接着，她还告诉亚四十年代辅仁大学一个应届毕业生的故事。他因国文不及格而留了级，赌气上了吊。不知怎地，弥留之际竟也在地面上踹出一个大洞才死成。三姐还补充说：“何况咱们这里是砖地，连踹脚都没法踹。”

    他们那时就这么平心静气地谈论死，研究死的途径。亚听了这个故事，就进屋考虑另外的死法。用他事后的话来说，那时，死确实比活着美丽多了。

    写好“遗书”后，亚就在小厨房门口的大缸里放满了水。他试了试，厨房里那个照明用的台灯的电线，长度足够到缸里。他打算在服安眠药后，手里紧攥通了电的铜座台灯，把上身扎到水里。那样，安眠药加上触电，死亡就有双重把握了。他还在小黑板上写了“有电”两个大字，并画上几道闪电，以免家人因救他而触电。

    这是神志清醒、头脑冷静的死亡设计。他看到我被斗成那个样子，看到他辛辛苦苦重建起来的家被毁成那个样子，就打定主意不想活了。他又记起在柏各庄，认识一个右派。她小时，父母都在镇压“反革命”中被枪毙了，她却在孤儿院里照样长大成人。他想，与其让孩子跟着自己背黑祸，还不如让他们当孤儿，也许日子倒好过一些。

    为了减少对死亡的恐惧，他就着大量安眠药喝了大半瓶白干。白干下肚后，还没来得及走到水缸跟前，就醉得人事不省，跌倒在方砖铺的廊子上了。倘若那是数九寒天，这么躺上几个钟头，冻也得冻个半死。抄家后，我们的大门一直是敞着的。天光大亮后，一个街道上的积极分子偶然路过，往门里探头一望，说了声：“怎么躺在这儿呀？”他走进院子，只见亚口吐白沫，鼾声大得很不正常，就赶紧骑自行车到出版社去通知了工作队。

    那是个星期日，负责“牛棚”的小傅同志接到工作队的电话，立即蹬着一辆平板三轮，从东中街宿舍赶了来。另外两位同志骑自行车跟着。他们怕医院不肯收，所以没敢向急诊室的值班大夫亮出亚的右派身份。然而亚是一九五七年在《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头版上公开点名批判过的，那位大夫可能记忆犹新。若干年后，亚偶然看见自己在隆福医院的病历上还是写着“右派分子畏罪自杀”字样。这么说来，值班大夫是明知亚的身份，然而并未拒绝抢救。足见这个社会，好人毕竟还是有的。

    因为亚昏迷不醒，小傅还根据大夫的指示，给他放了尿。把肠胃洗尽后，大夫说没有性命危险了，几位同志才把他拉回出版社，向工作队汇报。他还继续昏睡，他们将他扶坐在传达室值夜班用的木板床上。当然坐不稳，往后一仰，后脑勺咕咚一声就撞在墙上。

    这些细节，都是我写此书时向有关同志打听到的。亚算是遇上了好心人。

    亚被救活后，人们怕他再出事，这才允许我回家去。

    当他把依稀记得的经过说完后，我对他说：“出版社有些人说你那封遗书是假的，因为连一句抗议的话也没有。”

    他说：“从我本心，当然是想把气出够了再死。然而我不能图一时痛快，而害了你们呀。现在我才明白，三十年代苏联‘肃反’扩大化时，那些含冤而死的老布什维克为什么在被处极刑之前，还喊‘斯大林万岁！’因为他们得替撇下的老婆孩子着想呀。”

    这时我脱口而出地说：“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你要是四九年去了剑桥，这十七年，你起码也是个着作等身的剑桥教授了。绝不会落到这般田地。”

    亚带着凄厉神色，加重语气说：“想那些干吗！我是中国人，就应该承受中国人的命运。”

    这时背后猛不防传来了一个声音：“那么，我呢？”

    回头一看，是桐儿。原来他神不知鬼不觉地溜进屋来，我们的话，他都听见了。

    我们不禁扑哧一声笑了。是呀，倘若一九四九年亚去了剑桥，老大可能会有弟弟妹妹，那就不是桐儿和荔子了。那以后，只要这个念头兜上心来，我就用桐儿那句话来排遣。

    五日是星期一，《人民日报》上刊出了《要文斗，不要武斗》的社论。有人振振有词地说：“文洁若看了这篇社论也许有想法。不过……”

    他无非是要说，给我戴高帽子折磨我是革命行动。我只能答以沉默。从这一天起，就正式宣布我为“牛鬼蛇神”的一员，进了“牛棚”。唯一的恩赐是允许我每天回家睡觉，以便照顾孩子。

    ２.鬼蜮世界

    没过几天，街道上就来了一大帮人，把我们全家人从我们用自己的劳动所得购买的房屋中，撵出去了。他们用了个冠冕堂皇的借口：腾房是为了接待外地红卫兵。

    红卫兵是人民的大救星毛主席请来的客人。由伟大领袖接见后，他们就要回到各省去点燃“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烧出一个红彤彤的世界。

    谁敢违抗，当然就以现行反革命罪行论处。

    红卫兵没住几天。他们刚一离京，一位生了七个孩子的妇女就控诉说，“黑七类”住大房不合理，只有他们这九口之家的“红五类”才配住，就理直气壮地搬进去了。

    搬家时，我们征得街道上的同意，把幸存的电唱机、收音机、唱片等留在小西屋，门上挂了两个特别结实的锁。我还跑到房管所去，请他们给贴了封条，以为这样就保险了。我太天真了，相信很快就会有政策下来，会把强占的房屋退还给我们。岂料没过多久，街道上就撬开锁，把那些东西当做抄家物资分掉。接着，小西屋也住进了人。最后，变成了个大杂院。

    我们被赶到南沟沿二十七号两间小东屋里。搬进之后，北屋一家解放军又强占去一间。女的是店员，在“文革”期间当逍遥派，于是准备生第三个孩子了。这样，我们一家人只好挤在弹丸之地，窄得转不开身。亚叹息说，他小时当城市贫民，住得也比这宽些。

    搬进去后，亚就利用木板油毡，在屋檐下搭起一个小厨房。这样，至少锅盆碗筷不必放在床下了。他很快就学会了生火煮饭，把三顿伙食包下来。

    刚刚安顿好，一位年轻民警就跑来把我训斥一顿。他说：“你们人口那么少，住五间瓦房。人家Ｘ大妈有七个孩子，原先一家九口人挤在一间小屋里，你替他们考虑过没有？”

    我没吭声，却忽然想起“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政府曾号召妇女多生孩子。说是狭窄的岛国容不下也没关系，反正新到手的“满洲”有的是富饶的土地。

    那时“秋老虎”正施淫威。我把全家的破衣破布凑在一起，缝了个大布帘。夏天可以遮那直射入只有两米来深的小东屋的炎日，又可以挡雨；冬天则可以挡一挡肆虐的西北风。只是帘子一落，屋里就更像个鬼蜮世界了。

    三姐最初被赶到附近梁家大院的一间北屋去。迁到毗连那两间北屋的妇女大声对她的木匠丈夫说：“还是‘文化大革命’好。不然的话，咱们还能住上这样朝阳的大瓦房吗？”不久之后，街道上又勒令我姐姐搬到一座大杂院里的六米小南屋，仅够放一张单人床和随身用具。

    当出版社的群众在批斗我的大会上要我交代“黑思想”时，我说了句：“火烧罗马城。”我在初中时就看过显克维支的名着《你往何处去》的中译本，大学后又看了英译本。“文革”一开始，我脑子里就浮现了被暴君尼罗焚烧的罗马城的情景；有活活烧死的，有趁火打劫的。北京城变成一片红色海洋后，就更像是火焰中的城市了。当时外文部的大语种是英俄文，可能没有几个人读过一九五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的这部长篇，所以也不知道我指的是什么。大家只逼我往下交代。

    当时加给我的一条罪名是：“她一向什么也不说！”我既未写过什么，也不大说话，就只好交代“黑思想”供大家批判。我心里明白：一九五七年也有一些老老实实“向党交心”的，结果只凭这些主动交代出的思想而定了罪名。

    想当年，二十九岁的鲁迅，为了唤醒民众，弃医从文。倘若鲁迅活到一九五五年，看到胡风作为反革命集团的头目锒铛入狱；或活到一九六六年，目睹那么多无辜者白白送命，他会无动于衷吗？本世纪初，民众对被押去示众者的不幸仅仅是麻木不仁；六十年代的民众，则一拥而上，将示众者撕成八瓣，夺其所有。我们住在五条牛圈时的那位慈祥的房东老太太，就是在乱棍下被打死的。又有个出身不好的少年被他的同学（一个“红五类”）拴在自行车后面，满操扬上拖着跑。学校里一位老工人看不过去，上去劝一劝。那些“红五类”便轮流往老工人身上浇开水和冷水，活活将他折磨致死。

    当时中学生分成四三派和四四派。前者反对唯血统论，后者则主张老子要是英雄，儿必是好汉；老子要是反动，儿必是混蛋的唯血统论。老大在小报上写了一篇驳斥唯血统论的文章，占一整版。亚看后，还就说理文字应该怎样写，给他提了几条意见。同时又谆谆告诫他，不可陷得太深。后来我们才知道，竟有像遇罗克那样因坚持反对唯血统论而牺牲性命的事。

    两派之争发展到闹出人命。有一次我在东四十字路口的包子铺买包子，看见一辆卡车从朝内大街往西开过来。车上的红卫兵举着大幅标语：“血祭死难的战友×××！四四派。”

    车帮子上矗立着死者加了黑框的巨幅画像。红卫兵个个戴着黑箍。一副杀气腾腾的架势。我跟着其他顾客和售货员冲出包子铺，站在街上目送着这辆卡车。我个子矮，只听见周围的人说：“抓到了一个！架到车上去了！”

    有个人骑着自行车从西边过来了。群众拥上去，拦住向他打听。他说，四四派的一个人被四三派打死了，所以他们非要杀死对立面的一个人，以慰亡灵。至于那个人是不是真凶，是无关紧要的。反正只要是四三派的就成。

    一天晚上，我走到陆军医院东头的南沟沿菜站附近时，听见一个中年男子用惋惜的口吻对他的同伴说：“前几天，这里还有过一堆死尸呢……”及至他发觉我这个陌生人从后面走过来了，他就马上大声补上一句：“为了防止千百万人人头落地，这样的革命行动也是必要的。”

    在阶级斗争中，人们就是这样阴一套，阳一套，心口不一致。也只有这样，才能自保。

    就在我已沦落为人人都躲得远远的麻风女后，有一天我到出版社附近的红楼副食品商店去买茶叶，遇见了曾在一个办公室工作过的江秉祥同志。他向我点头致意，露出跟过去一样亲切的微笑。我意识到，出版社毕竟还有像他这样的同志。在神州大地，人性尚未泯灭。

    ３.舌战“群儒”

    “牛棚”的正式名称，其实是集训班。它就设在原编译所的那层楼里。每天一早在机关大院排队点名，齐声背诵“悔罪书”。有一次，我迟到了，小傅罚我一个人背，我居然也背得滚瓜烂熟。现在则只记得开头一句是：“我是人民的罪人。”每日三餐要等革命群众吃完后，才轮到我们去排队买饭。处处表示我们是贱民。

    公务员都打派仗去了，各种体力劳动通通由“牛鬼蛇神”分担。罚我打扫全社四层楼房的厕所。我说，女厕所倒没什么，由我来打扫男厕所恐怕不合适。“戴红箍的”说：“怕什么，你又不是十八岁的大姑娘！”

    那时外地来串联的人陆陆续续住进出版社，打地铺睡在走廊里，挤得像沙丁鱼罐头。厕所尿粪池经常堵塞，满地臊尿，臭气熏天。我从林县买回来的一双千层底布鞋没多久就沤烂了。

    后来随着形势的变化，派给我的活儿反而减轻了。一楼至三楼贴满了大字报，禁止“牛鬼蛇神”看，所以我只消从“牛棚”走过穿廊，打扫一下四楼的女厕所就行了。出版社也分成两派，忙于打派仗，揪出一个对立面有“问题”的，就往“牛棚”里送。“牛棚”一时爆满，于是允许每天回家，出入都走锅炉房旁边的西门。一天下班后，我跟在两个女难友后面走。甲是原来的办公室主任，乙是戏编室编辑，四十年代曾在复旦大学新闻系上过亚的课。快走到西门时，我听见她们在商量进大楼看大字报的事，随即走进了一楼西头的侧门。我思忖：要是受罚，反正也不是我一个，就壮着胆子跟在她们后面走去。进了侧门，就是通往二楼的楼梯口。推开对着楼梯口的玻璃门，是一楼的走廊，沿墙贴满了大字报。我们也没顾得细看，就来到正门旁边。只见小黑板上写着：“明天下午三时在食堂揪斗旧党委成员、原办公室主任甲。”

    甲看罢，大吃一惊，就挽着乙的胳膊，匆匆忙忙穿过门道走了出去。那时揪斗什么人，是绝不预先通知本人的，免得他（她）有所准备。走廊里影影绰绰有一两个人，但并不曾干涉我们。甲乙也始终未回头，所以没发觉我跟在她们后面。

    批斗甲，与我们风马牛不相及，回家后我根本未向亚提及此事。没想到，这下子却给亚惹来大祸。次日上午八点，大家刚一到齐，新近代替小傅当上了“牛棚”负责人的厨师老张便召开批斗会，让“牛棚”全体成员声讨亚。他说：“萧乾派文洁若去偷看大字报，刺探军情，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

    老张是新官上任三把火，觉得手痒，想找个碴儿来施展一下威风。无奈大家都规规矩矩，总也抓不到把柄。头天晚上他便掌握了我们三人偷看大字报的事实。甲乙都是党员，尤其甲，又是原办公室主任，他不敢碰，怕日后遭到报复（运动究竟朝哪个方向转，大家心中无数）。我进了“牛棚”后，谁也没逼我交代“特务”问题。什么“大哥”、“发报机”、“电台”、“代号”都是红卫兵从蹩脚的惊险小说看来的，大家也明知道我这个三门干部不会有那些事。把我拉到大车上去揪斗，也只是一部分人起哄、寻开心而已。但是大家似乎认为我的一举手一投足都受亚的操纵。亚谨慎得无懈可击，他们便从我身上寻找突破口，以便给他增添罪状。

    批斗亚的大会是在原编译所的大厅里举行的。老张给这六十几个“牛鬼蛇神”炒了十几年的菜。在“文革”这一特殊的历史阶段，他可以任意摆布他们了，所以神采奕奕。他似乎还请了一两个“牛鬼蛇神”做他的军师。他威胁说，要是亚不老实，就给他重新戴上右派帽子。

    我头一个要求发言。我说：“昨天下班后，我确实跟在甲乙后边，去大楼里偷看了大字报。但这件事与萧乾毫无关系。绝不是亚派我去的。我回家后根本也没向他提起这事。自从到了集训班，我不愿意接近在旧社会混过事、经历复杂的人，只觉得甲乙都是共产党员，跟他们一致行动，不会有问题。”

    这下子我不啻捅翻了马蜂窝，得罪了一大片“在旧社会混过事、经历复杂的人”。他们把气撒在亚身上，七嘴八舌地为他罗织罪名。

    亚沉着冷静地发了言。

    那毕竟是“牛鬼蛇神”之间的窝里斗，况且又全是捕风捉影，毫无凭据。亚也敢针锋相对地顶撞。

    会开了三天，“群儒”未能把亚驳倒。我暗暗佩服亚的口才。

    这时，有人小声说道：“厉害，厉害，厉害！”

    亚立即抓住话柄，对那三个“厉害”做了一番嘲讽。

    批斗会就马马虎虎地收场了。

    我看过一九四八年出版的亚那部《红毛长谈》。解放后，除了一九五七年三月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杂文《“上”人回家》，他未敢发挥讽刺文学方面的才华。如今，在舌战“群儒”中，他把围攻者挖苦讽刺得淋漓尽致。

    我所尊敬的冯雪峰，这位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一任社长，坐在角落里，两眼望着天花板，自始至终一言未发。他在想什么？三十多年前参加长征时，他所憧憬的肯定不是这么个前景。

    厨师暴怒了。他手中有张王牌：用重劳动来惩罚。于是，会刚一结束，他就派亚去干全社最脏最累的活：烧锅炉。幸而同劳动的人民出版社社长王子野及副总编辑范用照顾他，总是挑起重担子，让他干点轻活儿。

    不久，王、范二人被调走了，新来的两位尽管年富力强，却要求亚和他们干一样多的活儿，还动辄就给他打小报告，害得他成天挨训斥。

    那个冬季，亚总是弄得浑身煤屑、精疲力竭地回到冰窟般的小东屋来。原是我捅的娄子，给他惹出这么严重的后果，我自然懊悔不迭。小屋本来就是偷工减料盖成的，屋檐下的纸全破了，北风穿过布帘帘，呼呼地往里灌。早晨起来，水缸里厚厚地结了一层冰，连牙膏都冻了。我们没有力量自己动手修房，房管局更不管，房租则照收不误。

    一天傍晚回来，看见纸顶棚破了个直径七十厘米的大洞。桐儿说，北屋那个解放军的儿子钥匙忘在自己家屋里了，他将椅子架在我们的床上，捅破顶棚，爬了过去。那是响当当的“红五类”的儿子，我们既无力去修补，又不敢抗议。老鼠也欺负人，在顶棚里跑来跑去，带下大量沙土。雨季我们只好用盆去接那滴滴答答漏下来的水。我们挨一天算一天，一直对付到一九六九年下干校。

    ４.外调

    应付外调人员也是桩棘手的事。他们一般都胸有成竹，逼迫你按照他们的要求写材料。达不到目的，便吹胡子瞪眼睛，拍桌子，恐吓，甚至动手打。“牛棚”里的一位女难友，解放前因参加学运，一度被捕，在狱中表现坚强，有“小辣椒”之称。外调人员跑了来，硬要她承认自己是叛徒。当时的论点是：凡是活着从敌人的监狱中出来者，都一律是叛徒。她顶撞了几句，触怒了外调人员。于是被揍得鼻青眼肿，脸上没有一块不淤血的地方。本社的一个炊事员小老崔也前来助威，脱下布鞋，用鞋帮子把她打成脑震荡。

    外调人员都被请到盖楼房时保留下来的一座小院的北屋里。照例先由本单位的革命组织介绍被调者的政治身份：右派呀，特务呀……这就给外调人员动手打人开了绿灯。

    我因经历简单，找我的多半是与稿件有关的外调。连出版日本革命作家德永直、明治时期的现实主义女作家樋口一叶的作品，都成了罪行。幸而那时档案齐全，每次我都交出全份书稿档案。上面，从组长、编辑室主任到副社长，都对选目和序言签署过自己的意见。外调人员拿到了材料，便扬长而去。

    亚接待的外调人员比我多得多。事后他常悄悄地告诉我，外调人员有多么蛮横无知。

    关于《大公报》的所谓“假起义”，外调过几次，那显然是针对周总理的。他们吓唬亚说：“关于你在《大公报》干的那些勾当，我们掌握了充分揭发材料。假若你不老实交代，我们就向革命组织交底，对你十分不利。”

    亚心中有数，并不怕那威胁。逼到最后，他只好在交给外调人员的材料中写道：“据前外调的ＸＸＸ和二位同志说，《大公报》的起义由于如此这般的原因，所以是假的。然而就我的亲身经历而言，又是如何如何。”

    当晚亚对我说：“只好和他们打太极拳。”他们扑了几次空，就再也不来了。

    关于巴金，外调人员先后来了足有二十几次，都是上海作协的造反派。他们要调查他的“安那其”的问题。亚说，他和巴金交往的过程中，从未接触过这个问题。认识巴金后，在巴金的影响下，视野才扩大了，在作品中更多的反映底层人民的悲惨生活，以及宗教等大的方面。气得外调人员拍桌子骂道：“不许美化黑老Ｋ！”

    关于沈从文，外调人员也来过十几次。主要是逼亚写材料证明沈参加过国民党。亚的回答是：沈一向对党派抱超然态度，他的一些朋友（如梁实秋）后来去了台湾，但就亚所知，他本人绝对没有参加过国民党。

    关于戴爱莲，外调人员也来过不下十次。其实戴回国后，亚才去的英国。二人从未在英国见过面。

    外调人员靠的就是一套诓、诈和威胁。但亚从未对他们说过无中生有的话。

    “文革”期间，亚之所以没吃过我那样的苦头，凭的就是好兵帅克式的巧妙周旋的机智。他说他当不成英雄，在蛮横无理的人们面前，他不主张硬碰硬，从未给对方以发泄兽性的机会。自然，最根本的事实是他早在一九五七年就被打倒在地，踩上无数只脚。“文革”期间，他在造反派眼中，基本上是不值得一踩的。

    ５.宝像与宝书

    一九六七年元旦，《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了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提出这一年“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紧急策划下，上海市三十二个“造反派”组织夺了该市的党政大权，这就是所谓“一月风暴”。在江青、陈伯达等人控制的“中央文革小组”的煽动下，从上海刮起的这股夺权黑风，猛烈地冲向全国。围绕着夺权，各地相继形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造反组织，发展成为“全国内战”。不但开了坦克，架了机关枪，听说还动用了飞机。神州大地上，不少角落血流成河。

    那年头因宝书、宝像而惹祸的比比皆是。有一次我奉命把一楼走廊里撕掉大字报后留在墙上的钉书机的钉子捥下来。一间大办公室里正在开批斗会。被斗者是一位历史清白的科长，带头斗他的是一个公务员出身的科员。六十年代初，我和这个科员在通县菜地上一道劳动过，他向我抱怨科长未给他提级。我相信那次的批斗会就是平素上下级之间的宿怨，在“文革”中的一次爆发。

    科员慷慨激昂地说，当天上午，有人曾看见科长在清理抽屉。当天下午，机关大院的垃圾堆里出现了一张毛主席像。这可是罪大恶极的反革命事件。科员噼噼啪啪地一连打了科长几十个耳光，但科长无论如何也不承认是他扔的。也没有一个人出面证明，科长确实有这么一张宝像，并看见他把宝像扔到垃圾堆里。反正这位科员这一天总算报了积仇。后来他还用点燃的香烟烧过一个受审查者的脸，把筷子当作刑具使一个被打成“五·一六分子”的编辑的手指致残。因民愤太大，粉碎“四人帮”后，调离本社了。

    我也因在“牛棚”里用橡皮擦掉亚在《毛泽东选集》上写的字迹，而险些酿成大祸。家里有好几套《毛选》，女儿想要一套，但精装的她嫌太重，合订本她又说太特殊。我便把亚在一九五六年脱产学习时写上过学习心得的四卷平装本带到“牛棚”，一页页地用橡皮把学习心得擦掉。第一卷好容易擦完了，刚开始擦第二卷，便有人向造反派打了小报告。一伙人突然出现，把四卷《毛选》通通夺去。还勒令我把几本自抄的《毛主席诗词》也上交。其实，那都是亚根据各地出版的注释本编出的。“牛棚”里实在闷人，我就利用余暇一本本地誊写。

    我们只得给荔子另买了一套，并忧心忡忡地等待处理。直到工宣队进驻后，才把四卷《毛选》和七本诗词手抄本一股脑儿发还给我。当然，一句道歉的话也没有。

    几年后我才知道，换个时间、地点和处理方法，像这样一档子事可能搞得家破人亡。一九六六年“红八月”里，有一对夫妇将写有心得的四卷《毛选》撕成碎片，塞到抽水马桶里用水冲走。他们是被抄家风和一桩桩的恐怖事件吓破了胆。这下子楼下的马桶全堵塞了，人们一层层地往上查，查到作案现场，不由分说地把这对夫妇抓走了。他们有两个儿子，一个吓疯了，另一个神经受了刺激，拿起菜刀冲到街上，砍死个路人。粉碎“四人帮”后，夫妇双双获释，但疯儿子至今还关在精神病院里，杀人的那个则被判了无期徒刑。

    我们算是幸运的。工宣队找了几个秀才来审查亚写的那些心得，始终也没抓到什么把柄。我们只不过受了一场虚惊。事情倘若发生在“红八月”中，被街道上抓住，就没那么便宜了。

    一九六七年连春节也没让过，说那也是“四旧”。全国没有一个机关单位不分成两派，派仗打得热火朝天。离我们住的南沟沿不远的陆军医院架起高音喇叭，互相揪斗对立面的什么人，吓得我们整宿睡不着觉。好在白天除了劳动，就是在“牛棚”里枯坐。

    有一次，我偶然走过钱粮胡同，发现诗人陈梦家的小四合院也换了主人。接着又在大佛寺街的墙上看到一行大标语：“黄浩是彭真埋在房管局的一颗钉子！”亚的这两位气质与文化背景迥乎不同的老友，均在那场惨绝人寰的悲剧中含冤而死。

    然而，那阵子我们身边这部压榨机却开慢了。于是亚打起精神，一回家就教孩子们画历史年表和地图。那历史年表，一边是中国的朝代（各个朝代涂了不同的颜色），一边是西历。从上面可以看到，中国明朝中叶哥伦布才发现美洲，从而给孩子们一点历史感。

    另外，亚又鼓励孩子们画幻灯片。先托西屋的工程师（他也是抄家后房屋被占，给赶到这个院子来的，原住户则均被轰到乡下去了）给做了个简易的幻灯机。我又去买了硬纸壳和玻璃纸，裁好带到“牛棚”里。将小红书摆在桌面上，每天偷偷摸摸在拉开的抽屉里糊上一二十个幻灯片框，共糊了几百个。亚帮助定选目，编解说词。有《猪八戒吃人参果》，也有《武松打虎》；有雷锋事迹，也有自己编的一些故事。那一年的春季至秋季，就是这么度过的：两个孩子白天画，晚上就在大杂院里演给院里观众看。我们都干得十分起劲。

    当年十月，上海音乐学院附中的谢天吉来看我们。他是我在辅仁大学附属中学女校读书时的同窗张祉瑠的外甥。我不顾亚的反对，托天吉把荔子、桐儿带到南方去看望祉瑠。祉瑠在青浦县教中学，孩子们在那里看到了大规模的武斗场面。祉馏把他们送到上海，将他们安顿在那里的一位亲戚家。到江西、四川等省串联后回京的老大，乘火车去上海把弟弟妹妹接了回来。

    一九六八年，孩子们接到通知，又上学去了，叫做“复课闹革命”。然而，当整个社会陷入一片混乱，动荡不安的时候，怎么能指望学生专心致志地读书呢？老师被整得灰溜溜的，威信扫地。教室所有的窗玻璃和灯泡均被打碎。少年先锋队由“红小兵”所代替，荔子因为出身于“黑七类”，没有资格当“红小兵”，回家大哭一场。我心想：亏得没叫两个孩子就近入学，否则那些“红五类”的同学们跟着大人来抄家，搞打砸抢，叫这两个从小学会爱护荣誉的孩子怎么受得了！

    ６.自杀与他杀

    “文化大革命”期间，不知有多少人被迫自杀。而每个人忍辱含垢的能力，确实有程度上的不同。当我被罚跪在平板三轮上时，心里一直在感谢这些知识分子的“文明”。他们毕竟没有像街道工厂的乌合之众那样用不堪入耳的脏话谩骂我，更不曾像红卫兵那样，抡起铜头皮带猛抽我。然而，亚仅仅看到我受凌辱的景象，就活不下去了。除了亚，被关入“牛棚”的另外两个“牛鬼蛇神”也曾服毒自杀，和他一样，被送到医院抢救，均幸免一死。没想到，一九六九年三月十五日真的出了一桩人命案。那时工宣队已进驻了三个多月，原先打得热火朝天的派仗，也已偃旗息鼓。

    工宣队进驻后，要求所有的人都搬到社里去住。我和十一个女难友打地铺睡在一楼的一间办公室里。夤夜，一阵杂乱的噔噔噔跑下楼梯的脚步声把我惊醒了。接着，就是拉开铁门的钝重的声音和汽车引擎声。同房的人们睡得正香，我自然不敢探头去看。天亮后，机关大院刷出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谴责赵某畏罪自杀，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包括亚在内的三个“牛鬼蛇神”是受管制期间出的事。他们不是吃安眠药就是服毒，经及时抢救，自杀未遂。唯独这位姓赵的编辑，一天“牛棚”也没蹲过，他采取的却是最果断的办法：从四楼纵身跳下。把他送往积水潭医院的汽车开到半途，他就咽了气。

    我曾和戏编室的这位赵编辑在通县一道劳动过一个月。当时给我的突出印象是他特别爱惜自己的身体。每次吃饭他都说，谁的儿子得了肝炎，谁家的孩子死于什么病，仿佛生怕大家会传染给他似的。他主张用公筷，但又担心我们不肯遵守这个制度，每餐必先把菜往自己的碗里夹上一点，然后就不再拣了。我起初不明白这么惜命的人，何以会有勇气跳楼。后来才听说，他的妻子由于写过一张替刘少奇辩护的大字报，塞在抽屉里，被人揭发，结果就被关进监狱。他虽然装得十分镇定，还照样同工宣队的人打篮球，但心里承受的压力想必是很大的。

    “文革”这场灾难，是谁也逃不掉，躲不开的。一张追问他历史的大字报弄得他更紧张了，遂采取了这一果断手段。他死后没多久，年轻的妻子也就被枪决。幸而这对夫妇没有亲生子女。过继来的女儿曾和桐儿在一个幼儿园里。她的亲爹亲妈把她连同全部家当一起接走了。

    多年来为出版社烧锅炉的一个胖子，也跟赵编辑学，从楼顶平台上跳下去摔死了。据说唯一找得出的原因是他收藏了几枚袁大头，他害怕被人追查。亚常说，“文革”中，自杀与他杀无法区分，凡是在那个时期自寻短见者，没有一个不是被逼得走上绝路的。

    至于亚，我原以为既然“红八月”中没死成，他一定就会咬紧牙关活下去了。可是被轰到南沟沿后，一天我在屋角发现了两小瓶“敌敌畏”。我立即质问亚：“这是干什么用的？”他支支吾吾。其实，我一看就明白了。由于他的三堂妹夫被揪斗后服“敌敌畏”立即死掉，他晓得服“敌敌畏”比服安眠药死得更有把握，于是他为自己做了最坏的准备。

    多少年后他才向我透露，他当初的打算是：倘若再抄家揪斗，他就一死了之。

    工宣队进社后，全社经过一番阶级排队。最初，他们对亚的“城市贫民”出身有怀疑。说来真巧，就在这时，亚到出版社对面去修鞋，与他姨妈的一个儿子相遇。阔别半个世纪，那位安师傅居然一眼就认出他来，并问：“你不是乐子吗？”

    那年月世上已经没有几个人叫得出亚的乳名了。小时候亚还同这位表弟坐在一条板子上织过地毯。后来他改行，当上了修鞋匠。

    这师傅可成了亚的一根稻草。根据亚所提供的线索，工宣队对他进行了外调，这才确定了亚的出身，因而一九六九年七月就给他落实了政策。我比他落实得还要早两个月。当我们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两个孩子后，荔子脸上三年来第一次泛出了笑容。原来自从西屋的工程师前不久被当做“现行反革命分子”被抓走后，女儿一直担心同样的厄运也会落到我们身上。

    十三、五七道路

    １.“一锅端”

    一九五年的土改我没赶上。但是一九五七年以后，年年都找个题目把机关干部--也就是知识分子，赶下农村去劳动。长期的有下放锻炼，短期的有近郊区的麦收，等等。每次下乡，我自己觉得都是有收获的。回到城市就感到城乡在生活水平上的悬殊。重新坐在墙上不掉土的办公室里工作，拧开管子就是自来水，吃的是白面馒头，周围也没有粪臭，这一方面使我知足，同时也更同情那些生活在广大农村的人们。不知他们到哪一代才能摆脱繁重的体力劳动。

    记得一个日本人在访华记中写道，当他问起中国人为什么不设法用机器来减轻农民的劳动时，我方的回答是：只有用双手抡镐，让扁担压在肩上，才能使思想革命化。

    在这样的主导思想下，“文革”期间大批知识青年被赶到农村去插队。一九六九年九月，我们这些知识分子也被“一锅端”地撵到湖北咸宁去，办起了五七干校，开始从事体力劳动。

    下干校之前，我们曾在工宣队带领之下，两次去郊区劳动过。那时，为了改造我们这些“臭老九”，不许乘车，而是用强行军的方式，让我们跟在卡车后面走，一走就是四十来里。卡车上载着行李和少数老弱病残。能不能被列入“老”的队伍，也是一种政治待遇。亚虽然已年届花甲，由于是摘帽右派，只得夹在中青年当中在地下走，而比他小八岁的一位革命干部，却心安理得地坐在车上。一次，雨中行军，前往上西市，我穿了一双不合脚的塑料凉鞋，走几步就得弯下腰去系系鞋带，一直落在队尾。亚倒拼死拼活地跑在前面。队伍中有两位落实政策时结论留了个尾巴的，竟然把沉甸甸的行李背在背上，以显示自己改造思想的决心比别人大。

    那个年月“知识越多越反动”的理论大为风行。似乎只有种粮食的农民和织布、炼钢的工人才能对社会有所贡献，“臭老九”则是寄生虫。还有人公开说：“不把你们这些知识分子通通枪毙，就算便宜了你们啦。”

    自从我们二人都落实了政策，我便想：最坏的阶段已经熬过来了。关于下干校，我们认为这是大势所趋。亚反复说：“有你和我一道下去，心里踏实多了。”他是拿这次下乡和当年去农场做着比较。

    我们把两个孩子托付给了三姨。老大已到江西插队落户。

    我们是九月底动身的。到干校后，由军宣队领导。我们都当上了五七战士。进入十一月，军宣队就硬性规定夫妻双方都在干校的，应马上回京去把孩子接来。荔子哭着不愿意走，但那是强制性的。我没回去接他们之前，出版社的留守人员就已经天天上门动员了。

    孩子们来后，桐儿在咸宁住校，继续念小学，周末回来。已上初二的荔子，则和大人一样整天劳动。为了做做样子，干校还腾出两间屋子，抽出几个五七战士当教员，简直是有名无实的。

    不满十五岁的荔子，从此也开始了她苦难的历程。她的憨厚与单纯，被一些自私自利的女孩子甚至成人所利用。从大田劳动回来，荔子还为这些人挑水、洗衣服、打杂、跑腿，甚至来回跑上二十里路，到咸宁去接送回京探亲的人，也成了她的专职，直到完全拖垮了身体。

    一九七一年底，荔子作为应届初中毕业生回京接受分配，当上一名无轨电车售票员。这时有个五七战士来找我，说某某人要回京探亲，过去是荔子负责接送；既然她已经离开了干校，今后可否由桐儿担任这份差事？我气愤地回答说：“我不认为我家的孩子应该把宝贵的学习时间用在为这些成年人服务上，荔子在干校两年，几乎一天书也没念，我劝也劝不住。你可以找桐儿本人去商量，我开不了这个口。”

    那位五七战士碰了一鼻子灰，并且知道桐儿没有姐姐那么好说话，这事就作罢。

    我常常和亚念叨，像荔子这样的性格，要是到农村去插队，情况会更糟。我们认识的一个姑娘，就是插队期间被欺负得患了神经病。后来虽调回北京，结婚并生了孩子，终因旧病复发，喝“敌敌畏”自杀身死。在干校，还有几位肯说公道话的五七战士。例如出版社校对科的薛佩敏同志就曾告诉我，和荔子同屋的黄姓三姐妹，以及另一对姓卢的姐妹，每天都把脏衣服和泥鞋丢给荔子一个人洗，经常要洗到半夜，“这是欺负她老实。”有一次，我实在憋不住了，便跑去向那几个吃完饭坐着聊天的女孩子说：“你们也不能光叫萧荔一个人学雷锋呀。有人告诉我，她在水塘那儿给你们洗衣服哪！你们吃完了饭，也该去替换她才是。”她们说：“萧荔自己愿意这样！”呼啦一下各奔东西。

    ２.“大力士”

    我们初下去时，每天搞基建。先在北头盖了个四合院，接着在南房后面又盖了五排连檐房。

    房子盖好后，我和几个女五七战士从原来先借住的老乡家搬进四合院的一间东房，亚则住西房。亚有着强壮的外表，他也真不要命地干。记得一九六一年他刚从农场回来后，到通县参加每年一个月的劳动，经常受表扬。到了干校，班排长派活时，总把他当壮劳力使用。他的“大力士”名声，甚至传到兄弟连去了（文化部系统各单位下干校后，按照部队编制，分成各连。文学出版社是十四连，附近的文联是五连）。我知道他是外强中干，从农场回来后，就发现泌尿系统有毛病，牙也一颗颗地拔去。再加上折腾了这么三年，能活着到干校就已不容易了。亚曾和冯雪峰一道抬石头筑桥，还在丘陵地带拉过车。白天累一天，夜里需要一批劳力到湖边去卸刚运来的砖，也总把他派去。有一天下工后，我到他屋去，对他说：“你量力而为吧。这么豁出命去拼，早晚会累垮的。你应该像我这样细水长流地干。”

    唉呀，这话给同屋的另一位五七战士听见了，他一分钟也没耽误就向连部汇报了。当晚在评比会上我挨了批评，说“文洁若不但自己没有使足力气，还给丈夫出馊主意，劝他磨洋工”。

    我不肯卖力气的罪名传开了。为了堵大家的嘴，我咬咬牙学会了挑担子。这本是男壮劳力的活，我主动要求担水担饭，班排长自然也欢迎。从此，议论倒是没了。五六十斤的重担压在一个知识妇女的肩上，还能说没出力！我习惯左肩，左肩头鼓起个大疱。我还以为那是练出来的筋肉呢。一九七三年从干校调回京后，到宣武医院去检查，原来是个瘤子，这才动手术割除了。

    听说林彪原来的计划是永远不叫这些“臭老九”回城了，最早一批盖的库房、医院等等，全是钢筯水泥结构，确实带有永久性的意味。林彪这个天机，还是由设在江西的中央办公厅的干校透露出来的。我们下去刚一年光景，中办就率先喊出“四自给”的口号。就是说，粮油肉菜全部自给，有人说，上海郊区已开始试行取消工资的办法，甚至还传出要凭提高产量来偿还建立干校时的投资呢。

    这么一来，干校就成为变相的劳改营了。提出大雨大干、小雨小干的口号，出工前还要“天天读”，下工后要评比。甚至冬闲也要下去挖池塘。

    每晨上工前，必排队。然后边喊：“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边走向围湖造的水田，还要一遍遍地喊：“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在干校，死人的事确实没少发生，也不断听到外连的噩耗。我那时就下定决心，就是不能让亚死在咸宁。

    三月初，田里还冻着一层薄冰，我们就得下去，一泡就是大半天。这时，有人在省报上看到一条消息，说有一家厂子生产水田靴，还办理邮购。我替亚订了一双四十三号的，因为他的脚型短而肥，买大点的，可在前边塞上棉花。

    春耕期间要育秧。有个工种只有全连最壮的劳力才干得来，就是站在没膝深的河水里，用铁锹挖河泥。然后我们几个挑河泥的，便把箩筐排在岸边，装满后挑走。挑的人多，挖的人少，出现了窝工现象。挖者叫我们捎话给排长。排长正在指挥一些老弱将河泥铺匀，做成秧床。

    排长刚上任不久。他是个三八式老干部，到干校后才落实政策，一下子就当上了排长。他心有余悸，自然不敢派那些曾经整过他的“响当当”。他扫视了一下众人，于是，目光就落在亚身上，“萧乾，你去挖河泥！”

    亚抬起头来。他看了一冬水泵，那一天是头一次跟着班排下湖。那条河相距数百米，他甚至没见识过挖河泥的现场。他一时未领悟派他去干什么，正在发愣，我就抢先问他：“你带水田靴来了吗？”我心里祈求道：但愿你没带，不然今天你就遭殃啦。

    他说：“没带。”

    我立即快嘴快舌地对排长说：“他没带水田靴。他穿的那双是四十三号的，小一号他也穿不下。”

    排长的马脸立即耷拉下来，一字一顿地说：“噢，你-替-他-说话啦。”

    横竖他总不能叫亚来回走上一小时到住处去取水田靴，就只好改派一位带着水靴的壮汉去挖。

    我不但在当晚的评比会上挨了批评，很快还遭到了报复。有一天，湖里的活儿难得地上午就结束了。全排的劳力回宿舍去吃饭，下午学习，但是得留一个人在湖里打杂。那阵子，换上一身干燥的衣服，坐在小马扎上学习，简直就像是升了天堂。有个古典部编辑曾说过一句心里话：“其实，人的欲求很有限。结束一天的劳动，回去把又湿又脏的衣服换掉，就是最大的享受了。”

    本来我也完全有资格回去享一享这种清福的。而且依我看，根本没有必要留下一个人打杂。可是在排长授意下，班长说：“文洁若，你留下。”

    我说：“我正发着烧，早晨就没吃什么东西。”

    那天我确实是带病坚持干活的。在干校，是轻易拿不到病假条的。有个长期患心脏病的老刘，虽然受照顾，未下过湖，但还是要求他到菜地去劳动。一天，他忽然跌倒在地。人们不敢移动他，保健员就地为他量了体温。水银柱超过了最高刻度（摄氏四十二度），不久就咽了气。连部喜欢引用语录中的“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这半句，可从来不提下半句：“但是我们要避免那些不必要的牺牲。”

    这一天的傍晚，我踽踽独归。大家已吃罢晚饭，正围坐院中进行评比--每天的例行公事。我先到四合院北屋的医务室，请保健员给量量体温--摄氏三十八度七。

    我三步并两步地走到班长跟前，将保健员开的诊断书往她腿上一丢，说：“你看看我到底是真发烧还是假发烧！”

    说罢，我头也不回地走进了宿舍。

    在干校被评为五好战士的，无一例外地是那些“响当当”。而最脏最重的活，都落到在“牛棚”里受过审查的人们身上。当然，那些老迈到寸步难行者，也只能被安排端个马扎看看菜地。最倒霉莫如像亚这样年已六十、身子骨儿看来却还蛮硬朗的。只要在假日或工余时间有什么苦差事（如拉粮食、卸车等）准派到他。后来他实在吃不消了，给排长写了封信说：

    “我从八岁起就织地毯、送羊奶、当书店伙计，什么苦都吃过，绝不把体力劳动视为畏途。但而今我毕竟已年过花甲，总不能老把我作二十几岁的小伙子来使用。”

    这以后，多少好了一点。然而他终于在一九七二年双抢时垮了下来。医务室要他到温泉城去照心电图。去医院那天，我还得照常出工，请不下假来。幸而我们还有个孩子。桐儿搀着爸爸，一早就动身，走上十几里路到咸宁，再搭开往温泉的公共汽车。回来时，他们走走停停。大夏天的，亚浑身瑟瑟发抖。桐儿怕爸爸着凉，把自己身上唯一衬衫脱下来，给爸爸披上。我翘首候到午夜，父子二人才趔趔趄趄地回到我们那间刚刚分到手的土坯房。也亏得有了这么个“家”，我才向老乡买了甲鱼、香油、鸡蛋等等，在桐儿用空罐头盒改造的煤油炉上做些“小灶”，为亚补充营养。

    一天，桐儿拣回一只骨瘦如柴的小猫。我们把它洗干净，将它喂得肥肥的，毛白如雪。后来，它失踪了。一个晚上，桐儿打着手电去找，居然从菜地的角落里找了回来。它的后半身血肉模糊，两条后腿都断了，也不知是野狗咬的呢，还是人打的。可怜啊。在这种情况下，它还挣扎着想朝我们爬过来，但是寸步难行。我对亚说：“记得北京西四一带有过一专门为猫什么的治病的诊疗所，说不定‘文革’期间也给砸烂了。看来我们没法救活它，与其看着它活受罪，不如让它来个‘安乐死’。”

    我取得亚和桐儿的同意，碾碎几粒安眠药，打开一听炼乳罐头，将药末放进去。猫儿滋滋地喝得很香，连盘子都舔干净了。果然有效，一会儿就睡着了。亚找了件自己的旧背心把猫裹起，他一边抚摸着猫，一边似乎也在怜惜自己。父子二人遂拿了锹和锄，把猫埋在我们房后。猫的死，曾使我们那土坯房子显得更加阴惨。

    干校期间，最令我反感的是有些连级或排级干部竟可应用手中的权来折磨人和惩罚人。其实，连列夫·托尔斯泰还都从事过农业劳动呢，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搞搞“四自给”也并不委屈。这是有效劳动。但有一次，连部成心折腾我们，硬是命令我们刨开坚硬的土地，挖了许多大坑，后来又填死了。一九七年的冬季，本来可以半天学习，连长却异想天开，抽出两个排的劳力去挖池塘。到了雨季，被大水淹了，前功尽弃。我一边挖土，一边想：这不啻是为秦始皇盖阿房宫。所不同的是，阿房宫虽被项羽焚毁，至少还留下了个夯土台基，向阳湖的池塘却一点痕迹也没有了。

    ３.“父子角”

    一九七一年六月，忽然下来了调令，在这将近二百五十人的连里，有二十人即将调回北京。这批天之骄子，当然不是党团员就是连排班干部。说实在的，我还真不愿意做那二十人中的一个。“文革”前，编辑部是业务挂帅，业务能力不强的，有自知之明，都很谦虚。经过“文革”，某些人凭着嗓门大或这样那样的原因，成了“响当当”。我情愿跟过去“牛棚”中的难友打交道，也不愿跟这些“文革暴发户”来往。倒不是吃不着葡萄故意说它酸，与其回到出版社去当受气包，我还情愿暂时留在干校。

    紧接着，又挑了一批“老弱病残”集中到丹江去了。这个名单也使我们玩味不止。一些比亚年轻力壮的被挑上了。名单上却没有亚。不过，后来听说冯雪峰到了丹江后，竟成了那里的特级劳力，每次用大车去拉商品粮，都要他来驾辕。

    这两批人走掉之后，我们二人才分到那间土坯房。桐儿比姐姐幸运多了。到湖北后，他一直在咸宁做住校生。及至小学毕业来到五七干校，我们已有了这个“家”。而且向阳中学也开始上了轨道，每天教好几节课，学习再也不会受劳动的冲击了。

    继温泉医院之后，亚又请假到武汉去做了检查，确诊为患有冠心病。连部便安排他值夜班。一天中午，在工棚里，军宣队传达了基辛格秘密访华以及美国总统尼克松转年二月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消息。曾经多年写国际政治社论的亚感到兴奋，因为这件事意味着中国闭关自守的局面终于结束了。

    当时桐儿最大的兴趣是捕蛇，还养了一只小鹰，每天捉青蛙喂它。亚心想，有朝一日或许英文还会有点用处，就决定教桐儿。他拿起桐儿的英文课本一看，大吃一惊，桐儿在每个单词旁注上汉字，如床是“贝德”，父亲是“法则尔”，母亲“吗则尔”。桐儿说：“我们同学都是这么做的。”记得当年亚刚从农场回来，也曾抓过老大的英语学习。老大的英文老师是印尼归侨，发音很不标准。父子二人经常在那阴暗潮湿的小东屋里争执得面红耳赤。老大说：“我要是照您教的那样念，同学们该笑话我了，老师也会叫我不及格。”结果亚只得让步，光教他语法、造句等，发音就随它去了。而今在向阳湖畔的小土坯房里，亚开始教桐儿缀字和基本发音法。

    最有趣的是亚这时与桐儿建立了一个“父子角”。我们的土坯房隔着一条村路与王六嘴村庄遥遥相对。村庄东面有个僻静的角落，深藏于爬满绿油油的蔓草的小山崖脚下。周围是一片疏林，对面是一道远山。假日，他们带上水壶干粮，一待就是大半天。在这里，亚耐心地诱导桐儿，教他唱些英语儿歌。逐渐地，他对英语学得起劲了。

    ４.多事之秋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彪在逃亡苏联的途中葬身在蒙古的温都尔汗，这件事对五七战士的震动实在太大了。批判林彪时，最初提出要批“极左”，我们觉得十分对头。很快，就要求我们改批“形左实右”，也就是说，批的依然是右。我们普遍感到失望。

    就在林彪自我爆炸前不久，在全连大会上，连部一位同志曾拿一本当年八月号的《解放军画报》给大家看，特别介绍了林彪读着“小红书”的大幅照片，并介绍说：“这是江青同志替林副主席拍的。林副主席最喜欢这张照片。”介绍者当然不可能未卜先知，但事发后，亚有一次悄悄地对我说：“林和江实际上是一丘之貉，互相吹捧，彼此利用，一道走上顶峰。”这句话如果被人听见并揭发了，亚马上就可以掉脑袋。

    当了那么多年新闻记者，亚始终是关心国内外局势。“文革”期间我们的东西丧失殆尽。一九六七年我弟弟从山西大同到北京来避难，回去之前送给亚一架熊猫牌半导体收录机。一九七一年我们经历了一个多事之秋。但“九·一三事件”后，干校的日子好过一些了。当时所能收听到的也不过是革命样板戏，但这架收录机也多少帮助亚打发那无聊的时光。

    5.一次险遇

    一九七二年春节，我和亚带着桐儿去游了一趟岳阳。一九五年亚曾在距此五十六里的簧门乡参加土改。看到岳阳楼那片古迹被“破四旧”的红卫兵糟蹋得一塌糊涂，我们难过极了。

    当晚，我们乘火车回咸宁，路上发生了一件使我们至今仍后怕的事。咸宁是个小站，火车只停两分钟，所以我们老早就守候在右手的车门旁，准备一停就下。然而负责开车门的那位将头发扎成两把刷子的女列车员一直抱着一本小说读，我们看着表一再提醒她车快到站了，她理也不理。及至火车停了下来，经我们一个劲儿地催促，她才勉强丢下书，懒洋洋地掏出钥匙去打开左门。而站台明明是在右边。

    我们惊讶地说：“这边不是站台呀！”

    她不耐烦地说：“快下！再磨蹭，车就要开走啦。”

    这节车厢，只有我们三个人下车。我们也顾不得和她理论，动作敏捷的桐儿首先跳下车，伸出双手来扶亚和我。下边是地面，而不是站台，自然难下得多。我的双脚刚一着地，列车就已风驰电掣地轰隆隆往前开去了。

    我们发现自己站在两道铁轨之间。这时，倘若对面开来一列火车，我们三人管保给压成肉泥。

    那是个阴天，四下里漆黑一团。我们摸着黑，赶忙踏过枕木，踉踉跄跄地爬上了对面的站台。走出检票口时，值班的吃了一惊，问我们是打哪儿来的？我们把情况讲明后，他说：“你们不要命啦！京广列车马上就进站！”

    当晚，我们住在咸宁一家小旅店里。听服务员说，前不久这个车站就发生了一起大事故。扳闸员某甲刚一下班就走了，而某乙没有按规定的时间来接班，致使两列火车相撞，伤亡惨重。

    “文革”期间，什么事都讲究出身。出身不好的，只能夹着尾巴做人。那些“响当当”的，犯了法也不受什么处分。例如北京郊区一家手表厂有个复员军人违反规章制度，在车间里点燃打火机，致使空气中的汽油燃烧起来，引起一场火灾。事后，一天牢也没坐，只留在本厂监督劳动。我估计，即使我们三人那晚被轧死，任何人也不会追究那个脑后扎两把刷子的女列车员的责任。

    ６.喜报胡同

    一九七二年九月，政策稍微放松些了，允许把孩子送回北京去上学。我以替桐儿联系学校为名，请了半个月的事假，回到阔别三年的北京。我们离京后，姐姐退了她的小南屋，搬到我们那间小东屋里。“文革”后，取消了考试制度，中学也就近入学。市立五中是一所较好的中学。我到那里去打听，住在哪几条胡同的有资格入该校，并通过换房站换到喜报胡同（“文革”前原名门楼胡同）的十二米小南屋。起先，我不明白那位和我换房的工人为什么肯搬到一个连自来水都没有的破房子里去。原来，他是看中了那个院子有扩充的余地。他自己加盖了一间，把半个院子都占了。

    喜报胡同这个四合院是北屋那位房主的先父留下的。老人家生前行医，把着门洞的这间小南屋当年是门房兼挂号室。门洞右手，有一窄巷子，可做厨房。

    换好房子，我就打电报将桐儿叫回北京。替他办好转学手续后，我带着孝感麻糖去看望画家黄永玉、翻译家孙用和住在东堂子胡同的沈从文。这是亚特别关照过我的。

    我听说出版社已于当年五月从外单位换来一位日语编辑。我连出版社的门都没有进，就到商务印书馆去找刚上任不久的陈原社长，问他可否把亚和我调到该社去编字典。他说：“萧乾太大了，就怕我调不动。你嘛，我倒是可以试试看。”一九五年十月，我在三联书店总管理处当校对员时，曾从英文译了一篇稿子，投到陈原所主编的《世界知识》杂志。稿子不合用，退回来了。我当时的领导朱南铁（这位资深编辑后来和我在一个干校，不幸失足掉进池塘溺死）曾对我说：“陈原对你有兴趣。”转年三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把我调去了，但我一直希望能在陈原这样一位学识渊博的领导手下工作。

    一九七二年底，又有一大批人调回北京。只剩下五六十人，冷冷清清，只好和十六连并在一起。这时军宣队已撤走，连部再也没有以前的威风了，开始出现一些回京后泡病号的。剩下的大都是本人有这样那样问题的，要不就是像我这样，爱人是问题人物。大田的劳动已停止，我被派到伙房去做饭，亚继续值他的夜班。此外就只有锄猪草、喂猪等工种了。

    我们觉得待在干校已毫无意义。我便请了半个月的探亲假，实际上是打算到青浦去看望老同学张祉瑠。连长怕我逾期不归，主动提出：“你只要按期回干校，我们还可以批准萧乾回京看孩子。”

    这太好了。我回屋后对亚说：“你还可以顺便治治病。这里天气潮湿，对你的身体十分不利。”

    祉瑠陪我游了苏州，她的外甥谢天吉陪我逛了城隍庙，还参观了一大会址。祉瑠介绍我到她的一位定居杭州的堂弟家住了几天。其间还抽出一天去绍兴，看了鲁迅故居。各地的名胜古迹多少帮助我冲淡了“文革”以来郁结在心中的闷气。

    我回干校后的次日下午，亚就动身回京了。我一直送他到通往咸宁的八里长堤尽头。到了咸宁后，亚给家里打了电报。老大刚好也从江西回京探亲，借住我弟弟学朴的小姨子家。桐儿赶快去通知哥哥和住在电车公司宿舍的姐姐。三人又跑去告诉当时住在北京站附近的黄永玉。他们一家人也一齐出动，到车站接亚。桐儿和哥哥从两边搀着爸爸，荔子替他提着行李，走进了喜报胡同那间小南屋，晚饭后，亚又从东北城骑车到大西南的黄亭子去，在学朴的宿舍过夜。他给我写信来说，他准备在北京为一间能摆下一张床的斗室而奋斗下去。

    ７.调令

    七月初，我的调令忽然下来了。临行，我特意在干校为亚留了两件行李，表示他无意赖在北京，迟早还是要回来的。

    离开干校的前两天，连部通知我到咸宁高中去取火车票。干校向学校借了一间屋子，派人专门替学员办理这类杂事，将近四年时间，从咸宁通往干校的小路，我起码跑过七八十趟。每逢假日就挑上扁担，为一家人去采购食品。这最后一趟，可能是归心似箭，太兴奋了，也可能由于这半年只剩下我一个人，一直未进城，归途糊里糊涂地竟走上了公路。那意味着得多走五十里地。我正伫立在那里，抱怨自己怎么如此大意，一辆大轿车吱地停在我身旁了。抬头一看，车上的人好面熟，是五连的学员。

    我以为这辆车是特地为我停下来的呢，就兴高采烈地爬上了车。坐定后才发觉自己已经精疲力竭。五连离十四连只有半里来地，车子等于把我送回了本连。原来他们是送几个调回京去的学员的归途，停下来只是为了加油，根本不是为了让我搭车。

    我们全家四口人走五七道路，在咸宁度过了好几年辛酸。荔子得了一身病，直到一九八五年才痊愈。亚不但患上冠心病，还生了肾结石，最终导致左肾切除。我的全部指甲（不论手还是脚）通通变了形。然而我们比那些葬身向阳湖的许多五七战士还是要幸运，因为毕竟通通活着回来了。

    十四、蛰居“门洞”

    1.一根稻草

    我是一九七三年十月九日抵京的。我知道亚容易兴奋和激动，而今又添了冠心病，怕他乐极生悲，所以事先故意没打电报给他。下了火车，我扛着行李上了二十四路公共汽车。进了胡同，来到门洞跟前一看，呀，原来的大门已经变成一堵墙。忽见桐儿提着个装满碎砖的桶，从小巷子里走出来，招呼说：“妈！门在这儿啦！”

    亚也端着一簸箕土迎了出来，说：“前天海观特地来过一趟，你调回来的事我已经知道啦。没想到这么快！”

    进了巷子才发现，这栋房子前院的东墙被开了洞，装上个小门，代替原先的大门洞。门洞靠院子的这面，已装上门窗。于是，门洞就成了我们的一间小屋。

    老天真是不负苦心人。经过大半年的奔波，亚终于感动了房管所的一位副所长，他带着一个管理员当大工，由亚和桐儿当小工，一天的工夫就变出这么一小席安身之地。

    据亚说，朱海观告诉他，我将在商务印书馆的辞典组工作，而该组的负责人是他的好友。

    第二天早晨，我就兴冲冲地到商务去报到。我首先去找陈原社长。他对我说，他确实曾当面向文学出版社的严社长提出过调我去商务的话，严社长也同意了。可正式下调令时，却节外生枝。由于十四连和十六连已合并，我被调回去的消息又是十六连的连长告诉我的，把我也弄糊涂了，我对陈原社长说：“我还是打心里感谢您帮了我们一个大忙。目前，萧乾正在建国门医院治冠心病。湖北那么潮湿，假若让他遥遥无期地在那里拖下去，我真怕他的身体会垮。您要是不调，出版社绝不会主动给我下调令。”

    这就叫做“不抢不香”。出版社本打算把我长期存放在于校备用。如今商务一来调，出版社又怕失掉我。这种对知识分子既不敢大胆使用，又不肯撒手的做法，大概很典型，很普遍。

    回来是回来了，然而小门洞只勉强容得下亚和桐儿父子二人。可我睡在哪儿呢？只好在办公室过夜。每晚下班，旁人都回家后，我就用八把椅子拼成个床，放上被子，作我的栖身之所。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八年我们搬到天坛，就连逢年过节，我都住在办公室，倒也出了不少活。

    这期间亚为了住房，不知跑了多少腿，赔了多少小心，又碰了多少钉子。那时，什么也轮不到一个摘帽右派分子的头上。

    然而天无绝人之路，亚也有事干了。我刚上班后不久，外文部负责人就告诉我，欧美组要搭个班子来集体翻译美国作家赫尔曼·沃克的长篇小说《战争风云》，正缺人手。既然亚刚好在北京养病，就要他参加进来。条件是不能以此为借口，赖在北京。什么时候干校来催，还是得回咸宁。这是个令人心寒的条件，然而亚还是应承下来。

    自一九六六年，亚就几乎没摸笔杆了，翻译外国文学更是恍如隔世。而且他认为，文学翻译有个风格问题，一部长篇竟由十个人合译，是不相宜的。然而重新拿起笔来，对他就是莫大的快慰。他干得十分起劲。第一回分给他七章十三万字，很快就交了稿。是他自己誊清的。接着又要他校订旁人译的稿子。他平时最不喜欢这种工作（他管校订工作叫“擦屁股”），可他也完成得很好。交稿时，他要我转告责任编辑，情愿再译几章，于是又分给他三章。

    亚那间斗室正对着公共自来水管，大杂院儿的人们经常蹲在他窗下洗衣服洗菜洗碗。由于院中没有厕所，挨着他门口的明沟就变成了尿池。亚只得不断地点起线香，室内总是弥漫着一股臊臭与清香相混合的古怪气味。

    正当亚挥汗译着《战争风云》之际，忽然接到“末代皇帝”（这是学员们给最后一任连长起的外号）从咸宁寄来的信，要求他立即返回干校。我对亚说，此刻只身回去，等于是去送死。过去和他一道值夜班的一个十六连的老编辑，春节后被几封电报催了回去，当天晚上就死于气喘病。那人比他还小好几岁呢。

    这时，《战争风云》成了亚的一根稻草。他立即给“末代皇帝”写了封“万言书”，大致说：“离开干校之前，我实际上是个寄生虫，喝别人烧的开水，吃别人做的饭。在体力劳动方面，我起不了多大作用。如今，留在北京，我能重新用笔发挥自己之所长，对社会主义有什么害处？”这封信投邮后，果然奏效，连里就再也没有逼他回去。

    ２.吊在天花板上的藤椅

    亚在这间斗室里住了五年，还接待过好几位贵客。八十多岁的阳翰笙老先生听说亚回京，专程找到“门洞”来看望他。老先生眼力差，“门洞”光线又暗，那天他一脚蹬空，差点儿跌一跤，亏得亚及时把他抱住了。亚的老友孙用送给他一包枸杞子，亚分送给雪峰一半。雪峰从他那坐落在北新桥的宿舍来回拜，还带给亚一包黄豆。

    我调回出版社后，有一天《世界文学》社的编辑冯宗璞把挪威戏剧家易卜生的《培尔·金特》的四个英译本面交给我。那是五十年代亚送给潘家洵先生，给他翻译用的。潘老先生没能翻译，所以又璧还。那以后不久，潘老先生还亲自登门拜访，并道歉说他食言了。亚则表示谢意，说：“要不是您替我保存了这几部书，它们早就随着其他所有的书一道烧成灰了。”

    来过门洞的还有翁独健。这是一位侠义的朋友。解放后，他备受党的重视，做过北京市第一任教育局长。然而他从来不忘记不得志的老友。在我们倒霉的时候，他给了我们温暖和帮助。

    孙用也是这样的朋友。六十年代亚刚从农场回来，当人人都躲得他远远的时候，孙用却我们搬到哪儿，他找到哪儿。他去过牛圈和豆嘴胡同，门洞他自然也来了，还送给亚几本英国十八世纪的笔记。

    此外，还有朱海观。他来过门洞多次，每次都告诉亚，他为我们的住房奔走的经过。房子自然没奔走成功，且在单位受人挖苦，说他是“萧乾的孝子贤孙”。

    亚新交的朋友当中还有诗人乔羽。

    一天，难友荒芜送了一张戏票给亚，演的是《杨开慧》。亚看完之后，对第三幕有些看法，就给剧团写了封信。乔羽是这个戏的作者。他立即来信说，要偕导演欧阳山尊来看亚。亚回信说，地方太窄，一次只能接待一位客人。事实上，连一位都没法坐。平时亚只好用绳子将一把藤椅吊在天花板上。每逢来客就落下来，客人一走马上又得吊起。否则，根本转不开身。

    乔羽那天来了，一进门，大吃一惊。他三十年代就看过亚的作品，再也想不到亚会落到这步田地。乔羽是最早的一位比较有效地关心我们住房的朋友。

    ３.翻译组

    一九七四年，咸宁的干校解散了，学员一股脑儿返回北京。出版局仿照上海的办法，将属下各出版社坐在家中等待分配的擅长外语的人都编入一个翻译组，亚自然也参加了。翻译组设在北总布胡同的版本图书馆里，由一位原新华印刷厂的女领导负责。这样，亚就每天又骑车上班了。他翻译并校订了一些国际政治的书，干得兴致勃勃。

    在“门洞”，给我们二人极大快慰的是桐儿的学习成绩。尽管有“白卷”英雄张铁生和黄帅等人的干扰，五中还是一直抓教学质量的。刚从干校转到五中时，他在班上考了第十四名，以后就开始争夺第一、二名了。课余他经常作画。画静物常用三姨的菜篮子，萝卜啦，大白菜啦；画人物现成的模特儿就是亚。他画了几十张各种姿态的爸爸，开家长会时，我还看见学校有他画的大幅宣传画。

    文学出版社有个宿舍在白米仓，那里的孩子就近上五中，因为桐儿的两个好同学的爸爸刚好都是我们出版社的编辑。其中一个同学的爸爸曾对我说：“他们三人活像是形影不离的三剑客。”刚初三，他们就开始读狄更斯等人的原着了，我也经常从图书馆给他们借过一些英美小说。

    女儿荔子每次回家，看到弟弟在小桌上演算化学方程式，旁边堆着英语、数学等课本，就慨叹一声：“我望尘莫及了。”她除了在无轨电车上售票，还兼了一大堆社会工作。她那强烈的求知欲硬是被泯灭了。

    一九七五年，在遥远的江西插队的老大终于办回城了。这时，刚好住在里院小西屋的一对夫妇要回老家，把房退了。亚多方奔走，替老大把那间七米小屋要下来。在干校时，亚当过泥瓦匠。他买了些大白，和桐儿一道把那小屋粉刷一新。这下子我们全家五口人又在北京团聚了。

    亚在翻译组先后与人合译了《拿破仑论》、《麦克米伦回忆录》、《１９３２-１９７２年美国实录：光荣与梦想》等书，并校订《肯尼迪在白宫的一千天》、《美国海军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等有关国际政治的译稿多种。

    《拿破仑论》是毛泽东主席急着要看，几个人日以继夜地抢译的，三天译竣，不出一周就出版了。那时出版工作几乎全停了，动用出版社、印刷厂和装订厂的多少人力物力，不计成本地去翻译出版供伟大领袖一个人看的“大字本”，这种速度也并不是什么奇迹。

    后来，亚又负责看北图新交换来的外国书。他时常抱回不下十本新书，短期内看完，一本本地写内容简介，并且做出值不值得翻译的评价。

    这项工作亚干得十分起劲，因为这下子他终于摆脱了二十几年来的闭塞状况。记得他在看斯诺的《大河彼岸》时，发现有一段谈到了他自己。原来斯诺于一九六年访华时，作家协会由老舍出面作东，宴请了他。席间，斯诺问起亚的消息。老舍回答说：“萧乾正在一个人民公社快活地干着农活，他对写作已经完全不感兴趣。”斯诺在书中写道，他无论如何也不相信人的性格能那样改变。在再版本中，斯诺在“老舍”后边加了个注说：“一九六六年，老舍本人被红卫兵攻击为修正主义者及走资派，因而自尽。”

    这个时期同我们往来的还有外贸学院的姚念庆。一九七五年，他请亚去他们学院做了一次演讲，主题是“审查外文新书经验谈”。记得一九五四年北图举办了一次菲尔丁逝世二百周年纪念，也曾请亚在广和剧场演讲。和上次一样，我也坐在听众当中，留意着他们的反应。这次的意义又不同于上次。我分享了亚的欣慰：被糟践成渣滓的他，重新冠冕堂皇地站在台上讲演了。

    ４．三星陨落

    一九七六年是不平凡的一年。三星陨落，中间还夹了个唐山大地震。

    一月九日周总理逝世，使一切正直的中国人甚至比死了自己的亲人还要悲痛。谁都意识到，这颗巨星的陨落会直接影响到中国的命运。

    我只于一九五六年在青年艺术剧院见过总理一次。亚给了我一张彩排票（记得好像是《樱桃园》），场内稀稀落落没有几个人。我找了个前排的座位刚刚坐下，总理就由人陪伴着，来到距我只有三米远的地方落坐。演出时，总理不时地同邻座打着手势，声音虽然低得听不清他说的是什么，看起来是在指点着如何排演外国戏。日理万机的一国总理，竟还抽出时间看戏。总理对文化既关心又内行，使人不胜缅怀。

    总理生前曾两次和亚亲切谈过话。第一次是一九五年。亚作为访英代表团的一员，在中南海受到总理接见。团员们挨个儿被介绍给总理，轮到亚，总理意味深长地说：“在大革命时期，我们有位师长也叫萧乾，后来牺牲了。三八年在武汉读到你的文章，我就想起他来。”

    也是五十年代，总理在谈文字改革时，曾举例说：“萧‘乾’总不能念成萧‘干’。”

    另一次是上面已提到过的一九五七年七月中旬的一天。那时报纸上已公开点了他的名。十二日的《人民日报》八版也登出了何谷润写的《萧乾所争的是什么样的自由？》，批判他的《放心·容忍·人事工作》一文。当时，他已绝望，认为在劫难逃了。

    那天他回家时，可兴奋啦。像是被确诊为患了绝症、束手等死的人，忽然接到通知说，那是误诊，他的病是可以治好的，又像是死囚被无罪释放。

    亚告诉我，那天巴金如何坚持坐到他身边。总理问：“萧乾同志来了没有？”亚应声站起来。总理宽慰他说：“你不是右派。要认真检查，积极参加战斗。”后来又问：“吴祖光同志来了没有？”他热情地照样说了一遍。

    事态的发展证明，总理未能扭转乾坤。全国共有五十多万人被划为右派，打击面占当时的知识分子的百分之十几。在“十年浩劫”中，也看得出总理是在力挽狂澜，然而胳膊终究拧不过大腿。

    一九七六年四月三日是星期六。自从桐儿在春节后去平谷县插队，我也不时地回来住住。这一天，亚到他燕京时代的校友张淑仪家吃饭去了。我正在“门洞”里他那张小桌上帮他誊清一份审书报告，六点来钟，亚的老友翁独健突然来访。他有腿疾，从他所住的南池子到我们家换两次车，还得走不少路，我着实感到不安。

    我说：“萧乾是到张家吃午饭的，早该回来了，您坐会儿吧。”

    翁老说：“最近几天，老四（指他的小女儿如莲）天天到天安门去哭。一哭总理，二哭自己，三哭未来。”

    寥寥十二个字就把当时人民大众的情绪概括了。翁老待在院里烦闷，遂只身走出家门，来找亚谈谈心。

    我说：“不过，我觉得年轻人还是有头脑的，他们是中国的希望。刚才荒芜的儿子阿贝来了。他引用鲁迅的诗句‘于无声处听惊雷’来形容天安门广场的气氛。”

    我告诉翁老那天上午跟着出版社的一批人给总理送花圈时看到的壮丽情景。人民英雄纪念碑几乎被各机关、学校、工厂送来的大大小小的花圈埋起来了。周围的松篱上挂满小白纸花，像是覆着一层白雪。悼念者都是主动地、情不自禁地来的。

    这当儿亚回来了。原来张家三姐妹各做了几样拿手好菜，连晚饭都留他吃了。亚被划为右派前，我们还带着荔子到张家去过。一九五七年以后就断绝了来往。

    老大回京后，坐在家里等候分配。插队期间他写了首民歌题材的长诗，江西人民出版社决定出版，写信请他去南昌改稿，所以四月间他不在北京。荔子有空就跑到天安门广场去抄诗词。后来有人告诉我，倘非“四人帮”倒台，她的处境已很危险了。

    天安门事件发生后，四月八日，《人民日报》在头版上刊载了“中共中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并以本报工农兵通讯员、本报记者的名义，发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一文，说这是“一小撮阶级敌人打着清明节悼念周总理的幌子，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地制造反革命政治事件”。还说什么“首都工人民兵一百多人被打伤，重伤十余人。警卫战士被抓走六人，多人受伤”。

    几天后，一个在历史博物馆工作的年轻姑娘来看亚，详细地讲了她目睹的现场。这分明是当局利用手中之权镇压群众。她说，棍棒打过去，血流遍地，广场是盖上沙子后清理的。

    我们又一次从年轻人身上看到了民族的希望。谁是谁非，他们看得一清二楚。

    六月间，朱老总去世。对老百姓的震动虽不及总理那次大，但广泛流传着关于他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外宾时，“四人帮”的爪牙故意把冷气放低，致使他患了肺炎的说法。又一位好人离去，而那帮野心家却个个活得欢势。

    七月下旬，我出差到长春，住在东北师范大学的招待所里。半夜里，整座房子猛烈地摇撼起来，把我从睡梦中惊醒。地震！一看表，是二十八日凌晨三点四十二分。连窗玻璃也咯嗒嗒地响个不停。我披上衣服，趿拉着鞋，跑下楼梯，一个箭步窜出门厅。街上已拥满了人，但谁也不知道震中在哪里。

    吃早饭时才传来消息说，大地震是在唐山发生的。下午，大批伤员一批批地运到了，将所有的病床都占满了。缺胳膊的，断腿的，伤势都不轻。医院开始动员家在本市的病人出院，以便为灾区伤员腾床位。

    傍晚，接到亚的电报：“安然无恙，勿念。”事后才知道，北京也有不少危房倒塌，造成伤亡事故。我们那个“门洞”却巍然未动。

    火车不通了。我生怕困在这里，好在组稿任务已完成，便请东北师大的同志代购机票，于三十一日飞回北京。民航机不够用了，空军派出军用机，大力协助。来时曾飞过唐山上空，只见偌大一座城市，浓烟把天空都遮暗了。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一年到农场去探望亚时，我曾四度在这座煤都搭火车。此刻，颇想从空中遥遥凭吊一下。但飞机却偏偏有意绕行，据说为的是不让人们看见震后惨状。

    翻开七月二十九日的《人民日报》，为了不接受国际援助，故意将地震的级数报低了。明明是八点三二级，国外也老早就测出来了，党报在头版上却是这么报的：“据我国地震台网测定，这次地震为七点五级。”又写道：“受灾地区人民群众已在当地党组织领导下，迅速组织起来……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取得伟大胜利的大好形势下，发扬人定胜天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团结起来，奋发图强，夺取这场抗灾斗争的胜利。”

    飞机是在南苑机场着陆的。在这非常时刻，空军的服务还真周到。特派出大轿车，把旅客们一一送到离自己家最近的地方。我是在十四条下车的。只见满街都是地震棚。回到“门洞”一看，窗户上贴着一张纸，是亚的笔迹，写着：“住户暂移居宽街光电研究所避震，有事情到那里去找。”

    “门洞”里，亚在桌上给我留了个字条，说街道上要求大家都住地震棚，不许在屋顶下过夜。研究所的地震棚已经没有空位置了，要我去找出版社商量。

    厨房的炭饼炉也熄了，我到街上去买了些桃子，对付了一夜。次晨亚骑车回来了，他估摸我已经抵京。他不让我一个人睡在“门洞”里，非要陪我到出版社的宿舍去想想办法。他到社里去打听过，说是各宿舍都搭了地震棚。

    于是，他用自行车替我驮着行李，陪我去东中街。路上他告诉我，地震的第二天又下起瓢泼大雨。院子里副教授一家，回了故乡广东。里院的房主则携家眷到上海去投亲靠友。好友丁化贤打发她的大儿子丁援冒雨将亚和我姐姐接到光电研究所的地震棚。

    来到东中街宿舍，果然在附近的空地上搭起很大的地震棚。两排长长的统铺，还有值班的，秩序井然。但是这些共事多年的同志们对我非常冷淡，说这里只能容纳本宿舍的人，叫我自己另想办法。

    我想起亚在英伦三岛避难的往事。他和英国人一道在地铁站台上躲纳粹的飞机。英国老百姓并未因为他是中国人而排斥他。而我，不但是这些人的同胞，还是同一个单位的人呢。

    我蓦地想起，在这座宿舍里，我还有个小友--孩子毕竟比大人单纯一些。她是荔子在向阳中学的同学，自学日语，我曾辅导过她一两次。我和亚便登门拜访。她对我很亲热，并悄悄地告诉我，地震棚里有一家三口人，已买好火车票，当天下午就动身回沪。我找到地震棚的负责人，把我听到的消息告诉了她，并且说：“空出三个人的位子，总能容纳我一个人了吧？在最边上给我腾出一点地方就成。”

    她的第一个反应竟然是质问我：“是谁透露给你这个消息的？”

    我说：“这我不能告诉你。”

    看来，这位负责人也很为难。大家都想趁那三个人走掉的机会睡得宽敞点。当晚会不会有地震，我会不会由于未能住进地震棚而给砸死，与大家风马牛不相及。负责人当然不肯为了我而得罪一大片，就又跑去商量了半天，最后才勉强同意在边沿上给我腾个床位，并一定要我答应绝不挤着人家。

    亚看见我终于有了归宿，才放心地骑车而去。

    我利用这段时间，为全家人拆洗了被子，晾在空荡荡的院子里。每晚才回到那个床位睡上几个小时。

    到了八月下旬，街道上忽然下通知，命令拆除地震棚。只两天工夫，大街小巷和空地上五颜六色的塑料棚，像魔术一般消失了。听到小道消息，说是主席病重，拆地震棚是怕举行追悼仪式时有碍观瞻。可是九月初，我又被动员到新华厂去校对“大字本”：《李白诗选》。那几年，出版宣纸线装的“大字本”几乎成了文学出版社唯一的任务，说是毛主席指定要看的。可是敲锣打鼓刚把书送到中南海，九月九日下午四点，突然奏起哀乐。

    记得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二十日，我曾陪亚到天桥剧场去看苏联“小白桦树”舞蹈团的告别演出。预定七点开演，但到八点了，也不见动静。我便四下里打量着，只见约第十排那儿空着不少座位，我们后面也整整空着一排。我正思忖：这么难得的票，怎么居然有这么多座位白白空着。忽然观众起立，掌声雷动，毛主席进来了。许多人都往前拥，我也随着人流，不由自主地冲到前排，几乎伸手就能摸到毛主席的衣服了。我那时刚刚二十八岁，这一次的经历使我意识到，自己在一定场合下，完全可以沉浸在个人崇拜的激情里。当时，他在我心目中确实是位慈父。待我回到自己的座位，发现我们后面那一排，已坐满了一批穿制服的人。这才恍然大悟：他们是保卫人员。

    一九五七年三月二日，毛主席在给胡乔木同志的一封信中曾写道：“三月一日《人民日报》载萧乾《在土地改革中学习》一文，写得很好，请为广播，发各地登载。”（见《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

    ５.劫难终了

    十月七日刚一上班，一位消息灵通人士就边说“搞阴谋的人没有好下场”，边走进办公室。他和他的一两个心腹一直在交头接耳。我当然不愿凑过去听，怕自讨没趣。下班后奔回“门洞”去告诉亚，他说翻译组一如往日，没见动静。我本来是个任何时候都能工作的人，唯独这一天，可沉不住气了，神不守舍地坐在“门洞”里等啊，等啊。晚饭后，亚的一位好友专程跑来告诉他“四人帮”被捕的大好消息。

    八日，到处都在传抄各种内幕消息，其中最多、最热闹的，莫如有关江青的一些传闻。我天天回家去，把当天复写的材料交给亚一份，又把他从翻译组抄到的材料带到出版社去和别人交换。直到这时亚才告诉我，三十年代他和唐纳曾在《大公报》共过事，在一个办公室，两个人的桌子还挨得挺近。四十年代末，他在香港还见过唐纳一面。

    十月十八日，这件大事才正式公诸于世。

    “四人帮”垮了。中国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二十二日，《人民日报》用红字通栏大标题醒目地标出：“首都一百五十万军民举行声势浩大的庆祝游行。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

    我们二人都参加了为期三天的庆祝游行，并且预感到命运在改变。

    转年秋天，翻译组解散，人员回到各个单位。人民文学出版社外文部为亚预备了办公桌。外文部领导居然也来“门洞”拜访，请他自九月一日起正式上班。七一年亚在双抢时因冠心病猝发而倒在田里。我当时被安排在另一组，不在场。包括这位领导在内的学员们竟无一人理睬，还是从新疆来的一位学员家属把他搀扶回来的。

    一九七三年一月以来，亚所梦寐以求的是到外文部来当个编辑。然而临到节骨眼儿上，他却决定不来了。

    就在亚预定上班的头天下午，和我同一个办公室的一位同志，说了句对亚很不友好的话。其实“文革”以来，比这难听十倍的话，我都忍受过来了。那位仁兄正因为说惯了，就又脱口而出，甚至根本未考虑到这会伤害我的感情。

    我思忖：过去虽然也在同一个出版社，但亚是在另一座楼里办公，根本见不着面。今后在同一个部门，成天听人们对亚品头论足，那叫我怎么受得了。我当即说：“单凭你这句话，萧乾就不能回来。如果他非回来不可，我就要求调走！”

    我回家后一说，亚接受了我的意见。刚好他在翻译组为商务印书馆校订着一部稿子，就提出借调到该馆去，继续完成这项工作。商务当然是求之不得。一九七八年，《新文学史料》的创刊人黄沫同志约他写《斯诺与中国新文学运动》。从此，他重新拿起笔来，一写就是十年。

    一九七七年夏天恢复高考，大学的门向一切人开放了。在平谷县插队的桐儿，在没有时间复习，一天也没误工的情况下，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笔试。但是一起插队的一个“红五类”出身的小伙子，幸灾乐祸地对他说，他肯定通不过政审这一关。公社委托这个小伙子管理档案，他看见桐儿的体检表上写着父亲是摘帽右派啦，祖父是县官啦，竟把我的祖父的事也安到桐儿头上去了。桐儿还沮丧地专门为此事跑了回来。亚当即写了一封长信，说明桐儿的祖父是东直门的守门人，祖母当过女佣，出身城市贫民。看来查三代，祖父母比外祖父母来得重要。此信由我连夜复写出来，一式两份。一份由桐儿送到三里河有关单位，另一份我天明就动身，乘长途汽车送到平谷县的招生处。居然奏了效，桐儿被北师大英语系录取了。当时，胡风等人尚未平反。诗人绿原告诉我，他的两个儿子都是在体检这一关被淘汰的。看来所谓体检，其实就是变相的政审。

    一九八六年在美国，桐儿读了爸爸的《搬家史》手稿后表示异议，说：“爸爸，你可能是为了和知识分子做对比，故意把农民写得那么宽厚吧？我插队的最后一段日子，真不好过，不少老乡把我当成‘地主狗崽子’。”

    三个儿女当中，数桐儿最开朗。我还一直以为他很顺当哩，原来他晓得我们背的十字架已经够重，所以有苦始终瞒着我们。

    分配到中学去教书的老大，这时也凭着自学跳过大学这个阶段，考上了人民大学研究院中国古典文学专业。老二荔子却在这时病得无法参加考试。她辗转到上海和成都求医，治了四年的病，又花了两年时间拿到了大专院校自学成材的文凭，终于取得了赴美留学的资格。

    时来运转，一九七八年我们告别了“门洞”，全家迁到天坛旁边一套三居室的楼房。一九八三年，我们把豆嘴胡同房屋上交给房管所，又换得了目前这坐落在玉渊潭附近的大楼里的套房。亚说，人生几何，不能将时间精力都花在为住房而奔走上。千千万万知识分子还住得那么狼狈，他再也不进一步改善了。

    (尾声)

    写完我们共同生活过的这段日子，共同分享过的喜与忧，如果就此搁笔，好像有点“秃”。同时，也觉得好像言犹未尽。我感到读者也未必愿意我就这么搁了笔：亚在把回忆录交出去之后，曾说：“我不再写自己了。”我呢，这部书稿完成之后，也不再谈他了。这回索性就来个淋漓尽致吧。

    前边十四章有时序管着，不会紊乱，这一章写起来，就难免拉杂些了。相信能得到读者们的谅解。

    １.他希望有个家

    亚自幼孤单，直到中年，没有过稳定的家。婚后，他始终把我的家人当做他的亲人。我家里的几个人，性情、兴趣各不相同。可能是由于长年当过新闻记者的关系，亚和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共同话题。

    我妈妈的性子急躁，我们几个兄弟姐妹都有不顺老人家心意的时候，然而她同这位女婿从未红过一次脸。

    我的三姐常韦自一九六二年起就与我们共同生活。她人很聪明，不幸在辅仁大学念三年级时，因骑车摔伤足部。一九五六年动手术前，一直架着拐。多年来，无论住得宽还是窄，他们相处得都十分和谐。亚曾说，他把三姐当成他的亲姐姐。姐姐最喜欢种花和看书。亚也爱花。以前他每晨散步，必路过一个农贸市场。他常带盆花给她。来了书报，他总让她先看。每逢有新客人，他从不忘记介绍她是“家里的台柱子”。有时请她去邮局寄什么东西，就风趣地称她作“邮政部长”。亚把他那部一九八六年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的《负笈剑桥》献给了“常韦三姐”。他说，没有她任劳任怨地操持家务，我们二人都不可能有这么理想的写作环境。

    亚和我那个在新华社工作的大弟弟学朴一见面就谈时事。他关心学朴的两个女儿，教她们英文，并带她们去参加一些外事活动，为她们提供练习口语的机会。住在“门洞”的期间我因心情不舒畅，有一次和学朴闹别扭，写了一封吵架的信投到邮筒里。亚竟顶着朔风，抢在邮递员头里从东北城骑车赶到西南城我弟弟家去，对他说：“五姐的脾气你是知道的，在气头上怎么不中听怎么说，其实一会儿就过去了。收到那封信，你千万不要介意。”

    我很懊悔因自己任性而害得亚跑了这么一趟，从此就收敛多了。

    我二弟学概自五十年代中叶就在大同工作，至今未婚。母亲去世后，每逢他来京度假或出差，尽管旁的亲属也欢迎他去，他却总住在我们这里。主要是因为亚这个姐夫待他亲如手足。他是个工程师，却和亚一样热爱西洋音乐，二人谈得眉飞色舞。亚自己不会钓鱼，出国时，曾主动为学概物色钓竿，关于这方面也和他聊得津津有味。以前，每次他来住，必留几个钱或买点东西。亚知道了就说，这是他的“家”，而不是客栈，不许他这样。

    自然，我三姐和两个弟弟对亚也亲如一家人。亚划为右派后，他们非但没歧视过他，还尽量帮忙。一九七三年春节，当我们连“门洞”那间斗室都没有的时候，在江西插队的老大回京探亲，学朴的小姨子热心地为他安排了住处。亚对那些在逆境中对我们雪中送炭的人们总是念念不忘。近几年，他曾先后收到几封感谢信，我才知道过去他手头宽裕时曾资助过人，但他从未向我提起。从他身上，我学到这样一点：别人为自己做了好事，切勿忘记；自己为别人做了好事，不要宣扬。

    ２.动与静

    亚通常每晨去玉渊潭一带散步一个小时。遇有突击性的短文，他就在凌晨两三点钟起来一气呵成。早餐后去散步，回来再修改补充。长文章就有两个打腹稿的过程。哪怕是半夜里，只要文思一来，他就记在小本上，塞入枕边的牛皮纸口袋。一九八五年三月下旬，他去参加政协的会议，刚到远望楼便打电话给我，要我把那个装满小条的牛皮纸口袋送去。孟伟哉同志去青海西宁后，打算创办一份大型文艺刊物，约亚写篇文章。在家里来客太多，他准备在开会期间抽空写出来。月底，孟伟哉打来了长途电话，说只差亚这一篇了，问明字数，空出篇幅，其他几篇先发排。亚发狠心赶写出来，四月二日打电话给我，要我去替他誊清。我从上午赶到次日拂晓，将这篇一万六千字的文章抄出来。他通读全文时我打了个盹儿，随后由平安里邮局用航空挂号寄到西宁。这就是发表在《现代人》创刊号上的《改正之后》。

    他难得熬夜，一是怕损害目力（他的视力一直很好），同时，他认为白日用了一天脑子，晚上再用自然就欠灵。所以越是赶写什么，他睡得越早。听完《新闻联播》就上床，听点音乐或相声就入睡。

    他工作时要求静，其他时候则喜欢热闹。他不信鬼神，但不喜独自待在黑暗中。十六岁坐牢那次，他是同十几个人滚在一个炕上。每听人谈起在秦城关单监时，他就说，他要是那样，用不了多少天就会发疯。

    记得住在五条牛圈的期间，一个星期天我带着老二老三去看姥姥，原来预定老大回来和爸爸一道吃午饭，然后爸爸给他补习英语。我永远不能忘记傍晚我们回来时看到的亚脸上那惴惴不安的神色。老大不知怎地没有回来，他独自在那阴湿溽热的小东房里度过了孤寂的一天。

    其实害怕孤独也反映了他当时的精神状态。一九五六年他在全国各地跑得多欢势呀。当年倘若批准他去开滦，他绝不会在家里多留恋一天。

    ３.酷爱音乐

    他虽在国内外当过那么多年的记者，却不会跳舞。据他说，有一次在伦敦皇家咖啡厅，他还把热心教他跳舞的一位小姐给绊倒了。

    一九六四年左右，单位组织大家到潮白河去游泳。我们二人都不会游，却兴致勃勃地跟了去。我差点淹死，被法文老编辑金满成救了一把。无独有偶，亚那天也险些没顶，还喝了几口水，同是蒙族的牛汀把他救了上来。打那以后，我们再也不参加游泳活动了。

    除了孩子玩的跳棋，他也不会任何棋类。象棋他还勉强知道走法，只是不会招数。围棋则一窍不通。一九三九年赴英途中，一个法国人想教他打麻将，他怎样也没学会。

    然而，他可真喜爱音乐。

    他五音不全，可闲时偏偏喜欢东唱西唱。忽而是《麻雀与小孩》、《月明之夜》一类黎锦晖唱过的儿童歌曲，忽而是舒伯特的《鳟鱼》或《野玫瑰》。他在英国时，曾跟人学过一种西洋古典乐器，叫做舌簧八孔直笛。是在瑞士买的，外面套着咖啡色丝绒套，和电唱机、收音机等一道放在钢琴旁的角落里，抄家后不知去向。一九四五年三月，冒着纳粹潜艇袭击的危险横渡太平洋时，他还同英国驻苏大使的夫人在甲板上合奏过--她弹钢琴。

    在国外，他曾搜集了几百张西洋古典音乐唱片，其中有整本的歌剧，还有一套叫《音乐史》的唱片，共三十来张。从文艺复兴时的音乐（非常像天主教的弥撒曲）到二十世纪着名作曲家的代表作。那些唱片都是他从伦敦、巴黎、纽约等地一张张地搜集来的。

    一九七二年我从干校回京为桐儿办理转学手续时，本单位的一位女同志说，街道上已把我们留在豆嘴胡同小西屋的东西全处理了，要我去领作价款。因为我尚未调回，是她陪我去的。我一看那单子，几百张唱片竟作价四元，还扣除百分之十四的保管费，实际上领到的是三元四角四，一张连一分钱都不到。我愤愤地说：“我们根本没打算卖东西，是街道上撬开锁，随便处理的。”

    查抄物资办公室的人大吼道：“你这是什么话？”大有剑拔弩张之势。

    我也不服输，说：“反正我什么问题也没有，你去调查好了。”

    陪我来的那位女同志连劝带哄地把我拖走了，否则我也不知道这事该怎么收场。

    亚在咸宁五七干校听我讲述这个经过时，苦笑着说：“我可不敢像你那么顶。”

    我说：“那些人至今把挨过斗的人看成是有问题的人，所以觉得赏你几个钱，就该感恩戴德，实在可气。”

    亚说：“但愿那批唱片给音乐学院或行家买去了。”

    近年来有了收录机，可方便了。他收集了很多磁带，并且编号分成交响乐、歌剧、民歌等。他在枕畔、书桌前、餐桌上都放有收录机。早晨散步，怀里还揣上个袖珍的。我从东京给他带来一台录相机，以及他点名要的几盘录相带，其中《蝴蝶夫人》是东洋大学的今富正己教授送的。十年前，我们刚刚买到电视后，有人说他已“玩够了电视，开始玩录像啦”，我们听上去觉得挺新鲜，没想到这会子亚也忙于搜集《音乐之声》、《茶花女》等录像带了。

    他最喜爱的英国民歌是《绿袖子》。小时学的《老黑奴》、《可爱的家》一类通俗歌曲，随口就唱了出来。他也喜欢蒙古歌曲《在那遥远的地方》和《十五的月亮》。这些曲子他好像永远也听不腻。

    钢琴没有了，我从日本给他带回一架电子琴。现在他工作累了，就掀开琴盖，拨弄一番。尽管还停留在娃娃的阶段，他从音乐得到的快慰显然是很大的。

    前几年他的老友巴金跌伤住院，他就托人给他带去贝多芬的九个交响乐及其他磁带。他自己住院期间也曾天天听音乐，他相信乐曲能消除烦闷，有助于恢复健康。

    他虽不信教，却十分钟爱宗教音乐。他说，那种音乐可以起舒展神经、慰藉心灵的作用。

    ４.感伤主义者

    亚有时也能很理智，一生几次十字路口，也有过果断的时候，而且从来不反悔。然而平时他是个十足的感伤主义者。这表现在他喜欢谈儿时的往事，什么小时每年夏天必喂蝈蝈啦，养蛐蛐啦，还兴高采烈地讲他怎样逛东岳庙，雨后怎样捉蜻蜓。我们有时聊起过去的事，他插不上嘴，便说：“你们这是陈谷子烂芝麻。”我回敬道：“你呢？你那点事，我都背下来了。”

    例如他小时，有个夏夜睡在炮局儿胡同四堂兄家的院子里。东安市场着了大火，四堂兄把他摇醒，扶他站起来看。第二天问他感想，他却什么也记不得了。他曾告诉我，小时只要他一反常态，悄悄溜回家，主动帮助扫地擦桌子，准是在外面惹了祸。不是东家大嫂拉着被打破了头的小虎子找上门来，就是西家老奶奶来抱怨把她家的金鱼缸摔了。当他说起当年怎么挨揍时，我们就说他“欠”。

    看来他的童年虽然孤苦，却也自有其乐。他一直喜爱小动物。我注意到他的作品中常用活物（如蚂蚁、鸽子等）打比方。小说《俘虏》中，他把猫描写得太可爱了。在干校时，有一天桐儿捡回一只受了伤的猫。下工后，父子两个就为猫当起护士来了。

    亚不但喜欢活物，也喜欢以活物造型的小玩具。他的书架上摆了一只雄赳赳的布老虎，一头傻乎乎的驴。他的年轻朋友也常送他一些这类小玩艺儿。自从人家晓得他属鸡，就送了他一只缎制的公鸡，现在就悬挂在玻璃书柜外面。他还喜欢一头陶瓷牛，它扭着脖子向前冲。他爱它那固执劲儿。老朋友们知道他有这方面的癖好，巴金从捷克给他带来一只一上弦就能走路的可爱的企鹅，又从波兰带来一个红白两色丝绒做的小人儿。当时他自己不能出国，这些精致的玩具给他带来莫大的慰藉。唯有另一位老友严文井从印度带给他的檀香木小象，由于混在出版社的同志于抄家那天取走的箱子里，才幸存至今。

    一九八五年起，他在书房外的阳台里养了三只乌龟，是那年五月他去武汉开黄鹤楼笔会时带回来的。在火车上，半夜里乌龟从篓子里爬出来，路上就丢了一半。

    他一直保存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用过的防毒面罩，行军时戴过的风镜，以及我在湖北咸宁弄到的一块灵芝。他常从那些“念物”想到过去。他喜欢吃的东西（如葱花烙饼，用香油、酱油和醋拌的三合油面），往往都和早年的生活有关。

    由于“红八月”中他被奇迹般地从死神的魔爪中抢救过来，他认为打那以后，活一天就算赚一天。对死亡他时常采取满不在乎的态度。他对香港着名摄影家陈复礼为他拍的那张半身像特别满意，戏言：“可以留作遗体告别时挂用。”有时还念叨：“得趁着还没成植物人之前做完某件事。”这绝不是说他有轻生思想。相反，他在床下放了氧气瓶，床旁大信封里开列着救急电话号码。他对生活充满乐趣，但也不惧怕死亡。他最羡慕像老友李健吾那样坐在书房里忽然死去，最怕当植物人。他反对搞什么故居。他认为一个毕生从事写作的人，死后唯一的墓碣只能是自己的作品。后世也只能就作品来对他做出评价。

    亚喜读可歌可泣的恋爱悲剧，如《茵梦湖》，他对色情书不感兴趣。出国期间，每走过出售淫具的“性商店”，他就连连说恶心。一九七九年去旧金山时，朋友带他去看过一次黄色电影，票价还挺贵。他是想看看这方面的西方文化，出于好奇而去的，但连一半也没看完就走掉了。这种电影院外面写的是“丹麦图书馆”。他纳闷丹麦使馆怎么不提抗议！

    可是他又告诉我四十年代在剑桥看的一部捷克电影《销魂》，从头到尾都是描写一次野合，然而十分美。他还记得导演用蒙太奇手法，将男人头上的汗珠化入树枝上的露珠。所以在这方面，他也并不是个道学家。

    他说，《金瓶梅》里关于性交的描写，有的也包含社会内容，如王六儿就利用西门庆蹂躏她时，为自己的丈夫讨差事，这就不是单纯的性描写了。

    在圣迭戈时，朋友告诉他那里海滨上有天体会的活动。男男女女都赤身露体在晒太阳。亚最初觉得挺新鲜，就跟着朋友去看。可是快到那地方时，却又怕惊扰那些天体主义者，要求绕道而行了。

    他不大喜欢惊险片，特别讨厌凶杀一类暴力片。他爱看根据狄更斯的小说改编的电影，也喜欢看《简·爱》。电视片方面，他喜爱瑞士的《海蒂》和日本的《阿信》。可惜这样感人的电视片太少了。

    在所有电台的节目里，他最热衷于听相声。五十年代他曾请叶圣陶和严文井去前门外听相声大会，我也陪他去过好几次。他还买了不少侯宝林、马季、马三立等人所说相声的录音带。每逢工作累了，就听上几段，边听边开怀大笑。他欣赏有机智的相声，厌恶那些装聋卖傻的。说相声的不妨唱上两声，但他不喜欢那种从头唱到尾，专门卖弄嗓子的。他说，那些嗓子出众的相声演员，不如改行去唱歌。他认为相声本来就是一种讽刺艺术，通过相声来歌颂英雄人物是派错了任务。

    解放后，亚不再敢写讽刺作品了，他就借着翻译外国作家的讽刺作品（如英国菲尔丁的《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捷克哈谢克的《好兵帅克》和加拿大里柯克的讽刺小品）来发挥自己这方面的才能。

    ５.热带丛林

    有一天我问亚，平生最惊险的经历是什么。我以为他会说是伦敦的大轰炸，或冒着踩上地雷的危险在刚解放的柏林采访。原来都不是，而是一次夤夜穿过越南热带丛林的经验。

    一九三九年他由香港去昆明，途经越南。三天海程后，在海防上岸，然后坐四等车走三天。火车是白天开，晚上停。第一天抵河内，第二天到开远，第三天才到达昆明。那次他自己没有行李，却替友人带了一只箱子。

    车开到离河内还差一站时，他下车直了直腰。他以为已经到了河内。忽然，车身移动了，他没在意。接着，火车轰隆隆地开走了，他才发觉原来那不是河内。

    想到车上那只朋友托带的箱子，可把他急坏了。于是立即奔进站长室，用蹩脚的法语说明情况。站长帮他找来一辆安南人拉的人力车，连夜拉着他，穿过热带丛莽赶往河内。

    林海辽阔、深邃，莽莽苍苍，层层叠叠，树木高而密，望不到天。萤火虫亮时像小灯泡子。林间奇禽异兽发出稀奇古怪的声音，有的悦耳，有的吓人。在法殖民主义者统治下的安南人真老实。一夜间就拖着人力车，这么深一脚浅一脚地在丛林中走。

    亚说，当时他一来怕那充满野性的原始森林，二来怕追不上那列火车，把箱子丢了，没法向人家交代。两种“怕”交集在心头。

    幸而天明时，远远地瞥见了河内的大烟囱。

    ６.自有章法

    亚的书桌奇乱，然而乱中他偏有自己的章法。他的书桌上有个塑料的案头抽屉柜，是朋友聂华苓的女儿薇薇送给他的。共有九个抽屉，略大于装名片的盒子。抽屉里分别放有各种面值的邮票。他说，三十年代他编副刊时，一个下午能写上三十封信。现在他写信也很快，写完贴好邮票就放在门后的邮箱上。有时三姐刚替他发了一大叠信，由邮局回来，他又写好了几封。熟朋友告辞时，往往主动替他带去投邮。

    他有国内及国外两个通讯录。国内分文史馆、人民文学出版社、政协、民盟、作协、外事单位、外交界、旅馆、文学及文化机关、政府机关、出版社、刊物、报纸、医院等项。个人住址则按汉语拼音的顺序来分。

    此外，他有一个大红本子，记着境外通讯处。这是按地区分的，主要是英、美（又分为州）、加、荷、意、北欧、香港、东南亚。近年来又加了台湾及韩国两项。每年光贺年片就要寄一百多份。境内友人一般就不寄了。

    我几乎没为他复过信。他是每信必复。有时写得长--如写人生，谈恋爱观或创作问题，有时简短。境外来信也很多。他最头疼的是要他题字。他自知写的是一手狗爬字，最怕献丑。其次是集邮者的首日封。他常劝青年把工夫还是放在认真阅读上。

    他也不大喜欢参加你一言我二语的座谈会，既占时间（一去即是半天），又往往不得要领，登出的发言还常走样。个人耽误了时间不算，公家还得破费。近来每逢什么单位请他去座谈，他都是以书面意见代替。这里也包含着文责自负的意思。一九五七年有些人当右派（如歌唱家张权）是由于报刊登了访问记，所记的可能与所谈的有出入。

    ７.友情

    有些人看不懂亚的《给自己的信》。那是他写给燕大时代的女友高君纯的。“反右”以前，我们住在东总布胡同的那几年，我多次陪亚到附近一座四合院去看望君纯的母亲。亚与君纯自一九三就由相识到相爱。《蚕》的女主人公梅（她母亲称她作觅美），就是以她为原型而写的。后来两人因性格不合而分手，一九三六年以来未见面，但一直保持着友谊。一九七九年亚访美时，还专程去看她和她的丈夫。《美国点滴》中的“枣核”，就是写她的，只不过把性别改了一下。

    君纯不幸因患癌症而锯掉右臂，她十分坚强地继续工作了二十二年。她是搞心理分析的，退休会上，她的领导特别表扬了她那不屈不挠的意志。听说她失去右臂后，学会用左臂开车，这也说明了美国的生活确实有其艰苦的一面。

    一九八四年，她的女儿玛莉到阜外西口的华侨补校进修中文，为期一年，常到我们家来玩，和荔子交上了朋友。荔子于一九八五年赴美，入葛利涅尔学院。起初感到吃力，玛莉便介绍她到一家语言学院去补习半年。这期间，玛莉带荔子去看过君纯。

    我们于一九八三年和一九八六年两度访美，虽未见到君纯，却和她通了很长的电话。一九八六年那次，君纯告诉我，荔子骑自行车去打工，摔伤了腿，打电话问她该怎么办。君纯出主意说，最重要的是用酒精和药棉花消毒。荔子如法炮制，自己就把伤口处治好了。

    君纯讲话声调开朗，完全不像是个病人，没想到转年就去世了。噩耗传来，亚还在《华声报》上写了一篇纪念她的文章。

    亚原说，八十岁以前门外不贴“谢绝见客”的条子，可是在七十八岁上，由于两度脑供血不足，在谈话时晕倒，故提前贴了条。先贴的是张小条：“病魔缠身，仍想工作，谈话请短，约稿请莫。”然而这谁也没挡住。有时两三批客人接连来访。后来他视野里出现双影，大夫警告说可能是中风预兆，这才贴了张大点的：“谢绝闲谈及约稿。”条子是贴了，可是每次来客他都向人家说：“谈吧，不必在意。”又说：“门上的条子不是针对你的。”

    他喜欢深交，然而也不拒绝泛交。在多年的记者生涯中，他结识了不少人。一九七八年以来，又陆陆续续结交新友，住址本越来越厚。他有半抽屉名片。然而大都是工作关系，真正在一起深谈的，同辈人只有几位。他周围还有一些年轻朋友。有的同他讨论问题，并且往往碰上他在大忙中。他有时深为此而苦恼。

    无论多么忙，只要年轻人来求他，他必放下手里的事来帮忙。

    住在“门洞”时，他曾尽义务教过几个年轻人英语，他们大都是初中毕业就去插队，回来之后仍想深造的好青年，其中有的而今已去美国攻读博士学位。近年来也经常有些青年为出国填表等事找他，要么就是请他写推荐书。他实在穷于应付。他总是说：“我是靠朋友帮助长大的，帮人一把是应该的。”我只是担心他的身体。

    常有些青年愿意接近他，他一向热情接待。有的同他谈写作，有的谈恋爱中的苦恼，有的问他怎样才能成为名记者。他总劝青年对人生应有个设计，同时又要从脚跟做起。首先得把本位工作做好，否则就是好高骛远。他对他们说，“名”只能是结果，是社会对一个人工作的承认，切不可把它作为目的。不然，就会浮躁不安，结果适得其反。他从不避讳谈他自己坎坷的婚姻生活，劝青年们把交友时间拉长，不要轻易发展感情。他常现身说法，指出婚变是生命极大的浪费。

    对志在创作的青年，他总强调两本书：一本是人生，这是主要的；另一本是古今中外的经典着作。靠着看报告文学写出来的报告文学，水平肯定高不了。这话大概是他从斯诺那里听来的。

    不少青年问他怎样方能把外语学好。他总强调首先要弄清学了干什么用。他主张方法要服从目的。譬如，是为了阅读、口头通译还是笔译？翻译又要问是社科、文学抑或科技。明确了目的，再去讲求方法。对搞文学翻译的人，他总劝他多看创作，并以傅雷作为楷模。他反对拿起什么来就译的做法，强调译者一定要对他所译的东西，了解得尽量深刻。译一本书，不但要晓得其时代背景，同时要尽可能把原作者的其他着作也读一读。

    他主张当编辑的一定要写点东西，否则无法提高。他认为有些出版社或杂志社领导制止或反对属下的青年写作是短见的。但同时，他又强调这种写作只能在不影响本位工作的条件下进行。

    搞文字工作的，没有不爱书的。但亚常劝青年不要以占有书来代替读书。在英国时，什么书他特别赞赏（如一本奇特的传记《寻找柯沃》），就买下十来本分赠给友人。五十年代我为他买过一大批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新书，从古典到五四作品、从创作到翻译，应有尽有。有一天下班回来一看，少了二三十本。一问，有个杂志社的年轻编辑来组稿，问他该看些什么书。他就叫那人从书架上随便挑。那人也真不客气，挑走了一大兜子。他解释说：“我是个大把抓大把花的人，从来不留钱。什么都是身外之物，死了，一样也带不走。”

    在农场期间，他也不断地要我买书寄给他，说是周围的小青年都爱看文艺作品，就是没钱买书。有一次我不得不提醒他：“这月的四十元家属津贴，都给你买书用掉了。”

    在干校时，一位老编辑到岳阳去度假，回来告诉他，看见那里的新华书店有一部《英汉字典》出售，记得是十几元。他便马上汇款给该书店去邮购，让他们寄到北京我姐姐那里。其实那时他本人在北京已无立锥之地。

    他从英国带回来的几百本心理派小说，已于五十年代转让给外国文学研究所，否则也逃不过“文革”的大火。一九八三年以来，新加坡赠送给他近四百本书，他全捐送给汕头大学的台湾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心了。台湾送的书，大多分赠给几家出版社。刚搬进这栋新楼，他就拣出近百册书送给街道老人站。所有外文报刊都放在一个固定角落，每半月由他的一位已瘫痪的老同事的女儿取走。

    亚是个自己快乐也愿意别人快乐的人。例如有个同父亲失去联系的姑娘来找他。姑娘估计父亲去了东南亚。亚就发了几封信给新加坡及马来西亚的友人，终于帮她在香港找到了他。

    然而他最怕青年托他转稿给刊物或出版社，因为介绍完之后，还得催稿，退稿，说不定还会遗失。当年他自己编副刊时，就讨厌别人转稿。那样一来他就不能完全独立地判断取舍。他不喜欢经手附有情面的来稿，他也不愿让报刊编者为难。为此，他还特地在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八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过一篇《勿找旁门左道》。

    还有些青年对岗位不满，或者关系处不好，想“跳槽”，征询他的意见。他总劝青年不要这山望着那山高，要多从主观上要求。这种时候，他往往现身说法，告诉人家他在《大公报》先后工作了十五年，其间也有不少看不顺眼的事，但他只有一次愤而提出过辞职。那是因为鲁迅逝世那天，《大公报》刊载了攻击鲁迅的短评。他不赞成动辄闹情绪，而主张首先要把自己那一摊子工作做好，让旁人无话可说。与同事，合则多谈，不合则敷敷衍衍，不轻易去惹是生非。

    瑞士《世界周刊》编辑卡尔·克劳兹尔曾以整版篇幅在一九八六年八月七日的该刊上撰文，他称亚为“新中国的思想家帅克”。在一个意义上他确实有点像帅克。因为他也是在谦恭和蔼的外表下，藏着一颗十分倔犟的灵魂。十六岁上，当三堂兄压迫他不许他上学时，他就毫不犹豫地与之决裂了。北伐后，崇实校长想收买他，许愿说可送他去齐鲁大学并留洋，企图把他豢养成一个奴才，他用成立学生会来予以回绝，以致差半年就高中毕业时被开除。一九四二年为英国广播公司广播时，又由于同情印度独立运动而同公司闹翻了。

    ８.翻译和创作

    一九七八年以后，他最感到欣慰的是自己一生的写作及翻译，除了《英国版画选》版子已毁，版画也于“文革”中被撕破而无法重新制版外，其余的统统重版了。他说倘若一九五七年不曾被迫放下笔，必然也会写些批这批那、歌颂三面红旗等不堪再读、也无法重见天日的文章。一个人做亏心事睡不好觉，写亏心文章，也没法心安理得。对一个作家来说，他认为过去写的东西能重印出来是最实在的平反。他就是在为自己平反的心情驱使下，为四川人民出版社编那四卷选集的。边编边自言自语着：

    “让后世看看这些是不是毒草！”

    在写作上，他并不勤奋。小说写到一九三八年就基本上辍笔了。旅英期间那些报告文学，主要是为了偿还向《大公报》借的旅费而写的。他曾对我说，倘非如此，即便写，也不会写得那么勤。

    一九七八年以后，他可一直在补偿过去的懒散。最令我吃惊的是一九八年第一次大手术失败后，身上插着个肾管，随时都可能发生性命攸关的危机，他竟忍着痛苦，把易卜生的五幕剧《培尔·金特》的中间三幕译完。不过，当他在“门洞”里译一、五两幕时，只用了十三天，而带病译的中间三幕，却用了好几个月。

    他搞翻译，融会贯通，然而又有不拘小节的毛病。他译过十八世纪英国作家菲尔丁的两部带哲理的小说，原着十分艰深晦涩，他却想译得行文流畅。这些译文都是经我看后再交稿的。我每次都能为他挑出点毛病：这儿掉了个副词，那儿少个什么零件。出版社认为经我看过后，用不着另外再指定一个责任编辑了，索性就叫我发稿了。

    亚认为搞文学翻译，首先要抓住原着的内涵，推敲作者写时的心态。他反对停留在表面文字上。翻译《好兵帅克》时，他常一边译一边发笑。

    他常对我说，一个受过新闻记者训练的人除了写东西快，还讲求时间场合，心中有读者对象。他十分懂得副刊和杂志在篇幅、内容及角度上有着不同的需要。近十年来，他为报纸写了《美国点滴》、《终身大事》、《欧战杂忆》、《北京城杂忆》、《文革杂忆》以及《干校琐记》那样豆腐块式的短文，既各自独立，又有连续性。他还有许多这类题目待写。对一个作家而言，是没有退休、离休一说的。我看亚一定会写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亚写文章，十分注意标点。他认为一个会外语的人，往往对标点使用得更为准确。比如英语，一个整句完了，非点句点不可，而有些中文文章，却一整段完了，才点句点。他喜欢使用冒号，认为它斩钉截铁，思路明确。他认为桃点是中文标点一大发明，使它有别于逗号。然而他在使用感叹号上相当讲求节制。他一看我多点了感叹号，就说这表明感情上的拖沓。在写文时，他总尽量省却“的”和“了”，认为那样会更干净利落。

    在写论说文章时，他总打个提纲。他训练孩子们写作文，也要先打提纲，这样论点才能层次分明，每个段落都有其内容。他说，东拉西扯必然流于空洞。

    他总强调功夫要下在动笔之前。想成熟了，自然就可一气呵成。《终身大事》那十篇是他在友谊医院病房里写的，三天就完成了。《大象与大纲》是一九五六年春间在家里，他怎样也睡不成午觉，爬起来一口气就写出来的。《文艺报》曾把此文刊作第一篇。

    那次去东北，其实他是采访另一劳模的。他同被采访者还共同生活了几天。临了还是交了白卷，却写了那寓言，其中蕴含着他的一点艺术哲学，在文末他才点了题。

    我留意到《矮檐》于一九三六年在《文丛》上发表时，还有个副标题：“年轮之一”。我问他是怎么回事。亚说，当时他确实在计划写一部自传体的长篇，《矮檐》是其中的一章。我们婚后他的两个绿铁匣跟着我们搬了几次家，那里边放了几百张卡片，都是为了写那个长篇准备的素材。倘非全面抗战展开了，他是打算动笔的。然而从上海流亡出来之后，他就一直没有过安定的生活。搬入豆嘴胡同的“方舟”后，那两匣卡片被安置在小西屋的书架上，直到在“文革”中化为灰烬。

    今后他还打算写什么，他连我也不告诉。一九七八年以后，老有人问他的写作计划。他总回答说，写出来才算数，他不想事先告诉人。

    ９.感慨系之

    在《我终于有了个书斋》一文中，亚曾表示对自己的现状是知足的。他既不想住更大的房子，更无意伸手要什么地位。他认为当前是在享受多年来所没有过的安定。他只想在辞世前，尽多地做点事。

    住房调整后，他请木工在几间屋子和过道的墙上钉上了十几个书架。卧室里放西洋文学经典着作及中国古典诗词小说。洋文书及工具书都在书房里。过道是成套的书及个人文集。饭厅里是大型画册。当代小说及杂志放在三姐屋里，散文、杂文则在荔子房中。如今，他再也不用满屋找这书那书了。

    常有客人说：“你们的书这么多，一点儿也不像是抄过家的。”

    其实，除了当初被抄去而后来又发还的两箱子书外，全是近十年间积累起来的。对从事翻译的朋友，他总劝他们要逐步建立自己的工具书库。亚除了二十九卷的《大英百科全书》之外，还有五六百种百科全书。辞书中，他偏重搜集英集课语词典。他很骄傲拥有十二卷《牛津英文词典》的缩印本，那是一九七九年高君纯的馈赠。有些字典很旧。他认为译二十年代的书，最好使用二十年代出版的字典。

    中文辞典他也搜集了不少，包括民国初年中国大辞典编备纂处编的、商务印书馆印行的《国语辞典》以及商务印书馆所出三大卷的《日用百科全书》。他的一个癖好就是翻看旧时的工具书。

    只要是工具书，他新旧都要，也各科都要。他把这些工具书叫作救火队。

    亚不大读哲学书，对抽象的文章也往往没有兴味。然而一谈起人民共和国那三十年所走过的弯路，他就说：共产党是靠一本辩证唯物论打出的天下。为什么小米加步枪能战胜八百万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那是因为领导者当年承认了“敌强我弱”这一事实，并且一直根据这一切实的认识，制定了战术战略。

    然而解放后，有时使人感到似乎是唯心论在掌舵，特别是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文学上的“三突出”以及宣传方面的报喜不报忧。幸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有所扭转。但是在改革开放中，经济上、社会上，又产生一些消极因素。

    亚也并不是个悲观论者。在《这十年》一文中，他说：“中国太伟大了。换个小国，一场‘文革’早就完蛋了。我深深爱着中国，并且坚信这是一棵虫吃不光、霜打不垮的巨树。尽管如此，看到虫在吃，霜在打，心还是痛啊！”

    他不是个盲目的乐观主义者，但不悲观。

    （原载１９８９年第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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