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我在江西赣州邂逅蒋经国先生的始末

    公刘

    (引子)

    粗略数来，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我先后居停过的城市，大大小小，总不下数百座之多，这其中，还不包括水路旱路上的一宿之缘。

    我，简直像个云游僧了。

    而在这数百座城市当中，对我的一生，始终发挥着关键性影响的，唯一的就是江西赣州。

    当一切的劫难渐次隐入生活的幕后，我便不禁屡屡兴起怀旧之思：再去赣州转上一趟！想念之情是如此强烈执着，随着岁月的推移，简直成了令人彻夜反侧的最大企盼。

    １９３８年，赣州对我没有这等重要。１９４５年，赣州对我没有这等重要。如今已是１９９３年了，距离１９３８年有半个多世纪了，显然，我绝对不可能再活半个世纪，于是，在我昏花的眼前，赣州的图像反倒愈来愈清晰而生动了。我乃陷入了类似垂暮之年的老者，渴望一亲青梅竹马芳泽的可笑心境。

    １９９３年６月２日傍晚，我和赣州终于重逢。只有我自己，才能品味出这份忧乐糅杂的酸甜苦辣，并且测定它的重量，检析它的质量。

    说来话长。

    然而，事无不可对人言--

    一

    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卢沟桥事变爆发，蓄谋灭亡中国的日本军国主义政权，终于打响了罪恶的第一枪。一个月后，８月１３日，上海又燃起了熊熊战火，江南震动。

    作为一个颇具规模的空军基地城市，８月１４日，南昌便遭到了敌机的狂轰滥炸。我当时就读的百花洲小学立刻沦为一片瓦砾。市民们由于从无空袭的体验，氛围格外的紧张、骇人。母亲带我暂避农村，借栖一枝。等到父亲在中山路（府学前）生顺祥瓷庄的后进，也就是我们家当时向福建会馆租赁的住所厅堂正中，撬开地板，挖了一个小小的防空洞，生命安全似乎有了某种程度的保障以后，我才重新回城，插班进入第二临时小学，即原棉花市小学，念了一个学期，便高小毕业了。

    上海于苦战三个月后弃守。但上海的沦陷，丝毫并未削弱中国人民抗战到底的决心：到处响起了歌颂以谢晋元团长为首的中国军队，誓死扼守闸北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之歌》。人人涕泗滂沱，我很快就学会了这支歌。我开始懂得了什么是国仇家恨，什么叫成仁取义。

    由于汉奸的出卖，日军从背后包抄，攻占了江阴要塞；紧接着是南京陷落，发生了死亡三十万人的、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太阳旗卷着血光，一路沿着长江向西扑来。

    马当要塞失守。九江失守。南昌危在旦夕。

    父亲供职的江西省立戒烟（鸦片烟）医院，决定南迁赣州；我们举家也就随之告别故乡。

    这时，正值１９３８年的盛夏。

    母亲和我搭乘一条不大的木船，溯赣江而上，途中曾在吉安小住半月；待到打前站的父亲寻妥了住处，才又回头采接我们，继续买舟前行，攀缘过状极惊险、悬如天梯的万安十八滩后，碇泊赣州。此时秋季已届，新学年的招生考试也过期了，我只得失学在家，成天无所事事，嬉耍度日。

    我家在赣州先后住过两个地方。起初是落脚于介乎赣州公园与大成殿之间的一条非常短非常安静的至圣路，租了一爿倒闭歇业的门面；听说原先是家油漆铺，还保留着一块“范吉顺”的招牌，我想，这店主人应该是姓范罢。每当月底交房租的日子，就总有一个皮肤黝黑的中年汉子，出现在我们家。这人镶着两颗亮灿灿的金牙，操一口音调悦耳、并不费猜的本地话。过了许多年，我才发觉，赣州话和贵阳话、桂林话，发音极其近似。民间传说，这都是王阳明为官讲学时大力推广的，号称“西南官话”，难怪这么好懂了。

    在至圣路大约住了半年光景，范老板又打算自己另做别的买卖了，而我父亲也觉得住处离戒烟医院太远，上下班不方便，两厢情愿，解除了租约。我家迁往南市街３３号临街一座带阁楼的小屋住下。这是后话，不忙提叙，还是回到引发故事的至圣路去。

    深秋。一天，我照例上大街闲逛，偶然发现了公园围墙上贴着一张告示，正文不多，长长的一溜头衔倒挺复杂；它写道：江西省保安司令部新兵督练处抗敌宣传队开办抗战歌咏班，欢迎各界男女同胞踊跃参加，年龄不限，职业不拘，集合地点暂设ＸＸ路（老路名我忘记了，现名北京路）ＸＸ茶社，练歌时间为每日下午６时至７时。我当下大感兴趣，没有征得大人的同意，便飞也似的跑去报了名。我自幼热爱音乐，嗓子又好，视唱（即不用先哼会曲谱，张嘴便能直接按谱唱词）能力强更是我的过人之处。小学时代，年年断不了登台表演，从《葡萄仙子》到《渔光曲》到《大刀进行曲》。抗战爆发后，学会的新歌就更是不计其数了，而且无时无刻不挂在嘴边，如今有了个大唱特唱的正经去处，何况还可以学到更新的歌曲，何乐而不为呢？

    通过报名，我才知道，原来，那个叫做新兵督练处的机关，就在赣州公园里边的励志社内，离至圣路我家才不过２００米。为什么我竟压根儿没听说过这个新兵督练处呢，一来恐怕是它才从抚州搬来不久，二来是本地人叫励志社叫惯了，也没有人去分辨当中起了什么变化。提起励志社，方向我还是模模糊糊知道的。报过名以后，就愈发明白了：公园中间，偏左地界，那两幢紧挨着的西式小洋楼便是。

    两幢洋楼，各派各的用场。靠南的一幢是抗敌宣传队队部，内设排演厅、饭堂，楼上是男女宿舍；北面毗邻的另一幢，才是蒋经国先生领导的新兵督练处。蒋先生的正式官衔是副处长。有的资料载称，新兵督练处于１９３９年才从抚州迁来，不确。

    这时，我还不认识蒋经国先生。他的留苏同窗好友、主任秘书徐君虎先生，也未进入我的视野；而根据上帝的安排，我必得通过徐君虎先生这座桥梁，才有可能走近蒋经国先生。

    事后回想，正是从这一刻开始，命运对我作微笑状，于是我懵懵懂懂迎上前去，甚至于不无洋洋自得之意。我太小，我还不明白，命运之神的两排漂亮的牙齿，完全是吉凶难卜的怪物。一旦它不高兴了，它是可以咬人的。从我报名之日开始，一大群男女队员，便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她）们将我团团围住，争先恐后地向我提问，考我。当他（她）们发觉，这个小鬼不但不怯场，而且能说一口相当流利的普通话，又居然随便拿起任何一份歌单（那时流行一种活页的铅印歌谱，当然是简谱，不是五线谱），都张嘴就唱，大致也能哼个八九不离十。尤其令他（她）们大为惊讶的是，我能准确地分辨出高音、低音、渐强、渐弱、休止、顿音、装饰音、滑音等等符号，乃至能掌握１／８的切分音符。这一场“表演”，简直令所有的围观者骇然变色，有的女队员还发出了夸张的尖叫声。

    一个身材颀长、五官端正的青年男子，对我自报姓名，仿佛对待他的同龄朋友那样庄重严肃：“我叫张明，往后，你就管我叫张哥哥或者张明哥哥，都成。”接下去，他率先离开了他的业务范围，表示了要求进一步了解我的其他情况的愿望，比如，家庭身世，父亲的职业，工作单位，我本人的文化程度，是否在校，以及“从哪里学到这么多音乐知识”等等。我一一照实回答。另外一个比较老成的男青年，矮矮胖胖的，似乎还长着一对“斗鸡眼”，也拍着我的肩膀，极带感情地询问（他的嗓音原来这么好听！这使我不去注意他的“斗鸡眼”了）：你会打拍子指挥唱歌吗？我老老实实承认不会。他立刻说，“没关系，我来教你，你很聪明，保险一教就会的。到那时候，你也可以成立一个歌咏队，教别人唱抗战歌曲了。”他的这番打趣，把大家都逗乐了。不过，我当时并不曾认真，反而有点害臊，以为不过是拿我开玩笑，随便说说而已；谁料想他说到做到，我还真从他那儿学会了打拍子，等到日后进学校读书，果然派上了大用场。他的名字叫苏群。每天傍晚练歌，正是他担任指挥。

    就这么一阵子工夫，我认识了这么多的大哥哥、大姐姐，我简直说不出有多么高兴。至今仍旧记得牢名字的有：罗琳、朱琪星、程懋炽、葛彼得、费善初、张北宗等，以及不久便接替苏群，前来主持歌咏队日常事务的另一个小伙子，皖南籍的崔ＸＸ；这个崔某，为了争夺漂亮的朱琪星，同葛彼得成了情敌。也许他们都认为我太小，不满十二岁，人事不知，这种公开化的三角关系，竟然谁也不忌讳我的在场，尽情宣泄；甚而至于要我去替他们传递信件，并进而向我了解朱琪星的反应、表情之类。回忆起这些，虽属琐屑，倒也颇为有趣。

    二

    我和抗敌宣传队的大哥哥、大姐姐们之间，来往日益频繁，感情也日益深厚了，其中尤以队长张明和女队员罗琳二人为最。张明的确切籍贯，我没有细问，现在根据口音回忆，该当是保定一带的人。他不但音域宽广，音色浑厚，是一名出色的歌手；还常见他活跃在篮球场上，往往和同样身着背心、裤衩，大汗淋漓的处长蒋经国先生一道打球，又是一名命中率很高的投篮手。他专诚登门看望过我的双亲。我父亲对他的评语只有八个字：憨厚，地道的北方人。我父亲在北方待过，他这样说是有理由的。罗琳则生就一副男性的大骨架，也像男人一般性格豪爽，可又有一张秀气的脸盘，红扑扑的，配上一双会说话的黑葡萄似的眼睛，还有那迷人的微笑，热情而又体贴；路过我们家，她总要进去看看我母亲，我母亲也必定是她前脚走后脚就跟着感叹：你这个罗琳姐姐，谁要娶上她做老婆才真有福气哩！罗琳还特意带我去照相馆合影，我依稀记得，她脱去了灰军服，穿着一件紧身黑毛线衫，愈发衬托出青春的饱满曲线，搂着我，笑着，笑得很甜。后来，她在送给我的相片背后，写上了“小弟弟”这类的字句。这张相片我一直珍藏着，同我和万水生跟徐君虎先生的三人合影一道，在解放后的１９５５年肃反审查中，被人搜去，再也没有归还。

    张明十分不幸，那么结实的身体，居然猝死于来势凶猛的“痨病”（肺结核）。我十三岁时，在报上发表的第一首“诗”，就是怀念他的悼亡之作。我很希望找到这首“诗”，费了很大的劲，却始终查不出来。否则，无论对死者，对生者，都是非常有价值的纪念物。

    罗琳，估计是地下共产党员。多年以后，听人谈起，她在某一个黑夜，跟自己的爱人、青年文化服务社的一位经理，躲过了搜捕，双双潜逃成功。往后，就再也不知道她的下落了。罗琳姐姐如果还健在，该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真希望她能读到这篇文字，也祝愿她享有一个平安的晚年。

    还有一个数年后忽又重逢旋即被战乱冲散的人，他就是程懋炽。其时，他已改行吃粉笔灰了，而且恰恰进了吉安青原山国立第十三中学，任初中一年级国文老师。不过，我已经是高中生了，他没有教过我的课。我从侧面了解到，十三中的总务主任熊正屿先生，是他的老泰山，也正是出于熊的保荐，他才得以进入教育界。而按照十三中的第一流师资水平，他的学历怕是远远不够的。教书期间，他给我的印象是心地善良，性情懦弱，从不过问政治；不知何故，五十年代初，竟被遣返新建县的老家“修地球”去了，迄今死生不详。这样一个与世无争的人，怎么也会变成“反革命”和“清洗对象”？实在无法想象。

    另外，费善初也曾见过一面。蒋经国先生改任江西省第四行政区专员兼保安司令之后，他进了专署，当了什么科的科员。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费善初，以及旁的宣传队队员们，都被冲刷到哪里，已是无从打听了。

    再回头谈自己，当年一度充当纯属义务性质的编外“递补队员”的往事。

    怎么会有“递补队员”一说呢？

    原来，抗战歌咏班开办之初，我除了每天准时赶到那爿由一个南昌难民经营的茶馆，跟着大家一起练歌外，还往往被宣传队的大哥哥、大姐姐拉去他们队部玩耍。请读者原谅，在进入正题之前，我得将茶馆里的音乐活动，扼要地加以介绍。这爿茶馆卖的是“寡茶”，所谓寡茶，就是用茶碗托托住一只带盖的瓷盅，里面泡着带梗子的粗茶，如此而已，什么点心也没有。因为这爿茶社属于小本买卖，并不兼营麻团、白糖糕、脚板薯米果和豆巴子的；每日来此喝茶的茶客，几乎全属引车卖浆者流，他们以卖苦力为生，身居社会下层，也吃不起什么糕点。茶客们基本上是相对稳定的，虽则不一定每天都光临。因此，每当教唱抗战歌曲的时刻，那光景还是十分动人的。不管是不是像我这样，正式报过名，即或偶然碰上一回，都会自动应声而起，跟着众人齐唱；也许五音不全，也许荒腔走板，都没有关系，不会有人笑话的。谁不恼恨日本鬼子啊？有的被害得家破人亡，背井离乡，有的被害得生活不安，衣食难保，这是不存在已经沦陷和尚未沦陷的界线的。那气氛，那情绪，真正是同仇敌忾，万众一心啊！人和人，一谈就拢，彼此都非常体贴对方，似乎贫富高下愚贤的区别都消失了。谁都认定只有一个敌人：日本侵略者；谁都认定，只有打跑东洋佬，中国才有救。我常常会情不自禁地怀念起那些日子，多么单纯！多么明朗！多么充满生机！充满希望！

    无奈，这样的好时光，只是昙花一现，很快就烟消云散，而且，永远也休想它再回来了。

    下面，再拉住缰绳，让感情的野马回到我要说的事情上来罢。

    忽而一日，队长张明跑来我家找我：“小弟弟，帮个忙行不行？”不等我问清是什么事，他又只顾说下去，看来果真是迫在眉睫，必须马上答应的样子。他告诉我，宣传队组织了一场义卖公演，节目有《放下你的鞭子》和化妆表演唱《流亡三部曲》等；问题出在《流亡三部曲》，需要儿童演员。上台的时候，不但要脸上抹黑油彩，还得故意换上特别破烂的衣裳，再背着个小包袱，拎着个小竹篮什么的，“大家都说，你演这个角色最合适不过了。就算是客串罢，就当一回抗敌宣传队的‘递补队员’罢，小弟弟，答应我，好吗？”

    我母亲在一旁，听了这段“求”我的话，觉得很长脸，便抢先替我应承下来：“宣传队看得起他，他有什么为难的！别个想上台，怕你们还不要哩。”

    第二天，“递补队员”正式参加排练。

    兴许是我们的全身心投入，虽说不过是平常的排演，连彩排都不是，却唱得十分动情，吸引了隔壁正在办公的不少干部（幸勿误会，“干部”一词，并非自１９４９年后才流行，其原始出处，不是苏联，而是日本，蒋经国先生就经常使用这个词）前来围观。待我下场，迎面走来一位个子高大、腰杆挺直，身穿黑色皮夹克、黄军裤的男子。此人年约三十出头，但头发已趋稀薄，牛山初现，一管窄窄的鼻梁，配上炯炯的目光，笑眯眯的，很可亲的样子，显然他同这班宣传队员不是一类人。这个人弯下腰来，亲切地拉住我的手，问道：“小鬼，你是哪里人？多大岁数啦？姓什么叫什么？”幸亏我不怯生，更不知何谓大官，大大方方接应对答了。不料，他的下一个问题，却引起了周围全体演员的大笑。他问的是：“那么你告诉我，你是什么时候进抗敌宣传队的？我怎么不知道呀！”大哥哥和大姐姐们七嘴八舌，介绍了我的情况，有的干脆把我叫做“递补队员”，并且说：“‘递补队员’是不上花名册的，徐秘书你当然不会知道！”我被笑得有点不自在，不免心中暗想，这个“递补队员”的雅号，到底是张明哥哥创造的还是别人发明的？

    同时参加排练的，还有另外一个男孩子，他叫万水生，年龄与我相仿。这个被称作徐秘书的高个子，对他也同样了解了一遍。看来，徐秘书非常喜爱孩子。

    人家告诉我，他的全名叫徐君虎，是蒋经国先生的主任秘书。

    从此以后，徐君虎先生几乎每天都少不了要和我见上一面，问长问短的，十分关心。估计对万水生也一样。

    大江东去，逝者如斯；谁能料到，事隔半个世纪，当我的朋友、着名诗评家李元洛先生，从《华夏诗报》刊登的一篇专访文章中，得悉我与徐君虎先生还有过这么一段缘份时，惠然赐书，告以老先生身体硬朗的喜讯，并且写道：“徐老先生现系湖南省政协副主席之一，与我父辈素有通家之好，交往极为密切，是我尊敬的长辈。”承蒙他的好意，已将我的情况和通讯地址转告了徐老先生，希望我能主动去信直接联系。

    由此，中断了多年的感情纽带又得以恢复和加固。

    说来也是天意，１９９０年和１９９１年，我曾两度获有赴湘拜望他老人家的良机。回首话旧，往事前尘，恍若一梦！我对徐老，一贯以“虎叔”相称，他亦泰然受之。徐老先生乡音不改，听来铿锵仿佛当年。也不知是这一声“虎叔”，逗起了耄耋旧情，还是彼此间虽有二十岁的齿序差距，却同样经历过一段“右派”生涯，因而牵动了怜惜之感，不待我提起话头，他倒主动问起：“可还记得我上你家小坐的事么？”我闻之怦然泫然，“忘不了。”他只顾独自说下去，两眼直直地望着粉墙，犹如那粉墙便是逝去了的日月。“就在同一天，我还去了万水生家。我当时判断，你的家境要比他家略强一点，我便决定认万水生做义子。其实所谓的认，无非是多公开承担一点责任，拉扯他一把；让我同时认两个，我自忖力量不足，结果会是谁也帮不上的。”

    既然他老人家无所顾忌，主动捅破了这一层于我多少还有点难以启齿的“纸”，我也就趁机探问：“１９５５年‘肃反’，我在总政文化部，有人硬说我与你，与蒋经国先生，有‘不可告人的黑关系’，整得很苦；我又不知道你是否去了台湾，只能尽我所了解的，一直交代到你出任湖南邵阳县县长为止，请他们去调查。没有过多久，他们再也不提你的名字了，集中火力追逼‘蒋经国是怎样亲自培养你当特务的’这么个子虚乌有的问题……”徐老先生说：“他们能在我身上做什么文章呢？”他说，他对外调人员当面谈了，还写了材料，说得明明白白，“我徐君虎从未认刘仁勇--我少年时代的学名--为义子；义子倒有一个，那是万水生，不是刘仁勇。”

    原来如此！可我的肃反审查结论上，还是记了一笔：“公刘……曾是蒋经国秘书徐君虎的干儿子。”

    这是为什么？不是一直信誓旦旦，无论在何时何地，对何人何事，都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么？

    我始终为自己的天真所误。我根本不理解人家的真正用心所在：蒋经国！有了这么个结论，我就永远得和蒋经国先生纠结在一起，我就永远陷落在无法解脱的羁绊当中；他们感兴趣了，提起来千钧，他们需要体现“政策”了，放下去四两！

    １９５６年春，原总政文化部陈沂部长，让我看了关于我的这个肃反审查结论。这个结论是以创作室党支部的名义作出的。我除了指出，有几处措辞含混不清，似乎对我的出身和经历，都有某种“保留”和不信任外，主要强调了所谓干儿子一节，绝非事实。我向陈沂部长提出予以删除的正式要求。不数日，陈沂部长再次找我（这次是在他的绒线胡同家中），传达了党支部书记虞棘先生的断然拒绝：不能考虑。据说，这样写，是有根据的，而且根据就是公刘本人提供的，云云。我再追问，我在哪里提供的？告以是你在昆明部队写的入党自传。我一听之下，不由得一方面怒火中烧，一方面如坠冰窖。我在１９５４年交的入党自传是怎么写的，幸亏我还记得清楚。尽管这份自传，早已入档，我无法翻出来字字照抄。但，当我叙述少年时的社会一政治经历时，是本着对党交心的绝对坦白态度，充满了自我批判精神，连自己的“潜意识”都彻底解剖了的。记得，我用文字表述过如下的思想内容：

    抗敌宣传队的男、女队员们，觉察到徐君虎对我们（指万水生和我两人）异常亲热、关心，便起哄逗他：“徐秘书，你干脆认他们做干儿子罢。”徐笑而不答。我回家后，却把这件事原原本本地告诉了父母亲；父母亲的反应是高兴的，认为：“真要认了干儿子，倒是你的造化。”父母亲的倾向是明显的，加上旧社会的攀富结贵的恶劣习气，于无形中熏染了我，使得幼小的我，心里也就萌生了希望它能成为事实的私愿……

    这就是他们所依仗的、所谓公刘本人提供的全部根据！

    今天细想，其实，我的上述表白，本来就是过火的：第一，我没有任何争当徐君虎先生干儿子的明确表示；第二，我对别人的起哄，并无喜形于色的反应。这个无反应，或许该归功于世俗的另一面，它形成一种强大的阻力。因为，在南昌人日常的人际关系准则中，说谁是谁的“干崽”（即“干儿子”）是骂人话，是有损人格的。这就造成了我的心理障碍，虽说完全是善意的玩笑，也觉得不好随便接受。何况，日后我进大学学的是法，自然更明白，凡是虚拟的东西，推论的东西，分析的东西，是无论如何都不应当作客观事实看待的。因之，那时的我，为了表现自己的“革命觉悟”，早已逸出了实事求是的范围了。

    还有一个令人后怕的问题。万一，徐君虎先生去了台湾呢？怎么办？我这样“深刻地”挖掘自己的“肮脏灵魂”，岂不是自掘坟墓？那些掌握着我的生死簿的有权势者，他们是否也会稍稍设身处地的替我想一想：公刘是不是在言过其实地瞎写？难道就不考虑考虑后果？我事后设想，倘或他们动过这样的善念，那么势必会得出两种不同的裁决：一种是公刘太幼稚，不识厉害，放他一马；另一种是公刘太愚蠢，吃点苦头，活该。

    看来，他们的裁决是后者；甚且不完全是后者，因为主事人还怀有强烈的“立功”动机。

    我必须为我的愚蠢付出惨重的代价。

    我的愚蠢也不仅仅是愚蠢，应该承认，其中的确包含了某种不健康的投机心理。究其实质，还是“左”比右好，自以为批判得愈严酷，就认识得愈痛切。殊不知政治性的愚蠢，其结果肯定会招致政治性的惩罚。

    而这一切，不过仅仅是开始。

    １９５７年，我在不曾“鸣放”，也从未写过大字报的情况下，被从甘肃敦煌莫高窟电召回京，并且不由分说地扣上“右派”帽子，斗得死去活来；毫无疑问，这和创作室领导人１９５５年肃反“肃”了我一年整，却没能把我“肃”成反革命，实在心气难平，是有密切关系的。

    据我所知，不少“右派”，就是既无“言论”，又无“行动”，单单凭所谓“历史复杂”或者所谓“海外关系”之类捕风捉影，可大可小的罪名入网的。

    在那帮“左王”的心目中，我大概就属于“历史复杂”者；也许，“海外关系”四个字同样能派上用场，试问，还有比蒋经国更大更可怕的海外关系么？尽管，再过它三十年，真有这层“关系”的话，又完全有资格进入大会堂吃国宴了。

    何况，经过不懈的努力，他们终究还是找到了一项“铁证”--１９５６年，我在一次“向肃反中被误伤的同志赔情道歉”的支部扩大会上的发言纪录；于是，公刘“猖狂进攻”的罪案得以确立。

    我的那次发言，可以归纳为两条：一，文字狱。我说，我从前读史，总闹不清什么叫文字狱，什么叫“瓜蔓抄”，因为缺乏感性知识。经过“反胡风斗争”，明白了。二，人道主义。我希望，从今而后，从上到下，都应该多一点人道主义。万万不能定了罪，再找罪证，先开枪，然后才了解是不是敌人。这样做的结果，必然是“流弹乱飞”，“伤了自家人”。

    印证晚近陆续披露的“反右”内幕，我想，其实就凭这两条，把我划为“右派”，已是绰绰有余了。我当时并不想发言，无奈那位支部书记再三再四地动员，一直把工作做到了我的宿舍；临到会议结束的下午，又点我的名，并且使用了“激将”法。也是我“反动本性难移”吧，我到底憋不住还是讲了（日后的斗争会上，虞棘先生正是这么批判的：你以为党真的向你赔情道歉啊？不过是试一试你还翘不翘尾巴罢了！怎么样？到底是反动本性难移！自取灭亡！别人是爱莫能助的！）。那么，不进他们设的圈套，能否太平无事呢？也不可能！徐君虎先生的榜样就明摆在那里。他身为民革中央委员，兼湖南省政协重要干部，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曾经与不少当朝大人物同过学，回国后还坐过国民党的牢，解放前夕又武装起义有功，……如此等等，还不是照旧额头上打金印！什么道理？说穿了，岂不就是因为同蒋经国有那么一段关系么？当然，就他而论，还有一个为官清正，深得民心，教某些人感到很不舒服的特殊问题。

    总之，一切都不言自明。

    前面说过，我不是徐君虎先生的干儿子，即使在“肃反”最绝望，我两次自杀未遂的时刻，我被昼夜逼供，只得胡说自己是“国特”，是“托派”，我也没有承认是徐的干儿子。但是，这又有什么用！结论中还是非定为“干儿子”不可！更可怕的是不胫而走的流言，传遍了文艺界，传遍了三总部（总政、总参、总后），传遍了昆明部队，传遍了全国各地！人们瞄着我的脊梁骨指指戳戳，叽叽喳喳；我纵然长出一千张嘴来，也无从辩白。这一回，我的确是体会到“三人成市虎”的滋味了。事情还在于，偏有那么些个好事之徒，偏爱添佐料，调酱醋，凡是涉及我的什么，必定要扯上蒋太子……否则就不过瘾。

    等我已然成为“右派”，发配山西劳动之际，这个谣言，又大大地发挥了一次威力。

    １９５８年冬，大地封冻的日子，我们这些修建太谷郭堡水库的军内“右派”们，在水库完工，交付验收的同时，集中到了太谷县城，奉命进行“思想总结”。据说，这将有利于“加速改造，重新做人”云云。

    又祭起了“大鸣大放大字报”的法宝。

    和去年不同的是，现今是利用“右派”整“右派”，而不再是组织“左派”整“右派”。这一着棋，他们算下对了，因为的确有不少“右派”想当左派--说来十分可怜，不过只是图个“摘帽子”罢了。

    我所属的那个班，有一个“右派分子”，名叫洋泉，北京大学毕业生；细高挑身材，喜欢读书，也爱下个小馆喝上几盅，就是脾气倔，好跟人干架，平日里极少露笑容，一副硬派小生模样。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居然私下将自己写的两首旧体诗，拿出来给他认为可靠的朋友读了。不料，他这位朋友很不仗义，关键时刻，翻脸不认人了。这两首诗便出现在大字报上，成了供批判的靶子。于是，一时乌云滚滚，风雨大作；还真有一些人下得了手，立刻展开又一次的“伟大的反右派斗争”，依“左派”同志们之法炮制，一致判决这两首诗是所谓的“毒草”，而且是“直接和台湾蒋匪帮遥相呼应”，“盼望变天”的罪证。个别人走得更远，竟然从中嗅出了洋泉“企图叛逃”的“阴谋”，真是可耻也夫，可悲也夫！我正在暗暗感叹，忽然又该着我倒霉了。就在这样一种低气压中，一个用白话“翻译”和“解析”的“任务”，落到了我的头上。班长陈振华传达了大队部的指示，这自然是无法拒绝的。虽然，大队部也者，不过是“右派”们的一种编制称谓，三位正副大队长陈挺、周宏达、华涤，本人也都是“右派”，其政治身份，与连长、排长、班长以及普通“战士”并无区别。我绞尽脑汁，使出吃奶的气力，啃着这两颗“铁核桃”。临了，我还不得不同样用大字报的形式抄录并张贴出去，但我没有正面批判，这就是说，我没有用公刘的嘴巴说话；只是在“译文”的前面，写了一段引言式的文字，大意说，根据多日来的群众性的揭发、批判和分析，该诗可以作如下解读。底下便是白话体的旧诗新译。诗的原句，我已经毫无印象了，但那对甘霖的渴盼，对西天一朵云彩寄予的期望，却历历在目。凭良心说，这两首《无题》，采情工丽，大有步李商隐《无题》诗的气度，倘不是我们生活中的不正常，不是风行“微言大义”和“诛心之论”，是完全能够理解为在炎热的苦夏天气，期待一场豪雨，至多至多，也只宜延伸到作者作为“右派”的一员，心情苦闷，巴不得早一点“摘帽子”，如此而已，哪能上纲上线，拔得那么高，那么骇人！

    做梦也不曾料到，我的这张“就事论事”的大字报，倒招来了新一轮的排炮轰击，而轰击的对象，则由洋泉转移到公刘了。

    由三位难友发难的第一张题为“质问公刘”的大字报，开宗明义，便点了“蒋经国的干儿子”的名，这大概是“破题”罢，接下去，就撇开洋泉的原作，光说公刘的“创作”了。大字报严厉声讨我“借机放毒”，“借酒浇愁”，“借洋泉的黑诗兜售自己的黑诗”，其理由，据称，是我的译文“情感浓烈而意味深长”，云云。我不想公布这些发难者的名字，他们也是受害者，并非元凶，只不过为了早日摘掉这顶沉重的“帽子”，不得不出此下策，打击别人以突出自己的“向组织靠拢”罢了。我原谅他们，并打心眼里同情他们。他们不过是些被教唆坏的可怜虫，他们无罪。但，这三位谁也没有如愿，其中的一位很快就又同我一道打背包上另外一个名叫子洪水库的工地继续劳改去了，半点便宜也不曾捞着。我和他朝夕相处，我从未讥刺过他；此人目前还在祁县中学教书，想必能说真话了吧。

    然后，便是接踵而上的大批人马了，几十张大字报揭批我的“罪恶用心”，铺天盖地而来。我辨认着这无数陌生的名字，注意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凡是原先在意识形态部门工作的，比方《解放军报》、《解放军文艺》、八一电影制片厂、《解放军战士》等等，包括我所在的三班全体，都不曾参与这一大合唱。我内心有点埋怨大队部，为何出这么个难题，让我下不来台。我只能以沉默对待，一言不发。我至今也并不猜疑，是否大队部在背后作怪，不，策划者当是另外一批听信了谣言的人们。他们以为，从中可以捞到“油水”，却不知道，这是在狠心地往我的伤口上大把大把地撒盐！蒋经国啊蒋经国！你怎么老像影子一样，紧紧地伴随着我？难道就这样一直到我死去才算了结么！

    我提出抗诉，要求重新审查。大队部以他们也是“右派”，无权受理为由，搁置了。这场风波，至此不了了之。

    及至“文化大革命”时期，不难想见，“蒋经国”三个大字，具有多大的吸引力！大标语、大字报，曾一度贴满山西太原的五一广场和街头巷尾，一直贴到我女儿读书的小学。谣言也愈发离奇了，“造反夺权”的女士们和先生们，早已不满足于蒋经国先生的低档次了（更不必提他的主任秘书徐君虎先生），他（她）们认为，应该实行“大跃进”，干脆把我直接挂在了蒋介石将军名下，张口闭口，骂我是“蒋匪干孙”了。据《西行漫记》的作者、美国记者斯诺先生透露，这次“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本人，亲口对他介绍“文化大革命”的特性，说，“现在是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我看，似乎还少了一个定语，是“无齿（耻）的‘和尚打伞’”，对这等不顾事实、毫无道德的表演，我，一个“摘帽右派”，除了乖乖地看着听着外，还能做什么呢？

    好不容易，熬到了亲自发动、亲自领导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伟大人物仙逝，“四人帮”倒台，我才稍稍能喘口气。我想换一个环境，离开山西。１９７８年，重新联系上原先部队里的老战友，请他们出面奔走，讲妥了回云南去；那儿人地皆熟，有生活基础，且能归队接着搞文艺。一切都安排停当了，只待我去昆明面谈具体岗位；就在这当口，却又传出来流言蜚语：“不能让‘蒋经国的干儿子’来扰乱我们云南文艺界的阶级阵线！”散布这种空气的人，是颇有能量的地方系统的一个“头头”。我一听，就气不打一处来，怎么天南地北，到处都是蒋经国、蒋经国！老子哪儿也不去了！

    我向热心的战友表示感谢并深深致歉，却把这一口苦水咽进了自家肚子里，不曾倾吐。

    而更令人难以吞咽的横逆，还在后头。

    当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业已开罢，冤假错案业已平反，总政复查办案人员也告诉我“有关你的‘肃反’结论，已与‘右派’结论一并改正，不存在什么徐君虎的干儿子一说”之后，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然而，在某些始终戴着有色眼镜看人的人眼中，在某些专靠某种“优越感”吃饭的人眼中，我，似乎仍然是个“异类”，是个“？”。

    １９８６年，我早已调来安徽。我们单位分配新房，参加分房小组的一位“老革命”，居然再度大放厥词，说：公刘和蒋经国关系不清不白，没有资格分房子。我当面质问他根据何在，他竟暴跳如雷，指着我的鼻子叫喊：“老子在胶东干革命，你还在江西接受反共训练呢！”难以忍受，愤而一方面向机关党组申述事情的经过，要求澄清；另一方面给新近取得联系的徐君虎老先生写信，倾诉我的悲忿。党组书记只是口头劝慰，保证党组绝不是这样看的，是充分信任我的，是完全按原则和政策办事的，希望我多写好作品，多作贡献，不要受到不负责任的乱说的干扰……一派息事宁人的态度，令人无可奈何。

    倒是徐老先生，很快回了一封信，密密麻麻两张纸，这在一个年已八旬的高龄老者，当然非同小可。我万分感动，默默咀嚼着他信上的每一个字。

    不妨原封原样节录一段，公之于世。这样做，事先未征得徐君虎先生的首肯，颇嫌唐突；不过，我估计，徐老先生是不会反对的，因为，从他和当年那个小鬼刘仁勇，直到他和当今这个诗人、作家公刘之间，并不存在任何见不得人的勾当和黑幕。

    徐君虎先生的复信是１９８６年７月２１日执笔的。

    奉惠书不胜欣慰。自从《生命的闪光》一文（公刘按，指广州《华夏诗报》１９８６年总第六期头版头条刊出的评介文章，作者系周志友先生）入目之后，就联想到１９３８年除夕，在赣州励志社举行的联欢会上去了。你同万水生代表难童学校来出席，两个幼龄的小娃娃登台演唱，赢得暴风雨般的掌声，我同经国为之一惊。出于爱护聪明孩子的心情，星期日邀你俩去通天岩逛逛。那是国共合作抗日初期，在赣南，政治风气是开明的，延安新华社记者孟秋江两度南来，目睹经国奋发自强，努力革新的精神，曾对我说：“想写一个小册子，《领袖之子》。”当时在经国的言行上，是找不到一点反共的阴影。特务分子不时告经国的状，弄得蒋老头子也不放心）经国从重庆回来，告诉我一个故事：夜深了，老头子要侍从将他喊到床前：“经国，我在想一个问题，一个人的身体只能睡一个床，不能同时睡两个床。”他站了一阵答曰：“您老人家想法对。”“没有别的事，你去睡好了。”是怀疑他是跨党分子，情况如此，何来“反共训练班”。某老革命的话，是不识时务的瞎说。

    ……

    徐老先生信中透露的有关《领袖之子》的细节，在我还是头一回听说，但孟秋江先生，我倒是久闻大名。至于蒋氏父子之间的有趣对话，恐怕就更少有人了解了。一位赣州的作家从我这儿看到了这封信，马上兴高采烈地宣布，他要抢先拿去当素材，编进他那部所谓的传记文学作品中。不过，徐老先生的结束语，未免也失之太乐观。时至今日，虽说社会稍见进步，有一种情况却并无根本改变，即有瞎说的自由，但没有辩白的自由。尤其是左的瞎说，那自由度几乎是无限之大的；难道事实不是这样么？

    此番我重返赣州，便专程去了一趟通天岩，时间是１９９３年６月７日。

    旧地重游，感慨万端。我找到了五十五年前徐君虎先生携带我和万水生同榻而眠的那间禅房，并在门口摄影留念。回首当年，小小的我，不过刚交十二虚岁，可怜，欲读书求学而不可得。但我又深受父亲的濡染，心比天高，便把读报当做了每日的功课，借此以扩大自己的知识面；遇上大人们议论时局，也就凑在跟前留神谛听，不知不觉间，我就变成了一个坚决的抗日派，一个带有某种沙文主义色彩的“爱国狂”。我不知道什么叫丑，也不怕别人笑话自己幼稚无知，只要谁向我提问，我就敢大胆发言，侃侃而谈。

    我的“小子狂妄”，正是通天岩之行的一段小插曲。

    那经过，大致是这样的：

    １９３８年冬，距徐君虎先生信中所说的联欢会不足半月。一天，他请蒋经国的副官曹嵩先生来通知我和万水生，去通天岩玩耍，并且说明，不必带换洗衣裳，有把牙刷就够了，过一两天就回来的。曹副官，是蒋处长的警卫，传闻他能双手开枪，百发百中，我们彼此虽然面熟，但素无接触，只知道他身强力壮，少言寡语，与蒋经国先生形影不离而已。这天，他开的是一辆艇形座舱的摩托，我和万水生闻讯，欢喜不尽，相继爬进了那个漆成绿色的铁壳壳里，随他风驰电掣而去。

    到了通天岩，住进了广福禅寺，才听接迎我们的徐君虎先生说，新兵督练处选定这儿当做轮训赣南地方武装（公刘按，意指那些恃势坐大的小军阀、土皇帝们，例如有名的南康县赖天球保安团。长期以来，连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都拿这些家伙毫无办法，因为赖天球之流实行了一套“手不离枪，脚不离乡”的对策，谁也休想让他们接受“改编”；熊式辉便想借蒋经国的特殊身份，来替他搬掉这几块“石头”）的场地；一来这里有山有洞，便于隐蔽，二来好歹是处佛教名胜，笃信神佛的日本鬼子，或许会有所顾忌，一时还不致于来轰炸。他招呼我俩：上山看摩崖石刻、菩萨雕像，进庙看和尚念经拜佛做法事，只要不疯跑，吃晚饭时找不到人，就行。我从来还不曾这么近地瞻仰过这么多的泥胎，这么近地观察过这么多的出家人，兴奋得简直了不得。

    当晚，我和万水生，同徐君虎先生躺在一张大床上。徐君虎先生居中，一头；我们两个小鬼夹住他，另一头。他叫人抱了两条薄薄的灰布军用被来，一摸，又担心我们冻着（山里很冷），再叫人借了两件棉军上衣来，压在被头上，并且亲自为我们掖好肩膀。他的这一连串动作，都使我感到温暖。

    一宿无话。翌日拂晓，山里的天还是黑洞洞的，起床号便吹响了。徐君虎先生把我们两个唤醒：“走！跟我上操去！”我不知道，军队的早操和小学生的早操有什么不同，感到有趣和好奇，急匆匆穿上衣服，跟上他走了。只是这阵工夫，我才于进山后第一次见到了蒋经国先生。他在黑暗中大声招呼徐君虎先生：“喂，听说你把那两个小鬼也带来了？”只听徐君虎先生应道：“是的，我教他们见见世面呐；一年到头做城里人，也不晓得乡下人额头上到底长起几只眼睛！”他话音才落，蒋经国先生就朗声大笑起来，徐君虎先生自己忍不住也笑了，我们两个自然跟着吃吃傻笑。

    在义卖演出时，我就已经认识蒋经国先生了，并且说过话。关于他的一些细节，下边我会专门一一写到，这里且放下不提。他在通天岩，辟有单人居室，不和扈从们住一起；至于昨天白天，我玩我的去了，当然没机会碰见他，也不知道他在忙些什么。

    升旗仪式完毕，本来接下去该做早操的（其实就是跑步，还不如小学生们的花样多呢），突然，蒋经国先生点了我的名：“现在大家鼓掌，欢迎小朋友刘仁勇给大家讲话、唱歌。”

    我毫无思想准备，但到底还是硬着发麻的头皮上去了。长大了，回头思量，不禁连自己都有点“佩服”起自己来：哪来的这股子蛮劲？恐怕也只能借用一句老话来解释了：“初生牛犊不畏虎！”

    我先重复唱了一遍在联欢会上（关于联欢会，下面我会细说）唱过的歌《保卫马德里》，接下去便胆大包天，发了一通“豪言壮语”。我的发言，大意是这样：叔叔们、哥哥们在通天岩练兵，为的是练好本领，上前线打日本鬼子，为的是收回东三省；收回东三省还不够，我们还要打过鸭绿江，一直把这面国旗插上日本富士山！这样才能替千千万万的死难同胞报仇雪恨！……蒋经国虽然也跟着大家一道，劈劈啪啪鼓掌，但他又笑眯眯地却也是毫不含糊地立即对我加以纠正。这件事的详细情形，下一节我将如实叙述。

    就在参加升旗、早操的当天，徐君虎先生又问我们，昨天有没有看看那个漏米的洞？我们听了觉得奇怪，什么漏米的洞？他哈哈大笑，说：“为什么叫通天岩？漏米洞才是通天岩呀！有一个洞，从下往上瞧，能望见天；不去看它，哪里敢对人夸口说，到过通天岩！快找去吧！”

    于是，我们两个结伴去看稀奇，问了好几个大人，终于找到了那个漏米洞。原来是一个红红的大岩穴，顶部旋了一个喇叭形的口子，愈往上愈小，最后了大概只剩下一只普通饭锅大小的空间，的确是通天的--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见蓝天白云，非常有意思。

    这个洞对我产生了一种异乎寻常的诱惑力。尤其是又听人摆了一段古，说是许久许久以前，这个洞真的有白米漏下来，每天三餐，准时在底下用箩筐接好了，不过，它是有神灵把守的；神灵掐指一算，就知道当时整个庙里有多少和尚，它漏下来的米不多也不少，恰恰够做饭的份量。你看，真是有鼻子有眼，神乎其神的。人们还说，原先那个洞并没有这么大，一个碗口大小罢了。因为后来有个和尚贪心，想多囤一点米，爬上去把洞掏大了，就是眼下看到的这一个；神灵生了气，从此，连一粒米也不漏了。

    我从小就有一个爱打破砂锅纹（问）到底的脾气；这时候，虽然明明不相信天上会漏米下来，可还是想亲自去山上看个究竟。吃罢午饭，我和万水生咬了咬耳朵，便又相跟着跑出去寻找上山的路径了。找路虽然不怎么太费劲，但爬起来却相当吃力，坡很陡，小树和乱草也多，万水生比较胖，爬了一小半就累得不想再爬了。他要打退堂鼓，不干了。我偏不服输，说，没有伴，我一个人爬也非要爬上去不可，我要从上面往下看，看看那个古怪的倒扣着的“锅”是个什么样子。

    我撑着硬劲，爬到了山顶上。原来山上地形更复杂，要从亮处往暗处看，简直没门儿；因此，找了许久，连“锅”的影子也找不到。但我还不死心，一处一处见石头缝就去扒拉，翻到过整窝整窝冬眠的四脚蛇，吓得自己半死。就这样，汗也急出来了，眼看太阳也快要落山了，只得独自个顺着相反方向的另外一条小路下山。但很快又碰上了哨兵，所幸那哨兵早晨升旗时认得我了，才不曾呵叱盘查。回到住地，徐君虎先生笑道，还知道肚子饿呀，不错。想必是他觉得小孩子家到底太淘气，也担心出事，第二天一大早，便打发我们进城回家了。

    三

    上面引用过的徐君虎先生１９８６年７月２７日写给我的信，充分说明了，老先生迄今思维敏捷，言辞犀利，记忆力也相当惊人。当然，要求他老人家绝对无误，那也是不近人情的，毕竟年代太久远了。我没有进过难童学校。之所以会误记为我是难童学校的学生代表，我猜，恐怕和他知道我是南昌人，家乡沦陷，全家逃难到赣州，凭难民证吃平价米，等等情节有关。此外，也和他本人后来建议蒋经国先生创办难童学校，大量收容失学儿童，并由他亲自主持具体工作一事有关，而这一倡议，无疑又多多少少与认识了我和万水生两个难童有点联系。不过，难童学校成立于１９３９年，其时，蒋经国先生已经离开新兵督练处，改任江西省第四专员公署（即赣州地区专员公署）专员了。而我和万水生也都进了为躲避轰炸，迁到王母渡乡下的省立赣县中学读初中一年级了。难童学校，正是蒋经国先生的重要施政业绩之一。

    那么，信中提到的联欢会，又是何所指而言呢？老先生语焉不详，我不妨作一点补充说明。１９３８年至１９３９年间，正值国共两党宣布第二次合作，红军改编为第十八集团军，全民奋起，一致抗日的转折期。有了红军的榜样，原先各地拥兵自重，实质上形同割据的地方军阀部队，如刘湘的川军，龙云的滇军，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阎锡山的晋军，纷纷开赴前线，枪口对外。蒋介石国民党也正好利用这个机会，翦除异己，强化他的“统一大业”，但那用心尚暴露得不十分明显。一度成为“两广事变”、威胁南京政权的主力军--陈济棠的粤军，这时也大批翻越大庾岭，取道赣南，北上华中前线。正是１９３８年底，粤军吴奇伟部路过赣州。为了解决人马过境而引起的诸多问题，少不了要与地方当局应酬、协商一番。蒋经国先生是蒋家长公子，吴奇伟更不能不格外重视。于是，由新兵督练处的抗敌宣传队出面，与吴奇伟部所属抗敌宣传队联名主持的一次联欢活动，便成了最理想的前奏曲。全副戎装的蒋经国先生和吴奇伟将军都出席了。徐君虎先生也在座，但他仍旧穿的是黑色皮夹克，只是下身换了一条马裤，半像军人半不像军人的样子。顺便说一句，我早就发现，以蒋经国先生为首的一帮人，其中，自然包括徐君虎先生，以及同样曾留学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周百皆先生、高理文先生，他们似乎都偏爱黑色的皮夹克外套，不是长仅及腰的那种，而是短大衣式的。这教人联想起捷尔任斯基，那个曾主持收留和教育俄国内战时期万千流浪儿工作的“切卡”头目捷尔任斯基。这是否也算一种所谓太子派的不约而同的无言象征呢？

    除了蒋、吴二位，分别以主人和主宾的身份，发表了即席讲话外，余下的时间便是双方出节目，演唱助兴。有诗朗诵，有活报剧，有小魔术，有男声女声独唱、重唱的歌咏。两支抗敌宣传队各各猬集于相对的两侧，彼此不断吆喝起哄，仿佛拉拉队一般。面前一溜长桌，备有茶水、点心和水果，无非是本地土产，大红袍桔子、广柑、甜面发饼、花生之类，少不了还有着名的信丰红瓜子。这种红瓜子，自来就讲究吉利的广东人是最最中意的。那时不像现在，不兴散烟敬烟，烟民也远不如今天多。但即使没有烟，说呀唱呀吃呀，反正嘴巴也够辛苦的了。

    有人开始朝坐在徐君虎先生身边的我们两个指指戳戳，果然，拉我们的节目了。“小朋友，来一个！来一个，小朋友！”我们成了双方争相狩猎的对象。逃是逃不脱的了。万水生先上，他唱了一段京戏《打渔杀家》，表现肖恩的悲愤慷慨，淋漓酣畅，赢得了满堂彩。我不会唱京戏，也不会唱赣南采茶戏，只得先简短致辞，欢送吴奇伟部挥戈北征，马到成功，我即席发挥，说，据说此去将要部署在庐山脚下，鄱阳湖边，那儿正是我的家乡；我应该代表全体南昌儿童，代表全体赣北沦陷区的父老乡亲，向吴奇伟军长，向全军将士，向军抗敌宣传队全体队员致敬。我自己目前年纪还小，保证刻苦努力求上进，长大了也上前线去，打击侵略者。没有料到，这些发自内心的也非常普通的话，竟博得以蒋、吴为首的全体与会者的热烈喝彩。接着，我便献上了一曲西班牙战歌《保卫马德里》：

    拿起爆烈的手榴弹，

    对准杀人放火的弗朗哥

    ……

    这是一支当时十分风行的反法西斯战歌，我才唱了个开头，居然像在干柴中扔了个火球，人人引吭相和起来，以至变成大合唱了；出现如此动人的场面，不但是我，恐怕也是任谁都不曾设想过的。这个高潮，大概给蒋经国先生留下了较深的印象，这才会引发通天岩升旗时，指名要我讲话和唱歌的事。我自己心里明白，这并非是我有多么了不起，讲得好，唱得好，只不过从我身上，看到了四万万中国人伸张正义、反抗暴力的民族主义情感罢了。

    蒋经国先生招手示意，叫我们到他和吴奇伟将军跟前去。我们去了，他搂着我，吴奇伟将军搂着万水生。蒋经国先生向吴奇伟将军简略地介绍我俩的身世和现状。

    这时候，只有在这时候，我才有机会这么近地看清了蒋经国先生的长相和体型。

    首先引起我的注意的是他的耳朵。他的耳朵比较特别，耳垂较常人的大且厚不说，还嵌着一粒肉珠。脖子、脸、手臂、皮肤都显得粗粝，令人联想起民间传说中的俄罗斯风雪。再仔细看，更不胜惊讶了，原来自他的鼻翼至双颊，竟散布着若干白麻瘢点--那是平日间极不易察觉的。奇怪的是，这大约一二十颗无色的斑点，非但没有丑化了他的堂堂仪表，反而构成了特殊的阳刚之美。当然，对于蒋经国先生来说，单指出他的白麻不具备破坏性，是不全面的。他的魅力，是一个整体。因此，不可忽略了他那似乎永远不会凋谢的笑容，他的经常眯缝着的眼睛，他的宽厚的下颏，他的略带沙嗄的嗓音和浙江的“蓝青官话”，以及他由于不停变换姿势而极富表情的手势，还有那又短又粗的手指，劳苦工农才会有的手指……看了他，你怎么也无法联系到他的总司令老子：干瘦，挺削，过分严肃也过分修饰，一派威风凛凛的军人气度--而这正是在国民党的画报上，反复出现的标准形象。蒋介石先生的黑大氅，蒋经国先生的黑夹克，同样是黑，前者透出一股杀气，后者却教人感到平民化。此后的几十年，中间也曾有过疏远，不信任，乃至充满敌意，使我始终认为，蒋经国先生在苏联经历的那段劳动生活，的确没有白过。

    这位注定要在某种范围，施加影响于中国历史的人物，他所依仗的，恐怕不应该仅仅局限于考据门第和血统，还必须看到他自身的素质。否则就将是不公允的。

    前面我已经说到，他生性好动，除了像普通人一样，为了一个球的得失而忘情欢呼或者垂头丧气外，他还有一个好习惯：绝早起床，长跑。这是大凡当年住在赣州城内的老百姓，都能亲眼目睹的。清道夫们因此而对他倍感亲切。他们觉得蒋经国先生是和他们作伴来了。我还听抗敌宣传队的大哥哥、大姐姐私下嘲笑地评论他，下象棋常常悔棋，打扑克经常作弊，简直是个大孩子。当然，我也听人说起他为了什么事大发雷霆，脸色铁青，因而每一粒麻斑都凸现出来。不过，这种场面我不曾遇到。这是蒋经国先生性格的另一面。人本来就是复杂的嘛，谁又能例外？

    接下来，我将补足前面有意跳过去的情节--通天岩那次升旗后，他对我所作的“批判”。蒋经国先生是笑嘻嘻地进行“批判”的，并且时不时掉转头来朝我看一眼，甚至用手指了指我，一个不知轻重，说错了话的“小朋友”。我记得，他大抵是这么“批判”的：方才刘仁勇小朋友讲的话，都是爱国的话。他的爱国心，是值得我们大家学习的。他是逃难来赣州的，他的家乡南昌，已经被日本赤佬霸占了，就像我们中国许多人的家乡，都被日本赤佬霸占了一样。因此，小朋友肚子里有气，有气便要发作。怎么发作呢？就说赌气话，就发誓，就要报复：我们也要打到日本三岛上去，教日本赤佬也尝尝被别人霸占的味道。这是气头上的话，当不得真的。我们的抗战，是正义的战争，我们是被迫拿起枪来开火的。我们不是侵略者，我们也不当侵略者，也去割别人一块领土，也去欺侮别人；因此，我的主张和刘仁勇小朋友的气话不同。我说，打到鸭绿江就可以了，不去那个什么富士山。富士山，我没有去过，你（指着我）大概也没有去过。不过，我知道，那个富士山是很冷的，常年积雪，不是个好地方，我们不去那个地方升旗，大家认为对不对？

    依旧是笑嘻嘻的。

    “对！--”“哗”的全场一阵子猛鼓掌，猛吼，大声哄笑。是笑我么？笑去吧，我丝毫也不紧张，甚至也笑嘻嘻的，学他。因为我想，蒋处长本人已经同时替我当了辩护律师了，我干吗要惭愧？等我长大了，自然也会懂得这些道理的。

    有趣的是，这一次重游通天岩，偏偏在一处岩洞转角地点，新发现了一品不大的摩崖石刻，镌有国民党将领、抗日战场上的第七战区司令长官罗卓英先生的一首五律。罗卓英先生是针对唯心主义哲学大师王阳明的诗，反其意而咏之，写下了这首诗的。其中，有这样的句子：“请看富士山，收做逸仙岛。绝顶树旌旗，青天白日好。”内容，情绪，竟同我的那次发言毫无二致！罗卓英将军的这品题刻，落款为１９３８年，但不知何故，我当时并未读到（也许尚未镌刻？）。如此看来，操过激论调者，不止少年的我一个，倒也颇足解嘲自慰。

    在重游通天岩时，忽然想到，与我同行的阳春先生曾经写过一篇有关我的文章，其时，我和他尚不相识。阳春先生在文章里，引用了通天岩导游员的一段解说词，说什么诗人公刘，少年时代在这里向奉蒋经国先生之命，来此集训的国民党官兵“发表演说，号召抗日”，由于言辞精彩，富有鼓动力量，备受蒋经国先生赞许；演说一结束，公刘便被蒋先生抱起来，抛向空中然后再接住，搂进怀里，云云。这段导游解说词，听来或可令人解颐，但终究是极尽渲染的向壁虚构。我本来想去找一找这位导游员先生，说明事实真相。可是，阳春先生告诉我：导游员已经退休了。其实，倒也无须我去订正，凡是有脑子的游客，听了都不会相信的。一个十二岁的孩子，虽然还是孩子，终归不会轻得如同幼儿园的娃娃；蒋经国先生又不是护法金刚大力神，他怎么可能将我抛向空中再搂进怀里呢？岂不是太滑稽了么？

    有一件仅仅发生在我和蒋经国先生两个人之间的琐事，似乎能影绰看出他的早期从政作风的一个侧面，写出来，不无参考价值。大约是１９３９年夏天，具体日子记不准了。我已在王母渡念了一个学期的初中一年级。暑假的一天，我因了什么事，走在如今叫做北京路的赣州公园南大门前的一条横街上。天色已近黄昏，准备纳凉的临街住户，都已经开始往街筒子里搬竹床了。我正打算回家，急匆匆地朝前赶路；却被一个耳熟的声音迎面叫住：“小朋友！这么晚了还在外边玩？”我定睛一看，是上任不久的蒋专员，蒋经国先生，忙说：“这就回去。蒋专员。”“不要这样叫。回至圣路？”“不，我家已经搬到南市街去了。”“哦，南市街不近哩。”说着，蒋经国先生快步走上前来，拍拍我的肩膀，咧嘴一笑，“你饿不饿？我跑了一下午，肚皮早就咕咕叫了；我看，我们两个随便找家小馆子吃一顿怎么样？我请客！”后半句的声音故意压得很低，似乎带点诡秘的意味。蒋经国先生请我吃饭？我牢牢地盯住他的眼睛，直到确信不是开玩笑，才高声答应：“那好哇，上哪儿？”他顺手一指前面的三岔路口：“那里就有一家小饭铺，我常去的。走！跟我来！”我做梦也没想到，会单独跟蒋经国先生同桌共餐，心里格外高兴，话也就多了起来。忽然记起，他刚才说过的跑了一下午的话，感到奇怪，便问他，怎么独自一人外出？曹副官呢？蒋经国先生不出声地一笑，样子很调皮，像个恶作剧得手了的顽童。“他？让他找去吧，可不能让他知道！他要是知道了，还有我的自由吗？还能像今天下午这样，去我想去的地方吗？”这时，我才注意看了看他的一身打扮：头戴一顶旧草帽，身穿一件脏兮兮的圆领汗衫，一条灰布长裤，赤脚，蹬一双抗战时期十分风行的用碎布条编成的“草鞋”。这副形象，正是后来曹聚仁先生在他关于早期新赣南建设的通讯报道中，不时描写过的“微服私访”中的“蒋青天”。我以人格担保，曹聚仁先生的笔墨是毫不夸张的。

    蒋先生所言属实。一眼望去，还真的有一爿饭馆，就坐落于北京路与东北路交汇之处；这自然叫的是今天的新路名，原先叫什么，我全忘光了。

    今年６月４日，老诗人李一痕先生、作家阳春先生陪同我去一一访旧，也曾专程绕到这一带来寻找这爿饭馆。我以目前尚称完整的章贡影剧院（原名群乐剧院）为座标，判别方位。群乐剧院从前专门上演京剧。有一位领衔的女演员，艺名筱艳芳，很红过一阵。我看过她主演的梅派青衣折子戏《贵妃醉酒》，我认得那个把门的人，他不收我的票，而空位子总是有的。可惜，我那时还不识货，没怎么充分利用这点小小的“后门”，至今感到后悔。当年的群乐剧院，破破烂烂，所有的大方柱一律空心，外表全是用从报废了的子弹箱上拆下来的烂木板，一块一块拼起来的，一旦石灰剥落，就露馅了。剧院的隔壁，正是每天傍晚练歌的所在。可如今已是“茶社不知何处去，此地空余百货店”了。那个剧院把门人，总是不迟不早准时出来，手托一盆浆糊，张贴翌日的戏码海报，然后，便踅过来学唱抗战歌曲。虽然他不一定每一次都坚持到最后，却是风雨无阻，闻声必到的。就这样，我和满脸花白胡茬的他，交了“朋友”，但我始终不知道他姓甚名谁。这位把门人，如今也不知埋在哪方土里了？倘若活着，他可以对我指点多少沧海桑田啊，那爿饭馆，也肯定不会这么难以搜寻了。

    阳春先生替我着急，问：“饭馆的招牌你可还记得？”我脱口报了个“东昌”。事后又发觉错了，我把南昌老家隔邻不远的一爿酒楼给移花接木弄混了。再查看随身携带的徐君虎先生的回忆录《我同蒋经国在江西》一文，才获得一个有力的旁证，与阳春先生提供的线索，不谋而合。不错，就是“不夜天”。为了进一步证实确凿无误，阳春先生又问我：“你可记得那爿饭馆有何特色？你们吃了些什么？‘不夜天’可是爿卖风味小吃的馆子。这我了解，因为它是我们上犹人在赣州开的店。”我想了想，答道：依稀记得那门脸儿是斜着的，不知是哪位风水先生端的罗盘。斜斜的大门外，还有几蹬斜斜的石阶。至于都吃了些什么，我没记住。但有一宗，用饭碗口大小的特制笼屉蒸的米粉肉，特别香，我一口气吃了三屉！你问我为什么会记得这么清楚？当然是有缘由的--米粉肉，我们家一年才不过吃一次，立夏的日子吃，然后，整个夏季，就基本上不见肉腥了。年年立夏吃那餐米粉肉，真是过节，很隆重。这一天，我总是非常注意母亲的一举一动，只要她允许，我就会跟她一早上菜市采购。母亲总是挑肥瘦相间搭配均匀的五花肉，回家来再亲自下厨房烹制。过程大致是这样的：先将肉“片”好，用酒闷上一会儿，然后再一块一块放进事先调好了盐和五香面的米粉糊糊中，使劲搅抖一番，接下来才往菜碗里码；垫底的是鲜嫩的莴苣叶子，上面盖一层五花肉，如此反复重叠，同时注意不让米粉结成疙瘩。当然，还必须使猛火，也必须使湿布捂住锅沿。这样蒸出来的米粉肉才不跑香气，每一片莴苣叶子都浸得油汪汪的了。而每当动筷子，父亲总要用平缓的语调念一段“安民告示”：“天热了，往后就清淡一点罢。实际上也不是不见荤嘛，黄金条（一种赣州本地土产胡萝卜干）压豆豉，不也是用猪油炒的么。”我明白，这一篇言辞，既是质朴的言传身教，也是为了掩饰家中日子的清贫。用心是很苦的。自然，母亲做的固然很好吃，但无论怎样，总还是赶不上饭馆子里用特种笼屉蒸，里面再用荷叶包得严严实实的，吃起来清香爽口。

    听我这么长篇大论地摆了一通龙门阵，阳春先生兴奋地大叫起来：“绝对没错！就是‘不夜天’！”

    待我们三个前往原地踏勘之后，终于证实了阳春先生“赣州通”的权威地位。不过，店面已经拆掉了，四周也全用竹篾栅栏围住，一片断垣残壁；据说是被哪位财东看中了，打算改建成什么大厦，楼上开舞厅，楼下做买卖。这位老板确实好眼光。因为“不夜天”的旧址，正位于赣州市中心的黄金地段，如今又规定是步行街。至于眼前，却只剩下那个斜斜的破门脸儿和那同样斜斜的几磴石阶，带着脚印履痕造成的磨损（其中包括蒋经国先生的无数次，以及我的这一次），倚在那儿为岁月的无奈作证。

    五十四载，万劫千难；人道是，弹指一挥间。

    我还记得，在那店堂中间，立着一个污黑的木架，架上坐着一个大饭桶，蒋经国先生自己走过去动手盛饭，他掀起桶上蒙着的那块发腻的苫布，操起那卧在桶里的一把湿漉漉的木勺，除去给自己盛以外，还替我捎着盛了一碗；这一连串的动作是如此惯熟、利落、自然，我只需闭上眼睛，便宛如目前……

    蒋先生还为我要了一碗蛋汤。他不喝汤，却呷那种竹筒灌的江西水酒。呷了大半筒，后来脸色都有点微醺了。

    我这是生平第一次下饭馆，既新鲜，又嘴馋。在我只顾埋头吃喝时，蒋经国先生却不停地同店老板和几个堂倌聊天，他们究竟扯了些什么，我一点也没有装进脑子里去。我那时哪里懂得，他这正是在了解下情啊。

    这是发生在我进了赣州中学，不再每天嬉耍以后的事，纯属偶然。但说起赣州中学，还必须感谢徐君虎先生和蒋经国先生的鼎力相助。

    最初提起读书问题的，是徐君虎先生。我们认识不久，他就渐渐地皱起了眉头，对我和万水生游手好闲的生活方式表示不满和忧虑：“小鬼，莫疯玩，要去读书哇。”我和万水生的答复几乎一样：“家里没有钱，缴不起学费。”日子过得风快，到了１９３９年春上，有一日，徐君虎先生又旧话重提，我说：“迟了，人家省立赣州中学新生招考早已考过了。”徐先生当下不曾接应，只是沉吟不语，似乎在思索着什么。当天下午，他却派人径直来到我家（万水生住得远些），递给我一封毛笔书写的介绍信，用的是竖框套红的专署公用信封，收件人是省赣中校长周蔚生先生，落款处有“蒋经国”三个大字的签名，内容是希望周校长破格允许我们两个入学试读。来人说，徐秘书吩咐，叫你快和万水生一起去送这封信，一定要找到周校长，面呈。徐君虎先生办事之极端认真细致，礼貌周到，于此亦可见一斑。

    徐君虎先生的字，我能辨认；这封信，可以肯定不是出自他的手笔。然而，蒋经国先生的笔迹呢？在此之前和之后，我都不曾见过。蒋先生的字，有什么特点吗？我毫无所知，但，有一点是没有疑问的，即这封信，事先必定与之商量过，是得到了他本人的点头批准的。

    不妨说，是蒋经国的大名，开辟了我和万水生两个失学儿童步入中学校园的通途。他的这封信，正是不数日后，那张高高地贴在校门口大墙上的红榜的来由：“计开，春季班初中部一年级录取……若干名，备取二名：刘仁勇、万水生。”

    我欢天喜地蹦着回家，将这一喜讯报告了父母亲，合家为之感恩不尽。

    几曾料想，不等正式开学，日本强盗的飞机轰炸赣州，竟首先把省立赣州中学整齐美观的红砖洋房，当做了战略目标加以袭击，几幢教学楼和实验楼被夷为平地。还有一枚黑乎乎的重磅炸弹，斜插在操场的沙坑内，阴险地缄默着，不知打算何时吃人。学校仓皇迁往靠近信丰的王母渡一带乡下；为什么要说“一带”呢？这是因为王母渡镇上没有那么多房子，容纳不下全校师生。结果，便采取了一项变通措施，校本部和高中部设于王母渡，初中部秋季班设于横溪，初中部春季班则设于浓溪。横溪和浓溪都离王母渡不远。我们的教室和宿舍，清一色是借用当地的祠堂。搬迁速度相当快，学校仍然坚持在三月一号开课。临动身之前，徐君虎先生约好我和万水生，随他去到至圣路口一家广东人开的大百货店--利民商场，由他个人掏钱，替我们每人买了一套洗漱用具，包括毛巾、肥皂、牙刷、牙枧（这种牙枧，外观颇像印泥盒，电木做的。内装半固体状的膏脂，呈粉红色，现今市上早已绝迹），等等。另外，还一人分给九元法币。为什么不是十元整数？这个问题，历次运动中，都被当做“不老实，耍死狗”的一大证据；说良心话，我自己也纳闷不已，后来才想通了，只有一种解释：它和当时的学、杂费收费标准有关。学费（连同杂费）是三元钱，下余六元，是四个月的伙食费；那时物价便宜，吃饭不贵，每月仅收一元五角，加起来，刚好六元整。

    徐君虎先生还为我们解决了此番路过王母渡过夜，以及日后赶圩、告急求助的难题，他亲自打电话给王母渡区的区长杨安中先生。这位杨安中先生，由于政绩斐然，不久便被擢升为县警察局长。相传杨是蒋的学生，也许是“青训班”的吧，详情不了解。“青训班”确实出了不少蒋的“红人”，例如，日后与蒋同居，生了章孝严、章孝慈昆仲的章亚若女士，还有大名鼎鼎的王升先生。王升先生我从未见过，章亚苦女士倒有数面之缘。我还有口福尝过她烧的酱焖牛肉。据说，这是她的拿手好菜；她常常在家里烧好，带到专署来让蒋专员吃的。从极其有限的几次接触中，章亚若女士留给我的印象是，温文尔雅，见解出众，吃苦耐劳，敢作敢为；教会学校葆灵女中毕业，却有颇为厚实的古典诗词修养。虽不能算作美人，但却别具风韵。只是由于徐君虎先生的离开赣州，以及我感觉到的蒋经国先生的某种变化，加上自己长期在四百里外的吉安读书，１９４０年后，我便不再去专员公署串门了，因是之故，关于她和蒋先生之间所发生的感情纠葛，以至前往广西桂林分娩，并且不幸猝死于斯，等等情节，都是近十余年间内幕陆续曝光后才有所了解的。

    回头再说杨安中先生。初次见到他，不过匆匆一面。那时正值黄昏，而且是生平第一次跑了上百里山路，好不容易才找到了区公所之后；我气喘吁吁地自我介绍罢，深怕他误会，赶紧又介绍与我结伴同行的刘传宣，一个比我略长几岁的少年，也是流亡异乡的苦命孩子，但并非万水生。写到这里，应当宕开一笔，交代一下为什么不是万与我同路，而换成了刘传宣？说来时间也不短了，打从通天岩归来，不知万水生有了什么不便公开的理由，和我明显地疏远了，而后更逐步发展为不友好，甚至以居高临下的态度，动辄秽语相向。进校读书的那个学期，两人之间几乎已经无话可讲。对我而言，这始终是一个没有答案的谜。接着再说王母渡之夜，我纳头便睡，不可能和杨安中先生多有交谈，对杨先生的观感，尚有待日后的接触中慢慢形成。开学后，这样的机会便多起来了。因为我免不了要去王母渡赶圩，虽说那全是为了完成私人的“采购”任务，从没有看热闹的用心；不是纸不够了，就是需要搜罗一种可以兑水泡制紫墨水的西药--灰锰氧。一般总是星期六下午课毕动身，在区公所借住一宿，第二天白天办完事立即返校。但这么一来二去，自然有了一些就近观察杨区长的机会。先拣最令人难以忘怀的场面说吧，最深刻的记忆，莫过于子夜醒来，屡屡能见到的那盏区长的灯了。和我们穷学生一样，他点的也是桐油灯，一星如豆，不是翻阅案卷，便是冥思默想。只见年轻轻的他，额头上却有了不少皱纹；这备极辛劳的神态，使我对之不觉产生了敬意。当时我就私下揣想，杨安中先生倘无襟抱和节操，是不可能在这片山乡坚持下来的；我曾认定，杨简直是蒋的一件复制品。你看，他一年到头身着粗布制服，打着绑腿，腰间勒一条军用皮带，脚上总是穿一双农民式的草鞋，有时干脆赤脚。面对赣南山区恶劣的自然条件，他经常下乡，跑长路；而面对更其恶劣的社会条件，他往往还得单枪匹马，去突破当地封建宗法土豪劣绅的盘根错节，于重重矛盾之中，既要排难解纷，又要保持良心的平衡，的确不容易啊。再看整个区公所，连同担水烧饭的伙夫在内，不过四个人。房子诚然不小，却出奇的简陋和陈旧，在白天都黑咕隆咚的，全靠天井和屋顶上的几片明瓦采光。这不多的“兵”，这古老的建筑，哪有半点“衙门”气派呢。不过，这也不足为怪，杨安中先生本人就不像个“官”嘛。

    认识杨安中先生，只能算作王母渡之行的一个小小插曲。在他被任命为赣州警察局长离开王母渡，我本人也转学去了吉安以后，我们就再也不曾见面了。最近，偶然从一份资料上读到，杨先生健在台湾，不知道他还能记得起当年徐君虎先生介绍的那个小鬼否？且不说吃、住给他添了麻烦，就说赶圩归来讨茶喝吧，有多少次，劳烦他亲手从灶上取过大瓦罐来替我筛茶--那是一种混合着辛辣的柴烟气，味道极苦却极解渴的本地粗茶，你只要尝过一次，保你一辈子也忘不了。

    徐君虎先生在台湾《传记文学》月刊第６０卷第１期上发表的《我同蒋经国在江西》一文中，提到的１９３９年３月１８日军官们发起为蒋先生祝寿之事，我是不知情的。原因很简单，当时我已到王母渡乡下念书去了。因此，祝寿之后举行的“联欢会”上，所谓我和万水生“登台演说”，以致“满座皆惊”的情节，想必是和我前面记叙过的与吴奇伟将军所属抗敌宣传队“联欢”一事混同了。徐老年事已高，偶出一点小小误差，亦属情理中事。

    浓溪待了半年，暑假回城，适逢国立第十三中学在江西吉安青原山创办，报上登了详细的招生简章，说明学费杂费一律免收，并且无偿提供食宿，一年还发放一套制服（这一点，日后并未完全兑现）。该校系完全中学，实行春秋两季双轨制，高、初中班级齐全，条件只有一个，即必须家在沦陷区，报名时应持有难民证。这个条件我是具备的。而那些个优惠待遇，则更是我求之不得的东西。我立即跑去报考，不久，通知下来，我被录取了。于是，马上就办转学手续。在这些日子里，我的心情是激动的，求学问题算是彻底解决了；但也有惆怅，因为，从此就将与蒋经国先生、徐君虎先生，以及抗敌宣传队的大哥哥、大姐姐们分袂阔别，天各一方了。

    遵从父命，到吉安后，写了一封信，请徐君虎先生转呈蒋经国先生，表示感谢。信是直接投寄到赣州专员公署的，没有回音，我礼貌尽到，也就不再去信了。可是，不久父亲便在来信中，告诉了我两个坏消息：一个是张明大哥突发“痨病”（肺结核），吐血身亡。另一个是徐秘书与蒋专员政见不合，弃职他去，行踪不明。我为这两则坏消息，感伤不已。前者使我再一次觉悟到人生无常，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什么厄运落在自己头上。本来，我在浓溪上学的日子，胞姐刘仁慧在云南的触电惨死，已经给了年幼的心灵以可怕的摧残，哪里还经得起新的强烈刺激？深深的哀恸，驱使我一口气写下了此生的第一首“诗”，发表于《新赣南报》。此事前面已经谈过，不赘。而徐君虎先生的不告而别，也令人生出一缕若有所失的愁绪。我困惑不解的是，他们俩一向关系密切，相处融洽，怎么说翻就翻呢。看来，大人们的事，政治上的事，变化多端，复杂万分，实在不是当时的我所能理解的。不过，也正是在那个时刻，心中就埋下了一个念头：有朝一日，非得亲自找徐秘书问个水落石出不可。

    至今我依然不胜惶惑，假如徐君虎先生这座活桥梁始终存在，我这一生将会走上什么道路？是利是弊，还真是一个未知数。固然，决定的因素是自己；但，也不能不承认外部力量的影响，偶然事件的作用。比方说，自从徐先生离去，那些留在蒋经国周围的“一面之识”们，就绝不可能像他那样关心我了。韦安仁先生虽也和气，却也客气。至于周百皆、高理文、游鲲诸位，干脆把我视为永远长不大的娃娃家，见面能问一声“放假啦”，就满不错了。蒋经国先生本人，官愈做愈大，头衔愈兼愈多，在重庆逗留的时间也愈来愈长，特别是专员公署机关，也由原先的不设岗，大开门，一变而为禁卫森严，多有盘查。而我恰恰又大体上是每年寒假才回家一次，熟人变成生人，生人就根本不清楚我是谁了。再说，人大了自然心也会大起来，有了所谓的自尊自爱等观念，待人接物，不能不多想一想；于是，打那以后，我下了决心和包括蒋经国先生在内的一切人断绝联系，从此，关于蒋氏种种言行，都只好透过报纸才能略知一二了；依稀记得，蒋经国的若干署名鸿文（那些年，蒋似乎特别爱写长长的而且是带点文艺腔的文章，说句失敬的话，发表欲也相当强），就正是这样才得以拜读的。

    四

    说一句套话，光阴似箭。个人的生命年轮，往往是一圈新机遇，又一圈新挫折，如此循环往复，直到老死。在十三中的六年，倒也发生了几桩大事：首先是留级一学期。留级自然是很丢脸的事，何况主要是因为体育课不及格。我是近视眼，却没钱配眼镜，要在规定的三分钟内投篮命中三十次，对我而言，无异登天；另外还有一门三角课不满六十分。但关键是该死的投篮，谁叫我不求情服软，反而还对教师满腹怨忿，出言不逊呢？活该！不过，也怪，没有人歧视我，反而当选为级会里的学艺干事。因为大家知道我经常发表“报屁股”文章，还得到过《前线日报》和《华光日报》的中学生征文大奖第一名。只是在家里抬不起头来，当然更怕丑事传进蒋经国先生的耳朵，因之愈发有意识地回避了。不久，我结识了一位蹲过马家洲集中营的漆裕元老师，其夫人陈颖珊老师（校长陈颖春先生的胞妹）主持着校图书馆，两口子都对我另眼相看，公家的书，私人的书，全部对我开放。目睹抗战中、后期日益腐败的社会现象，兼之无形中受到漆、陈夫妇的影响，我的思想日渐“左倾”，亲共亲苏，言必称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了。在我进入高三，被公推为全校学生自治会领导人之一的日子里，校内突然爆发了殴打军事教官吴锦川的不幸事件，为首者系前不久在台湾下世的同班同学闵克昌。由于我曾和闵多次同台演出《雷雨》等话剧，而被怀疑有牵连，终于卷进了一场官司，上法院受审。这一回是日本鬼子“救”了我，皇军司令部忽然决定要打通吉安、赣州、广州一线，很快，大家作鸟兽散。法院宣判我“证据不足，无罪释放”，学校也发给了一张临时毕业证书，我就跑到宁都与从赣州再次出逃的家人聚合，此时正是惶惶不可终日的１９４５年。总算天无绝人之路，像做梦一样，四处响起了欢天喜地的爆竹声，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了！报考的厦门大学和中正大学，都寄来了录取通知书。你看，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好事成双，泪水还在眼眶里转，却又笑口大开！这岂不是由一出悲剧引出了一出喜剧么！

    我们全家又回到赣州南市街３３号。两所大学的校门向我敞开，我可以任择其一；可是，厦大已经从长汀迂回厦门集美原址，路程延长了一倍，旅费相应也增加了一倍，我自己倾向于去厦大，但父亲正在为全家复员还乡的问题愁肠百结，哪里再能变出钱来供我入学开销呢。万般无奈，经过父子俩商量折中，最后决定还是去正大，并且是搭乘别人的木排，不收钱。但是，路过万安十八滩日本军队布下的水雷阵时，死生由命，木排主不承担任何风险。

    就这样，我玩命回到了故乡南昌。

    请允许我多啰唆两句跑题的闲话。我看到不少电影、不少小说中，人物一涉及到大学生，往往都是公子小姐，为此我常忿忿不平。事实上，既有公子小姐，也有贫寒子弟。我就是贫寒子弟。去不成厦大，只能上正大，是由于家穷。到了南昌，虽说读书有奖学金，还是得赶紧找一份兼差，半工半读，也是由于家穷。老父年过花甲，失业在家；即便有工作，也只够勉强糊口，无力负担其他的用度。倘若我自己拒绝奋斗，又能指望谁呢。所以，我的半工半读，与一般理解的半工半读不尽相同。我的“半工”，完全是为了以“工”养家。而拼命写稿，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出于同一动机。“着书都为稻粱谋”，为了曾经引用过龚自珍的这句诗，“反右”运动中，竟也遭到了莫名其妙的围攻。有人“上纲上线”为“你从来就没有为人民服务，你一贯为肚皮服务”！我当时不敢口头反驳，心上却在抗议：这等高调，固然动听；为什么你不拿它去批判批判当年蜗居上海亭子间的“左翼文人”--我敢斗胆地说，也不妨将温饱基本上已然无虞的鲁迅先生包括在内--难道他（她）们笔下所写的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符号，就百分之百地都是“革命”，百分之百地与生计无干？！

    高调唱得过于离谱了，便不过是谎言和构陷而已！

    不过，这样的艰难生活，确也激发了、磨砺了我不满现实，并与之斗争的决心与勇气。我所不敢拍胸脯夸海口的仅仅是：在那个年月，我就能够做到自觉为人民写作，完全彻底，毫无杂念。就是直到如今，我依然不敢吹牛放炮不脸红。

    我终于找到了一份差事，进了素以进步倾向闻名于全国文化界的南昌《中国新报》，当资料员。这份工作，很对我的胃口。它使我既享有广泛接触各地报刊的大好机会，难度又不大，用不着耗费多少时间和精力。一天，在照例边剪辑边浏览的过程中，偶然从湖南长沙版的《中央日报》地方新闻栏中，发现了真正像豆腐干大小的一则花边围框的消息：“徐君虎主政邵阳不日赴任。”哟！十一个铅字，好比十一颗铅弹，同时射入了我的眼帘。徐君虎？是不是那个徐秘书，那个曾经支持我、鼓励我求学上进的大好人？桩桩往事，涌上心头。我立刻撂下剪刀浆糊，急急忙忙给湖南省邵阳县政府的徐君虎县长写了一封信。临投邮了，心里还在念叨，但愿天底下不要再蹦出一个同名同姓的徐君虎来！

    真是无巧不成书。果然让我碰对了，正是那个自幼为我所敬重，并事之如父执的徐君虎先生！很快，徐先生回了信，满满一张纸，情挚意深，不过，总的说来，并不过瘾。因为归纳全信的大意，无非“劝学”二字，尤其着重的是嘱我不要参与政治。可是，我已经成年了，不是小孩子了，不满足于他的一般性的教诲了。特别是他对我提出的有关蒋经国先生的一系列疑问，避而不答，这是为什么？简直令人失望！

    我也就不再去信了。

    我怎么会在致徐君虎先生函中，又扯出蒋经国先生来呢？事出有因。这时，正是我对蒋先生的评价，发生１８０度大转弯的时期。记得刚进正大之初，我还在报上撰文，回忆当年耳闻目睹的那个“新赣南”的“新政”，对蒋先生的作为，基本上持三七开或四六开的态度。但，到了写这封信的时候，却已经变为全盘否定了。

    在那篇文章里，我像一个拍电影的摄影师似的，摇着镜头，运用了远景、中景、近景特写直至定格的技巧，突出强调了赣州南门城墙上的大标语：“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屋住，人人有工做，人人有书读。”二十五个石灰刷的屋样大的字，一里路外就能看得清清楚楚。这个口号虽然明显带有乌托邦的理想色彩，但终究是鼓舞人心的，令人向往的。若从哲学和社会学的高度加以分析，它远远超过了新西兰人路易·艾黎主持“东南工业合作运动”时作为纲领的八个字：“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我认为，蒋氏的这个“五有”，无疑更具体，更亲切，更生活化，更好懂，因而更容易为大多数人所接受，最后也就更有鼓动性和号召力。在这篇长文中，我也描写了，原先刘己达先生主政时期，一如国民党治下的任何地方，在专员公署大门照壁上，也曾公式化地写着庄严肃穆的“礼义廉耻”、“天下为公”之类；如今，这些套话、空话通通被抹掉，代之以别开生面的一幅图画--两只紧紧相握的大手（暗示什么呢？国共合作？工农团结？抑或各阶级、阶层的抗日大联合？不得而知，似乎也不必深究）。这一非同寻常的举动，如果事先未经蒋专员首肯，那是断然不会出现的。我还描绘了“新赣南建设三年计划”执行初期，赣州一度有效地实现了禁毒、禁娼、禁赌，腐化行为受到遏制，社会风气和社会治安良好，连打信号枪的汉奸都站不住脚，等等真实情况。我写到，工作干部，男的一律青布中山装，女的一律安安蓝旗袍，朴素，大方，美观，而又朝气蓬勃；街头偶遇打扮得出格一点的，路人肯定会斜着眼睛多挖他（她）几眼，同时心里打着肚官司：这家伙是不是化了妆的日本特务？该不该去报告政府？

    而在提倡正气，压制邪气方面，不能抹煞了《新赣南家训》的作用。我写了大意如下的话：休要小觑了这一张薄薄的红纸，家家户户都发到手，有些人家还贴在了墙头。就文字论文字，“家训”堪称奇文，甚至不妨说是自有白话文运动以来的一篇杰作。我想，倘或刘勰再世，《文心雕龙》出续集，恐怕也会拿它当例子，以说明一种类似铭文、箴言式的新文体--原来，白话文也可以这样写，并不教人觉得削足适履，食古不化！众所周知，我们中国历来固守道德教化的儒家传统，官方推行其某一政策时，没有不首先操练这一伦理武器的。受过普罗教育的蒋经国先生也终于逃不脱这条规律，何况，甫自苏联归来，他便秉承父训，待在老家奉化，长时间闭门苦读过王阳明、曾国藩。当此一层抱负之际，弄出一套“家训”来，自属必然，毫不意外。不过，要分析“家训”的思想内涵，却不能不惊讶于它的驳杂，可谓集古今中外之大成。人们发现，不仅理所当然地有孔子、孟子，同时还有墨子，有商鞅，有管仲，有胡适之的“好人政府”主张，甚至有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当然，我在彼时彼地，不可能公开写上“马克思”三个字，而是以大家心照不宣的“卡尔”替代了。对此，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官老爷，一般是睁只眼闭只眼的。

    文章结尾部分，我笔锋一转，暗示了从１９４０年开始，发生了传闻中的“失踪”事件。我很谨慎，并没有使用“逮捕”一词，但即使如此，记得在发表之时，还是全部被删除了。我的用意是明确的，我要让读者意识到，蒋经国先生已经作了最后的政治抉择，他转向了。接着，我如实地像记账似的采用了编年体的方式，实际上也是讽喻的方式，标明了蒋经国先生告别赣南那些日子的所作所为：

    １９４５年１月２７日，举行记者招待会，继而召开各界代表会，发出“与赣南共存亡”以及“上山打游击”等誓言。

    １９４５年２月１日，乘飞机赴重庆。

    １９４５年２月５日，赣州陷落，日军进城。

    坦白地说，我之所以要这样行文，目的全在于“立此存照”，以示蒋先生大言欺人，对不起赣南老百姓。

    虽然这篇文章，力求客观全面，不偏不倚，但在我心灵深处的某个角落，却一直保存着他曾经作为“青天”的美好形象；因为，那个形象是和我的童稚时代联系在一起的，这大概就是所谓的感情的先入为主吧。

    但当我冷静下来认真思索之后，我也不能不面对事实；事实的无情结论是：蒋经国先生未能善始善终。于是，“新赣南”便不过是他个人仕途青云的一架梯子，一切的一切，如同脆响的爆竹，噼呖啪啦一阵之后，就消失在烟雾迷茫中了。

    这自然是我今日的回忆。在那种环境中写的文章，不可能如此明朗痛快。“肃反”运动中，对它，我倒真寄托过不小的幻想，以为这篇文稿，比较准确地记录了我当时的心迹，包括认识上的局限和偏差，于了解我的政治历史、思想历史，都有参考价值。我一再请求负责外调者去南昌查阅案卷时，将有关的各种报纸翻一翻，估计会找到的。可惜，尽管他们不辞辛苦，如梳如篦地工作，据说还是不曾找到，同他们一样，我也感到十分的遗憾。

    有必要补充叙述一件事，它发生在我和蒋经国先生中断了来往之后。那本来是有可能成为另一个新故事的开头的；问题在于，我拒绝进入故事，充当主角。事情的经过很简单。时间为１９４４年８月，地点是赣州。这年暑假，我破例回了家。一天大早，我正蹲在南市街３３号家门口的石堰上，对着下边的阳沟漱口刷牙，忽然有个过路人，走过去了又扭转身来专门同我打招呼：“是不是刘仁勇？几年不见，都成了大人了！”经过辨认，我确定了此人姓游名鲲，曾是徐君虎先生的助手，人称游秘书。游鲲先生驻足与我攀谈，当他获悉我已是高中二年级学生时，立即主动告诉我：蒋专员马上又要去重庆，主持新开办的中央干部学校了，你完全可以转到那儿去，当中央干校第一届毕业生，肯定前途无量！对此，我毫无精神准备，犹豫片刻，向他道了谢，托词自己连个三青团员也不是，哪有资格进团的中央干校？他见话不投机，便收敛起笑容，自顾自走了。其实，这所中央干校，我在学校就听人说过，同学们当中还真有动心想去的。因为底下传言，认为它将来很可能盖过中央政治大学，成为蒋氏第二代政权培养嫡系班底的摇篮。然而这时的我已全然不是数年前的我了，对重庆政府的昏聩朽败，我多少有了点认识。还记得当时有一首流传甚广的民谣，也是有关“吃”风的，八个字，凝练至极：“前方吃紧，后方紧吃。”我觉得，类似这样的民谣，的确反映了绝大多数下层群众的心声。作为一个穷学生，我自然也是满腹牢骚。加之眼见蒋经国先生渐渐也变成了挂名专员，一年总有多半年逗留重庆，赣南的政务倒交给了别人，我认为，这是不正常的；我还猜想，他大概正全身心地忙于“问鼎中原”去了吧，要不，怎么会又增添一个中央干校教育长的头衔呢。正是在这种思想基础上，尽管游鲲先生提供的机会极具诱惑力，我还是义无反顾地予以放弃了。

    １９４６年，李公朴、闻一多相继惨遭暗杀，噩耗传来，我和中正大学的不少同学，对国民党便彻底绝望了。年底，又发生了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皮尔逊强奸北大女学生的“沈崇事件”，引发了全国范围的“抗暴运动”；这场斗争明面上是针对美国，骨子里却是直指南京政府。蒋介石将军陷于被动挨打，无法招架的地位，狼狈万状。

    正大千余名学生，跋涉２０余华里，由望城岗进入南昌市区游行示威。那份满城散发的罢课宣言，正是出自于我的手笔。从此，我的名字也就列入了“黑名单”，并且赫然位居榜首。毋须饶舌，这是国民党方面的某种势力干的。可恼的是，中正大学的白鹭学社（即青年军联谊会）也参与谋划其事。白鹭学社名曰学社，实质上与“学”无干，它的成员大多数都是带枪的人；不但带枪上课，听说还有带枪参加舞会的。每当对立面聚会时，他们便屡屡鸣枪示警。虽说未必“合法”，但信仰不同嘛，可以理解；最使我感到惊骇的莫过于，这些带枪者居然扬言：我们是全国青年军退伍军人联合会的下属组织，我们的大老板是蒋经国！当我听到打他们嘴里报出了蒋经国这个名字，我不禁怒不可遏了！我有一种被欺骗、被污辱的感觉，一种被灼伤的疼痛。何以我会在写给徐君虎先生的信中，严辞斥责蒋经国先生，说他“背叛了一贯标榜的忠于老百姓的立场”呢？青年军同学的夸耀，正是一个最令人冲动的直接原因。

    １９４７年末，我在中正大学再也待不下去了。春节期间，前脚刚逃离南昌，后脚便有青年军出身的同学廖子健等，带上一大群人，来到我家搜捕。

    我过了一段逃犯般的流亡生活。１９４８年４月下旬，辗转抵达香港；在香港出版的左翼报纸上，我陆续发表了几篇指名道姓，抨击蒋经国先生的文章。万万没有料到，眨眼到１９５５年，不是别人，恰恰是自己，荣膺了“蒋经国亲手培养的反革命”这一高级称号，死去活来地被折腾了整整一年。事后猜想，我的几篇文章，大概以它的过激观点和过苛腔调，于无意中适应了某种“革命”的尺度，从而证明了我实在是个革命的好同志，因而在最后否定“特务”和“托派”罪名的过程中，多少起了一点点缓解作用。凭良心说，在我着手写那些文章时，倒的确认为言过其实，疾言厉色才是真正的革命哩。现在来看事后效果，恕我不恭，却只能算是歪打正着了。

    然而，有那么少数几位非置我于死地不可的有权力者和有影响者，硬是下定决心，用泥捏也得给我捏一个“尾巴”，栽进档案里，教你人走到哪儿，“尾巴”也甩到哪儿。他们挖空心思，从我的“自传”当中，找到了“干儿子”三个字，马上掐头去尾，大做文章，不管怎样拐弯抹角，也得绕到蒋经国先生身上去。于是，所谓“干儿子”问题，就成了我命运的绞索，可放可收，可松可紧，可以追本来就“莫须有”的徐君虎收我为义子，也可以将徐君虎略而不计，运用植物栽培学中的“嫁接”手法，直接扯到蒋经国先生乃至蒋介石将军那根黑藤上去。

    关于“肃反”审查，不论是客观方面的严酷、鲁莽和邪恶，还是主观方面的愚昧、狂狷和怯懦，以及由于二者的相互作用，导致个案上升到某种“档次”等过程，只要条件允许，我将单独撰文，予以披露，兹不赘述。

    １９４８年，我虽在香港撰文批评蒋氏，但我也注意阅读各种不同政治色彩的报刊，它们都报道了有关蒋经国先生离开大陆以前，在上海主演的“压轴戏”--显然是一出悲剧，一出“武松打虎”打不下去，险被虎噬的悲剧。那时，固然仍旧有人像当年在赣州的我一样，对“青天”寄予厚望；指望他能力挽狂澜，给南京政府注入一丝生机。我却比较清醒，我知道，“老虎”已经结了群，占了天下，早就不是三只两只了。而大凡不能打、不敢打、为了骗人又不得不假装打，其本身则早已是超级“老虎”的政权，如若不垮，天理难容！至今我依然坚信，这是一条铁的法则，古今中外，谁也逃不脱。

    这，可以说是我对蒋经国先生的最后一次注目礼。

    如此直到１９８９年，蒋经国先生辞世，“内部”放映的台湾新闻记录片，给了我很大的震动。当我看见台湾人民沿街悬帐路祭，双膝脆倒，泣不成声的场面，我自然而然地联想到大陆百万群众聚集于天安门广场，对周恩来总理的自发吊唁。二者固然意识形态迥异，但毕竟表现了人所共有的朴素感情，那就是：对逝者发自肺腑的爱戴。推此及彼，我不能不承认，自己对蒋先生的评价太不公道，应加修正。无数的感人事迹，证实了蒋经国先生造福于台湾两千万民众的恩惠。特别是，当我了解到，他，唯有他，曾布履策杖，走遍了全台每一个县市；尽管这里边包含着某种对失败的反思，但你不能不钦佩他恢复和发扬了“新赣南”精神。我还知道了，是他在发展经济、追求均富的同时，于中断家天下、开放党禁、推进民主等一系列运作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凡此，都促使我下决心放弃原先的偏颇，重新评估蒋氏的一生。当然。我不过是一个庶民百姓，褒，不足以增其瑜；贬，不足以添其疵，原本无足轻重。然则，就个人的良知而言，这却是一个原则问题；它考验我这个人究竟能不能做到不计个人好恶利害，唯真理是从。

    蒋经国先生既不是“神”，也不是“鬼”，他是一个人，一个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的普通的人，一个为全局所制约、又施加影响于全局的特殊的人。他的成就，是人的成就；他的谬误，是人的谬误。说他普通，在于他和你我一样平常；说他特殊，在于他的名字叫做蒋经国。他命中注定要听肉麻的阿谀和无理的詈骂。所幸，他后来似乎更自觉也更自律，不曾因了这点血缘优势而骄横堕落；焉知此非台湾之福、中国之福耶？

    上述数语，我想，既可以当做那段人生邂逅的纪念；也可以当作我对自己错误成见的一次“否定之否定”。无疑，后一个“否定”，绝非简单地回到过去，而是螺旋形的“反复”与上升，即看到他的正面，也看到他的负面，一言以蔽之，还历史以公平。

    (尾声)

    章贡二水汇流，派生出一个“赣”字。

    激活江西全境的主动脉是赣江，因而江西自古简称为：赣。

    在章水之滨，有一座耸立了一千二百余年的郁孤台。

    郁孤台，一个多么富于诗意的名字！

    我有幸在赣州时断时续地生活了七年，七个三百六十五天，几度到此登临！

    我也有幸血脉缘自一位颇具诗人气质的父亲，知情者都说他“怪”，因为，只要儿子在家，他必定携我攀上城墙，环行一周：从南门登城，经过东门至北端的八境台，再打西门下来，取道西津门，折往郁孤台；路经一处断墙残垣，他又必定领我踅入其中，指点苔碑--如今这碑竟不知何处去了--一字一顿地高声吟诵碑上镌刻着的辛稼轩词，着名的《菩萨蛮·清江水》：

    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

    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

    这首词，写于南宋孝宗淳熙二年至三年（１１７５-１１７６），作者官居江西提点刑狱任上。

    父亲一面吟诵，一面讲解。就这样，我的那颗天真未凿、纯洁无瑕的赤子之心，一次又一次地承受过多少情感暴风雨的摇撼！

    我乃牢牢地背熟了这些悲情幽邃、愁绪无垠的千古名句。

    此番重返赣州，先有阳春先生不辞长途奔波，亲往南昌迎接，一路陪伴，殷勤照拂；到达赣州后，复承四十年代老诗人李一痕先生慷慨接待，安顿我住在他位于南郊的小楼书房里。环境可谓绝佳，推开窗牖，不但可以极目纵览浩浩章水，抑且能忘情谛听久违了数十载的声声鹧鸪！

    人生如斯，能不感极而泣么？

    潸然涕下，对我而言，绝非一种软骨症，一种老年病。

    问我行程计划如何？我首先提出的，便是重上郁孤台。

    李、阳二位，何尝了解内情？在我的所谓“蒋经国亲自培养的反革命”一案中，我被逼供“招认”“参加特务组织”的“地点”，正是郁孤台。

    为什么偏偏会说起郁孤台呢？

    今天，我这个当事人已经从痛苦中抽身出来，可以用旁观者的超脱眼光去冷静审视、分析，就不难准确地找到它的完全符合心理学原理的内在逻辑了。

    唯一的答案是，这个“郁”字和这个“孤”字。

    那时，我正受困于昼夜不停的“车轮大战”中，在高强度的逼迫态势之下，我，一个仅仅指望凭良心和笔生存与生活的知识分子，怎么承受得起如此骇人的精神重荷、如此揪心的自我丧失、如此窒息的抑郁、如此彻骨的孤寒啊！

    今天，我终于又读到了掷地有声的那副对联：

    郁结古今气

    孤悬天地心

    （公刘按，目前的上联有误，“气”错成“事”了，一字之差，相去万里！）

    四十多年了，雷暴遁去，我方迟迟领悟这副对联所昭示的至深至广至痛至悲的真理！有愧！

    难道，那曾经恶毒地搅扰辛弃疾寂寞灵魂的，不也正是这一“郁”一“孤”么？

    于是，作为大诗人的他，只得狠心揶揄作为大将军的他了。

    我不才，不敢妄自比附，然而，我对这副对联，却真正有字字带血的体验！

    登上郁孤台，俯瞰章江水。章江里流淌着江水，已远非昔日的“清江水”了。我不禁思忖，莫非今日的“行人泪”，较之往古也更为溷浊了么？

    噫哦！清也罢，浊也罢，毕竟东流去，毕竟东流去，毕竟东流去啊！

    毕竟东流去！

    低眉写罢，掷笔长叹！总算了却心头大愿：由我本人亲自动手，将这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公之于众，以供时光老人验证。但也不免又产生了新的杞忧：方今海峡两岸，“蒋经国热”仍在升温，回想当年我参与过的这区区“四两”，有幸曾被人为地拔作“千钧”，焉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千钧”不会幻作“千金”？我实在不能再遭受另一种歪曲与凌辱了，愿为此馨香祝祷之！

    作者附识

    （原载１９９４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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