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章

    这原是一起情节并不复杂的强奸案。案发后，受害人向家人、亲属哭诉，随后即在当地向有关部门告发。虽证据确凿，可就是告不动。其原因，作案者非普通人，乃堂堂父母官--一个县的县委书记是也。然而偏偏这位受害人是个烈性女子，她不甘心自己被污辱、蹂躏，她要维护女性的人格和尊严，她相信共产党，相信共和国的法，她不畏官，不怕权，坚韧不屈，一次又一次上告。其告状之经历，可算曲折艰辛，千磨百折……

    --摘自作者采访札记

    一

    １９９１年９月３０日晚，沛县，这座以汉高祖刘邦家乡而着名的古城镇，华灯闪烁，流光溢彩，弥漫着共和国建国４２周年生日来临前的节日气氛。这儿的老百姓，凡逢大节日，总喜欢包一顿欢乐的饺子吃。此刻，大多数人家都已吃了饺子，一家人围在电视机前欣赏国庆前夕的文艺晚会；好动的喜欢玩乐的年轻人，有的进入电影院，有的在卡拉０Ｋ舞厅尽情地潇洒；街上行人稀少，显得十分沉寂。

    这时，在这古城镇的一角，一座独楼独院的大门里，冲出了一个年轻女子，她的头发散乱，衣衫不整，满脸泪痕，跌跌撞撞、踉踉跄跄地奔跑着。一下跌倒了。她挣扎着慢慢爬起，扶着路边的墙，让晕眩的头稍稍镇定，便又疾奔起来。

    她奔回二姐家。几乎是扑进门来的。

    桌上铺满包得鼓鼓的饺子。二姐焦急地等她回来吃饺子哩。

    “你怎么才回来？”

    二姐的话未说完，看到她浑身散乱，目光呆滞的模样，不由大惊：“三妹，你，你这是怎么啦？出了啥事？”

    她一把抱住二姐大哭起来。

    “三妹，到底出了啥事？你说说呀！你不是给阎书记送花椒去的吗？”

    “阎书记？他不是共产党的县委书记，他不是人，他是畜生！”她浑身颤抖，激愤地叫道。

    “他，他怎么啦？”

    “他……”她泣不成声。

    这个满腔悲愤的青年女子就是小Ａ（且隐去真实姓名）。她毕业于某艺术学院美术系中国画专业，擅画花鸟、人物，其画曾在南京、徐州参展过，颇得画坛好评。现在徐州市Ｘ区Ｘ机关从事美术工作。她有个幸福而温馨的家庭。爱人小Ｂ为徐州市Ｘ机关的干部，小两口感情甚笃。她很能干，把个小家布置得雅致、素洁，洋溢着一种浓郁的艺术韵味。生活也安排得甜甜蜜蜜。星期天，她或者和丈夫、孩子背着画夹到风景秀丽的云龙山写生，或者一家三口去探望已离休的住在干休所的公公婆婆。唯一遗憾的是几年前她不幸患了脑瘤病，劳累、紧张后常头晕或浑身瘫软。小Ｂ带她到外地求医，有的医院劝她做手术，她担心留后遗症，又相信家庭中这种美好安详的生活和丈夫对她的爱，有利于自身的康复，因而始终下不了决心让医生开刀。平时以中药做保守治疗。

    她娘家在沛县。父母住在乡下老家。哥哥、大姐、二姐、弟弟都在县城工作。但她对沛县县委书记阎长印并不熟悉。连出事那天算起，他们总共才见过两次面。和阎长印相熟的，倒是她的公公婆婆。原来在“文革”期间，阎长印的父亲因所谓“反革命罪”被判死刑；当时她的公公为沛县人武部负责人，听阎长印的表兄王学州诉说其冤，便仗义执言，代为向有关方面反映情况，经调查了解，终使阎父得以不死，改判７年徒刑；粉碎“四人帮”后，又彻底平反。因此阎的一家对小Ａ公公一直感恩不尽。后来，小Ａ的公公离休了，阎长印升任徐州市公安局副局长，偶尔，去干休所看望其救父恩人。小Ａ和爱人只是在星期天才回老人家里，这时她尚不认识这个后来给她带来无穷灾难的阎长印。

    １９９１年３月，阎长印从徐州市公安局副局长的位置上调任沛县县委书记。一方天地的第一把手，春风得意，踌躇满志。他单身走马上任，未带家属，却独居一座独楼小院，好不风光，气派！他多次让其表兄王学州带信，邀小Ａ的公婆到沛县他那独楼小院作客，老人皆以年老体弱婉辞。这年８月，小Ａ回娘家，临行前，公婆嘱咐她：“你顺便看看阎书记，人家几次邀请我们，你代我们道个谢，问个好。”小Ａ这才第一次认识阎长印。

    这以后，便是国庆节前出事的这一次了。小Ａ趁国庆假期，要带孩子回沛县娘家探望父母（爱人小Ｂ因国庆加班不能同行），正好，公公婆婆却不忘王学州之约，应邀到沛县作客。便同车前往。到达沛县，已是掌灯时分。阎长印在招待所置酒备饭。席间，他谈起２０年前小Ａ公公仗义救他父亲的那段往事，仍表现出一副感恩戴德的样子，频频向两位老人敬酒。又问小Ａ的父亲现做什么工作。小Ａ答道：“我父亲原是学校教师，现已退休在乡下老家，闲来无事，种了很多花椒。”“好呀，”阎长印兴趣十足，“别忘了给我捎些花椒来。”

    第二天，亦即９月３０日上午，小Ａ与公婆一道去了乡下娘家。中午回县城里，带了一大包新摘的花椒。小Ａ的婆婆将花椒分为三份，一份自留，一份给王学州，一份准备给阎长印。两位老人当天要和王学州回徐州，小Ａ还要在二姐家住两天，二姐新购了一套家具要她帮着布置。公婆临行关照小Ａ别忘了把花椒给阎书记送去，千不料万不料，老人的这份纯朴的善意，却引发出一场灾祸。

    小Ａ是傍晚６点多钟进入那幢独楼小院的。她原想放下花椒便走，二姐还等她吃饺子哩。不想阎长印正接待另一来客，招呼她稍等。后又请她开煤气灶帮他热一下饭。她想这位当书记的也够忙的，连假日晚上也接待来访，便不好意思拒绝。待客人离开，她也连忙告辞。“怎么？你倒走啦？我还没顾上和你说话哩！”阎长印说。她只得坐下。小Ａ有老胃病，此时感到胃疼难忍，头也发沉，便说胃疼要回去。阎长印说：“我楼上什么药都有，你跟我上去拿些药再走。”小Ａ说：“老胃病，没关系，还是要走。”阎长印说，那就带些药再走嘛。小Ａ便跟阎长印上楼拿药。到了楼上，发现竟是卧室，不由一愣，还未回过神来，那拿药的人突然转身，一把紧紧搂住她，把她按倒在床上。猝不及防的袭击，吓得她直抖。她求他，骂他，奋力挣扎着、拼搏着，好不容易挣脱，爬起向门的方向奔去，可那个已经失去人性的肥胖的身躯，早一跃而起，如饿虎扑羊似的向她猛扑过去，抓住她便往床上用力一摔，她只觉得头“轰”的一声，便浑身瘫软，再无动弹之力……

    她向二姐边哭边诉。

    诉说到这里，她眼前又出现那张堆满横肉的肥脸，那肥脸上还浮着兽欲满足后的那种瘆人的笑。她想，这难道是我们共产党的县委书记吗？不，不，他是披着县委书记外衣的假共产党员。“我要告你！”当时，她对着那张肥脸咬牙恨恨地说。

    “告？市里ＸＸＸ书记，还有ＸＸＸ书记和我都铁了壳的，你告？再说，哪个领导没有三个，四个？”那张肥脸嘻嘻地说。

    无耻！无耻！她怒火燃烧，气得发抖。她已记不得自己是怎样冲出那座魔窟似的独楼小院的。

    “二姐，我要告他，我非要告他！”

    二姐抱着妹妹只是流泪。

    告，怎么告？向县公安局报案？作案者就是这个县的一把手，告得动？到徐州市公安部门告？作案者调离徐州市公安局副局长岗位才６个多月，人家能主持公道？何况兄弟姐妹几个还在县城工作，生死捏在阎长印手里，如告不动，还有你过的日子！“我跟他拼了！”她绝望地叫道。二姐含泪劝她，千万不能莽撞，仔细考虑个妥善办法，不放过这个坏人。于是小Ａ决定第二天回徐州，她要将此不幸向心爱的丈夫诉说。他很爱她，理解她，她要让自己最亲的亲人为她作主。

    二姐送她上火车，遇到两位熟人，托他们路上照应妹妹。她说妹妹病了。

    二

    当小Ｂ听到心爱的妻子哭诉时，他的心像被碾路机碾过似的碎了。这个健壮结实的小伙子的第一个想法，就是马上到沛县去将那条色狼痛打一顿或是捅他一刀。然而理性终于遏制住他非明智的选择。作丈夫的屈辱和妻子遭强暴的不幸，使这个倔犟的小伙子流下了男子汉的眼泪。他心疼地紧紧抱住妻子，仿佛他那双有力的臂膀和热乎乎的胸膛，能够缓解妻子的心灵创痛。“我要告他，我非要告他！”妻子说。“要告，要告，非要告他，到市委告他！”丈夫说。沛县县委属徐州市委，沛县县委书记是徐州市委直接领导的。走这条上告的路，顺理成章。丈夫想。

    夫妻俩感到这是大事，应该把在干休所的父母请来商议。两位老人都是老共产党员。

    老人一进屋就明显感觉气氛不对。往日这个安详、欢乐的小家，怎么一下如同冰窟？这对从未吵过嘴的小夫妻难道会有什么纠葛？可当他们得知事情原委时，小Ａ的公公有如当头一击，气得躺了下来，婆婆则流泪不止。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那个口口声声尊他们为救父恩人的阎长印，竟强奸了他们的儿媳！

    但两位老人不大赞成上告。中国人往往把妻子的清白、家庭的名誉与女人的贞节绑在一起，一些受污辱、遭强暴的女子及其亲属，宁愿吞下苦果隐忍不发，而不愿告发作案者，致使不少色狼屡屡得手、逍遥法外。老人未能摆脱这种思想桎梏，从维护媳妇、儿子名誉出发，主张事不外扬，叫阎长印上门叩头认罪。而小夫妻俩却铁了心，坚持上告。他们相信法，要求伸张正义，以使这个披着县委书记外衣的假共产党员暴露于日光之下，绳之以法，不再害人。

    尽管与老人看法不一，小Ｂ国庆节上班后的第一天，即向徐州市委有关部门控告了阎长印。

    在干休所的两位老人，也捺不住胸中的气愤，找来阎长印的表兄王学州，要他叫阎长印上门认罪。第二天，王来回话，一进门就对老人双膝跪地，说是阎长印要他代表他来赔罪的。老人扶起他，生气说：“阎长印犯罪，怎能叫你代他赔罪！不行，他得自己来。”“好好，我再去找这个畜生。”王匆匆而去。

    又过一天，王跑来说，阎长印又完全否认了，称绝无此事。老人责问王：“你昨天不是说，阎长印叫你代表他赔罪的么？”王垂头，无言以对。老人气极，拐杖往地下戳得“笃笃”响，“好个流氓无赖！我要告这个畜生！”老人愤怒地说。儿子告诉他：“爸，我们已向市委告发了。”老人吁了口气。这时候，他才意识到儿子、媳妇选择告发之路的正确。

    当时，这个受害者的一家，对他们上告的复杂性、艰巨性实在估计不足。事态的发展并不容他们乐观。阎长印的反复，是当他得知受害者已上告徐州市委以后。他知道一旦承认事实便什么都完了，所以来个矢口否认。后来市委负责人找他谈话时，他反咬一口，说小Ａ求他提拔其哥哥姐姐，他未答应，小Ａ便诬告他强奸。

    在我们这个习惯于官本位制的国家，官与平民说话的分量，孰重孰轻，天平的砝码常常是倾斜于前者的。

    阎长印就这么轻巧地过了关，照当他的县委书记。

    就在这时，对小Ａ的谣言纷起。有说她受某领导收买而诬告；有说是市委某部门有人指使她诬告；更多的则是说她为亲属求事不成而诬告，等等。一刹那阎长印倒成了“受害者”，成了坚持原则、廉洁奉公的焦裕禄式的好干部。

    谣言将身心原本遭受严重创伤、且又患脑瘤病的小Ａ一下击垮。她气得几次晕倒，终于住进医院。“我有证据，这个坏蛋逃不了！”她说。她那件被阎长印撕破的裤子还在，特别是那条短内裤，上面有阎长印发泄兽性留下的斑斑罪迹。

    住院期间，这个坚强的女性，硬是撑着歪歪倒倒的身子，让爱人用自行车推着她，逐个找市委常委控诉阎长印。办公室见不着，就到家里找。有时要跑三四趟，甚至五六趟才能见到一位。中午等，晚上堵，在１０多天时间里，１０个常委硬是让他们找到７个。有义愤表示同情但无能为力的，有婉言推说此非分管范围无法过问的，有劝大事化小息事宁人的。其中有位市领导听了小Ａ的哭诉后，说出了这样一番令人费解也令人深思的话：

    “我认为你们讲的话是可信的，看来阎长印是昏了头。可这件事动纪、动法都很难，这你们不懂。目前这件事只有我和ＸＸＸ、ＸＸＸ知道，你们就不要再扩散了。这样对你们不利，对市委也不利……”

    既然认为受害人的话是“可信的”，为什么就不能组织有关方面进一步调查，以支持受害人？既然承认被告是“昏了头”，对这个“昏了头”的作案人，为什么动用纪律、绳之以法都很难？这位领导话里虽含同情之心，显然更有难言之隐。不是说党纪如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吗？其难在何处呢？“你们不要扩散了”，无非是把这件事包起来不了了之。如此而已。

    这几位领导的话，使得小Ａ夫妻既困惑又丧气。但他们没有完全失望。他们还要找市委那位主要领导人。

    要见这位主要领导更难。小Ａ夫妇到他的办公室、家里跑了１０多趟，皆扑空而回。一天晚上７点钟，小Ａ夫妇又一次叩响那主要领导家的大门，只见闪开一条门缝，露出半张脸：“不在家。”于是两个便在楼下附近等到１０时左右，再次叩门，门内回答：“已上床休息了。”

    终于有一次，小Ｂ刚刚叩响那主要领导的家门，一转脸，却见他和家里人从楼梯上来。小Ｂ大喜，犹如大旱天见到云霓。才欲张口诉说情况，那位主要领导一摆手：“你不用说了。事情ＸＸＸ都告诉我了。阎长印是省管干部。我们无权查处他。”

    难道沛县这一方天地，不属徐州市管辖？难道沛县县委书记不是在徐州市委直接领导下工作？党的组织关系、工作职务俱在徐州市委直接领导下的县委书记，犯了党纪国法，这位徐州市的主要领导竟说徐州市委无权查处，岂不滑天下之大稽！

    难怪小Ｂ，这个怀着屈辱的受害者的丈夫迷惑不解，他一下如坠入云雾之中，又从云雾里掉进了冰窟。刹那间他几乎绝望了。他不敢告诉仍躺在医院病床上的妻子关于这次求见的令人伤心的结果。然而聪明的妻子还是从他的情绪和话语里发现不佳的端倪，她明白仍然没能告得动那条色狼，一气便晕倒在病床。

    三

    小Ａ希望待身体稍有好转，即刻出院。

    她不死心，她还要上告。不想她还未离开医院病床，一次次新的打击又接踵而来。

    一是在沛县城镇派出所工作的哥哥，忽被调离岗位，要他到某临时机构去写什么总结。可是一到那里，发现总结早已写好，只是无所事事地让他晾在那里。二是丈夫小Ｂ和她哥哥、姐姐连续接到６个威胁、恐吓电话：“你们是告不赢的，不要自找难堪！”“这不是什么好事，告赢了又怎么样？劝你别引火烧身！”“你要当心，不要支持她诬告”“你就说你老婆发神经病时说的，挽回阎书记的影响”，等等。当问对方哪里？是谁？“啪”的一声电话就挂了。还有恐吓信：“告诉你，阎长印越垮，你也越惨，把阎长印送上绞架之时，也是你老婆孩子毁灭之日……”一时间，亲属们被搅得六神不安，甚至一听到电话铃声便神经紧张。而阎长印本人更是气焰万丈。他在沛县的一次干部会上，竟歇斯底里大叫：“现在有人想撤我的饭碗，没门，我阎长印不是吃素的。”

    还有出奇并令人吃惊的是，威胁、警告、摸底的花样竟然直使到她的病床前。

    一天，有个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人来病房看望小Ａ。小Ａ和她不熟，仅在区机关大院里见过面，只知其姓叫不出其名。那女人说是专程前来探病的，说了几句闲话便走了。小Ａ虽觉有点蹊跷，也并不在意。过了几天，谁知那女人竟带了人参、奶粉、蜂王浆、水果等价值１００多元的营养品再次来探望她，小Ａ不禁警觉起来：平素无交往，如此厚礼、关心，所为何来？忽然灵机一动：何不发挥一下枕边那台袖珍录音机的作用。这袖珍录音机是公婆为阎长印要上门认罪叫小Ｂ买的，为听磁带解闷她带到医院里来，不想派上了用场。她借口方便，悄悄把录音机带进卫生间，装上磁带，按下“红键”，藏入衣兜，回到病床。于是，录音带上便有了这样的对话：

    女人：听说你告阎长印的事了……出了这个事，你怎么能给你对象说，你真傻。

    小Ａ：那我得对他讲。我一辈子清白。我受不了这个污辱。

    女人：你到家就说了？

    小Ａ：对，到家就说了。因为我受不了。我和小Ｂ一点隔阂都没有，什么事都给他讲。

    女人：那你也不该对外面说呀，你说出去对你有什么好处？……你不怕扩大吗？

    小Ａ：即使扩大我也不怕，你知道，我那两天都不想活了……阎是个大流氓，俺老婆婆、老公公救过他爹的命，没想到他干这个缺德的事……

    女人：你这么说，人家不承认，说没有这个事，你也没办法。

    小Ａ：不承认？人证物证都在。

    女人：你有证据？

    小Ａ：我当然有。

    女人：那衣服，人家说是你自己撕的呢！

    小Ａ：我自己？我自己做那个傻事？我反正有证据。

    女人：人家问你有啥证据，你怎么说？

    小Ａ：我有人证物证，除非把我杀掉，杀掉还有证据哩。

    女人：你有物证？什么物证？你衣服是你自己撕的。

    小Ａ：我自己撕的？我是神经病吗？咱别提这事了，我都想自杀了，我恨死了。

    女人：别，别，别，小Ａ，你放心，我觉得我比你大两岁，出于关心你……

    小Ａ：……我不能提这事，提起这事我就能气死过去，唉……

    女人：证据就是那脏东西吗？时间一长，根本就化验不起来……

    小Ａ：我能伪造吗？我哪能拿屎盆子往自己头上扣？你想想……别说了，说起来我气得浑身发颤，我确实受不了这个污辱……

    这段对话的时间，１９９１年１０月２３日上午９时许；地点，徐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脑科病房２８床。

    录下这段“对话”的录音带，小Ａ保存着，直到交给后来的办案人员。

    可是当时，在这女人飘然而去后，小Ａ一回味，惊讶极了。她怎么知道得那么多？她怎么知道“撕破的衣服”？甚至连那“脏东西”、那色狼留下的“斑迹”这个女人都提到了。她为什么对“证据”那么感兴趣，一次次探问？又暗示这些证据不算数：“人家可以不承认”，“那衣服，人家说你自己撕的”，“那脏东西时间一长化验不起来”；既然这些证据“不可靠”，便激你另举出证据来，这便巧妙地摸了底。至于“你不怕扩大吗？”“说出去你有什么好处？”则是明白地给你一个不软不硬的警告：你还是不要上告的好！

    小Ａ把这神秘女人“莅临”的情况告诉丈夫。两人左思右想，头脑里不由把这女人和阎长印相连，莫非是他派来摸底兼警告的说客？

    从这一两天里出现的种种奇怪的迹象里，小Ａ夫妇意识到阎长印的巨大能量。摆在他们面前的告状之路将是崎岖险峻的。

    “不管他们怎么威胁、阻拦，我非要告！告不动我也要告。我不相信共产党的天下治不了这个坏人！”小Ａ说。

    小Ａ病未好，加上一个接一个的刺激，吃不下，睡不好，身体更虚弱了。“不告阎长印，再好的医院也难治我的病。”她坚持要求出院。小Ｂ未能劝住，只好接她回家。

    四

    未能告得动阎长印，阎长印似乎更“红”了。徐州的电视频频出现阎长印的镜头；凡有沛县的新闻报导，几乎总有阎长印的“光辉形象”。小Ａ每看到阎长印的镜头便浑身发抖，有一次见阎长印坐在主席台上神气十足的模样，气得抓起枕头向电视机砸去。小Ａ的父亲，这位当了一辈子教书匠的退休老人，闻知女儿遭受强暴，又见这个强暴的恶人仍然威风凛凛地当着他的父母官，一气之下，把自家田里的花椒树砍得精光，把还未卖的花椒全部烧掉。祸起于花椒，老人把对恶人的愤恨发泄在一大片丰茂的无辜的花椒树上。

    告不动阎长印，怎么办？小Ａ猛然想起一个人：袁成兰。对，找袁成兰老师，请她帮助出出主意。

    袁成兰非官亦无权，乃一做诗、画画、写剧本的巾帼书生。其诗、书、画、文颇有名气。但尤为人们称道的是她的一身豪气。她急公好义，嫉恶如仇，热情似火，坦诚耿直，喜欢打抱不平。她曾为被恶势力逼疯的姑娘鸣冤，为遭遗弃的老人写状，为沉冤于狱中的教师奔走，为被过重负担所压的农民呼吁。被人称为“女济公”、“女宋士杰”，也有杂志报纸称她为“彭城侠女”的。小Ａ在画展上见过她，很喜欢她的画，对她以师礼相待。当小Ａ告状无门之际，她想起了袁成兰。

    一个夜晚，小Ａ和丈夫、公公、婆婆一家四口，来到袁成兰家里。

    这位具有诗人气质的“彭城侠女”，听了小Ａ和其亲属的诉说，激愤不已：“怎么有这种事呢？”她沉思片刻，问：“你们打算怎么办？”小Ａ说：“我不相信共产党的天下治不了阎长印这种坏人。我要到省里上告。”袁成兰说：“这很好。上告本身就是相信共产党。我知道省领导ＸＸＸ就很主持正义，关心群众，喜听下情，你们不妨向他上告。”她还叮嘱小Ａ夫妻，领导同志时间都很紧，除了简要的口头诉说外，要准备好精练的书面材料。小Ａ夫妇谨记，心中又燃起了希望与信心。

    到达南京，正值金秋，天高气爽。小Ａ夫妇没有想到，一下就顺利地见到省里那位领导。在那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那位省领导仔细地耐心地听了他们足有一小时的诉说，又看了他们带来的上告材料，然后说：“你们马上到省纪委去，这事由他们调查处理。他们会很好接待你们的。”亲切和蔼，有如春风暖心。

    官衔、职务的大小与架子的大小，并不总是成正比的。这位省领导对普通群众的亲近、随和、关心，和有的领导之难见，见到后之冷漠，形成鲜明对比。小Ａ夫妻不禁感慨万千。

    到省纪委后，立即受到三位分管这一类案件的同志的热情接待，他们认真倾听和记录了小Ａ诉说的受害经过，收下了他们的上告材料。鉴于强奸之类属刑事案件，小Ａ夫妇又到省公安厅报了案，并呈交了阎长印作案的罪证--那条有他发泄兽欲后留下斑迹的小Ａ的短内裤。

    省纪委对此案处理算是果断的，不久便派出调查组赴徐州调查。１９９１年１２月，省纪委调查组再次赴徐州调查，并由省公安厅办案人员从阎长印身上釆血，以化验那条短内裤上的精斑。为确保无误，还送到北京最权威的化验所化验。化验结果，证实那精斑正是阎长印的。想当初，当这位被兽性扭曲了灵魂的县委书记，狂暴地蹂躏一个瘦弱多病的女子时，他绝未想到，同时也留下了无法掩盖的罪证。

    读者会庆幸：小Ａ的上告终于有了结果，阎长印将依法归案。人们这么想是合乎常理的。可谁知道，这件事到此，却又无下文了。

    小Ａ的丈夫小Ｂ在办公室又接到匿名电话：“趁早撤诉吧，告阎长印是告不倒的。再不撤诉，３天之内叫你们见血。”

    阎长印仍然神气十足地出现在徐州电视荧光屏上，其出现频率，比以往更多。从１２月５日至１２日，仅仅８天时间，就有４天徐州电视上出现阎长印或主持会议或讲话报告的镜头。

    如此简单的案情，不知为何迟迟拖延？更不知为何出现上列奇特现象？小Ａ又一次困惑了。

    莫非仍然未能告得动这个阎长印？！

    小Ａ于是再上省城。一次，两次，跑纪委，找有关领导、找调查组同志，访公安厅，得到的回答，要她耐心等待，并劝她安心养病，保重身体。

    可阎长印照样神气活现上电视。１９９２年１月，又上了３次。那张小Ａ一见就毛骨悚然的肥脸，仿佛向她挑战似的，在荧屏上威武地炫耀着，似乎说：告吧，告吧，你能把我怎么样？

    她受不了，她的精神支持不住，她几乎要垮了。小Ｂ看着日益憔悴的妻子整天流泪，心如刀绞。“快了，快了，等吧，等吧！”他强忍住心疼，只能用这几个自己也感到渺茫的字眼，宽慰她。他知道这种等待，不啻是一种精神折磨。难道告官的百姓都得承受这种精神折磨？

    一天，他去市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办公室询问处理此案的消息，一进门，看见阎长印坐在沙发上。一个心灵受伤害的丈夫，忽见对妻子施强暴的恶人洋洋自得地出现在面前，焉有不怒火中烧的？他走上前去，一把抓住阎长印的衣襟，怒斥道：“你这个流氓，强奸犯，你不是人！”阎长印也不甘示弱，蹦起扭住小Ｂ的上衣。这时在场的纪委书记和工作人员快步上前分开两人，并把小Ｂ拉到另一间会议室。一场冲突，在刚刚冒出火花时即被制止。

    冲突一刹那过去，事情的发生可以理解，亦很平常。然而冲突的另一方为县委书记，便不平常了。这位县太爷马上一个电话，一会儿便来了两个“大盖帽”保驾。这还不算。第二天，小Ｂ的罪名便下来了。其一是在领导人的办公室“打人”，“妨碍公务”（尽管在场的纪委书记直言：只见扭扯衣襟，随即拉开，并未打成）；其二是“侵权”。接着便要传讯“打人凶手”。一位市公安局执法干部打电话给小Ｂ的领导：“你们如果不管，我们来管。”

    果然来管了。像发现江洋大盗或抓大案要案一般，竟成立了一个以市公安局副局长、市纪委副书记为首的五人调查小组，调查“小Ｂ打阎事件”。并拟传讯、拘留小Ｂ。

    小Ａ、小Ｂ夫妻，状告县委书记阎长印强奸罪，至此达５个月之久，未见徐州有何动作；而受害者的丈夫一怒之下抓了作案者阎长印的衣襟，不到３天，公安局副局长、纪委副书记亲自出马，立案侦查，还要施以拘留，其时间之快速、阵容之强大、处理之严峻，实在令人瞠目！

    其实，杀鸡焉用牛刀，被强奸的弱女子小Ａ的丈夫，乃一小小的普通的工作人员，以徐州市公安局副局长、市纪委副书记之尊，亲自出马，处理这样一个普通工作人员的“打人”未遂案，岂不过于小题大做了吗？

    大题不做或不敢做，小题大做或无题也做，我们的这些公仆们难道就不怕老百姓说官官相护、以权代法么？

    徐州市委机关有好心人，向小Ｂ亲属透露出要拘留小Ｂ的消息，于是这个满怀激愤的丈夫，带着病歪歪的妻子仓皇离开徐州，又一次奔南京上告了。

    这倒和《水浒》里八十万禁军都教头林冲的命运有点相似。林冲妻子被高衙内调戏、污辱，自己反而被抓、被囚，而后亡命他乡。在戏曲舞台上，在电影里，在旧社会的报纸杂志上，我们也常常看到、读到妻子被豪强、恶霸、地主、衙内霸占、强奸，丈夫被打、被押、被杀的悲惨故事，想不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这种悲剧还在某些地方、某种程度上影影绰绰地出现。

    小Ｂ乃中文系毕业，读过《水浒》，看过戏曲中古代传奇，他说他和妻子这次出走，其心情就和“夜奔”中的林冲一样，真是一腔愤怨冲天阙。不过林冲“夜奔”是投向梁山；而他和妻子奔往南京是找共产党江苏省委。他们相信共产党能为他们鸣冤，惩治恶人。

    走得匆忙，小Ｂ和妻子到南京后才发现身无分文。幸亏连夜小Ｂ父母让一位亲属赶到南京，给他们带来５００元，并在信中叮嘱：“孩子，没有我们的信千万不要回徐州，就是在外面流浪也不要回来……”

    拿到父母的信，这对受害的夫妻抱头痛哭。仓皇出走，有家难回，告状告到这一步，只得向苍天悲呼：公理何在？党纪国法何在？

    但他们还是坚强的。他们悲愤地又一次走进省纪委。

    五

    小Ａ并不满足于省纪委具体办案人员一般安慰，尽管这种安慰是很温暖人心的，在徐州难以得到的。但她不能再等待下去。等到如今，连自己丈夫也将被拘留了。如果丈夫被拘留，自己又抱病在身，谁能陪她上告？

    她要丈夫和她一起找Ｘ有关领导。偏偏这位领导事很忙。到办公室，有秘书挡驾；到家里找，家里回说，有事情到办公室，或者便说不在家。没办法，于是他们又采用老办法：堵。

    傍晚６点钟，他们便在门口守候领导下班回来，等到夜里１１点也未等到；第二天一大早５点钟，再到门口等领导上班出门，等到９点钟也不见人影。连续几天，总是等不着失望而归。３月初的天气，春寒料峭，体弱的小Ａ冻得簌簌发抖。门口对面一居民家老太太，见这对年轻人几天早晨晚上守候对面大门口，女的身体不好，动了恻隐之心，对小Ａ说：“大姐，看你冻的，快到屋里暖和暖和吧。”给她送上热茶。一句话，一杯茶，暖进心里，小Ａ眼泪直涌。老太太听说他们是等Ｘ领导的，十分同情，指点他们说，那领导中午一般都回来，小车总停在前面那巷口，你们可在那儿等。

    不到中午，小Ａ夫妻早早就赶到那巷口守候。巷口有个修锁的小摊子，摊主好几个早晨出来摆摊，总看到这对青年人在巷里那门口打转，猜想到大约是上访守候Ｘ领导的，也极表同情，便对他们说：“你们不认识Ｘ领导吧，不要紧，等一会儿，Ｘ领导来了，我给你们一使眼色，你们便过去。”果然，１２点钟刚过，一辆小车到达巷口，下来一人，那修锁的向小Ａ努努嘴，这对夫妻便迎头走上前去。

    于是，他们向这位领导倾诉。愤懑、悲怨、委屈、不平如开闸似的喷泻而出……

    小Ａ听公公说过省里Ｘ机关有位老领导颇赏识阎长印，阎从部队转业在徐州，便是由这位领导推荐的。小Ａ想见见这位领导，让他知道阎长印是何许人物。她很难想象案发后的阎长印不往这位领导家跑，因而她需要前来讲明真相，以免这位领导被阎长印蔽惑。

    跑了半个南京城，好不容易找到这位领导家。这次幸运，正好这位领导下班回来。小Ａ迎上去直言不讳地说：“我是徐州来的，是阎长印一案的受害人，我想找你说说情况。”

    这是一位老同志，和颜悦色，颇有仁厚长者风度。看了一眼小Ａ夫妇，忙说：“好好，我正想听听。”在听小Ａ的诉说中，只见他不断地抽烟，那夹烟的手指，微微抖动。当听到阎长印兽性发作的刹那间，他的那支烟竟惊掉在地上，他吃力地颤巍巍地弯腰从地上拾起。最后，他忿忿地骂了声：“这个不成器的东西！”

    这位领导的话语不多，但溢于言表的激动和愤懑，已足以给这对受尽委屈的夫妻极大的安慰。

    小Ａ又让丈夫陪她到省妇联。接待她的省妇联副主任对她表示了极大的同情，支持她的上告。

    小Ａ又去拜望她过去的老师，一位着名的老画家。老人正卧病在床，听到自己的学生被一个当父母官的权势者强暴污辱，义愤填膺，从病床上撑起，欲陪她找省领导告状……

    这个世纪，正义仍在，公理仍在，良心仍在。

    即将熄灭的希望之火，又在小Ａ心中燃起。

    六

    省城南京的春风暖意，看来并未使徐州的酷冷寒冰缓解分毫。老父老母从徐州给儿子媳妇捎来口信，徐州的拘留令未曾撤销，千万不要回来。

    人海茫茫，天涯无路。小Ａ决定去北京。

    小Ａ记得，那天正是１９９２年３月８日，全世界妇女共同的节日。她，一个受污辱、蹂躏的女子，由满怀屈辱的丈夫陪伴，爬上了南京直达北京的６６次特快。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蓝天高高，白云悠悠。小Ａ夫妇凝望着５颗红星和齿轮的神圣国徽，心里交织着困惑、企盼和希望。

    中纪委、全国人大、信访局、全国妇联、公安部……凡是该去的能去的地方，都去了。

    他们睡地下室、浴室、车站候车室、个体小旅社，啃大饼，吃方便面，喝冷水……历尽千辛万苦。

    虽然举目无亲，但首都好心人不少。找中央Ｘ大机关不认识路，有热心人给他们画路线图；呈上告信如何能够迅速转达，某大报编辑给予具体指点；他们带着袁成兰老师的一封信拜望了Ｘ杂志退休的老编辑。那老人与袁成兰从未谋过面，只是从文章中彼此相知。看信后立即坦诚相助。老人不顾痼疾缠身，跑图书馆、新华书店寻有关法律书籍，查法律条文，帮助他们整理上告材料。一天，小Ａ打电话给老人，说马上来他家。不料途中转车耽误，老人在家为他们安全担心焦急，宛若慈爱的父亲。老人真诚地说：“我家现在正在刷房子，满屋堆的书，不然，说什么都要把你俩留下住。”小Ａ感动得直流泪。

    １９９２年３月中旬的一天，小Ａ夫妇接到徐州父母打来的电报：阎已免职检查，速回。

    原来是江苏省纪委调查组第三次来到徐州，带来了省委关于免去阎长印沛县县委书记的决定。从阎长印案发到免职，时间为半年零十三天。

    免职虽然并非撤职，亦非处罚，但毕竟将这个作恶者从县委书记的宝座上拉了下来。

    小Ａ夫妻回到徐州。他们以为南京、北京之行，上告已有初步结果。谁知他们又一次把阎长印的权力与能量低估了。

    省纪委调查组中午刚走，下午那个“五人小组”又开始行动了。他们紧紧追查受害人丈夫小Ｂ的“打阎事件”，尽管在此之前对事发当时所有的在场人员作了调查，包括市纪委书记在内的见证人众口一词地作证：“没打”，但他们还是一个劲儿地要查下去，大有不把小Ｂ拘起来不罢休之势。接着，又有传言纷起：“阎长印即将调往淮阴市任政法委书记。”干部犯错误，换一个地方，一走了之，乌纱照戴官照当，这在生活中见过多矣，现虽是传言，小Ａ不由不信。

    “当真告不动这个阎长印？！”小Ａ夫妇一咬牙，又上了北京。此去，又是一个半月。

    上告的艰辛，病魔的折磨，精神的苦痛，小Ａ体重下降了２０斤，头疼发病的间隔频率越来越短，她支持不住了，进了北京天坛医院。医生连做了几项检查，发现她“视野已明显减小，颅内肿瘤较前增大”，结论：立即住院动手术。

    “不住院行吗？”小Ａ问。上告未有结果，她怎安心住院？

    “不住院？”医生一搁笔，紧锁眉头，“人病成这个样子，还不想住院做手术？别说了，快到住院处办手续去吧！”

    小Ａ心情沉重，看了看愁云满面的丈夫，决断地说：“阎长印不上审判台，我绝不上手术台。死，也要死在上告路上。”

    小Ｂ含着男子汉的眼泪，心疼地扶着妻子离开了天坛医院。

    在京上访，又过了一个月，夫妻俩才返回徐州。

    不可思议的是，那个调查“打阎事件”的五人小组仍在守候着小Ｂ。他们找上门来，要小Ｂ交代问题。小Ｂ理直气壮地反问：第一，我只是抓了一下阎长印的衣襟，他也同时抓了我的上衣，瞬即便被拉开了，说我打了阎，有何旁证？第二，我是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退一万步说，即使我打了阎长印，一两个民警处理也足够了，为什么竟劳你公安局副局长、纪委副书记亲自出马，还成立了一个五人专案组？第三，阎长印强奸了我的妻子，你们怎么不去问一问、管一管？请问你们公平吗？这世上还有没有公理？你们到底执的哪一家的法？

    小Ａ听到丈夫被“五人小组”传去交代问题，气得直呼苍天。为什么施强暴的阎长印仍逍遥法外，而受害者的丈夫却反遭传讯？难道在南京、北京跑了那么多机关，递了那么多状纸，都不能告倒这个阎长印？

    她不相信，黑白竟如此颠倒！共产党的天下会放过阎长印这样的坏人！她还要上告。

    正当小Ａ苦闷惆怅、无计可施之际，那位“彭城侠女”袁成兰给了她一个意想不到的帮助。原来前几天中央Ｘ司一位领导请徐州三位画家画画，其中一位便是袁成兰。说好画成托人带往北京。不知怎的，袁成兰来了灵感，她突然想起《红灯记》中李玉和在热粥里藏密电码的情节，她要小Ａ把“上告材料”装在信封里封好，写上“呈江泽民总书记收”，然后再把信夹在最里层的几幅画里。这办法还真灵，那装着“上告材料”的信，竟然很快地顺利地到达了总书记手中。这是北京那位收画人向袁成兰透露的消息。

    经省纪委调查组三次赴徐调查，省公安厅进行有力而细致的侦查后，终于在１９９２年７月２１日凌晨１时，由江苏省公安厅将一直耀武扬威、逍遥法外的阎长印，直接在徐州逮捕归案。此时距阎长印案发时间整整９个月零２１天。

    在这２９０多天里，这位坚毅、顽强、刚烈的女子，和她那忠诚、勇敢的丈夫，为上告阎长印，２８次到南京，两次奔北京，向省纪委、省公安厅、省妇联、中纪委、公安部、国务院信访处、首都各大报编辑部等２０多个机关及有关单位作口头和书面控诉阎长印。其中上告行程，光铁路线来回就达９万里。除小家庭多年的积蓄花光外，欠债近万元。精神、肉体受尽磨难。多少个夜晚，她被恶梦惊醒，多少次失眠，丈夫陪她坐待天明；多少次飞短流长，似万箭穿心，叫她有口难辩；多少回抱病上访，遍尝人世炎凉；多少次碰到紧闭的铁门，多少张冷若冰霜的面孔……设想一下：如果阎长印不是县委书记，如果他没有担任过徐州市公安局副局长，一个被他强奸的女子告发他，会如此曲折、艰辛？

    难怪最近有报纸大呼：“民告官--天下第一难”（见１９９３年１１月１９日《上海法制报》）。以此为题的这篇文章还说，现在“‘民不与官斗’的观念日益流行。据抽样调查，有６６％的群众对法律能保障公民和政府平等表示不相信。立法宣传中在人们心头描绘的美妙图景，已被３年来的现实冲得所剩无几。”

    小Ａ的上告经历，正是“告官难”的一个活生生的写照。

    但小Ａ并未进入“民不与官斗”的行列。她相信共产党，相信共和国的法，不怕与坏人斗，哪怕这坏人有权有势有后台有种种难以扯破的关系网，她坚韧不拔地斗到底。

    我们这个社会并不冷漠。在小Ａ的上告历程中，她遇到不少真正公仆式的好官，还遇到许许多多普普通通热情、善良、急公好义、极富同情心的好心人。尤其是后者。她忘不了那位见她在领导门口冻得簌簌发抖送给她热茶的老太太；忘不了那位聪明、机智的修锁匠；忘不了为她寻找信访处画图指路的小学生；忘不了素昧平生帮她寻找法律文件整理上告材料的退休老人；忘不了卧病在床为她拍案而起的她的老师，那位着名老画家；更忘不了曾给她诸多帮助的那位足智多谋的“彭城侠女”袁成兰老师……

    我们这个民族崇尚正义、正气，讲求道德、气节，同情弱小，讴歌善美，诅咒恶丑；颂扬铁骨铮铮，蔑视软骨头；仗义执言，拔刀相助，路不平，有人铲；任权倾朝野，仍有人敢虎口拔牙；赞真实坦诚，鄙虚假无信；宁玉碎，不瓦全--这便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性格。也许正是蕴藏在普通老百姓中的这种深层次的道德内涵，给小Ａ以勇气和力量，才使她坚持走了９万里的上告路程。

    七

    １９９３年５月２１日，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于第三审判庭依法开庭审理原沛县县委书记阎长印强奸案。

    人们注意到，这是江苏省第一例改变司法管辖的刑事案件。也就是说，徐州市的案子，拿到了南京市的法院来审理。

    对此，阎长印在庭上一开始便气势汹汹提出质疑。他说，Ｘ市副市长犯经济受贿罪是在其所在市审判的；ＸＸ市副市长犯泄露国家机密罪，也是在其所在市审判的；为什么我这个小小的县委书记要在异地审判？这是不合法的。

    南京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此案的公诉人列举法律条文立即予以反驳：

    受害人直接向江苏省公安厅报案，江苏省公安厅立案侦查，报江苏省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江苏省人民检察院可将其主管的案件交其所属的人民检察院办理，因此交南京市人民检察院办理此案，并由其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公诉，完全符合司法程序。

    阎长印被驳得哑口无言。

    不过，我认为阎长印的质疑倒是应该由他自己或者徐州市的领导机关和司法机关来回答。

    这一桩情节并不复杂，作案者、受害者、案情发生地俱在徐州境内的强奸案，为什么徐州市的公安、司法机关不过问，不侦查，不起诉，不审判呢？

    可见阎长印自称的“小小的县委书记”并不小。论官职，他举的那两位副市长要比他大，可是这两位副市长犯了罪，至少他们不需要异地审判。

    从案发到阎长印被押上审判台，为１年８个月零９天；从第一次开庭审判到笔者写这篇文章，又过去了６个多月，现在还未判决。可见办这个案子的难度之大。

    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做到真正的不折不扣的“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呢？！

    但愿反腐败的滚滚激浪，能冲出一个新的法治的天地来。

    作者附注：１９９３年１２月２４日，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强奸罪判处阎长印有期徒刑5年。这桩历时两年多的强奸案，终于以法制的胜利而落下帷幕。

    （原载１９９４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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