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混沌》第三卷

    从维熙

    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八仙，唯有张果老称得上是一位哲仙。之所以如此，是因他懂得倒骑着毛驴向后看。其实，人世间的一切事情，只有向后看，才能向前看。用现代一点的话说，就叫做“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走向混沌》第一卷问世后，曾一时洛阳纸贵。如果加上盗版印数，怕是超过了二十万册；我之所以没有顺风扬帆，实因记录中国知识分子心灵史的工作，是十分严肃的。有些记忆不清的事情，要重新核实；即使是铭刻于心的东西，也还要有一个再认识的过程。因而尽管几年来读者来信不断，有的还在信中夹寄现金，要求购买其第二三卷，但是愧对读者的是，其续卷直到今日才写作完毕。第二卷《折梦“桃花源”》与第三卷《离离“原上草”》，在今年第四期的《十月》和《百花洲》上分别发表。然后由中国社科出版社第一、二、三卷合成为一起出版（第一卷已重新修订）。

    在这里，笔者向关注此书出版的读者致意。并以此书作为对来之不易的改革开放年代的礼赞。

    --作者

    上篇

    初识冰冻的汾河

    押解劳改号大转移的专列，夜间途经北京闯过河北与山西交界处的娘子关，等我们睁开眼睛时，才知早已进入山西界内。列车在阳泉车站停车时，从别的车厢下去了一大批劳改成员，他们在车站列队集合点名（这些清一色的男儿国的劳役人员，去了隶属于劳改系统的王庄煤矿），直到人数满员，证实没有逃号，这趟专列才又徐徐开离阳泉。

    在此期间，张沪一直闭合着双眼--她没有向外遥望一眼的兴致。我在视力能及的范围内，似乎看见了我昔日的同类赵筠秋、程海炎留在了这个队伍中。这说明在大转移之中，劳改队伍要重新打乱，重新组合；我们这些双双劳改的苦命鸳鸯，不知要到哪个驿站落脚筑巢了。在列车有规律的晃动中，我迷迷糊糊的似睡似醒，待到再次睁开眼时天已大亮，列车已经从向西改为南行。这个庞然大物，何时过的太原，我不知道--列车右侧有一条冰冻的河流；有人说这条河就是汾河。汾河的河面时宽时窄，在这三九隆冬，我们只能看见河面被冰凌封盖；只有在个别河段，有农民在炸开冰层打鱼，我们才发现冰层下的潺潺流水。见到这条河，我想起昔日看过寒窑苦戏《汾河湾》--但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我与张沪在这儿之后，演出了一场比那古戏还要苦涩的时代故事。

    我们这一节车厢的成员，是在汾河之畔曲沃下车的。加上别的车厢下来的“内矛”与“敌矛”（指刑事劳役人员与政治劳役人员两类，前者属于内部矛盾，后者属于敌我矛盾），一共有二百多人。还有一部分没有下车的劳改成员，继续坐火车南下，我隔着车玻璃，看见了我的同类杜友良、张永贤、刘景祥、李绵章……他们要到哪儿去，他们自己不知道，我们下了车的也不知道--大转移，在当时是个战略机密，我们不过是棋盘上的一个个棋子，只有到了下车的地方，才能知道自己在棋盘上的定位。

    我们这节带家属的车厢，由于走了两个半昼夜，在漫长的行程中，我已知道了这几对“劳改鸳鸯”的名字。他们是：徐盛增、孙西敏；赵光弟、张丽华；张汉文、马俊卿；边宝华、程凤英；张富、赵爱晶；刘四、耿秀敏；陆恒庆、贾永……除前文提及的孙西敏外，大多是因流氓、打架、偷窃等刑事问题进到劳改队里来的。其中只有徐盛增与陆恒庆是来自国家机关的干部，他俩是为经济问题而劳改的，因而残存一些与那些流氓、扒窃不同的文化气质。我们这些双劳役的夫妻，被安排在同一排窑洞里；与我们同时在这儿落脚的同类阮祖铨、李建源……以及其他劳改成员，分住在几排窑洞内。我们的南侧，有一圈矮墙间隔，那里是犯人区，岗楼高高耸立，可见持枪的武警在岗楼上放哨巡逻--这儿的名字叫“曲沃监狱”，对外的名字叫“曲沃砖场”。

    汾河湾之畔的曲沃，是中国历史上的名城，春秋战国时的“重耳走国救赵”的历史典故，就发生在这块土地上。它的身旁有古文明的代表，景村远古人类遗址。以其历史对照今天而言，只剩下一片荒芜--特别是“文革”大破四旧之后，中国古代文明已在这儿消失尽净。所以，坐在卡车上，穿过这片古文明的诞生地之一时，面对黄昏斜阳下的冬日枯草，张沪突然对我耳语说：“重耳怕是要做噩梦了。”她读的古书极多，不禁见景生情。

    我提示她：“你还是少来点怀古，多面对一点现实吧！”

    卡车行至曲沃监狱口时，被北去的一辆辆坦克，挡住了路--当时我们不知道，公路上为何跑着全副武装的坦克。进了砖场之后，土生土长的山西劳改成员，告诉我们太原、榆次一带，正在进行着造反派之间的派别大武斗。这就是初识汾河湾时，留给我和她的混浊而沉重的记忆。

    汾河的水，在冰层下一路南流而下--它的归宿是黄河。

    高筑狱墙与“骆驼祥子”

    由于来时正是年底，又由于远行而来的精神疲累，在年节休整了两天。第三天，全体劳改成员（包括原来的砖场劳役人员）正式出工。女号干的是什么活儿，我已记不清楚了，但是男号干的活儿，至今使我难忘--我们被分配与服刑的犯人一起去加高监狱狱墙，我与携家属而来的刘四，给一个穿灰色囚衣的瓦工和泥、运砖打下手。

    “俺日他娘的，这不是给自己修坟吗？”跟我在一起干活的刘四，在墙根下对我说，“来了就修坟，这不是好兆头。”

    我说：“你是‘内矛’，我是‘敌矛’，‘内矛’吃了‘敌矛’的挂赘了。”

    “都他娘的是‘杂毛’。”刘四忿然说，“咱俩和灰运砖，垒墙的却是他娘的犯人。咱早就解除劳动教养了，哪条法律规定，叫大劳改和二劳改一块干活的。”

    刘四和耿秀敏与我和张沪为邻，来曲沃后常常有些来往，因而刘四对我不存戒心。但我无法回答他提出的问题。按照我国法律机构颁布的劳动条例，我和刘四早就应成为公民，但此时此刻我们和服刑的囚徒一块砌墙，岗楼上荷枪的士兵虎视眈眈地盯望着我们，枪口不分“内矛”、“敌矛”还是“杂毛”，一律是笼子中的鸟儿。

    “俺说班长，咱俩换件宝贝咋样？”喜笑颜开的刘四，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架势，对岗楼里的士兵调侃道。“你胸前佩戴的‘红太阳’，没有我的‘红太阳’大。咱俩勾干勾干（交换）如何？”

    岗楼士兵向他吼道：“你老实一点，你们北京来的这批‘反革命’，干活净耍滑头。”

    “报告班长，俺可不是‘反革命’。”刘四仰脖，继续和那士兵磨嘴皮，“前几年俺闹肚饥，偷吃了一回副食店的糕点，就关到笼子里来了！”

    “干活--”监管犯人的士兵，气得红头涨脸，“再耍歪调，对你可要不客气了！”说着，威慑地把肩上的步枪摘了下来，把枪口从岗楼的凹形洞穴中伸了出来。“好，俺低头认罪。”刘四一连朝岗楼鞠了三个九十度的大躬，“班长你上有老下有小，拉家带口的不容易；还在这儿执行无产阶级专政，刚才俺真的是想向你表示敬意。”说话之间，他直起腰来，神情嗫嚅地走到岗楼底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把一枚碗口大小的“红太阳”像章，抛向岗楼。他手法很准，像章不偏不倚地飞进了岗楼。

    因为我们砌墙的地段，在大墙的拐弯死角，除了在墙上挥动瓦刀的犯人能看见这幕无规则、无方圆的游戏之外，能看见这幕戏的只有第三者的我了。那士兵捡起像章，用袖口擦了擦，竟然没有投掷回来。他背起枪，背过了身子，像是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

    “你敢乱扔毛主席像章，是要判无期徒刑的。”墙头上来自山西闻喜县的老犯人，看看周围无人，低声对墙根下的我和刘四说，“俺原来是村支部书记，只因为开会时一时马虎把《毛主席语录》坐在屁股底下，便判了这个数。”他伸出手掌，比划了一个“八”字，“俺劝你们这群北京来的‘号子’，千万别往枪口上撞。”

    “‘老冒’你不觉得冤吗？”

    我忙扯了刘四袖口一下，因为新近驻厂支左的军代表于连长来了。此人不仅长得高大魁梧，而且讲话盛气凌人，“你们是‘鸡巴’什么东西”之类的脏话，常常挂在嘴边。刘四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神经触觉十分灵敏，他舌尖一转，便唱起自编自演的歌儿：

    旧的不去

    新的不来

    坦白了吧坦白了吧

    政府宽大

    旧的不去

    新的不来

    政府改造我们

    是为了我们成材

    刘四有意高声哼唱，借以转移于连长的视线。可是于连长和尾随在其后的砖厂头头们，并没注意和搬灰砖的我们--他们在计算着大墙的高度以及电网什么的，没心思听刘四哼唱“争取积极表现”的小曲，便气宇轩昂而过。我有些蹊跷望着于连长的背影，实在不知在部队上的一个小小连长，竟然有那么大的威慑力量。自从他支左进驻砖厂后，若同一鸟入林，百鸟压音；我亲眼见到劳改队长们和他谈话，都两手垂直，中指对准警服的裤线。大墙之内各种有前科的成员，当然就惧之如虎了。

    刚到曲沃砖厂的头几天夜里，通往太原的公路上响着坦克的履带声。来曲沃的当天，我们已经知道了，这是当地部队去平息省城的武斗。坦克辗在公路上的声响虽然使我和张沪难以成眠，但是我们并不惧怕这种声音--我们是关在笼子里的死虎死猫。武斗的子弹是不会朝我们头上射击的。使我们心里发怵的是于连长这号人物，自从他来支左后，肃杀之气便在砖厂里蔓延开来。他生气时常以拳头擂桌子，嘴里还要吐出“鸡巴”之类的字眼；监管干部们对此瞠目结舌，劳改成员更是个个噤若寒蝉。

    静夜之中，她对我说：“简直像个军阀！”

    “是军阀你能咋的，目前咱们的命运是在人家手心里捏着。”我说。

    “刚解放时，我爸是接管北京院校的军管会代表之一，作风平易近人。”她喃喃地说，“这号军代表，哪像来支左的，简直像恶霸。”

    我说他没有多少文化，不要对人苛求；再则，直接管我们的是劳改队长。他的行为，与我们无关。还是合上眼睛多关注点我们自身的吃、喝、拉、撒、睡为好。

    张沪生性耿直，为此她已然付出了不小的牺牲。仅从她少年时就参加革命来说，怎么也该比我早摘掉右派帽子。就因为她刚直不阿，不会取悦于那些劳改干部，因而尽管饥荒年代在茶淀农场女队，她被树为唯一一个不偷吃葡萄（女队曾在葡萄园劳动）的风范人物，但是由于她洁身自好，不能舍去清高而与那些女号同流合污；队长说话失当之处，她仍敢当面直言--直言在专政与被专政的关系中，可以解释成“顶撞干部”的同义词。她１９５７年划右，吃了这个亏；进劳改队，依然为此付出代价。她是戴着一顶右派帽子来到晋阳大地的，这在几百名发配山西的老右当中，属于绝无仅有的“蝎子拉屎--毒（独）一份”；在山西曲沃当然更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号了。

    尽管如此，我们初到山西时，还是晓得山西劳改系统，比北京劳改单位要人道一些。从１９６０年底至１９６９年，我和她始终分监在男号和女号，“牛郎”和“织女”有一条天河相隔，不能生活在一间屋子里。来到山西，汾河给了我们一点恩赐，凡属夫妻的，一律不再分而治之，给了双方一间共同生活的小屋。因而在某种意义上说，转移至山西腹地，也算是有失有得。失即是离北京的老母和儿子更远了，得即是两只昔日分飞的劳燕，有了一个共住的巢穴。此为山西省劳改局的人道主义行为之一。之二，对女劳改成员，劳动上给予了适当的照顾，干些织毛衣和一些不太费力的活儿。对她们来说，比在茶淀农场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着实要轻松多了。

    但是来曲沃不久，我们就发现了山西人的精明。在我们男号完成了高筑大狱墙的任务之后，就被分派到这儿犯人干活的砖厂，和犯人们一起干运土、打坯和烧砖的活儿。我当时的劳动项目是供土，即把一车车制坯的泥土，送往打坯车间。我所以深感山西人的精明，就在于能榨干劳改成员的汗水：一车打坯的土，至少有二百多斤，前后皆有遮板挡着，假如再配一个木盖，那形状大小就如一口棺木了；妙就妙在你拉起车来，不用有人在后边挥鞭，你就会像奔马一般拉着土车一路飞跑起来。因为一路下坡，你便无法放缓脚步，想当一头懒驴或中途停步擦擦汗水--没门。所以，在我一路像奔跑的马儿一般，向制坯车间运土时，我曾经想起“不用挥鞭自奋蹄”的诗句。我还想起，如果在曲沃砖厂改造上几年，我会成为一名优秀的长跑运动员；因为把一车土拉到制坯车间，要有二里地的路程呢！

    将土卸下，擦擦脸上的汗水，马上要往回走。归途则是一路上坡，虽然没有了“自奋蹄”之快速，但却有攀登山崖之艰难。上坡时倒是时刻可以停下来，没人催命；但拉一车土发你一个牌牌，那不会说话的牌牌，充当着不会说话的劳改队长的角色，使人不敢停步喘息；因为兜里牌牌少了，完不成劳动定额，要吃家伙的。可以说是来回重载，甭想在劳改中找到一点轻松。这是我到山西才发现的“劳改绝招”；仅从这一角度上去透视山西，山西人的聪明便令人折服了。难怪古书上记载着巨商富贾，多出于斯呢（始自明、清，有晋商和徽商两大脉系）！

    在曲沃劳改的记忆中，拉土车是最累的活儿了。一天下来，骨头像是散了架一般。在那条马拉松的长跑（重车）和竞走（空车）流水线上，我们这些“二劳改”唯一区别于大劳改（犯人）的，就是我们头上不戴瓜皮小帽，身上不穿灰色囚衣。记得有一天我有一点轻感冒，跑车的速度慢了一点，便和比我年长几岁的“同类”李建原君碰到一起，他气喘吁吁地说：“拉起土车，让我想起一部小说。”

    “你还有闲情雅兴？”我问。

    “阿Ｑ的精神平衡法，有时还能解除一点精神上的疲惫。”他解放前在一家报纸当过记者，解放后进新华社工作。１９５７年鸣放期，不知给党支部提出过什么意见，新账老账一块算，被送进厂劳改队。“我还想起拉洋车的骆驼祥子，小说里说他拉洋车拉得有滋有味，一想起老舍这部小说，我就常常设想自己就是骆驼祥子。”

    “你真够浪漫的。”我说。

    “浪漫能自我解脱。”

    “人家是在旧北平的大马路上跑来跑去。”我说，“车儿响着悦耳的铃声不说，还有虎妞儿给他温暖哩！”

    建原君说：“你别较真，这是对自己施行精神上的麻醉。拉着土车，尽量想些轻松的事儿，不是可以暂时忘记这沉重的负荷嘛！”

    我之所以能记住建原君跑车时的这一细节，不仅是因为在北京茶淀农场就曾和他相识，更为重要的是他有着一双区别于其他“同类”的眼睛。不知是先天遗传因素的缘故，还是后天社会雕塑之功能，他的一只眼睛大，一只眼睛小；那只较小的眼睛和“同类”并无差异，那只较大的眼睛常常垂着泪滴。他爱人是某医院的大夫，告诉他的眼疾，学名叫“风泪眼”，只要迎面有风吹来，他就像风中残烛一样，垂泪不止。在他和我并排跑车的时候，即使在无风的天气，也因车速生风，使他的那只眼睛，总像残烛一般垂泪。所以，建原君拉土车时这一浪漫情愫，反而引起了我内心的悲凉，我深深地记住了这一瞬间，是因为他一边浪漫，一边在擦他的那只泪眼。苦戏甜唱--阿Ｑ精神胜利法，在“同类”中都有表演，唯建原君的反差最为鲜明。因而，建原君在拉土车的日子，同类们便给他起了个“骆驼祥子”的绰号。

    祸起萧墙于“豆”“萁”相煎

    不久，另一场使他无法苦戏甜唱的灾难，就降临到他的头上：当时已是早春时节，北返的大雁，飞掠过晋阳大地的上空，在瓦蓝的天空下日夜“嘎--嘎--”地啼鸣着。当时我和他同在一组里修筑新的监房。

    山西监房有别于北京牢舍，不知是出于历史的积习，还是现实的需要，监舍不盖平房，而是修建一座座窑洞。说它是历史的积习，山西窑洞来源悠久，从古典戏剧中王宝钏在“汾河湾寒窑十八载”始，直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当地老乡盖房总是喜欢碹起拱形的窑洞；从劳改队现实需求上看，修建窑洞形监号，周围皆为墙壁，只有一面门窗，有利于防止犯人逃跑。冬季拉完土车，入春我和建原君就从事修筑这种监号的劳动。他瓦土活儿极好，担任砌墙起碹的师傅工作，我在架板之下给建原君充当往上抛砖甩灰的小工。

    东窗事发并非在劳动现场，祸起萧墙亦不在干活工地。一个星期天，他在院子里洗衣裳，洗出了一场灾事：受劳改队长委托担任严管班子的“内矛”符ＸＸ，当天和建原君在自来水管旁闲聊。建原君说：“衣裳其他部位都很好洗，唯独两个部位要多用肥皂。”

    符ＸＸ问道：“哪两个部位？”

    “一是领口，二是袖口。”建原君回答说，“这两个部位最脏。”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没过上两天，在支左军管的一片肃杀气氛下，这两句人人皆知的生活常理，竟摇身一变，而成为“恶攻”的“反革命言行”。符ＸＸ的演绎公式如下：领口和袖口去掉了“口”字，就成了领袖最脏。右派李建原仇视伟大领袖，但不敢明目张胆地攻击伟大领袖，就通过曲线攻击，以达到他宣泄对“文革”的仇恨和中伤伟大统帅、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舵手的“反革命”目的。

    当然，今天的读者会认为这是一则骇人听闻的“天方夜谭”，觉得符ＸＸ的推理演绎荒谬绝伦。但是荒唐的年代产生荒唐的逻辑，荒唐的逻辑又演绎出荒唐的推理，因而建原君“现反”的罪名，被认为是确凿无疑。接踵而来的可想而知，小会批，大会斗，“燕飞”，“苏秦背剑”（一种捆绑人的方式）……都用在了建原君的身上。建原君本来那只见风才落泪的眼睛，在没有一丝风的牢房，眼泪也像断了线的珠子一般，一滴一滴地顺着面颊往下掉了。

    这是我在山西曲沃劳改队感悟到的第一件凄凉的事件，但是万万没有想到，比建原君更为严酷的第二件事，会落到张沪头上。建原君受到灵与肉的洗礼后的不久，始于１９７０年早春的“一打三反”运动开始了。身材魁梧、作风跋扈的支左军代表于连长，身披一件绿棉大衣，在空场上召开训政大会。他先宣读了“一打三反”内容（我只能回忆起“一打”是严厉打击“反革命”，至于“三反”都反什么，已记忆不清），后又动员劳改成员之间展开揭发检举，以巩固“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

    本来，会议召开的时间不长，于连长训政之后，已经披着大衣离位而去，剩下的具体事儿，由劳改干部布置就行了；但又是由于“煮豆燃豆萁”的“同类”相煎，离位而去的于连长，又匆匆地走了回来。因为在他离开椅子的瞬间，有人传递上去一张纸条，他把手里的纸条打开看了几眼后说：“谁叫张沪？”

    她懵懵怔怔地站了起来。

    “你想翻你右派反革命的案？”

    “没有的事。”张沪不亢不卑。

    “那咋会有人揭发你哩！”于连长瞪圆了一双眼睛，“无风不起浪嘛！”

    坐在男号队伍中的我，心突然狂跳起来。据张沪告诉我，在冬季的守法认罪学习中，管理她们的沈队长，曾动员那几个女号向党交真心，向“文革”献忠心。张沪不得不例行公事地把她在１９５７年的“右派”结论，在女号中间讲了一遍。如她讲过“五一节搞游行是劳命伤财”、“听彭真反右报告时偷偷看小说”以及模仿陶行知先生的诗，在《北京日报》编辑部黑板上，胡诌过打油诗“大老倌坐小汽车／小老倌坐大汽车／没有车坐的吃灰”等等。管理她们的沈队长觉得一个革命家庭出身的女记者，仅凭这几条就被打成“右派”，有点迷惑不解，甚至流露出某种同情。在这种情况下，张沪说了一句：现在定我为右派的那几个头头，都被群众当“走资派”揪了出来。沈队长当时只是听着，并没有对张沪的发言表态，因为这一切都是事实，张沪并无半句虚言。会后，那位姓沈的女队长，还曾对张沪的遭遇表示过惋惜--当然，这是在只有她和她单独在一起时才能流露的感情。

    没有料到为人老实厚道的徐盛增，他的妻子右派孙西敏并不像她丈夫那么厚道（曾在北京某中学教书），她在“一打三反”的会场上，不知是出于表现欲望，还是女性之间本能的嫉恨，抑或是荀子“人性恶”在这个特殊环境中更容易得到验证，反正她匆匆给军代表递上了这一张纸条，纸条上不过几句诬陷告密的话，差点把张沪送上断头台。笔者所以写完《走向混沌》之后，没有及时续写那些历史往事，实因对往事的回忆，常常引起我灵魂的战栗；时至今日，那历历在目的场景，还能使我心跳的频率加快，血压陡然上升……

    军代表问：“你过去是个记者？”

    张沪点点头。

    “说话--”军代表对她的态度当然恼火。

    “是。过去我是《北京日报》的记者。”

    “我考考你，你给我说说，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军代表摆出一副刚愎自用、盛气凌人的架式，“政治和经济之间，哪个是基础？”

    其实，在这样的场合，军代表之所以杀出一个“蒙太奇”式的拷问，不外乎表示自己并非大老粗，是一种潜意识的自我标榜。张沪１９５１年在人民大学进修的就是政治经济学，那密密麻麻的笔记，有厚厚的一叠，因而对回答这样“１＋１＝？”的幼儿园式的简单问题，可以脱口而出。但在当时的一片肃杀气氛中，在政治统帅一切的“文革”年代，她竟然在慌乱之中，作出了完全相反的回答：“政治是一切的基础。”

    在场的全体劳改人员中，除了刑事犯不知其回答的谬误之外，“老右”都知道她回答错了。军代表立刻轻蔑地一笑：

    “你是什么球的记者，连马列的ＡＢＣ都不知道。”

    “请你嘴上卫生一点。”桀傲不驯的她，公然顶撞了这个“皇帝”一句。

    “给她戴上手铐。”

    沈队长神色犹豫地站起来，想缓冲一下紧张气氛。但还没容她说什么，军代表已然对她发了脾气：“听见没有？马上执行。”

    沈队长摊摊手，表示她没有随身携带手铐。

    “你是干啥吃的？这是专政机构！”

    干部们顿时愕然。

    劳改队员们面面相觑。

    整个会场寂无人声，几百号活人的会场，成了坟茔般的肃穆。我暗自为张沪心急，希望她能在现场没有手铐的情况下，说上一两句违心认错的话。在场的军代表中另一吴排长，甚至站起来大声提示她：“张沪，你该知道你犯了错误，现在悔改--”，“还不迟”三个字还没出口，于连长一挥手说：“不能对‘反革命’有任何仁慈，去，拿手铐来，带她去隔离反省！”

    给她戴手铐的一刹那，我的心都碎了。

    之后发生的事情，是当今读者难以想象的：张沪的行李，被从我们同住的那间四号小屋搬走。由我们同来汾河湾的“内矛”张丽华（绰号小耗子）来监管她；张的“内矛”丈夫赵光弟（绰号小黑子）搬到我的小房来，对我实行监管。

    四月雪与四月血

    中国有句古老的命运谚语：倒霉的人才上卦摊。当我们被转移到曲沃劳改砖场，搬进这个四号房间时，张沪就对生活有过不吉利的推断。她说“四”字和“死”字谐音，这是第一不利；第二，四号房门对着一排房的墙角，墙角如一面刀刃。自古以来，这是看阴阳风水的老先生最为忌讳的。她看过的闲杂书比我多，不想劫难当真被她言中了。

    夜间，与我同炕而眠的赵光弟（他原是个“佛爷”，即扒窃的代称）对我说：

    “哥儿们，你们臭老九吃亏就吃在嘴上。１９５７年吃了大亏，总是不长记性。那军代表是能顶撞的吗？怎么张沪的嘴就像啄木鸟的嘴一样，铁硬铁硬的呢？！”

    我平躺在炕上，两眼望着屋顶默不作声。

    “嘿，我跟木头人说呐！你怎么连个响屁都不放？”

    我能对他说些什么呢？这是一幕“煮豆燃豆萁”的悲剧，他能听得懂吗？写告密的小纸片的孙西敏，进监的罪错也是右派，何以要在那个非常场合往张沪身上点燃汽油？她的丈夫徐盛增是个因经济问题进来的国家干部，个子高高，与我们相处得还不错；可是炕那一头睡着的婆娘孙西敏，却一向喜欢在人前显圣，当谷子地里的高粱。她只知道显摆她的积极，她能想到这一张纸条能要了张沪一条小命吗？１９５７年划右之后，张沪因不接受右派政治性侮辱，已经服毒自杀过了一次，被北京市第六医院抢救了过来。这次……

    “我说哥们儿，我可是一片好意。”绰号“小黑子”的赵光弟继续对我说，“那孙娘们儿这一手太歹毒了，得想个办法让张沪早点摘下手铐来。那铁铐子我戴过，她可经受不住。”

    “你说我该咋办？”我答腔了。

    “张沪性情刚烈，你得动员她服软。”“小黑子”说，“俗话说，好汉不吃眼前亏，先应付过去再说。”

    “我见不到她，把你弄到我屋子来睡，不就是为了把我和她隔离开吗？”

    “你写个条子给她，我给你捎过去。”

    “不行。”

    “你信不过咱哥儿们？”

    “‘黑子’，我信得过你。可是这事万万干不得，万一‘小耗子’走风漏气，事儿只会越闹越大。”我嘴上这么说，心里也是这么想的。“小耗子”张丽华不是一盏省油的灯，她之所以落了个“小耗子”的美称，不外是善于在劳改队中钻营。“小黑子”身上还有浪迹扒窃群时染上的一点哥们义气，在那婆娘身上，我还没发现她有人性中的任何优点。

    “她敢干那吃里扒外的事儿，我碎了她。”“小黑子”忿然地对我表示，“你写吧，要有什么闪失，你拿我是问。”

    “好。”

    我嘴里应着，心里却十分清醒；在这风声鹤唳的“一打三反”运动中，我留下任何字迹，不仅等于我自投罗网，还会构成张沪的另一罪状。隔离反省本身的含义，就是让她与我断绝信息；不管赵光弟是否真的对张沪怀有同情，这事是万万不能做的。

    事实证明，我判断的准确性。第二天，我到砖窑劳动回来，拖着一双疲惫的双腿，刚刚走到四号囚舍门前，正好看见了张丽华押解着张沪，从食堂打饭回来。她被铐在一起的双手捧着一个粥盆，身披着件蓝色棉衣，像“苏三起解”般，步履蹒跚地从食堂走了过来。

    我悲凉地望着她。

    所有刚刚收工的“同类”，都在凝望着这令人断肠的场面。此时，暮冬的斜阳刚刚落山，劳改号房孤孤零零的一棵大槐树的干枝上，一群乌鸦正在飞回树巢，呱呱地绕树飞鸣。历史上苏三起解的遗址，在山西洪洞，就在曲沃的东北，舞台上苏三起解的押差官是个白眉白须的老者；而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押解张沪的，却是个矮矮胖胖的女“同窗”。

    不知是否我过于敏感，我仿佛看见了“小耗子”张丽华，从张沪背后射向我的目光。那目光中没有同情和怜悯，有的只是一道冷冷的寒光。不用解释，我知道这是对我的警示，叫我回避，叫我闪开她和她通往囚舍的通路。张沪低着头走路，全然没有发现她周围的一切，因为她双手捧着那个粥盆，一不小心粥汤会从盆里溢出来。没有什么迟疑，我立刻走进我的号房，从纸窗的一个洞穴中，向外窥视着张沪。当走到我和她昔日蛰居的号房时，她只是凄然地向窗子扫了一眼，在“小耗子”勒令她“快走”声中很快消失了身影。我按捺不住哀伤的心情，将棉门帘挑开一个缝隙，望着她和“小耗子”的背影。令我心疼的一个镜头是，张沪双手戴铐走到她的隔离室前时，“小耗子”本可以用手为她挑起沉沉的门帘，让她捧着粥盆进去--但却空手走在张沪身后，让张沪自己用肩膀掀动棉门帘子。一次，两次，三次……由于掀开棉门帘时身体势必发生倾斜，粥盆里的粥汤流淌出来。直到在号外洗脸的“小黑子”对“小耗子”怒喝了一声：“你他妈的不会帮她掀一下门帘，她双手戴铐，能掀开门帘子吗？”张丽华才不情愿地掀开那间隔离反省号的门帘……试想，我如果按“小黑子”给我出的主意，给张沪写去一张什么纸条，那张丽华不会把它交给军代表吗？！

    又是一个失眠之夜。尽管一天制砖的活儿，累得我骨头如同散了架子，躺在炕上仍然不能成眠。“小黑子”絮絮叨叨地安慰我不少话，我都充耳不闻，当他开口骂他媳妇“没有人味”的刹那之间，我好像受到了什么启发。

    我说：“‘黑子’，如果你能带个口信什么的，我就麻烦你一回。”

    “你放心，我可以等我那口子不在屋的时候，单独传给张沪。”赵光弟表示他憎恨孙西敏那张害人的纸条，愿意为张沪早日离开隔离反省号而出把力。

    “不，口信不是带给张沪的，是托你捎给张丽华的。”

    “小黑子”用惊异的目光望着我--他过去得过肺结核，脸色蜡黄，因而他的劳动任务，不是随大队出工去制砖工地，而是收拾院子里的卫生。他的这项体力劳动，使他每天都有时间关注一下那间隔离反省号里的事情。

    “狗掀门帘子--都凭一张嘴。狗的嘴巴是尖的，能掀动门帘，张沪双手被铐，掀门帘子或干其他事儿都很不方便。让她给张沪掀个门帘什么的，也费不了她多大力气。”我说，“希望你能关照一下这事儿，不要对张丽华说是我的意思，而要说是你的意思。你看行吗？”

    赵光弟海骂了他媳妇半天，连连向我点头，表示他一定去完成这个托付。

    “还有一件事儿要托你。”

    “你尽管说。”

    “生活上张丽华尽可能给张沪一点方便，但是对张沪的一举一动，张丽华万万不能马虎，要严格看管。”

    “为什么？”

    “张沪有过自杀的历史。”

    赵光弟脸色陡然变了：“真的？”

    我对他详述了发生在１９５７年划右之后，张沪自杀的经过。这次当着劳改砖厂全体干部和囚徒的面，她生平第一次被戴上了手铐，很可能再次产生轻生的念头。

    “小黑子”一下从炕上蹦起来：“这可是大事，我马上去找我那口子。”

    我没有阻拦。我认为这个预防针越早打越好。我太了解张沪了，如果始自她脱掉新四军军装之后，在《北京日报》给社长范瑾、副社长周游当秘书期间，是个能讨人喜欢的女孩，何以会有１９５７年被划成右派之灾！她天生的一身傲骨，有林黛玉的矜持孤高，却又比林黛玉多了几分男儿色彩。如果她恪守清高，很可能再干出“自绝于人民”的事儿来的。

    “小黑子”不一会儿就从那一间隔离号回来了。他说他是把张丽华叫到屋外边，以他的口气对她叮嘱我那番话的。

    我对他表示了谢意。

    “我们那口子说，情况不是太好。”

    “又发生了什么事情？”

    “她一直说她无意翻案，因而没写一个字的检查。”赵光弟以敬佩和担忧并存的口气对我说，“真他妈的有种，我真是服了你这口子了。可是胳膊拧不过大腿，于连长也是个不吃硬的汉子，这不是自讨亏吃！”

    我无言以答。

    “哥们儿，我已经假冒你的口气，让我那口子给你那口子转去口信，让她写个检查。骂自己骂得越上纲上线，越能早日下铐。”

    我不安地望着他，怕为此而节外生枝。

    “你放心吧，我那口子说了。她尽一切可能，对灶王爷‘上天言好事’。”赵光弟说，“人心都是肉长的，人的两眼是杆秤，量得出孙西敏和张沪谁重谁轻。”

    “‘黑子’，我再次谢谢你的好心。”

    从这天夜谈之后，我当真发现张丽华对张沪的态度上，有了一点变化。在周围没有干部的眼睛的时候，张沪上厕所或打饭回来，张丽华能为戴着手铐的张沪主动掀开门帘（为遮挡冬日风寒，山西棉门帘又厚又沉），偶然与我目光碰撞时，也少了几分冷酷。只是我很难从张沪脸上找到一丝变化，她低着头走路，路过我们四号囚舍时，头都不歪一下，有时我故意咳嗽两声，以示我的存在，她都像根本不通电的绝缘木桩，唤不回她目光对我的回应。

    “小黑子”对此解释是她怕牵连到我。因为夫妻双双进劳改队的不止一家，而且门户相连。递上那张诬陷纸条的孙西敏，也住在这排窑洞里，万一她那双善于发现“敌情”的眼睛，再看出什么破绽，见缝下蛆，不是把我也牵进去了吗？！

    知张沪者唯我也！我深知她每一次沉默之后，都会发生什么事情。她不是个善于掩饰自己感情的人，敢于在砖厂“一打三反”的大会上顶撞军代表，何以会惧怕回我一瞥目光？这种“断电”后的沉默，绝对不是一种好兆头。我知道，火山在爆发之前，总是沉默的。因而，我请求赵光弟再次告诉张丽华，在对她实行监管时，一定要百般小心。

    我不知道赵光弟是否把我的内心感知，传递给了张丽华，但是两天之后，我的第六感觉感知的不幸应验了：那天是１９７０年农历三月十三，正是我３８岁生日，白天在工地上干着为制砖打坯备土的活儿时，灰蒙蒙的天上飘起芦花般的雪片，直到入夜，落雪还没有停止。农历三月十三，已是阳历４月上旬，向阳的墙角窗根已然冒出绿茸茸的草芽，艳阳四月飞雪，在北国大地上是罕见的，但不知是老天爷悲天悯人，还是偶然巧合，落雪之日，正是我的生日，所以事隔多年，我对这一天牢记不忘。

    那天入夜之后，我心中千头万绪，久久不能成眠。我记起了在１９６０年的１１月，我和她被《北京日报》送劳动教养的前夕，我在长安戏院看了关汉卿的《窦娥冤》（又名《六月雪斩窦娥》），值此我生日之际，老天突降暮春之雪，是不是要发生什么不测的事件？“黑子”全然不知我内心的不安，背对着我早已入睡，并发出轻轻的鼾声。大约到了午夜时分，我的窗前突然传来匆匆的脚步声，脚步声中还掺杂着狱医何大夫与什么人对话的声音，虽然我没听清他们说些什么（狱医何大夫讲一口地道的山西雁北话），我本能地把窗外的响动与张沪的命运联系了起来。深更半夜谁找狱医？狱医又为谁看病？劳改干部看病有干部医生，用不着来找狱医，那么狱医午夜出诊，当然是劳改成员中的张三或李四，发生了什么急病。我左猜右想，最大的可能是反省号子中的她，当真出了什么险情。

    我想摇醒鼾睡中的“黑子”，为我去探听一下，伸出的手掌已到他脸侧，我又把手收了回来：万一不是张沪，不是搅了赵光弟的睡梦？他是肺病秧子，叫醒他实在有些于心不忍。我就是在这么恍恍惚惚的猜疑之中，闭合上自己的双眼的。大概到了天将拂晓时分，门外又传来了大头鞋卟叽卟叽的踩水声响（春雪化成了水），接着有人推门进来，随着手电筒的闪亮，耳畔传来一声吆呼：

    “起来--”

    我和赵光弟从炕上爬了起来。赵光弟睡眼朦胧地望着来者，我则看清了进来的人是支左的吴排长和厂部负责内勤的郭干事。

    “你先出去--”吴排长命令赵光弟迅速穿衣离室。

    我此时已完全明白了：吴排长和郭干事是为我而来。还用问吗？一定是张沪发生厂什么事情。我忙忙乱乱地穿起衣裤，坐在炕沿上等待着关于她的噩耗。可是待赵光弟离屋之后，吴和郭并没有对我多说什么，只是叫我先打开我和她的那只破木箱子。

    “吴排长，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终于按捺不住惶惶不安的心情，“是不是她……她……”

    吴排长平日是个喜欢与劳改队中知识分子交谈的人，曾与我聊过“样板戏”什么的，此日的脸上却没有了往日的微笑，对我的提问不作回答。我又把求索的目光转向了郭干事，因为昔日我回北京探亲时，他曾托我给他代购过布料，也算是生活上有点接触的干部；他悲悯的目光与我目光相撞了一下，便低头去检查我的木箱。

    破木箱里都是书。那是早在１９６３年我在团河农场劳改时，场部退还给我的。《北京日报》整肃小组在送我和张沪进了东城公安分局之后，当天下午对我家进行了搜查，这些书就是经《北京日报》检查，没有发现问题之后，送往我所在的劳改农场的。这些木箱中的书陪同我辗转茶淀农场，又陪我来到山西。

    吴排长说：“这些书我们要检查一下。”

    我说：“《北京日报》早已检查过了。”

    “现在是文化革命，一切要重新审查。”

    我能说什么呢？每天忙于修理地球，书已然是我们的身外之物，全部拿走还能减轻我的一点负担。在吴排长往麻袋装书之际，郭干事从口袋里掏出一副手铐，“咔嚓”一声给我戴在了手腕上。

    无需多说，我一切都明白了。黎明五更来搜书，并给我戴上手铐，诱因不是我，而是张沪发生了什么问题，联想起何大夫的匆忙脚步，我断定张沪又走上了轻生的绝路。

    吴排长看了看戴上手铐的我，低声说了一句：“从维熙，你要面对现实，心往开处想，别钻牛犄角。”

    “她是活着，还是死了？”我眼中无泪，心中却如承受着剜心之痛。

    “正在抢救，你要做最坏的精神准备！”郭干事见军管的吴排长开了腔，才嗫嚅地向我吐露一点真情，“无论发生了什么情况，你千万要以理智对待。”

    之后，我被带离我那间屋子，手捧着铁镯子进了严管号。

    我捶墙。

    我痛哭。

    刚才被惊愕占据了心灵的我，此时眼泪如同开了闸门的小河，泪水湿了我的双腮。

    严管号里共关着四五个“同窗”。班长就是演绎过李建原君“领口”和“袖口”问题的符ＸＸ。天还蒙蒙黑，严管号的成员还在床上睡觉，突然塞进一个我来，已然使他们惊异不已；我捧着手铐捶墙大哭，迫使严管号的成员只好提前起床。

    “喂！你还是放老实一点为好。”符ＸＸ终于第一个开口了，“这儿是严管号，你可得知点时务！”

    我仍然把墙捶得山响。

    符ＸＸ一步从炕沿上窗口窜了过来，从身后猛地一拉我的胳膊，我踉踉跄跄地后退了几步，坐倒在炕角上。这时，我才发觉手腕有些火烧火燎，低头一看，那副铁镯子已经磨坏了我的手腕，鲜血洇出了肉皮。

    我无力再挣扎了，好像刚才那短短瞬间，我用完了全部力气，宣泄了我的全部悲愤。我的思绪成了一团乱麻，符ＸＸ再训斥什么，我一律充耳不闻；我首先想到的是我在北京那间低矮小屋中的母亲和儿子，老母亲将失去儿媳，小儿子将失去母亲，这一老一小远在北京，大概不会知道晋阳大地上发生的一切……我不禁恨起“小耗子”张丽华来，赵光弟已然把张沪无惧于死亡的信息传递给了她，她怎么还能有监管中的疏忽呢？！

    严管号没生炉火，拂晓时刻冷得人哆嗦。符ＸＸ见我只穿着绒衣进号，不知是出于鳄鱼流泪，还是想探听一下我关进严管号的原因，他出去了好一会儿，当他重新回到严管号时，把我那件棉袄从我的屋子里取了来，并披在我的肩上--我因双手戴铐，是无法穿上这件棉袄的。

    “你知道你为什么来这间号房吗？”

    我点点头又摇摇头。点头是表示我知道缘由，摇头是我想从他嘴里探知一点“张沪自绝于人民”的详情。

    完全是出于不折不扣的显摆，符ＸＸ对我讲述了张沪的自戕经过：昨天，她说她很冷，想回我和她的那间窑洞，取点衣服来。经张丽华向上请示，获准回房取她的衣服，就在她回屋取衣服时，趁张丽华没有在意之际，她把一瓶夏天杀蚊虫的敌敌畏，塞在衣服里带了回来。当晚，她背对着张丽华偷偷把多半瓶毒液喝了下去。当然，这是张丽华发现张沪死过去之后回忆起来的，而非张沪的交代--她不能开口了，何医生忙了大半夜，竭尽全力对她进行洗肠抢救，现在还在生死未卜的阴阳十字路口。“给你戴上手铐，是怕你重蹈张沪的反动旧辙，你应当感激军代表和砖厂领导，对你及时采取了保护措施。”符ＸＸ叙述完之后，不忘对我进行劝导。“你老老实实在这间号子里待着，你要是再擂墙敲窗，闹到军代表那儿，给你戴上弹簧铐，那可就自作自受了。咱们还是先礼后兵，把利害关系跟你说透了为好！”

    我虽知符ＸＸ是整肃受难知识分子而出了名的“内矛”，他能把此话告诉我，我仍然对他不无感谢之情。因为我从他嘴里得到了张沪“自绝于人民”的手段，以及目前她身处生死线上的概况，这是身陷严管号的我，无法能得知的消息。严管号除去放风解手，是不能离开号房的，它区别于禁闭室的标志在于这是一间房子，屋子上还有玻璃窗；但是为了与外界隔离，玻璃窗上都被刷了一层白灰，号子里的人不仅没有与外部说话的机缘，连向窗外投望的视线，都被那层白灰隔绝得严严实实。如果不是符ＸＸ对我训政时告知我张沪事发的原委，我上哪儿去寻觅张沪的消息？！

    我冷却了一下紊乱的心绪，马上确认了他说的情况属实。我和张沪昔住的窑洞里，确实留下了一瓶敌敌畏，那是为驱赶虫叮蚊咬，我去曲沃县城关买来的。曲沃地处晋南，夏日天气闷热，花脚蚊子咬得人夜难成寝。我买来它是杀蚊虫的，张沪竟然想起了这瓶可以告别世界的毒液，谎说取衣服把它找到，并把它吞服下去自杀了。

    是偶然的巧合，还是天意的选择，偏偏在我生日的那天夜里，她选择了死，这倍增了我心中的悲凉。我坐在炕上背靠着墙，一动不动地望着手上的手铐，似乎更清楚了把我铐起来的用心：张沪如果当真死去，我会像刚才擂打墙壁那般作出抗争。我要申诉，我要揭发。尽管在那个年代，我的一切申诉都可能成为废纸，被省劳改局扔进字纸篓，但是对于连长之类人物来说，对死亡记录中的自杀追查多少会给他带来一点麻烦。张沪出身革命家庭，父亲曾是投奔延安的老革命，她自身十七岁时参加上海地下党，小弟在上海解放前夕参加了解放军……这些隶属于她周围的关系网，虽然在解放后历次的政治运动中，纷纷中箭落马，但她还有在空军中当军长的舅舅，“文革”中他的舅舅，比“文革”前更为显赫，一旦哪一条线提出质询，于连长将何以作答？难道仅仅为了一张纸条，就能要人一条命吗？！索性先下手为强，铐住你能写字的双手，以防患于未然。

    我缄默无言。

    我的心在滴血。

    我被铐住的双手，在这巨大的刺激面前，竟然神经质般地痉挛起来，致使挂在手铐上的那把铁锁，如同钟摆似的左右晃动了起来--我的精神已全面崩溃。我的心被撕裂了，张沪生与死的问题，成了我心中唯一的死结。由于几天急火攻心，当天上午严管号“放风”，我蹲在粪坑蹬石上解大便时，大便硬结成石头一般，久久排解不出。符ＸＸ不愿意在茅厕挨冻嗅臭，先带着严管号成员回舍子里去了，他用不着担心一个戴着手铐的人，会发生什么闪失。

    突然，我身旁的蹲坑人，悄声吆呼了我一句。我侧目看看，是“同类”中的病号阮祖铨，他来自商业部，在昔日“同窗”生涯中，与我有许多共同语言：

    “你知道她的情况了吗？”

    我点点头。

    “据说何大夫还守候在她身边。”

    “但愿好人能抗拒死神的召唤。”

    阮祖铨说完这两句话，匆匆用纸片擦干了屁股，走出厕所。之后，他踅身回来，轻声对我说：“都出工了，院子里没有人。我叮嘱你两点：一、你一定要放宽心，来不得半点感情用事；二、你还要防止万一张沪走了，给你罗织罪名--这并不难，什么‘同情反革命妻子’，‘为反革命右派喊冤叫屈’等等。一句话，眼泪往肚子里流，不能给他们--”他指了指天，“留下任何一点整肃你的把柄。千万千万！”

    我在茅厕不禁再次潸然泪下：“我记住了。”

    “我给你擦屁股吧！你带着手铐是无法完成这事儿的。”是的，我当真忘了大便的最后一道工序，不是自己能完成的。点头应诺阮祖铨帮我之际，心中突然一惊：阮君也是老右，专门善于对付知识分子的符ＸＸ，要是给他扣上一顶兔死狐悲，同情反革命分子张沪及其丈夫的罪名，是不是会牵连到阮君？！

    阮祖铨对此心领神会。他走出茅厕，有意在院中大声喊叫道：“严管班--来人给你们号里的人擦屁股--”

    “你顺手帮个忙吧--”符ＸＸ的声音。

    “我没这个义务--”

    “我来干吧！”正在打扫院子的赵光弟，被喊声召唤过来。他隔着玉米秆糊着泥巴的厕墙空隙，向外看了看，严管号确实没人出来，一边弓下身为我擦尽屎迹，一边趁机用飞快的速度对我耳语道：“眼下，我和我那口子住在那间号房，也成茅房了，给张沪灌肠洗胃，她的屎尿流了一炕。这是好事，至少她的魂儿还有从阎王殿飞回来的希望。我他娘的狠狠地扇了‘小耗子’两记耳光，倒不是因为张沪脏了我们的房；我扇她耳光是为她粗心大意，让张沪把敌敌畏偷偷带了回去。”

    我无心关注赵光弟与他老婆之间发生的矛盾，心急火燎地询及张沪的生与死。他说：“依我看，阎王有眼，不会收下这屈死鬼！”说着，他帮我拉起棉裤，又系好腰带，并安慰我说，“这么办吧，如果张沪清醒过来，我就假装去严管号外扫地，你听见扫帚把儿碰门两声，就还有个盼头。”

    “谢谢你了。‘黑子’！”

    整个下午，严管号在读报纸，内容不外是“文革”又取得了什么伟大胜利。我盘腿坐在炕上，貌似听符ＸＸ读报，实际上焦急地等待窗外扫帚扫地的声响。大约到了黄昏时间，我听到“小黑子”在窗外一边哼唱着“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歌儿，一边响起了他的扫地声响。这一刹那间，我的血液仿佛凝固了，屏住呼吸静待我希望能听到的声响。

    “咚！”

    “咚！”

    间隔开的两声扫帚把儿碰门的声响，使我凝固的血液，顿时沸腾如焚。长着灵敏阶级斗争嗅觉鼻子的符ＸＸ，丝毫没有在意对我至关重要的这两声咚咚，他正在动员严管号的成员，结合“文革”形势，联系自己的罪错进行批判；而我则长出了一口气，压在心口上的那座山坍塌了下来。我心中默念着：

    “感谢何医生--”

    “多谢‘小黑子’--”

    我早饭没有能进食，午饭只喝下半碗白菜汤，到了吃晚饭的时候，我用被铐住的双手先后塞进肚里两个窝窝头还不觉得饱。但严管号只供应这么多进口货，只好把那碗粥，一扬脖儿灌进肚子。人逢喜事精神爽，尽管这只是一线生命的曙光，而不是张沪确实已从死神怀抱中挣脱出来的讯息；但仅仅这一点，已然在我焦渴的心田，如同掠过了一阵潇潇春雨。

    但是，我未曾料到的是，入夜之后情况发生了逆转。当夜，我躺在炕上，把手铐放在我的胸前，还沉溺在小黑子传递给我的喜悦之中，前院木工棚传来了“当当当当”的声响。起始，我并未在意这来自遥远方向的捶打之声。符ＸＸ凭着他鹰犬本能的敏感，仿佛从这声响中嗅出来什么异常，便从炕上爬起来（严管号夜里是不关电灯的），有意无意地盯看了我一眼，便倒锁号门出了屋子。我的中枢神经被他这一眼唤醒了，猛地从炕上坐了起来，这叮当叮当的声音响起在深夜，是不是木工们在赶制什么东西？

    赶制“文革”的标语牌？何必这么匆匆忙忙；修理囚徒们用的劳动工具？更没必要这般急切。想来想去，一种不测的凶兆，顿时涌上了我的心头：此地是实行土葬的，会不会是张沪她清醒之后，病兆又继续恶化了？抑或是张沪根本就没有清醒，赵光弟为了安慰我的心，有意传递给我虚假的讯息？……我的心又跌进了万丈深渊。

    门锁响了，符ＸＸ走了进来。我的目光急切地迎了上去，想从他脸上的表情找到一点消息。他没有回避我的目光，那张吹火嘴一开，便对我说：“不亏你过去是个记者、作家，心电感应倒挺灵敏的。瞒你也没用，刚才我去了木匠张汉文家，他家属告诉我，张汉文为张沪去钉棺木了。说是，张沪曾醒过来会儿，那不过是回光返照。从维熙，我本不该告诉你这一些，但我符ＸＸ也是个人，先给你捎个话儿，省得你精神上准备不足，增加严管号的麻烦。”

    我只觉得血涌心扉，一下躺倒在土炕上。

    生死轮回无常--死者生，生者死

    截止到１９７０年“一打三反”之前，我虽然身陷大墙之内，对命运这个字眼，始终认为那是一种巫术的代称。张沪事件使我第一次深思了这个带有禅机含义的名词。在严管班，我把进劳改前夜看过的《六月雪斩窦娥》，与劳改中四月雪夜的张沪自杀，本能地联想在一起，对“命运”二字，有了不同于过去的认知。之后发生在张沪自身、与另一个毫不相干的人之间的生死关系上，似也使我加深了对“命运”二字的理解。

    钉棺木那个夜晚，给予我的精神折磨和感情煎熬，等于我也经历了一场无疾的死亡。特别是先闻喜讯后知悲耗的反差，像是一把剪刀，把我的灵肉一剪为二。我不想在这方面多浪费笔墨，我想详细叙说的是，发生在这天夜里之后，生与死，令人难以置信的--并十分富有戏剧性的生死轮回变幻。

    第二天早上，我如同戴铐的一具活尸，躺在炕上绝食。我的理性全部死亡，除了昨夜钉棺木之事外，还因为早晨严管班接到了通知：上午九时在广场开批斗大会。在我看来，把僵死的张沪，再拉到广场上来“轰炸”一下，不仅过于残忍，而且灭绝人性。我没有别的选择，只有以死来抗争，尽管这种抗争可能微不足道，但是我如仍苟且偷安以求生存，则是对自己良知的严重亵渎。

    可是当我排队在严管班之首，被勒令坐在空场上，经历的却不是与张沪的死别--一个刑满释放留在砖厂就业的“二劳改”被五花大绑推到了被斗席上。因为这一刻的感情转换对我来说反差太大，他的名字虽然随着逝水东流，被我忘得一干二净，但那替死鬼的相貌衣着，至今仍如刀刻般的深刻：他身材不高，方型脸庞，是山西本土人（因为他交代“罪行”时，说的满口山西话）。他上身穿一件人造革的黑夹克，下身穿一条铁灰色的裤子。因而从头到脚，给我留下了一个黑不溜秋的印象。

    于连长却依然精神勃发，讲话时他习惯于双手插腰：“球！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又出现了一个往枪口上撞的反革命。这个反革命家住山西ＸＸ，在运动中不老实交代罪行不说，他还想逃跑！球的，你往哪儿跑，哪儿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天下。也好，你不愿意在班组里交代，就在这儿向全体劳改犯交代吧！几天前，钻出个右派反革命，今天又揪出个刑事犯反革命，这真应了毛主席说的‘树欲静而风不止’。告诉你们，我们无产阶级专政对敌人绝不手软，ＸＸＸ，现在你开始交代你的罪行。”

    “……其实……其实……俺没犯其他的罪错。俺家人口多，口粮喂不饱肚子，俺曾倒卖过粮票，不是为了赚钱，只是用买来的粮票弄点粮食。‘一打三反’，俺害怕了。俺是老实人，不说半句瞎话。就这！”

    “那你为甚要逃跑？”

    “逃跑就是对抗‘一打三反’！”

    “逃跑就是抗拒无产阶级专政！”

    “给他加温--”

    在一片呼喊的口号声中，跳上几个牢头，给这个五花大绑的黑脸汉子背在后边的双手捆紧，然后拼命往上提拉，只听得“啊”的一声尖叫，黑脸汉子脸变得煞白。接着，他的身子像根木桩一般，咕咚一声躺在了地上。

    “他在耍死狗--”

    “别被他装死所蒙骗--”

    “宜将剩勇追穷寇--”

    在“同窗”此起彼伏的口号声中，这个山西的“二劳改”再没有被拉扯起来。事后，我才知道他犯有心脏病，背后“吊鸡爪”的绳子一勒，他顿时一命呜呼。

    批斗会草草收场。

    我重新回到了严管号房之中。

    张沪正在阎王殿前徘徊，我不知其生死，却先目睹了身穿黑夹克的“同窗”，奔往了鬼城丰都。尔后回忆起来，似乎是一场恶梦，而在当时鬼魂排队奔往丰都的“文革”年代，并没感到有多么新奇。我当然为这个冤枉鬼而感伤，但我更关注张沪的生死--她太冤枉了，只是向沈队长谈谈她的１９５７年结论，就被铐起双手，天下的公理何在？！

    到了第三天下午，身材矮小的郭干事，走进严管号房中来。他没有理睬符ＸＸ的询问，直接走近我的身边，用他手中那把钥匙，捅开我腕上的铁铐。他让我先甩动几下被铐得麻木的双臂，然后帮我把披着的那件棉衣穿在了身上，用头示意了一下窗外，我就跟着郭干事离开了那间严管号。

    “她被抢救过来了。”他走在前面，对跟在身后的我说。

    我“嗯”了一声。

    “这件事不怨劳改干部。”他在对我表白。

    我听得出来，他弦外之音是指于连长。

    “为这事，吴排长跟于……还发生了一次冲突。当然这是我们干部内部之间的事，不该对你说，你能知道在运动中，我们许多干部的为难之处也就行了。”

    我相信郭干事这些话都发自于肺腑，并且绝对真实可信。我没说什么感谢政府抢救张沪之类的话，铐起她来本身就是个错误，没有那双手铐，就没有她的自戕；如果我要感谢的话，是那个矮矮瘦瘦的何医生。

    “这些话，你都听见了没有？”郭干事见我一路缄默，停下脚步询问我说。

    我点点头，太多太多的悲怆，已然哽噎住我答话的喉咙，但我沉吟了一会儿，还是质询了郭干事一句：

    “会留下什么后遗症吗？”

    “希望不会。”郭干事本分地说，“但也很难预料，她是从死亡状态中生还过来的。所以，又派个姓李的家属，和张丽华一块去护理她，暂时她还不能回你这间窑洞。”

    到了我和她住的四号窑洞前，郭干事递给我一把开门钥匙。原来自从我被铐上双手送往严管班之后，赵光弟也被勒令搬离了这间号房，门上换了一把新锁。我进了这间窑洞，颓然地坐在炕上，仔细回味着近日发生的事情，简直无法相信这都是真的。但无论怎么伤感，张沪毕竟是活了下来，这多多少少带给我几分酸楚的惬意，一场“文革”有多少冤枉鬼奔往丰都，能闯过鬼门关也算是不幸中的幸事了。

    我想找到狱医何医生询问一下情况，最初没能如愿。他正在处理那天吊死的山西鬼，劳改队死了人要填表上报。有一次我提着暖壶去打开水，正好与他相遇，这外表矮矮瘦瘦，细脖大脑壳的大夫，没容我向他表示谢意，就忙不迭地对我说：“真是张沪命硬，那口棺材本来是给她打的；阴阳错位，没想到咱那山西本土的‘二劳改’当了替死鬼。”

    “何大夫，我该怎么感谢你才好！”

    他提着暖壶匆匆而去。走了约十几米，他突然停下脚步，回头对我说：“咱想，还有一周的光景，张沪或许能下地走路了。至于让不让她回你们那间号房，那是于连长拍板的事。”

    何医生的话没能兑现。我独居那间号房两个星期，张沪也没能回来。一天深夜，吴排长一人独自进了窑洞，他告诉我张沪暂时不会回来，由于各种情况，双料货（指夫妻双双进劳改队的）可能要转移改造地点。

    我沉默地听着。我愿意马上离开这块土地与这间号房。它留给我过于沉重的记忆；无论是张沪的死而复生，还是我为此而戴上了三天手铐，都会像大山山褶般深邃，使人因见景生情而失去安宁。

    “那些书，我的意思你就别带走了。”吴排长关切地说，“虽然都是些文学名着什么的，容易招惹是非。”

    我点点头。书和知识对我还有什么用处呢？但我还是向吴排长提出，我要求索回两三本我最喜欢的书。那是雨果、果戈理和杰克·伦敦的着作。我的理由是：他们的作品能给我力量。

    吴排长答应了我的要求，但是他告诉我：“你自己在５０年代出版的那两三本书，怕是很难找了，它不在我手上，正在劳改干部中传来传去。”

    我说：“如果你能找到就留给你做个纪念吧！那些书已是我身外之物，我并不想再保留它们。”

    “该怎么说呢，百分之八十的劳改干部，对你们夫妻内心是同情的，但是你也知道，因为各种缘故，谁也不敢流露这种心境。”

    “谢谢吴排长。”

    他伸出一只手。

    我忐忑不安地也伸出了自己的手。

    “要转移的消息不要外传。”

    “放心，我是不会给吴排长添麻烦的。”

    大约到了五月中旬，我和张沪以及那些“双料货”被押上同一辆卡车。卡车下边装行李，我们坐在行李上边。与吴排长事先传递给我的消息不同的是，除了“双料货”之外，另外几辆卡车上坐满了“同窗”与“同类”。不知道哪儿的一座超级瓦斯煤矿，等待建井采掘，那儿需要大批的劳改人员去开挖乌金。

    使我永生难忘的是，于连长不坐在别的卡车上，也不坐在车舱里，而偏偏与我们这些“双料货”坐在同一辆露天的车斗里。是有意显示他的军人风采，还是对张沪一事处理不当，他多少有点良知的内疚？不知道！他虽然全副戎装，腰间还别着一把带皮套的手枪，脸上却比昔日多了几丝微笑。

    张沪经历近一个月的囚居生活，由于不见阳光，因而面色苍白，体质弱不禁风。时至五月，同车人穿着夹衣，她上身还穿着棉袄，她与我并排坐在车斗里，头倚靠在我肩上，任汽车在山路上左摇右晃颠颠簸簸。

    从晋南向晋东南转移，卡车要爬过巍巍的中条山脉。山路崎岖如蛇，道路十分难走，致使转移囚徒的车队不得不走走停停。当车行至大山环抱中的山腰时，有个女号突然喊了一声：

    “看--那儿有一只兔子！”

    于连长拔出皮套中的手枪，立刻瞄准了那只奔跑的狡兔。可惜那儿林木葱茏，那狡兔三蹦两跳就逃出了我们的视野。这时，张沪对我低声耳语了一句：

    “我好像就是那只兔儿！”

    这是在漫长的山间驿路上，她对我说的唯一的话。我觉得她的这句自喻并不十分准确--严酷的“文革”年代，迫使中国多少知识分子，性格分裂成了善于逃遁的狡兔；而张沪不是狡兔，是傻兔，是扑向枪口的一只傻兔。她的生命内核蕴藏着的是永不屈服。如果她遭遇了张志新的处境，她会成为第二个飞蛾扑火的张志新。

    我无意谴责前者。

    但我更敬仰后者。

    如果中国知识分子在特殊环境中都变成狡兔性格，中国还有希望吗？民族还有希望吗？

    当然张志新的不屈事迹我是后来才知道的--当时我只知道，卡车正在穿过山脊，奔向下一个劳改驿站。

    在王铁匠家栖身

    卡车车队在中条山整整穿行了一天，黄昏时分我们一行才到了位于晋东南的一座劳改矿山--它的对外名称叫“晋普山煤矿”。

    中条山与太行山互为毗邻，卡车过了一岭又是一岭，爬过一峰又是一峰。卡车所过之处，林木葱茏；有些山连山的地方，看不到村落和炊烟。在我劳改十多年的光景里，还没有见到过如此美丽的山峦，呼吸过如此清新的空气。一直闭合双目的张沪，此时此刻大概也忘记了死亡的经历，本能地抬起头来，领略这大自然的赐予。但是当卡车绕过了中条山后，绿色渐渐凋零，股股浓烈的臭气扑面而来--那是当地乡民烧的一座座硫磺小窑，空气中飘散出来的黄色烟尘。

    不久，车过一个县城，农民们举目观看几辆卡车上的“动物”，我们也向他们遥望--这时我发现了商店的木牌牌上，写有沁水县的字样。我突然想起来这儿是赵树理的老家，难怪他的小说土得掉渣呢，就凭那一座座硫磺小窑冒出的臭气熏天的黄烟，就足以代表了这方水土的原始色泽。车队再往前开，冒着浓烟的小窑不见了，群山像魔术师变的魔术那般，一律变成了光秃秃的和尚头，山峦与山腰上没有一棵树--我在煤矿下井几年之后，才懂得了凡是腹内藏有乌金的山，山上都是不长树木的。所以，我们看见“和尚头”的时候，就临近煤都晋普山了。

    在矿山总部前广场上，例行过劳改队千篇一律的点名以后，不带家属的成员，扛着行李搬进了山脚下的一排排监舍；我们这几户特殊的双劳改，因监舍太满容纳不下，便被安排到离矿山有半里多路的小村去住。那个小村名叫南坪村，只有几十户人家。当我们这些“劳改鸳鸯”，肩上背着行囊手里提着网袋等杂什，走进小村的时候，简直若同是过庙会一般。男人、女人，老人、娃儿都拥到村口，像看什么稀罕东西似的，上上下下打量着我们；那一双双眸光中，无异于观赏一群奇怪的动物。在劳改队碰上这样的目光，对我们并不产生任何作用；但是在这山沟沟的小村，这目光却挺刺激人的中枢神经的，因为这些乡民，并非专政人员。这让我们感到“文革”的神经脉络无处不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神经末梢，竟然伸延到这大山沟里的小山村来了。

    走过“列队欢迎”的夹道，我和她被安排到小村西口的一家落脚。户主姓王，是这个家庭中的唯一男性。他上有一位七十多岁的老母亲，妻子给他生下了一堆女娃。老王四十出头，人长得个头高高；方颧骨，黑脸膛，是附近小镇上的铁匠；他下面的几枝花儿，分别名叫改枝、改兰、改秀……不言而喻，这是全家期盼生个“万斤”男儿之意。平心而论，这一家人中的多数，并没有歧视我们，唯一使我俩伤透脑筋的是那个长女改枝。在我们刚刚搬进他家西北角的一间约有六米大小的耳房时，在门框上就看见没擦净的粉笔痕，经过辨认还可以看出模模糊糊的字迹。左侧门框上写着“只许规规矩矩”，右侧门框上写着“不许乱说乱动”；横批为“接受劳改”。大概是出于改枝文化水平的限制，笑话出在那条横批上，她误将“接受”的“接”字，错成了“结”；“接受”的“受”字，又误写成了“束”--因而“接受劳改”，变成了“结束劳改”（详见我的纪实体中篇小说《伞》）。这女娃为何写上之后，又把它擦掉？直到我们住过了一段日子之后，才知道是在我们进宅之前，铁匠老王强迫擦掉的。破旧门框上的木纹很深，无法擦去留在木纹中的残痕，就留下了我们初到矿山时，一个深邃而又难忘的记忆。

    这是一个十分贫苦的农家。小院里虽然有正房和两边的耳房，正房还是两层土楼，但因年久失修，已经十分破落。它就像是一棵老树一样，枯枝枯杈虽在，但是没有了绿色，死了挺拔向上的生气，因而和我们的心绪倒挺近色。我们已经走了十多年的风雪驿路了，这儿又是一个新的驿站，我--特别是她更感到心力交瘁，在这老宅老屋里静一下心神，相濡以沫地舔一舔彼此的伤口，倒也很符合我们的心境。大墙、电网、岗楼、监舍……这么多年像是我们的影子一样，一直伴随着我们。在这寒酸的老屋生活上一段日子，倒是我们求之不得的事。不是吗？！

    初来小村时，尽管女娃改枝对我们不够友好，但是她经历了一段对我们的观察，见我和张沪并非阶级斗争宣传的那样，都是“牛头”“马面”般的厉鬼，那双美丽的杏子眼的光泽里，便也开始出现了几丝温柔，与张沪渐渐有了言语沟通，后来在她老爹的示意下，跟着张沪学文化，学画画。当然她的这种变化，更大的缘由是铁匠老王对她的不断训示：“你以为劳改的牛、鬼、蛇、神，都是青面红发巨齿獠牙的恶人哩！里边也关着许许多多的好人--俺念书的时候，正赶上反右派，俺看右派都是敢讲大实话的人！你这妮子，不许给人家脸子看！”

    多亏了王铁匠这根顶门柱，让我和张沪比那几户“劳改鸳鸯”，日子过得轻松一些。初来矿山时，矿山尚未开掘，我们无煤可烧；但是做饭要烧煤，老王主动把小平车借给我们，让我们到山角下的小煤窑去买煤。古老的宅舍里鼠患成灾，一群群的红眼耗子经常跳到我们的炕上，搅得我们夜间难以成眠；老王的母亲，让我们从他家的猫群中抱了一只非常灵巧的灰猫过来，用以解决我们的睡觉问题（这只灰猫，后来成了我们的朋友，在我们搬迁时，成了一只野猫。我用了几万字的篇幅，专门写了这只猫的故事，请读中篇小说《猫碑》）。人离开了水，是没法活的；老王媳妇借给我们水桶和扁担，并教我如何摇动井上的辘轳。过日子要有水缸，老王便带我到小镇上去买；他帮我把圆圆的大肚水缸，捆绑在自行车的后座上，并叮咛我在山路上骑车小心……后来，我们相处得像一家人了，老王对我们袒露心声说：“当初，矿山到这里找房时，俺怕俺家里住一个杀人犯或偷窃犯甚的，还算老天有眼，来了你们两个老右，有甚难处你们只管开口，俺能办的没有二话。”反过来说，这也是我和她的福气--虽然，日后我们知道了我们住的那间六米小屋，是昔日王家老宅停放死人的房间，我们已是多次与死鬼打交道的人了，因而并没有为此而感到不快。

    我们在这间小屋，生活了两年多；直到矿山又盖了新的囚舍，才十分眷恋地、不得不离开王铁匠的那间老屋。

    我成了“煤黑子”的时候，她的噩运走到尽头

    晋普山属于全国优质煤田。煤黑子们都知道，所谓优质煤，它首先必须是无烟煤；仅这一点是不够的，优质煤田所蕴藏的乌金，还应具有耐燃、块大、无各种气味等特性。在煤都山西的全部煤田中，晋普山勘探出来的煤田，属于优中之优（在７０年代中期，它已出口日本）。正因为如此，省劳改局才从本省各个劳改系统，抽调一千名劳改人员来到这儿开山建井--再加上原有的监狱服刑的犯人，总共有几千个劳动力，以大会战的方式，开掘这座黑金之山。

    重工业生产，不同于在茶淀种田种稻，挖煤需要许多辅助工种配合，因而矿山附设机械厂、制砖厂等多工种后勤生产基地。单就煤矿生产而言，又分井上和井下两大部分。我身体属于壮劳力，从第一天劳动开始，被选进了建井队（即建井完成后的下井劳力）；张沪与其他女号，去参与砖窑制砖的杂项劳动。建井的含意，就是从地面开山剖腹，一直深入到地下煤层，在地层之下，建成四通八达的一条条釆煤的巷道为止--我是参与了开钻晋普山地下煤城第一块山石的人。

    真是应了“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句古语，我在这儿又见到昔日的不少同类，与我分在一个组的就有高树森（原西城法院干部）、金科（原贸易部的干部），其余的成员，多是在山西的老煤黑子了。我们打的是一口斜井，井口沿十七米的角度向下开掘。山腹的煤越好，山表的石头越硬，因而在入秋以后，铁锤震裂手纹的事屡屡发生。裂纹疼痛难耐时，便用胶布缠满了手掌，白色的胶布很快变黑，还没有挨着黑煤手已成了黑熊掌了。因而，每每回到“家里”吃饭时，张沪常常笑我成了讨饭花子的手。

    我说：“开矿的活儿虽然很累，但是我挺开心。手黑不怕，就怕心黑。”

    她问我在骂谁。

    我说：“我骂在曲沃差点送了你一条命的那个人。”

    她说：“这儿的劳改干部，比那儿的心地善良。”接着，她告诉我一件我意想不到的事：狱政科的一位名叫武守先的管教干部，找她谈话了，公开对发生在曲沃的事情表示愤慨。目前先让她离开劳动岗位，在砖窑做脱产的宣传员工作，并在积极查阅她的档案，看她是不是属于漏摘右派帽子的一个。

    “真有这事？”我不无忧心地说，“现在可是‘文革’时期。”

    “山西人做事武断，于连长是那方面的武断；而这位武守先，是这方面的坚定。”张沪对我说，“他甚至怀疑我这样的人，当年划右就是失误。一般的干部，谁敢这么讲话？可是他敢。该怎么对你说呢，我认为他对五七年的反右，就有看法，只是无法对我直接表达就是了。”

    她的话使我想起了董维森、高元松、曹茂林--也许在这方水土中，又出现了一个不拿板斧的“程咬金”？我当时虽然不能确认这种可能，但希望这是一个奇迹。细想想，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在曲沃支左的吴排长，不就是与于连长并非一种类型吗！他何尝对张沪的问题没有同情，只是在“一打三反”的气氛下，他受级别的限制，无法表达他的真实想法罢了。因而我祝愿她好梦成真。

    由于有了张沪告诉我的这个消息--尽管它还不是事实，对我的精神鼓舞还是很大的，所以在进队的日子里，我是像牛一样干活中的一个。打炮眼，放开山炮，看乱石在隆隆炮声中漫天飞舞，看斜井一天天深入地壳，自己当真以为是个矿工了。记得，在远离地表的地层深处，有一天管理我们的秦队长，在休息的时候问我：

    “你这个过去拿笔杆的人，想到过要来给大山钻洞没有？”

    “没有。”

    “现在你有甚的想法？”

    我不假思索地回答道：“当个煤黑子，也有煤黑子的乐趣。”

    “行了，你改造得差不多了。”

    不久，秦让我担任了这个小组的副组长。

    而今，回忆起那一段岁月，我仍有眷恋之情。它不仅仅铸造了我结实的肌肉，强化了我面对困难的坚毅精神；最为重要的是，生活使我具备了一个底层人的心田。除去每天去挖洞之外，回到那间老屋里，还要去挑水做饭，我学会了擀山西的硬面条，因为面条越硬，越能抗饥。张沪在砖窑搞宣传，比我还忙，白天她要自觉劳动（尽管她可以不劳动，专事宣传工作），晚上，她有时还要留在宣传室，写墙报和黑板。记得，在当年的冬天，我有一次去井台摇辘轳，一不小心把一只水桶掉在了井里，在用井钩打捞水桶时，那根结了冰的井绳，在我结了冰的手套上滑来滑去，任凭我怎么折腾，也钩不出那只水桶来--最后，还是王铁匠下工回来，我在井边打着电筒，才把那只水桶捞上来的。

    由于我在井边捞桶捞了半天，在如镜的水面上，我看见了我头发间的第一缕白丝。在感伤我捞水桶无能之际，也深感岁月之无情。于是，在我的一个小本本里留下了几行自怜的《提水篇》。诗曰：

    初春花织锦

    雏鸟漫天游

    少年遇神童（指与刘绍棠相识）

    文海荡双舟

    声声泥土歌

    字字心泉流

    愿做文苑草

    力学孺子牛

    何罪触雷霆

    五七竟成囚

    李白发夜郎（指李白发配夜郎）

    我配晋阳丘

    哀哉一炭翁

    井边拉铁钩

    冰手握冰绳

    井台滑溜溜

    猛然窥水镜

    白发染黑头

    不如变水鬼

    生死一断休

    至今，那本本上的纸页已然发黄，但它却是我在那一段日子里的一张自我画像。一方面，我要求我能坚强地活下去；另一方面，我面对困境也常常颓然自悲。建井这个活儿，越往下挖越困难了，每每向地下深掘几米，后面要跟上砌碹（即像城门洞那般，上顶要用石头砌成圆拱形），以防止落顶塌方。而砌碹的料石，要一块块往下运，每块料石重百十斤不说，沿着泥水汤浆的斜路向下搬运已非常困难；在砌圆拱形的碹顶时，就更要拿出吃奶的劲儿来了。老煤黑子站在架板上当大工，我们这些小工要把一块块料石举过头，把沉甸甸的石头递到大工手里，他们再封上洞顶--当我们向上举石头的时候，真是要有一点“力拔山兮气盖世”的劲头；就好像举重运动员那般，先要有必胜的意志，然后丹田一口气，把那块与自己体重差不多的石头，递给架板上的大工。否则你第一次失败，第二次就甭想再把它举过头顶了。

    这是来矿山以后，我经受的最为严酷的劳动考验。一个往昔摇笔杆的人，能有几十次、几百次、几千次“力拔山兮”的磨砺，也可算是我生命中的一段不凡的往事了--我至今为此而自豪。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体脑倒挂的负面价值，每天只知道自己是一头牛，有车要拉，有地要种，有活要干。一直到这口一百三十多米深的斜井，与另一方面军开掘的平井对接，并开始出现煤层，我所在的建井队，才变成了采煤队。当第一次用炸药炸出煤来的时候，我不惜力地把一块大炭从井下扛到井上，并扛回到老屋中去，放到火盆中点着了（当时正是冬天），小屋里顿时没了冷寂，因为有了这个炭火盆，而变得温暖如春。

    这个冬季，我们不再到农民开的小煤窑里去拉煤烧，而是由我每天下工时，从几里之外的斜井扛回一块优质大炭回来做饭取暖。我们几户家住南坪村的男人，只要是在井下卖力气的，无一例外地都烧自己挖出来的煤--我们不住在矿山，矿山允许我们搬炭回家。从这时起，我的脸上便失去了原色，下工出井以后，除了牙齿还是白色之外，从头到脚一律变成了非洲黑人--张沪笑我，成了不折不扣的山西煤黑子了。

    我怡然自得地说：“要是生在黑非洲就好了，那儿没有反右派运动。”

    她不以为然：“在殖民地当个白人的奴才，那日子也是不好过的。”

    “他们要挨批挨斗吗？”

    “各有各的不幸，只是那苦涩味儿不同罢了。”

    “那就是说，天底下哪儿都有不幸者了？”

    “可以这么说。不然当初我参加地下党干什么！”

    我有点不服气：“按照你的逻辑，中国封建主权已然不存在了。毛泽东现在成了超人的神，这算是什么主义？”

    她很少有被我问倒的时候--那是生活中少见的一次。很显然，我的问题，正是她非常明白、但又无法回答的问题。还算是她的幸运，第二年的春天，她被宣布为：因过去劳改单位的工作疏漏，没有及时为她摘掉右派帽子的人。至于是哪儿的疏漏--是茶淀？还是来山西后的曲沃？抑或是晋普山的干部，为了给张沪解禁而找出的理由？这是只有那名叫武守先的干部，才明白的事情。无论怎么说，在“文革”高潮中，武守先此举，不仅极富有人性，而且是勇敢者的行为。

    张沪头上戴了十多年的“紧箍咒”，至此获得解脱（因为她也在写她的回忆录，这里对她的经历从简）。

    地下遇险与狐狸引路

    我在矿山的劳改生活，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建井，二、采煤，三、身上背起一个德国进口的瓦斯检查器，在整个的地下煤城监督杀人的瓦斯。

    在采煤的日子里，我曾遇到过一次大的风险。那天我上夜班，大约在接近早上六点--我们快要交班的时候，按着生产习惯要开一次炮，给接班的采煤组留上外运的煤。之所以如此，是为了提高工效--全组十多个人，刚接班时有人用电钻打眼，有人用矿车向外运煤，以避免窝工。就在我们夜班点燃了最后一茬炮的时候，我们正在防炮洞里躲炮，老煤黑子阎恒宝，突然用手遮起双耳，兔子般的在听什么响动：

    “不好，有水声--”

    我说：“本来咱们干活时，顶板就从来没有间断过滴水。”

    “你懂个屁！我挖煤时，你还摇笔杆子呢！”说着，他冒着浓浓的炮烟，朝工作面跑了过去。刚刚跑出防炮洞，只听他一声大叫：“快撤--快撤--矿山透水了--”

    干过采煤活儿的老窑工，听见他的喊声，抢先钻出躲炮的洞，向外飞跑。组里另几个“雏儿”，不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正愣愣地站在洞口东张西望，阎恒宝从里边飞奔而出，他的声音因着急而变得嘶哑了：“娘你个蛋！你们是等死哪！快给我跑--跑--”

    这时我们才确信发生了什么不寻常的事情，把矿帽上的矿灯，匆匆地摘了下来，拿在手里照路，向幽暗的巷道外边狂奔。在狂奔逃命之时，我的耳畔才听见了滔滔的水声中，夹杂着的隆隆声响。在矿山初次遇到这种情况，总是怀有好奇之心，我一边跑一边用矿灯回照。我的天哪！背后一片白浪，疯子般的向我追来，我看见那台百十斤重的电机被掀翻了，在狂浪中打着滚；煤壁在水浪冲刷下，发出怕人的哗啦啦的塌落声。待我们跑出煤巷巷口，坐矿车逃到井外时，大水立刻吞没了矿车车道。

    多亏了老煤黑子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挖煤经验，不然的话，我们几个新窑工活活被大水堵在防炮洞里（防炮洞是为了躲避放炮时煤石伤人，而在巷道中开出的一个死洞），那只有当一名淹死鬼了--为此我常常感谢老煤黑子阎恒宝。事故的发生，并非我们放炮的责任，而是矿山地质的勘探者，没有事先勘测出煤巷附近有一个古老的地下溶洞，致使溶洞中不知积存了几千年的汪洋，在爆炸的空隙间奔涌而出，把地下巷道在一个小时之内变成了水塘。

    这件开炮打穿了古老溶洞，而引发的透水事故，是晋普山煤矿开掘史上的一次重大事故。好在我们在阎恒宝老煤黑子的引导下，及时逃离了水患现场，而躲开了一场灭顶之灾。事后，他对我们这些新煤黑子说，他早就发现了井下的异常，平日难见山老鼠在巷道中乱窜，那天还没有开炮，那些长尾巴的山耗子，就开始来回地搬家了--这只有老煤黑子才有的感知。这次地下水患之威，给我的劳改史上留下了无法抹去的印记，使我第一次认知了人与自然斗争不是儿戏，而是一门专题学问；开矿不是只凭不怕苦累，就能胜任的事情。

    这场地下水患，至少使矿山停产了一周，技术人员调进去多台排水机，日夜连续排水，并封堵住了水洞洞口，才重新开工。由于此事震惊了全矿，井上井下的人员有了一次大的调整。我这个半路出家的“和尚”，被临时调到井上，在斜井井口担任供应本组的后勤工作。井口有一间小小的草棚，我在里边准备井下用的炮土（封堵炮口时用的泥棍），并兼任矿车的调度工作。封堵炮口的泥棍，需要不湿不干恰到好处，矿车调度要及时满足井下需求，并要时刻检查牵引矿车的绳索是否牢固；一旦斜井绳索断裂，矿车像野马脱缰而下，那么在工作面的采掘人员，将会被砸成肉酱。

    这是一件看上去比较轻松，而责任相当大的工作。阎老西把我放在这儿，既是对我的照顾，又是对我的信任。我每月还按井下工拿四十六块五角钱的工资，但干的却是井上的活儿。可以这么说，那是我来矿山之后，一段最为惬意的日子。我们组长期干夜班，那口斜井顶上的小棚，以及小棚中的那束矿灯的光环，在幽暗中成了我无言的朋友。我把矿灯挂在棚柱上，除了我一个人之外，就是我的影子了。我的头顶上三十米的高处是矸石山，牵引矿车的绞车房设在矸石山上，井下要车或井下矿车需提升矸石出井，用电铃通知我，我再用电铃通知绞车工就行了。

    井下打眼放炮期间，我无事可做，便常常走出小棚，在井口附近转转。昔日传说这儿有狼，自从来了犯人和“二劳改”，开山的炮声，把狼群吓跑了。我在这大山的半山腰上，没有见到过狼，但是却看见过狐狸。狐狸虽然与狼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它的那双眼睛，在夜里也发出幽绿的光。我最初见到它的时候，是在一个冬日的午夜，我正在炭火盆中烤馒头，那食物的香味把它吸引了过来。它远远地坐在离小棚有十米左右的地方，我当时以为是一条家狗，就用叫狗的方式让它过来，它动也不动；待我用矿灯的强光，向它照射过去的时候，它像触了电一般飞身而去。第二天，它又来了，仍然坐在那个老地方。我不再惊动它，而是掰下一小块馒头扔给它，它叼起馒头扭头就跑。待它吃完那一块馒头后，便又端坐在那儿了--这时我才从它那双眼睛的暗绿色光束中，判断出它是一条狡猾的狐狸。

    中国自古以来，就把狐狸视作为无情无义的动物。我也从小就接受了这种观念的灌输，对它并无好感。但在这万籁无声的冬夜，有一只活物陪伴着我，也是解脱寂寞的一种方式。有时井下要车的铃声，吓得它飞身而逃；但在习以为常之后，它只是躲开飞驰来去的矿车，守候在我的小棚边。只有一点，它从来不走进我的小棚，这是狐狸的天性所致，而非它不忠实于友情。后来有一件事情，使它远离开了我--一辆行驶出井口的矿车，拉着满满一车矸石，突然在它的身旁翻了车，它把这次的矿车出轨，可能误认为是对它的袭击。从此，它的身影消失在井口，我在残冬的夜晚，便少了这个与我对视的朋友。

    直到第二年的草木返青时节，有一天夜晚，我去寻找引火的木柴，好生起炭火火盆。在山坡的一角，我又发现了它那双幽绿的眼睛。我一边打着口哨表达着我的友好，一边慢慢地走近它--它对我再也没有信任感，我进一步，它退一步，使我和它始终拉开相等的距离。待我弯下身去抱柴木时，它扭身逃了--在月光下快如一支银箭，在瞬息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虽然我和狐狸的友谊到此结束，但是我在抱柴的山角，却有了更新的发现--那儿是埋葬劳改号的一个坟场。尽管这里的生活，比茶淀要安定多了，没再有过罗锅队长那样的人物；但是埋葬死人的坟场，却与茶淀没有任何区别--坟头上竖起一块木牌，上写着殁者姓名。其中，有两个是我的同类，一个是我熟知的朋友李建原，另一个是我陌生的同号，他的名字我已然忘却--但他的一件工艺品“龟驮碑”，似乎可代替他的姓名。

    李建原与“龟驮碑”逸事

    建原君长着一副苦相，这是我从在团河家场三畲庄时，就认知了的。在几百号同类中，唯有建原君长着一只“风泪眼”--在我二十年、七千多个日日夜夜的劳改生涯中，只有劳改干部曹茂林（见《走向混沌》第一部），也有着那样的一只眼睛。

    最初，我对这种眼睛，认为是砂眼的一种类型。早在团河农场时，有一次右派队出工，在路上我问他：

    “为什么你那只眼睛总是像蜡烛般的流着泪？”

    他没在意地顺口回答：“因为刮风。”

    我一时没能听清他的意思，便又从病理的角度追问了他一下。

    “我爱人是个医生，她说这种眼病叫‘风泪眼’。在没有风的时候，这只眼和好眼一样。”

    事情过了几年，在“大转移”来山西的列车上，他与“劳改鸳鸯”坐在同一个车厢里，漫长的行程中，又有了交谈的机缘。在谈话之际，我又看见他的一滴泪水悬挂在眼帘之间，没有垂落下来。说实在的，这一滴悬浮于眼帘间的泪水，总是给人以惆怅的感觉，我常常不得不躲开他的眸光。

    我说：“你爱人是个医生，她就不能医治好你的眼疾？”

    他笑了笑（那笑也像是哭）说：“你该明白，有些病不是药物能够治好的。”

    至此，我才了解了建原君昔日所说的“风”的含意，并非单纯指自然风而言。他的弦外之音，是指中国的政治季候风而言；家里就是有再好的医生，对此也无能为力。不是吗？就是古代的神医华佗再生，他能解决中国大地上不断刮着的季候风吗！就是诸葛亮重新出现，他能预卜到全国几十万热爱中华大地的知识分子，要在季候风中成为囚徒，并被押解到山西来吗？！

    前文《四月雪与四月血》中，曾经提及到建原君因在洗衣时说了“领口袖口”最脏，而受过的事。在那场被形而上学地演绎成“伟大领袖最脏”的政治悲剧中，建原君为此而承受了不少的批斗。我当时坐在他的对面，总是情不自禁地拉低了自己的棉帽帽檐，以躲开他那只垂泪的眼睛--那形象实在太使人心神战栗了，他瘦高的身子弯曲得像一只海虾，若同一个标点符号中的“？”，与此同时，他那只迎风流泪的眼睛，垂落下来的是一滴滴泪水。

    建原君在同类中，本来长得就老，再加上那只“风泪眼”，在批斗他的会场上，使我想起雨果《巴黎圣母院》中的卡西莫多。敲钟人卡西莫多虽然也很丑陋，但是他脸上没有建原君的泪眸。我和他同路不同车地来到晋普山煤矿以后，我因为上夜班较多，在白天常常去看望他--他因年纪和身体的原因，被留在了井上劳动。他在劳改队学了一手熟练的瓦工活儿，便被编进建筑队干修建监舍的劳动。记得，有一次我给他送手套去（井下发的手套用不完，而干瓦工活每天与砖石打交道，是最费手套的），他当时正在用镐头刨着冻土，见我来了，放下手中的铁镐说道：

    “正给你们双劳改刨地基哩，这儿要盖双层窑洞，分楼上楼下，今年秋天你们就可以入瓮了。”他挺开心地说。

    我说：“但愿它是给犯人盖的，我和张沪在那间老屋住惯了。”

    “是神的进庙，是鬼的进坟。”他指了指犯人区的大墙和岗楼，“既然监舍是盖在大墙圈外边的，我想是给你们准备的。”

    我把几双手套交给了他：“感谢你为我们编织囚笼。”

    他对我表示了谢意之后，拿出一支香烟，并为我点着了火。

    我突然像有了新发现似的问道：“老兄，你的那只眼睛，怎么不下雨了？”

    他来了一句黑色幽默：“你该知道，它是一只风向仪；这儿的风，比曲沃不是小多了吗？”

    我笑了。

    他也笑了。

    当真我发现他的脸，比在曲沃的时候胖了一圈。这次见面给我留下了欢悦的记忆。不久，我回北京探亲，还特意到他家去了一趟。他的家住在宣武门内顺城街的新华社宿舍区，是路北一所临街的小院，他那位当医生的爱人，看上去比他年轻多了。她对我招待得十分热情，并留我在她家里吃了晚饭。当她向我询及到建原的情况时，我当然只是“上天言好事”，而略去了建原君心上的累累伤痕--对她说那些又有什么用呢，说了实情只会增加她的烦恼。

    从北京返回矿山时，尽管我给我俩带的东西，已然不少了，但我还是像个挑夫那般，顺便给建原带回来一些食品。他在我和张沪眼里，是风尘驿路上的忠厚长者和知音，在众多同类中，是属于苦黄连中的一个。但我未曾料到的是，不久，建原君就因为一次塌方事故，离开我们去了西天正路。

    那天，下了夜班的我正在老屋中酣睡，突然被住在我附近的一个同号叫醒。我当时以为是井下出了什么事情，要我们去抢险呢！结果是令我心碎的消息--李建原被塌方的土埋在里边了。此时正是早春时日，我穿起上衣蹬上裤子，就奔出事现场。远远地就听见人声喧沸，队长正在那儿指挥扒土救人。我的天哪！那是在一个高高的土坡上，至少要有几百方土，堆在了建原的身上--不要说扒土，就是调来推土机（当时矿山没有推土机），人也没救了。

    赶到事发地点，才知道事情的经过：在早春的高土坡中间挖窑洞，本身就是冒险。因为春天地气上升，冻土表层看上去还十分坚硬，但是土质内部已开始溶化，加上在淘洞时，洞顶没有防范措施，窑洞越是向里延伸，塌方的危险系数越大。说起来似乎令人难以置信，本来建原君是在洞外干活的，前文《四月雪与四月血》中提及到的那位符ＸＸ，不知出洞去拿什么工具，建原君此时便主动进洞并跳上架板，拿起铁镐来代替符ＸＸ刨土。就在这个时刻，瞎了眼的土地爷，突然让冻土开裂，站在架板上的几个成员，都被砸在了窑洞之中……

    这是谁之过？是谁让他们在这个时节挖窑洞的？明明到了换季时节，冻土会发生解冻现象，还让这些人往虎嘴里钻？没有人回答这些问题，也没有人追查这些问题。在返回老屋时，我一路血涌心头，为建原君之死而忿忿不平。之所以如此，因为从建井时起，四块石头中间夹着一块肉的井下，都没有发生过如此重大的伤亡事故；而在井上却发生了一场塌方，砸死了几个人的悲剧--而偏偏其中，就有长着一只“风泪眼”的建原君。他家里的爱人和孩子，听到这个噩耗后，将如何承受这巨大的不幸？一个多月之前，我还见到他家中的三代人--他除了有妻子和孩子外，上面还有一位年近八旬的老母亲呢！

    躺在老屋的土炕上，我无法再入睡了。建原君那只迎风垂泪的眼睛，一直浮现在我的面前：他昔日垂在眼帘里的那一滴滴大颗的泪珠，就像是一个个惊叹号似的，对我倾诉着一个知识分子的悲伤。曾记得，在曲沃劳改队他干瓦工活儿时，我给他当过递砖递瓦的小工，那时也是早春时节，他为“领口袖口最脏”被引申为“领袖最脏”的冤案刚刚结束，才从反省号出来不久。在修建窑洞时，需要蹬梯子到架板上去干活，我看他在爬梯子的时候，双腿有点发颤，便一边给他按着木梯，一边告诉他小心一点，避免从梯子上滑下来：

    “你蹲了些天反省号，体能大不如前了。上梯子的时候慢一点。”

    他蹬上架板之后，回答我说：“摔死更好，给国家节约一个人的口粮。你也知道，人在这年头不如一颗草籽值钱；老人家说过的‘人是最可宝贵的’那句话，连开国的将帅们都不在其内，当然就更没有咱们的份儿了！”

    我没有回应他的内心独白。因为他刚刚离开反省号，心里揣着一肚子窝囊，我要再与他一唱一和，更会增加他内心的烦恼--我装作什么也没有听见，开始给他往架板上的灰斗里上灰。我已然修理地球十多年了，耍铁锹比拿笔杆还要熟练，因而尽管我站在低处，但是一锹锹灰浆，都能准确无误地甩进灰斗之中。忽然间，我感到有什么水点一类的东西，掉在了我的脸上，最初我以为是灰斗漏了，但是用手摸摸，又不像是漏下来的灰浆，抬头一看，原来是建原君的泪水落到了我的脸上来了。

    “你快看--”他对我轻声喊道。

    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只看见蓝蓝的天--这天上既无云影，又无风摇，我不禁有点奇怪。

    “看见了没有，大雁--”

    我仰头细看，当真在瓦蓝的天空中，看见了北去的雁阵。

    这时我才找到了他垂泪的原因：那天空中的雁阵飞成一个“人”字形，把一个大写的人抒写在了天上。建原君手拿瓦刀，久久地抬着他的头。我也扶着那把铁锹，痴迷地目送着天上的“人”远去。

    这个场景所以使我难忘，因为其中含有苦涩的诗情，它使我由天上自由飞翔的“人”，而想到地上失去自由的人。建原君之所以流泪，怕是见景生情的缘故吧！此时此刻，他已然永远闭合了那只垂泪的眼睛，在这大山之角长眠不醒了。这已经是一年前的往事了，可是我的这位狐狸朋友，在夜静更深之时，引我到这坟茔中来，难道狐狸真有传说中的灵性？！

    至于躺在这儿的那一位陌生的同类，我之所以与他比较陌生，在于他一口浙江话。因为组里多是山西的煤黑子，他的浓重的南方口音，常常使人听他说话如听天书，致使组长阎恒宝给他起了个“怪物”的绰号。在建井组内唯一与他能有一些感情沟通的，也只有我一个人了。

    他是在我们快要开掘出煤层的时候，调进我们组的。因为他干瘦得像是没有肌肉，人又细长细长，一身工服穿在身上，显得空空荡荡。我对他产生同情之心，是因为一次在防炮洞里躲炮。

    我问他：“你是不是身体有毛病？每次收工爬斜井出洞时，你总是走在最后边。”

    他说：“我得了‘肌无力’的病。”

    最初，我没能听懂他的话，直到他强使自己用北方话表达，我才勉强地听清楚了他的病名。“什么叫‘肌无力’，我怎么没有听说过这种病？”

    他摇摇头：“我也解释不清。病因起于长期缺乏营养，由细胞不断坏死而引发的。”

    他毕业于地质学院，是来山西工作后划右派的。他所以来到井下劳动，完全出于他的自愿，他认为这正是他研究地质学的一个难得的机缘。晋普山地质结构复杂，在开山剖腹的过程中，他会得到许多他想知道的东西。比如：这座煤山的形成年代，地壳在远古那个时期，发生的天崩地裂，把大片的原始森林，埋在了地层之下，等等。对于这些学术性的问题，我不感兴趣；但是他对我说的，在煤层与石层的夹缝，会采出鱼化石或者什么海洋动物的标本来，我倒是十分动心。

    因此，我在挥锹往矿车里装矸石时，常常情不自禁地用矿灯观察石头。虽然“肌无力”也经常这么做，阎恒宝为他身体不好，便指桑骂槐地把火气撒到我的身上：“你他娘的在干甚哩？完不成开掘进度，你负责任！”

    我把印有鱼纹的石头，举给他看。他顺手把它扔进矿车车斗里，并训斥我道：“那是甚的宝贝？老子在井下二十多年，见到那鬼玩艺多了！”

    “肌无力”知道这是对他的变相警告，自然也不敢在石头上过多地消磨时间--建井队每个组都有当天的进度要求，完不成任务阎恒宝是会骂爹骂娘的。尽管如此，我还是经常在开炮之后装车时左顾右盼，上天不亏有心人，在一次往车斗里挥锹装矸石时，我发现了一具龟化石--它通体皆黑，龟头、龟爪以及龟背上的八卦纹路，都十分鲜明--很显然，这是经过了不知多少万年的挤压，真龟才成了这个石龟模型的。

    “肌无力”立刻走了过来，两只矿灯的强烈聚光，都照在这个小小的黑物上。

    阎恒宝真是有老煤黑子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本能。他不知是何时走过来的，他一手抢过这个稀罕玩艺，扔在地上；并立刻挥动大铁锹，将黑龟与矸石一块铲进车斗里。然后，他回转身来，把矿灯的刺目光束照在了我俩脸上，致使我俩不能不闭合上眼睛。只听他开口骂道：“你们两个‘吃屎分子’真不开眼，那龟孙有甚的看头！前天俺说过你们一回了，你们怎么是属耗子的--撂下爪儿就忘？我告诉你‘气无力’（阎不懂‘肌无力’这个词儿），这都是从你下井以后，引出来的事儿--你要是在井下再找甚的龟孙鱼孙的，你就到井上干活去好了！”

    阎恒宝是个井下的拼命三郎，话虽然说得难听一点，井下老煤黑子都是这种脾气，因而我对他的训斥并不反感。但是我的新同类“肌无力”，却觉得有点对不住我，他说今后再不找麻烦了。但是，阎恒宝不知是出于对“肌无力”的爱护（因为他体能确实很难适应井下劳动），还是出于对我们俩的惩罚，在那件事情出了不久，他就被调到井上绞车房开绞车了。他的工作比较井下轻松多了，井下矿车装满了矸石，用电铃通知他开车，他坐在绞车房里启动绞车，把一斗斗满载着矸石的矿车，沿着轨道提升到矸石山；然后由倒车工把矸石倒了，他把空车再放回到井下就行了。

    他的工作虽然十分间单，但是并非他的心愿，一个想在劳动实践中，对煤山地质有所研究的人，是并不愿意离开那“阴曹地府”的--尽管那儿头上滴水，脚下淌水；幽暗的巷道，都靠一盏盏矿灯照明；并且时时刻刻，都有被石头砸死的危险。是为了安慰我的那个同类，还是我还在想念那只黑龟呢？也许是两种心情都有吧，我借一个倒班的白天，去了他开绞车的矸石山（矸石山，就是井下矸石拉到井外堆成的山）。

    我先在矸石山角下转来转去，目的是想找回那具黑龟来。日夜三班倒的建井队，每天要向这儿倾倒上百车的矸石，要找一块石头，我自知难如登天；但是人的欲望，是个十分奇怪的东西；越是丢失了的东西，就越觉得它的珍贵。

    “喂！你来这里干什么--”他隔着绞车房的小玻璃窗看见了我，走出车房向我喊着。

    我不愿意使他重新记起我俩在井下挨训的事儿，一时之间又找不到合适的借口，便自嘲地说：“昨天往车里装矸石时，把我那‘英纳格’手表，也装进车斗里了。”

    “天气这么冷，来绞车房烤烤火吧！”他向我招着手。

    我用手已然在矸石中间扒了半天了，一块块石头，在这严冬时都冻如冰砣--尽管我是戴着手套翻弄石头的，但是那两只手掌上的十指，仍然被冻得疼痛难耐。听见“肌无力”在喊我，我便沿着矿车的路轨，向上爬了有三十米，到了他那间绞车房。绞车房里的一盆炭火正旺，燃起尺高的火苗，我伸出两只贴满胶条条的手掌，享受着火焰的温暖。他蹲在我的旁边问道：“你真丢了表了？这有悖常理。干挖煤这一行的，每天和石头打交道，没看见有哪个人戴过手表。”

    “你真聪明，我早就成了无表戴的无产阶级。”我被他逗笑了，“过去在５０年代，倒是真有一块‘英纳格’来着，后来被家里给卖了以喂饱肚皮。”

    “那你到这儿来做什么？”他问，“眼下正是三九寒天！”

    我迟疑了一会儿，对他说道：“你猜猜看，猜对了放你回你的老家杭州。”

    他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对你说实话吧，我回不了老家了。”接着，他对我诉说了使我非常惊愕的内情：他的家里都是学医的，他曾就“肌无力”这个病，去信询及过他的父亲。写信时他多了一个心眼，为了怕家里挂心，他在信中说是为病友的病而写信的--家里的回答等于判处了他的死刑，说在当前的中国，还没有医治细胞不断坏死的“肌无力”之症的良药。他对我讲起这些话时，神情颓然地黯淡下来，与那盆熊熊的烈火，形成了明与暗的极大反差。

    我安慰他说：“你很坚强，养病也要靠意志。再说你离开井下，劳动也轻松多了。”

    “我请求下井时，已然接到了死刑宣判，我想一个学地质的，在临去西天正路之前，总该知道点我的专业吧，不然，不是等于一辈子白来吗！”

    我被这位新结识的同类的精神感动了--他所具有的东西，正是我在消亡的东西。在那一瞬间，我突然想起了死于茶淀的几个同类，他们都是坦然地面对死亡的。他不同于他们的是，他不想自我消亡，而是想在临行之前，满足一下精神需求--试想如果没有１９５７年这场灾难，这样的知识分子，不是中国宝石中的宝石吗？但是历史的风暴，席卷走了他为民族贡献热能的机缘！

    “你不能提出‘保外就医’吗，根据你的病情，我估计矿山是会批准的。”我向他提出建议，“你家里的人，又都是从医的，对你的疑难病症一定能有所帮助。”

    “我不是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但是想来想去，还是觉得留在这儿为好。”他说，“人家革命群众把咱们视若洪水猛兽，一旦回到杭州，立刻会成为一块打靶的靶牌，红卫兵就是不斗死我，也会再一次牵连到我的家庭--‘文革’初期，我的家已经受过一次冲击了。”

    我无言以对了--他的考虑是十分理智的。

    “人的命，天注定。走一步说一步，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他凄楚地一笑，“用你们北方人的话说，该在河里死的，井里死不了。”

    “你河里井里都死不了，咱们老右命硬。”我自知这是一种空头安慰，还是要说；否则我该说些什么呢，总不能说在这儿是等死吧！

    他对我的话没置可否，取下挂在墙上的干粮袋，把两个白馍烤在了炭火盆边；他又把手伸进干粮袋摸了一阵，顺袋里掏出一个黑乎乎的东西来。最初，我以为他在掏一块咸菜，当他的手伸向我面前时，我才看出来它是一块龟化石。它比我前两天在井下见到的那一块稍稍小一些，美中不足的是，它的背上粘连着一块手指高的煤矸石，颇似我童年在家乡孔庙中见到的龟驮石碑。

    “好玩吗？”他说。

    “不仅好玩，还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呢！”

    “送给你吧，我知道你是为它而来的。”“肌无力”开心地看着我，“在井下你就爱不释手了。”

    我推辞地说：“你是学地质的，我不能夺人之美。”

    “我在矸石山开绞车，留心一点还会捡到这龟化石的。”他说，“这块就是我在矸石山上拾到的。”

    我表示了对他赠我“龟驮碑”的感谢之情，然后又安抚他说：“你们南方人，也一定知道，龟在民俗中是吉祥物的象征，你拾到它说明你是有福之人；它会保佑你的身体，很快恢复健康！”

    我自从得到这具“龟驮碑”后，每天用机油和棉丝擦洗它体躯上的灰尘，直到把它擦洗得通体铮光明亮。张沪也很喜欢这具古化石，她年轻时喜欢画画，她还在工余时间，画过它的像。她和我经常坐在老屋，欣赏那龟背上的八卦纹络，不仅仅从中领略它演绎的大自然的升腾与沉没，更从它驮碑的形象中，去咀嚼历史与人生。

    大约过了有三个月的光景，一个噩耗把我惊呆了--“肌无力”终于因为他的病，走到了他的生命尽头。事情发生在夏季里的一个晚上，我们在井下装完矸石车时，阎恒宝用电铃通知绞车房开车，可是铃声响了半天，还不见绞车启动。阎老西让我爬上斜井，看看井上出了什么故障。我吃力地爬出近百米深的斜井，出了井口又爬上矸石山，进了绞车房，见他低垂着头，一动不动地坐在开车的木椅上。我以为他是睡着了，便喊了他一声，但是没有回应--走近他一看，他面色如土；我把手放在他的鼻翼下，发现他已然没了呼吸。当夜，生产为此陷入了一团混乱，只好临时调上来一个曾经开过绞车的张同江，代替了他的位置。

    “肌无力”与建原君，都埋葬在了矸石山旁边的一块向阳的山坡上。我虽然十分珍爱他送我的那具“龟驮碑”，经过与张沪商量，还是觉得应该“完璧归赵”。第一、他是学地质的，曾拖着带病之躯，到井下去实践他的抱负；第二、历史剥夺了他为中华民族寻找矿藏的权利，那具“龟驮碑”在九泉之下，可以安慰他的灵魂；第三、那具“龟驮碑”，不是挺富有中国知识分子负重而又坚忍的寓意吗？他是可敬的知识分子中众多类型之一。因而在他入土不久，我把那具龟化石，埋在了“肌无力”君的坟茔之前。

    狐狸朋友把我引到这里来，让我在我的小棚里，整夜陷于怀旧之中。因为“肌无力”君不是北京去山西同类中的一个，而是在山西被划成的右派，他的名字被我遗忘了--写此书时，我询及了我的许多当年同类，都因对其生疏，只知其人其事，而记不起他的姓名来--这里我只能用“龟驮碑”君代替了。

    第二天早晨，我下夜班离开井口的小棚时，特意到两个同类的坟前转了一圈。当时，迎春花刚刚开放，我采摘了两束，插在了李建原君和“龟驮碑”君墓前……

    背起了瓦斯检查器，走入犯人世界

    晋普山在山西省煤矿中，是一座瓦斯含量最高的矿山，一旦引起瓦斯爆炸，晋普山也就不存在了。在井下听老煤黑子--我们的采煤组长阎恒宝说过，在６０年代初期，大同有一座瓦斯煤矿大爆炸事情惊动了中央，周恩来总理曾亲自飞往大同去处理这一问题。当时，死伤了许多矿工不说，由于当时技术上无法处理全矿爆炸的后遗症，只好把一个好端端的矿山给封堵死了--但这只是解决地上问题，无法解决地下的灭火问题。直到７０年代，地层下的煤层之火还在自燃。

    这绝不是耸人听闻的消息。我到了煤矿才知道，煤的性格非常喜欢自燃；一旦燃烧起来，就很难扑灭。在１９７２年的夏天，因天气酷热，停放在煤场准备外运的煤，突然自起明火，矿山用了很大的力量，才把这场明火扑灭了。在同年，一条采煤巷道的工作面，在采煤开炮时，引起了瓦斯的局部爆炸，整个巷道内的设备以及支护煤壁的木质棚架，被一烧而光。这两场灾难性的事故发生之后，矿山为了防患于未然，便加强了瓦斯检查的力量--我就是在这个时刻，被抽调进瓦斯检查组，成为一名瓦斯检查员的。

    这个活儿表面上看去，是十分轻松的；但是我每天背着一台模样小如照相机似的玩艺，比采煤的犯人和采煤的“二劳改”，要提前进入当天要采煤的巷道；并在当天要采煤的煤巷巷口小黑板上，标明当天煤层中的瓦斯含量。除此之外，地下煤巷密如蛛网一般，每一条没有采煤任务的巷道，也要我涉足其内，检查其内有没有瓦斯超限的征兆。在我担任这个貌似的闲差之前，经过一周的培训，技术科长对我们说了这样几句话：“这不仅仅是涉及到千百个人的脑袋的问题，也是涉及你们自己脑袋的问题。在谁的班上出了问题，不是去当犯人服刑，是要断头的事儿，你们都听明白了没有？”我很害怕这份差事。刚刚把我选进瓦斯班时，我就去找了秦队长，言明自己不是那块材料。秦队长说，这不是他权力范围内的事情，是矿山以文化程度的高低，由技术部门挑选出来的。所以我干这个工作，是打着鸭子上架--由不了自己的事儿。

    另一件使我不情愿的是，我分工负责的煤巷是犯人开采的煤区。在曲沃我已经有过与犯人一起劳动的记录，而负责犯人采煤区，每天要在那地下深处全凭矿灯照明的世界中，与各种类型的犯人打交道。我们区别于犯人的标志有两条：一、他们出入煤矿的主巷道，走通往大墙圈里监狱的专线（在一个大巷道的丁字路口，他们向北拐弯--我们向东行，那儿站着荷枪而立的武警，以防止犯人鱼目混珠逃出矿井）；二、我们头上戴着的是塑壳安全帽，他们头上一律戴着柳条安全帽。至于其他则无差别，不分你是干部、还是“二劳改”和犯人，一律是头顶矿灯，身着黑色工服，脚下穿着水靴；一个班干下来，一律是满面炭黑的黑鬼。因而在地下煤城里，要想区别身份，唯一的鲜明标志，就是那一顶头上的矿工帽的不同了。

    就像大自然的气候变化无常一样，井下煤层中施放出来的瓦斯也常无定式。因而我回忆起那一段当瓦斯员的日子，至今心里还经常后怕。首先，来矿井服劳役的犯人，身上都背着几年的刑期。此外，犯人的原罪十分复杂，其中既有“文革”制造的冤案，也有刑事犯罪的真案。当他们来到煤巷前，小黑板上分明已写好瓦斯数据，但是他们还是要询问我杂七杂八的问题：

    “喂！我们的小命可都攥在你的手心里哪！”这是犯人们挂在嘴边的口头禅。

    “我说‘老二’，你犯的原罪是强奸还是反革命？到底你是哪路好汉？”这是犯人们每天要问及我的问题。

    “看你像个反革命。是不是你恶毒攻击‘红太阳’了？”

    “……”

    我只能装成聋哑人，或支支吾吾。背起瓦斯器之前，负责技术工作的干部，对我们有过规定，除了工作问题以外，少和他们啰唆。但是有些亡命之徒，见你不答开口就骂：“装他娘的什么龟孙，你要是没偷没抢，为甚来在这阴曹地府里受罪。”因而，自从来到犯人采煤区检查瓦斯后，我的精神就没有过轻松的日子。

    其中的危险有三：第一，你分不清真假李逵，在井下曾发生过犯人逃跑时的恶性案例。有一天夜里，几个刑事犯罪的亡命之徒，在井下组织策划了一次杀人逃跑事件：他们用铁锹打死检查他们工作的劳改干部，偷梁换柱地戴上了干部头上的塑壳安全帽；然后，他们又互相埋在出井的煤车里，蜷曲着身子随着出井的煤车，被绞车一直拉到了井外高高的煤山之上（那儿有专职的翻斗工，将煤车里的煤，翻到煤山之下）。这样一来，他们就随着翻滚的煤块，一齐滚到了山下。可以想象，当他们随着煤块滚下山去的时候，一定是双手抱着自己的脑袋的--可是这次逃跑被翻斗工发现，都被矿山武警抓捕回来。试想，与这样的囚犯为伍，能不心惊吗？！第二，任何一个釆煤工作面，一个班至少要开两次采煤炮（当时还没有现代化的机械采煤法），而每次开炮前与开炮后，我都要冒着呛鼻浓浓的炮烟，顶着纷落而下的煤石，去测量瓦斯浓度，以防炮后瓦斯喷涌而出，进一步引发瓦斯爆炸。那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特别是在开炮之后，煤顶没有任何支护遮拦--有一次，我正半弓着身腰，把瓦斯器的皮管伸向龇牙瞪眼的煤层时，一块重有十斤的大煤块，突然从顶板上垂落了下来。算我命大，它偏偏一斜正好砸在我腰后背着的电瓶上（为头上戴的矿灯输送电能的一个方方的黑盒子），电瓶当即被砸得粉碎，电溶液烧坏了我的工服--但是我的小命被保住了。出井后，我换了一身新工服，并更换了一个电瓶，照常跟班不误。为了此事，同类们--特别是张沪，曾找到有关干部，要求更换我的工种；但都未能如愿--如果那块大煤，当时砸在我的腰上，我早就成了瘫子；如果它正好砸在我的头上，尽管我戴着安全帽，颈椎怕也会留下难以想象的后遗症了--我会不会成了一个缩脖坛子？！第三种危险，是肉体与精神合二为一的。我还要串行许多条无人劳作的煤巷，那种万籁无声的黑暗，带给人莫名其妙的恐惧，那是没有下过矿井的人，无论如何也难以体会到的。这里没有电钻的声音，也没有隆隆的炮鸣，走在冥冥的无边黑色中，唯一可以听到的是，大山中的煤层嘎嘎叭叭的断裂声响--那是大山所独有的语言，它们似在回叙着它们的历史：亿万年前，它们原本是遮天盖日的原始森林，在大自然的造山运动中，地火岩浆突然喷涌而出，它们从地表被翻盖到了地下；于是它们开始失去原色，一天天变成了黑色的火魔。一条条黑色的煤巷长几里路，我独自一人走在其中，真有走到了冥冥天国的感觉。这个天国中，原来有着许多活灵活现的生灵，但是那些远古年代的生灵，此刻都早已变成了动物的化石标本。我走在这些幽灵中间，突然想到如果这儿埋葬了我，过了数万年后，我不是也成了幽灵中的一个吗！

    恐惧产生于心理本能，但是在这种肃穆之中，也有在喧嚣世界中享受不到的快乐。你头上的矿灯为你在这个冥冥之国带路，由于这儿没有阶级斗争，也没有人的各种面孔，你可以让你的各种思维自由驰骋。有时我走累了，便在一根棚柱旁坐下，并关闭了头上的矿灯，让自己独享在大山山腹中的那份寂寥。佛家方丈有在缸中坐化之说，想来他们在坐化之时，也一定会有这种意境的享受--我不是出家之人，虽然没有出世之禅功，但在这种死寂之中，多多少少洗掉一点凡尘还是可能的。因而我在无人巷道中，常常滞留很久很久--直到我必须离开时才走。

    走到巷口，我在小黑板上留下我测量出的瓦斯含量，并在出井时填表上报。所以我的工作尽管充满了危险，但在危险上也有它独有的快乐--这是我当挖煤的煤黑子时期所没有的。

    难以忘却的两个犯人

    下井的犯人，虽然有的对我不无挑衅，但多数犯人，还是听从我腰里别着的那个小小瓦斯器的指挥。特别是犯人中的班组长，多属快要刑满到期的囚犯，尤其显得尽职。

    有几次，巷道内的瓦斯突然变浓，他们不能进入巷道内进行采煤作业。班组长见到小黑板上写有“瓦斯超限，不能入内”的示意牌时，便坐在巷道外等候通风工排除过浓的瓦斯。一般说来，只要加大井外的送风量，是可以解决瓦斯过浓的问题的；但是也有例外，就是煤层的瓦斯突增，井外风机的送风量，不足以使瓦斯浓度下降到限度之内--那就没有任何办法，只有等待通风工加大风量（有的因胶质风筒在沿途漏风，要待通风工修检风筒）。

    每每遇到这种情况，我不能离开现场寸步，以防瓦斯伤人。而有的犯人，偏偏在这个时刻与你叫板：“什么是瓦斯？你给我们拿出来个样儿看看！看不见摸不到的玩艺，你怎么就能知道？”

    “误了我们的采煤任务，你可要负责任！”

    “驴鸡巴戴礼帽--假充圣人！”

    对于这些十分刺耳的声音，我一贯沉默。这些犯人有的来自偏僻的农村，他们确实不懂瓦斯是个什么玩艺儿，我没有义务为他解释这毒气何以会杀人，又何以会毁灭矿山；当然更无办法让他们看看瓦斯的模样。有一次，一个犯人把我问急了，我对他解释说，这瓦斯器是从德国进口的仪器，毒气的浓度可以十分准确地显示在其中的小小屏幕上。我的话刚刚落音，他便朝我大声喊道：“崇洋媚外，‘文化大革命’应该把你给抓起来！”

    对于犯人中的歇斯底里，我有所理解，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就是在“文革”中当了倒霉鬼的；拿着我发发他们的怨气，我只有听着的份儿。这样大喊大叫的人，并不可怕；可怕的倒是那些不出声，想以瓦斯自杀的犯人。所以每每遇到因瓦斯必须停产的煤巷，犯人中的班组长，都坐在巷道的入口处，以防有人借着瓦斯的毒威自尽。因为在监狱里自杀并非易事，监房里不许有任何利器；即便是在夜间入睡，不仅有人值班，而且电灯整夜不熄。所以，用毒气自戕，是自杀中最为方便的手段。

    只有因瓦斯停产的时候，我才与那些犯人形影不离--这并非我的自愿，而是工作之需。但是也只有在这样的时刻，我才能听到一点他们的心声。前文已经说过，对那些亡命之徒，我一向是避而远之，但是对于那些老实巴交的犯人，还是有聊天的机缘。我曾接触到这样的一个“文革”中的冤枉鬼，他身上的阿拉伯的数字代号，我虽已忘记，但是在柳条帽下的那张脸，我至今难以忘怀。他脸腮上有一块煤石留下的伤疤，里边藏满了洗不净的煤尘，因而在矿灯的光束下，如同长了一块大大的黑痣。他原是山西晋南农村的一个党支部书记，他被判刑的原因，可以被视为案中之奇：“文革”开始之后，他下令把村里的那块苜蓿地，煞费苦心地种成了“毛主席万岁”的字形，以对他老人家表示一个贫农的忠心。当田野间的苜蓿用紫色的花朵，织成美丽的“毛主席万岁”图案时，不仅惊动了整个地区，他还立刻被树为“活学活用毛着”的标兵。报社记者前来采访，“文革”造反派组织给他披红戴花。

    可是苜蓿这种牧草的繁茂，是要靠不断更新换茬的--就像韭菜需要割茬换代一样。当这位支部书记，带领着村里的群众手持镰刀，去割苜蓿的时候，他的噩运来了--昔日他苦心营造的忠心一笔勾销不说，还立刻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他越是解释他的初衷，招来的批斗会越多--最后，他被送到监狱里来了。当他对我悄声讲起他因尽忠而犯罪的时候，语音颤抖得几乎不能出声……我默默地听着这曲时代的颤音，既对此无以解答，更无法对他加以宽慰。他告诉我，他心里更为难过的是还有一个生产队长，听了他的光荣事迹后，也如法炮制。这位队长种的是麦田，种麦地是要施肥的--当那位队长往织成“毛主席万岁”字样的麦田倒屎倒尿的时候，也落了个与他相同的下场。

    这是我难忘的悲哀。

    第二件犯人的事，则没有第一个犯人那么令人深思。那是我在煤巷巷口，亲眼目睹的一件事情：两个犯人从左右两侧，各自架着一个犯人的一条胳膊，向巷道口走来。那个犯人拼命地向后挣扎，抗拒着两个犯人的抬架--那两个犯人十分聪明，忽然把他按倒在矿车的轨道上，借着铁轨的光滑，把他拖到了巷口。那犯人显然是长期拒绝出工，而遭到此种待遇的。在矿灯的灯光下，我见他满脸皱纹，属于犯人中比较年老的一个；此人面色蜡黄，精神恍惚，至少有着精神分裂症，是毫无疑问的。果不其然，他一见到头戴塑壳安全帽的我，误认为我是一个劳改干部，便一头扑到我的面前说：

    “队长，我有冤情--”他不容我解释，就收不住他的闸门了，“我是在全国解放前夕，驾机起义归来中的一个，我不热爱共产党，我为什么要冒着生命危险，飞回到祖国怀抱中来？‘文革’开始后，红卫兵硬说我是特务。我冤！我冤！”那嘶哑的呼叫声，在巷道里引起沙沙回响。他还想对我多说些什么，我忙站起身来走开，躲开他那乞求我帮助的凄楚目光--我是什么？我不过是个“二劳改”；即使我是一个劳改干部，对他的诉说我也无能为力。“文革”风暴排山倒海而来，连彭大将军彭德怀，都成了阶下之囚，谁还有他那双阳刚铁汉的肩膀，能抵制毛泽东被拥簇成了神之后的威力呢？！

    这是在我担任瓦斯员期间，留下的两幅难忘的犯人肖像--其他印象则都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成了模糊的碎片。今天回忆起来，这一段在井下独来独往的日子，对我的一生是很有意义的。我真正地了解了煤的性格--它是以毁灭自己来照亮别人的特殊物质。而要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这要经过从地上到地下，并历经多少煎熬的痛苦，才能达到的一种境界。

    这一点，也正是人类自身所匮乏的。

    再见了，乌金山

    为双劳改建成的监舍，在犯人区的西侧--那就是李建原君当年葬身的地方。他走了不要紧，在井上有用不完的劳动力。他们继往开来，于１９７３年春天，我们终于离开了南坪村，到了我们应该来的地方。

    那天，王铁匠一家人像送别亲人一般，为我俩搬行李提网袋，一直把我们送到村口。老王让家中的人回去，他同我们一起来到新建成的窑洞。两个专政对象与地道的无产阶级，在近两年的相处中亲若一家，有悖于火热的阶级斗争的纲常，我和张沪都十分珍重这种超越当时风尚的感情。

    走在半路上，老王对我说：“你们两口子，都是好人。这年头好人遭罪的多，忍着过吧，总有熬出头的日子。”

    “我俩知道，这是王大哥对我们的鼓励。”我说。

    “俺说的是心里话，说句文明词儿，叫啥‘否极泰来’。白天的日头落下去是晚上，晚上的月亮落下去，又是白天。天上的理，就是地上的理--俺信。”

    我说：“天上没有人，地上有人斗人……”

    他打断了我的话说：“斗到头上，每人一身血的时候，就该往回走了。”

    张沪扯了我衣袖一下，抢先回答说：“感谢您这一年多对我们的帮助，我们有时来运转的时候，忘不了您。”

    他说：“那妮子，在你们刚来乍到的时候，对你们……”

    “后来不是相处得挺亲热的！”张沪说，“有一件事，还得求王大哥帮忙，那只灰猫在搬家时不知到哪儿去了。”

    “来年再抱一只，俺家的老猫一年一窝。”

    “不，我们还是想要那只灰猫，这猫有灵性，与我们也混熟了。”她从小就爱猫，在搬离老屋的同时，她找了它半天，不知它到哪儿去游转了。

    到了铁丝网前，老王只好与我们分手。

    窑洞外观上看，是全新的两层小楼。因为是在山坡上打的洞穴，又有着冬暖夏凉的优点。尽管如此，我和她还是眷恋老王家的那间老屋。不知为什么，来到这间约有十五米大的窑洞，我和她都有一种空旷的失落感--究竟失落了什么，我们一时之间，还说不清楚。包括那只灰猫，都能勾起我们忧伤的心绪。待我和她把行李打开，双双坐在炕沿上之后，她说：“想不到王铁匠，还懂得《易经》中的天人合一。”

    我笑她把老王太理想化了。

    “你别笑，我觉得他虽然不一定看过《易经》，但是这个人很有头脑。”

    “你同意他的看法？你可是一个悲观主义者。”

    “是啊！但是我也相信物极必反的轮回哲学。”她说，“停工停产闹革命，发展到全民大武斗；工人不做工，农民不种田--只有劳改单位中的死猫死老鼠，在这儿钻井打洞，国民经济谁抓？林彪都摔死在温都尔汗了，上面乱了方寸了，到了这个时候，中国噩运走到头了，总会有人出来力挽狂澜。”

    我心里虽然认同她对中国命运的分析--如在１９７２年初中美发表了《中美联合公报》，１９７２年底中日建交--但是离阳光普照大地的日子，还相当遥远。那天，可能是由于搬家的刺激，我们第一次争辩起中国的前途问题--这在我们每天疲于奔命的劳动中，是极为少见的。按说知识分子，是极关注国事的；但是很久以来，我们没有这方面的交谈--生活像泥河一样流，我和她只不过是顺水而下的泥沙，谁还有心绪去关注矿山之外的事情呢？我关心的是瓦斯，她关注的是宣传。因为她的宣传工作，涉及到了政治，有时她把报纸带回到老屋，我才知道一点有关中国的事，否则，我连中美、中日发生的历史性的变化，也会一无所知。

    搬到铁丝内的窑洞以后，生活没有任何变化。我仍然每天下到地壳深处，与那些真犯人与假犯人一起采煤；她每天去她的宣传室，做她的文字匠的工作。而今回忆起来，我唯一安慰的是，在我的瓦斯管区，没有发生过事故，不管那些犯人属于是真是假，他们都是一个宇宙生灵；即便是死刑犯，没有到执刑日期，他也有生存权利。但是我则死去了很多很多的东西，首先我没有了激情，我好像也变成了一块煤，但是没有光热，没有燃烧自己的力量。按着劳动有益于人的健康来说，我也适得其反--从曲沃的那件痛心的事件开始，我生理上患了阳痿症--在矿山尽管比那儿宽松了不少，但仍然不能复原。这是既难以出口，又难以医治的精神疾症（直到９０年代初，我已年近六十，生理之疾才不医自愈）。

    另一件使我有一丝快慰的是，那时候我少年、青年时代的文友刘绍棠，不断给我来信，信中预言中国命运一旦有了转机，我的生活将在同时代作家中是个富翁。他的论点是：苦难出真知。同时代的文人遭噩运的不止一人，但没有一个人像我经历这么多的磨难。

    这些来信，多少给我麻木的神经，注入一点活力。但是他在信中也谈到了北京文化人的现状：女作家杨沫刚过五十，上边就劝她退休；来自延安的老作家草明，工作是在伙房帮厨；对萧军的批判虽然结束，但他仍在东直门从事挖地道的工作……我比上述的几位作家，是贱民中的贱民，何以会存有再从事文学写作的念头--劳改期间，我曾有过梦幻，也曾有过对梦幻的尝试，但是在“文革”开始之前，就流产夭折了（见《走向混沌》第二部《折梦“桃花源”》）。

    当然，我与刘的通信，也留下了那个年代的烙印：他在１９５７年是与我一起划右的，他在通县运河滩上放牛，我来山西晋东南挖煤，虽然时代的风暴，并没有割断我们的灵犀相通，但毕竟是被１９５７年的历史，钉在同一个十字架上的羔羊，因而我们之间的书信往来，有着诡秘的相约。我给他写信，从不注明写信人的地址；他给我写信，在信尾不具姓名。其实这都是自欺欺人之举，专政机构要是有意追查双方的写信人，是易如反掌的事儿--当年，我们之所以如此，实因“一回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我的“二劳改”的身份、处境比他还坏，怕牵连到他，我还要他接到我的信后，不必保留，当即烧毁。所以当１９７９年，我的问题得到平反后，绍棠没有能保留下我的一封信--正好相反，他写给我的信，反而全部保留了下来。这无论对他还是对我，抑或是对昨天的历史，都是一份十分珍贵的资料，也可以说是反窥７０年代受难知识分子负重心绪的一面镜子。

    在那一段日子里，我曾再次请求去挖煤，放下那具小小的瓦斯检查器，以减少一些我心灵上的负荷，但都未能成功。因而我在晋普山煤矿的后期，一直是与犯人为伍，与黑色煤巷相连的--也许是我的命该如此，因为我也是社会上的一个黑色幽灵。这种生活一直延续到１９７３年春，又一道调令下来：长治近郊的大辛庄劳改农场，要筹建一座为飞机助燃的化学原料四氯化碳化工厂，我们要调往那儿去支援新厂，于是我们又像天上的流星一般，离开了原来所在的星座，流向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

    临行前，我的心情陷入矛盾之中。虽然我不喜欢“劳改”二字，但是我喜欢煤，更敬重煤的性格。我想在告别乌金山前，留下一点当煤黑子的小小的纪念，我向主管我们的劳改干部，提出带走我戴了三年的矿工帽--我真是痴愚至极，我询问什么，只要往行囊中一装就是了。我询及的结果，是不许带走，只能把皮带留给自己，其他的东西一律上缴。因而，我在矿山开矿的记忆，就是一条磨得已然没有了皮色的皮带--我很珍惜这条皮带，８０年代我曾不顾有失大雅地系它穿行欧洲。我是在底层生活了多年的知识分子，我十分怀念那一段挖煤的岁月……它虽然没有能壮我心志，但是却壮了我的筋骨，强化了我的肌肉。在我的劳改史上，是最值得回眸的一页。

    下篇

    长治轶事：制坯工、铣工的日日夜夜

    大辛庄劳改农场，是个“杂货店”。它除了务农之外，还有许多与农不相干的工种，最令我惊奇的是，它有一个生产漂白粉的化工车间和一个铣工车间。至于制坯烧砖，那是为了上马四氯化碳的厂房，而临时成立的。

    初到这个地处长治市郊的劳改点，首先见到的是光秃秃的树木，那正是夏日时节，正是花红叶绿的日子；但是因为其漂白粉尘的污染，场子周围的各种树木，一律是“尼姑”与“和尚”的脑袋；所剩下的少许几片树叶，也都蜷曲着，形色枯黄。这给我们这些初到大辛庄的成员，一个心情沉郁的印象。

    像在矿山一样，我们近十户“双劳改”，住在场外的一个小村里，“大部队”则住进了院内的监舍。我住的那家农户姓常，以务农为生，家庭生活属于温饱型，也许正是因为其生活无忧，反而少了王铁匠一家人与我们的那么多情分。当然由于少了那个改枝，倒也少了一双歧视我们的眼睛。这地方虽然靠近长治，但是仍然没有自来水，我们仍要到井边挑水做饭。临离开矿山之前，我们已自备了水桶；一个名叫陈兴发的福建同类，又在我们告别矿山前夕，送给我一副竹木扁担。因而我们在生活用具上，也算锅、盆、瓢、碗齐备，没有要求助于老乡的事情。

    古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也像晋普山建矿一样，要建立一个化工厂，首先要有厂房--而建厂房，需要的不仅是劳动力，还要有大量的砖瓦。所以，我们调到这儿来的“二劳改”，除了女号及年纪大的男号下了大田以外，绝大部分的劳力，都投入了制坯烧砖和配件厂的劳动。为了争时间、抢速度，砖窑也施行日夜三班倒；歇人不歇马，因而与漂白粉车间仅有一墙之隔的砖窑，夜间依然灯火通明。

    我的任务是拉坯车。只要切坯机不停地转动，我拉的坯车，也就像走马灯一般来来回回跑个不停，一辆大平板车上，拉着近百块湿坯一路小跑，不敢有任何松懈--因为切坯机是不等人的，除非它因供土不足而停止了运转，否则每个拉坯车的人，就永远不要想歇腿。刘四为机器起了个名儿，叫它累死活人不偿命的“绞肉机”。我就是这台“绞肉机”中的一块肉，在我气喘吁吁的时候，常常情不自禁地想起埋骨于晋普山的建原君，在曲沃拉土车时的比喻--我们还不如老舍先生笔下的骆驼祥子。是的，祥子拉车虽苦，但他是个自由人；愿意拉就拉，不愿意就撂下车把。我们就好比切坯车上的一个部件，只要它不出毛病，你就在高高低低的路上跑吧！反正通往坯场的路上，有灯火为你照路，这种像驴儿围着磨盘转的原始劳动，就永远没有终结。

    赶上夜班还能图个凉快。要是轮上一个下午班，那算是遭了罪了，太阳像个大火球在头上挂着，身上只有的一条裤衩，都被汗水洇湿--这儿又不能像在茶淀农场那样赤裸全身，索性来个光腚大战；因而到了坯棚里的那几秒钟，是拉坯人擦汗的时间。好容易天上雷鸣电闪，大雨倾盆而落；那也有你的活儿干，拉车的“骆驼祥子”们放下坯车，到坯棚里去倒坯上架--目的是为了让湿坯早些风干，以便进窑烧砖。

    至于在十二个窑孔的大轮窑里干烧砖出砖的活儿，就更苦不堪言了，我有幸没有被分配到窑内劳动。可是有那么一天，负责大窑出砖的张汉文（即在曲沃为张沪打棺材的那个木工）病了，我临时被派去顶他的班，也算是尝到了个中滋味。窑内烧成的砖，自身还带着灭火后的余热；加上大窑中的高温，钻进大窑，就如同钻进了蒸笼，这儿倒是见不到太阳，但烧窑炉火就在身边；那种高强度的热浪，能把土坯烧成砖，当然也就能把人烧成灰。因而从大窑内出砖，真犹如孙悟空进了火焰山那般--《西游记》是并不存在的神话，可是大轮窑的焦烤蒸煮，却是劳改队的真实。出窑工把砖拉出窑来，是用一辆专用的木架车，出窑人要站在烧好了的砖堆之前，一块块把它们装进木架子车--那车可以容纳二百块砖，要出窑人装上个把小时，才能把砖车装满。而一个班内你必须把砖全部拉出窑洞，因为下一个班就要装进新坯--也可能我是第一次干出窑的活儿之故，顶替张汉文的那个班，我差一点晕倒在灼热的大窑之内。

    因而，我一见那四十米高的大轮窑的烟筒，就立刻想起那次从窑内出砖--如同在老君炉里炼丹的记忆。在砖窑我大约干了有三个多月的时间，因为化工厂上马在即，急需机械配件，场内挑选一些有文化的人，去一所大庙改成的配件厂当机工。我被挑中了，于是，刚刚熟悉了拉坯车技术的我，又被调往配件厂铣工车间当铣工。记得当时有一个姓孙的老右，他是上海人，来自理工学校；还有一个名叫张大中的老右，他来自北京郊区丰台，原来是个教师。他俩都是精通车床业务的人，因而是我的师傅，我是他俩的徒工。我从小代数课几乎没有及格过，还有考过零分的记录，让我站在一台立铣铣床前面干需要计算的活儿，实属小材大用--把木棍当椽子用的拔苗助长之举。

    记得，队长找我谈话时，我如实地对他述说了我的苦衷。他说：“你的手过去能写文章，怎么就干不了这个活儿呢？”

    我诚恳地请求说：“那是两路功，从工作出发，您还是让我拉坯车吧。”

    他有点不高兴了：“这既是工作需要，也是对你的照顾。砖窑的活儿，你不觉得累吗？”

    “累惯了，也无所谓了。我说的都是大实话，我确实掌握不了铣床的性能，特别是立铣铣床，它要求有数学头脑--”

    他立刻像是发现了我的什么破绽似的，板起脸来训斥我道：“你既然不懂，怎么知道它需要计算！我看你改造了这么多年，还没有改掉你反动知识分子的清高。你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

    想不到我的这片真诚，在他眼里得到的却是反证，这让我有苦难言。在有些劳改干部中，确实有一种逆反的推理模式：以假为真，以真为假。你越是说你不行，他越觉得你行--你越是说你行，他越觉得你不行。我再要申辩下去，是自讨没趣。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成了一名不称职的铣工的。非常遗憾，开立铣铣床制造机械配件的日子，我出过好多好多的次品。记得，最为严重的一次，在一个夜班的八个小时之内，我一连折断了两把铣刀。好在管理我的两个右派师傅，还能知道我的苦衷；不然扣上个有意破坏生产的帽子，是非常容易的事。在曲沃演出的是“豆萁相煎”；在这儿演出的却是相濡以沫--知识分子中间的老右，像天上的云影，有的甘当白云苍狗，有的千方百计在阶级斗争的疲劳轰炸中，追求闲云野鹤般的自我安闲。在我的认知里，与我同组的张和孙，就属于后者的类型。与他们渐渐熟悉以后，我才知道来这儿的同类很多，其中革命资历最老的名叫朱希，是来自新闻出版界的右派；还有来自老上海交通大学的谭其飞，来自化工系统的工程师罗金生，来自儿童医院的Ｘ光专家吕守栋，以及来自北京院校和毕业于北京院校的曹大士、王继昆；来自机关的干部、教师、职工何成伟、王仲仁--其中还有只有一面之缘，但是我永生无法忘却的老右姜葆琛。我之所以对其难忘，因为我们是在茶淀老残队旁边的大芦苇塘相识，他曾带我去见了老残队中处于弥留之际的美学家吕荧。

    他们都属“强劳”分子，比劳动教养分子的罪名轻一些，但是“文革”不管你是什么“分子”，在林彪的一号战备令发布之前，他们先到了天堂河农场，后去了茶淀农场；待“一号令”颁布之后，他们与我们一样，前前后后都来了大辛庄农场。由于我一直在大轮窑劳动，而大轮窑在大墙的外边，所以没有遇到众多的老右；而今我走到知识分子密集的配件厂，才知道“大转移”中，山西成了“垃圾箱”，形形色色的“不安定分子”，都倾倒到山西来了。

    英木兰的生命传奇

    说起来有点像是７０年代的聊斋了，来到大辛庄不久，就听到了一个富有传奇的人物--她叫英木兰。在砖窑有人谈论她，到了配件厂对她的评说就更多。一个劳改队中的女性，之所以能在男性王国中产生轰动效应，是因为她到了大辛庄，做了一件压倒须眉、震动全场的事。

    有一天，砖窑的四十米高的大烟筒的顶部，因沉积的粉尘太多，需要有人到大烟筒的顶部去疏通修理烟筒上口。劳改队长当然只想到了男号，在队列前，号召能够活学活用毛主席的着作的人，勇敢地站出来，主动完成这个艰难任务，以此立功赎罪。为了鼓励勇者，队长在大轮窑下摆了一碗酒，目的自然是以酒壮其心志，豪其男儿之胆，以完成这个谁看了都心颤的活儿。

    会场死寂了多时，没有人敢于应答。谁都知道，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活儿：这儿没有吊车，把人吊到与烟筒同样的高度；登上那么高的烟筒上顶，要靠手脚并用地一格一格地爬上镶嵌在烟筒上的铁梯。人站在地上望上看，还有些眼晕；要是从上往下看，腿肚子都会抽筋。就在队长为难的时候，突然走出来一个医院的女医生英木兰。她刚到轮窑之下时，人们都以为她是执行救死扶伤，准备抢救险情的。没有想到的是，这个身着白衫的英木兰，走到轮窑的大烟筒之下，没有任何表白，就开始了她生命的攀登。

    在场的男号都惊呆了。队长也面面相觑。道理十分简单，这样的活儿，让一个从医的女号去干，在劳改队还没有先例。何况这个英木兰，是个在上海上过医科大学的女号，人又长得恬静而淑雅，连说话都是细声细语的。队长们经历了片刻的研究后，大概认定她不会是到大烟筒上去自杀，便在茫然不知所措当中，没有阻拦。结果在众多男号面前，她一步一步地攀上了高高的烟筒，并完成了清扫烟筒上顶的活儿--英木兰的名字，从此响遍了全场。

    乍听到这件事情时，我也在内心不无疑惑--固然妇女早有半边天之称，但毕竟因生理与心理等因素，不太适应这项劳动。她在内心何以会没有恐惧，并何以能战胜这种恐惧，而使须眉们为之失色的呢？又由于她的名字与中国古代替父从军的花木兰，只有姓氏上的差异，又强化了我索秘的潜在愿望--有一天，我身体有些不适，借看病之际，首先想看一看此人，当然更想知道她何以会有压倒眉须的坚毅精神。

    记得，那已是初冬时节，我穿着一身厚厚的棉衣，走进医务室的过廊，那儿已经早有几个病号，坐在长椅上排队候诊。我正伸着脖子，好奇地向室内眺望，突然坐在我前边的候诊病号，拍了我肩膀一下：“喂，老兄还认识我吗？”

    我看了看招呼我的人，他身着一件蓝色的棉袄，连帽子也套在头上，外露的只有他的那张瘦削的脸。他见我流露出陌生的神色，便把他那“三Ｋ党”形的三角帽子，拉了下来，让我仔细地看他。

    “是在哪儿见过你，只是……”

    “你还记得有一个人，带你去见死前的吕荧吗？”

    如同一道从天而落的闪电，立刻照亮了我的思维：“你是姜葆琛？是在清华大学被划成的右派？听说你也来到这儿了，只是总在大院外边干活，没能见到你。”

    说实话，他如果不提起美学家吕荧，我是无论如何也认不出他来的。因为我和他昔日只有一个小时的见面机缘。但是姜葆琛能够画龙点睛，一提吕荧的名字，就打通了我的全部思路。那还是１９６９年早春的往事：我去地处老残队之畔的芦苇塘里拉芦苇，适逢他也在那儿拉苇子--当时他因病晕倒，是我帮助他把芦苇车送到老残队的。一路上我们相识了，而很快成了相知的原因，则因他与我同属于“五毒”中的老右。当时，吕荧也在老残队，正处于去天国之前的弥留之际。我因敬重吕荧在反胡风运动中的人文品格，便顺路看了因饥寒折磨、即将死去的文学前辈（详见《走向混沌》第二卷《折梦“桃花源”》）。

    我俩紧紧地握了手。虽然和他的邂逅，给我带来快慰，但我的中枢神经，仍然在英木兰的精神光环笼罩之中。在我看来，她的不凡绝非来自于天然，一定有着造就她成为不凡的社会原因。因而，在我与姜葆琛初见时的话题，既非他，也非我，而是我所不能理解的一个奇异的女性。葆琛对她的情况也只是略知一二，他告诉我英氏家族在解放之前的北京，是个名门望族。她出身于一个天主教会的世族家庭，在解放不久，她的父亲作为反革命被捕坐牢，她也因其父亲的问题，而被开除出上海震旦理工学院医科专业，后来听说经受过比我们劳改还要严酷的监狱生活。至于更具体的情况，他也无从把握，想要了解她并不难，因为她的爱人王继昆是个老右，也在这儿劳改。

    “你认为她为什么能有那么惊人的毅力，而又那么默默无言？”

    葆琛君低声地回答我说：“反正不是‘老三篇’显灵！”

    “那又是什么力量显圣？”

    葆琛君突然反问了我一句：“你为什么关注这件事，是不是在劳改生活中，又犯了你的作家职业病了？”

    我无言以答了--我当真不知道一个女号的行为，会对我产生了这么大的诱惑。在我和张沪住的小屋中，我曾与张沪探讨过英木兰的精神动力问题，她与葆琛君的看法一致，说我死去的文学梦，被这件不凡的事情，给重新点燃着了。我极力否认这一点，我说我只是在浑浑噩噩的生活中，发现了并不浑噩的人--而且是个女人。

    轮到我进屋去看病了。她在为我看病，我则在仔细地审视她，致使她觉得我这个病号，眸光中流露出异常。她先用手擦了擦她的脸，以为她的脸上带有什么污垢。我连忙低下了头，怕她把我看成一个流氓。

    “名字？”她说话是简短的。

    我告诉了她，这回轮到她来审视我了，她说她给张沪看过病，知道我们的一些情况。我没有在众目睽睽之下，询及她爬大烟筒的事；这不仅是因为看病的病号挺多，还因为我和她只是初见--在此时此刻我如果谈及这一问题，不仅十分莽撞，而且有失礼仪。所以，她给我开了药，我立刻就走开了。但是她那形象，无论如何也让我不能把“无畏”这个字眼，与她联系在一起。她体态倒是并不单薄，但是那脸上文文雅雅的气质，怎么能使人和爬高高的烟筒勾连在一块儿呢？直到很久之后，葆琛专为此事，带我去找了她的丈夫王继昆，后来又渐渐与她熟悉了，才算对英木兰的坚毅之举，有了铭刻于心的理解。这种理解不仅是对她个人的更是对历史和社会的，还可以视为，对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另一种类型的认知--因而，我在这里不能不多花费些笔墨，忠实地记录下这个劳改中的奇特人物。

    她落生于１９３３年９月的北京，我与她同庚，但她比我小半岁。当我十七岁那年，还正在中专读书时，她已经成了阶下之囚了。按着法律而言，不足十八岁的未成年人，何以成囚？这是一个法律之蚀。反正她与她几个在教会就读的同学，在同一天的晚上，都被带进了公安分局。逮捕她的理由，一直是个谜：一个从小进了教会办的慈幼院的孩子，少年时代进了教会的辅仁女中，十六岁进了震旦大学的年轻知识分子--即使是教会办的学校，她的家庭又是信奉天主教的世代家庭，似也没有被逮捕的理由--因为她当年才十七岁呀！

    进了分局对她震动比较大的，是从分局向提篮桥监狱的转移，持枪的武警，先把她们五花大绑地绑好，然后让她们两个人一排前后对齐--她当时有点心颤，以为是一颗子弹，可以射穿前后两个人的脑袋哩！但是武警并没有处决她们，而是把她们押送到了监狱。

    英木兰说：“过了没有被枪决的一关，我就不知道什么是害怕了。由于当时我的年纪很小，倒觉得里边很好玩的。牢房留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四周的墙都是黑色的；大约只有五支光的电灯，把室内照得更加阴暗。还有使我觉得新鲜的，提篮桥监狱是一座上下相通的楼，从上可以直接看到下边，这个陌生的角落，使我有一种身在教堂的神秘感。当时，吃得当然比不上在学校，但是每吃一次鸡蛋，出于从小受到的教义熏陶，我都让给别人。我最小，我该这么做。当时我就懂得人活在世界上，没有比付出更神圣的事了。”

    “付出”这两个字眼，对我很有启迪。我所以有如此的感受，实因英木兰后来在生活中的一连串的付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她在监狱里关押了一年多，终因没有具体罪行而释放。她回到了故园北京时，年仅十九岁--这时她才似乎明白了一点点，她是受父亲的株连和宗教的关系，而被五花大绑入狱的。她的父亲英纯良（英千里之弟），昔日参加过胡宗南的部队，后又脱离了国民党部队；在辅仁大学担任国语系教授，专事文学的教育工作--他认为脱离了国民党，就再也不是国民党了，解放后“没有登记”，因而在１９５３年镇压反革命时被捕，被判处七年徒刑。其父如此，其女亦然--这种血统株连，一直像她的影子一样追随着她。

    回到北京以后，她从事医疗工作。尽管她在震旦医大并没有毕业，但是她天性恬静，对医学苦苦钻研，在一家震旦学长开设的诊所里，很快成了一个优秀的医生。但是好景不长，几年之后，反右派运动开始，她并没有任何言行；可是追随她的那个影子，并没放过她，在１９５８年，她被勒令停止了医生的工作--与社会上“五类”分子一起，被送往京西一个劳动地点从事运输的装运工作。

    当时的她刚刚二十岁出头，不但有充沛的体力，更有乐于助人的精神。无论从事什么劳动，她都是个佼佼者。为此，到了那儿没有多久，她便被调到运输厂的医务室工作。那个简陋的医务室，并没有任何外科的手术设备--但是她在那个方寸之地的屋子，为患者进行了近乎于神话般的手术：青光眼的开刀，白内障的摘除，以及众多在医院都无法进行的小手术。英木兰的工作，在那个年代已经不同凡响，但更令人起敬的是，不久有一个来自儿童医院的大夫，因身体不好，参加体力劳动有些困难，要求英木兰帮助她调进医务室工作。英木兰不仅为她办成了这件事，自己还顶替了她的角色，回到负重的体力劳动中来。此事，在运输厂引起轩然大波，劳动成员们对此纷纷表示不平。但是，英木兰对此安然处之。她对我讲起这段生活时说：“一个人如果把付出，作为人生的坐标，那么他就永远精神不死，我就是这么理解人生的。所以无论面对多么大的困难，我几乎没有畏缩的记录。”

    这就是英木兰。在此之后，她多次为了别人付出：在１９６６年的“文革”前夕，当时她已然从运输厂被转移到“强制劳动”的劳改农场天堂河。虽然对她来说，等于步入了谷底深渊，但是她依然不改博爱众生的初衷。当时，在北京的儿童中，出现了“流脑”，为医治这样的病儿，常常要为病儿输血--她身为医生，一遍又一遍地从自己身上抽血，将自己的生命血浆，献给那素昧平生的幼小生命，致使她自己因营养匮乏，而患上了肝炎。她将她的这些行为，一律认知为“应该的付出”，而与劳改农场的表现好坏，没有内在的关系。

    我相信她的自白都是真实的，这个印象的得来，是多方面的综合：“文革”年代，大大小小的批判会是不间断的，在我的目光中，她坐在会场一角，从来没有过什么是与非的表态；这不等于她的心里没有一杆秤，但是她从不哗众取宠或有意讨好任何人--包括劳改干部在内。大辛庄农场的头头赵书记，老婆一连生了几个丫头，第六胎好不容易生了个带棒儿的小子--可惜老天有意与之为难，在没有满月的第二十八天，突然得了肺炎。这位头头之家急得要命。英木兰并没有从事儿科的任何经验--她大着胆子给那个婴儿使用了头皮输液，结果那孩子的生命被保了下来。那位头头的夫人，为了答谢她的昼夜监护，用报纸包着一包东西，非要送给她不可。英木兰推辞不了，拿回去当众打开--里面是四个白面馍馍，她笑着将其搓碎，喂了鸡舍的鸡。她说，我费尽心血，甚至是冒着风险，抢救那个孩子，只因为那个婴儿是个生灵，而别无其他；就是劳改成员家属生下的婴儿，我也没有例外--只要是我能干的，我一定干好；即使是我不能干的，我也要试试。

    最后，我和她谈起她的婚姻。在我的认知中，一个自幼受天主教会影响较大，并把付出视为生命本能的人--特别是女性，大多属于对婚姻淡泊的类型。英木兰认同了我的分析，她说她之所以迟迟到三十八岁才与王继昆结合（王继昆是来自外语学院老右，英木兰的英语也非常好），两个人有共同的语言，这只是她走出这一步的原因之一；而更为本质的所在，是出自于她对他的同情。王继昆本来是有一个美好的家庭的，夫妻感情也很不错；但是女方家长是反对这门婚事的，原因则因为王继昆是个右派。后来因为王的妻妹，要嫁给一个解放军的军官--而在当时政治择偶不仅是一种时尚，且发展为社会不成文的条例。王妻家中，为了完成这门大好婚事，便迫使其姐与王继昆离异--否则在填写档案的社会关系这一栏里，便有了一个右派姐夫。王继昆与其前妻分手后，精神受到的刺激可想而知。偏偏此时此刻，王在化工车间劳动时，又被火碱烫伤，英木兰为他医治烫伤时，便对王产生了强烈的同情。英木兰对我说道：“我是首先对他产生了人类共有的同情，才渐渐彼此相知相敬相爱的--假如，他没有前面的命运坎坷，他当时就是一个单身汉，我就是与他有共同的语言，怕是也不会走出与他结婚这一步的--因为我这个人，比较喜欢独处；可以这么说，是王继昆的生活不幸，改变了我的生活状态。”

    至此，我好像已然对英木兰那天爬四十米的大高烟筒，有了从一个切入点，到全面的理解了。一个心揣博大精神的人，面对困境会产生博大的情怀；一连串为别人着想，而一次又一次舍弃自我的人，便会产生惊人的坚毅。她说她在爬那高高的大烟筒时，没有恐惧，但她每每攀上一格铁梯，都要告诫自己镇静，并自我激励一定能够成功。这个成功，意味着的不仅仅是无畏--更是她人格、意志的自我完成。

    我曾询及她这一问题：“这里面有没有宗教精神因素，起着作用？”

    她沉默了许久，没有作答。当时的“文革”把一切都砸烂了，我如此提问不是给她出了一道难题吗？我又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逆向推理，问及是否“活学活用”之成效，她亦没有作答。正是这两个没有回答，我才对她肃然起敬，致使我这部回忆录动笔之前，升腾起必须能见她一面的愿望。好不容易从昔日难友处，千方百计地找到了她的地址。这个地址既在我意料之外，又在我意料之中--她的问题得到平反后，便很快皈依了她从小信奉的天主，此时她住在修女院，已是天主教北京教区的若瑟修女会副会长。我去看了已分别十五年的她，她身着黑色修女的圣装，神态与在劳改队时没有什么差别--如果非要寻找一点什么差异的话，那就是她脱掉了医生的白衫，穿起了修女的黑衫。她依然是那么沉静，那么安然。让我感伤的是，她的先生--我的同类王继昆得了膀胱癌，已在１９８９年离她而去。曾记得，王继昆在１９８８年前后，曾给来过一封信，谈及对我作品的印象，他在信中说，我的小说《风泪眼》、《阴阳界》都写了落难知识分子生活的真实。他希望我能以纪实的文体，比较系统地写下我们这一代热爱民族的人（当时《走向混沌》第一部尚未出版）；而今他已去了天国，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我对昔日的生活回忆中，英木兰是书中必不可缺的一颗闪光的星斗。

    前两年，世界妇女代表大会在中国召开，英木兰是作为中国宗教界中的修女，参加世界妇女大会的。我想，那些来自地球不同经纬、不同肤色的女性，无论她们的想象力多么丰富，也想象不到那神态安然的修女英木兰，曾经留下一个中国女性所独有的生命传奇--其中最为令人震撼的一笔，是她曾在极其困顿的劳改生活中，如长虹出世，压倒过全体须眉。那些来自地球各个角落的女性，她们对中国曲里拐弯的历史了解只是隔靴搔痒，从而无法对从这个历史溶洞中走出来的女人，从今天的形态上去还原她的过去……

    谁能破译她躯体内的生命密码？大概只有曾与她有过共同受难的经历，并以人学为研究对象的作家了……

    逃犯姜葆琛的驿路风尘

    由于在看病时，与同类姜葆琛邂逅，在劳动之余，便常常到他那儿闲坐。之所以在众多的同类中，我对姜葆琛情有独钟，不仅仅因为他曾带着我去见过吕荧，那一面之缘的深情使我难忘，更大的诱惑是他一个人独占一间屋子。当时扩建化工厂房在即，他担任着厂房的画图工作，与他谈话周围没有耳朵，更便于彼此谈心。我每次走进他那间屋子时，他都立刻放下划图的圆规和纸笔，与我东拉西扯地谈起“文革”中的种种问题。他长得虽然清瘦，但很健谈；脑门很大，脸又向里凹进去不少，由于反差极大之故，那外突的前额与他的凹脸，仿佛他的面部既有高山，又有盆地；他那“高山”中，像是藏着无尽的矿藏--我每每到他那儿，似都能受到启迪。

    他已经带我结识了王继昆和英木兰，在那些接触中，他扮演的只是旁听的角色，我在当时还不知道他的个人经历。待我职业病的寻觅得到满足之后，有一天他对我说：“你是不是有朝一日，想写写这个２０世纪的‘花木兰’？”

    我告诉他我的文学之梦，早已死了多年，并对他说起《折梦“桃花源”》里的一个个苦涩故事。他不以为然地摇着头说：“干哪行，都有哪行的职业病。比如，我在生理上有‘风湿性心脏病’，按医生的要求，就该少划图，多休息。可是我过去学的是水利专业，从大的范围仍然属理工科的圈子。所以我一走进这间屋子，就像钻进了一个怪圈一般，不动纸笔心里就难受。你又何尝不是这个怪圈里的动物。你刚才说你的梦早已死了，我并不怀疑它的真实性，可是你也别忘了古诗中的几句话：‘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你不觉得这里面藏有人生和社会的哲理吗？！”

    在泥河一样流着的生活中，我麻木了的神经，在葆琛的屋子里，第一次受到强烈的震动。是啊！我为什么总是想对英木兰的事情探源呢？我说：“也许你的目光入木三分，但是重新孕梦对我并非什么好事。”

    “有什么不好？中国这一段大历史，自然用不着我们去勾勒，可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小历史，谁能比你更有条件描述它？”他用画图的圆规，漫无目的地在纸上划来划去，“比如英木兰，正因为她不是花木兰，而是一个知识分子，历史的内涵量才更大。”

    我理解他所谓的“内涵量”是指什么东西。他不说破，我也不说穿--因为我们毕竟是初识的朋友。在那种环境中，常常是隔墙有耳，无论是他还是我，我们都知道我们谈论的话题，已然切入了政治。所以，只要有人一进他这间画图室，我们都立刻变成哑巴，我还准会立刻告辞。这种出于自我保卫和彼此爱护的告辞，正说明我们的亲密无间。

    他有时也到我和张沪住的农村小屋里来，张沪见他面色饥黄，有时也给他做点好吃的--在那个环境中，所谓好吃的不过是烙饼和面条之类的东西。山西人多爱面食，几乎一年到头也不吃一次米饭；我们这些实质上的贱民，当然没有择食的余地。无论是多高的厨艺，也只是在面食的范围中换来换去而已。我对葆琛的深刻了解，就是从面食上的话题开始的。有一次，他又到我住的小屋里来。正巧碰上张沪晚上加班，不能回来吃饭，他就挽起袖子，和起面来了。我知道他身体虚弱，便抢过面盆来--他一手推开我说：“吃你俩做的饭是挺有味的，就是不经饿。”

    我觉得葆琛有点可笑，因为他对我讲这时，俨然是以一个面食专家的口吻。

    “你比我来山西还晚，从哪儿学来做面食的技术？”在他和面的时候，我已看出他和出的面比我们的要硬--这是一个专门的学问。

    于是，他便从和面的话题中，引出他痛苦的经历。我真是难以相信，一个看上去弱不禁风的人，一个风湿性心脏病的患者，一个连一辆小平车苇草都拉不动的人，却有力量去抗衡“文革”。如果说英木兰，表现的是一种安身立命恬淡中的刚毅，而姜葆琛则表现为抗命中的不屈。他告诉我，他早就来过山西了，吃了不少山西的面食，喝过不少山西的老陈醋了。

    “文革”开始时，一天夜晚他拖着带病之躯，从天堂河农场逃跑了--不是逃往他的老家张家口，而是一路向南，一直逃到了红土地带的西双版纳原始森林。１９５７年的反右派斗争，已然使他联想起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文革”乍起时，反“四旧”反得火葬场人满为患，姜葆琛的理智已然崩溃。他无法理解他热爱的中国，何以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变成了一个人斗人、人杀人的场所。他与美学家吕荧先后被冠以不安定分子，以“强制劳动”收容进了天堂河农场。最初他体恤大学者吕荧之苦，为了照顾这位老人，他强使自己逆来顺受，后来他发现自己已无法为吕荧解除任何痛苦，便决心逃离这个劳改农场。

    在逃跑之前，他用手里仅有的一点钱，偷偷买了一个指南针（这是怕逃到原始森林中迷路用的），并买了不少的压缩饼干，以减少逃亡时的携带负荷。当时红卫兵正在全国大串联，铁路交通完全处于失控状态。他先冒充串联的红卫兵（当时非常方便，胳膊上套一块红箍，写上“红卫兵”三个字，再找上一身没有领章的绿军衣穿上，便算有了护身的符咒），登上了南下的火车。

    一路上心如揣铅般的沉重，自不必说。无论哪个真造反派发现他，他这辈子就算交代了--但凭着姜葆琛精密的脑袋，早就把可能出现的漏洞，堵得无一空隙。因而在南下的火车上，他一度还成了头面人物。他是清华大学的高才生，应付那些毛头小伙绰绰有余，因而一路平安，只是火车通过黄河大铁桥的时候，他险一些露了马脚。他在清华大学是学水利的，而当初报考水利系的初衷，就是怀有治理黄河的宏大抱负的--结果在临近毕业的１９５７年，就被划成了阶级敌人，使他的满腔热血付之东流。而眼前他成了一个逃犯，正好路过这条祖母河。

    “喂，你怎么掉泪了？”有一个同车南下串联的红卫兵，质询他。

    姜葆琛当真不知道自己眼睛湿了，只好随便胡说，他的母亲是河南边上的兰考县人，有一年黄河发大水，母亲被大水给淹死了。他所以要拿他母亲堵着红卫兵的嘴，因为在一般人的眼里，没有人会亵渎母亲，这是最具有说服力的理由--当然，这纯属胡说八道，但是正是这种胡说八道，使他南行一路平安。姜葆琛对我说：“火车通过黄河大桥时，我可能是对着黄河流泪了。一哭我们的民族，乱到了这个份上，那些为毛泽东打天下的勇将，也成了阶下之囚；二是哭我自己，你在当初为什么非要报考大学，还学的是水利--知识越多越反动，当一个工人进了工厂，就不会有当右派的事儿了。我的家境很糟，小时候家住在准葛尔草原，后来因为家境的变化，母亲改嫁到了张家口，生活上十分困难。我不但不能给她帮助，还要她为我担心。所以，当车过黄河时我的神经失控，不自觉地流出了几滴眼泪……”

    “你想逃到哪儿？”我似乎感觉到了，他不是一般的出逃。

    “我想去云南。其实当时的红卫兵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借着坐车不要钱的机会，到各个地方去观光的。与我同车的几个中学生，就是去云南大理。我们一路同行，他们把我当成他们的头儿，竟没有一个人，怀疑我是个异类；这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了我的逃亡信心。到昆明车站，我与他们分手了--我要去的是地临景洪县的西双版纳森林，从地图上显示，那儿靠近中缅边境。我当时想的是偷越国界，离开生我养我的祖国。道理就不用说了，好端端的一个中国，突然在几个月之间，变成了人鬼难分的阴阳界。我虽然有病，可是我宁愿死在与命运抗争之中，也不愿意在囚笼里受罪。

    “我不知道你去过云南没有，那儿土地的色泽都是红的--从昆明通往景洪的公共汽车，每一辆都是超载运行。为了不必要的麻烦，我有意识地爬在车篷顶上，以减少与红卫兵的接触。因为快到敏感的边界地带了，我必须小心翼翼；不然的话，一路上的艰辛，都将付之东流。命运之神，还算可怜我这个逃亡者，在历经两天的行程后，我终于到了西双版纳的边缘。在景洪小镇，我买了些防止虫叮蚊咬的药品，并涂抹在了身上，然后在一天的晚上，闯进了无边无际的原始森林。

    “真也怪了，我这个看上去弱不禁风的病号，竟然有那么大的勇气，敢于走进这原始森林中来。为了逃亡，我事先阅读了一些有关这个地方的书，其中最使我害怕的是一种名叫‘见血封喉’的毒树，只要被这种树叶碰坏了皮肤，是任何药品也解救不了的。在茫茫黑夜之中，到处都是树，又不能在穿行之中，打开电筒对每一棵树都细细察看--因而，我只有撞大运了，碰上这种毒树算我命短。压缩饼干很快就吃完了，好在西双版纳的野林中，有叫不出名字来的浆果充饥，一时之内，还没有饿死的危险。最可怕的是那些四条腿的动物，在白天穿越森林时，我常常见到它们的身影，因而当夜幕来临时，是我最为害怕的时候--为了躲避可能发生的袭击，我不得不像长臂猿那般，睡在古藤织成的‘树床’上。

    “无论怎么说，那几天的时间内，我生活在一种希望之中，希望是战胜恐惧的力量，我是在恐惧与希望并存中活着的。森林中尽多倒木和葛藤，我的衣服被树枝割得褴褛不堪，但是指南针在告诉我，我一直在向着南方行进--这么走下去，总是会走出莽林，而抵达中缅边界的。问题出在一次夜宿树藤之上，第二天早上，我用手去掏我的指南针时，吓出了一身冷汗，为我引路的指南针，不知道丢在了什么地方。我在树下找来找去，不见它的踪影，这就是说，我把它丢在了原路上的什么地方--这里说的‘原路’，根本不是路，除了我之外，大概只有野猪、野牛走过，没有任何道路的痕迹--这叫我到哪儿去找？

    “指南针的遗失，对我的一生太重要了。应该怎么对你说呢，它等于断送了我的所有构想。莽莽森林，白天都难以看见太阳，目光所及之处都是绿色，我如何去觅寻我的去路呢！退又退不出去，向前走又没了方向--我坐在一棵倒木上，几乎要急疯了。说来说去，人是一个精神动物，自从丢了指南针，我觉得我全身的病都来了，心脏病的胸闷伴随着心颤，使我一下子像个瘫子一般，再没了向前走下去的勇气。但是停在这儿是等待死亡，我只好咬紧牙关，开始了向自认为是‘南’的方向，东倒西歪地踉跄。古代的民谚中有‘黄鼠狼专咬病鸭子’一说，那天我爬行饿了，便像往常一样采摘林间的浆果充饥，我不知道我误食了毒果--我倒下了，在迷迷糊糊中，我认为我的生命已然走到了尽头。待我清醒过来时，我已躺在一个傣族姑娘的竹楼里--我如同返祖那般的原始人的生活，到此结束。当然，我苦心为自己设计的逃跑计划，也彻底流产……”

    英木兰与姜葆琛--这两个看上去温文尔雅的知识分子，从不同的两个角度，在苦难年代里，演绎了各自不同的苦涩故事……不过，姜葆琛在苦涩中，还留下了使他终生难以忘却的竹楼情韵。他住进的那个竹楼，是一个离边塞村寨有几里路远、看守橡木林的小楼，而救他一命的姑娘，是橡木林的看守员。她不仅把他背到了小楼上，还为他更衣擦伤，把他视若一个汉族的大哥哥。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西双版纳有一种名叫风流草的植物，还懂得闻风而舞呢！在那只有一个男性与一个女性的世界中，一个逃跑的囚徒与一个傣族少女，很快就从相知到相爱。当然，即使姜葆琛激动到了忘我的程度，他也不会把他到西双版纳来的目的，告知她的--在那个年代，他如果吐露真情会把小姑娘吓死。他谎称是大学里的红卫兵，特意借大串联的时候，来考察林中稀有植物的--他又有着，一张知识分子的脸，和文明的谈吐，因而很快获得了姑娘的信任。

    “首先是我感情失控的，有了一次，就难以再勒住马缰了。”姜说，“这姑娘相貌平常，但是心地特别善良。比如，我提出我不能见到生人，每次护林小楼来人时，或割胶的傣族乡亲来闲坐，她都会把我藏起来。她在深夜里对我发誓，永远不让村寨的人知道我的存在。按情理而言，我在那儿有性爱，又有温饱，安身立命待在那儿也就行了；但是我是抗拒‘文革’的暴政，而逃到这里来的，总是像做贼一般东躲西藏，也不是个长久之计。当时中缅边界地区越界逃跑的人，时不时有被击毙或被生俘的消息，我再想越界，由于边界巡逻盘查很严，已然丧失了机会。该怎么活下去？这是体力恢复了以后，盘在我心中的问题。终于有一天，我作出了另一种选择--那是因为红卫兵串联到了她们的村寨，一种惶惶不安的心绪，使我产生了决心要离开这儿的意念。可是无论从哪方面讲，我都该把我的想法告诉她，但是又怕她不让我走。几经考虑，我还是认为不辞而别是上策。当然这种行为，是十分不道德的，也正是因为其有失道德，使我一直都觉得有愧于她--将来你有一天如果写回忆录之类的书，不要宽恕我，要写下我这笔良心债。在一天早晨，她还在睡梦中时，我不辞而别地溜走了。南逃的愿望已然破灭，我的路线是北返家乡……”

    之后，姜葆琛历经了种种困难，终于回到了北京，为了逃避追捕，他只在朋友家中过了一夜，就奔向了生养他的准葛尔草原。在逃亡的路途中，他听来自草原的流浪客说，那儿“文革”的手段，比北京还要残忍，便在途中改变了计划，更名换姓地混进了雁北吕梁山下的一支打井队。那儿人烟稀少，水源尤其匮乏，找水打井就成了当地的大问题。每天与打井工人天天见面的，就是长城上的古烽火台。他在清华大学是学水利的，按说可以发挥其专长。怎奈当地不仅是山峦叠起，而且地下水位极低，找水打井是个难上加难的活儿。但无论怎么说，他在工人队伍里，是羊群里的骆驼。在没有文化的筑路工人中间，他很快成了工人中间的技术力量。比如：在雪地里他看见哪儿的雪融化得最快，就证明那儿下面藏有水源--在那儿开砸打开，比盲目乱找水源工效要快得多。所以，尽管姜葆琛不想出头露面，他还是很快成了筑路队中引人注目的人物（他的擀面和面的技术，就是在那儿练就的）。俗话说，树大招风。在一群没有文化的工人当中，有人开始怀疑他的身份。在一天夜里的大清查中，他被身穿警服的武警，戴上手铐带走了--姜到了此时，认知了再以假乱真，会给他带来更大的麻烦，便向武警言明了自己的身份是个“强劳”分子--当然，他没有言及到出逃西双版纳的问题，那将涉及到叛国，在当时“文革”的高潮中，是要掉脑袋的。

    武警当夜将他驮在摩托车的后座上，并将他的手铐用铁环套在车座上，以防止他逃跑。当天晚上，姜被带到一个四面环水，中间是一座监狱的水上囚牢。监管人员先让他面对着牢墙蹲了几个小时（中间不许起立），到了残阳西下的时候，才把他带进一排牢房中的一间。就是在那一间牢房度夜时，他才最为深刻地理解了远离皇城的监狱，竟然原始到几百年前的宋朝。姜葆琛十分感伤地对我说：“说起来，你这个在大墙中度过了近二十年的人，都不一定相信，那里的牢房里的犯人，每夜还要互相叫号。那排牢房之间，上边都有一个方洞相通，一号牢房中的值班的犯人，过了一定的时间后，就要高喊：‘太平无事哟--’二号牢房值班的犯人，马上要接着唱合：‘太平无事哟--’接下去是三号牢房，四号牢房，五号牢房……依此类推，一直到全部唱完为止。过上一个时辰，这叫号声又重新周而复始。我躺在牢房里的大炕上，静听着那高一声、低一声的叫号声，当真地掉泪了--这不是为我个人的命运而流泪，是为中国狱法的返祖而流下的泪水。我读的书虽然不多，但我记得远在宋代，狱吏们为了让犯人自监以防止逃跑，在史书中留下犯人们互相唱合的记载--多少个世纪过去了，多少革命的志士仁人，为了反封建主义，抛头颅洒热血，争取中国的民主自由！但那块封闭的土地，还停留在远古时代--作为一个２０世纪的知识分子，能不为之涕零吗？！”

    我沉默地听着姜葆琛感慨的自白，心中也不禁升腾起一片苦涩。当然，那是一个监狱中最为原始的角落，但仅此一家也足以值得我们深思的了。不是吗？！姜葆琛君后边的经历，就没有什么曲线了--他被押送回天堂河。不久，大队人马开往茶淀，他便到了那儿的老残队--他是一个有风湿性心脏病的人，又经过了这么一场天南地北的折腾，当然只有进老残队的份儿（虽然当时他只有三十四岁）。不久，他们又从茶淀调到山西大辛庄农场--我和他便有了在老残队见面之后的又一次重逢。

    一个有着严重疾病的人，在那个非人的年代，能够置自身病躯于不顾，像茧蛹变成飞蛾那般，勇敢地突破丝网欲飞（尽管他没能成功）--这里不能不忠实地记录下，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另一种类型。

    不知道自己被判为死囚犯的朱希

    在大辛庄农场的几百名劳役人员中间，只有朱希是革命资历最深，对马列理论接触最早的一个。他的行政级别为十三级，比长治市一把手的级别还高出一截。但就是这样一个老革命，却在大辛庄的“一打三反”运动中，被定性为反革命，他是我进劳改队以来，见到的一桩最大的奇特冤案。也是知识分子中，以忠诚叛逆忠诚的另一种的典型。

    朱希，１９１６年生于浙江宁波，１９３８年入党于武汉。此前，他在上海从事进步书店的经营工作，是一个博览群书，有着丰富学识的人。由于他的工作性质，在３０年代的上海，接触到了大批的左翼文化人，使其成为了一个有见地的马克思主义者。至１９４８年４月党中央已经移师河北西柏坡后，陈伯达、于光远、毛岸英与朱希等几个人，也从石家庄到了西柏坡，他们在中央的旨意下，筹划了进京后的宣传出版工作。北京和平解放后的１９４９年２月６日，朱希是随中央宣传部进入北京的。他先后出任国际书店经理和文化部出版局图书审读处处长。是从青年时代起，积极投身革命，并为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付出过血与汗的人。

    ５０年代初期，他的工作一帆风顺。在１９５６年的大鸣大放期间，他感到共产党在领导着中国走向自由民主。为此他虽然极受鼓舞，但因当时的工作繁忙，他为没有鸣放的时机感到遗憾--到了“反右”开始以后，他的思想开始不能适应形势要求了，他认为这么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把一大批热爱新中国的知识分子，划入反动资产阶级的范畴，是完全错误之举。特别是储安平被划为右派，引起他感情上的地震：在他出任国际书店经理时，储安平当时是新华书店经理；两人接触极多，他觉得储安平是一个爱国的民主人士，何以就成了右派？朱希是个敢于进言的人，仅仅为储安平鸣不平，就够打成右派的了，更何况他对“反右”本身就持有异议，被划成右派当然是不奇怪的事情了。可是，朱希从一开始就拒绝扣在他头上的这顶桂冠--能不能这么说，此举成了他后半生的悲惨命运之源！

    偏偏他又是一个十分认真的人。在知识分子噤若寒蝉、人人自危的年代，他就开始了与最高领导人的争辩--“文革”开始后，朱希虽然以“不安定因素”被收容进了天堂河强劳农场，仍以一个革命者的气魄，不改初衷地不断上书中央。他不仅对“反右”运动表示异议，对大跃进给中国带来的灾难，也直言不讳。后来，他经茶淀转移到长治大辛庄，对“文革”中的种种有悖人道的行为，依然连连奋笔疾书。他上书的范围，不仅仅有与毛润之先生商讨的，还写下了有直接批判林彪“在一切工作中突出政治”的《七十年代纪事》一文--此时正逢“一打三反”、严惩反革命分子的时期，朱希终于撞在枪口上了。

    与毛润之先生不断商榷，在当时已是无人敢做的事情；朱希又抛出与林副统帅针锋相对的《纪事》，其后果可想而知。朱希被戴上“恶攻”的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先是在农场里被斗得死去活来，那些劳改队中的积极分子们，先用力揪起朱希的头发，使其双脚离地；然后由五大三粗的汉子，没头没脸地抽打他的全身。直到打得朱希高声嚎叫，使在场的会议参加者心灵战栗为止。打过之后，打手们用绳子从背后反吊其双手（在劳改队称之为“吊鸡爪”），狠狠地向上一勒，朱希又是一声惨叫，似乎已经死了过去。然后，打手们把他往卡车上一扔，像是扔一头死猪似的--下一个节目，是武警押着他，在整个长治市游街。

    多少年后，朱希在对我回叙当时的情景时，还感到毛骨悚然。他说：“不知道那绳子是怎么捆的，我只感到两只胳膊以及双手，疼痛得失去了知觉。大汗珠子顿时从身体的每个部位流了下来。说是汗如雨下，没有什么过分，因为我的脚边，被汗水洇湿了一片。这么一吊，我的头立刻像葫芦一般垂了下来。我就是这样垂着头，坐着卡车穿过整个长治市的大街的。但是卡车没有拉我回来，把我拉到一个有大墙、电网和岗楼的大门里，我坐了牢。”

    那儿是一座昔日阎锡山开创的模范监狱，是专门以关押共产党人出了名的铁牢。朱希这个老共产党员，没有尝到阎锡山关押他的滋味，却尝到了共产党关押他的味道。那是窑洞形的牢房，没有窗子，只有一个通气孔。每到冬天，里边生火取暖，是没有烟筒的火炉--因为其不通风之故，有一次差一点把牢里的犯人全部熏死。多亏有人感到了头晕，请求监管干部放风--所有的犯人都到了院子里来，才算喘过那一口气。

    与他同一牢房的是淮海兵工厂的厂长，也是一个老革命。他进监狱的原因，是因为兵器的流失，从而演化成长治的大武斗。但是朱希的上书材料，是通过农场革委会转呈中央的；即使是观点错误，怎么就成了反对林副统帅的现行反革命了呢--朱希生性刚直不阿，对此他一直思想不通。因而，他拒绝检查，他认为１９５７年反右就错了，现在是错上加错。按着这位老革命的观念，共产党会自我修正错误的--因而他一直等待着农场来车接他回去。

    第一年过去了，没有消息；第二年过去了，也还没有消息……他在里边一直当了四年多的囚犯，直到他收监五十个月的时候，农场才来人把他不明不白地接了回去。在这四年多的光景中，他继续不断上书，因为新来的犯人告诉他，林彪叛逃已命毙温都尔汗，他昔日上书指责林彪，理应平反。临行前，他曾问过监管干部，但是回答是“无以奉告”--所以受尽了折磨的朱希，是以“现反”进监，糊里糊涂出监的。

    发生在以后的故事，不仅是我没有想到，连朱希自己也大吃一惊的：当１９７９年中央为右派平反时，国家新闻出版局在翻阅朱希的卷宗时，遇到了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卷宗中写明朱希是个死刑犯，是当时当地的公检法秘密判决的。只是还没有执行死刑时，林彪叛逃的案件发生了--朱希因此而捡了一条命。使人不解的是，卷宗中却没有推翻死刑的任何文字材料。真是人如草芥，革命了多半生的朱希，自己在当时竟然不知道，有一天，会被拉向刑场，吃上一颗子弹！

    公章大印皆在，让平反单位大为其难。他们先后三次往返长治，才拿回来一张写有“查系错捕，宣布无罪”的公文。所以，朱希的平反，一直拖到了１９７９年的５月，才算是回归了干部队伍。当笔者为写此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回忆录，到朱希的家中访问时，朱老十分感慨地说：

    “当一个正直的中国知识分子，怎么就这么难！我看的史书也不算少，但是历朝历代把五十五万多知识分子，都给打成敌人的，你在史书中发现过吗？”

    “没有读到过。”我说，“这五十五万多的数字，是报纸上公布的。实际数字怕是还要多。”

    我之所以这样讲，并不是没有根据的。在团河农场右派大聚集的时候，一些来自最基层的右派告诉我，当年在山高皇帝远的边塞地区，为完成单位中百分之十的数字，还有选举出来的右派。谁当天正好不在单位，就选上了谁。“当然，像朱老这样判死刑的，虽不多见。但在‘一打三反’时期，南京就枪决了四个右派，在１９９７年１０月，我在《金陵晚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中希望有知情者，能告知死者情况于一二。文章发表以后，只有一个《扬子晚报》的读者，给我来过一封信，讲述了她见到执刑前的批斗会现场。当时参与此事的‘文革’成员，都像是哑巴一样，缄口无言。”我对朱老讲述了那四个老右的名字，和被枪决时的情况。

    “我也差点就成了这样的一颗冤魂。自己掉了脑袋，还不知道是为什么掉的！”朱老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脑袋。

    朱老今年已经８３岁，家中陈设几乎还都是５０年代的。他用哆哆嗦嗦的手，给我找出一张他在监狱服刑时的照片。我望着那张照片，虽然面子上强作笑颜，心里却忍酸不住。我问朱老：“临离开农场之前，大辛庄的干部，就没有一点良知上的表示。比如，向你道个歉，或者……”

    朱老打断我的话说：“没有，在１９７８年他们就把我给撵回北京来了。”

    听了朱老的自白，我不禁想起了一位哲人的话：在暴虐的政治下，道德和良知都会沦为娼妓。我从朱老的经历，再一次验证了这位哲人的名言。

    我的一次生死劫难

    我的这场生死劫，不属于政治上的--中国历史到了１９７３年之尾，举国上下正在批林批孔的高潮当中。场里革委会紧跟形势发展，抽调一批文化人，办墙报，出漫画专刊。我和张沪以及画画的曹大士、马常等七八个人（大都是办过报纸或在原单位搞过宣传工作的），被安排在一间屋子里，从事批林批孔的宣传。对于我们来说，这是最不费劲的事情，报纸上有现成的材料，将其摘头去尾随便动动笔墨就行了。应该说，这是我和张沪到大辛庄以来，体力上最为轻松的日子；但从思想上去反刍那些时日，却又是我们最为疲累的日子。

    如果是单纯地批判孔子的“女子与小人最难养也”，这倒不用去花费什么脑筋。抽到这个宣传组来的都是知识分子，几乎没一个人不了解“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打靶的真正靶牌是周恩来总理。周恩来在１９５５年，有过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到了１９６２年的广州会议期间，与陈毅一起，曾为所谓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脱帽”；陈毅还当场为文艺界的两个知名作家脱帽祝酒，这是所有知识分子记忆尤深的一件往事。

    因而在那间批林批孔的小屋中，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双关语：

    “醉翁之意不在酒！”

    “在乎山水之间也！”立刻有人应答。

    “尊法批儒，谁是法家？谁是儒家？”

    “当今法家非张春桥莫属。”

    “那么谁是当今的儒家呢？”

    “……”

    每当说到关键问题，小屋就沉默下来。大家心里都十分清楚，但是谁也不说出周恩来的名字。虽然，被抽调到这儿来的没有爱打小报告的人，但是“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这是那个特定年代知识分子的生存方式。朱希事件的场面犹如昨天，我们这些知识分子，自然不敢随便乱说乱动了。因而在宣传组，大家只能用含而不露的双关语，表述各自的心迹，亦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好在，批林批孔的风，很快就刮过去了。宣传室解散归队。我没能再当我的铣工。化工车间的四氯化碳即将上马，化工厂要组织一批人员，去张家口化工厂学习此项工艺的生产流程--这同样需要有文化知识的人去完成，我被列入去张家口学习的成员之一。对此殊荣，我颇感惊喜。因为至少我可以到远离山西的地方去看一看，蜗居山西这么久，外部世界是个什么样子，我已全然无知；去张家口可能要路过北京，也许有可能顺便到家里走上一趟。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

    不知为了什么，自从被召入宣传组摇动笔杆之后，多多少少勾起来一点死去了的梦幻。尽管批林批孔，并不是自己所想干的，但是突然接触了文字工作，便有了一种“久别胜新婚”的亲切之感。当时正好有一位姓高的同类，他因为小提琴拉得比较到位，突然被长治文联调走，有此先例可循，我想到我的命运能否在长治有一点转机？那位姓高（我已记不起他的名字）的同类，在临行前对我说，以我的文学功底和名声，长治市是求之不得的；山西老一辈作家又都知道我的情况，何不想办法回到社会中去？他说他进入文联后，要替我力荐一下，让我也通过山西的老作家，努一把力。

    我拿不定主意，回到小屋与张沪商量。她的意见，是征求刘绍棠的意见--因为他身在北京，知道文化大环境的宽严程度。当然能跳出牢笼，怎么说也是个好事；但她也担心这个时代，要跳出劳改的生活圈子，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记得，在临去张家口之前，我发出去两封信：一封是写给绍棠征求意见的，并说我去张家口有可能在北京停留一下，听听他对我去文联工作的现实性，到底有多大；第二封信是写给马烽和他的爱人段杏绵的，马烽在全国青年创作会议上与我相识，而段杏绵则在那次创作会议上，与我同为北京代表。这是我到了山西以后，第一次想到突破围墙，并第一次拿出具体的行动，做突围的试探和准备。信发出去不久，我们这支开往张家口的队伍，就集结待命了。

    带队的队长姓甚名啥，我今天已然无从记起，但是他那口标准的晋东南（长治隶属于山西东南部）的地方口音，我则永生难忘。他召集我们开会时说：“俺今天开会，先给你们送个好信，你们这回去张家口，是以工人的身份去的。到了那个地方，谁也不许暴露劳改队的身份，就算你们去当上一段日子的冒牌工人吧！今天回去收拾一下衣物，明天一早出发。俺对你们说的第二句话，到了那块地盘，要遵守人家厂子里的纪律，谁犯错误回来跟谁算账，俺的话完了。散会！”

    我们从长治登上火车，绕道河南郑州（当时太原开往长治的铁路还没有开通），取道北京，去了张家口。这支冒充工人的化工学习队，一行十二人（队长在外）都是当时不值钱、家住北京的臭老九。首先使我们失望的是列车并没有在北京停留，我们只在永定门火车站转车之际，在候车室的木椅上坐了约有一个小时，然后马不停蹄地坐上了开往张家口的列车。回家一看的愿望落空了，与刘绍棠交谈的机缘失去了--我们唯一的获得，是过了当真正工人的瘾。因为在离开大辛庄农场以前，每人发了一身劳动布的工人服，在那个“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十几个身着崭新工人服装的队伍，着实使我们风光了一路。

    可是当我们坐在开往大西北的火车上时，也不禁互相咬起耳朵来：

    “冒充工人阶级不犯法吗？”

    “为什么一个执行专政的机构，就敢于冒这么大的风险？”

    “到了化工厂，总要接触化工技术人员的；人非木偶，万一人家询问起我们厂子的情况，将何以作答？”

    当惯了老鼠总揣有一副怕见老猫的心态，火车离张家口越近，我们的这种心态越浓。我们中间的一位老学究，终于按捺不住这种心理煎熬，去到队长的座位上，询问队长了。队长回答说，叫你们咋做，你们咋做就行了。这个老学究还是不放心，继续多问了几句，队长反问他道：“人家要是知道你们是阶级敌人，还敢叫你们进厂吗！别多说了，你们就按着俺说的办就行了，我们自会与化工厂的领导有个符合政策的说法--这个你们不需要知道。”

    自讨没趣。但在这个自讨没趣中，典型地说明了我们当时的嗫嚅心态。我们就是在这样的心态下，走进张家口市ＸＸ化工厂的。我们十二个人，住在旅馆的一间大房子里，我是第一次到这个城市中来，新城与老城以一条河桥分界，在那个混乱的年代，张家口的市容虽然还残留着武斗时张贴的大字标语，但“抓革命，促生产”的气氛，显然在洗刷着往日的旧痕。这使我们这些冒牌工人，多多少少心里还有一丝快慰。

    化工厂里培训我们的师傅姓张，年纪有四十多岁，赤红的脸膛，爽直健谈。我们向他学艺并不困难，但使我们为难的是，这个血性汉子，把我们引为知己之后，便常常破口大骂文化大革命：“娘个Ｘ的，这是他娘的什么年月，女皇弄权，百姓遭殃。天底下地盘那么大，可是没有好人走道的地方！”

    我们只是默默地听着，不敢应和张师傅的海骂。

    “娘个Ｘ的，你们怎么都是瞎子和哑巴，咋就不吱声哩？”

    我们彼此对视一眼，还是没有人应声。

    “我带过许多的徒弟，还没见过你们这号的徒弟！”

    我们为了把角色演好，唯一可取的办法，就是及时转移话题，把政治问题引向技术问题上去。可是一到晚上，我们又开始我们之间的窃窃私语。大家一致认为，张师傅是个讲大实话的硬汉。有一个老右提出了问题：“人家张师傅已经对咱们有看法了，我们该怎么应付眼前的局面？”

    没有人能够作出圆满的解答。有的同类说：“人家讲实话无罪，我们万一‘闸门漏水’可就成了问题。”

    我说：“反正咱们只在这儿学习一个月，在这个月内，我们要把哑巴的角色演到底。这是角色对演员的规定要求，不然回去就没办法交差了。”

    我当真十分注意我的言行，因为跟在我们身边的还有执行无产阶级专政任务的劳改干部。虽然他并不时时刻刻与我们在一起，但是张师傅口无遮拦，万一于无心之际，把我们的反动话传了过去，我们将来的日子，就难得平安无事了。来学习的成员中间，多一半是老右，都有过去被整肃的经历，因而也都自有心中的小九九。张师傅碰上了我们这些冒牌工人，也算他倒了霉了--他爱怎么想我们，就让他去想好了。

    有一天，张师傅叫我到“四氯化碳”的二号高炉旁，去检查一下炉温。他特意叮咛我，去高炉之前不要怕麻烦，一定要先穿好防火的石棉服，并戴好防毒面具。在此之前，他已经多次对我们这些“工人”讲过，要严格遵守化工车间生产的工艺流程，不能有一丝马虎。为了提示我们注意此事，他列举出他们车间，有两个值夜班的女工，因为对四氯化碳之易燃及其能令人窒息之毒性缺乏警惕，便双双去见了阎王。

    我对张师傅的叮咛，并没当成过耳之风；怎奈那天让我去二号高炉查看炉温时，我急于要解小手。本来我如果先解了小手，再去检查炉温也并不违纪，十多年的劳改生活，养成了我闻风而动的神经本能。我到了更衣室，想先更换上石棉衣，但是觉得换衣戴帽太延误时间，何况肚子里还憋着一泡尿呢！我想一两分钟就能完成的活儿，何必这么脱衣穿衣的折腾呢？

    说来说去，还是不了解四氯化碳的威力所致。就在我匆匆走到二号炉旁的时候，突然“嘭”的一声巨响，炉内外溢的气体，像天空的闪电那般一亮，全部自燃起火，我立刻被蓝红色的火焰包围。最初，我只知道我的衣服被燃着了，后来在昏昏然的状态下，迷迷糊糊地听见工人们的喊声：“躺下--快躺下--打着滚儿出来--”之后，我就全然失去了知觉。

    待我醒来时，已经躺在了一个医疗所的病榻上。第一个感觉就是脸上疼痛难耐，我知道我是被火焰烧伤了。我用手摸了摸脸，竟然摸到了脸上的绷带，不用说我已知道，大火把我的面部烧伤。“同类”见我醒了过来，不禁喜出望外，他们告诉我，若不是张师傅和几名工人，奋不顾身地冲进烈火，把我像拖死狗那般，从火焰中拖了出来，我的一条小命，就留在张家口了。

    “几度烧伤？”我非常吃力地吐出这句话。

    “算你命大，只烧伤了面部；但是你的头发、眉毛、胡子也都烧成灰了。”

    “不过那也没有关系，反正你是娶过媳妇的人了。”“同类”开玩笑地说，“不存在找对象的问题，过两天你自己照照镜子就知道了。”

    我心里十分难过：“要是真成了非人非鬼，我去摸电门好了。”

    “别，大夫说了，你要配合大夫的这个疗程，脸上不会留下疤痕的。因为从高炉周围起火，到把你拖出来，总共不过两分钟的时间。”

    “同类”们正在为我宽心之时，队长来了，他面色气得赤红，但碍着护士的面，不好大发雷霆（因为我是非工人的工人），最初只是批评了我几句，后来便口吐真言：“是俺挑的人，算俺有眼无珠；你能摇笔杆，但不是干化工的坯子。哎！你好好养伤吧，这算咱们出师不利。”他朝我说完了他的心里话，向“同类”们一挥手，“别围着他一个人转磨了，我们要总结一下教训，回去开会，每个人都给俺写安全保证书。”

    病床前空了，我请求护士给我一面镜子。镜子中的我，整个面部都是白色绷带，只有一双眼睛是黑的。我自知烧得不轻，但事已至此，一切唏嘘感叹都无济于事，也只好听天由命了。到了晚上，张师傅来看我了。对我的批评是必不可少的，我只有老老实实地听着的份儿--人家已经尽到了老师傅的责任，事故完全是我一手造成的。因而，我对这位朴实的老师傅，首先进行了自我检查。他大概是想宽慰我的心，便坐在病榻前的木椅上与我聊开了闲篇。他问起我的家庭情况，我支支吾吾--我该怎么说呢？家庭成员中的二分之一在劳改农场，这是无法出口的事情。

    “你有姐妹吗？”他很诚挚。

    我不能对救我一命的人过于封闭：“我是个独根苗苗。”

    “那你母亲一定为你难受了。”

    “医生说不会留下疤痕的，老母亲难过两天，就会雨过天晴。”我尽量装出无所谓的样子，“就算是我的一次人生教训吧！”

    “你妻子在哪儿工作？”张师傅又问。

    我已经是冒牌工人了，索性也让她当一回冒牌工人吧：“她是个工人。”

    “孩子呢？”

    “在上初中。”

    “阿弥陀佛，你上有老下有小，多亏没有出啥意外；不然，我夜里睡觉都要做噩梦了。”张师傅笑了起来，“我听你的口音是北京人，怎么到山西去工作了；听你们这些人谈吐，都不像是半大老粗……怎么……”

    我赶紧打断了他的话：“真是要感谢张师傅了，不然的话，连带队的车间头头，回去都没法交账。”

    我必须以谎言取代真诚，尽管这是使我内心痛苦的事情，我还是得那么做。有那个瞬间，我的良知曾叩打我的心灵，想在救我一命的老师傅面前，说出其中的真情--但是，那后果比我被烧伤还要严重，我只好把两面人的角色扮演到底了。

    夜已很深，我催张师傅回家。因为他进屋时曾说他的家离这儿很远，他是骑着自行车特意来看我的，此时我正好用这一点劝老师傅早点回家。他对我笑笑，并用力握了握我的手，走出了病房。他一出屋，我的眼泪就流了出来，我觉得我对不住这位张师傅的心--在那个谎言成灾的年代，我也是一个不得不说谎的人。因而，在我们临离开张家口之前，我拆去脸上的绷带，面颊上还留有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痕，张师傅来我们的住所为我送行时，我有意回避了张师傅。

    “同类”们说：“你得去见见张师傅。”

    我说我不能去见他。

    “为什么？”

    我说：“我怕功亏一篑，露出咱们的马脚来；对他撒谎，我的灵魂实在不得安宁！”

    但是张师傅还是在一间空房里找到了我。他用那铁钳一般的手掌，紧紧攥住我的手说：“哎呀，你成了没毛的和尚了。不要紧，头发和睫毛都长得很快--三个月以后，又是一条好汉！”

    在临登上归途的火车之前，他再一次向我祝福：“记住，大难不死，必有后贵。”

    我是带着张师傅的吉利祝福，坐上返程的火车的。白白来了一趟张家口，什么化工技术也没有学成，我心情之灰暗，可想而知。再加上我的头发和眉毛，都已荡然无存，我在火车上只好拉低了棉帽帽檐，以遮挡我的丑陋--人没有眉毛的形象，是非常难看的，这只有自己最有体会。该怎么说呢？那样子比太监还要难看十倍。带队的队长告诉我，他在临离开张家口时，已经请示了场部：鉴于我的情况，允许我在北京养病两周；待面部伤好之后，再返回农场。“同类”们对此都面露喜色，我则没有一丝快慰之感，因为老母亲和我的儿子，见我的脸烧成了这副模样，一定会悲伤至极；与其三个人难过，还不如我一个人背起这个十字架为好。

    “你不该这么想，化工车间一开工，你想回家怕是都没有时间了。”

    “在家里养病，怎么也比在农场要好；我们想回家看看，还没有条件呢，这也算是因祸得福。”

    我说：“我愿意把这个福分，让给你们享受。一句话，我不想让老人和孩子，为我心里难过。”

    “你真是一根筋，你怎么不想想，你母亲现在是多么想你，你的儿子是多么想你。”其中的一个“同类”提示我说，“能在家里休息两周，与母子相聚一段日子，那是多大的乐事。至于面部难看，怕街邻白眼相待，那也非常好办，现在正是冬天，鲁迅先生昔日曾写过一首诗，诗中有这么一句：‘破帽遮颜过闹市’，你把两扇棉帽耳朵往下一拉，便一丑遮百丑了；咱们都到了这个份上，还怕人家的白眼？！”

    这个“同类”的话使我悖然心动，我想母亲和孩子，可能是会为此而难过的，但是也有劫后相聚的快乐。因而，在火车快要驶进北京站的时候，我向队长提出，感谢场部的照顾，我不用两周时间养伤，十天内一定返场。

    魂去来兮

    母亲和孩子都不知道我会从天而落--当我帽檐低垂，走进我家那阴山背后、终日不见阳光的十米小屋时，正是个残冬的夜晚。母亲戴着老花镜，正在为孙儿缝补衣裳，孙儿伏案于一张木桌上，在做作业。

    我拉开那扇吱吱乱叫的木门，走了进去。母亲愣住了，儿子回头看见是我回来了，高声叫了一声：“爸爸--”母亲赶快捅开蜂窝煤的炉子，让炉火更旺一些。她见我帽子捂得严严实实，一定是认为我很冷很冷。屋里的灯光很暗，一老一小还没看见我是面部带着伤回家来的。

    “快烤烤火，我说这两天我总是左眼跳个不停呢！”母亲一边端详着我，一边绽露出笑容，“左眼跳财，右眼跳灾。”

    我告诉母亲，我是灾后来探家的。因为我在家中不能永远戴着那顶棉帽，索性把它摘了下来：“妈，您看--”不等这一老一小询问，我就把发生在张家口的事情，一股脑儿抖落给母亲和孩子听--当然，我尽量说得像小病小灾那般轻松。

    母亲的眼泪立刻流了下来。已经十六岁、正在读初中的儿子，身高已超过了我半头，他平视着我说：“奶奶，爸爸连眉毛都烧没了！”

    母亲颤巍巍地站起了身子，我忙把老母亲按坐在床上，尽量装出欢快的样子，安慰这一老一小说：“大夫说了，眉毛还会再长出来的，脸上也不会留任何的疤痕，您可以一百个放心。”我弯曲下身子，让坐在床沿的母亲看个清楚，并冲淡着小屋内的沉郁气氛。“大难没有倒下，将来必有后福。您说对吧？！”

    母亲用她的手心，抚摸了我的脸好一会儿，才放下了手掌--我闯过了这个感伤的关口，就是一个不小的胜利。俗话说“母子十指连心”，老母亲能不为此而过度悲戚，我也就松了一口气。母亲在为我深夜做饭的时刻，儿子为我脸上涂抹着我带来的止痛药水，本来这一老一小都该是受我照顾的，而我一个汉子，此时却只能被这一老一小关照，悲情不禁油然而生。我怎么了？１９５７年的那些往事，越来越被历史的发展证明，一些直言国是的人的话，绝大多数是正确的--怎么历史已过去了十几年，只不过说了一点点真话的我，依然是这副模样？不！我比过去还不如了，过去我还有梦，而今连梦境也没有了--这不是一具会出气的活尸了吗？！

    回眸我养伤的那几天，在我的改造史上虽然十分短暂，但可以说对我的思想，也是一个重要的疗程。那十七岁就历经了五花大绑的英木兰，还有攀登四十米高大烟筒的巾帼之勇，我在生活的重轭之下，就没了一点任何突围的勇气--尽管现实是一块铁，但是美国作家杰克·伦敦的《热爱生命》一书中，不就是描写在死亡线上，勇敢地面对铁的现实，而自我突围，并获得了生命的故事吗？！当然，每到孩子去了学校的时候，母亲总是用宿命论的观念，叫我安于现状活下来就行了。可是每到夜晚，我与母亲和儿子挤在一张大床上睡觉的时候（当时我家只剩下一张木桌和一张木床了），一个非我和一个真我，就展开灵魂上的对话：

    “你过去可不是这个样子对待生活的。你为了磨炼意志，曾经舍弃坐火车，而从二百多里之外的茶淀农场，以自行车的轮子，代替火车的轮子，进行自我磨炼的‘马拉松’！”

    “我累了，我不想再自我折磨了。”非我回答说，“人是在希望中生活的，去了山西我更看不见这种希望了。”

    “希望常常孕生于失望之中。从１９５７年起，你的生活占有是个富翁--尽管你现在没有表现这一底层生活的机会，你要去争取这一机缘。”

    非我说道：“我只想随遇而安了，因为这个历史的暗夜太长太长了。”

    “你大概早把雪莱的诗忘光了吧？他在诗里写道：‘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你也学过几天辩证法，古语中说的‘物极必反’，‘文革’走得相当远了，是不是快到了它寿命的边缘？你考虑过这个问题没有？”

    “……”

    当真我把非我问得哑口无言的时刻，我就会从梦境中醒来。在这一刻，我听到母亲的轻微呼噜声。她说过，只有我睡在这个家里的时候，她才能睡得安心，她才能有鼾声。我从她的鼾声中得到了认证，可是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到她的身边来呢！为了母亲和儿子，我再不能自甘随波逐流，我应该为改变命运而付出努力。

    可能是这种发自内心的声音，摇撼了当前的非我，我在那几天除了去医院看病换药之外，全部的时间，都用在了走访昔日的朋友当中。燕祥家我去过，厚明家我去过，绍棠家我当然更是跑了几趟。但是非常不巧，三个人中间，我只见到刘厚明（记得燕祥当时在搞个什么剧本，人未在京；好友绍棠，那几天正在老家通县。绍棠爱人曾彩美，想叫绍棠回来与我一聚，因我归程在即，没有应下彩美之意。她说，绍棠已经给我往大辛庄农场发出了信件）。之所以能够破帽遮颜在北京城内穿行，大概是得益于真我的苏醒--因而我把这次回京，看成我生命中一次不凡的思想变化历程。

    重新回到大辛庄农场，张沪除询及我的烧伤经过，当然也非常关心家中的情况。之后，她拿出了两封信给我，一封是绍棠的来信，他在信中写道：

    维熙：

    你有了想重新进入文化圈子的念头，是个重大的变化。我觉得不管你能不能进入长治文坛，已然在思想上是个升腾。因为它证明，你的文名，你的创作能力，在主导你恢复自信。只要政策幅度再宽一些，长治想要你，恐怕还求之不得呢！

    我寄希望于未来。中国的发展与繁荣，要靠现今四五十岁的人才；北京文苑的百花盛开，也要靠咱们这些“二度梅”的开放。浩然一个人，太寂寞了。万紫千红才是春。近日我写了一首诗，摘以下四句给你：

    恶竹根除尽

    雨后发春笋

    请君拭目待

    新苑花似锦

    你的处境已大大改变，小众（我儿子）即将自立，更无后顾之忧。一定要趁年富力强，写作和储蓄一些作品。今日无用，将来未必无用。书到用时方恨少！……跟你这封信同时来到的，是我二弟自武汉寄来的贺年信。前些日子，武汉流行着我的小说，李冰和吉学霈向我二弟打听我的情况，深表惋惜之情。我也惋惜李冰和吉学霈，他们不是也没有新作问世吗！我妹夫与周立波住在同一个居民楼，每天都看见他，气息奄奄，朝不虑夕矣！跟他相比，我们有年纪的优势。谁笑在最后，谁笑得最好！

    ……

    我昔日与绍棠有约，他给我写信是不留名的（其实这是自欺，劳改单位要想查写信人是非常容易的），但是他那笔十分漂亮的钢笔字，给我带来很大的安慰。因为我在北京没能与他见面，这真称得上是见字如面了。另一封信是山西省作家协会段杏绵大姐来的，由于这封信已丢失，无法在这里引其原文；但信中的大意，因其与我的文学生命关系甚大，我至今还记得其内容。信的大意如下：她说她接到我的信十分惊喜，她不知道我已在山西多年。关于我能否离开劳改农场，去文化单位工作，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不过，她已与有关同志商量，看看能不能想些办法--但是无论如何，组织部门也要了解你的档案的，不知山西劳改局是否存有你的材料。她让我接到信后，把我被劳改的“原罪”，简单扼要地写一份寄给她。信尾只署了她一个人的名字，马烽同志并未署名。

    我与张沪仔细地研究了杏绵大姐的来信，得出结论是：道是无情却有情。表面看上去，杏绵谈了一些困难，但是在字里行间，闪烁着人间难觅的真情。马烽同志没有署名，应是情理当中的事情，不久前在报纸上似乎看见他曾随江青去过大寨，政治上是属于炉火纯青的类型--但我们也分析到，杏绵这封回信，绝对是经过马烽同志过目的--除非他当时不在杏绵身边。

    两封来信，都给我带来了希望。绍棠给了我力量，杏绵的信则让我看见了一丝曙光。是的！从１９５７年到１９７５年，时间已然流逝了１７个年头，要是以日为单位计算，１７年３６５天乘在一起，我已经劳动改造了６２１５天--人的一生有多少个６２１５天？而在这庞大的数字里，我修理地球中的感受自然不少，但是丧失了我多少可贵的写作时间？似乎我的文学梦醒于这两封来信之后，这是张家口的一场大火烧出来的觉醒，是在北京养伤期间自我拷问后的心灵独白--我要写--我要写，我是生活占有的富翁，尽管我当时穷得买不起稿纸。

    从大辛庄的供销社里，我买了最为便宜的窗纸，开始了在上面勾勾画画。那些类似远古象形文字的符号，只有我自己清楚它们的含意是些什么--它们都是我十七年中悟性最深的东西。当时化工车间，已建筑起外形，时间不允许我写出成型的作品。但是我庆幸，我死去多年的梦，于一朝苏醒……

    随风飘逝--蒲公英飞过了黄河

    感谢１９７４年夏天的骄阳，天上那一轮火球，不仅给自然界的万物以生机，还给了我生命的原色。那一年春天，我的脸上还留有青一块、紫一块的烧伤烙痕；夏日的炎阳一照，我的面部完全恢复了原来的肤色。眉毛长出来了，头上又是一头黑白间杂的头发了。在春天参加劳动时，化工车间的同号，还常拿我取笑：和尚，尼姑，修女……不一而足，到了盛夏，我又是一个男子汉了。

    截至到该年，我在劳改生涯中，已经经受过四次生死大劫：在北京郊区开山的年代，我差一点成为独眼龙；在矿山井下挖煤时，一次透水事故和另一次煤块塌落，都因我命大而幸免；最后一次就是被烈火包围，我又从死神的怀抱中逃了出来。好友姜葆琛学过《易经》，他说人的一生，都有两次以上的劫难；能大难三次而不倒者，当真会有后福。“你算是受过四次大劫了，当然晚年福缘更厚。”

    我笑笑说：“这么说，你也该属于有后福之人，你受的折磨也不少。比如在云南……”

    “所谓劫难者，是指外力而言。”他打断了我的话说，“我的出逃差点送命，是咎由自取；这与外力形成的灾难，不能同日而语。”

    “你可以当个算命先生了。”我开他的玩笑说，“我想听听你对你自己的命相分析。”

    “不，还是先谈你。”他煞有其事地说，“比如，你最近接到山西文联的来信，把内容跟我说说。”

    “你的戏法露了馅了。你所以知道山西给我来了信，我听张沪说过了，那信寄到了化工车间，是你收转给她的。”尽管我知道，葆琛君是凭借着他的聪明，在我的所谓命相问题上胡说八道；但是我还是把两封来信的内容，一块儿告诉了他--他是我可以信赖的朋友。

    他听得十分认真，并时不时提出他没听懂的问题。之后，他沉默了好半天，对我表示祝贺道：“你我可能要分手了，信不信由你。你的事情惊动了山西文艺界元老的夫人，文曲星归位当不会久远。”

    我俩当天是在他的设计室聊天的，室内只有他和我两个人，因而说起话来百无禁忌。我笑笑说：“行，假的我也当真的听。那么你说说你自己的命相，让我长点见识。”

    他的脸色顿时沉郁下来。本来他的脸就瘦削，再消失了刚才的欢快神色，病态的苍白立刻爬满了整个面部。我甚至有点后悔跟他开这样的玩笑，但是话已出口，无法收回；在他没有作出反应之际，我站起身来说：“葆琛，我回去还要擀面条儿去呢，咱俩改日再聊吧！”

    他也匆匆站了起来，拦着我说：“你别走，我谈谈我。人总有一天要死的，我的命相中劫难还没有到头。说了你别害怕，我有着血光之灾。被杀头？看起来是不会了！我的风湿性心脏病，早早晚晚是会开膛破肚动大手术的--怕是我难过那一关。”

    我忙安慰他说：“西双版纳你都闯荡过来了，上帝还能把你怎么样？”

    “上帝分配健康与死亡是不公平的，反正我会走在你的前边。”他说，“你记住，要是那一天到来的时候，看在我们患难之交的份儿上，你到我的坟头前常转转来。还记得茶淀的坟场吗，埋死人的地方是在大芦花荡里；这儿也不会比那儿强到哪儿去，要是坟前的木牌倒了，你把它扶扶正；要是看着黄土少了，你给上边加点土--省得黄鼠狼之类的野物，把我的尸骨给吃了……”

    他说得很认真，虽然我还想冲淡一下这种忧伤的气氛，但是硬是找不到合适的语言。我之所以把葆琛的话，记得如此清楚，实因后来他对他自己的命运分析，大体贴近事实--当然，他没有死在劳改队，而是活到了平反之后。说来也巧，他在平反之后的８０年代，就与我在北京的团结湖为邻，他的工作单位在轻工业部设计院，我工作在北京和全国作协；由于昔日患难的友情极为深厚，往来颇多。在１９９３年的夏天，他终因心脏病两次开膛破腹，病故于协和医院，年仅５８岁。十分巧合的是，他与我的母亲葬于同一公墓之内，因而每年清明，我去为母亲扫墓时，必去葆琛的墓前献花--这是他在劳改队时就说过了的事，我牢牢记于心扉。

    此外，另一件被他预卜到了的事情，就是在他那天倾吐忧伤之情不久，山西作协的杏绵大姐，便又有书信飞来。她说，作协评论家李国涛，与劳改局的头面人物有些往来，近几天内将去询及有关这方面的政策问题。信中叫我不要怀有希望，但他们是会为此事尽力的--因为各地文联，都需要有创作实力的人才云云。当时，全场全力以赴地筹办化工生产的机器设备，我每天加班加点地干着“除锈”工作（因其设备大都是从其他化工厂运来的陈旧机器），化工车间的未来人员，每人手持一把铁锤，击落着管道上的斑斑锈迹，因而丁丁当当震耳欲聋的声响，从早上响到天黑。那是一件十分招人心烦的活儿，我在那一段日子里，由于从绝望中看到一点渺茫的希望，常常置耳旁的“杂音交响乐”于乌有。

    我沉浸在反刍生活的快乐之中--十几年内多少生活场景，像画面一样从我眼前流过。当然其中多是悲怆的乐章，但是回忆悲怆既是一种精神折磨，也是一种精神享受；因为它可以化眼前的喧嚣世界，于一片肃穆之中。我想的问题很多很多，从自身的囚徒生涯联想到中国历朝历代，对于文人的流放--历史总是进步了不少，当今的劳役犯脸上不再刺字，虽然还有历史遗留下来的株连，但没有昔日的满门抄斩（《折梦“桃花源”》中北京郊区公实社，一夜之间一百多口五类分子的血光之灾，发生在“文革”乍起之时，它虽然极其野蛮残酷，但毕竟在全国范围内，属于个别事件），如果像古代帝王那般，这个大辛庄农场的生灵，则不会存在至今--那么，谁去大轮窑烧砖？谁去张家口学习化工？谁去生产机器零件？谁去设计化工车间的厂房？在丁丁当当的击打声中，我的思绪又从中国飞出了国界，想那沙俄时期的大文豪陀斯妥耶夫斯基，不是被拉到刑场上之后，才被沙皇赦免一死的吗……我自知这是一种阿Ｑ式的自我平衡，因为只有找到这个法宝，才能有一点点自我安慰。

    但是，阿Ｑ平衡法也有失灵的时候。那就是当我的思想坐标，移位到当今世界。比如，突然想起了美国的阿波罗号宇宙飞船，已经飞上了月球（偶然在报纸上见到），便立刻觉得眼前的一切都失去了颜色--始自建国后的１９５７年人斗人的开始，已经有十几个年头了；“文革”后停产闹革命，全国都进人斗人的黑网之中。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开始了探索宇宙，我们却津津有味、没完没了地斗来斗去，不知何时何日方能休止。我们中华民族，将来在地球上如何生存？

    不管想东想西，都是逃避震耳欲聋的“除锈”锤声之故。但是那种喧嚣的音乐，没有能听多久，不知从哪儿又吹来一股风，我们这些“双料货”，奉命迁移新的巢穴。昔日我去张家口学习化工，烧焦了头发和眉毛，等于是玩闹一场--我们带家属的全部调往晋南的伍姓湖劳改农场。这是一次十分蹊跷的调动，可能农场出于甩包袱之故（带家属的有的生了第二代，生活上难于管理）。我们于１９７５年早春，从长治登上火车，绕道河南郑州；途经陕西跨过黄河，拐到晋南。记得那是一次非常有趣的跋涉，所以说其有趣，实因没有任何一个劳改干部押送。我们身着厚厚的冬装，背着沉沉的行囊，像是一群盲流，自由自在地在中途倒车，与乘车的公民第一次享受同等的待遇。

    由于对我们的调动十分突然，我们又都住在场外的小村里，因而无法与众多友好话别。但是临上火车的前夕，姜葆琛还是跑到我和张沪住的小屋中来。他说，人挪窝活，树挪窝死。我们离开这青烟缭绕的化工厂是个喜事，他恨不得跟着我们一块走呢--但是人的命，天注定，他想走没有路条，人家不放他走，奈何？

    我们与他惜别。来大辛庄后，他是与我们来往最多的朋友。

    “这回，你们也可以见到黄河了。”他说，“我往南逃的时候，过的是郑州黄河桥，你们要过的是山西与陕西交界的风陵渡黄河桥。好好看上两眼中国的祖母河吧，她会赐给你们好运气的。”

    我心里挺难过的。姜葆琛之所以不忘黄河，还是在清华大学水利系时的幽灵没死。逃跑时他见黄河落泪，此时此刻我们即将分手的前夜，他心中没有死的幽灵，又出来显圣了--因而我对他的生命独白，无言以答。张沪忙着收拾杂什，顾不上跟他多说什么“黄河”之类的话；她只有祝愿他身体一天比一天好，当这个历史的黑夜破晓时，他的身体也像东升的太阳--她在曲沃的那场生死之劫，使她的身体大不如前，所以这可以算是病号对病号的祝福。

    我没有美好的语言与他话别，便把在煤矿翻黑了的一本杰克·伦敦的《野性的呼唤》赠给了他。我说：“小说中的那只狗，在生活中磨炼成了狼群的首领；你没那两下子，但是自强不息的精神，对你这个病号，比我更为重要。”

    他并没有翻动我赠他的那本书，却石破天惊地说道：“维熙，我没有什么可赠你留念的；有一句话，就算是代替礼物的圣经吧：你有责任和义务，写下这一段中国知识分子的底层生活记录。在我接触的同类中，你是最有条件留下这一宝贵档案的人。你们忙着收拾行装，我就不打搅了。”

    他很感伤地匆匆离开小屋，我想他是流出了眼泪。

    我送他出了村口。在村口他再次停下脚步，一字一板地对我说：

    “还有两句必须说的话，如果你一旦调离劳改单位，记住，不要讲条件，在哪儿工作，都比当劳役犯强。”他说，“当然能去文联工作最好，到了那儿你有可能实现你的最大愿望。”

    我说：“就目前的气氛看，要表现我们这一段生活历程，怕是还有八千里路云和月，‘八个样板’一浩然，不知要延续到哪个时辰呢！”

    “你可以先写一些应时小卖的东西，这只是一个过程--但是你不要忘记最终的极致，是表现真实的历史。鲁迅先生怎么说：‘墨写的谎言，掩盖不了血写的事实。’”

    我们在村口的一棵大树下握别。他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是：“维熙，我坚信天快亮了！”

    至今我还记得那是个墨染的夜晚，天上没有月亮，也没有一颗星斗--第二天我们就登上了火车。

    伍姓湖--我的最后一个劳改驿站

    在一路的行程中，我仿佛是个流民的头儿，带着一群男男女女以及一两个娃儿，穿越河南西部，陕西北部；并跨越过陕西与山西分界的风陵渡黄河大桥--拐了个大大的弯子，到了晋南。

    对于风陵渡，我虽然与它初次见面，但是对这个名字却并不陌生。昔读唐宋诗词，曾有不少的文人墨客，在华章中提及到文津渡、浦津渡和风陵渡，在几百年前这些名字都还是黄河古渡。盛唐时期，曾经有过一座万吨重的四只铁牛当做基石的浦津渡浮桥--但是随着黄河水患的频繁，那浮桥早已不在；改道后的黄河，连浦津渡的名字也消失了。在其周围及黄色的波涛里，埋藏着无数的人文历史故事。

    我很喜欢到这儿来。我的生命如同一个黄河纤夫，在十分古老的河谷中，已然背纤而行近二十个年头了。作为一个黄河子孙，我渴望着看一看“老祖母”的身影，反刍一下它的历史，并用它的过去，想一想今天和明天，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这是我第一个愿意来这儿的原因。其二，我的一个姑姑在浦州教中学已经数载，地图上告诉我，伍姓湖与浦州都属永济县界之内，有时间我可以寻觅一下亲人，以解忧愁，以悦身心。其三，化工生产总是与有毒的物体气体相伴，不仅伤人身心，还远离开自然--地图上的人文景观，还告诉我，它西有《西厢记》中的莺莺塔，北挨着《三国演义》中关云长的关帝庙；因而，我把这次调动，看成是“忽如一夜春风来”的喜庆之事。

    当列车穿越黄河的时候，已是落日西沉的时刻，我把全部的视力，都投向中华民族这条祖母河；但是让我感伤的是，不仅没有看到古诗中“长河落日圆”的雄浑风景，连黄河的滚滚波涛，也没有看见。两岸的黄沙延伸得很宽，中间那几条被黄沙分割开的水流，有的上面还覆盖着一层薄冰；即使是没有被冰层覆盖着的河面，水流小得也像是条条溪流，这真是让寻觅黄河的后代子孙为之心颤。

    我对坐在身旁的张沪耳语道：“真想不到……竟是这副模样！”

    她说：“山有老，水有老，流了五千年她累了，像个活着的木乃伊了。”

    “可能正是枯水季节的缘故吧？”

    “反正它已过了青春期。记得唐太宗游黄河时，曾留下这样的诗句：‘碧原开雾湿／绮岭峻霞城／烟峰高下翠／日朗浅深明……’你就从最后一句，来推断当时的黄河，水是清的，现在可倒好，一片浊流，要是把全国大武斗的精力，放在治理黄河上，该有多好！”

    她的记忆力极好，思维又十分敏捷，一下把黄河浊流与“文革”的浑浊联系在一起--这就是火车通过繁衍了五千年文化的黄河时，留给我的记忆。当时，我还联想起毛泽东曾经考察过黄河，并留下“河清有日”的孟浪之词--多少年过去了，黄河一年比一年浑浊；此时此刻的毛泽东，已然年迈体衰，忙于收拾“文革”的残局，还收拾不过来呢；怕是早已把当年的豪言壮语，忘到九霄云外去了。当时我作为一个热血青年，曾久久为毛泽东站在黄河岸边，深情地凝视黄河的目光所感动。此时，我真有了姜葆琛君路过黄河时的满腹悲怆之感--我的祖国--我的黄河--在内心独自呼喊之际，我潸然泪下……

    车过黄河后的第一站，就是永济县城。一辆卡车等候在车站上，没有武警，只有一名司机和一名劳改干部。

    “死门”与“生门”

    伍姓湖顾名思义，至少可以有两个意思：一、这儿姓伍的人家特别多；二、旁边还有一片不小的水泊。第一个含义很快得到了验证，因为我们的卡车经过的一个村子，村名就叫伍姓村--至于那片应该有的水，我们却没看见。拉我们的卡车，一路向北，直到快出了农场的边缘，才停在一处只有几排房的空场。过了很久很久，我们熟悉了那块土地之后，才知道从我们的监舍向北走，原是一片芦草茂密的水泊；那儿曾栖息着大雁和许多候鸟。全国学大寨，大寨在山西，大寨不知什么人来这儿看了一回，那块原属于自然的浅浅水泊，便在年把的时间内变成了旱田。候鸟不见了，大雁飞走了--我们到那儿不久，还吃过一回雁肉。一只重二十斤的死雁，只卖两块钱--那是来寻觅旧巢的孤雁，被农民捕获卖给我们这些“二劳改”的。这个劳改中队，一共百十口人，但大多数来自北京；原本是个男儿国，加上我们这些双料货，就成了一个“鸡叫狗吠娃儿哭”的世界。

    劳改队的陈大琪指导员和袁中队长，大概是出于人道主义，很体谅我们这些拉家带口的新户，让我们搬进新窑洞去住（这儿的窑洞也和曲沃一样，外表看上去是平房，进门才知道是拱形的窑洞）；而那些男号--包括正牌的工人和拖拉机手，都住在破旧的窑洞和平房里，这使刚刚到了新址的我们，感到“人挪窝活”的愉悦。

    这儿被称为劳改三中队。进窑不久，就认知了一个定律：凡是有劳役人员的地方，都有右派。我能记下来名字的有：来自公安系统的周月明，在某大学教《西洋史》的吴土俄，地质部的老右魏石山（只记住了其号为石山，因他印章上刻有石山二字）；还有昔日在铁路系统的劳模李绵章，曾在京剧名伶尚小云剧团反串青衣的演员朱效梅--剩下的一个，则是在１９５７年“反右”刚刚开始时，大名就上了《人民日报》的王臻--他原是民政部的干部，“大鸣大放”时期在四川考察民政；出于帮助党整风之心，匆匆从四川回到北京。他坦诚地向党提出整改意见，几天之后就成了“右派向党进攻的急先锋”。在劳改队中，尽管五毒俱全，又在一起生活劳动；但是知识分子与其他“四毒”，仍然如同泾水渭水，色泽完全不同--所以很快，我和张沪就与“同类”中的几个，熟悉到无话不谈的地步。

    最初与我和张沪接触的是魏石山，他不仅长于字画，还会中医。他见张沪体态虚弱，知其在曲沃的遭遇后，出于同情之心，建议她提出“保外就医”的申请。

    我和张沪对此都感到突然。当然能够离开劳改地盘，是我们求之不得的事；但是我们各种办法都想过，唯独没有想到过走这一步棋。他说，这里的队干部及其家属，都常常找他看病--他与总场医院也很熟悉，根据张沪的情况，被批准的可能性极大。特别是这里的管教干部，对知识分子都挺富有同情心；他在几个劳改单位改造过，这里的指导员陈大琪，是个很有见地的人。

    经过我和张沪的观察，老魏所谈皆非虚言。因为从我们到这儿的第一天，陈大琪已显示出他的与众不同。在对我们这些刚刚到达的新号，例行完了点名和分配窑洞之后，他突然对我招了招手，让我跟他走进他的办公室。当时我的猜想是，这支“双劳改”的队伍是我带队来的，他找我不过是询及一下每个成员的情况。意想不到的是，他让我在椅子上坐定后，却扯开了闲篇：

    “你这个姓氏真少见，我生平只见过一回。”

    我沉默地听着，不便随意答话。

    “那还是我上小学六年级的时候，读到语文课本上的辅导材料，有一篇写一个农村女娃卖苇席的故事。作者的姓氏是从，名字叫什么，我已然记不清了；你这个‘从’是不是……跟他一个姓？”陈大琪两只眼睛审视着我，“你们还没有来，副档已经先到了这儿，知道你过去是搞文学的，那篇东西是不是你写的？”

    真是恍如隔世，在十多年的劳改生活中，我早就把我青年时代写的一篇千字文忘光了。经他一提，我倒是当真回忆起来了--它发表在孙犁主办的《文艺周刊》上，后被纳入高小语文教学的辅助教材之中。想不到事隔多年，在这个黄河之畔的劳改队，被主管我的劳改队长提起。我只好点点头，回答他说：“是，那是我当年写的；您如果不提起它，我都忘了。”

    “那文章我一直记得。”他说，“我是农村里长大的娃，爱读写农村的书。”

    我点点头，心里也挺高兴--因为让指导员知道我的过去，并不是什么坏事。

    “从明天起，你出任中队的统计员工作。魏石山是搞宣传的，你不明白的地方问问他就行了。”他说，“你可以走了，有大事可以直接找我。”

    第一天的经历，让我和张沪确认了陈大琪是一个尊重知识的人--有这样的干部在这儿当一把手，老魏提及的离场方案，也许真不失为一种可行的选择。因为张沪原来就有心脏病史，加上曲沃的折腾，在病史中又加了另外一笔，我俩几经研究，决定将她所有的病历，由老魏呈给中队过目；同时，张沪向上呈递了一份请求回京治病、保外就医的报告。说实话，当时我们只是立足于争取，并没怀有多大的希望--无产阶级专政是针对阶级敌人的仁慈，就是对革命的残忍。这是我们牢记于心的，姑且当做为投石问路吧！未曾料到的是，不到一个月的光景，张沪保外就医的申请就批了下来--她从伍姓湖，提前告别了劳改生活，直到她的问题在１９７９年彻底平反。

    一间约有十二平方米的窑洞，只剩下我一个人了，一个单人床，一张办公桌，桌面上堆满了统计报表之类的东西，剩下的就是毛泽东的着作。这里确实像同类们所说，很少其他劳改农场令人心烦的政治学习，只有老魏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出上一期黑板报，摘录一些报纸上的过期消息。他使用过的《山西日报》，我拿来炒冷饭般地过目一下，然后堆在桌子上，表示自己关心国家大事。从劳改开始，近二十年光景中，我还没有一个人住过一间屋子。因而，当白天人们都去田野劳动，我手拿着一只蘸水钢笔，填写着各式各样表格的时候，内心有一种十分恬静的感觉--就好像一只远航的帆，在历经了凄风苦雨的航行之后，终于驶进了一个避风的港湾。

    只有到了月底，我这间窑洞才常常满员。全队几十口子，都要到我这儿来买饭票--这里最高的工资不足四十元钱，一个月的伙食费用，大肚汉有二十元也就够了；我收完了钱，把它转交到伙房，这是我的任务之一。我的唯一劳动项目，就是手拿一个由木工做好了的米尺，去丈量中队的土地面积；那米尺是三角形的，上边有一个转动的木把儿，我一边走着就把面积丈量出来了。此外，我有时还要下到劳动工地，去记录下每个生产组的生产进度，然后造表上交给主管生产的袁队长和中队技术员。仅此而已！

    对我来说，干这点事情是填不满我的时间的。因而在收工以后，同类中的王臻和朱效梅，是我窑洞中的常客，特别是到了周末，我去中队开设的小卖部负责买酒，王臻负责掌勺，当酒菜都准备齐全之后，朱效梅便会不请自到。他来自尚小云剧团，不仅反串青衣，还一专多能地会自拉自唱。我们三个人一边喝酒一边唱起京剧，什么《玉堂春》、《白门楼》、《罗成叫关》、《吕布戏貂婵》……当然，为了防止有人下蛆，我们偶尔也唱《沙家浜》和《红灯记》中的片段，这不是我们想唱的，纯属掩人耳目。开始时，我们是小声演唱，因为这些旧戏都是“文革”破“四旧”中早已被打翻在地的东西；但是自从有一次，陈指导员走进窑洞时，朱效梅正在地上虎虎生威地唱着杨子荣打虎上山的段子；陈指导员笑了笑，没有任何表态，便走出了窑洞。从此以后，我们的调门便越来越高，加上有酒助兴，有时竟然唱到了忘我的程度。

    我在上中学时，发表文章的稿费，大都花在了看叶盛兰的小生戏上，因而也会唱两嗓子小生。我与朱效梅常常一起唱上一段，由王臻在旁操琴，两人一直唱到口干舌燥为止。窑洞虽然隔音，但是窗子和门是不隔音的，因而住在我旁边的刘四、耿秀敏--以及宣传员老魏，有时也来助兴--此时的窑洞，就若同变成了一个周末俱乐部。据说，有的同类曾对此表示过异议，向中队反映“几个右派在恢复四旧”，应该制止云云，但是陈指导员对此未置可否。因而在我的记忆中，那是我自从进入劳改队之后最为开心的时光。是有意逃避当时的政治，还是借酒浇愁？也可能是二者兼而有之吧，反正在那一段日子里，我获得了“避风港”内的愉快和轻松。要知道，此时已是１９７６年的暮春，中国政坛正在晴转多云，刚刚出来主持国务院工作没有多久的邓小平，又陷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围剿之中，蛛网般的政治使人无法捉摸，干脆来个一醉方休。对我个人来说，当年对我刺激特别大的，是在这年的１月８日周恩来的病逝；这位政治老人走了，使中国政坛上少了一个“平衡”危机的中介机制；由于少了这个重要人物，多病的毛泽东便难以听到另一种声音。毛泽东于该年２月提出的“走资派还在走”，把矛头直接指向了邓小平，就是周恩来离开之后的第一个大动作。毛泽东曾经重用过小平同志，在“文革”中把他打倒，１９７５年再次起用了他，主要是周恩来运作的结果，可是不过一年左右的光景，毛再一次把他打翻在地，它使我的思绪像是走进《易经》中的八卦死阵；我无论如何苦思冥想，也找不到中国政局能走出八卦阵的生门。在这种情状下，作为一个最底层的贱民，不如闭上眼睛，自我找乐--周末的京剧表演，其渊源就在于此。

    大概是在当年５月中旬的一天，我去麦收现场去检查麦收亩数。刚刚走到吐出淡紫色花蕾的苜蓿地边时，忽然发现地里蹲着指导员陈大琪。他见我走了过来，便朝我喊道：“地太干了，你记住明天安排人放水浇地。”

    我答应回去写在黑板上，以防忘记。我同时告诉他，我是去麦地看看收割进度的。

    他说：“你先过来一下。”

    我走了过去。我和他站在地边的一棵大杨树下。

    “这一段，你感到咋样？”他询问我说。

    这句话问得我无法回答，因为我不知道他问的是哪一方面。

    “常看报纸吗？”

    “从宣传室那儿拿到的，我都看了。”

    “你有甚的感受？”

    我低头沉默了好一会儿，作出了违心的回答：“形势大好，批邓又把‘文革’精神，重新提出来了，我得好好学习。”我虽然知道陈大琪尊重知识分子，但他毕竟是管理我们的劳改干部，在政治问题上我不能嘴上没有一把锁。

    “这是你的真实看法？‘文革’把……”他扭头看看四周，回过头来对我说，“‘文革’只有劳改单位，还在规规矩矩生产；都去抓革命了，国民经济的问题，你这个知识分子考虑过没有？”

    老实说，陈大琪指导员的话，把我着实地吓了一跳。他回头眺望四周，以及在此之后说出来的话，不仅仅是他一个人所想的，也是每一个有爱国良心的百姓--包括知识分子在内，无不忧虑的问题。在这蛮荒野地，他突然道出了他的心声，使我更加难以作出回应了。但是不回答又是泯灭良心之举，我心里七上八下了半天，只好含糊其词地说：“是啊，有的国家的宇宙飞船，都从月球上带回泥土来了，我们这里还在斗来斗去的呢！”

    是不是陈大琪也觉察出了什么不妥，因为我们的身份毕竟是专政与被专政的关系；当我回答了这句内藏政治的话以后，他就抛开了这种并不对口的谈话，而转向了劳改队中的话题，他说：“有人反映你们几个人，常在窑洞里唱甚的京剧，我其实早应该找你谈谈--”

    我忙打断了他的话，主动自我检查说：“最近麦收挺忙，我已经停止了这种活动。唱旧戏是会产生不好的影响，我们今后不再演唱就是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你们偶尔唱唱也没甚的问题。”陈大琪坦诚地说，“咱不认为那就是为四旧招魂，旧京剧是中国的古老文化遗产。我是想对你说说你的个人问题。”

    我的头嗡的一声大了起来，很显然中队是对我有了不好的看法；不然的话，陈大琪怎么会说出“个人问题”来呢？！我的心狂跳了起来，等待着他对我的批评。

    “你知道我为甚让你当脱产的统计员吗？”

    我思考了一阵，没能回答出来。

    “你不同于别的右派，你是有写作才能的人。说穿了吧，我爱看书，便更看重能写书的人。让你当统计员，是想多给你一点个人的时间，改造这么多年了，啥业务都得有个恢复过程。可是我看你没有爱惜时间，娱乐归娱乐，你总不能舍正事而干闲事，你说我的话对不？”

    我的脸顿时烧红了一片，无论如何我也没有想到他会说出这些话来。是的，我从来没有想到陈大琪让我当统计员，是这么一番用意--他很器重我，我是感悟到的，那昔日的一篇千字小文，是他爱护我的机缘；但是我当真没有意识到他的用心良苦，竟然考虑到了我的将来。我十分激动，在这种激动之下，我毫无遮拦地把我与山西作协的联系情况，一股脑儿地都告诉了他。之所以如此，我确信陈大琪，是一个能交真心的劳改干部--他与我昔日劳改生活中相遇于营门铁矿的指导员曹茂林（见《走向混沌》），相知于团河农场的董维森（见《折梦“桃花源”》）--同属对社会有深刻洞察力，并真心爱护知识分子的干部。他们在严肃的外表下，都深藏着一颗社会良心。陈大琪所不同于前两个人的是，他形象上并不存在公安人员的外表（很少见他有穿警服的时候。我们初来时，还是残冬时节，我发现他常常把手揣进棉袄袖口；但是那两只棉袄袖子不够长，因而总是半截手腕裸露在外边），可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陈大琪胸腔揣着的，是一颗金子般的心--于是，我便把我的一切，都告诉了令我敬佩的他。

    “你怎么不早一点让我知道这些？”

    “因为这还是纸上谈兵的事，成功的系数很小很小。”

    “这是好事。为了这事，你更应该有所准备。”他说，“以后少唱甚的京剧啥的，无论是老戏和样板戏，都帮不上你的忙。统计室有笔有纸，常画画写写的，熟悉一下你的本行业务。”

    “谢谢陈指导员。”

    “你放心，只要上边有令，中队绝不拦你。”

    当天晚上，我去给中队呈送报表的时候，特意把我与省作协段杏绵等同志的通信，带给了陈大琪。他看完信后，咧开那厚厚的嘴唇，笑眯眯地对我说道：“还算我有眼力，当时我觉得像你这样的人，将来国家还用得着。人家的信写得很诚恳，只要省局松松口，你还是有希望走的--为这，你也要早做准备。咱也不知为了个甚，见到有用之才，窝在这伍姓湖里，心里就不是滋味。张沪回北京治病的问题，也是我同意了的。对你也是一个样，上边有话我就放人！”

    他把段杏绵大姐的信交还给我，问我这儿有什么书，他想看看。我想了想只有雨果和果戈理的两本书了。他问我有没有中国的什么小说之类的，特别是我写的书。我告诉他，我的三本着作，都因为张沪的曲沃事件，留在曲沃了。他对外国的小说，没有多少兴趣，我便没有任何一本书给他看了。

    当夜，我失眠了，使我怦然心动的是，在伍姓湖我又遇到了一个像董维森那样的知音。从表层上看，他是对我一个人的爱护；深掘开来，他是对整个落难的知识群体，流露出的内心同情。再用宏观的视野去分析他，他貌似一个不谙时政的农民，但是内心却深谙政治--只是因为他头上顶着国徽，无法公开表示他对时政的看法罢了！在这个失眠之夜，我深刻地反省了自己，我之所以独居一个窑洞，而没有想到利用时间，还是基于对时政的失望和对自我缺乏信心。当邓小平复出时，我曾在内心为之振奋--尽管在１９５７年“反右”时，他是中央“反右”领导人之一，但是历经“文革”的磨难，我想邓总会对几十万知识分子，在１９５７年中箭落马而有所反思。哲学家尼采说得好：只有下过地狱的人，才最知道如何去建造天堂。他在“文革”中被打翻在地，我虽然没有把他视若彭大将军；但他的魄力与铁腕，在中国政坛上似乎是无人可以与之匹敌的。可是好景不长，毛不过才用了他一年光景，便又把他再次打倒--国家没有希望，个人的希望又在哪儿？

    辗转反侧、夜不成眠之际，我忽然想起姜葆琛君对我的赠言，他说天快亮了，就在于物极必反。我目前的生活与学习条件，是过去任何时候所没有的，我的生命还要浪费到哪个时辰？绍棠来信中，也曾提及到要储备一些作品，我每天用早已升了天的吕布、罗成、苏三解忧，就能真正无忧无虑了吗？！在这一夜，我下定了决心，要练练笔了--不管在劳改农场待下去，还是调离这块土地，我都有必要珍惜自己的生命--包括我早死去了的文学生命！

    国家还处于“死门”紧闭的状态，在这个难以忘却的夜晚，我在失眠中寻找着自己的“生门”。

    无水的干湖与有水的深井

    我是用薄薄的片艳纸，在那间属于我的窑洞里，开始了我十七年后的笔耕的。首先，涌进我的创作天地的是昔日我在团河农场劳改时，那两只被异化了的白天鹅。当时在我们的园艺大队队部，有两只被劳改干部剪去了一圈翅膀的白天鹅。

    它的故乡在东北的兴凯湖。那儿的劳改农场的头头，不远千里把它送到了北京近郊的团河。天鹅本是鸟类中最为温驯的动物。早年我当记者在北大荒采访时，当地的老猎人告诉我，它不仅天性柔顺，而且绝无其他鸟类互相格斗的恶习。但是在劳改队的这两只天鹅，在劳改干部的调教下，在劳改人员的挑逗下，渐渐失去了它们原有的本性。不知它是怎么养成区分两种人员的本领的--我和别的劳改成员，偶然去大队部办事时，那两只美神便立刻变成了凶神，扑打着飞不起来的双翅，主动向我们发动进攻。这件事儿，对我的刺激极大，美神何以会变成了一条长翅膀的狼狗？

    非常有喻世意义的是，有一年的春天，天上的一群白天鹅，由南方北去，当它们飞到同类窝居的上空时，便缠绵悱恻不忍离去。当时中国还没有爱护鸟类的意识，一位农场场长，开枪射落了其中的一只。按着人们的一般思维模式，把受了伤的那只天鹅，放到它的同类中去豢养，一定能把它驯化成地鹅。非也！第一，那两只早已异化的同类，对这个外来的天鹅并不友好，把它视若异类；第二，那只天上的美神，拒绝接受进食，直到绝食而死。由这两只白天鹅，我联想起昔日北京大学西语系讲师黄继忠，他在被划为右派后，因老婆离婚几个孩子没有人收养，黄只好带进了劳改队--那可怜的孩子，也像那两只白天鹅一样，经受着环境造成的另一种异化--我便将那几个娃儿，浓缩成为一个，并与白天鹅写在了一起。这就是后来在８０年代我的获全国中篇小说奖的《远去的白帆》最早的雏形（小说问世后，当时已是北大西语系系主任的黄继忠，曾先后给我来过两封信，表示对一个中国作家勇气的敬意。之所以如此，因为这篇东西，先后经《人民文学》和《十月》两大刊物的审读，都因其政治内涵而未能通过。后来巴金及其女儿李小林路过北京，拿到《收获》发表了）。

    若不是当时发生了唐山大地震（１９７６年７月２８日），我的那篇小说，就在窑洞中完成了--唐山大地震的消息，使我的写作中断了，因为这个自然灾害太刺激人的中枢神经了，它迫使有良知的中国人，把视线的焦点立刻转移到了混乱的中国那雪上加霜的政局。记得在唐山大地震后的第三天，陈大琪把我找到了他的办公室，面色严肃地对我交代了一项紧急任务：山西发下来通知，每个单位都要有专人负责关注震情发展。我们的中队院外，有一圆口的水井，要我每天早上和晚上，都要去丈量一次井水的升落情况，并每天作出记录，向中队汇报。

    伍姓湖学大寨学得干了底儿，但是那口井的水，却很深很深。每天早上，劳改成员们还没起炕时，我手拿着一卷米尺，到井边伏下身子，把井水离井口的高度记录在案；晚上，我手拿着一只电筒，再重复一遍早上干的工作。量完之后，我要到陈大琪屋子里去当面报告水情。有一天，他忽然让我在屋内坐下，并关上了屋门对我说：“你看，是不是要发生地震？”

    我说：“水位没有什么变化，我看不出有这种迹象。”

    他在屋子里转来转去，好像并没留意我的回答。

    “咱是说……是说……别的地震！”他转了又转以后，终于道出了他的担忧。

    我最初以为他说的是别的地方要发生地震，但看他神色饱含着惊恐的样子，便立刻意识到了这是一句隐语--它一语双关，随便别人作出什么解释。当时正是“四人帮”登基夺权到了急不可耐的时刻，这句话的政治含量，显然是超常沉重的。我惊愕地低下头来，一方面对陈大琪忧国忧民的心肠十分敬重；另一方面，我也怕错误地领会了他话中的意思，回答他时出什么问题。思索再三，我说：“地火岩浆形成气候，别的……别的……地震，也可能发生。”

    说完这句话，我不敢再在屋内多留，匆匆走出他的办公室。待回到窑洞内，平静一下狂乱的心情之后，我感悟到陈大琪的心，就像是我丈量的那口深井--湖没有水了，那口井却深不可测。我对他说的地火岩浆，是指这年的４月５日，蔓延于全国的追念周恩来总理的炽热民情而言的；尽管它立刻被定性为反革命暴乱，但是全国百姓没有人会接受这一结论。至于陈大琪是根据什么情况，预感到了有可能发生“另一种地震”，我不得而知--但是他说到的“别的地震”，绝对是指政治地震而言，这是无疑的。在那个年代，不要说敢于把那种话说出口；就是敢想想，也算是难能可贵的--这就是我在最后一个驿站，所遇到的陈大琪。由于国家雪上加霜之灾，也给我带来了更大的不安，在这种形势下，我的个人问题，怕是无法解决了。试想谁能冒着风险，在这乱无头绪的政治气氛中，为我离开劳改队的问题而奔走呢？即使是有人为之奔走，又有哪个文化单位敢于收留我这个贱民呢？这是我在发生了唐山大地震以后的真实心迹，而在真实的心迹中，令我最为动情的是陈大琪心中那口深邃的井，那是无法用米尺加以丈量的！

    后来所发生的事情，都是出乎我意料的：在当年的８月底，我突然接到来自临汾地区文联的一封信。寄信人是地区文联主席郑怀礼。他约我在９月上旬，亲去临汾一趟；往返路费，他们负责报销。对于我来说，这无异于一声惊雷--这是什么时候，怎么真的有人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与劳改农场的人相见。我把信拿给陈大琪看过，他非常高兴地说：

    “你去吧，这是大好事。”

    我说：“人家只说是见见面，并没说别的话。”

    “你怎么这样麻木，他写这封信来，至少要经过临汾地委；不要看只是几行字，这是一路绿灯的表示。劳改局虽然还没有下文通知农场，这是迟早的事。你月初就去吧，路费不够先从我这儿拿。”

    “我有路费。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事来得不适时令。”

    “你来山西七八年了，你没感到山西人有一股子敢想敢干的精神吗？”

    大概是在我临行之前的两天，陈大琪来窑洞找我。他告诉我，农场已经接到了省局的指示，放我出笼。至此我的心上悬着的石头，才算是落在了地上。去临汾那天，我洗了个澡，又换了一身干净衣裳，在同类的祝福声中，到永济登上了北去的火车--在车过曲沃的时候，我想起１９７０年的悲怆往事。此一时，彼一时，昔日被戴上手铐的我，此时要走向新的生活了。

    是梦？

    非梦！

    在临汾，郑怀礼在临汾宾馆接待我。当我走在大理石铺就的地面时，真有刘姥姥进了大观园的感觉。当天，郑老请我喝的是竹叶青酒，他光头赤脸，脚上穿着一双布鞋，一副十足的老农模样--但是他已经在文联工作多年，是一位３０年代的老地下党员。饭后，他带我去见了临汾地委宣传部长郭璞。郭部长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来吧，我们临汾需要你。当然，现在要干成任何一件事情，都要拿出点‘舍得一身剐’的劲头。调你来临汾工作，是我最后签的字。中国的建设需要人才--就这。只是不知道你还有什么要求没有？”

    我能有什么要求呢？一个劳改了近二十年的人，能够重新拿起笔来，已然是《天方夜谭》中的故事了。因而回到农场以后，我就开始了走向新生活的准备工作。那些天，我经常去陈大琪的办公室里闲坐；由于我的离开已成定局，便少了过去谈话中的一些隐语，他说他在劳改工作岗位上，已经许多年了，但是能够离开劳改系统的劳改人员，我还是第一个，因而要我一定珍惜这次的调动--没有山西老作家们对我才能的器重，就没有可能离开这里。

    我对他一年多来的关照，再一次真诚地表示了谢意。

    人世间没有不透风的墙，我要离开劳改队的消息不胫而走。我不等昔日的一些朋友们来看我，主动地去其他分场看望了他们。但是我心中最大的愿望，是去看看黄河。来伍姓湖时，只是坐在火车上眺望黄河，此时此刻我想坐在她的身旁，听一听她的涛语，看一看她的浪花。在一个天气晴朗的早晨，我借了一辆自行车，先骑车到几十里地之外的浦州中学，去探望了我别离了数年的姑姑。然后在归途上，一路南下骑车到了黄河之滨的风陵渡。

    可能是夏季潮汛刚过之故，黄河之水比我冬日过黄河的时候，流量要大一些；但是对比“黄河之水天上来”的年代，仍然令人神伤。坐在河坡上，我看着那滚滚东流的浊浪，记起了“文革”早期发生在这儿的一个悲怆故事：

    一辆从山西北方开往这儿的长途汽车，车快要开到终点站的时候，司机突然停下车来，向全体旅客问道：“谁是黑五类，给我站起来！”

    当时乘客都以为这是造反派要盘查身份了。几个出身不好的乘客，赶忙站了起来--因为在那个盘查祖宗三代的年月，说了假话是会招惹麻烦的。

    “剩下的都是造反派的好同志了？”那汉子又问。

    “我们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车上的革命派，有的背诵起毛主席的语录，有的扬起胳膊上的红箍。

    售票员觉得有点怪异，因为过去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件，而且她知道，司机本人和她出身也并不好。还没等她醒过闷来，那些黑五类已老老实实地下车了，她正想询问什么，那司机猛然把她也推下车来，然后加大油门，开着那辆汽车飞也似的朝黄河岸边开去--在乘客的一片惊叫声中，汽车从河岸跳了起来，在半空中悬浮了片刻，便飞进黄河河心去了。直到这时，那位售票员和黑五类们，才明白了那司机让他们下车的原因……

    这个流传于山西的故事，我到曲沃时就听人说起过了。此时，我来到了事发的现场，已然空空荡荡什么也没有了，黄河水面上只有几只不知名的水鸟，在浪峰上飞来飞去；它们或许是那些红五类的冤魂，在叽叽喳喳地倾吐着并不久远的过去。是吗？我是什么？我是死而复活的一颗黄河尘沙的精灵，历经生命的血与泪的洗礼，我该对老祖母黄河叩谢养育之恩，道出一个黄河子孙的心声：

    “您太累了，我的老祖母！”

    “我的生命图腾，我像每一个黄河后代一样，祝愿您的青春再造，水碧浪清！”

    “我不是在编织一个梦，而是对您真诚祈祷！”

    “这不是我一颗苦难灵魂的声音，而是您怀抱中无数精灵的呐喊！”

    在火车上路过黄河的时候，我没能看见黄河日落，此时此刻身在黄河之畔的我，却看见日落黄河之中的景象了。随着太阳的西沉，黄河河面上渐渐变成血红血红--这种色泽，我首先想起了“文革”中流了过多过多的血，而后，我觉得我不该这么沉溺于悲怆，我把这种血色看成她的又一次分娩，这艳红艳红的颜色，或许是她在竭尽全力孕生时流出的血浆--她在分娩着一个新的中国……

    回到农场时，已是夜晚八点。王臻和朱效梅正因为我迟迟不归而心急，我告诉他俩，我去叩见黄河了。他俩在骂过我是疯子以后，告诉了我一个更令人震惊的消息--毛泽东于当天逝世了。毛病故于９月９日，他们是从广播中听到的，农场已经宣布，一周之内不许吹拉弹唱，以示哀悼。我记得农场是在９月１５日的下午，举行的对毛的祭奠活动，适时大雨倾盆而落。我因那两天身体不适（按朱效梅的话说，我是在叩见黄河时遇到了水鬼），没能参加这项活动。紧接着的事情，是统计工作的交接，临汾地区文联的梁德喜和苏家栋两位同志，先后两次来场办理我的具体调离事宜。待一切都办理完毕时，已是１０月初旬。

    这个时期，一个最为振奋人心的事情，就是１０月６日王、张、江、姚的被捕。１０月７日我和王臻就得知了这一消息--有一个“二劳改”偷听了“美国之音”的广播，这一消息立刻在劳改队中传开。当天正好临汾文工团团长苏家栋来伍姓湖，他当时还不知道的重大新闻，我们就知道了。当晚我和王臻、朱效梅以及苏家栋，在我住的那间窑洞，为这一国家幸事举杯畅饮。那天，我们四个人中间，醉倒了三个--只有朱效梅因为在喝酒时，忍不住手舞足蹈唱起了岳飞的折子戏《风波亭》，待他想喝酒时，酒已被我们三个喝光，而没有醉倒于窑洞。

    告别伍姓湖的前夕，我特意去陈大琪的办公室辞行。

    他有些惜别地对我说：“在这儿，有甚的对你照顾不周的地方，希望你能谅解，因为无论怎么说，我们这儿也是专政机构。”

    我两眼酸胀，眼泪几乎要涌出眼帘：“陈指导员，您给我的帮助，我将牢记终生。您在我劳改生涯中，是我从内心敬重的第三位劳改干部。”我对他讲起了曹茂林与董维森，在我困顿的往昔，给予过我的帮助事例。我说我把这种帮助，看成为不是对我一个人的，而是对我们这个受难群落的，而一个专政干部，所以能这么对待被专政的知识分子，都是对社会有着独立见解，并敢于把这种见解付诸行动的人。

    第二天早上，他派了一辆马车，送我上火车站，并叫王臻帮跟车，以便于往火车上搬运行李。其实王臻昨天就没有出工，他帮我收拾东西时，要我给他留下一点纪念，我觉得我实无东西可送，便把最爱读的果戈理的小说《塔拉斯·布尔巴》留给了他。我说我也要保存一点劳改的生活纪念，在晋普山煤矿使过的那口水缸和那把我下井“敲梆问顶”时用的长棒儿小锤，大辛庄农场我挑水用过的扁担、镰刀、铁锹，我都要带走，请他给我捆绑好了，运往临汾。

    “算了吧！你这辈子是不是还想再接受一次劳改？”他戏谑地说，“就是将来你当真又踅进来，劳改单位是有劳动工具用的。”

    “不行，你必须帮我捆好。我带走它，日后会给我增加力量。”

    到了车站，水缸和铁锹等物，必须托运，不能随车而行。王臻和车把式都劝我，不要带走那些破烂了。我则坚持托运到临汾，因为这些不会说话的东西，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我舍弃它们，就意味着忘记过去（后来，我平反回北京时，又把它们搬运到京城来了）。

    不能割裂的尾声

    坐在从西安开来、途经永济的火车上时，我就铭下宏愿：有朝一日，一定别忘记来看看伍姓湖的陈大琪。这么多年的世态炎凉，人的行为准则，不落井下石，已然算是一个不低的标准了。一个劳改干部，能给我化冰送暖火上加薪，一反当时做人的时尚标准，其本身就是一首苦难生活中的神话诗（１９９７年--二十一个年头过去，我也没有忘记我临行时的心愿。于这年的秋天，重访了曲沃的伍姓湖劳改故地，并特意去看望陈大琪。场长告诉我他已退休，因病在外地住院，留下我的遗憾。但我去了当年他让我丈量的那口深井，我把那口水井，视若为他的化身，回京后写下《回访一口井》，以抒发自己对陈大琪的眷恋）。

    在临汾的日子，是我文学井喷前的涌动期。除了郑怀礼对我不断地鞭策与鼓励外，友人刘绍棠也为此而雀跃不已。他来信中写到：

    维熙：

    你终于走出来了，这是你人生一次大的转折。

    好在那些祸国殃民的罪魁祸首们，已被历史钉在了耻辱柱上；你正在这个时刻走出大墙，似乎预示着另一个生命春天的开始。我是这么认为的，愿你更能坚信这一点。临汾为古之尧都，尔今又出此贤达之士，实为难得之举。调你去他们的文联工作，不仅说明他们的眼力，更表明中国知能善任的伯乐，骨头很硬并且是杀不绝的。

    你在生活上比我承受的痛苦多得多，从中国和世界文学史上看，苦难出真知。若将这种真知变成为文学，就是人类的财富。维熙，你有了这种条件--尽管当初你我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并非自愿地去接受这种惩罚。付出的越多，收获也会越大，这是个定理，这是我为你高兴的原因。

    近来，中央有小道消息传出，耀邦有可能出任组织部长。如此消息属实，当为我们这批五七年人的幸事。临汾未必是你最后一站，回到北京文苑也并非没有可能。当然，“左”的力量还相当强大，但是中国的“文革”之苦，已使党内一些有识之士猛醒。依我个人的拙见，中国历史发生重大变革的时候，即将到来。为此，你在这段时间，一定要写出些好作品来--我们这些五七年的文化人，首先挑起历史新时期的文学重任，是定而无疑的。

    有回北京的时机了，我等着你。在山西如能见到马烽、西戎、孙谦、胡正等，请替我问候！

    这是我来山西之后，他的第一次署名来信。其中不仅有对我友情的期望，也表露出绍棠在当时的敏锐政治嗅觉。我曾把这封信拿给怀礼一读，这个身着布衣布鞋的老革命，读罢信后惊呼：真才子之手笔也！你回信时，一定替我问候绍棠，并向他致以一个老西子的敬礼。

    我当即按着他的叮嘱做了。之所以我对怀礼如此信任，不仅仅由于是他把我调到临汾来的，我更为看重的是他的一身风骨。在我第一次奉召来临汾，他请我喝“竹叶青”时，因为酒喝得多了一点，他当着我的面就口无遮拦地大骂江青。我当时不敢有任何表示。他先把江比做为武则天，但是又说她没有武则天的才--戏子，祸水……一连串的贬义词，从他嘴中吐出。虽然这些话都说到我的心坎中去了，但我一个刚刚来到“大观园”里的“二劳改”，是无法对此表态的。

    第二件使我对长者怀礼肃然起敬的，是他办公室里挂着的那幅漫画。那画出自谁人之笔，我已然记不清了，但是那幅漫画的内容，足以使我牢记一生。画面上画的是武大郎开店的肖像，旁边诠注着中国古代的一句民间谚语：武大郎开店--比我高的别进来。他的办公室光线很暗，我是多次走进他的办公室之后，才偶然发现的。他见我认真地看那幅画，便哈哈大笑地对我说道：“我郑怀礼虽然无才，可是知道挖掘人才；这幅画挂在这里，就是时刻注意咱不能挡别人的道。你就算是我请进店里来的一个！刘绍棠给你的信中写了，你还有可能重回北京文坛，你什么时候走，我们一定像热烈迎接你来一样，热情地欢送你走！”

    文联其他的同志，也都对我没有歧视的目光。无论是戏剧组的刘浩、姚金玉、牛家义，还是美术组的宁集贤、尹向前、李文龙、王鹰，抑或是小说组的谢俊杰（他是文联副主席），以及行政人员范笃义、关兴元、郭琳等。这种没有歧视的关怀，对我是十分重要的，它有助于我神经的苏醒，恢复我在文学上的自信。记得那年冬天，郑老给我一个创作任务，要我在周恩来逝世一周年之际，拿出一首长诗来。当然，他首先征求了我的意见，是不是愿意写--我很快答应了下来，于当年１１月尾写完了《一月的哀思》，诗长２００多行，发表于省文学刊物《汾水》１９７７年第ｌ期。郑老并于该年的１月８日，将此长诗用墨笔书写，张贴于临汾地委大院门前。可以想象，在那个还强调集体创作的年代，我这个刚刚被解禁的囚徒，不可能在诗作前署上个人的名字--此长诗便以临汾地区文联集体创作名义，出现在山西省唯一的一家刊物上了。

    应该说，那是一次自我检验，检验我文学的细胞是不是还活着。检验的结果还算及格，因为我过去是写小说的，写诗等于是打着鸭子上架。郑老对此喜形于色，因为从山西作家反馈回来的信息，多是赞美之声。我怕其中藏有水分，便把诗寄往当时的《光明日报》副刊，以求得进一步的验证。不久，我收到了报纸副刊的一封来信，言及此诗寄来得太晚了，已过了总理的祭日，如果早寄半个月，他们将与诗人李瑛怀念总理的诗一起发表。我有意没有写上我的名字，其目的也是自我考察我灵肉中，是否还具备真正的文学基因。准确地说，这首诗是我结束劳役生活之后的第一篇问世之作。它多多少少给了我一些自信：我的文学生命还活着，蕴藏于内心深处的激情，还没有被驿路风雪冷冻成冰砣。

    之后，与谢俊杰一起，走访了山西大同煤矿的一支“娘子军釆煤队”。由于我在劳改煤矿生活过四年光景，对井下劳动生活了如指掌。不久，在１９７８年八月号的《上海文学》上，我以真名首次亮相发表了小说《女瓦斯员》--读者知道了告别文坛21年的我，并没有死去，编辑部转来大约有十多封读者来信。同时该刊主编赵自和唐铁海，给我写来问候的信件，他俩表示了对我死而后生的祝贺（可惜当时自己并没看重这些来信，没有加以保留，不然选摘两封在此文中，当会别有韵味）。

    这时，《大墙下的红玉兰》已然在怀胎之中。借着山西省作协让我和谢俊杰到西安电影制片厂写煤矿电影剧本之际，我苦思冥想的《大墙下的红玉兰》脱稿了。这部中篇长约６万字，因涉及了毛泽东是人还是神的问题，关心我的谢俊杰读过之后，苦口婆心地劝告我，无论如何不要拿出去发表。因为当时“两个凡是”还盘踞着中国的思想阵地，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召开--要发表这样的作品，在当时显然是风险极大的。但是，我几经思想斗争，出于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命运的良知，还是在告别西安时的火车站邮局，将其掷进了信筒--稿件的寄往地点是上海《收获》编辑部。半个月后，我收到了《收获》的复信，他们将在１９７９年第２期，以头题的位置发表此作。同时，我开始了另一部中篇小说的写作，那就是后来在１９７９年之春与《大墙下的红玉兰》先后问世于《十月》的《第十个弹孔》。当时刘心武与章仲锷在《十月》任编辑，他俩去我的北京住家找我，我当时身在临汾，他俩便给我留下一封约稿信，我的第二部中篇就交给了《十月》。

    当然，今天回眸这些作品，我自己也为之面红耳赤--但在当时，却是驱赶阴霾的惊雷之作。《收获》为此洛阳纸贵，当期刊物加印到几十万册之多，西影拍来加急电报，让我马上赴西安将《弹孔》改编为电影。这是在冷暖交替时节的一个方面。与此同时，我承受了解禁之后的最大压力--某省公安厅劳改局，称《大墙下的红玉兰》为“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党小说，在上书给中央公安部的行文中，不称呼我的名字，却称之为“从犯”--多亏了此时“两个凡是”被邓小平、胡耀邦等一批改革家们批倒，不然我第二次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命运，不是没有可能。记得，当时《文艺报》连续两期，发表了２０多篇文章（后又发表读者来信的综合材料），对小说进行了肯定的评说，才算把我从压力中解脱了出来。

    那是我最最难忘的一段日子。当时我之所以有勇气写劳改营的作品，除了生活的赋予之外，对我直接产生影响的因素有二：一、在临汾图书室里，我第一次读到一个美国记者写下的《第三帝国的兴亡》，那是对我产生了深远影响的三卷着作。我在读此书时，发现了我们的国家--特别是在“文革”时期，与二战前的希特勒狂热地煽情于暴政，有着若干的相似之处。这是在理性上给我的最大刺激。二、在于我的人性的全面复归：在西影有一次与导演艾水一起看一部老掉了牙的片子《魂断蓝桥》，其实这部电影，我在少年时期曾经看过，并没有引起感情上的多大反应；但是历经了二十年苦难生活的我，突然被人类美好的真情震撼。我一直为故事中的男女主人的遭遇而哭。直到电影散场，我已回到我下榻的招待所，我仍然像痴呆症的患者那般，止不住自己的泪水。

    导演艾水没了主意，不知该怎么办才好。他说：“老从，你的生活中，是不是过去有过类似于故事的恋情？”

    我摇摇头--在青年时代，我确实没有与故事相似的经历。

    “那你是为什么呢，你也知道电影是剧作家编出来的。你不也是来编剧的吗？”

    我仍然呜咽着，不能自抑。

    艾水有点着急了：“快开饭了，我去给你打饭吧！”

    我摇摇手，意思是我不吃午饭了。尽管如此，艾水还是为我把午饭弄来了。他见我还沉溺于悲情之中，便骂开了我是个情种。真是亏待了艾水的心，我当天没有吃午饭，他百无良策之后，只好回家去了。

    当时，我梳理不清我自己是中了什么邪，就是止不住泪水。事隔很久很久以后，我才对我自己那天的失态，有了一点理性的分析：我是在非人的生活中生活得太久了，面对人间真情的突然袭击，我一时之间难以承受--但是极为可贵的是，它像一声惊雷一般震醒了我的灵肉，我是在那次泪水洗面之后，还原成为一个人的！那种力量犹如雷击朽木，使我这棵枯木，在那一瞬间重新萌蕾吐芽。

    我十分看重我在临汾时，理性与感性的再生。也许就是它支撑着我，勇敢地走向倾吐真情的文学之路的--这就是我死而后生的全部，而无其他。到了１９７９年初，北京终于来人要我重回京城了。那天是该年的元月６日的午夜，临汾文联的所有同志，在白天为我饯行，晚上又亲情难舍地把我和我的那些劳改纪念品，送上了火车。文联中年纪最小的王鹰，还特意为我买了许多干红的枣儿，送到了车厢中来。我的眼圈湿了，对郑老及送行者说：“我一定回来看望大家。你们是给我雪中送炭的人，我一生难忘（１９８３年，我偕北京作协的斤澜、绍棠、友梅、心武曾重访临汾，以答谢对我的融冰化雪之情）！

    至此，我经历了22年告别文坛的生活之后，踏上了重回京城文坛的列车。

    车轮滚滚向前，我身后留下了一个又一个的劳改驿站。它们的名字是：塞外的营门铁矿，海河之滨的茶淀农场，北京近郊的团河农场，山西的曲沃砖厂，晋普山煤矿，大辛庄农场和伍姓湖农场--临汾是把我从鬼还原成人的中转驿站。多少凄楚的往事，无数的苦涩酸凉，如烟似梦地一起涌进了我的心扉。我想：也许有一天，我要用理性把它们从头到尾地反刍一遍。这么多年的生活，将是２０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心灵史中的悲怆乐章。

    鲁迅先生说过大意如是的话：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撕裂给人们看。我想我并非偏爱悲剧，而是20年的苦难生活，使我与轻歌曼舞绝了缘分--这倒也好，良药苦口，苦书警世。这是中国自古至今，传流下来的两句极富有哲理内涵的名言。

    感谢生活。假如没有１９５７年的反右派运动，我将会是一生平平。那不仅少了人生的曲线，更无法体察中国土地所独有的色泽。当然，我为此而交出的学费是昂贵的--那就是我从２４岁到４４岁的青春年华。但是反过来想想，我如果不交出这笔学费，是个后半生开顺风船的角色，我会有什么作品问世呢？那些被称之为大师级的作家们，在解放后这几十年的漫长岁月里，究竟给中国留下了什么宝贵的文学遗产呢？我想，他们在生命的弥留之际，一定为他们虚掷了时间和才情而遗憾。有鉴于此，我对于自己在社会最底层，上了20年的人生课--并把这些人生感悟变成为文字，而无怨无悔！

    （原载199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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