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第一次离开地球的故事

    李鸣生

    真人航天员

    载人航天的核心是人。

    这人，便是航天员。

    1961年，加加林从太空返回地面时，飞船总师科罗廖夫在第一时间向赫鲁晓夫报告：飞船降落伞已经打开，飞船正在着陆，工作正常……急不可待的赫鲁晓夫未等科罗廖夫说完，便打断他的话，大声问道：快告诉我，人还活着吗？

    由此可见，航天员是何等重要！

    航天员并非一般人，一般人当不了航天员。真正优秀的航天员都是天之骄子，尤其是第一次上天的航天员。苏联的加加林是，美国的斯特朗是，中国的杨利伟也是。

    中国航天员从最初选拔到后来上天，历经四十二个春秋。1961年和1970年，中国曾两次秘密选拔航天员，但皆因历史的原因，这两次选拔出的预备航天员最终从青年变为老年，由青丝变成白发，不仅没有上天，而且连飞船的影子也没见着，只能在一声声叹息中度过余生。

    中国第三次秘密选拔航天员，始于1995年冬。这个冬季，北京有点冷。在这个寒冷的冬季里，由空军和国防科工委联合组织的选拔航天员的专家组顶着寒风开始了秘密选拔活动。此次选拔的对象仍是空军飞行员。这是从苏联和美国学来的经验。1957年，苏联第一次选拔航天员时，从三千名歼击机飞行员中选出二十名预备航天员，最终只有六名成为航天员。1959年，美国从喷气式飞机驾驶员、热气球驾驶员、潜艇驾驶员、登山运动员、赛车手中选出五百名预备航天员，最终只有七人成为航天员。中国的这次选拔，是先从空军一千五百零六名飞行员中选出八百八十六人参加初选，再从这些人中选出六十名参加角逐，最后经过层层筛选，挑选出了十二名预备航天员。也就是说，最后这十二名预备航天员是从一千五百零六名飞行员中选拔出来的。

    中国航天员的选拔采用的基本是俄罗斯的标准，同时参考了美国的标准，但又有别于俄罗斯和美国的标准。美国航天员的身高标准可达1.93米，因美国是航天飞机，空间大。俄罗斯航天员的身高标准是1.70米，因俄罗斯是飞船，空间小。至于年龄标准，根据苏、美以往几十年的经验总结，男人四十岁为最佳。因为男人只有到了四十岁，生理机制才会处于最佳状态，返回地面后后遗症最轻。相反，年龄越小，后遗症越重。像美国哥伦比亚航天飞机上的航天员，年龄都在四十岁以上。因此，中国航天员的选拔标准中除了增加一条政治标准外，主要有如下几个硬性条件：身高1.60～1.72米；体重55～70公斤；年龄25～35岁；驾机飞行时间不得少于八百小时。

    此外，航天员选拔出来后，还要把航天员的家属和孩子接到北京，逐一进行严格的体检。家属们来到北京后，既高兴又很担心，他们担心的不是自己的身体有病，而是担心自己的身体有病而耽误了丈夫的前程，耽误了国家的大事。比如后来乘“神舟七号”上天漫步太空的翟志刚，他的妻子当时就明确表态说，万一自己的身体查出来有问题，就和丈夫离婚！

    对于这次航天员的选拔，新老飞行员们都表现出强烈的参选愿望和浓厚的兴趣。空军一位副司令员曾亲自找到北京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所长沈力平说，我除了年纪不合格，其他条件都行，我愿意代表空军的飞行员第一个报名，而且不计任何代价！北京军区一个飞行员参加选拔最终落选后，还找到航天员大队负责人吴川生，要求给他发个证书，在证书上写上“某某同志某年某月曾参加过中国首批航天员的选拔并入围”。吴川生问他要这个证书干什么，他说将来有一天他当爷爷了，可以拿着这个证书告诉孙子说，爷爷当年曾经参加过中国首批航天员的选拔！甚至中国原子弹之父钱三强的夫人何泽慧已年过八旬，有一次开会见到沈力平时还开玩笑说，中国人要上天了，把我这个老太婆也算一个吧，我的身体还不错哟！

    在选拔航天员的同时，对航天员教练也进行了选拔。尽管事先官方有过声明，航天员教练的待遇条件绝不低于航天员，但飞行员们对当航天员教练的兴趣还是不大，甚至有的明确表示不愿当航天员教练。比如某军区有一位飞行团团长，各方面条件都不错，却明确表态说，当航天员就来，做航天员教练就算了。其主要原因，是航天员能上天，可以成为举世瞩目的英雄，而航天员教练却只能在地上，上不了天，永远默默无闻！不过，最后还是从空军二十名双学位歼击机飞行员中挑选出了两名非常优秀的航天员教练，一个是指令长教练员吴杰，一个是随船工程师教练员李庆龙。

    然而，中国当时还不具备训练航天员的能力和条件，或者说还不完全具备。全世界具备训练航天员能力与条件的国家只有两个，一个是美国，一个是苏联。开始时，中方打算让十四名航天员都去俄罗斯培训。可一打听价格，太贵！贵到什么程度？最初在北京谈判时，一个航天员一年的学费，俄方要两千万美元。后来中方砍价，砍到一千四百万美元！即便这样，加加林中心在对所有国家的收费中，对中国还是最低的。对美国最高，比中国高出十倍！算算吧，一个航天员一千四百万美元，如果十四个航天员都去，该是多少？

    后来中方决定，只派吴杰和李庆龙两人去俄罗斯加加林宇航中心受训。同时，每季度再轮流派出一个专家小组，也去加加林宇航中心学习。

    俄罗斯加加林宇航中心位于莫斯科的北郊，是世界最着名的宇航员培训中心，不仅有国际一流的器材设施，还有世界顶级的训练教官。加加林宇航中心地处一大片茂盛的森林之中，四周是一个很大的湖，名为天鹅湖，生活区就建在湖边上；湖的另一侧是航天员训练中心大厦。航天员宿舍是宾馆式住宅，推开窗户便能见到大片的白桦林。整个加加林中心无论地形还是建筑，都显得非常漂亮。加加林的遗孀就住在天鹅湖旁边一栋白色的别墅里。遗憾的是，据亲眼见到这位老人的中国专家说，这位当年享誉全球的人类飞天第一人的妻子，如今已是一位目光呆滞、表情木讷、忧郁寡言的普普通通的俄罗斯老太太。加加林中心的主任克里木克是一位上将，正春风得意，踌躇满志。加加林中心常年都是封闭式管理，任何人未经许可不得走出中心的大门。加加林中心已有四十多年的培训历史，四十多年来已为世界各国培养了不少优秀的航天员，其中包括美国的一些航天员。美国虽然有自己的宇航中心，但为了吸收他国经验，同时为了避免“近亲繁殖”，也将航天员送到加加林中心培训。凡到这个中心受训的航天员，受训时间一般三到四年，最多六年，至少两年。中国因时间紧迫，经费有限，要求把时间缩短为一年。尽管加加林中心对此感到不可思议，还是认真负责地为两名中国航天员专门制订了一个为期一年的教学训练计划。

    1996年金秋十月，中国航天员教练员吴杰、李庆龙怀揣飞天的梦想，第一次走进俄罗斯加加林宇航中心。加加林中心主任克里木克将军本来就对中国航天员心中没底，加上吴杰、李庆龙的身高只有1.70米，与人高马大的欧美航天员相比，既矮又瘦，因此，他安排加加林中心按照俄罗斯选拔宇航员的标准，对他俩的身体素质和航天特殊生理功能又做了一次测验。测验结果是：完全合格！

    但接下来要过的每一道关口，都非常不容易。

    比如，语言关。吴杰说，我们过去从来没有接触过俄语，虽然来俄罗斯之前曾到北京外语学院找了三个老师，专门进行了八个月的俄语强化训练，但到了加加林宇航中心，俄方教员都用俄语讲课，而且讲的全是专业术语，我们学的那点俄语根本不够使，刚开始几乎一句都听不懂。我们只好加班加点，恶补俄语，每天训练结束回到房间，不管有多苦多累，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视，收看俄语新闻。甚至上厕所都在强背单词。

    又比如，冬季野外耐寒生存训练关。李庆龙说，冬季野外训练开始后，俄方用飞机把我们拉到北极圈。那里的积雪非常厚，大概有一米多，温度接近零下五十度，人站在雪地上如果不动，几分钟就能把你冻僵！但俄方要求我们三人一组，独自生存四十八小时以上，一切困难自己想办法克服。而且，每人只发给几块压缩饼干、几块拇指大的巧克力和一瓶矿泉水。没有房子，我们就自己搭建一个几平米的“雪屋”。冷了，自己生火。渴了，就把冰块装在铁盒里，再放在篝火上加热，然后当水喝。困了，却不敢睡觉，因为人一旦睡着了，身体温度低于三十五度，就会患低温症，搞不好还有生命危险。所以在这四十八小时里，我们几乎没睡，实在扛不住了，打一个盹，猛一醒来，还以为自己已经到另一个世界了。等到早上的时候，我们嘴唇冻得发紫，脸上、头发上、眼睫毛上全都结上了冰凌子，只有眼珠还在转动。有个美国的航天员就因为鼻子冻伤，被淘汰了。但我和吴杰都挺过来了！这四十八小时让我永生难忘，因为完全是一种死里逃生的感觉！

    再比如，隔离舱训练关。所谓隔离舱训练，就是把一个航天员单独关在一间只有七八平方米的小屋里，身上捆绑着各种测试导线和仪器，昼夜不停地按规定的程序操作各项科目，七十二小时后再放出来。在这三天三夜里，只有你自己陪伴着自己，不能睡觉，不能说话--包括自言自语。吃饭时由外面的人从窗户洞里送饭进来，每天只能吃一块饼干，喝一小杯水。除了工作就是工作，不能有丝毫的松懈和怠慢，否则就完不成规定的科目。完不成规定的科目就被淘汰。所以再累再困，也不能闭一下眼睛，只要一打盹，警灯立即把你惊醒。更不能出错，一出错就前功尽弃。特别是到了第三天，度时如年，孤寂难熬，你必须用毅力控制自己的情绪，不能有半点急躁，因为外面有监视器一直监视着你的一举一动，包括你的眼神和面部表情。

    为什么要做这种训练呢？因为太空是一个完全不同于地球的地方，航天员在太空飞行中始终处于低压、缺氧、宇宙辐射、高温、低温、超重、失重、噪声以及与世隔绝等极为恶劣的环境里，很容易出现不同程度的心理障碍。美国有一个航天员，由于在太空待的时间太长，情绪出现烦躁，便和同事吵架，甚至打了起来，差点导致航天飞机出事。苏联也有一个航天员，上天后由于心理不稳定，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便乱扳开关，差点造成飞船出轨。因此，要让航天员做到意志坚定，临危不惧，头脑清醒，遇事不惊，耐住寂寞，情绪稳定，就必须要加强心理训练。李庆龙说，因为航天员在太空有时要连续几天几夜单独执行飞行操作任务，在这几天几夜的太空生活里，是非常孤独寂寞的。做这个项目，就是要训练你承受孤独寂寞的心理能力。这种孤独与寂寞不是一般人所能承受得了的，它需要超常的控制自我的毅力与坚韧的耐心。等三天三夜放出来后，我都快憋疯了，恨不得抓起一把凳子把隔离舱砸了！

    与吴杰、李庆龙同时在加加林宇航中心参加训练的，还有美国、法国、英国、德国、以色列等国家的共三十多名航天员。欧美的航天员与中国航天员相比，训练水平总体上差不多，只是在一些具体科目上会体现出各自的长短。但在金钱物资上，欧美航天员绝对占优势。比如，美国的航天员在加加林宇航中心的附近建有专门的小别墅，他们每天开着高级小轿车参加训练，还可以带着夫人或者情人住在这里，自己做饭，像度假一样。每当训练满一个月后，他们便回国休假一个月，再回来接着参加训练。法国等欧洲国家的航天员则每周五乘坐飞机回国度周末，周一再来参加训练。由于欧美航天员财大气粗，参加培训的时间一般又是四年，他们无论在训练上还是生活上都显得十分从容。而中国航天员不光经费有限，而且培训时间只有一年，所以生活上既显得十分寒碜，训练中又显得相当紧迫--因为中国急需航天员教练！尽管加加林中心有双休日，其他人都玩去了，唯有他俩在争分夺秒，惜时如金，刻苦学习，拼命训练，不仅周末不出门，甚至两个月也不上一次街，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不是啃《航天员手册》，就是吃方便面。

    整整一年时间里，吴杰和李庆龙没有回过一次国，他们的妻子也没去过一次。他俩就像被关进了不能出门的隔离房一样，与外界断绝了联系，忍受着长时间的孤独与寂寞。他俩唯一去过的加加林宇航中心之外的地方，就是加加林博物馆。俄罗斯民族是一个崇尚英雄的民族，航天员是他们崇尚的英雄之一。俄罗斯的航天员都有小汽车，国家专门为航天员定制了特殊的车牌，航天员开车上街，大人小孩见了都会敬礼欢呼，其他的车都会自动让路，警察也会为他们开绿灯。俄罗斯已有一百多名航天员上了天，每次航天员从天上返回时，都要从加加林中心的“英雄大道”上走过，不仅两边有无数的人夹道欢迎，国家要员也会出面迎接。而且，当晚加加林中心与皇家歌舞团还要举行一个彻夜不眠的隆重的欢迎晚会。每年的加加林逝世纪念日这天，凡是在加加林中心受训的航天员，无论你来自哪个国家，也不管你去没去过加加林的故乡，加加林中心都会把你拉到加加林的故乡，参观加加林博物馆。该博物馆里除了赫然醒目的加加林塑像，还陈列着加加林生前穿过的服装、使用过的办公室以及第一次上天的返回舱。那天，吴杰和李庆龙站在加加林的塑像前，想起加加林三十六年前就已上天，而自己虽然来自嫦娥的故乡，却还在俄罗斯人的帮助下每天气喘吁吁地进行着上天的基础训练，心里涌出的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滋味。

    当然，训练之余，他俩也有自己的精神寄托方式--给远方的妻子写信。本来他俩也想打电话，可没条件把电话打回国内，便只有等妻子的电话。按照国内相关规定，家属一个月只能打一次电话。而且，电话费太贵，每次说不上几句话，两百元的通话费就没有了。只有长话短说，可说可不说的话不说。至于夫妻间想念的话，想说也不能说，因为妻子的身边全是排队打电话的人，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怎么好意思说啊！许多外国航天员很不理解他俩的生活方式，问，你们怎么受得了啊？他俩淡淡地回答说，习惯了。

    吴杰、李庆龙用一年时间，学完了外国航天员需要四年学完的课程。但要想拿到加加林中心的《宇航员资格证书》，还必须闯过最后一道难关--考试！加加林中心的考试极为严格，没有任何特殊照顾，更没有“后门”可开。亲眼目睹了此次考试过程的航天员大队负责人吴川生说，两位中国航天员的考试，由加加林宇航中心的七名专家组成考试小组，考官是加加林中心的副主任。只要有一个专家不投票，考试就算不及格。考试时，两位航天员与教练员不能相见，全部隔离开。航天员是坐在飞船的模拟舱里进行考试，外面是监控室。航天员先穿上航天服，走到考官处，从题库里自己抽取考题，然后进入模拟舱。考题分A卷和B卷，包含四个步骤：模飞四个小时，上升四个小时，运行四个小时，返回四个小时。中间设计了五个故障：两个严重故障，三个一般故障。只要有一个严重故障航天员没发现或者是发现了没排除，就别想及格。航天员的俄方导师和教练事先都不知道考题内容，考试时又不让进去，所以非常紧张，急得在外面走来走去，因为航天员的考试成绩直接关系到他们的职务和军衔的晋升。特别是当第一个严重故障出现时，他们为两位中国航天员捏着一把汗，直到看见两个中国航天员发现并圆满排除了故障，才松了一口气，赶紧跑到外面抽了一支烟。在“交会对接”技术的考试中，几个美国航天员过去第一次都没过关，但我们的航天员上去后对接得非常准，一次过关，考了个4.5分，相当于百分制的九十分。毕业时，加加林中心专门举行了一个仪式，由加加林宇航中心主任克里木克将军为两名中国航天员正式颁发了《宇航员资格证书》。克里木克将军还伸出大拇指说，没想到，中国航天员真棒！

    两位航天员回国后，带回不少宝贵经验，还翻译了几册加加林宇航中心的训练文件和资料，为中国航天员的训练提供了难得的帮助。李庆龙说，在俄罗斯学习的一年，我认识上有了很大提高。国外航天员的敬业精神和献身精神，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美国的航天员在训练当中的吃苦精神很令人敬佩，对工作也兢兢业业。比如我们在黑海训练时，外边温度是四十度，人扔到海里就有五六十度，他们和我们一样训练，做得一丝不苟。有一次，一位俄罗斯老航天员问我，你们中国的火箭老出问题，你怕不怕？我说，现在还没想到那一步，你怎么看？他告诉我说，作为一名航天员，你不要想这些东西，你要相信你的上司，相信工程技术人员，这个东西是个大的系统，不该你管的事老去想它，你的活就干不好，你只管好自己的事就行了。还有一位教我自动控制系统的俄罗斯教员也问我，你们载人航天工程搞到什么程度了？我说你们的报纸上已经登了。他说如果情况真是那样的话，没有七八年时间你们是上不去的，因为不掌握核心技术就别想上天。我说，不一定吧。他说，如果你们国家对航天员不负责任的话，可能会提前。回国以后，经过多年的训练，我更加坚定了对中国载人航天这个事业的信心，因为你人没上天，就不是国际空间俱乐部的成员，人家根本瞧不起你。

    1998年1月5日，中国第一支航天员大队正式成立，空军司令员亲手将十四名预备航天员（包括两名航天员教练员）的档案移交给了国防科工委。十四名预备航天员于当日进驻航天城。接着，3月9日，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十四名预备航天员正式开始了长达五年的“魔鬼”般的训练。

    于是，从这时起，十四名航天员已不再是驾驶飞机的飞行员，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批航天员！航天员是军人中的军人，是勇士中的勇士，是人杰中的人杰，是骄子中的骄子！虽然当时的中国还算不上很富裕，可国家在他们身上却投入了相当大的财力。

    十四名航天员的职级都是副团级或正团级，军衔是中校或上校，航天等级是三级或四级（航天等级最高为特级）。航天员的家属由部队统一特招入伍，再分配到各个科室。航天员训练时有训练津贴，每月大约八百元。伙食标准每人每天九十元，食品由专门的生产基地供应，还有五名厨师专门烧菜做饭。人人都有人身保险，保费每人三百万元。一个航天员一年的生活费至少一百万元。十四个航天员的培训费用更为昂贵，其中一个项目的培训费就达两千多万元！为了培养航天员，国家专门建了一个体训馆和模拟器大楼，有几十人甚至上百人专门为他们服务。如果把训练设备器材、医监医保、训练教员、后勤保障、体育场所、基本建设等费用都算在一起，国家每年投在一个航天员身上的各种费用至少上千万！

    难怪有人说，如果说飞行员是国家用黄金堆起来的，航天员就是国家用铂金堆起来的！

    国家为什么要投入如此大的巨资？十四位航天员心里都清楚，就是希望他们尽快百炼成钢，早日上天，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的梦想！

    然而，从一名预备航天员到一名正式航天员并非易事，其间还隔着一段相当艰难的路程！

    首先，从训练者的角度来说，承担航天员训练任务的北京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当时在客观上存在着不少问题和困难。从上世纪50年代起，北京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以陈信为首的一批老专家就开始了载人航天的研究，几十年来一路风风雨雨，坎坷不断，1985年大裁军时还差一点给裁掉。直到1992年载人航天工程启动后，这个所才正式纳入国防科工委编制，开始逐步恢复元气。

    但载人航天工程启动后，一些很现实的问题一直冲击和困扰着研究所。

    一是部队的待遇当时还没提高，科研人员每月的岗位津贴只有一二百元，成天加班也没加班费。与地方相比，同一档次的专家和技术干部月收入还不及人家的一半。新来的本科生、研究生到部队三年了，月收入才一千多元，主任设计师也只有两千多元。而地方则至少是五六千元，一些热门的专业如计算机、生物医药、电子技术等的同级专业人员甚至可以拿到一万元。因此，新来的本科生、研究生第三年就开始不稳定，第五年、第六年就转业走人。

    二是晋级晋职问题。研究所是军队编制，而科研人员晋级晋职和地方一样，也要看你发了几篇论文，有什么成果，得了几个科技进步奖。但训练航天员，多数人只能当无名英雄，每个人的工作就管那么一小块，你说它不重要，离了还不行，成果却看不见。加上载人航天工程是保密的，你的研究水平再高也不能发表论文，无法从纸面上体现出来，成果也很难申报。即使成果能申报，载人航天是系统工程，一件事情几个部门、几十人甚至几百人同时都在干，成果再大，也是大家的功劳，个人成就显现不出来，评职称时自然就会受到影响。

    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期带来的一些矛盾与困惑。航天员大队训练处处长白延强说，不少航天产品都要通过外面的工厂协助才能完成，而我们的经费是上面分阶段拨下来的，合同只能分阶段签，一艘飞船一艘飞船地签，两三年签一次，不能一下子就签八年十年。第一年签合同时价钱还可以，但第二年、第三年再签合同时对方就开始加价了，而且越往后，要价越高，你不加还不行。他说设备需要更新了，没法干了，你就得给他更换设备。你让他尽快把产品赶出来，他说赶出来可以，但得加班，你就得再给他付加班费。因为航天产品不能半路再找别人干，它已经控制你了，套住你了。当然这些厂都是国营的，有它的难处，本身就不景气，加上物价和材料不断上涨，多要点钱可以理解。但如果是计划经济，他就不敢打马虎眼，也不敢要钱，上级部门可以用职权监督、制约他。再比如说，按航天员训练大纲的要求，航天员每年都该进行一次飞行训练。但我们四年才搞了一次。为什么呢？与管理体制有关，与市场经济有关。搞这样的飞行训练，必须要和空军协调，一协调就涉及钱的问题。过去搞这些项目是不用花一分钱的，但空军说我们没有合适的飞机，没有相关设施，现有的飞机又都老了，很多东西需要更换，航天员规格很高，我们马虎不得，万一出了问题，谁负责啊？这就涉及钱的问题，没钱不好办。这就是市场经济初期带来的矛盾与困惑。结果协调了三年，2001年才搞了一次飞行训练。如果每年搞一次的话，对航天员的心理素质、操作技能的提高会更好一些。“两弹一星”为什么能在那么短的时间搞出来？说明计划经济有它的优点，大家都不计报酬，可以集中人力物力把工作完成。而现在，下达任务是按计划经济，实施中又是市场经济，所以不好干。

    再一方面，训练航天员的条件、能力和经验有限。训练航天员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中国过去没干过，缺乏基础，既没硬件设备，又没训练经验，许多事情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航天员负责人吴川生说，开始什么都没有，许多设备连见都没见过。但国家经费有限，不少训练所需的大型设备器材只能白手起家，自己研制生产。比如模拟器，就是我们自行研制的。还有离心机，上世纪70年代曾经搞过一个液压式的，耗能特别高，每次一发动，半个海淀区都得停电，号称“电老虎”！后来改为电机型，设备小，但启动速度快。

    航天员的女教官黄伟芬说，我是1985年到研究所的第一批研究生，去的时候几乎什么都没有，不光硬件的东西没有，软件的东西也没有。1997年5月我去了俄罗斯加加林中心，当时正好是他们专业训练最多的时候，我们就参与了他们每天的训练。回国后，我们在原来方案的基础上再进一步分析，开始写航天员的训练大纲。现在装在飞船上的四本手册都是我们自己编写的，这是国内第一部航天员训练大纲。在编写大纲的过程中，我们首先分析俄罗斯和美国的一些资料，看他们做的是什么，而不是看他们为什么这样做。一些好的经验我们直接拿过来就用。当然，我们也不是全部照搬，我们自己也作分析，比如对航天员的飞行有什么样的要求，天上对人有什么要求。同时还征求航天员和其他系统专家的意见，与他们反复商量，看这样做合适不合适，然后再确定我们训练什么，怎么训练。由于我们没有训练经验，对航天员所有的训练项目，我们的教员都要敢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自己先试一次，有的要试八次、九次，通过反复体验摸索经验。比如像离心机、转椅、秋千这些滋味难受的科目，甚至像跳伞这样的危险科目，我们都要最先亲自体验，然后再把我们体验到的东西写进大纲。所以我们教练员被碰伤、扭腰、崴脚，是常有的事。如果中国要选女航天员的话，我肯定是第一人选，因为航天员训练的项目我全都亲自经历过，连训练费都给国家省了！按当时的规定，航天员训练有补助，我们教练员却连一分钱的补助都没有。但做这件事的时候我们就想好了，谁都知道加加林，但谁都不知道加加林的老师是谁。

    而最大的问题，还是航天员的训练与训练设备研制工程是同步进行的。按理说，应该工程竣工、设备到位之后，才能开始训练航天员。而实际情况是，由于时间紧迫，工程还没完成，设备还没到位，航天员的训练就已经开始了。与此相关的研制工作也在加紧进行之中。这好像几辆急于赶路的车，都同时拥挤在了一条道上。吴川生说，当时一边要研制航天员的大型训练设备，一边要开展航天员的训练，一边还要抓飞船上的环控生命保障系统，这个系统有二百多个产品，十几个分系统，一百多个子系统。由于许多工作同步进行，所以非常艰难。举一个简单的例子，飞船还没造出来，就要搞模拟器，怎么搞？每个程序都不知道是什么样子，怎么编到模拟器上？飞船还没有，怎么搞操作训练？一段时间强调这个，一段时间又强调那个，训练大纲不断修改，而且训练设备又不能靠引进，首先美国就不可能卖给我们。即便把航天员全部送到俄罗斯去培训，俄罗斯的飞船与我们的飞船结构上有差异，不按我们自己的国情来培训，就算培训回来了也不会飞。本来原计划航天员在模拟器这个科目上训练一年或一年半的，可等模拟器搞出来后，只剩半年时间了，这就影响了航天员的训练计划。于是只有加大训练强度，航天员双休日也不休息了。

    再从航天员的角度来说，要具备飞天的能力，最终成为一名合格的航天员，自身必须经过炼狱般的训练。就像《西游记》中描写的孙悟空一样，只有经过太上老君的八卦炉，才能炼出“火眼金睛”。航天员的训练内容主要有八大方面：基础理论训练、体质训练、心理训练、着陆冲击训练、专业技术训练、飞行程序与任务模拟训练、救生与生存训练、大型联合演练。其中仅基础理论这一项，就有载人航天工程基础、航天医学基础、计算机应用基础、自动控制基础、导航基础、电工电子学基础、力学基础、解剖生理学、地理气象、政治理论、高等数学、文学艺术、英语十三门课程。很显然，上述八个方面的训练都极其枯燥、艰难，极其痛苦，要想通过其中任何一项，都极不容易。

    比如说，十四个航天员都是优秀的飞行员，但优秀的飞行员不等于合格的航天员。飞行员下了飞机，可以不在公众场合抛头露面，可以不参与社交活动，可以选择自行回家，休息日爱干啥干啥。但航天员不同，下了飞船，得与世人见面，不光要会微笑，要会致意，要会招手，还要会讲话。一旦参与国际空间合作，还要会讲外语--至少要会讲一门英语。这就要求航天员的修养、气质、外表、风度、言谈举止等都要与众不同，达到更高水准，具备所谓的“国家形象”。

    但实事求是地说，十四位航天员的基础知识都不是太好，加上他们绝大多数出生于农村，在修养、气质、风度方面与要求的标准也存在一定的差距，所以只有通过各种严格的训练，才能加以弥补、提高。可航天员个个都是三十多岁的人了，再学“英格里氏”，再学文学艺术，再学高等数学和航天医学，该是多么枯燥、多么艰难、多么痛苦啊！据说有的航天员晚上死啃书本时，为了扛住这枯燥难熬的日子，不让自己打瞌睡，常常一手拿着课本，一手拿着牙签不停地扎着自己的脸！有一次英语考试，有个航天员只考了几分，回家后，媳妇第一句话就问，今天考得怎么样啊？他满脸通红，低着头不敢回答。因为不光无颜面对媳妇，还有儿子也在旁边竖着耳朵呢！于是他当晚一夜不睡，躲在被窝里狂背单词。翌日早上起床，还靠墙倒立，反复背诵。儿子见了问，这是干什么呀？他说这叫“倒背如流”。还有一次，为了培养、提高航天员的艺术气质，航天员大队把十四名航天员专门拉到北京音乐厅去听交响乐。可听着听着，有几位航天员居然在音乐厅里打起了呼噜！幸亏那时候的航天员还默默无闻，加上出门绝对保密，旁边的听众谁也不知道打呼噜的小伙子竟是后来中国的“航天英雄”！

    比如说，航天员抗超重的耐力要达到八个G。一个G即地球表面的标准重力。即是说，我们在地面上是一个G，航天员在升空和着陆时就要高于我们的八倍。人几十万年都是生活在地球上，即几十万年都是在一个G的重力环境下生活，如果从地上飞到天上，一下子就要在八个G的环境里生存。那么怎么才能让航天员适应天上这个新的恶劣环境呢？这就要在离心机上进行适应训练。我曾亲眼见过这种训练。当离心机飞速旋转起来后，随着离心机的不断加速，航天员的脸渐渐涨红，逐渐变形，肌肉下陷，前额凸起，眼球鼓出，全身像压着一块上千斤重的石板，从而导致心跳加快，呼吸困难，其难受的样子无法描述。当然，在航天员的身边也设置了一个红色的按钮，若实在受不了时，也可以伸手按下这个红色按钮，请求停止。但在五年上千次的训练中，却没有一个航天员按过一次这个红色按钮！

    再比如说，为了体验在太空环境中工作的状态，航天员就要进行失重状态的训练，体验失重的感觉。因为飞船一进入轨道，就会进入微重力状态，即通常所说的失重状态。如果航天员能提前体会一下这种感觉的话，以后乘坐飞船上天就会更适应一些。而要进行这项训练，就必须有大型的喷气式飞机，这种飞机可以飞抛物线，飞出25秒的失重状态。但中国没有这种大型喷气式飞机。这种飞机造价昂贵，中国不能为了训练一下航天员就自己专门去造一架，或者掏钱从国外买一架。最好的办法是租用外国的这种飞机。就像一个人想体验一下在空中飞行的感觉，用不着自己花钱去造一架飞机，或者到国外去进口一架飞机，而只需买一张机票，到天上飞上一圈。何况今日之世界早已变成了一个地球村，而地球村一体化经济的最大特点就是不求所有，但求所用。因此，中国决定租用俄罗斯的大型喷气式飞机，让十四名航天员到俄罗斯进行失重体验。

    失重体验飞行是在一万多米的高空进行，飞机要在一小时内连续飞出十二个抛物线，一会儿头朝上，一会头朝下。朝上是超重，朝下是失重，超重、失重，失重、超重，轮番进行，交替出现。虽然失重时间只有短短二十五秒，却要来回折腾十二次！大脑前庭功能和体质不过关的航天员当即便会头晕脑胀，狂吐不止，根本受不了。

    因此，当1999年中国航天员来到俄罗斯加加林宇航中心时，俄方教官一看他们个个身材瘦小，其貌不扬，估计小伙子们的身子骨根本经受不住折腾，便对中方负责人说，可能用不了半小时，这些中国小伙子们就会被折腾得死去活来。中方负责人说，不会的，你放心，这些小伙子的身体棒着呢！俄方教官说，为了对你们航天员的安全负责，飞行中要是他们呕吐了，我们就立即停止。中方负责人一听就急了，心想，这怎么行呢？来俄罗斯进行失重体验，飞一次就是十几万美元！一停飞，十几万美元岂不就打了水漂？于是坚决不同意，并半开玩笑地说，要是有人吐了，你们就把他从机舱里扔出去！不过，希望你们飞抛物线的时候，动作不要太大，我们的小伙子都是第一次体验。俄方答应试一试。

    第二天，十四名航天员临上飞机前，中方负责人对他们说，别忘了，这是我们用美金换来的机会，这个机会对你们来说既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所以希望你们无论如何也要坚持住，就是吐到了嘴里，也要给我咽回去！

    据现场的翻译后来说，这天俄方不但没有减小反而暗中加大了飞机飞抛物线的幅度，说是要考验一下中国航天员的前庭功能和身体素质到底如何。结果没想到，失重飞行刚进行到一半，俄方一个助理教练就吐得一塌糊涂。而中国十四位航天员不但一个没吐，反而全部完成了俄方规定的科目，最终赢得了俄方教练们的一片掌声。

    当然，航天员也是人，也是普普通通的平凡人。

    十四名航天员中，除杨利伟出生于辽宁绥中县西关街外，其余十三人无一例外全是贫寒的农家子弟。纯朴善良、吃苦耐劳、勤奋好学、追求上进，是中国航天员最可贵的品质。而作为从农村走进军营、从茅房住进高楼的中国航天员，除了身负民族的飞天使命之外，自当兵那天起，就发誓一定要通过自己的艰苦奋斗去改变自身的社会地位，摆脱家庭的贫穷困境，这也是他们有别于世界上其他国家航天员的一个显着特征。正因为他们绝大多数出生于农村，生长在农村，小时候吃过很多苦，上学时家里连学费都交不起，只能借钱读书，所以他们能有今天这样一种生活待遇，已经感到很满足了，从不计较待遇和报酬。有一次，广东省的一位副省长问有关负责人，航天员一月能拿多少钱？有关负责人告诉他说，三四千吧。这位副省长很吃惊，说，三四千还算钱？我看三四万也不多！航天员们听说这事后，很不好意思，说，我们什么都不怕，就怕说钱。

    航天员大队训练科科长张平说，十四名航天员都很朴实。性格有的比较外向，有的比较内向，外向的大约占三分之一。但多数航天员都能敞开谈，随便聊，在跟他们的交往中能做到无话不谈。航天员都很聪明，个个都是人精，他们之间的差距不是很大，每个人本身的智力、理解力和记忆力都非常好。最大的特点是个个争强好胜，上进心强，训练科目再苦再累也要完成，训练指标无论如何也要达到，计算机都达到了二级水平。打篮球时，从不服输，对方只要赢了一分，马上就拼命抢回来。他们年轻气盛，大的矛盾没有，小的磕磕碰碰是难免的，但都不在乎，彼此都非常谦让。另外，每个人在平常生活中自我和相互的保护意识都非常强，比如打篮球不小心碰着谁了，立即就问，怎么样，没事吧？

    不过，常人与生俱来的弱点在航天员身上同样存在，比如担心、害怕。一位航天员说，我们刚当飞行员的时候，第一次开飞机，心里就有些怕。选上航天员后，刚到航天城参加训练时，心里也有点怕，只是嘴上谁都不说而已。为什么呢？因为驾驶飞机和驾驶飞船毕竟是两码事情，你面对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物体。加上对飞船、火箭的性能特点不了解不清楚，就会产生种种担心与顾虑。飞机上天可以飞很多次，这次不行有下次，下次不行还可以再飞一次。但飞船不行，飞船上天只有一次机会，不可能给你第二次机会，也不允许你有第二次机会，行不行就一锤子买卖。万一上去了下不来怎么办？心里难免就会犯嘀咕。后来，逐渐知道载人航天是怎么回事了，逐渐熟悉飞船、火箭的特性了，摸到规律了，心里也就不怕了。因为我们毕竟飞了那么多年的飞机，又有这么多年的航天员知识与技能的训练，还有那么多优秀的航天专家！

    航天员们兴趣比较广泛，常人的喜怒哀乐、七情六欲、生活需求他们同样也有。他们喜欢收集一些纪念品，比如扇子、刀具什么的；他们喜欢文学作品，看一些传记、小说、科幻读物等；他们喜欢辩论，也善于辩论，比如看“新闻联播”，看着看着就辩起来了；他们爱好运动，喜欢篮球、乒乓球、羽毛球和足球，有的围棋也下得不错；他们个个都能喝酒，一般都能喝半斤八两，最多者能喝一斤半左右，而且喝了还不醉！

    吴川生说，大部分航天员以前做飞行员时都有抽烟的历史，到了航天城后，开始时也抽烟。后来我们从医学的角度考虑，建议他们不要抽烟，他们便通通戒了，而且说戒就戒了。这也是航天员毅力的一种体现。因此，除了过节聚会，航天员一般不抽烟，不喝酒。但一旦喝起来，就不得了，他们身体素质好，个个都是海量，酒桌上很少找到对手。

    此外，航天员们还喜欢跳舞。为了增强航天员的文化气质和艺术修养，教学中给他们设置了文化艺术欣赏课，并安排他们观摩一些大型的文艺演出，如交响乐、轻音乐、歌剧等，国内国外演出的都有。开始时他们听不懂，后来搞了个管弦乐队，让他们学五线谱，吹管乐，部队的一些文艺演出都要求他们上台表演。此外，一些书法、美术、演讲、卡拉OK以及体育等方面的活动也让他们参加。他们通过亲身体验，渐渐培养了兴趣，到后来有了一定的欣赏水平。部队还专门组织了一些女同志教他们跳舞。刚开始，十四个航天员没有一个会跳的，到后来没有一个不会跳的，而且兴趣颇大。航天员每年都有疗养的机会，但按规定，航天员疗养时不能带妻子。为什么？因为是健康疗养。健康疗养是调理航天员的身体，不是夫妻共度蜜月，只有康复疗养即受伤后的恢复疗养才允许带妻子。航天员在家训练时，每个周五可以回家，周六、周日自己安排，周一早上按时归队，夫妻生活与飞行员近似。虽说多了些约束，少了些自由，可每周能与家人团聚，日子并不寂寞。但到了疗养院，难免就显得孤单，因为疗养院对航天员的活动范围有限制，一般不准步出疗养院大门。航天员在家被“关”，出来还要受管，便与站岗的战士磨蹭，变着法子也要出去溜达一圈。后来疗养院组织舞会，给了航天员一个放松的机会。于是，跳舞成了航天员最喜欢的消遣方式，而疗养院的姑娘们也喜欢和又帅又酷的航天员跳舞。这一来，有的航天员的妻子便有点紧张。别看航天员个个在外八面威风，在家却几乎都是“妻管严”！据航天员大队一位负责人说，十四位航天员至少有一半怕老婆！因此，他们不光在家要受妻子的“领导”，出门也得服从妻子的“遥控”。好在航天员不仅飞行技术出色，对付老婆也有一套。比如，有一天晚上，舞会即将开始，一位航天员的妻子突然打来电话“查岗”，问，你在干什么呢？航天员说，我准备出去。你出去干什么啊？我出去开会。开什么会呀？你就别问了，反正是很重要的会，领导还在那边等着呢！妻子一听老公说“开会”，而且还有“领导”在“等着呢”，便放心地挂了电话。于是航天员关掉手机，从容步入舞场，搂着一位姑娘便“蹦喳、蹦喳”地跳了起来……

    那么，航天员在妻子的眼中又是个什么样子呢？

    我曾对十四名航天员的妻子做过采访，我们不妨来听听其中几位的原始录音：

    杨利伟的妻子张玉梅说，杨利伟无论做什么都很认真，脑子比较好使，反应比较快。十四人里面他的基础不是很好，但有一次我去食堂吃饭，碰到他的教员，教员对我说，祝贺你，你们家杨利伟英语考了一百分！以前他对家务事基本不怎么做，家里的事没怎么让他操过心。但2001年7月，我查出来得了肾炎，住院了，杨利伟从这个时候开始做家务了，对我也很体贴，很照顾。他觉得很内疚，因为他以前不管家。医院那种地方，各种病菌比较多，我不想让他去，但最初做肾活检的时候，他陪了我一个半天、一个晚上。我做完之后他就参加飞行训练去了，我出院的时候他还没回来。杨利伟平常工作非常忙，但他还要辅导孩子学习。孩子八岁了，上小学三年级。每次送孩子去学英语，只要能去，都是他带着孩子去。近期他们做强化训练，每个周末回来都拎着一个包，包里全是模拟器训练的教材，每做一次都是新内容。他跟我说，每次他都是第一个做。他们的训练量很大。他说一次训练下来，他的体重能减两公斤左右。他的老部队的领导对他都很关心，有个副团长打电话对他说，利伟，你要是第一个上天，我组织一个战友团给你助威！我就试探着对他说，别太拼命了，差不多就行了吧。他却很认真，说那不行，我来这儿是干什么的？不上天，我当航天员干吗？在平时的闲谈中，我感觉他有想第一个上天的愿望。

    翟志刚的妻子张淑静说，在我的眼中，翟志刚主要有三点。第一点，他是一个很负责、很温情的丈夫。比如说，他每天无论工作多么疲劳、多么忙、多么晚，他都要给我打个电话，让我放心。第二点，他是一个很可爱的父亲。每个周末儿子见他回来，特别亲，好像好久没见到爸爸似的。他放下东西就陪儿子一起玩玩具，一起学习。我跟他开玩笑说，给儿子买的玩具，每次都是你先玩。有一次儿子住院了，一个病房住了六个人，别的孩子下午都是父亲来看，晚上是奶奶、外婆来看。我们家就我自己。儿子就问，妈妈，我的爸爸怎么跟别人的爸爸不一样啊？我说怎么啦？儿子说，爸爸怎么不来看我呢？说得我挺心酸的。后来他给儿子道了歉。其实他对儿子很关心，就是太忙了。第三点，他是一个很孝顺的儿子。他的父亲很早就去世了，他一直对母亲非常孝顺，对家里的哥哥姐姐也很好。直到现在他都有个信念，他说他的工作不是为了他自己，老父亲和老母亲都在老家看着呢！总之，他这人做什么事都要做好，动手能力比较强，做起事来特别细，细的时候我觉得我一个女人也不如他！他心理素质特别好，坐班车的时候有个老师跟我说，他做离心机训练的时候，有的人很紧张，他还面带微笑呢！他这人心态挺好，对航天员这份职业信心挺足，聊天的时候他跟我说，如果他被选为首飞第一人，他会毫不犹豫，尽百分之百的努力去完成任务。如果选不上，也一定尽力配合好！

    聂海胜的妻子聂捷林说，聂海胜对航天事业、对自己的理想有一股执着的追求精神，有坚忍不拔的品质。比如说，他当了航天员后，体重偏高，就得减肥。航天员的伙食非常好，但大虾之类的好东西他都不吃，而且我们全家也得跟着他减肥。他只要一回家，家里就不做荤菜了。但孩子一天不吃肉就不行，所以在他回家之前，我就让孩子先好好吃顿肉。减肥除了控制伙食，还有运动，他的运动量比别人要大两三倍，上完体育课，他自己还要练。甚至星期天一大早，也拖着老婆孩子去大操场上跑，谁也别想睡懒觉。他很快就减了十斤。因为长期运动量很大，后来他的关节有点积液了，他就很着急，找医生理疗。可理疗还没结束，他又开始锻炼了。还有就是学外语，他是农村小学毕业的，那时的农村学校没开外语课，到高三才开外语课，毕业时他只考了几分，只认识二十六个字母。所以他学外语非常吃力，一个单词一个单词地查它的读音。语法也不懂，费很长时间把基本语法看一遍，完了再一个一个对号入座，然后把这一句话翻译出来写在下面。不懂的地方，有时候问我，有时候问孩子，有时候干脆全家一起坐下来讨论，谁说得对就听谁的。有的项目他比别人差一些，他很着急。我就说算了吧。可他不放弃，他说，只要还没有人踏进飞船之前，我就有希望。他这个人的思想比较传统。他的一个观点就是，我尽我最大的努力，我要能上，那就最好。有一次他和我说到首飞的问题，他说，假如我是三个人中上不了天的那一个怎么办？我说别人半夜三更就得起来做准备，你可以睡个安稳觉啊！他说那我也睡不着。我说你不睡干什么？他说我就陪着这个要上天的航天员，帮他做准备，给他讲点笑话呀、弄点好吃的呀什么的，让他放松放松。

    费俊龙的妻子王洁说，费俊龙这个人特别细，我跟别人开玩笑说，在家里我干粗活，他干细活。家里什么细活、小活他都能干，雨伞坏了他修雨伞，闹钟不走了他修闹钟，搭毛巾的架子松了他修架子，马桶坏了他修马桶，安装空调他自己抹泥子，甚至细到一支自动铅笔坏了他都能修好。我说一支铅笔还修它干吗，扔掉算了。他说为什么要扔，我马上就能修好。说着说着他真的就给修好了，然后还很得意地说，看看你老公怎么样？结婚前他问我，你对我当飞行员有什么看法？我说，我举双手赞成。他说那我就放心了。后来我也问他，你心胸有多宽？他说，你看蓝天有多宽，我心胸就有多宽。当了航天员后，他没有说过豪言壮语，工作上的事也很少跟我说。但有一点给我印象很深。当飞行员时不让吸烟，他戒了三次都没戒掉。当了航天员后，有一天晚上他给我说，他抽完这一包就不抽了。以后五年多，我真的再没见他抽过一支烟！

    李庆龙的妻子蒋红说，当初李庆龙告诉我他选上航天员后，我也很自豪。但我觉得航天员比飞行员风险大，就很担心，我说你能不能不去啊？他说不行了，选拔的人告诉我说，你已经是国家的人了！我刚来北京，他就去俄罗斯参加训练了。孩子要学英语，还得学琴，家里所有的事只有我一人干。我家里条件很好，有人开公司，搞得挺不错，我原来搞了多年的财会，他们很需要我。2002年的时候，我说要不我就转业吧，你自己在这里干。他说我干这个工作，你哪能说走就走，走了孩子怎么办？开公司的人多得是，干我们这个的有几个？记住了，要奋斗就有牺牲！我觉得他这人干什么事都很执着，包括谈恋爱也一样。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觉得他很普通的，个子不高，光头。那时候我还不到十八岁，他十九岁。放假时他妹妹晚上去我家，约我出去吃冰激淋，然后去了他们家。他伸出手跟我握手，我感觉很不好意思，伸了一下手就缩回来了。后来他说在这之前他见过我。我们家住的是四合院，院子里种了好多花，他一个高中同学家的窗子正好对着我们家，说我们家有五朵金花，他就从那个同学家的窗子里看见了我。后来他妹妹就让他给我写信。有一天我收到他的信，感到很奇怪，他写了两张纸，说对我感觉很好，如果愿意交朋友就给他回信。我没给他回，给他妹妹回了信。后来他妹妹跟我说，她哥哥挺伤感的，说他争强好胜的没看上过别人，看上了我又不搭理他。他妹妹就让我给他写信。后来我们就通信了。他给我写了很多信，每次给我写信都说，我一心一意想跟你交朋友。他一直很真诚，说我们家就这样，没钱，也没权，我本人个子又不高，是个“二等残废”，你可别后悔。他把给我写的信件全编了号，说看看到底能写多少。他航校毕业后，就和他妹妹一起跑到单位去看我，我一见他脸就红了。我们已经好几年没见过面了。他第一次去我们家是空着手去的，什么都没买，他自己不懂这些事，我们家也不在乎。他这人就这样，现在都不知道自己的工资是几级，一月拿多少钱。他们政委说他是小事很糊涂，大事不糊涂。不过有时候他也很浪漫的，比如结婚纪念日，他给我买了一束花。去俄罗斯训练回来时，他给我买了好几条项链，好几个耳环，还有几百块钱的香水。别人都把钱留着，他说老婆只有一个，留钱干吗？他这人个性很强，性格很倔，只要自己认准的，从不在乎别人说什么。比如请他去参加联欢会，也就是应酬的会，别人都去了，他却不去。我说你怎么不去？他说我是来当航天员的，拿个话筒摆来摆去的，干吗？他就这么个性格，我爱上他可能也是因为这个性格。他一点儿也不喜欢应酬，心无杂念，总想一心一意地干点儿事。他这人还爱憎分明，从不给人留面子。即使他母亲做错了，他也会马上指出来，说妈妈你错了，必须改。他经常说，我当老师的话，肯定是全国最优秀的老师。原来他在飞行大队当教官，学员飞得好的就上飞机，飞得不好的就下来，有时候还当着众人的面批评学员，弄得人家很没面子。我就说他。他说，批评他怎么了？这是人命关天的事，他上去出了事怎么办？我跟他父母怎么交代？他当航天员教练后，工作上的事我从来不问。他是为了追求他的事业来的，我是为了支持他的工作来的。对他能不能上天，我无所谓。他刚从俄罗斯回来时，领导说让他和吴杰也当航天员，一样参加选拔，能选上就上天。但他在十四个航天员中年龄最大，自己担任的又是航天员教练，可能觉得自己没机会上天了，就跟我说，我能上就上，上不了就好好培养航天员，一定要把中国的航天员好好培养出来！

    有人说过，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不想上天的航天员呢？可以肯定地说，十四个航天员没有一个不想上天的。但也可以同样肯定地说，十四个航天员不是人人都能上天的。因此，这十四个航天员自从成为预备航天员那一刻起，争取上天，便成为他们拼命追求的梦想！

    但十四个航天员心里都明白，争取上天的前提是：必须从一个预备航天员成为一个合格的航天员。即是说，你得首先摘掉“预备航天员”这顶帽子，拿到正式航天员的合格证书。就像一个司机，只有先拿到了驾照，才有可能上路开车。

    而要想拿到航天员的“驾照”并不容易。从苏联、美国的经验来看，他们训练航天员的淘汰率是百分之四十到五十。也就是说，在从预备航天员到正式航天员的训练过程中，有近一半的人被淘汰！从中国自身实际情况来看，训练航天员是白手起家，从零做起，训练成效到底如何，最后还须经过层层严格的考试才能知道。倘若十四人中任何一人有一关过不去，都会被淘汰出局！因此，十四个航天员尽管进了航天城，尽管脱掉飞行服、换上了航天服，尽管在训练中万分刻苦、拼尽全力，但能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航天员，最终拿到驾驶飞船的“驾照”，谁的心里都没底，因而难免忐忑不安。

    可喜的是，十四个航天员通过四年的拼搏努力，全部通过了几近残酷的考试，终于摘掉了“预备”这顶帽子，拿到了航天员资格证书，从而成为中国第一批正式的航天员！

    但就在这时，情况突然有变。

    在原定计划中，乘坐“神舟五号”上天的是两个航天员，而且在天上飞行的时间是七天七夜。两个航天员一起上天的好处是工作上彼此互补，生活上彼此照应，精神上相互支撑，心理上相互依靠，万一遇到什么问题两人可以相互商量--毕竟是第一次嘛！如果是这样，十四个航天员每人入选的概率就是七分之一。但为了把风险降到最小，上级最后决定：改变原定方案，由两个人上天变成一个人上天，由在天上飞行七天变成只飞行一天！这一变，使得本来就激烈的竞争一下子变得更加激烈了。即是说，十四个航天员中只能有一个人上天！

    那么，这个人会是谁呢？

    像个谜，而谜底谁都不知道。十四个航天员自己也都不知道。他们只知道，这一变，原来由两个人完成的工作现在就压在了一个人身上；上天后一旦出现问题，原来两个人可以商量，现在只有一个人自己扛。这意味着对航天员的身体条件、心理素质和技术水平等都提出了更高的标准、更高的要求，也意味着训练难度会比原来更大！于是，对于争当中华飞天第一人，十四个航天员个个都暗中铆着劲，开始了更加激烈的竞争、更加刻苦的训练！

    应该说，十四位航天员无论哪一位都很优秀，都很出众，要不怎么是千里挑一呢？但相比而言，最为突出者，或者说最有特点的人，还是杨利伟和翟志刚。

    先说杨利伟。

    在我采访十四位航天员之前，我并不知道第一个上天的航天员是谁。但当我采访完十四位航天员之后，我感到第一个上天的航天员就是杨利伟！这个判断在当时没有任何根据，仅凭我的直觉和经验。就像有十四个漂亮的女孩，当她们分别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你会觉得每一位都很漂亮。而当十四个女孩同时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你一眼便能看出其中最漂亮的一位。杨利伟当时给我的就是这种感觉。

    杨利伟最大的一个特点，或者说他的与众不同之处，就是他比别人多了一份淡定与沉稳。他的这份淡定与沉稳，仅仅在电视画面上或者听人讲述，你是很难体会到的。只有当你面对面地和他坐在一起倾心交谈，并注意他那一双始终静如止水的眼睛，你才有可能直接、真切地感觉得到。我在与杨利伟第一次面对面的交谈中，便明显地感觉到了这一点。尤其是当他和其他十三位航天员坐在一起的时候，这一点尤为突出。

    杨利伟的这份淡定与沉稳，在我看来是天生的，或者说是他的基因决定的。这样的天分再加上后天的勤奋，便造就了杨利伟日后的从容不迫与坚毅自信。据说加加林第一次上天之前，本来排名是在第三位，但就在上天的前夕，因为他比另外两个航天员在心理上更淡定、更沉稳（传说其中一个航天员还尿了裤子），于是他便从第三名跳升到第一名，成了人类飞天第一人。但加加林在“东方号”飞船起飞那一刻，心率是一百次，而杨利伟后来在“神舟五号”飞船起飞那一刻心率却只有七十六次！由此可见，杨利伟的这份淡定与沉稳，绝非凡人所能。而这一点，对于要在茫茫宇宙中穿行而非在地上散步的航天员来说，至关重要。这是杨利伟有别于其他十三位航天员的最厉害之处。

    为了对杨利伟有一个立体的认识，我曾采访过主管航天员训练工作的女教练王伟芬。王伟芬说，杨利伟是个非常全面的航天员，技术全面，成绩很好，口才也很好。他爱人的肾有问题，他的训练却一直不受影响，做到这一点不容易。他的心理素质很好，遇事沉着冷静。原来在当飞行员的时候，曾经遇到过事故，是飞机的发动机坏了。飞机的发动机出问题是很严重的，但他很冷静，处理得很好，让飞机安全着陆，还立了功。心理素质好也体现在成绩上，成绩好能体现一个人的全面素质。他的基础不是特别好，刚开始训练的时候，他的成绩也不是最好的，后来他成绩就慢慢上去了，差不多都是优秀。他对教员很尊敬，对身边的工作人员也很尊敬，为人比较谦和，能做到一切行动听指挥。比如教员提什么要求，他肯定会按要求去做。他的突出点就是各方面比较全面，比较稳定，不是某一方面很突出。他的歌唱得不错，演讲口才也不错，参加体育比赛，五百米跑了第一名。

    再说翟志刚。

    什么是帅什么是酷？什么是英俊潇洒？什么是艺高胆大？什么是挥洒自如？如果你见了翟志刚，相信你会从他身上直接得到一些答案。在我看来，在十四个航天员中，翟志刚的情商最高。什么是情商？这是1995年美国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丹尼尔·戈尔曼首次提出的一个新概念，它包含五个方面的内容：情绪控制力；自我感知力；自我激励、自我发展能力；认知他人的能力；人际交往的能力。丹尼尔·戈尔曼教授认为，“情商”是一个人重要的生存能力，是一种发掘情感潜能、运用情感能力影响生活各个层面和人生未来的关键的品质因素。真正决定一个人是否成功的关键，是情商而不是智商。智商即智慧、智能，是人们认识客观事物并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它包括观察力、记忆力、想象力、分析判断能力、思维能力、应变能力等。于是有人创造了一个公式：成功等于百分之八十的情商加百分之二十的智商。这个公式可以理解为，智商再高而情商不高，未必成功，即便成功了也不一定能持续成功；而智商不高但情商较高，则易于成功。1960年，美国着名心理学家瓦特·米歇尔还做了一个所谓的“软糖实验”，即把一帮幼儿园的孩子关在一间屋子里，每人面前放上一块软糖，告诉孩子不能吃，谁吃了就不奖励，谁没吃就可以再奖励一块软糖。结果，老师走后，有的孩子把手背在身后，闭上眼睛，一动不动；有的孩子刚把手伸出去，又缩了回来；有的小孩开始还能忍住，后来就把软糖塞进嘴里了。后来继续追踪研究，发现未吃软糖的孩子上初中后大多数成绩很好，有毅力，有合作精神。反之，吃了软糖的孩子则各方面表现平平。心理学家认为这些不吃软糖的孩子是情商较高的人。

    儿时的翟志刚就是一个“不吃软糖”的孩子。在我看来，他的情商与母亲有很大关系。翟志刚出生于黑龙江省龙江县一个贫穷的农民之家，父亲因脑血栓后遗症而常年卧床不起，在翟志刚很小的时候就病故了。他兄弟姐妹六人，只有靠母亲一人抚养。母亲为了供他兄弟姐妹们上学，只好做点小本生意--把生瓜子买回来，用铁锅炒一炒，再一小包一小包地卖出去，从中赚回几毛钱的差价。母亲把卖瓜子的地点选在电影院门口和火车站。每场电影放映一个多小时。电影开场前，母亲在电影院门口卖瓜子。电影开始后，母亲就匆匆跑到火车站去卖，等电影快要结束时再匆匆赶回电影院门口卖。每晚两场电影，于是母亲每晚都要在电影院和火车站之间来回奔波四次。冬天天气冷，看电影的人很少，买瓜子的人更少。但挎着小篮子的母亲依然裹着头巾每晚坚持站在寒风瑟瑟的电影院门口，小心翼翼地迎候着一个个进场和散场的观众。于是翟志刚的童年，是每天晚上看着母亲在煤油灯下数着一分、两分的硬币和一角、两角的纸币度过的。看见母亲如此辛苦，翟志刚决定不再上学，要帮母亲卖瓜子。没想到母亲生气了，把他叫到身边，流着眼泪告诉他，爹妈闯关东到了东北，一辈子就是因为没文化，不会写一个字，才受了这么多的苦！你一定要好好念书，不好好念书，怎么对得起你死去的爹！于是翟志刚又回到了学校，从此发愤读书。学校的补课班要交五块钱，翟志刚交不起，就把补课班的同学的笔记拿回去抄上一遍。家里只有一个电灯，为了不影响家人睡觉，翟志刚就给电灯接上一截导线，晚上把电灯拉到外面去看书，白天再把电灯拉回房间。这时的翟志刚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梦想，这个梦想就是：一定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母亲和家庭摆脱贫穷，过上好日子！考上高中后，翟志刚学英语没有录音机。有一天，在火车站卖瓜子的母亲偶然得知卸鹅卵石车皮可以挣钱，便让女儿找来几个人包下一节车皮，然后自己也颠着小脚赶到现场。翟志刚的母亲既不能挑，也不能扛，便用手捡起一块一块的鹅卵石，再往女儿肩上的筐里装。她和女儿以及几位同乡一起，拼命干了整整四个小时，卸下五十吨鹅卵石，却只挣回三十元钱！母亲就用这三十元钱，带儿子买了一个砖头式录音机。翟志刚高中毕业时被选上了飞行员，老师同学都为他高兴。他却高兴不起来，甚至还打算放弃，原因是他担心自己走后家庭的重担会压垮白发苍苍的母亲。母亲知道后非常生气，又把儿子狠狠数落一顿，并要儿子一定穿上军装，离开家门！翟志刚临走这天，母亲第一次中断了卖瓜子的生意，亲手炒了半盆热乎乎的瓜子，全部倒在桌上，请邻居们都来嗑瓜子！在翟志刚的记忆中，从没见母亲嗑过一粒瓜子，可这天他第一次看见母亲嗑了半把瓜子。送别时，翟志刚的两个姐姐都哭了，可母亲迈着小脚跟着火车走了半里地，竟然没掉一滴泪！后来翟志刚孝敬母亲的唯一方式，就是每月给母亲寄钱。他头两个月的工资一分未花，全部寄给了母亲。用他自己的话说，能寄多少就寄多少，直到寄得自己心里舒坦为止。

    是的，人就是活在梦想之中。梦想是什么？梦想就是一个念头，一个希望。一个人如果连梦都不敢想，谈何前程？谈何希望？一个没有梦想的人，或者说一个连梦都不敢想的人，如同一个没有梦想的民族，是永远不可能有前程和希望的。苦难的童年，迫使翟志刚不得不编织自己的梦想，或者说是苦难的童年造就了翟志刚的梦想。这个梦想，翟志刚实现了。而且，他最终超越了自身的苦难，超越了自身的贫穷，由个人的狭小梦想，转变为整个民族的宏大梦想。这个民族的宏大梦想就是，中华民族要挣脱地球的束缚，飞到天上！为此，他将个人的梦想叠加在了民族的梦想之上，或者说他将个人的梦想融进了整个民族的梦想之中。

    于是，我们从翟志刚的身上，又看到了一种率真、大气、潇洒与豪放，体现在他的脸上，准确地说，体现在他脸上的笑容上。在与翟志刚的近距离接触中，我发现，无论在公共场合、平时生活或者训练当中，翟志刚是十四个航天员中脸上笑容最多的一个。他笑得很自然，很率真，甚至在离心机上做训练时，在七八百斤的重压之下，他依然能面带微笑，从容应对。可不能小视了这笑。从人的角度来看，如此自然、率真的笑，是人性、人情、美好内心世界的体现，今日之中国太需要这个东西了！需要，就是缺少。中国传统中的公众人物--明星们除外，特别是某些身居高位者，脸上大都写着“严肃”。严肃当然没错，但这“严肃”很容易被人民当成冷漠。如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早已过去，中国开始讲究以人为本，讲究和谐社会，我们的老百姓很需要一点人的温暖、人的温情、人的关怀。再具体点说，很想多看见一点笑，尤其是像翟志刚脸上那种自然、率真的笑。这笑，颇具中国新一代青年人的气质，很能代表新一代中国人的形象！所以，翟志刚作为一位公众人物，一位航天员，他脸上的笑便显得弥足珍贵，意义非常。这是翟志刚最具魅力的地方，也是有别于杨利伟的地方。

    事实证明，翟志刚和杨利伟同样了不起。翟志刚曾先后两次入选“神舟五号”和“神舟六号”航天员第一梯队，但两次都没有上天。这两次落败，对翟志刚来说，心灵上的打击是无可避免的，至少是有影响的。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有没有打击有没有影响，而在于翟志刚本人是否经受住了这种打击或影响。后来长达五年的事实表明，翟志刚经受住了。这对一般人来说，是很难做到的。须知，从2003年到2008年，是漫长的五年漫长的一千二百八十五天！在这漫长的一千二百八十五个日日夜夜里，倘若翟志刚的情绪稍有一点沮丧，意志稍有一点松懈，必将被淘汰出局！然而翟志刚没有。历经五年卧薪尝胆之后，他终于登上了“神舟七号”飞船，出舱行走，漫步太空！他坚韧、自信、豁达、乐观的性格，或者说他独具魅力的情商，造就了他个人的成功，也成就了一个民族的辉煌！而且面对宇宙，他横空一笑，倾倒天下看客！

    然而，无论杨利伟还是翟志刚，甚至包括高层领导，这个时候谁都不知道，究竟谁能成为第一个上天的航天员。

    飞船开膛破肚

    1999年，是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也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最为关键的一年。这一年，中国“神舟一号”飞船发射进入倒计时。

    但形势不容乐观。

    5月8日，美军用三枚导弹偷袭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导致使馆毁坏，人员伤亡。中国人的尊严再次遭到重创！消息传出，中国人愤怒了，纷纷上街声讨美军的暴行！正在埋头苦干的航天人也愤怒了，不少科技人员一大早便赶到工厂，参加声讨大会。某研究所一位书记还带着一班人马，将本研究所生产的软质防弹背心送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国际部，托付他们一定送给正在南斯拉夫采访的中央电视台记者白岩松。而在驻南使馆被炸身亡的朱颖的父亲，也来到航天工业总公司，流着眼泪对航天人说，在你们这里，我感受到了一种国家的力量，一种民族的力量！我只想拜托你们，再加把劲儿，再快一点，让我们的国防再强大一些！

    十天后，即5月18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指挥部召开首次飞行任务工作会议，七大系统老总聚首北京。会上，总指挥曹刚川神情凝重。他说，当前国际形势严峻，但载人航天工程必须继续往前推进！五十周年大庆、澳门回归、飞船首飞，是今年中央提名的三件国家大事。所以，“神舟一号”首次发射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接着，副总指挥长沈荣骏宣布：1999年11月8日至12日，在酒泉发射场择机发射“神舟一号”试验飞船！

    会后，七大系统争分夺秒，夜以继日，开始了最后的冲刺！

    7月23日，载着“神舟一号”飞船的专列从北京悄然出发。三天后，专列顺利抵达酒泉发射基地。千古荒原上第一次出现了飞船，发射场的官兵们感到非常新鲜，围着飞船看个没完。8月15日，“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出厂，三天后同样顺利抵达酒泉发射基地。

    酒泉发射基地位于西北大戈壁。这里史称“死亡地带”。早在新石器时期，东西方文化就在这里交汇。从西汉至明朝，历朝历代均在此建立过地盘。可惜明朝之后，此处五百余年与世隔绝，无人问津。1958年，新中国在这里创建了第一个导弹发射场，组建了共和国第一支导弹发射部队。现在，中国第一艘飞船又将从这里起飞。只是，这一天发射场的官兵们等得太久了！

    1992年中央批准载人航天工程后，对于发射场的选址，同样有过意见分歧。当时可供选择的发射场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位于四川的西昌发射场，一个是位于西北戈壁的酒泉发射场。一种意见认为，发射场应该建在西昌基地，理由是西昌基地一开始就是为发射飞船而建的，而且那里已经发射过“长二捆”大型火箭，有现成的发射塔，用不着再建一个新的发射场，可以节约几个亿的经费。另一种意见认为，发射场应该建在西北酒泉基地，理由是酒泉基地在大戈壁滩上，发射场区占地面积五万平方公里，视野开阔，能见度好，航区二百公里内基本不见人烟，六百公里内没有密集的城镇和交通干线，万一航天员掉下来，好找。而且戈壁滩气候干燥，雷电日少，没有雨季，发射气象条件较好。如果在这里发射飞船，航天员返回时的落点就可以选在地势平坦、一望无际的内蒙古草原，便于搜寻。而西昌气候恶劣，一年四季雷雨频发，不易满足发射的气象条件。而且，发射场四周全是大山，山上全是树，航天员一旦掉进深山老林，不好搜救。此外，西昌发射的方向是西北，若是冬天发射，航天员万一掉在海里，水温很低，安全没有保障。

    后来，经过一年多的勘察、论证，发射飞船的地点最终定在了西北的酒泉基地。

    但对于建一个什么样的发射场，又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一种意见主张搞一个最先进、最现代的发射场，即“三垂”模式的发射场--火箭可以在发射场垂直装配、垂直测试、垂直转运。这种发射场的设计最早起源于美国肯尼迪航天发射中心，后来被法国和日本采用，是当时国际上很流行的一种发射场。其好处是发射时间快，火箭飞船运到发射场后，一般只需三天便能发射出去，而过去传统的老模式的发射场最快也要半个月。另一种意见主张继续沿用过去老模式的发射场，即平行测试的发射场。理由是老模式的发射场中国已经搞了几十年，技术已经很成熟，而且建设费用很低，没必要花大钱（国外要几十亿美元）再搞一个新的发射场。何况一切还得重新设计，技术上有风险。

    为此，两种不同意见的专家“打”得非常厉害。尤其是个别老专家，坚决反对搞“三垂”模式的发射场，其中原因之一就是长期节约惯了，也穷惯了，穷怕了！每个项目作论证时，总舍不得花钱，更舍不得多花钱。一花钱，就心疼，能省一点，总想省一点。

    后经一番争吵、论证，上级还是决定，新建一个“三垂”模式的发射场。前提是：鉴于载人航天工程总的经费有限，投资控制在十亿人民币之内。

    如此少的经费，要建起一个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发射场，当时不少国外专家都认为这是天方夜谭。但中国航天人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自己设计，自己建造，经过四年的艰苦努力，一座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三垂”模式的发射场最终耸立在了酒泉基地弱水河东侧的戈壁滩上！

    7月的戈壁滩酷暑难熬。飞船、火箭运抵基地后，各系统迅速展开工作。经过两个多月的调试，各系统仪器设备基本正常。为确保首次发射成功，指挥部决定在10月2日这天，让火箭、飞船与地面其他设备进行一次大合练。

    合练中，火箭系统一路过关。

    但飞船系统在联试中，当测试人员给飞船的数据处理装置和返回舱加电时，一连加了好几次都加不上去。经测试人员分析，认为可能是飞船返回舱内一个控制器出了问题！

    接着，在飞船的第二轮测试中，又出现了一个更严重的问题：一个定向陀螺仪被卡在里面，原因不详。控制器属于环控生命保障系统，事关航天员的安全。而陀螺仪则是飞船的“眼睛”，它为飞船提供定位的基准信号。如果陀螺仪出现故障，飞船上天后就不能沿着预定的轨道飞行，更无法正常返回。

    问题一出，发射场顿时炸了锅！因为要解决这两个问题，就必须打开飞船的防热大底，对里面的设备进行一一检测，待排除故障后再把飞船大底重新合拢，重新密封。

    但凡业内人士都清楚，打开飞船大底，非同小可！飞船大底在合拢、密封之前，里面的每台仪器、每根导线、每颗螺钉、每个焊点，都是经过无数道严格程序检测过的。现在要打开飞船大底，就意味着里面已经安装好的火工品要重新装配，七十多根电缆线要重新拔出，对陀螺仪的精度要重新测量。牵一发而动全身，一旦碰坏一个焊点，接错一根导线，发生一点纰漏，便有毁掉整艘飞船的可能。据有关部门计算，打开大底再重新复原，新的损害概率是96.3％！

    于是，飞船的大底是拆开还是不拆开，成为首次发射飞船争论的焦点。

    一种意见认为，飞船上有备份，这个坏了，可以用备份顶替，还是不开大底为好。因为“神舟一号”飞船本来就是用电性测试船改装的，经不住折腾，万一大底开坏了，就会废了整艘飞船，首次发射也就前功尽弃！另外，离发射时间只有一个多月了，若要打开大底，势必拖延发射日期。

    而另一种意见则认为，虽然打开大底确有风险，但不带问题上天，是发射场几十年来一条铁的法则。只有打开大底，排除了隐患，飞船才能上天。虽有备份，但备份是留给飞船天上用的，如果飞船还在地面上就用了备份，上天后万一出现问题怎么办？

    最着急、最难受的，是飞船系统总师戚发轫和总指挥袁家军。因为无论采取哪种方案，都很为难。不开大底，飞船会带着隐患上天，有风险。若打开大底，稍有不慎，出现纰漏，也有风险！从内心来说，他们很不愿开大底，因为这艘飞船从设计、研制、生产、检验再到完全合拢，凝聚了飞船系统三万科技人员七年的心血！如果真要给飞船“开膛破肚”，他们实在于心不忍！何况开大底风险非常大，搞不好就会赔了夫人又折兵！

    袁家军说，拆开大底有十四个风险，这些风险中又有四个风险是致命的。在拆开大底的过程中，如果碰到电器，还可以测量。如果碰到火工品或打包锁和非电传爆产品，就没法测量。一旦其中任何一个发生爆炸，人员和飞船都不安全，大家七年的心血就会付之东流！但若不开大底，万一上天后再出现问题，这个责任谁承担得起啊！

    结果，折腾了一天，飞船大底是拆开还是不拆开，谁也定不了。不仅飞船总师戚发轫定不了，大总师王永志也定不了。

    事情很快惊动了北京。

    最先乘专机赶到发射场的，是航天工业总公司总经理王礼恒和副总经理张庆伟。两人一到发射场，便在现场召开了会议。会上两种意见各执己见，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总经理王礼恒只好说，科学的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上，拆不拆开飞船大底，咱们也不好举手表决。我看今天晚上暂不决定，各位总师和总指挥回去再考虑几个小时，明天再定。会后，又将北京卫星制造厂副厂长张志礼紧急调来发射场。张志礼多年从事飞船总装工作，对飞船开大底颇有经验，曾经总结过几十条对策。很快，载人航天工程副总指挥沈荣骏、参谋长胡世祥也乘专机飞到了发射场。再接着，载人航天工程总指挥曹刚川也乘专机来到了发射场。

    是夜，工程指挥部召开七大系统“两总”紧急会议（即总指挥和总师会议）。会上，对于开不开大底争议仍然很大。争吵到最后，大家不说话了，都看着总指挥曹刚川。

    曹刚川到发射场后，只听汇报，不表态。不是不表态，而是很难表态！但现在他必须表态了。他说，我知道，你们都等着我表态。不拆开飞船大底，就不会捅出新娄子，就能保证发射的进度。如果备份在天上听话，还能保证试验飞船的正常飞行。这样的话，上下全好交代。不错，“争八保九”，我喊得最厉害。用电性测试船改装试验船，最后也是我拍的板。现在飞船肚子疼，难道我们要让它到天上去拉稀吗？大家盼着我来，我知道，有盼着我说一个字的，也有盼着我说两个字的。我现在就说一个字：开！而且谁开谁得立军令状，绝对不能开出问题来！

    会议结束后，全部压力都压在了飞船系统上。由于压力太大，航天专家张宏显走出会议室，眼泪都流出来了。

    拆开飞船大底这天，测试大厅气氛异常紧张。上至副总指挥，下到技术员，全围在了飞船的身边。

    返回舱的起吊，是拆开飞船大底的关键。如果返回舱吊起来不晃动，就算成功了一半。要是返回舱左右晃动，火工品就容易爆炸。所以起吊之前，大总师王永志缓缓走到飞船返回舱跟前，亲手把每一根吊带摸了一次，又摸了一次。而飞船总师戚发轫则把起吊的各个关键岗位检查了一遍，又检查了一遍。当时有人看见，两位总师的眼里都暗暗噙着泪水……

    飞船大底终于拆开了。专家们发现，故障的原因并不复杂，是一根小小的信号线在合拢大底时，不小心给压断了！专家们如释重负。一位女技术人员还当众哭出声来。

    由于飞船拆开大底耽误了时间，原定11月8日至12日发射的计划只有往后推。这一更变使得发射窗口必须重新确定。所谓发射窗口，是指适合发射飞船的时间范围。发射窗口有长有短，长达几天，短则几分钟，依具体气象、天体情况而定。有关部门重新预测的最佳发射窗口是11月18日至22日。于是指挥部将发射时间改定为11月18日。

    然而，发射窗口刚刚确定，太平洋上又传来一条消息：“远望一号”测量船在海上遇到强烈风暴，无法继续向前！

    怎么办？

    此前，“远望一号”测量船曾遭遇过两次台风的袭击。没想到这次根据气象预报，未来三天之内，还会出现更大的海风！于是“远望一号”测量船能否抗住海上风暴的袭击，按时到达指定海域，又成为发射场人们心头的一大悬念。

    而就在这时，正在发射场忙得不可开交的飞船应用系统总设计师顾逸东又接到了北京中科院空间环境预报中心传来的一份加急电传。这份电传说：根据天文预测，1999年11月18日，太空将会出现狮子座流星雨！如果“神舟一号”飞船在18日发射，飞船极有可能与狮子座“流星雨”相遇！

    顾逸东说，看到这份电传，我脑袋都大了！此前天天都在开展预想，什么都想到了，就是没想到还会有来自天外的“流星雨”！“流星雨”就是在太空中像乱箭般迸射的小陨石，它是航天器飞行中的“天敌”。据说一个核桃大的小陨石就能将飞船击穿。实在是防不胜防啊！

    顾逸东急忙放下手头工作，接通了北京空间环境预报中心主任龚建村的电话。

    顾逸东问，电传上的信息是否可靠？

    龚建村说，可靠，这是我们近期通过检测和天文计算的结果。如果18日发射，飞船碰到“流星雨”的可能性极大！而且，后面还有可能遇上“流星暴”！

    空间环境预报中心组建于1998年，历史虽短，却实力不凡。进入11月后，预报中心的专家们在搜寻资料时看到国外多次报道说，11月太空可能出现“流星雨”！果然，国际空间站的发射时间很快被推迟，美国国防部随后也为其间谍卫星发出了应急规避的轨道指令。于是这一信息引起中国预报中心专家们的高度警觉。他们加班加点，一边实施监测，一边加紧天文计算。计算结果，11月18日“神舟一号”飞船的发射窗口正好在狮子座“流星雨”的时段内。而且，其后还有可能发生“流星暴”。即是说，还有从彗星上迸出的陨石射向地球外层空间，其数量为每小时一万五千颗左右，时速为每小时七万至二十万公里，其危险程度比“流星雨”还要可怕！

    顾逸东问，18日遇到“流星雨”的概率是多大？

    龚建村说，18日发射，风险率为百分之百；推迟二十四小时，风险率为百分之六；推迟四十八小时，风险率几近于零。

    顾逸东放下电话，当即将情况报告了副总指挥沈荣骏。沈荣骏又当即将这一情况报告了总指挥曹刚川。工程指挥部马上召开紧急会议。会上曹刚川说，我国首次发射飞船，事关重大，别说百分之六的风险，就是万分之六的风险我们也不冒！

    会议最后决定，“神舟一号”飞船的发射时间再往后推迟两天，即发射时间定在11月20日。这样，既可避开“流星雨”的袭击，又给“远望一号”测量船多留了两天时间。

    会后，指挥部当即将发射时间呈报中央。

    果然，11月18日这天，北京空间环境预报中心获悉，美国、俄罗斯、澳大利亚、法国等国均预测到了那场可怕的“流星雨”！

    消息传至发射场，专家们个个瞠目结舌，一阵后怕。

    11月20日凌晨6时，即将起飞的火箭、飞船巍然屹立在发射塔上。成千上万来参观的群众不顾冬夜的寒冷，早已等候在发射场的四周。吴邦国、张万年、吴仪等中央领导也坐镇在指挥大厅观看发射。尽管此次发射的飞船里没有航天员，但由于是第一次发射飞船，所以从指挥大厅到各个技术岗位的气氛都很紧张。尤其是火箭和飞船系统的几位老总，眼睛紧紧盯着大屏幕，表情十分严峻。

    6时30分，指挥员准时下达了“点火”口令，载着“神舟一号”飞船的“长征二号F”火箭拔地而起，扶摇直上，开始了中国载人航天的处女之航！

    十二秒后，程序开始指挥火箭拐弯。指挥大厅频频响起调度员的声音：逃逸塔分离正常！助推器分离正常！一级火箭分离正常！

    大厅随之响起一片掌声！

    然而就在这时，大屏幕下方的一组曲线突然发生急剧变化。接着前方测控站传来信息：火箭飞行速度正在急速下降！

    掌声戛然而止。专家们的心跳骤然加快。尤其是火箭总师刘竹生和总指挥黄春平，两人不禁一起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大冬天的，额头居然渗出一片细汗！

    很快，曲线恢复正常。

    接着，从北京航天指挥控制中心传来调度员的声音：

    火箭、飞船分离正常！火箭反推点火成功！飞船准确入轨！

    掌声再次爆响！

    刘竹生和黄春平这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中央军委副主席张万年走到大厅的前台，大声宣布：“神舟一号”飞船发射成功！它标志着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取得了重大突破，是中国迈向21世纪的一座新的里程碑！

    接着，江泽民总书记向发射场发来贺电，向全体参试人员表示祝贺！

    然而，当“神舟一号”飞船进入第十三圈时，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再次把北京航天指挥控制中心的专家们的心揪了起来：按事先预定的程序，飞船进入最后一圈后，地面要给飞船注入一个变轨的返回控制指令。但渭南测控站第一次向飞船注入返回控制指令时，没有成功。青岛测控站第二次向飞船注入返回控制指令时，仍然没有成功。飞船很快飞临日本海上空，位于太平洋上的“远望二号”测量船第三次向飞船注入返回控制指令，还是没有成功！

    北京指挥控制中心的紧张气氛一下子达到了顶点！专家们坐不住了，全都站了起来！

    很快，“神舟一号”飞船进入第十四圈，即最后一圈。即是说，给飞船注入返回指令只剩最后一次机会了。这个最后的机会留给了“远望三号”测量船。而“远望三号”测量船注入指令的时间只有四十七秒！如果在四十七秒内再不能给飞船注入指令，飞船的落点将会偏离四十公里，甚至很可能失去控制！

    此时，最紧张的是北京指挥控制中心飞控组的专家们。他们快速完成了故障分析、测控条件计算、数据注入仿真试验后，马上提出了故障处理方案。但飞船进入“远望三号”监测区后，当飞控组的专家对原来的第一条指令进行删除时，一连删除了好几次，就是删除不掉！再继续删除，还是删除不掉！注入指令的时间眼看着一秒一秒地流失，最后只剩下了十秒！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飞控组果断地向飞船发出了应急指令，终于打开了飞船舱内的接受设备，转换了应急电源！

    1999年11月21日凌晨3时41分，“神舟一号”试验飞船绕地球飞行十四圈后，成功返回地面。

    “神舟一号”试验飞船首次发射成功！中国航天人终于完成了“争八保九”任务，兑现了向中央立下的军令状。载人航天工程的诸位老总们这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同时，航天人这一成功也进一步赢得了中央的信任。

    副总指挥沈荣骏说，发射成功后，我们向中央申请补助经费的报告刚递上去，朱镕基总理当天就大笔一挥，又批给了我们四十个亿！

    此次发射试验在“神舟一号”飞船上搭载了两面旗，一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另一面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区旗。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在澳门回归祖国这天，即12月20日，由航天总公司总经理王礼恒亲手交到了澳门特别行政区官员的手上。而被航天人称为“太空国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则在21世纪来临的第一天，迎着新千年的第一缕曙光，缓缓升起在天安门广场的上空！

    零秒越千年

    2003年10月15日，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个堪称伟大的日子。

    凌晨一点，发射进入负八小时倒计时。

    凌晨两点，航天员的随行医生依次敲响航天员的房门。医生敲响杨利伟的房门时，杨利伟还在睡梦中；敲响翟志刚房门时，翟志刚也在睡梦中；敲响聂海胜的房门时，聂海胜因听见了旁边的敲门声，自己先起来了。苏联、美国的航天员上天之前都习惯在自己住过的房间门后签下自己的名字，这天早晨三位中国航天员也按照这一“国际惯例”，各自在自己宿舍房门的背后签下了自己的名字，随后又在客厅房门的背后留下了三人的集体签名。而且，三位航天员昨晚睡觉前，还各自在一本签字薄上写下了一段留言。翟志刚的留言是：“光荣属于集体，属于祖国，属于人民。”聂海胜的留言是：“心系‘神舟五号’飞船，誓圆中华飞天梦想！”杨利伟的留言是：“神圣的使命，航天人的光荣。”

    接着，随行医生为三位航天员作身体检查。三位航天员身体正常。杨利伟除了体温增加了0.1度外，其他与往常一样：血压收缩压116，体温36.1，心跳每分钟76次！

    随后开始吃早餐。这顿早餐除了三位航天员，没有任何人陪同。餐桌为长方形，三人的位置是：杨利伟坐端头，翟志刚坐右边，聂海胜坐左边。早餐的内容，是杨利伟最喜欢吃的面条和饺子。这顿早餐吃得不算多，也不算少，用杨利伟自己的话说，感觉挺好，吃得很舒服。尤其让杨利伟感到提神又壮胆的是，早餐结束前，翟志刚拿出一瓶红葡萄酒，给聂海胜倒了半杯，给自己倒了半杯。然后，先给杨利伟倒了半杯矿泉水，再往矿泉水里倒了一点点红葡萄酒。翟志刚举杯说，来，利伟，为你壮行！杨利伟说，谢谢二位！说罢，三人站起来，高举酒杯，一饮而尽！这是杨利伟上天之前在地球上吃的最后一顿早餐。

    早餐结束，杨利伟坐在客厅的凳子上，默想了一会儿飞行程序。然后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开始穿戴航天服。翟志刚和聂海胜则在旁边帮助杨利伟收拾东西，不时提醒杨利伟进舱的一些注意事项。

    凌晨3时40分，随行医生为杨利伟作最后一次体检。杨利伟身体正常，几项指标依然是：收缩压116，体温36.1，心跳每分钟76次。4时整，随行医生和航天医学专家分别在杨利伟的体检报告上郑重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4时30分，杨利伟的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吴川生提议，在杨利伟出征之前留个影。于是，身着航天服的杨利伟坐在中间，翟志刚、聂海胜站在杨利伟身后，宿双宁、吴川生各站一旁，照了一张合影。身后墙上的挂钟显示的时间是：2003年10月15日4时37分。这是杨利伟上天前在地球上拍的最后一张照片。

    5时20分，在“问天阁”举行航天员出征仪式。国家主席胡锦涛这天也起了个大早，亲自为航天员出征壮行，并作了讲话。

    胡锦涛说：

    杨利伟、翟志刚、聂海胜同志，“神舟五号”马上就要发射了，这是你们期盼已久的庄严时刻，也是全国各族人民期盼已久的庄严时刻。一会儿，杨利伟就要作为我国第一个探索太空的勇士出征，就要肩负着祖国和人民的重托去实现中华民族的千年梦想。我们相信，你一定会沉着冷静，坚毅果敢，圆满完成这一光荣而神圣的使命。我们等待着你凯旋归来！

    杨利伟说：

    请总书记和全国人民放心，我决不辜负祖国和人民的期望。我向总书记和全国人民保证，坚决完成任务，不辱使命！

    之后，杨利伟左手提着航天服通风箱，向着大厅的侧门走去。这时胡锦涛又往前走了两步，望着杨利伟的背影挥了挥手。杨利伟一回头，见胡锦涛在向自己挥手，也挥了挥手，然后向着航天员公寓外的广场走去。

    广场上，数百名为航天员送行的队伍早已等候在此。他们中除了航天专家、科技人员和基地发射官兵，还有身着民族服装的少数民族男女、白发苍苍的老人以及佩戴着红领巾、手持鲜花的少先队员。虽是10月中旬，但戈壁已是初冬，加之是早晨，所以站在人群中的我尽管身穿棉大衣，也依然感到阵阵寒意。

    5时30分，杨利伟身着乳白色航天服亮相于广场，人群顿时一阵欢呼，欢快的《迎宾曲》也骤然响起。在热烈的欢呼声中，杨利伟走到事先摆好的一个话筒前，向总指挥李继耐庄严报告：“总指挥同志，我奉命执行首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准备完毕，待命出征，请指示！中国航天员大队航天员杨利伟！”

    “出发！”总指挥李继耐庄严地大声下达了命令。

    “是！”杨利伟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然后向护送自己的专车走去。翟志刚、聂海胜紧随左右，护送着杨利伟上车。杨利伟临上车前，三人紧紧拥抱在一起。

    5时40分，护送杨利伟的车队在晨曦中向着发射塔缓缓驶去。杨利伟的身后，是无数双满含热泪与期盼的眼睛，以及此起彼伏的激动人心的口号声：“杨利伟，我们盼着你胜利归来！”“杨利伟，祝你一帆风顺！”……

    5点58分，护送杨利伟的专车直接开到发射塔下。杨利伟下车，进入防爆电梯，身后是教练员和随行医生。李继耐、胡世祥、王永志、张建启、戚发轫、袁家军、黄春平、刘竹生等与杨利伟作最后的告别，他们纷纷对杨利伟说：“利伟，祝你成功！”“利伟，祝你凯旋！”

    站在电梯里的杨利伟一脸微笑，说：“放心，明天北京见！”

    就在防爆电梯快要关闭的时候，大总师王永志像父亲一样伸出手臂，拉住杨利伟的手，没有任何语言，眼睛却分明在说：去吧，小伙子，没有把握，我们是不会送你上天的。由于杨利伟穿着航天服，不能正常握手，两人的手只能紧紧挨在一起，直至防爆电梯开始自动关闭，才慢慢、慢慢松开……这是杨利伟上天前与大总师在地球上的最后一次“握手”。

    防爆电梯将杨利伟徐徐升至近六十米高的飞船舱门前，杨利伟走出电梯。按照程序规定，杨利伟离进入飞船的时间还有十五分钟。也就是说，杨利伟要在飞船的舱门前等待十五分钟。此刻，在六十米高的发射塔上，在飞船的舱门前，一共只有五个人：杨利伟、教练员、随行医生以及专门负责关闭飞船舱门的两位师傅，而绝对没有一个记者。所以后来见诸于各种报刊、书籍的关于杨利伟进入飞船前向人们挥手致意的照片，均是记者们（也包括我在内）三天前“导演”的作品，而绝非杨利伟当日上天前的留影。由于这一时刻非常特殊，也非常微妙，五个人坐在那里，你看着我，我看着你，都不说话。毫无疑问，这一时刻对杨利伟来说是一个非常难熬的时刻，就像一个人被悬在了空中，大家都在看着你，看你什么时候升到天上，或者落在地上。而对其他四人来说，同样也是一个多少有点尴尬的时刻--与杨利伟说话也不是，不说话也不是。说了，觉得多余；不说，又不放心。

    片刻，有人说了一句，给杨利伟说个笑话吧。

    说这话的人是想缓和一下气氛。结果笑话还是没人说，连提议说笑话的这个人也不知说什么笑话好。后来，是一位负责关闭飞船舱门的师傅和杨利伟聊起了天。这位师傅对杨利伟说，听说苏联的加加林第一次上天的时候，也有两位师傅负责为他关闭飞船的舱门。后来，其中一位师傅退休了，另一位师傅当上了苏联国家航天博物馆的馆长……两人正聊到这里，指挥控制中心传来“航天员进舱”的指令。于是，杨利伟在教练员、医生和两位师傅的协助下，缓缓爬进了飞船返回舱。而就在两位师傅即将彻底关闭飞船舱门的最后一瞬间，杨利伟一回头，微笑着向刚才与他聊天的那位师傅开了一句玩笑：“‘馆长’，明天见！”这是杨利伟上天前留在地球的最后一句玩笑话。

    清晨8时，鲜红的太阳从地平线上缓缓升起。

    这一天，戈壁滩上的天气出奇地好。没有风，没有雨，更没有沙尘风暴，只有阳光洒满千里戈壁，戈壁一片灿烂金黄！高高耸立于蓝天之下的发射塔，在阳光的照射下，犹如一个顶天立地的伟岸汉子，站在大西北的地平线上，随时待命出征！而千古荒凉的戈壁滩，这天仿佛也突然变了模样，容光焕发，朝气蓬勃，活力四射，给人以神奇伟大、妙不可言的感觉。

    的确，这是一片神奇而伟大的土地，这是一片多情而壮阔的土地，这是一个注定诞生神话与英雄的地方。默默流动的沙海勾画着历史的千年足迹；缓缓移动的驼队咀嚼着岁月的无尽沧桑；千年不倒的胡杨树撑起的是生命不朽的天空；高高的发射塔则延伸着人类从远古到未来、从陆地到太空的漫漫旅程。蒙族人称这片土地为额济纳旗。额济纳旗位于内蒙古自治区的西北端，东临巴丹吉林沙漠，西与新疆哈密相通，南与甘肃酒泉紧邻，北与蒙古国接壤。这里曾经古树参天，草木葱茏，流水潺潺，遍地牛羊，早在原始社会便有人类生存栖居、繁衍生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在这里留下了无数的杰作：胡杨树千年不倒；弱水河长流不断；居延海烟波浩淼；“沙漠王”享誉世界。千百年来，这里上演了一幕幕血淋淋的历史大剧，也留下了无数神奇的传说与迷人的故事。老子在此骑牛西游，苏武在此牧羊十九年，霍去病在此攻打河西，马可·波罗在此秘密探险。自秦汉起，这里便是北方民族与中原王朝血火拼杀的战场。骁勇彪悍的蒙古族土尔扈特人数百年来也一直游牧、抗争于此，这个马背上的部落在1630年还西征到了伏尔加河下游，在那里创建了威震四方的土尔扈特汉国，其领土扩展至俄国乌拉尔河与顿河、察里津与高加索之间。令人痛惜的是，18世纪中叶，百折不挠的土尔扈特人东归故国时却代价惨重--离开伏尔加河时十七万之众的队伍，东归抵达故土时仅剩几万条性命！而且，这里还是中华民族梦想飞天的地方，距此不远便是飞天圣地敦煌莫高窟……漫漫黄沙，萧萧长风，历史的脚步走到了上世纪1958年，新中国的第一个导弹靶场落户于此，十万航天大军秘密开进大漠，在此安营扎寨。于是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蒙古族同胞把最好的草原让给了共和国第一个发射场，而自己则北迁一百二十多公里，重新开垦拓荒，建立了新的额济纳旗城镇。从1958年到2003年，共和国第一支导弹发射部队在冰雪风沙中一路走来，走过了常人无法想象的四十五年，熬过了极其艰难的岁月。他们如同戈壁滩上不倒的胡杨，深深扎根于此，完成了一千多枚导弹火箭、三十四颗卫星、四艘无人试验飞船的发射，为共和国创造了波澜壮阔、震惊世界的十个“第一”--第一枚导弹从这里发射；第一枚核弹头从这里升空；第一颗人造卫星从这里起飞等等。而后，走到了今天。

    今天，历史再次选择了这片土地。中国将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用自己研制的火箭发射自己研制的“神舟五号”飞船，中国人要从这片神奇的土地上离开地球飞向太空！这片神奇的土地，能再现神奇吗？

    说来有点离奇，此次“神舟五号”的发射，无论火箭还是飞船，自进入发射场后，便一路绿灯，一帆风顺，不像前四次发射，问题一个接着一个，而且每个问题都能把人吓出一身冷汗！

    但是，7时49分，就在大家为这次的一帆风顺而暗自庆幸时，一个万万没想到的故障还是发生了：“01”发射指挥员郭宝新突然听到火箭系统指挥员王学武报告，火箭利用系统测试电源出现掉电！

    郭宝新的脑袋里“嗡”地响了一声。因为这个电源的供电时间最多为三十分钟，即是说如果在三十分钟内不能排除故障，就意味着今天原定9时发射的计划就必须推迟！郭宝新当即下令启用应急方案，王金安总师立即带领配电抢修小组赶到现场，火速排查！

    发射系统的人们焦急地等待着排查结果。十五分钟后，掉电故障终于排除！郭宝新的额头一片虚汗，发射系统的官兵们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8时15分，紧紧搂抱着火箭的发射支架像一双巨大的手臂，开始缓缓展开，托举着“神舟五号”飞船的“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将自己乳白色的身姿完全袒露在阳光映照的蓝天之下，于是“中国航天”四个大字显得格外耀眼夺目。如果说飞船是飘扬在高科技的珠穆朗玛峰上的一面旗帜，火箭就是将这面旗帜插上珠穆朗玛峰的登山运动员。迄今为止，全世界已先后研制出的各种火箭有二十三个系列、二百零八个型号，但拥有能发射载人飞船的火箭的国家，只有中国、美国和苏联。中国的“长征号”系列火箭从1970年至今已有过近百次的发射纪录，而“长征二号F”火箭则是“长征号”火箭家族中可靠性最高、安全性最好、推力最大的运载火箭。它全长近六十米，起飞推力六百吨，可将八吨重的飞船送上太空！

    这时，胡锦涛一行来到发射塔下，与即将升空的火箭、飞船作最后的留影纪念；在香港的参观大厅，凤凰卫视台的新闻频道正播放着一条消息：伊拉克又发生一起爆炸事故，二十名驻伊美军遇难，布什总统火速召开紧急国事会议；而在日本东京，国际宇航员会议开始不到十分钟，会议主持人便临时宣布暂时休会，于是中国即将发射的“神舟五号”和杨利伟的安全问题成了会议谈论的主题。

    8时45分，总指挥李继耐与飞船里的杨利伟通话。双方声音清晰，悦耳动听。

    李继耐说：杨利伟同志，再过十几分钟，你将乘坐“神舟五号”飞船飞向太空，中国人千年的飞天梦想即将实现！……希望你沉着冷静，坚定执着，按照预定的程序认真做好每一个动作。我们信任你，全国人民期盼你！

    杨利伟说：感谢首长的关心！我在舱内感觉非常好，请首长放心。我一定不辜负首长和全国人民的重托，以最饱满的精神状态迎接挑战！我向祖国和人民保证，坚决完成任务！

    8时50分，“01”发射指挥员下达了“十分钟准备”的口令。坐在飞船里的杨利伟向地面报告：“舱内初始状态检查完毕，设置正确。”这是杨利伟上天前在地球上作的最后一次报告。

    接着，胡锦涛主席一行登上基地试验指挥楼的楼顶平台，把目光投向了即将起飞的“神舟五号”。发射场附近，直升飞机、搜索车、救护车等快速出动；一百多名记者携带“长枪短炮”，争先恐后地纷纷抢占了有利地形；成千上万观看发射的战士、家属、老人、儿童以及当地百姓全都注视着发射塔；在距离发射塔两百米远的戈壁滩上，十几匹骆驼也驻足引颈，一起抬头仰望……

    与此同时，在千里之外的北京指挥控制中心大厅，观看发射的中央领导人以及中央各部委贵宾也已就位，目光全部集中在了大屏幕上。在北京南苑火箭研究院的一间小屋里，一位火箭专家的妻子正盯着电视屏幕。每次发射，这位专家的妻子都要看，不管成功与失败，就像球迷看球赛不管输和赢。久而久之，她总结了一个小小的经验：每次发射前如果家里吃饺子，发射就成功；如果家里吃面条，发射就失败。于是为了这次发射成功，这天她从凌晨五点就开始包水饺，本来胃不好的她，居然一口气吃了六十六个水饺！她说，六六大顺啊！还有一个发射军官的妻子，此刻也坐在了家中的电视机前。每次发射她都看，每次看发射她都习惯在茶几上放点水果，边吃边看。有一次她吃的是西瓜，结果发射成功了。有一次她吃的是梨子，结果发射失败了。从此，她再也不吃梨子了。可有一次她分明吃的是西瓜，发射还是失败了。所以这天她不知道该在茶几上放什么水果才好，一个早上都在家里转来转去，最后决定又放西瓜又放梨子。结果，从早晨六点她就守候在电视机前，两个多小时过去了，她一会儿拿起梨子，一会儿拿起西瓜，虽然早就又饥又渴，却什么也不敢吃，一口也没吃--不是不想吃，而是怕吃错了！

    “五分钟准备！”发射进入最后的倒计时。

    此刻，距离发射塔一千五百米远的基地指挥控制大厅里，看似十分平静，实则每个人心里都暗自怦怦跳个不停。谁都没注意，就在这时，总指挥李继耐侧了侧身，轻声问了大总师王永志一句：“带了吗？”王永志点了点头，并用手摸了摸衣兜。由于每次发射都惊心动魄，如履薄冰，所以几十年来不少航天专家都患上了一种职业病--心脏不好。久而久之，每次发射前带上一盒救心丸，便几乎成了专家们的一种习惯，或者说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在火箭点火前几分钟，他们彼此总会提醒一句：带了吗？王永志心脏不好，发射前医生给他和好几位专家都准备了救心丸。李继耐担心他忘了，所以问了一句。仅有三个字的这句话，听起来是那样的简单、平凡，而且与发射毫不相干，但局外人哪里知道，这三个字透露出专家们承载着多大的压力啊！

    而此刻火箭系统的总指挥黄春平和总设计师刘竹生，两人脸上的表情更是分外凝重。再过两分钟，火箭就要点火起飞了，两分钟后能成功点火、顺利起飞吗？尽管为了一个航天员的生命安全和发射的成功，他们大胆突破原有设计理念，采用了五十五项新技术，攻克了故障自检处理系统和逃逸救生应急系统两大世界性难关，并对火箭三百零九个质量问题和一千多个插头，全都进行了重新检查，其可靠性已达到了工程总体要求的百分之九十七。百分之九十七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年初美国的“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在第二十八次飞行时爆炸，他们计算了一下，其可靠性就大致相当于百分之九十七。而可靠性是一个随机性的问题，二十八次中失败一次，这一次有可能是第一次，有可能是第十八次，也有可能是第二十八次。面对这样一个百分之九十七，谁能保证这一次绝对成功？万一那个百分之三偏偏就出在这一次呢？因此，在火箭点火前一分钟时，黄春平还是伸手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衣兜--衣兜里和王永志一样，同样装着救心丸。而刘竹生的老毛病早就犯了--手心已经沁出一大片细汗！

    “十，九，八，七，六……”发射进入读秒倒计时。

    这时，基地指挥控制大厅的大屏幕上清晰地传出一幅图像：杨利伟举起右手，向全国人民庄严地行了一个军礼！这是杨利伟上天前留在地球上的最后一个军礼！

    “……五，四，三，二，一，点火--起飞！”

    随着“01”发射指挥员一声令下，2003年10月15日9时整，火箭一声长啸，腾空而起！霎时间，烈焰熊熊，雷霆万钧，山呼海啸，天地动容，指挥大厅和方圆十几公里内的人群一片欢呼雀跃！在众人的欢呼声中，火箭在熊熊烈焰中徐徐上升。火焰紧紧包围着飞船。飞船里的杨利伟此刻承受着巨大的超重压力，耳边不时响起火箭升空时脱离箭体的碎片的“嘎嘎”爆裂声，但他依然目光炯炯，神态自如，从天上传回的各项生理参数显示：他的身体状况一切正常，而且心跳还是每分钟76次！

    “一、二级火箭分离！”

    “火箭、飞船成功分离！”

    9时9分50秒，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从这一刻起，杨利伟终于挣脱地球的束缚，冲破地球的引力，成为第一个离开地球的中国人、第一个叩响宇宙大门的中国人！

    9时33分，随行医生与杨利伟通话，询问杨利伟感觉如何，杨利伟回答说：“我现在感觉良好！”这是杨利伟--一个中国人第一次从太空传回地球的声音。

    9时42分，总指挥李继耐正式宣布：“‘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

    这是中国的第一次载人飞行，全世界的第二百四十一次载人飞行；这是中国人第一次进入太空，全世界第九百五十二人次进入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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