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掉《金华日报》高薪且轻闲的工作,2004年春天起,她在上海游荡。她喜欢这座城人与人的密度带来的自由,即便那时挤在妹妹及妹妹男友的租房,她仍留了下来。
一年后,我与她在上海会合。她在媒体工作后,在天钥桥附近租了房,与我当时供职的公司不远。我们常约在一起。她的租处是所老公寓,楼梯陡直近乎90度,浴缸与灶台一帘之隔,外头是公用走廊,洗衣机间歇性轰鸣。这样的场景显然不适合泡澡,所以浴缸被充当巨大的洗菜池。这么处逼仄之地租金是950元,上海最常见的老公寓,市井烟火──虽然这里离气质鬼魅的“新天地”地铁站不过四站,但无疑却是两重天。
租期满后,她搬家了。仍是简陋老公寓的二楼,这次和热心的几户邻居合用一楼厨卫,小小的后院里有胖猫一只,常呈贵妃醉酒之态,还有下午准时升起的中药味。在后院,可见一墙之隔的华室,前身同样是邋遢的两层老公寓,被一个老外买下,改造得魅力非凡。
对Z来说,搬家最大的不便是书,它们沉重而又必须携带。我记得第一次从她那里借的三本书是刘小枫的《走向十字架上的真》、里尔克的《亲爱的上帝》,还有本获美国普利策文学奖的裘帕·拉希莉的《疾病解说者》,前两本是她一直随身携带的行李,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她的精神行李。
书堆叠在她床边,她甚至没一个正式点的书架安放它们,但绝不会比搁在堂皇的书房架上更令它们感到委屈。刘小枫的书上,遍布她的圆珠笔画痕,在如下一些句子上:
通往真理的路径,除了苦役、土牢和地下室外,别无他途。
悲剧哲学正是从这点开始的,希望永远失去了,而生命却孤单地留下,在前方尚有漫长的生命之路要走。你不能死,即使你不喜欢生。
受苦是人的觉醒的开始,怡乐的、平静的自然性生存恰恰取消了人的一切人性的东西,使之回归于植物性生存……只有这样,人才不致遗忘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挚情。
……
和书一样多的是碟(我没法说出她看了多少部碟,也许和我看过的综艺片及无厘头节目一样多)。我记得她说起“无可挑剔的《永恒与一天》”,西奥·安哲罗普洛斯一九九八年的老片子,看完她号啕大哭。她想着幸好还有电影,“可以让我在看完的那一刻获得一束内聚的光,得以在瞬间被照亮。片尾,老诗人问他妻子:明天会持续多久?年轻的妻子回答他:比永远再多一天。”
她还喜欢侯孝贤的《红气球的旅行》。对台湾导演她一直抱持敬意,杨德昌在她那儿永远排第一位,侯孝贤与蔡明亮则不分伯仲。喜欢侯孝贤是因为他的琐屑,拉拉杂杂,汤汤水水,而蔡明亮的电影她觉得近两年越来越不好了,“花红柳绿的性让人直接想到送呈给观众的一份份病历报告,其实患病的人生不一定要用过界的性意识来表现。”
她会手工,绘画(她曾自费在中国美院进修一年),虽然个子小,可她的衣饰总能让你毫不费力地从人群里一眼认出她。是的,那些流行的,普泛的,对称而平稳乏味的,大量被拷贝的流行她都不喜欢,虽然她也是个职业人,但职业装这类板正的东西一辈子甭想在她衣柜里混一席之地。她喜欢有趣味的玩意儿,正如她喜欢这样的人生。
她认为生活需要艺术来刺痛与激励,艺术则需要生活作为平庸的衬垫与铺底。她认为一个人必须活得淡泊。她怀疑普遍的被复制的幸福感,她追求个体的独立,她形容自己“曾经是一颗独来独往的水果硬糖”,当然,现在的她身为一家自然人文杂志的编辑部主任,已像颗什锦软糖般人际甚好,那些摄影师、NGO志愿者、旅行家,不少成为她的私人朋友,事实上,她是个看上去很有亲和力的女人。但在亲和之下,她始终保持自己的思考与见解,她惮于某些“过佳”的人际关系,因为“过佳”可能会导致温度上升带来的对个体的融化,从而无法独立塑形。
前年,她总算在上海中山公园一带有了自己的蜗居,她总算能在自己家听 Eagles,盘腿与朋友谈论纳博科夫或理查德·福特之类了,或者,还能聊聊她一直想实践的类型电影梦。
作为她新房第一位留宿者的我,如此喜欢这房的气息:放松,艺术,简练而迷人。房里有她四处行走的见证,那些来自旅途中的纪念物。墙上是她的好友,上海女作家丁丽英赠她的自绘油画“梦境的湖蓝”。重要的是,宜家的若干书架装下了她的那些书,她单身生活里最重要的伴侣。一副书架无疑是一个人的精神版图,在这版图跟前,一间房的面积与窗户多寡无关紧甚。茨维塔耶娃不是说过吗,“有这样一类你走近大城市时最初看见的房子:窗户很多,但住在里面的生命却不可思议的全是瞎子。”
2009年深秋,我们有了一次东北之旅。她鼓动我上路的理由是她会带我去那些不寻常之地:滩涂、湿地、边境、无名村落……比起A级的风景与团线,她更愿去往边缘之地。
在哈尔滨,某个岛上,我摄下她逆光的背影。
落叶铺满空旷悠长的道路,一袭黑衣,背着大包的Z向前走去,前方是她未知的路,也是我们都未知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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