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凄雨龙陵

    1976年的地震形势，像当年解放战争“三大战役”一样，当京津唐保卫战打响之后，在云南的龙陵和四川的松潘也先后发生了强烈地震。三大地震遥相呼应，地震工作者严密布阵，绷紧了应战的神经。虽然，唐山地震前发生的龙陵地震和唐山地震后发生的松潘地震，均获得了较为成功的预报，但人们笼罩在“政治地震”和“恐震症”之中，并未引起人们太多的关注。

    先让我们走近龙陵。

    滇西高原自西向东有高黎贡山、怒山、云岭、哀牢山等著名山脉，构筑了云南最诱人的美丽屏障；梅里雪山卡里博峰和玉龙雪山香格里拉，被誉为喜马拉雅女神养育的一对孪生姊妹；流入印度洋的金沙江、元江（红河）、澜沧江、怒江、瑞丽江等河流，恰似盘绕在这孪生姊妹额顶和腰间绚丽的彩带；龙陵至腾冲一带多古火山熔岩地貌，以及它孕育千万斯年的地下热海堪称中外奇观……

    大地震的魔鬼就藏在这美丽风景的后面。

    云南被称为地震“仓库”。

    当地人说，祖孙三于七，闭着眼睛都可以讲一个经历大地震的故事。闻名遐迩的抚仙湖水底就是一个埋藏地震遗址的博物馆。湖底原本是一个很繁华的坝子，坝子里有一座美丽富庶的古滇国城池，是一场大地震把城池沉人水底。湖边村渔民说，在湖里捕鱼，风平浪静时能看到水下城墙、炮台和石雕。2000年岁末，中央电视台曾报道了这一惊奇发现：在抚仙湖底勘察出城市基石和被淤泥覆盖的古城遗址。被称为“贡鱼”的抚仙湖独有的抗浪鱼，一定会比人类更清楚，在抚仙湖底沉寂千载的古滇国有多少美丽动人的传说；抚仙湖畔出生的聂耳，《义勇军进行曲》成了他23岁生命的绝唱。

    从厚如砖块的《云南地震目录》和与此书一样厚的竖排大字本《云南地震考》中可以看到，云南的地震在任何时候都不甘寂寞，仅从新中国成立后到2000年的50年间，云南6级以上大震49次，接近每年一次；其中7级以上大震16次，平均四年多就发生一次。频繁的地震使云南人付出惨重的代价，也为地震科学提供了大量的研究实例。因此，云南地震工作者得“地震”而独厚。

    故此，中美两国政府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发署的有关计划，于1980年1月24日签订地震科技合作协议，决定在云南建立滇西地震预报实验场——它位于中国南北地震带南段与喜马拉雅地震带西缘接合部，即南起云县，北至中甸，西起腾冲，东至楚雄，约9万余平方公里的区域；中美双方将实验场区域内约4万平方公里的范围辟为中美地震合作研究地震预报实验的现场。人们寄希望对该区地震具有强度大、频度高、类型多等特点的监测实验，能对地震预报难题有所突破。

    2006年1月29日上午，纪念龙陵地震30周年大会在大雨沱的洗礼中召开。警报拉响，惊彻云天，边睡古城沉浸在被豪雨浇透的肃穆之中。

    30年前的今天，也是大雨谤沱。1976年J月29日20时23分、22时10分，龙陵一带分别发生里氏7.3级、7.4级强烈地震，使保山地区、临沧地区、德宏州的九个县30多个乡镇遭受不同程度的损失，受灾面积约1800平方公里，倒塌房屋4万间，但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仅98人。

    显然，这是一个有一长、中、短、临预报的地震。

    时空转换：坐在主席台上的云南省地震局、保山市地震局以及保山市等各级领导，他们大都按先前准备好的稿子相继在大会上发言或讲话。但他们都不是我们要找的当事人。这样的会，没有当事少、参加，尤其是向上级发出临震预报的那几位地震工作者，还有那位舍命拉响警报的人，他们没到开会现场，没坐到主席台上，令人感到遗憾。

    哦，他们都还健在吗？为何没把他们请过来？他们是有功之臣，他们应当坐在今天的主席台上，讲30年前那场为捕捉地震、使龙陵百姓免遭劫难而下定生死赌注的搏斗，讲那些日日夜夜在“邦腊掌”地震台咀嚼困苦的坚守，讲地震来袭时那山崩地裂的历险经历……也许，他们的讲述比领导讲话更生动更鲜活更具有实际教育意义（当然领导讲话很重要）。笔者被请到主席台上正襟危坐，确是如坐针毡，于是使劲从领导的讲话和有关人员的发言中寻觅那被历史尘封已久的相关线索与细节。

    凝眸会场外的雨，仍是那般激情澎湃地下着，这不禁令人想起来之前就听到关于“龙陵雨”的古老民谣：

    芒市的谷子，

    遮放的米。

    象达的姑娘，

    龙陵的雨。

    刚到龙陵，就听到县地震局局长石家荣说：龙陵山形地貌独特、山连着山，岭抱着岭，像一条巨龙盘来绕去，雄踞中缅边界。当地流传着这样一个古老神话，是说“托塔李天王”下凡人间，巡察民情，在此突遭一场大地震，未来得及施法脱身，被崩裂的乱石埋住。为了悼念他，玉皇大帝命此地为“龙陵”。李天王的儿子哪叱，每逢忌日便挟东海龙王来此悼念，泪雨倾盆，旷久不见天日，龙陵的雨故此而扬名。

    这个神话听来荒诞吗？但它却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先人传下来的，听后细品品，似乎又觉得合乎情理。因为它与地震有关，连天上的神仙也降不过震魔的凶残。

    保山市地震局副局长孙文波说，1976年5月29日龙陵地震即将发生时，他身为德宏州军分区边防七团二营六连的模范班班长，带领战士们刚巡逻回来，正准备端水洗脚的当口，地震就来了！“我们所在的中缅边界瑞丽县弄岛雷允哨所震感非常强烈，就听一阵轰隆隆的声响，只见橡胶树摇晃起来，芭蕉叶子啪啪地互相抽打起来，我要大家把洗脚盆顶在头上立即往外跑，狂风大作，雨点夹着卷起来的石头砸在盆底上，叮叮当当响作一团。在此之前，我们接到过上级通知，说近日有可能发生地震，执勤时要多加防范，没想到地震说来就来了。好在营房没有倒，我们顶着洗脚盆在雨里待了大半夜。随后连队接到上级通知说，是龙陵、潞西发生了地震，要大家做好战备工作，加强边防巡逻，维持好当地的治安……”

    显然，石家荣、孙文波都不是我们要寻访的当事人。

    好在他们提供了几位当事人的姓名，但有的已经退休多年，有的已不在此地，一时半会儿很难查找他们。

    龙陵的雨仍在不停地下着。这不停地下着的龙陵的雨着实让人肃然起敬，让人感受到“哪叱”的忠诚与孝心……

    2.寻访失踪的“猎手”

    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当年龙陵县地震办公室主任赵错、技术员赵松茂。两位已是70多岁的人了。两位老人说，当年县地办就三个人，除了他俩，另一位就是拉响警报的李文煌，他是县地办副主任。

    拉响警报的李文煌现在在哪？

    赵铅摇头，赵松茂也摇头。说多年没跟他联系了，不知道他现在是什么情况，因为他早已调离了。

    继续打听，仍无音信。李文煌仿佛人间蒸发了一般。

    现任龙陵县广电局局长杨凡，2001年任县地震局局长和接任他的石家荣分头向有关人打听李文煌的下落，凡是有线索的电话，一个接一个地查寻，最后，是杨凡终于联系上了李文煌——他在德宏景颇傣族自治州开了个“奇珍异石、稀有植物”公司。已是七旬的人了，该是含怡弄孙、颐养天年，怎么开起公司了呢？

    公司那边在电话里说，李副总现在就在龙陵，他是由本公司法律顾问单志平驾车送他去的。

    啊！大家惊诧不已。

    有道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为参加纪念大会，李文煌冒雨驱车跑了上百公里，专程从德宏赶来。大会开始时，他就在会场下面靠边坐着呢！

    5月29日这一天，李文煌铭刻在心。

    见面后单志平对笔者说，5月28日一大早，李文煌就通知他把车准备好，明天一早往龙陵赶。

    单志平说，明天是跟缅甸一家客户谈生意，恐怕耽误不得。

    李文煌说，现在就通知缅方，一让他们改日再来。

    单志平似乎明白了什么，说，这雨下得很大，怕一时半会儿晴不了，路不好走啊！

    李文煌说，天上就是下刀子，我们爬也要爬到龙陵去！

    单志平适才恍然大悟。连忙说，好好，我们明天一定到龙陵。

    3.警报划破边睡夜空

    彻夜长谈。赵铅、李文煌、赵松茂三位当事人仿佛又回到了当年。

    当年三个人都是被“政治问题”所累的“失意者”。

    赵铃原本在县委组织部搞党务工作，是部长一职的最佳人选，因与县革委某些头头脑脑在政治运动中意见有分歧，就被一纸命令调到县地震办公室。还算不赖，给了个办公室主任当。而这个主任，包括自己只管三个人。

    李文煌是湖南省长沙人，1959年入曲靖农校学作物栽培，毕业后分配到龙陵农科所（当时叫农林科）当技术员，1964年任“四清”工作队小队长，到腾冲县和顺乡（当年叫公社）驻队。这一“驻”就认识了一位华商家族的千金闺秀寸时著，两人爱得可谓“水深火热”。当然只能在暗处偷偷摸摸进行，因为当时有海外关系属“特嫌”之列，是犯忌的。于是两位恋者严守秘密。李文煌平步青云当上了龙陵县革委委员，可是年龄不饶人啊，二人都急了，火烧火燎的：这样一来二去的想必“行踪可疑”。再说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他们的“关系”暴露了。怎么处理呢？那好办，就叫李文煌到老挝南达修路吧。领导就这么一句话，李文煌和200多人的筑路工在边防部队官兵的指挥下修了三年路。好在他当筑路大队的文书，在经历了多次飞机轰炸和炮火洗礼后，剩下100多人回到了中国境内，李文煌十分庆幸自己没有把“百把来斤”丢在异国他乡。于是，他什么也不顾了，什么也不想了，什么也不要了，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结婚！这是1974年春天，他被分到县地办任副主任。但这个副主任只是口头任命，不装档案。

    赵松茂1956年当兵，而且当的是测绘兵。那个年代的中学生在部队可是香悖悖，很受首长器重。他对地形地貌地质的测绘技术很有一套，上级培养他准备提干。可是偏偏这个节骨眼上，他的婚事出了问题：父母包办，给他定好了一个媳妇，并不是这个姑娘不好，而是他跟这姑娘几年没能建立起感情。家里逼他回去结婚，人家姑娘等着出嫁，他死活不同意。原因在哪儿？是他悄悄与当地的一位姑娘好上了，也并不是这个姑娘多么俊多么漂亮，而是他跟这姑娘彼此看了一眼就舍不得忘了。于是，他千里迢迢回家愣是把婚拆了。人家姑娘老子不干了，常言道“千里姻缘一线牵”，你小子倒好，遥远千里把婚拆！人家姑娘老子就把这事捅到部队。部队领导大光其火，说你小子胆大包天，要当现代的陈世美是不是？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一条路，赶快回去跟人家姑娘把婚结了，然后给你提干。赵松茂说，这婚无沦如何是结不成了。领导说，结不成你就复员。赵松茂说，复员就复员。这是1971年冬天，当了六年测绘兵的赵松茂复员后来到龙陵落了户。县地办主任赵铃找到他说，来我这吧，这里正用得着你。

    赵铅说，龙陵是地球的一个穴位。当年李四光和有关专家向周总理提出滇川和京津唐将有大震的分析，云南地震局（当时叫昆明地震大队）就搞了一个“滇西会战”，龙陵、耿马、潞西、德宏等被圈进“有可能发生大震”的区域范围，我们就铆足劲儿，一门心思捕捉这个大震。当时两派斗争很厉害，保皇派、造反派把大标语都刷到山顶上去了。好在县地办是个不起眼的小单位，是县直机关的“边缘地带”，没有卷入斗争的漩涡。

    三个人分工协作，各司其职，倒也默契。赵铅管行政，李文煌抓宣传，赵松茂负责业务。主要专业监测点是邦腊掌地震台，全县还有十多个群测群防观测点。在龙陵地震前三个月，已经举办了四次培训班，并把有关地震知识的宣传画直接发到生产队。

    1976一年4月22日，是县地办举办的最后一次培训班。平达公社的几位观测员没有到会，李文煌就打电话给公社书记兼武装部长：“你们参加培训的人员为什么还没到会？”

    书记说：“这里正抓革命、促生产忙着呢，你不要拿地震吓唬人！”

    李文煌说：“震不震不是我说了算，是老天爷、土地爷说了算。不震，大家都无事；震了，你别怪我没通知你！”

    书记说：“好好，你是出了名的‘李铁嘴’，我争不过你，我这就派人去，有什么异常情况你要及时通知我。”

    李文煌说：“一有情况，我马上通知你，可你怎么能马上通知大家？县城里制定的是拉警报，有的公社制定的是派民兵敲锣。”

    书记说：“我有枪，我可以鸣枪示警。”

    李文煌说：“你可以鸣枪作为信号，但你必须事先把这个信号告知大家。不然，有人还以为这边界发生战争了呢。”

    书记说：“我这就开会，把这个方案通知下去。”

    也就是在这最后一次培训班会上，县地办把3月份上报省局和保山市地办的会商预报意见通告了全体培训人员：滇西一带近期有可能发生破坏性地震。要大家提高警惕，做好防震准备。

    5月中旬，邦腊掌监测点地下水由清变浑，由浑变黄又变红；还有地下热水泉有平日喷出半米或一米高，现增至几米或十几米高的水柱，并且喷发的速度加快，间隔缩短；整个山谷散发着浓浓的硫黄气味……

    赵铅和赵松茂守在邦腊掌，几天几夜没合眼。一个忙着记录，一个跑来跑去观测。没粮食吃了，就讨来山民一筐山芋充饥。此时，赵错的妻子怀孕已到分娩期，可他也照顾不上，而且把前来送衣服和食物的大女儿赵丽芸也留下来帮着观测。

    5月25日，赵铅、李文煌和赵松茂碰在一起开了个紧急分析会，认为一场地震己迫在眉睫，估计强度在6至7级。是报还是不报？

    三个人达成一致意见：报。

    赵错向保山市地震办电话汇报；李文煌向县委书记杨茂春汇报。

    杨茂春当时正在挨批斗，靠边站，但人命关天，他作为还没被罢免的县委书一记不能不担起这个责任。他叫来县革委副主任黄炳生（后任保山市地委书一记、省人大副主任）以及廖副县长等人，研究对策，决定通知全县做好抗震救灾准备。杨茂春是参加过滇西抗战的老军人，他揪下一撮白发夹在《毛主席语录》中，然后说道：“要是不震，我向全县人民谢罪！”

    大家分头行动起来。这气氛就像当年滇西抗战一样悲壮。那场中缅远征抗击日寇的龙陵血战，打了七七四十：JL天，那座叫盘龙山的山头被敌机狂轰滥炸，整个削平了三尺！数千名中国军人血洒龙陵，染红了山下的小龙江……这一悲壮的历史画面就陈列在龙陵抗战纪念馆里。

    想到眼下这场“战役”，就想到了缅甸邻邦。

    李文煌问杨茂春：“是否向我们邻居打声招呼？”

    杨茂春说：“你顺便告诉腾冲地办，让腾冲地办通知他们。”

    是啊，边界是一个政治的概念，国家的概念，它是人为的；大自然从来不会为人类的居所画出一条边界，一条不可逾越、为此征战流血的边界。应当把震情预报通知缅甸邻邦。龙陵地震发生后的第三天，接壤的邻居们抬着猪、拉着羊，还制作了一个几十斤重的大粽子（听说是各家各户抓来一把把糯米、枣、红豆等，垒起一口大锅蒸熟的），在缅甸边防军人的护卫下，前来答谢亲如兄弟姐妹的龙陵人。

    5月27日，邦腊掌的几处地下热泉一起喷发，水温骤升至12Ot，水位高达20多米；山谷的溪流水势暴涨，鱼儿和青蛙忍受不住水的热度，挣扎着蹿到半空；天空奔雷滚滚，乌云翻卷，大雨像决了口的天河往下倾泻……

    赵铅打电话给办公室值守的李文煌：“看来大事不妙，邦腊掌已出现临震前兆。”

    李文煌说：“已有不少观测点报来了宏观异常反应，猪不进圈，鸡不上窝，老鼠到处跑。”

    赵铃问：“县城布防怎么样？”

    李文煌说：“一切都布防完毕，老书记把我写好的广播稿审批过了，正准备在县广播站播报。”

    赵铅说：“好啊好啊！我们一定要逮住这个震魔！”

    5月29日上午，保山地区宣传部组织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演出团来到龙陵，准备当晚在县影剧院演出。

    因为还没有正式对外发布紧急通知，李文煌对演出感到担心，就找老书记杨茂春商议。

    杨茂春说：“我已向他们演出团的团一长说了防震的情况。团一长说，他们既然辛辛苦苦赶来了，决定还是要演。我能说什么，只能表示欢迎和感谢。不过，我们作好应急准备，保证演出团和观众的安全。”

    此时，大街上已贴出大标语：杨茂春一伙别有用心，拿地震欺骗革命群众，罪该万死！

    晚上6点多钟，县直各机关和学校组织的观众陆续进人影剧院看演出，7点正式开演。

    邦腊掌打来电话：已记录到有感地震十余次。李文煌又马上跑去找书记。杨茂春当机立断：通知广播站发布紧急通知。

    好在地震办公室和广播站都在县委院里，都在一座山包上。李文煌转身跑到广播站对广播员王启玲说：“快，快，向全县播放地震紧急通知！”

    与此同时，杨茂春要县总机值班员通知影剧院和人民医院迅速组织大家疏散，并紧急通知各乡镇。

    县城的广播响了！

    影剧院的高音喇叭响了！

    乡下各村寨的锣敲响了！

    王启玲按着稿子一句一句念了几遍，李文煌急了，接过话筒替她广播：“大地震来了！请大家迅速疏散躲避！”

    当他喊了几遍之后，大地开始颤抖起来。广播线断了。他抓起电话，第一个先打给的就是平达公社，他从听筒里还能听到那位书记兼武装部长朝天“砰、砰”鸣放两响的枪声。

    在他打通了第四个电话的时候，电话线也断了。他马上想到安装在山包最高处一座小楼顶上的警报器，奋力跑了上去拉响了警报：呜——呜——呜：

    警笛声声，划破边睡夜空！

    惊天动地的地震“大摇大摆”地来了……

    4.人，不是被大自然捉弄

    李文煌眼睁睁看到一个大火球从盘龙山峡谷腾空喷出，那火球先看上去像个烧红的大铁饼，后又很快变紫发白，冒着炽热的白烟和气流，旋转着，升腾着，突然在与山崖的撞击中爆炸了，石裂山崩，一堵陡峭的山体轰轰隆隆滚落谷底；火球撞击山崖爆炸的气浪把大片大片的树林掀倒吹断，把不堪一击的房舍撕裂撕碎……他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被凶猛的气浪掀了起来，而后从二层楼上抛下去，抛在一层楼梯口，醒来时，拍拍脑袋还很清醒，知道自己还活着，就跑到县委院里喊老书记。

    其实，老书记杨茂春就站在院里台阶上，一动不动，俨若一根木桩，一座石雕。

    “杨书记，我们赢啦！”李文煌带着哭腔说。显然是过分激动。

    杨茂春说：“我们与外界失去了联系，要赶快想办法把震情通报出去。黄副主任、廖副县长已分头下去了解情况。”

    李文煌说：“镇安边防团有无线电台，邮政局也有。”

    杨茂春说：“咱们先去邮政局。”

    抗震救灾指挥部就设在邮政局。通过邮政局和边防团的无线电台相继与保山、昆明取得了联系：）

    震后第二天，中央慰问团来了，400多人的地震考察队来了。中央慰问团团长吴桂贤副总理一行，从保山乘坐军用直升机飞抵龙陵。直升机在县城盘旋好几圈却降不下来，是因为整个县城连一块可供直升机降落的平地也没有，只好飞到镇安边防团团部的操场上降落，然后乘车一路泥泞赶到了龙陵。

    在邦腊掌坚守七天七夜的赵错，急急火火往家赶，家已面目全非，一片狼藉。他一头栽在地上，想哭想喊，却哭不出喊不出来：完了完了，老婆孩子全完了……

    忽然，从不远处搭起的棚子里传出声音：“丽芸她爸，丽芸她爸，快过来呀，快过来呀！”

    赵铅先是一愣，立马站起来扑了过去，定神一瞧，他浑身又像酥了似的一屁股蹲了下来：我的娘哎，老婆、孩子命真大！

    他看到老婆正抱着刚出生的孩子喂奶呢！这个在地震中出生的姑娘，现在是龙陵抗战纪念馆的讲解员。她对笔者说，她有一个美丽的名字，只愿告诉我，不想告诉其他人。我说，好吧，姑娘，我一定给你保守这个“秘密”。

    李文煌拉响警报并没有给他带来好运气，反倒给他罪加一等，扣上一顶“铁杆保皇派”的帽子。由此，他想到自己的大半生：人，不是被大自然所捉弄，而是人自己捉弄自己——在地球的一个角落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穷折腾，越苦越穷越折腾，也不怕地球开除你的球籍！

    地震后不久，他就被发配到下边的一个观测点去了。又过不久，他又被调了回来，宣布他任龙陵县委宣传部部长。原来这是刚被“解放”出来的县委书记杨茂春的提议。李文煌干了五年宣传部长，他说干得挺卖力挺得劲的。后来，李文煌调到德宏傣族自治州先后任办公室副主任、环保局局长，城建局党委书记等职，57岁时就提前退休了，辅助妻子寸时著的侄子寸建强开拓“奇珍异石”、“稀木瑶草”市场。几年下来，规模相当可观，生意做到了海外。

    李文煌告诉笔者，震后三天，那位书记兼武装部长见到他万分感激，因为平达是极震区，此地震死亡98人中，平达就占了39人。“如果震前不采取紧急措施，不知要伤亡多少人哩！恐怕连我这个书记兼武装部长都被埋进去了，幸亏文煌老兄救了兄弟和乡亲们！”而这位书记兼武装部长更明白，这死亡98人中，占一大半不是直接死于地震，而是次生灾害造成的。如果没有临震预报，仅县城上万人会是怎样的后果？

    如今的邦腊掌已变了往日的模样。巴掌大的一个地方扩张为偌大一片避暑、疗养、休闲之地。星级宾馆、舞厅酒店、银行储蓄、邮电通信、足疗浴疗、美容按摩……鳞次栉比地挤满了整个山坡谷底。在这里做饭不用烧柴和煤气，就用从地下冒出来的热水，把锅往井口一放，很快，满峡谷就飘香了。洗浴更不用说了，水质没有任何污染，富含人体所需的各种矿物质、微量元素，而且对医治各种疾患有着药物无法替代的疗效。总之，这里一切都绿色环保，尽可享受大自然的恩赐。所以，一些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纷至沓来，竞相在此建起了培训基地或疗养院。邦腊掌成了西南边睡的一颗明珠，一块寸土寸金的风水宝地。

    这里的监测点已盖起了二层小楼，各种先进设备仪器已是今非昔比。笔者一行吃着由省地震局副局长陈敏亲自在地热口蒸熟的柴鸡蛋，观览着间歇喷出的热泉，确是别有一番风味。笔者暗想，坐在此地不就是坐在火山口上吗？这处处冒出的热气热水，不就是火山运动的脉冲现象吗？说不定某一天，人类的欲望行为惹恼了大自然，大自然突然变了脸，峨一下火山爆发了，轰一下地震了，人们该如何办？

    善待大自然，其实就是善待人类自己。

    5.聆听来自“底下”的声音，你才能“耳聪目明”

    从龙陵回到昆明，在省地震局皇甫局长精心安排下，笔者见到了陈立德、姜葵、晏凤桐等几位老领导老专家。

    这是2006年6月2日下午。座谈会从下午2点一直进行到晚上7点才打住。皇甫局长说：吃饭吃饭，饭桌上还可以聊。

    专家们说，龙陵地震预报成功，须从1975年的“滇西会战”说起。1970年1月5日通海发生7.7级地震，死亡1.5621万人，伤2.67万人；1974年5月11日昭通发生7.1级地震，死亡1423人，伤1600余人；而这五年间发生5级以上地震多达十余次，损失惨重，举国震惊！国务院副总理谷牧说：云南这个地方怎么储存这么多地震？他作出批示：要贯彻落实周总理指示，在地震预报问题上有所突破。1975年5月下旬，国家地震局会同云南省地办和地震大队，在昆明市翠湖召开地震趋势会商会，云南方面在会上提出了龙陵耿马一带一年内有可能发生强震的预测预报意见，并制定了滇西会战抓大震的部署和措施，在下关成立滇西会战指挥部。陈立德是指挥部预报组的负责人。

    陈立德说：那时山区条件极为艰苦，老百姓穷得叮当响，有一户人家老少四口只有一条破棉被，连做饭的锅都没有，是用一个破瓦罐煮粥，一天也只能吃一顿。苦倒不怕，我们能坚持住。当时我有盲目乐观情绪，以为海城预报成功了，我们云南也不示弱，一定要在滇西逮住个大震解解渴！现在想起来那时多么幼稚，地震预报远非所想象的那么简单。但有一条最根本的经验是：没有下面台站人员的坚守与敬业精神，不把诸多异常信息反馈上来，你就不可能作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

    姜葵说：现在看来，这条经验更加宝贵。云南现在有280多个台站，云南局离开下面搞地震预报谈何容易？只有聆听来自“底下”的声音，你才能“耳聪目明”。龙陵地震前夕，邦腊掌水温急剧上升，芳草坝水氛异常显著，还有周边的一些台站把各种前兆异常反映了上来，这时候，你拍板，你冒风险赌一把，你承担责任，心里才有“底气”。

    晏凤桐说：正因为如此，后来几次大震也都被捉住了，比如1988年11月6日澜沧7.6.3.2级大震，虽然没能作出临震预报，但早在1986年9月就作出了中期预报并报省政府，即使是1996年2月3日丽江7.0级大震临震预报败北，但也有准确的长期预报，有比较好的中期预报，有一定的短期预报，只是“临门一脚”踢偏了。

    然而，龙陵地震预报成功，并没有使地震工作者松一口气，华北的京津唐保卫战和四川地震态势的拉锯战，正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陈立德说：全国地震形势如此严峻，哪有什么“东西之争”之理？华北、云南、四川三大战役都在打响，争什么呀！有什么好争的？吃饱了撑的？京津唐渤张作为首都圈，是监测任务的重中之重，我们还都巴不得想去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呢！

    陈立德是四川遂宁人，1961年成都地质学院毕业后，与未婚妻罗平一起分配到地质部湖北勘探大队搞石油。此公性格秉直，说话办事爽快，透着一股四川人的辣味。逢事总爱较个“真”、挑个“刺”、论个“底”，此间发生的一个“插曲”使他的命运坠入深谷：在绘制一张石油钻孔图时，为了把图名写好，他在一张废纸片上练字，事后有人把其中毫无关联的“大敌当前”、“共产党”等字眼牵强附会地拼凑在一起。这还了得，这是地地道道的现行反革命行为，从此他开始了饱受屈辱的日子：先被延期转正两年，后又下放到煤矿挖煤。即便这样，还是有人认为对他的惩治太轻了，于是，他便被派到劳动强度更大的掘进队。就在当天，采煤作业面冒顶，当班人全部遇难，他捡回了一条命。但他的命运并没有到此画句号。紧接着，“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他就被发落到江西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喂猪、种菜、割草、刨地，什么脏活累活都干，喝盐碱水，啃红薯窝头，还要早请示、晚汇报、背毛选、搞斗私批修。与陈立德分到一个组的不仅有大学教授，还有从领导岗位落马的老红军，其中就有何长工。陈立德与何长工被安排在一块喂猪。何长工问：小陈，你年纪轻轻怎么也被拉来受“活罪”？陈立德说，你老赫赫战功也没幸免受活罪，我受点活罪又何妨？我真想连你老的活罪一块受。何长工只是一声长叹，没再说什么。但从老红军深沉的眼神里可以看出，面前的这个年轻人已把这“活罪”看破吃透了。

    此时，在地质部当地矿司长的刘英勇，悄悄来到干校探望何长工。刘英勇说：周总理点我的将，叫我搞地震，调中央地办当组长。何长工说：你搞地震是外行，要多找些内行来干，我这里有个小伙子不错，是搞地质勘探的。刘英勇说：好，我带他走。可是，陈立德当时不知怎么想的，就想回成都。1970年初，云南通海发生7.级地震。随之，陈立德接到一纸命令，要他到云南地震大队报到。就这样，陈立德与妻子罗平就在云南安家落户。他说：“长年累月在下边跑台站搞观测，情感笃深得不能自拔了。”

    云南通海大地震与唐山大地震、汉川大地震，构成了新中国三次死亡超过万人的震荡。通海大地震因处于“文革”动乱的高潮期，被尘封了30年，直到2000年才公之于众。那时，全国军民正绷紧同一根神经：“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准备打仗。”防范美帝、苏修发动的突然袭击。

    在通海县交大公社陶茂村，时任生产队长的曾杰发脑海里整日像吊着一颗炸弹，感到战争在某个早上或晚上就要爆发。1970年t月5日凌晨，当曾杰发被一阵剧烈的颤动和轰鸣声惊醒时，他家的两层楼房已经坍塌，一根房梁正压在他的腰间，他大声喊叫，被隔壁邻居从废墟中救出。这时他发现，整个村子几乎被夷为平地，一片J渗叫声。他和村民们并没有意识到发生了地震，以为是“美帝苏修扔下了原子弹”。相邻的峨山县小街公社，几十个“牛鬼蛇神”却因祸得福：他们从昆明工学院来到这里的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安置在低矮的牛棚里，地震发生后，一个也没有被砸死；而住在房屋中的干校管理者和革命群众却被砸死了上百人。

    谈起通海地震，给当时在中科院昆明地球物理研究所工作的王凤起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峨山县驻军某部队遭受的惨况。当时该营区内住着刚入伍的130多名女兵，地震发生时房屋并未立即倒塌，她们身着内衣快速奔出营房，但一声集合哨吹响后，部队首长发出“保护油库”的动员令，女兵们又返回屋里穿衣服拿工具，随即被余震导致的垮塌房屋掩埋。“那一幕惨不忍睹啊！”老人追忆说，“100多号人，都是青春妙龄的女娃，可惜呀……”

    通海大地震波及七个县，其中死亡人数最多的是建水县，震后政府部门公布的数字为7651人，而通海地震共造成1.5621万人死亡，其中死绝户数为836户，而受伤总数为2.6783万人。——这一统计数字依据的是1970年4月15日各县上报的数据。笔者在查阅有关档案时发现，在4月15日各县上报伤亡人数和财产损失情况之后，峨山县、建水县均又上报过修正的死亡人数，两者相加又多了180名遇难者。故此，通海大地震的死亡总数至少应为1.5801万人。

    地震过后几个小时，天已大亮，灾民们看到有飞机在上空飞来飞去，往地面上扔东西，有些人还以为是敌机前来轰炸扔炸弹，慌忙逃避。其实是政府派飞机空投食品。这似乎也怪不得他们，战争一触即发的宣传早已深人人心，而防震的知识则匾乏得近乎于零，以至于地震发生的当夜，很多村寨不敢点火照明，不少人纷纷跑到山上躲藏，失去了救人的最好时机。村民们的互救是从亲属邻里开始的，显得惊恐、慌乱而无奈，直到部队陆续赶到，这个千疮百孔的震区才开始稳住救灾的阵脚……

    龙陵地震时，姜葵正在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他1958年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分配到中科院地球物理所白家瞳地震台。1964年10月他代李凤杰出差来云南帮助选台站，半年后，台站选好了，他也被留下了。当时最流行的口号是：“革命同志是块砖，哪里需要往哪搬。”云南舍不得他走，悄悄把他的档案转过来。他身体健壮，性格倔强，是那种“打一拳不是要害也无所谓”的汉子。他说，没啥好讲的，搬就搬。他便从北京搬到了云南。同班同学的妻子蒋孟阂也跟着搬过来了。“这样就搬了个彻底，无后顾之忧。”惟独堪忧的是家庭出身，解放初划成分时给他家划的是“工商业主兼地主”，当时在湖南郴州被划这种成分的有相当一批人，有的还以为挺荣耀，证明自家祖上创业有功。没想到“文革”中就遭罪了，蒋孟阂来昆明时是大字报迎接，“炮轰资本家兼地主狗患子姜葵”的大字报贴到了他宿舍门上。而他呢，无所谓，叫反省就反省，叫写检讨就写检讨，叫划清界限就划清界限。把写好的检讨书一交，带着妻子到下面台站去了。他跟人讲，要是天天闹革命能吓倒地震，我可是一个写大字报的好手。当时，他负责整个云南的地震台站。

    晏凤桐在“文革”中是“逍遥派”。1968年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毕业分配到昆明地球物理研究所，先搞地质，后搞测震，当城里两派斗争动枪动炮“文攻武卫，自卫有理”的时候，他天天在下面台站“逍遥复逍遥”着哩！1978年形势好转，他又人北大读研究生，途中患感冒发烧，这难不倒他，他取出自备的针剂给自己注射。这一招是他在台站“发明”的，并向同事们推广。1981年学成回来就给省地震局局长当助理，1996年姜葵从局长位置上退下来，他接任局长。2002年退休，皇甫建接他的班任局长。

    每一个生命，只有以自己原本的姿态活着的时候，才能绽放出最灿烂的华彩——你可以理解为，这是他们以自己的行动对苦难命运的一种审美表达。

    就是这三个人的命运被拧在一起，全身心投人到“滇西会战”的战场上。龙陵地震预报成功，是对他们所付出的一种回报与馈赠。他们为何对台站一往情深，是因为他们在下边汲取了丰富的“营养”。他们并没有喋喋不休地抱怨命运的多并与不公，而是埋下身子，像纤夫一样，把纤绳紧紧地楔入肩肌里，拉着人们寄托的“生命之舟”一步一步从历史的河流上走过来，走过来……

    6.喜出孟连

    让陈立德终生难忘的，是1974年昭通7.1级地震。震后他作为工作组成员乘飞机直达现场。在一所坍塌的山村小学里，他看到几十具血肉模糊的小学生尸体，他潜然泪下，把这幅惨景作为一种警告、一种使命紧紧咬住塞进胸膛里。有个在地震中受惊吓导致精神失常的山民向他跑来，他问其家中受灾情况，那山民只是傻笑而不作回答，半响才哇地哭出声来，说家中老人孩子都砸死了，就剩下他一个人，都怨事先没得个“谱气”啊！

    云南话中的“谱气”，也就是没打招呼的意思。陈立德感到一种彻骨的震撼，感到地震工作者肩上的责任如此沉重！

    1992年陈立德任云南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主任。在这个重要位置上他又面临新的困惑：每天各地的预报意见像雪片似的飞到他的案头，此时的预测手段之多已是当年无法可比，但预测同一个地震，不同的手段常常众说不一，有的说有，有的说无，有的则测定在有或无之间，把“球”踢给你，他作“骑墙派”——就在这种情形之下，你如何拍板拿出最后意见？而要拿出最，后意见又往往受到个人经验的局限，掺进较多的主观臆测成分。

    不消说，陈立德常常为拿出“最后意见”而绞尽脑汁，煞费苦心。为解决这一问题，他对照气象预报中的多因子综合预报方法，首创地震预报的“权重集成法”：即根据各单项预报手段在预报意见上的错报率，先算出权重值，再用集成方程回代法求其集成值P，最后根据该项手段在历史上对应地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来确定临界值PO，当P值大于或等于PO值时，就是有效震情预报，否则作无震预报，并将其一一记录在案。这一方法使地震预报逐步走上定量判据阶段。至此，不是“科班”出身的陈立德完成了从地质专家到地震专家的转变。

    或许就是一种缘分，这么多年来，陈立德与姜葵、晏凤桐等人的合作共事是如此默契和融洽。与陈立德搭档的分析预报中心副主任赵洪声是气象专家，他从太阳黑子的周期和气象学角度研究地震的发生。他的预测方法大大丰富了地震预报科学，其预测结果常常和陈立德的预测殊途同归。

    于是就有了1994年11月20日云南地震局对一中缅边界地下的中期预报：“1995年度，云南的贡山、沪水、永德、澜沧、景洪、勋海一带及其以西的缅甸境内有6至7级地震发生。”

    于是就有了1995年6月8日的短期预报：“1995年7月中旬特别是6月底以前，云南西南部的腾冲、澜沧、临沧、景谷、勋海一带及其附近的中缅边境地区可能发生5.5级左右地震，临沧、景谷、澜沧一带应特别注意。”

    于是就有了1995年6月24日的临震预报：“滇西南部分前兆异常已结束，现已进人临震阶段，望加强监视。”

    果然不出所料，6月30日在孟连县西的中缅交界处发生了5.5级地震。由于震级较低，再加之有临震预报，当地政府与民众紧密配合，损失不大。

    然而，这是否是他们预期判定的地震呢？

    陈立德说：这次地震并非主震，而是主震前的“序曲”。

    依据是什么？是根据邻邦越南境内的一个震例作为参照：1983年，越南莱州发生7级地震，而此前周边一些地区（包括中国云南的一些边境县）先有一系列5级左右的地震发生，前震与主震的级差在1.5级以上。孟连5.5级地震前，出现了与越南莱州地震前相类似的情况，从两年前的景谷5.2级地震开始，周边一些地区如澜沧、金平等地已先后发生5级左右的地震达八次之多。据此认为，孟连应与越南莱州一样，主震震级应达7级以上。

    孟连5.5级地震后，云南省地震局按《地震应急预案》实施三类对策，向震区派出现场工作组。分析预报中心年轻的女工程师付虹随同前往，她的任务是继续监测震情趋势，为当地政府当好参谋。

    7月6日，孟连县所属思茅行署要工作组汇报震情。付虹依据对滇西南近期地震活动和前兆观测异常变化的情况，打电话请示陈立德，达成共识后，一致认为：“孟连5.5级地震后，决不意味着震情的缓解，而是显示危险性在增大，震级将在7级以上。”

    付虹按照这一口径向思茅行署作了震情汇报。基于这一认识，云南省地震局准备召开震情研讨会，进一步研究未来大震的危险性。

    付虹一行完成任务后于7月9日回到昆明。就在次日凌晨，云南地震局记录到了孟连再次发生的6.2级地震。

    陈立德既感到欣慰，又百思不得其解。欣慰的是，6月30日的5.5级地震已被证明了是前震而非主震；而百思不得其解的是，7月10日的这次6.2级地震究竟是不是主震呢？

    陈立德和同事们都感到困惑了：要是能扒开地皮，找到“土地爷”问一声，到底还有没有大震？

    显然，这是不可能的。

    在震情值班室召开的对策应急会上，局领导决定实施二类对策，立即派出以副局长何希虎为组长、陈立德为副组长的工作组赶赴现场。

    为了抢时间，工作组乘上开往思茅的飞机。机翼下云涛滚滚，陈立德的思绪也似云涛一样翻腾：近几日来，楚雄的地磁异常，孟连的水氧异常，邦腊掌地下水变浑，水温升高……

    飞机降落在思茅已是黄昏。当落日撞上哀牢山的一刹那，喷射出刺眼的火焰般的光芒，染得天地血红一片，凄美而壮烈。

    工作组由思茅专员潘政扬和副专员龚巫富陪同，马不停蹄地驱车赶往孟连。前有警车开道，后有车队随行，180多公里山路，一个多小时就赶到了。此时孟连县的头头脑脑都在等他们，或者确切地说，是专、县、乡的三级扩大会议在等待地震专家的到来。

    会议由专员潘政扬亲自主持。副专员龚巫富简单讲明一下来意后，就把主角推给了陈立德——请他向大家讲震情。

    对陈立德来说，此时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等待他的或是一箭射矢，皆大欢喜；或是判断失误，数十年的功名毁于一旦。

    然而，优柔寡断不是他的性格，“当断不断必有后患！”这是常挂在他嘴边的一句话。此时此刻，怎能打起个人荣辱的“小九九”呢？他的铿锵之声响亮了会场：

    “对这个地震的分析判断，我是老革命碰到了新问题。”他依然不失平时的幽默。

    “是什么原因呢？”他停顿了一下，却吊起了大家的胃口。他继续说道：“6月30旧发生5.5级地震，7月]0日又发生6.2级地震，这是怎么回事？我这一辈子都交给地震了，却没碰上过这种序列，地震老儿变着花招给我们出难题，所以一时也感到很为难……”

    “但是，”他提高了嗓门，“毫无疑问，5.5级是前震，不是主震；那么，6.2级是主震吗？我认为，也不是主震！因为，按照越南莱州地震的经验，前震与主震的级差至少应在1.5级以上，也就是主震应该在7级以上。有人会问，你说的是这种类型地震的规律吗？我的回答是，这不好确定，但有这种可能性。而且，根据以往的震例，云南西部往往是双震型，两次强震的间隔时间一般在十分钟到三天，当年的龙陵7.3.7.4级地震就是这样。所以，从现在开始，未来三天，还必须注意7级以上地震的发生……”

    为了强调形势之严峻，当讲到“未来三天”时，他有意拍了一下桌子。最后他说：“我要在这里等它三天，我相信不会白等。同时我向专、县、乡的各级领导建议，立即采取防震抗震措施，以免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陈立德在孟连三级干部会上的即席讲话，后来被人们称为漂亮的“临门一脚”，踢了个正着。

    次日清晨，专、县领导和工作组分五路出发，下到各乡镇进行防震抗灾布置和检查。

    陈立德随副专员龚巫富前往孟阿一线，沿途先后察看了一些企业、学校、医院，到处是6.2级地震破坏的残垣断壁，瓦砾遍地：有的办公楼垮掉一角，被震弯的钢筋裸露出来，变得像松软的乱麻；孟阿镇三中的好几间教室在地震时坠掉了房瓦开了“天窗”；更要命的是，这些单位和学校都认为大震已过，盲目复工复课一了。最令人不安的是三中，在开“天窗”的教室里，学生们正聚精会神地进行英语学年考试，老师放着录音机考学生们的听力。

    陈立德瞄了瞄副专员，意思是说，你是父母官，你下令吧。

    龚巫富当即下令，学校立即停课，将200多名学生强行撤离危房。遂又把当地干部召集到一起开会，要他们对全镇居民的安全分片包干，并严厉地强调：谁包干的片上出了问题，拿谁是问！

    一切布置完毕。7月ii日当夜他们又返回孟连，下榻县宾馆。12日早晨5点许，陈立德被一阵剧烈的摇晃惊醒，他马上意识到：大地震如期而至！他和同室的副局长何希虎迅速躲进一间较小的洗浴间避震。

    此时，陈立德最关心的是震级。地震刚刚停息，他便冲到楼下往局里打电话，询问地震的级别。幸亏线路没被震断，电话通了。

    他得到的答复是：里氏7.3级。

    这正是他预期的地震。

    因为有准确的预报，孟连地震理所当然地开创了全国7级以上大地震中损失最小的历史纪录：只有11人死亡，139人受伤。国务院在云南省政府呈送的报告中批文：“此次防震减灾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直接实现了科技向生产力的转化。”

    国家地震局、云南人民政府高度评价孟连地震预报的成功，各奖励云南地震局10万元。此外，国家地震局还奖励三菱越野车一台。鉴于陈立德在孟连地震预报中的突出贡献，云南地震局奖励他1万元以示表彰。

    但陈立德仍心存遗憾。他向笔者坦言：云南因其地处边睡，同一构造带上的邻国地震事业尚未起步，是地震监测的空白区，因此很难获得完整的震前异常资料，这就给地震预报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因为地震是不分边界的。

    7.挥泪丽江

    中缅边境孟连地震预报的成功，是中国大陆第五个地震活跃期到来的首次告捷，因而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它的不同寻常之处还在于：这是对中国地震界“六五”、“七五”期间实用科技化攻关的检验。如唐山地震遇到的对前兆异常的识别难点——“是震后效应还是新震前兆”，再如松潘平武地震中遇到的难点——“声东击西”现象，都是这一期间攻关的目标。

    就在全省地震工作者为孟连7.3级地震预报的成功祝捷之时，云南境内的又一次7级大震开始蠢蠢欲动，露出端倪。这便是1996年2月s日发生的丽江地震。

    孟连、丽江两次7级大震间隔的时间只有半年。

    征尘未掸的云南地震工作者又投人紧迫的对一场新的大震的捕捉。

    1994年11月，他们便注意到了丽江一带出现的一系列异常反应，作出为期三年的中期预报：“丽江、剑川、洱源地区未来i至3年（1995-1997年）可能发生6.5级左右地震。”

    一年之后，他们在继续坚持上述中期预报意见的同时，又根据事态的发展形成了短期预报意见：

    时间：1996年2月底前。

    震级：5至6级。

    地点：（1）滇西至景谷、思茅、普洱、江城、劲海及中缅交界一带；

    （2）滇西北剑川、洱源到滇西六库、腾冲、盈江一带（笔者注：丽江被包括在内）及相邻的中缅边界地区也应注意。

    这一短期预报以《震情反映》（16期）的形式向省政府作了报告，时间为1995年12月25日。此时距丽江地震尚有40天。

    客观地说，这个短期预报意见除了震级偏低一些，在时间、地点上都是基本准确的。值得一提的是，此前武定一带于1995年10月24日发生6.5级中强地震（由楚雄州地震局作出了中短期预报，但未作出临震预报），使地震形势呈现十分复杂的局面，给后来的异常判断造成了困难。——这情景很有点类似唐山地震前发生的内蒙古和林格尔地震。

    即便如此，面对扑朔迷离的一系列异常，他们运用“八五”攻关中有关异常的识别方法，拨开重重谜团，仍然作出了“并非震后效应，而是大震前兆”的判断，对未来将要发生的7级大震坚信不疑。

    然而，非常遗憾的是，在1996年a月1日他们向有关地区发出临震预报时，包括丽江在内的一些地方却被临时排除在外了。

    两天后，即2月3日，一次7级大震恰恰就发生在丽江！

    这次大震给以东巴文化著称的丽江古城造成重创，309人死亡，经济损失惨重……

    陈立德在与笔者交谈时谈及此事，心情依然沉痛：“怪就怪我的心太软，跟着感觉走。当时是数九寒冬，临近春节，我想，总不能把滇西南、滇西北的父老乡亲都赶到防震棚里过大年吧。再说，滇西南异常最多，便以为是主要危险区了，所以临时决定把滇西北先放一放，谁知这一放不当紧，偏偏在滇西北震了……”

    地震当日，陈立德和同事们就赶赴丽江地震现场。面对一片片废墟、受伤的同胞和一具具遇难者的尸体，他和同事们心如刀绞，泪流满面，他痛斥自己的失察和“心太软”，愧对丽江父老乡亲。

    有没有对丽江地震作出准确预报的人呢？

    有。

    谁呢？

    丽江专署地震局办公室主任王学仁。

    他是怎么预报的？

    王学仁于1996年元月8日向省地震局填报了预报卡：“元月8日至2月7日间，丽江地区以永胜为圆心的75公里内，将发生5级至5.9级地震。”

    他预报的主要依据是什么？

    是地下水升高。

    为什么他的预报未被采纳？

    面对笔者一一提问，陈立德说：不是不采纳，也不是因为他报的震级低。要说水位变化，当时反应最突出的不是丽江，仍然是滇西南，龙陵邦腊掌还出现了地下水突跳，腾冲热海的水温舀一瓢就能烫猪毛，龙陵腾冲又都像当年一样处于高度戒备状态。所以难以认定地震会在丽江发生。当然，归根结底是我们还没能最终走出“声东击西”的误区。即使“声东击西”这一地震怪圈被我们认识了，但要准确地判断出“西”在哪里又是一回事。因为这类地震的震区极少甚至没有震前异常的出现，而这样的地区往往又是大范围的。像唐山地震、松潘平武地震曾出现类似的情况，震前、震中区异常平静或异常出现很晚，如唐山地震的前兆异常出现在京津或京西，而大震却在唐山“于无声处听惊雷”！但这种“声东击西”的类似只是从总体上说，而具体到每个地震又各有各的不同。

    陈立德坦诚现身说法，谈预报决策的“临门两脚”：一脚踢得倒也漂亮，一脚却踢偏了——孟连地震预报的成功和丽江地震预报的失败，像海城和唐山一样的预报水平，可谓万言难尽。

    是啊，孟连、丽江两次7级大震的时间仅隔半年，两次地震临震预报的得失成败仿佛就是海城和唐山的历史再现。

    中国地震界专家们对一云南两次地震预报的评价是一致的：既不能以孟连“临门一脚”成功，轻言中国地震预报已经过关；也不能因丽江“临门一脚”踢偏，而把中国地震预报水平看作“小儿科”；两脚都代表着中国当前的地震预报水平。

    丽江地震后，陈立德在《地震通讯》（1996年2期）上发表了《丽江7级地震预报过程及经验教训》，文章的结尾振聋发馈：对地震的判断决不能“跟着感觉走”！

    这种决不“跟着感觉走”的最好例证，就是zs年9月初云南省地震局会商认为，近期云南滇西地区有发生破坏性地震的可能，尤其红河断裂带及近邻区域可能发生6级左右地震。并将其预报意见上报中国地震局。9月8日，时任中国地震局副局长的陈建民赶赴昆明，与云南省地震局共同研究确定了向省政府提出的预报方案和对策措施，尤其是对短临震情跟踪作了进一步的部署。陈建民说：“这次预报是在过去一年滇川两省强化短临震情跟踪工作的基础上作出的，不是单凭经验‘跟着感觉走’。”

    事实很快被证明这一判断是正确的：至9月底滇川地区相继发生了十次大于5级的地震，其中两次发生在四川雅江，八次发生在云南。如果震前未采取必要的应急防患措施，多次中强地震叠加造成的损失是可以想见的。

    还举一个例证就是2003年7月21日大姚发生6.2、6.1级地震后，他们判断在施甸一线可能会有强震发生，因为那里接二连三出现异常，还出现一窝一窝的小震群；而大姚地震后虽有异常出现，但很少，像放冷枪。陈立德对同事们说：“看样子地震老儿又跟我们捉迷藏啦！”他判断，此次地震很有可能是故技重演，我们决不能重蹈丽江覆辙！时任分析预报中心主任秦嘉政和同事们已把瞄准镜对准了大姚。

    是年8月底，云南地震局向省政府呈送震情报告，指出楚雄州大姚一带未来两个月内可能再次发生6级以上强震。省长徐荣凯批示，加强防范，派工作组到下边打招呼，巡查应急措施。副省长李汉柏率检查组到有关州县严密布防。陈立德和吴国华等人直赴楚雄州，向副州长延荣科通报情况，指出老震区要注意，万不可麻痹大意！国庆之前，李汉柏副省长主持召开省抗震指挥部成员及部分州市分管领导参加的紧急会议，听取皇甫局长近期震情形势报告。

    果然，1月16日大姚发生6.3级地震，仅死一人。

    不久，联合国专家科尔一博士来云南考察，在与陈立德交谈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你把预报公布出去，万一没有震，不担心社会出乱子吗？

    陈立德回答：只要宣传做到家，人们就越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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