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全球地震学界的一次“地震”

    汉川大地震以其惨烈的人间悲剧载人世界地震史。它所引发的全球地震学界的大辩论也随之掀起新一轮波澜。辩卜论的焦点仍然是：人类希望解决地震预报问题，这个希望的旗子究竟还能打多久？

    如果说，20世纪是人类欲望和力量急剧膨胀的世纪，那么刚步入21世纪的门槛，人类突然遭遇的是巨灾迭至，人类社会在它的缔造者面前竟显得束手无策，恐惧和无望在蔓延。

    自然科学家在告诫人类：我们曾经放大了自己年轻的历史，而傲慢地忽略了地球数十亿年的存在。可是当灾难降临的刹那间，我们又把自己当做狂风里的一粒微尘，悲叹人的脆弱，命运无常。尽管人类拥有了把自己灭绝数次的可怕力量，却永远不可能扭转乾坤。地球依然故我地在宇宙间行走，呼吸。时而一声叹息——火山喷发，海啸降临，大地震接踵而至……地球向人类裸露出诸多奥秘，却秘而不宣，甚至会有更多的奥秘难以破解，成为死谜。

    人类学家也在反躬自问：人类本身何尝不是如此？人类看似掌握了自身的命运，但远远未能看清“人之初”、“我是谁”的本源；人类的基因和细胞与生命因果的奥秘依然没有答案；不明原因的疫症、绝症依然在威胁着人类自己；人类精神发生的错位与裂变，也不断引发心灵的“地震”……人类是天地造化出的精灵，也是自然之子，地球之子，包括我们的血肉和灵魂，作为一个完整的生命，有着与地球与自然不可分离的气血脉动。地球和人类都在沧海桑田的演变中行进。

    现在，关于地震预报的辩论，让我们听一听来自大洋彼岸的声音：

    2008年7月3日，中国中央电视台《朝闻天下》播报的消息说，在美国召开的西方多国地震学家研讨会上，一些专家称：中国坟川大地震震前没有任何征兆发生，这是1000年或2000年一遇的类型十分特殊的大地震，并由此得出结论：到目前为止，人类探索地震预报的“钥匙”还没有找到。也许它丢弃在一片大海深处，或一片荒漠之中，有待人们去寻找，去发现。

    其实，这个研讨会与历届美国地球物理年会一样，总是纷争鹊起，热闹非常。最有代表性的是在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召开的年会，除美国本土2000多位科学家到会以外，还邀请了不同国籍的科学家参加。中国地震专家张肇诚（《中国震例》主编）应邀出席了这次年会。年会的内容之一是讨论地震预报问题，由此而引起的激烈争论，被称作全球地震学界的一次“地震”。

    引发这场争论的，是由本年会两位主持之一的美国加州大学教授、南加州地震中心科研部主任戴维·杰克逊和几位同事联名发表在《科学》周刊上的一篇文章《地震无法预测》。

    戴维·杰克逊等人之所以认为“地震无法预测”，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对地震前兆的存在一直持怀疑态度。所谓地震前兆，是指地震之前来自地球内部的物理信息。长期以来，地球物理学家对地震前是否有前兆各执一词，有的说有，有的说无。问题的焦点很明显，地震前兆是地震预报的前提，即地震有前兆则可以预报，否则便无法预报。戴维，杰克逊说，一次又一次大地震造成的大灾难证明，人类难以应对大自然的严峻挑战。人们能够做到的，仅仅是每当某地发生大地震的时候，把大把大把的金钱和泪水献给不幸者，人类一次又一次地交着昂贵的学费——生命，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无奈和残忍。

    戴维·杰克逊是美国著名的地球物理学家和地震学家，在国际学术论坛上具有重要影响，他的观点受到一些科学家的争议，包括来自中国的地震专家张肇诚，因为他们对地震预报仍持乐观态度。

    中国地震学界的大多数专家是坚定的前兆论者。最具代表性的是老一代地震学家傅承义提出的“红肿假说”：“地震过程可喻为生疮一样，在一大片红肿的地方，疮口面积占一个很小的比例，但在这片红肿区上，随时可能发生前兆。”基于这样的认识，中国地震工作者自1966年邢台地震后积累了大量地震前兆资料，此后一直重视对“红肿区”前兆的捕捉，以“场”（红肿区）求“源”（疮口），最终达到预报地震的目的，并已多次取得成功，前兆的存在已被中国的多个震例所证实。

    本年会的另一位主持人帕尔·西维尔教授，与戴维·杰克逊是私交甚笃的朋友，但他们在地震是否有前兆以及能否预报的问题上却是论敌，两人有时谈笑风生，争论起来常常又是唇枪舌剑。帕尔·西维尔多年来一直关注着中国地震预报事业的进展，他熟知中国和日本多个成功预报的震例，他高兴地对张肇诚说：“密斯特·张，假若有一天让我们美国人认识到地震之前真的有前兆出现过，那么，关于地震能否预报的争论便会迎刃而解。”

    中国地震专家对戴维·杰克逊“地震无法预测”的观点是不足为怪的。与东方人重视事物的整体性相反，西方人则较多重视事物的内部。在地震预报思路上，与中国地震专家注意对地震前兆宏观微观异常的追踪一、以“场”求“源”的地震预报思路不同，美国地震学界则直接把目光聚集于微观的“源”。鉴于“源”的异常很少出现，甚至有时一无所有，因此很难捕捉到地震前兆。而戴维·杰克逊的主要依据，是他们研究探索多年的帕克菲尔德地震预报实验场遭受到致命打击——连续两次预报都失败了。戴维·杰克逊在《地震无法预测》一文中说：在对地震进行了近30年的潜心研究，以及对各地进行了考察之后，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地震是无法预测的，“重要的问题是，要让人们知道，让科学家承认，什么是可行的，什么是不可行的”。戴维·杰克逊还援引了日本、美国、意大利一些地震专家的研究成果得出结论：“应当打消可能在几个小时、几天或几个月之前预测到地震的希望，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是一种毫无希望的工作。”

    而作为戴维·杰克逊主要依据的帕克菲尔德实验场是怎样的一番情景呢？

    帕克菲尔德是美国加州中部的一个小镇。它近100年内连续六次发生过6级左右的中强地震，并且地震的间隔颇有周期性，大约15-20年就发生一次。为此，美国地震科学家曾以95%的发震概率预言帕克菲尔德在1988年至1993年之间将有6级左右的地震发生。为了验证这一预言，从1985年开始，美国地质调查局和加州政府在帕克菲尔德建立了地震预报实验场，其投资之巨大（1000万美元）、科技力量之雄厚（共邀请]3个科研队所的科学家参与研究）、监测台站密度之高（台站网络为2公里3公里，被称为“地毯战术”）都令各国的同行们咋舌。该实验还向加州政府紧急救援办公室作出了“6级以上地震前三天（72小时）内发出警报”的承诺。为了兑现这一承诺，他们在实验场内的六个仪器网设置了临界值（阂值）及自动报警装置，一旦数据达到临界值，便将6级以上地震的警报发出。

    实验场的“预报窗”于1985年正式开启，人们拭目以待，等待着成功的喜讯。

    1992年10月20日，一次4.7级地震发生，帕克菲尔德地震预报实验场发生第一次警报。但是，7小时过后，预报的6级以上大震并未发生。

    1992年10月26日，又发生一次3.9级地震，帕克菲尔德地震预报实验场再次发出第二次警报。但是，72小时过后，仍没有预报的6级以上大震发生。

    美国地震界一片哗然。历时八年的帕克菲尔德地震预报实验场连遭两次失败之后，于1993年关闭了“预报窗”。

    参与实验场工作的美籍华裔地震学家邓大亮，瞪大眼睛目睹了该实验失败后引起的社会各界的巨大震动，他和戴维·杰克逊甚为沮丧，仰天叹息：“我们多年来积累的观测资料成了一堆垃圾！”

    就在帕克菲尔德地震预报实验场投人运行的八年期间和关闭之后，全球大地震频频发生：

    1988年12月7日，苏联亚美尼亚列宁纳坎7.0级大地震，2.5万人丧生，9万人伤残……

    1990年6月21日，伊朗里海7.3级大地震，5万余人摧难，6万人受伤，50万人流离失所，9万幢房屋和4000栋商业大楼夷为废墟……

    1993年印度7.o级大地震，近3万人死亡，7万人受伤，上百万无家可归……

    1994年美国洛杉矶6.8级大地震，1800多人遇难，3000多人受伤……

    1995年日本阪神7.2级大地震，近6000人丧生，3.4万人受伤，2万多幢房屋倒塌和损坏，直接经济损失达1000亿美元……

    令人深思的是，2004年9月nJ日，帕克菲尔德终于发生了迟到十一年的6.0级地震……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本来，诸多国家理所当然地寄希望于科技发达、财大气粗的美国能在地震预报方面率先实现突破，没想到帕克菲尔德地震实验场带来的竟然也是空想一场。它的失败在全球造成的心理冲击是不言而喻的。日本阪神地震后，主持地震预报的茂木清夫教授，因震前未提供任何信息而引咎辞职。至此，戴维·杰克逊几近绝望，他以上述事实为佐证，满腔悲叹地写下《地震无法预测》的文章在《科学》周刊上发表，并在本届年会上宣读。

    人类迈进21世纪的门槛，这位富有美利坚浪漫情调的地震学界著名教授再也浪漫不起来了。地震活动并没有因为新世纪的到来而停歇：2001年，中国昆仑山口8.1级大地震；2004年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9.0级大地震；2008年，中国汉川8.0级大地震；2011年日本东北海9.0级大地震……

    “够了！够了！我们无法探清地球内部的一切，也无法看清眼前的和未来的一切！”很难责怪戴维·杰克逊在年会上与笃友帕尔·西维尔的激烈论战中如此歇斯底里大发作，“亲爱的帕尔先生，现在，我奉告你的一个事实是，对无数的正论和悖论，你、我和在座所有的科学家们，都不会有真正的答案。”

    坟川大地震发生后，《南方周末》一记者采访了戴维·杰克逊，他在邮件中回答：我们希望在非常近的未来，推动预报工作，并把它扩展到更大的区域（包括中国），“对于像我这样的专业人员，地震就是我研究的日常工作。但是像这样大强度、造成如此大伤亡的地震，却是一个超越了我职业兴趣的巨大灾卜难”。

    2.老外们说，地震像是“女人的超短裙”

    人类认识地震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至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和亚里士多德都曾提出过球形大，地的观点。在漫长的中世纪，围绕地球形状的问题，科学和宗教进行了艰苦的斗争，许多先驱为此付出了血的代价。公元1522年9月6日，麦哲伦船队仅剩下18名历尽艰险、疲惫不堪的水手驾船回到了西班牙出发地，从而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环球航行，“地球是圆的”这个概念才最终宣告确立。

    1666年，牛顿似乎受到“苹果为什么会从树上落到地下”的启示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标志着人类对地球认识的新阶段的开始。到了is世纪，关于地球究竟是“橘子”还是“西瓜”的争论，由英法两国科学家之间进人巴黎科学院。为解决争端，路易十四授权巴黎科学院，派出两个远征队去实测地球子午线的长度。布格率一支远征队去秘鲁，克莱若率另一支远征队赴芬兰。两支远征队考察实测回来，提出了几乎相同的地球形状的假说。至此，地球“椭圆球说”，被人们普遍接受。

    也就在19世纪末相继来到这个星球上的古登堡、莱曼、里克特等一批地球物理学的先驱者，在对前辈创立的“大陆漂移说”的探求中，从地球表层转人地球内部的发现，提出了地球板块构造理论，尽管进化论的创始人达尔文之孙，英国天文学家乔治·达尔文认为，太平洋可能是月球飞出去后留下的痕迹，但这并不足以影响“地球板块说”作为20世纪一大发现的确立。

    1931年2月3日，新西兰岛霍克湾开始剧烈摇晃起来，强烈地震使沿岸城市遭受毁灭性的破坏。卜有人问里克特：“如果您住的房子开始摇晃起来，而且您已经意识到这是一次大地震，您打算怎么办？”

    里克特回答说：“我不是跑出去，而是走向离我最近的那个地震仪。”

    这位在自己家里装设地震仪，一计算并发明了震级的地震学家，人们对他的执著与敬业精神钦佩有加。全球通用的“里氏震级”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然而，当我们感受或听到某次地震和震级的大小时，会有多少人晓得“里氏”是一个真实的人呢？难怪有位物理学教授对笔者说，要让学生相信物理学是人创造的这一点真是困难得很。在一些学生看来，欧姆是一个定律，牛顿是一个单位，伯努利是一种效应，而可怜的伏特和安培，仅仅是个常数。事实上，他们都是有名有姓的真实的人，并且在某个历史时期曾经生活在我们这个星球上。

    那么，享年85岁，直到1985年去世的里克特，生前是如何看待地震预报的呢？

    里克特曾以嘲弄的口吻对拜他为师的弟子们说：从事这个职业的人一辈子别想获得鲜花和掌声，一路走来只有血汗和泪水，“我第一次接触地震学，我就很害怕地震预报和地震预报者……也许，地震预报为业余爱好者、精神不正常者以及沽名钓誉者提供了极好的冒险和猎奇的天地”。

    我们已无法揣测里克特当时说这话时的心境，但我们知道，他把毕生的精力和心血全都倾注在这个“职业”上了，我们似乎还能依稀听到“里氏是个冒险的家伙”、“他简直是个疯子”、“他这一生也没做成一件事”等嘲讽、非议和责难，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种种奇谈怪论。

    当历史的车轮急速滑进20世纪60年代，随着国际工业化和城市发展的加快，“防震减灾”以超越自然科学的范畴而被一些国家的政府提上议事日程。当代科技的飞速发展也为地震预报提供了可能，于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开始了地震预报的探索。此后30多年间，尽管有过中国辽宁海城7.3级大地震的预报成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载入人类文明进步史册，相继又有日本、美国、苏联对某些地震有过一定程度的预报，但是，科学家们普遍认为，地震预报不仅受到当代科技水平的制约，而且最关键的是人们对地球深部震源的认识面临无法逾越的困难。尽管人类利用各种现代科技手段可以发现和大肆开采煤矿、铁矿、金矿乃至各种稀有矿藏，开采沙漠或深海石油和天然气，可以探测出它有多大储量或多少年即可把它挖完抽尽，但是，人们到目前为止都很难“开采”地震。对于地震保处发生的事情，也只有一于误柳阴猜想。毕竟人们对德国地球物理学家魏格纳的“板块构造学说”的认可也才只有几十年而已。根据他的理论，人类所生存的陆地位于12块地壳之上。板块下方挤压着大量炙热、茹稠的岩浆。每当地球上的板块相互挤压或交错而过的时候，发生的振动就会使陆地上的城市坍塌，甚至还会掀起灾难性的巨浪，给地球上的文明造成致命的损伤。

    1977年7月26日一29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为举行“国际地震预报学术讨论会”（1979.4），在巴黎召开了一次专家预备会议。对“地震预报”作了定义：“地震预报是确定的而不是统计的考虑提出未来将要发生地震的可能性。认为一次地震预报通常应包括表明在预料中的地震的地点、时间和震级以及它对地面可能产生的影响。根据时间的长短，可以把地震预报分为几类：长期预报：一般指几年或几十年；中期预报：时间以数月计；短期预报：时间指数周以内；iI震预报：时间指为数天或数小时之内”。并且认为这样的划分意义是：长期预报和中期预报可以使预料中的地区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如加固现有的房屋，采取有计划的防震措施）。短期和临震预报对减少生命财产损失，对应急、救灾及震后恢复都是有价值。同时认为进一步区分“预报”和“警报”也是有意义的。“预报”的严格意义是基于科学的观测和推理，认为可能将发生一次未来地震而提出的报告，而一次“警报”是通知，包括可能的影响和预示，要求被通知的地区采取相应的措施。因而，“预报”常是由地震部门提出，而“警报”意味应由政府部门发布。

    此后一段时间，许多著名的地球物理学家都相信：进行短、临地震预测是可行的，可望对地震进行常规的预测，关键是布设足够的仪器以发现与测量地震前兆。

    中国科。学院院士陈运泰是这样描述地震预测难点的：20世纪80年代，苏联在利·拉半岛打成一口超深钻井，以探索地球深部的信息，其深度是12.8公里，迄今仍为地球上最深的钻井；正在德国与捷克边境进行的“德国大陆深钻计划”预定钻探巧公里，但对于地球半径为6370公里而言，这种超深钻井所达到的深度只是摸到了地球的“皮毛”，更何况是“一孔之见”。加之大地震常常是突如其来，令人碎不及防，尤其破坏力，不像台风、龙卷风等可以跟踪，可以监测；它也不像火山喷发——之前在其活动地区可观测到微震活动、地壳形变等系统变化，而地震一旦发生，便成为与战争等量齐观的重大灾难。

    陈运泰说，所谓“上天有路，人地无门”，是对地震预测这一世界性难题的简单概括。在诸多困难中，“地球内部的不可见性”位居首位——难就难在人们无法在地球内部设置台站、安装仪器，对震源直接进行观测。地震学家只能在地球表面和很浅的地层中，用相当稀疏、很不均匀的观测台网进行观测，利用由此获取的很不完整，有时甚至还很不精确的资料。来反推地球内部的情况。地震学家在地球表面“看”地球内部连“雾里看花”都不及，他们好比是透过浓雾去看被哈哈镜扭曲了的地球内部的影像。其次，是大地震的“非频发性”。大地震的复发时间比人的寿命、比有现代仪器观测以来的时间长得多，这就限制了作为一门观测科学的地震学在对现象的观测和对经验规律的认知上的进展。而经验规律的总结概括以及理论的建立验证，都由于大地震是一种稀少的“非频发”事件而受到限制。再者，就是地震物理过程的复杂性。其过程是高度非线性的，难以找到规律，更难以进行模拟实验。宏观上，在同一断层上两次地震破裂之间的时间间隔长短不一，差别很大，地震的发生是非周期性的；大地震通常伴随着大量的余震，而且大的余震还有自己的余震。微观上，地震的起始也是很复杂的，先是在“成核区”内缓慢地演化，然后突然快速地动态破裂，骤然演变成一个大地震。这些复杂性是否彼此有联系，是非常值得深究的。

    ——这是陈运泰院士在坟川大地震发生两个月后发表在《求是》杂志第1.5期的文章《地震预测要知难而进》。他在阐述了“地震预测为什么这么难”的原因之后，也对一个多世纪以来关于地震预测的论争进行了剖析。

    自现代地震学创立以来的130余年里，对地震预测从十分乐观到极度悲观，不同观点的争论从未停息。国际上，有些专家认为，地震是地应力在某个地区地下深部积聚到一定程度时突然释放，导致地下地质体在破裂基础上发生快速相对位移的物理现象。但是，地震是一种“自组织临界现象”，由于在物理学中自组织临界现象具有不可预测性，因而他们断言地震是不可预测的：“既然地震预测很困难，甚至是不可预测的，那么就应当放弃它，不再去研究它。”而中国的地震专家则认为，地震是不是一种自组织临界现象，仍需进一步探求，这不是靠“民主表决”、“少数服从多数”就可以解决的问题。这种严重脱离社会需求和逃避困难的做法，与追求真理、勇于探索的科学精神是相背离的。一部地震科学的发展历史实际上就是地震学家不断克服困难、不断有所前进的历史。

    在美国召开的巴尔的摩年会上，与戴维·杰克逊教授一样对地震预测持悲观论点的不乏其人。一位俄罗斯专家说，他的好几位同事在苏联解体时就分道扬镰改行了，在中国的哈尔滨、广州和北京等地经商，有的做皮货生意，有的从事房地产，有的办餐厅……他们弃业从商的理由很简单：搞地震已无法改变我们的命运，国家解体了，我们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

    一些地震专家看了盛大的服装模特大赛广告后，特意拿给主持人看：戴维·杰克逊先生，你看你看这位袒胸露乳的靓妞，只穿了件超短裙。借此，他们触景生情地把地震比作是女人的超短裙：什么都知道，什么都看不清楚……

    另一些专家说：地震要是女人的超短裙，也就不会这么难了，何止是“看不清”？我们对地球内部、对地震的发生机理，究竟知道多少呢？

    3.坚守，是探索前行的路标

    中国地震学界冷静地注视着巴尔的摩论“剑”的纷争风云。时任国家科委主任、国务委员宋健看到戴维·杰克逊的文章后，致函国家地震局科技委的丁国瑜、陈额两位中国科学院院士，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丁国瑜、陈颜同志：

    送上“Science”杂志最近一篇文章以奉I。不知你们是否注意到？对这种悲观论点我是不赞成的。“难”是一回事。“Can Not Be Predicted”完全是另一种不可知论，与近年来的科学实践不符。

    宋健既深谙地震预报之“难”，同时又与悲观的“不可知论”划清了界限。在这位科委主任心里，翻涌的是怎样的情感波澜？面对地震预报这一世界性难题，多少国家、多少地震科学家经历了大浪淘沙，有的因连受挫折而改弦易辙，有的因迟迟不前而一筹莫展，有的避重就轻望而却步……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只有我国地震战线上的科研工作者，他们以敢为人先和大无畏的精神孜孜以求。新中国地震事业从邢台起步，如此艰难，历经坎坷走到今天，走得艰苦卓绝。环顾世界，中国目前是惟一将地震预报作为神圣的社会责任沉甸甸地背起来的国家。而且，在某些有利条件下，对某种类型的地震有作出一定程度预报的可能。如果说“哥德巴赫猜想”是科学殿堂皇冠的话，那么，地震预报就是地球皇冠上的一颗明珠！

    中国地震专家坦言，地震预报，尤其是短、临预报，与中、长期预报相比，目前进展不大。这个难题在于：政府和公众的需求，与地震科学现状之间存在一个巨大的矛盾。一方面，政府投人了大量的财力进行地震预报研究，社会公众的期望值很高；另一方面，地震部门非常为难，无论如何也难以作出精确的预报，尤其是短、临预报。多年来，地震学家一直致力于探索“确定性的地震前兆”，即任何一种可以在地震之前被无一例外地观测到，并且一旦出现必将发生大地震的异常变化，但至今仍未取得突破性进展。因为公众所需求的、地震学家所研究的地震预测预报，不是在“某地最近要发生大地震”这类含糊的“预测”、“预报”的说法。那些不能同时指明地震发生地点、时间和震级大小并对其区间加以明确界定的“预测”、“预报”，几乎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从1989年开始，国际地震学和地球内部物理学协会下属的地震预测委员会，对世界各国专家提名的37项“有意义的地震前兆”进行评审，其中只有五项被认定。然而即使被确认为“有意义的地震前兆，也并不意味着就可以用来预报地震”。例如，前震无疑是地震的前兆，但如何识别前震，仍是一个有待探索和解决的难题。

    目前全世界短、临预报的最高命中率是20%左右，而这个只有中国才能做到。1995年I月17日日本阪神发生7.3级地震，主持地震预报的茂木清夫因未提供震前任何信息而辞职，在国际科学界引起轩然大波。地震预报究竟该不该继续做下去？一部分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和政府部门，相对来说比较悲观。实际上，日本政府调整了思路和做法，美国也做了调整，他们对地震研究的投人增加了。阪神地震后日本政府对前七个五年计划进行了全面复审与反思，确定“继续大力推进包括地震预报在内的地震和防震减灾工作”。中国政府还是相信地震是可以预测和预报的，仍在不断投人，希望科学家继续研究。面对强烈地震的巨大损失和地震预报的难度，在城市化、全球化和科技进步的今天，各国都在慎重思考如何继续进行地震预报的探索和对策，都在酝酿并将进行更深人的地震预报探索阶段。

    然而，一旦发生大地震，西方一些发达国家的地震学家就会陷人进退维谷的境地。经受灾难的社会公众会破口大骂他们：这帮科学家很笨！开除他们的球籍算了！他们白喝我们纳税人的血！而政府也会指责他们：你们是干什么吃的，每年花费了那么多美元，都做了些什么事？在这种情况下，十分难堪的地震学家就干脆躲开短、临预报这个研究领域，虽然打的旗号还是要研究，实际内容却偏重理论研究了，什么岩石圈结构、什么岩土力学等等，并且还可以写出很棒很新颖的论文，还可以很快出成果，攫取一笔可观的经费。但是要向政府发布地震预报，尤其是短、临预报，谁都躲得远远的，谁都很清楚完不成这个冒风险的任务，但职责所在又必须承担这个任务，于是就考虑宁可少报，非得有特别大的把握才报。而“特别大的把握”只是一种理想或是幻想罢了，这个他们谁心里都明白。

    从政府的角度考虑，地震学家如果预报了一个地震，政府发布了警报，要人们放假都去躲震防震，这对社会的政治经济影响非常之大。公众搬出去一个礼拜没震，过了十天半个月还没震，政府官员就招架不住了，就会责问地震专家：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不震？难道就不能像天气预报预告降水概率50%或30%那种概率预报吗？地震专家说，目前世界上地震预报的准确率一般也就是10%左右，在这种情况下你发不发警报？假如说明天纽约可能发生7级地震，概率是15%，你敢发吗？政府官员一想，这种警报没法儿发！政府要求科学家拿出准确的预报，科学家拿不出来；政府认为你拿不出准确的预报，我就没法儿办。几乎所有的政府都是这种观点。往往一个大地震欲将袭来，政府就问地震专家有没有把握，地震专家无言以对。于是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局面：真的发生了大地震，政府没有发布预报，老百姓就怨恨政府，政府就责怪地震部门，地震学家们就有苦难言。这三者之间就出现了三堵墙。一次又一次的大地震，使得政府、公众和科学家之间的三堵墙越垒越高……

    面对这种现状，还是来听一听中国地震专家的见解吧：当下，在不能做到科学上的精确预报情形下，并不妨碍在实践中作出具有减灾实效的预报。这不仅为1975年海城地震预报所证实，也在此后几十年间被至少十多次预报实例所验证。

    第一代中国地震工作者历经40余年探索，紧跟地球活动的足迹，虽然最终与汉川大地震擦肩而过，但他们甘做大地哨兵的精神与经年积累的经验方法，为人类应对地震的挑战提供了探索前行的路标，这就是坚守。对地震预报的极端乐观与悲观，仍然是地震工作者以至公众需要规避的思想迷途，只有理性地看待地震预报的可能与现实，地震科学家、政府与公众协力共进，才能为防震减灾事业的发展，为更多的生命在灾害中获得生的希望，开辟一个光明的未来。

    陈运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文章中说：我们讨论地震预测预报的困难就是为了搞清楚问题所在，以便对症下药，努力战胜困难。困难不能作为放松或放弃地震预测预报研究的借口。面对地震灾害，地震工作者要勇于迎接挑战，知难而进，征服未曾征服的难度！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实现地震预测的前景是可以审慎乐观的。正如著名科学家、液态燃料火箭发明人戈达德所言：慎言不可能，昨日之梦想，今日有希望，明日变现实。

    这或许就是中国地震学家和广大地震工作者对世界表达的执著与坚守的心声。

    面对人类遭受到地震的威胁和劫难，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说：“我们应当把灾后救援的观念转变为灾前预防的方针。灾前预防不仅比灾后救援更人道，而且更经济。”

    如果坟川大地震数万鲜活的生命，几十万人的鲜血和伤残，还不足以唤醒人们的良知，那么还要等到第二个唐山、第二个坟川大地震发生后，人们才有可能从噩梦中惊醒吗？

    4.地震专家的罪与罚

    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事件。

    2012年10月22日，意大利拉奎拉地区法院以“过失杀人”罪判处六名地震专家和一名政府官员六年监禁，终身不得担任公职。法院认为，他们在2009年4月6日发生的一场6.3级地震前，发布了“不准确、不完整且自相矛盾”的信息，并建议人们“只管放心地在家喝红酒”，当地政府和居民因此未能及时采取疏散措施，最终导致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2009年4月5日晚，意大利拉奎拉发生了一次3.9级地震。由于政府官员此前公开保证说没有迫在眉睫的危险，并且声称每一次震动都将削弱大地震发生的潜能，于是当地一些人劝说家人留在公寓里，而不是像以往那样到屋外躲避危险。然而，仅仅四个半小时之后，大地震轰然袭来，拉奎拉地区发生了6.3级强震，导致309人丧生，1500多人受伤，约z万幢建筑被毁，数以万计的人无家可归。

    悲剧发生后，六名地震专家和一名政府官员由于在地震前未能予以民众充分的警告而被拉奎拉地区检察院指控犯有“过失杀人”罪。在经过一年多的审理之后，2012年]0月22日，法院判决“过失杀人”罪名成立，这七人将面临六年监禁，并支付庭审费和赔偿金约900万欧元（约合1170万美元）。

    这项判决令国际科学界极为震惊！来自世界各地的5000多名科学界人士联合签名，向意大利总统拿波利塔诺发出了一封公开信，称这个判决是“不公平和幼稚的”。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地震学家苏珊·霍夫称，这是科学史上“悲哀的一天”。许多人担心，这个判决将成为一个危险的先例，让科学界的专家在给出风险分析时转向保守，以至于最终损害到国际科学界减轻自然灾害的努力。英国《自然》杂志在社论中称“裁决是不当的，宣判是荒唐的”。意大利物理学会也发表了一份声明称，“不能证明指控合理”。科学家由于“没有说出他们无法说出的事情”而被指控，这是与科学方法相悖的。

    拉奎拉位于意大利中部亚平宁山脉最高段大萨索山西麓，距罗马约100公里，人口6.8万，拥有许多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2009年4月6日凌晨的地震使这里成了一片残垣断壁，意大利民防局的官员称：“这是本世纪以来最严重的悲剧。”这里是地震高发区，当地人本已习惯了与地震相伴的生活。（（自然》杂志讲述了外科医生文森佐·维多里尼的遭遇：作为在地震高发城市长大的一代人，他从小就在一次次大地的震颤中跟随着父母跑出房外，到附近的露天广场避险，别人家也一样，女人和孩子们一般睡在车里，而男人们则站在一起抽烟，一直守到天明，大地平静下来，人们才陆续回到自己家中。后来当他也成了一位父亲，他依然坚持着这个“传统”，如同他的父辈一样，谨慎小心地遵循着这种习惯，保护他的妻子和孩子。直到2009年4月5日晚上，由于相信了政府官员和地震专家的“保证”，他们在小震发生之后并没有到屋外过夜。大震袭来，维多里尼居住的公寓楼被摧毁。六小时后，维多里尼被人从碎石堆里救了出来，而他的妻子克劳迪娅和他们年仅九岁的小女儿法布里齐娅不幸遇难。维多里尼久久不能从巨大的悲痛中走出来，他说：“这不是对科学的审判，但是我有一种被科学欺骗的感觉。那天夜里，拉奎拉所有老人在第一次小震后都跑到外面，而且后来一直在外面。而正是我们这些习惯于使用互联网、电视和相信科学的人却待在房子里没动……”

    不少当地居民在震后告诉当地媒体，他们许多人，包括在地震中遇难的人们本来已经打算离开自己的家园到别处避难，但是在听到“国家重大灾害预测预报委员会”召开的一次特别会议发布的相关消息后改变了主意。2009年8月，地震中的遇难者家属提出了正式诉求，要求检察官介人调查。2010年6月3日，拉奎拉公共检察官办公室发出了一份起诉书，六名地震专家因涉嫌在大地震中犯有过失杀人罪而被调查。在意大利刑法中，“过失杀人”罪涵盖的范围非常广，可包含疏忽大意、过分轻率、笨拙无经验三种情况。定罪首先看有没有死亡结果，行为人有没有过失，再看过失和死亡结果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

    针对科学界的反应，案件的公共检察官法比奥·皮祖蒂说：“我没有发疯。我知道他们无法预测地震。指控的依据不是他们没有预测出那场地震，而是作为国家的公职人员，他们必须遵守法律上规定的职责：评估和描绘拉奎拉当前存在的危险”。“风险评估的一部分，应当包括城市人口的密度和已知的市中心许多古建筑的脆弱程度。他们有责任来评估所有这些因素的风险程度，而他们没有这么做”。皮祖蒂在提供的一份224页的起诉书中指称，意大利国家重大灾害预测预报委员会的成员于地震前一周在拉奎拉召开的“风险委员会”特别会议，并没有给当地民众提供预防地震的准确建议，他们给出的是“不完备、不确切和互相矛盾的信息”。309名遇难者中至少有29人本来可以逃生，却因为这些信息而没有逃走。

    拉奎拉的大部分人认为，2009年3月31日召开的风险委员会特别会议实质上是一次公关活动，让人们不要相信不可靠的地震预报，以安抚民心。但是，为什么要召开这样一次会议？据意大利当地报纸报道，一个名叫帕奥罗·朱利安尼的“地震预报专家”声称，他的氛气测量显示，拉奎拉即将发生大地震。朱利安尼于2010年退休，之前在拉奎拉附近的国家核物理研究所格兰萨索实验室工作。这个实验室位于地下，研究中微子、暗物质等。几年前，朱利安尼听说俄罗斯科学家曾在土耳其东部地震发生前观测到氛气出现异常的消息，便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于是他转到隔壁的国家地球物理学与火山学研究所的实验室工作。国家地球物理学与火山学研究所是意大利的地震研究中心，总部设在罗马，由恩佐·波斯基博士领导。朱利安尼在整个地区安装了四台自制的氛气探测器，试图用氨气排放波动来预测地震。他建立了一个网站实时发布测定的氛气数据，在非正式的手机网络上发布小地震活动的预报。大地震来临的传言在民众中引起了恐慌，意大利民防局于是决定召集一次会议，分析氧气测量的可靠性。现有的审判显示，“风险委员会”的这次会议并没有从科学上分析当时的情形，讨论的重点在于如何消除人们对“大地震谣言”的恐慌。会议中被问到目前的群发性地震是不是类似1703年大地震的前兆时，根据会议记录显示，被起诉人之一的恩佐·波斯基称：“我不认为短期内有发生大地震的可能性，但也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同样被起诉的国家地震中心主任朱里奥·塞尔瓦吉说：“近期的确发生过一些小的震动，但是这些群发性地震并没有导致一个大的地震。”还有被起诉的来自罗马第三大学的弗朗哥·巴贝利教授说：“我们没有理由相信一系列小的地震之后就必然会预示着一场大的地震。”……会后，国家民防局副主任伯纳多·德·博纳迪尼斯，以及拉奎拉市市长马西莫·西亚莱特和一位参与会议的委员会成员一起，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并被意大利电视台播出，后来成为起诉案件的具体内容。博纳迪尼斯在发布会称，拉奎拉目前的地震形势“肯定是正常的，不构成危险”。他还补充说，“科学界向我保证，由于能量的持续释放，现在的情况反而是有利的”。甚至当一名记者问：“所以，我们应该放心地在家享用一杯红酒？”博纳迪尼斯回应道：“那当然，当然要喝一杯卓林普乐怡诺红葡萄酒。”

    这番话在传播过程中几乎简化成了：群发性震动越多，大地震的危险性越少。这是一个在科学上站不住脚的说法。被起诉的博纳迪尼斯请来的辩护律师却坚持认为这是委员会的地震专家所告知的内容。而被起诉的地震专家们向检察官纷纷否认并强烈反对这样的断言。检察官皮祖蒂称，这是一座中世纪的古城，危险程度很高。住房的脆弱性应该是委员会进行风险评估时重点考虑的，但会议几乎没有讨论这种风险，或者任何告知居民面临大地震时该怎么做的具体建议，因此没有尽到“避免或尽量减轻伤亡和损害”的法律义务。

    一审判决之后，就连检察官皮祖蒂都对判决结果感到惊讶，因为他要求的有期徒刑也只是四年，而法官马可·比利却判了他们每个人六年的徒刑。依照意大利法律，这七人还有两次上诉机会，才会有终审判决。

    再说朱利安尼。拉奎拉地震算不算他成功预测的地震呢？大地震前的小震大多发生在拉奎拉南部30英里一个叫苏尔莫纳的小城附近，朱利安尼曾告诉苏尔莫纳市市长，长则三五日，短则6至24小时内将发生大地震。虽然意大利民防局试图淡化这一预测，当时苏尔莫纳的一些居民曾一度撤离，发现没事时又重返家园。但没过几天，地震就袭击了拉奎拉。于是，朱利安尼的预测引发了一场争论：究竟是他准确预测了地震，还是时间上的偶然巧合？学术界似乎并不认为他准确预测了地震。意大利国家地球物理学与火山学研究所的首席科学家瓦尔纳·马尔佐基说：“不可能将功劳算在他头上，以氧气浓度为指标，已经太多次谎报地震，这种预测方法远称不上可靠。”加利福尼亚灾害研究中心负责人约翰·朗德尔说：“氛气释放或许和地质事件有关，地震会释放氧气和其他地气，但问题是，除了大地震之外，许多其他事件也会释放氧气，包括降雨或大气压变化。”美国南加州大学地震学家托马斯·乔丹说：“这种事情经常发生，人们根据不同理论进行各种各样的预测，总是很难评估。”拉奎拉地震后乔丹在意大利召集的国际地震预测委员会上担任主席。

    关于意大利地区法院对地震专家罪与罚的争论远未结束，七名被告已经决定＿仁诉。

    国际科学界也有不少科学家支持检察官的意见和法院的判决。加拿大蒙特利尔理工大学地质学家岱少承发表自己的看法：“如果因为他们没能准确预报地震而判刑，那是冤枉他们。意大利地震专家的问题在于，他们说不会发生地震是缺少科学依据的。既然不能预报地震，也就意味着不能预报不地震。他们违反了科学应有的说真话、讲真相的原则，同时他们也没有尽到法律赋予他们的职责和义务。从这个角度，我支持他们有罪。”作为地震专家，应该牢一记人类智慧的局限性、对自然界预测的不可靠性、甚至自然界本身的不确定性。既然无法准确预测地震什么时候会发生，那么也就无法准确预测地震什么时候不会发生。未来某个时段会发生地震和不发生地震，是两个事件，地震预报工作者只能根据有限的知识和经验，给出这两个事件的概率。严格来说，意大利地区法院对七名被告的判决，不是因为他们对地震的预测错误，而是由于他们预测错误后对广大民众的误导，造成过多的人员伤亡，应当承担道德和法律责任。

    现在，我们需要冷静地想一想，这个判决地震专家“过失杀人”罪事件给人们带来什么启示和教训。国际科学界同样有这样一种声音：这六名地震专家是这场无法预测的自然灾害的替罪羊。

    事实上这几位地震专家并非因预测地震失败获罪——检察官指控他们的理由是，未在安全会议上提出警告和建议，这场审判与“地震是否能被预测”没有任何关系。他们在大地震发生前一周专门为地震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却没有提供任何应对地震的措施和建议。只强调如何让民众不要陷人地震的恐慌。

    那么，这几位地震专家到底做错了什么？

    据后来受意大利政府邀请对拉奎拉地震进行调查的美国地震学家称，那次特别会议下的结论没有任何问题——“没有理由认为不断发生的小震能预示一场大震”——在科学上，这毫无疑问是正确的。

    然而，在特别会议后的媒体见面会上，委员会中的那位政府官员却声称：本地的地震是“正常的”，“不会构成危险”，“科学界向我保证，连续小地震释放了地层中的能量，现在的情况反而是有利的”。——在科学上，这些话是不能成立的，实际上也没有一位地震专家向这位官员提供这样的说法。然而这个观点迅速在拉奎拉传播，变成了“震动越多，危险越小”。

    更要命的是，当有记者问“我们应该放心地在家享受一杯红酒”时，这位官员居然回应“当然，当然要喝一杯卓林普乐怡诺红葡萄酒”。

    如果说这个特别会议误导了民众，那问题也是出在这位官员身上，而不是地震专家直接误导了民众。遗憾的是，官员传达的错误信息并未被及时纠正。

    而检察官又为什么非要揪住地震专家不放呢？指控的依据是他们作为公职人员应当悟守法律规定的职责，但是他们没有这么做，只是帮政府官员去辟谣，从而误导了民众。按中国法律有关条款解释，他们犯了“玩忽职守罪”。还有另一个复杂的因素，就是那位业余地震预报专家朱利安尼，在“小震不断”的地震恐慌中备受瞩目。当大震发生后，他甚至被一些民众追捧为预言大地震的“英雄”、“神人”。大震前，急于辟谣的政府便召开了那次特别会议，请意大利主要的地震专家来拉奎拉开会。然而这个会开得非同寻常——通常这种会议是科学家封闭式的会议，但这次却来了许多当地政府官员和无科学背景的人士，直到会议结束以后，与会的地震专家才意识到这个会议就是用来“维稳”的。

    美国专家卜调查后称，召开这样一个特别会议，说明政府与科学家已经陷人了一场错误的对话，会议的进展变成了要告诉民众是否会有一场大震，而答案只有两个选项，有或者没有。由于政府急于辟谣，反而借了科学家的名义，传递了错误的信息。而对于广大民众来说，他们听不懂复杂的科学原理，也难以理解严谨的科学陈述，他们最想知道的就是“近期会不会发生地震”这样明晰、即时的危机评估。而媒体正是明白民众的这个需求，所以才会问“是否应该享受一杯红酒”，而这恰恰迎合了政府平息民众慌乱情绪的目的，所以官员才会马上回应“当然应该享受红酒”，由此体现得珠联璧合，达到了极好的效果。而在社会媒体和自由媒体时代，这种复杂问题简单化的回答非常易于传播，也容易被人们记住，而最终导致灾难来临时，人们错过了自救的机会。

    意大利这场地震风波并不是独特的现象，但作为一个面临长期地震威胁，又不断发生小震的地区，科学家们预测的失败与惨痛的人员伤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管本次案件的终审结果如何，有人因为科学家的预测错误而不幸J雇难已成为不可更改的事实。若人命最终能换来各方有用的决策教训，这将比把几个没有恶意的科学家判刑更有意义得多。在专家普遍被视为“砖家”，政府公信力缺失，媒体素质参差，民众科学素养函待提高的当下中国，一个地震谣言能让一座城市的人整晚不睡觉，当真正“狼来了”的时候，“科学”能救我们吗？

    5.地球，是一只“泪眼”

    地震是一面镜子，悬挂在地球的胸部，照射出人类脸上抖落的尘埃与泪水，也照射出人类脚步丈量的文明与进化。亘古以来，地球用“自残”的方式震撼人类，人类用顽强的方式把地球震撼。尽管每一次地震发生，人类向地球表示强烈愤慨和不满，但全世界都在想方设法焊接地震的裂口，同时也在修补精神的伤口。在新中国这块版图上，继唐山后蛰伏32年的大地震，释放出汉川惨烈的疼痛，同时也使耕读五千年的中国释放出13亿人的热情。由此人们不禁会想起神话传说中的女蜗、后界和大禹。所谓“女蜗补天”，其实就是一次特大地震后，这位部落女首领率领先民战胜天灾的英勇壮举。“后界射日”，只是先民们的一种比喻、夸张和理想升华的象征，旷日的旱灾引发地震是因为“十日并出”造成的（也就是地震与宇宙力与太阳黑子爆发的关系），是后界追射了九个太阳后为先民们带来了福扯。至于“大禹治水”，人们一般只想到了水患，恐怕这水患也是因大地震造成江河改道，形成了无数个堰塞湖决坝引发洪水泛滥，大禹疏导水患有功，被千秋万代传颂。

    先看女蜗时代的灾害情形：“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烧众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撷民，鸳鸟攫老弱……”（见《淮南子·览冥训》）。想想看，这比坟川地震还要惨烈的一次地震，不仅让人们感到天塌地陷一般，而且不少地方发生了火灾和水灾，本来不多的先民也死伤惨重。先民们怕了吗？也许是的。但是他们有一位女领袖率领先民们“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苍天补，四极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虫死，撷民生。”这也许是母系社会和女性生殖崇拜的由来。她发明的立四柱、加圆顶的最原始的住房——即“断鳌足以立四极”，结束了人类住在树上或洞中的历史，加之女蜗伏羲兄妹“画卦结绳”、“为女媒，置婚姻”——即所谓传黄泥造人的传说，创造了古老的华夏文明，女蜗从此也就被人们神化了，包括后男、大禹等都被请上了神坛。

    说到后男，神话中说，尧帝时“十日并出”，植物枯死，地裂山崩，猛兽长蛇害民。后界以精湛的箭术，追射九日，杀猛兽长蛇，使地动山摇的日子复于平静。去掉神话的光环，后界原本是东夷族部落的首领，侵人夏朝，夺取了太康的帝位。传说中他的妻子就是嫦娥，他射杀九日后，王母娘娘给他两粒长生不老丸，结果被嫦娥偷食，羽化升天，进人了月宫，云云。这个神话传至今日，依然是人们对月球（即玉兔国）美好的想象和向往。所谓十日，实际上是一种比喻，天干旱得简直像出来十个太阳那样，灼烤得赤地千里，江河涸竭，“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食”。人们被渴死饿死，饿俘遍野，惨不忍睹。我们无法知晓，这旱灾长达多久，但从历史资料上看，商朝始祖成汤时期，曾经发生长达七年的大旱，并发生“昆仑之丘，烈岩喷涌”的大地震。

    说到大禹，汉川地震发生后，有媒体说，大禹的家乡就在北川一带。也如北川羌族同胞所说，北川是大禹的故里。翻阅历史资料查得，大禹姓似，父乃鲸，为黄帝之孙，少昊金天氏之子。这样看来，大禹倒是帝王之后了。在尧帝时代、大概发生了千年一遇的大地震，使江河改道，洪水横流，害得人们无家可归。于是尧帝命鲸治水。鲸采取堵的办法，到处筑堤垒坝，结果堤坝决口，又造成新的灾难。于是尧大怒，杀了鲸，又命禹治水。大禹总结了其父的教训，改堵水为疏导的办法。他身先士卒，带领治水的人们进行实地勘察，“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疏通九条江河），阪九泽（修治九个天然湖泊），度九山”，从冀州开始，一处处疏川导滞，开山泄洪，终于把浩浩洪水引人大海，山川田野尽露出水面。为了治水，他三过家门而不人，成为千古美谈。

    抹去女蜗、后界、大禹的神话色彩，还原他们的本来面目，他们就是一个民族引以为豪的英雄人物或杰出代表，是我们效仿和学习的榜样，让我们发扬他们的精神吧，并满怀激情地说：我们就是当代的女蜗，当代的后界，当代的大禹！

    由此，我们已经看到，为什么古往今来中国地震如此之频繁，又如此之剧烈？本书中已经讲到，早在3.8亿年前，我国的西藏、新疆、青海等地，是一个波涛汹涌的大海，历史学家和地质学家后来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古地中海。一也有人用希腊女神的名字称之为特提斯海。后来随着一个个造山运动，昆仑山、唐古拉山、冈底斯山等著名山脉相继隆起，逼着大海慢慢退缩、消失。到了4000万年前，地球的板块运动，发生了印度板块和欧亚板块相撞，而且印度板块的一个角嵌人了欧亚板块底部，并渐渐翘起。这个角正在我国西藏地区。这就使得青藏高原渐渐抬高，并且至今仍未停止——有地质记载为证：喜马拉雅山的珠穆朗玛峰每年差不多上升三毫米！还不仅如此，印度板块一直推涌着青藏高原向东北边缘四川龙门山一带挤压，每年达四厘米之多！这次汉川特大地震，就是这种挤压持续之久的一次能量大释放，因而造成了空前的大灾难。我国西藏、四川、云南之所以成为地震高发区，就是这种挤压、冲撞造成的。这种板块挤压造成的大地震，在世界其他地区也有，如美国西部旧金山1906年大地震，就是由于太平洋中圣安德里亚板块向美国西部板块挤压造成的。

    当今，地球板块的这种挤压仍在继续，人类对这种挤压发生的地震也一直在探寻和追问：地震这个冷血杀手又蓄谋安排了哪些行程？它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下次什么时候现身？谁能逮住地震的幽灵，让我们用千年的泪水漂洗它那残忍而狠琐的灵魂？！

    应该说，我们不是地球的主宰。

    也应该说，我们不是地球的奴婶。

    人类是天地所造，是地球的一部分，宇宙的一部分，包括我们的血肉，也包括我们的灵魂。

    眼前的世界，正显示出一种似乎大开始与大抉择的气象——这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然而，这又是让一个人或一个群体乃至一个社会的良知良能面临挑战和机遇的时代，一个需要有人承担历史性苦役甚至承担牺牲的时代，一个需要把灵魂放在天平上或是祭坛上、义无反顾地去叩问陌生的时代……但是请相信，在这个历史与现实昏晓交割的时期，一个让历史和现实还听不太懂的陌生故事，也许就是一首走进未来世界的史诗。

    当我们走过历经巨变也历经劫难的百年沧桑，面对21一世纪，我们的心灵将发生怎样的演变？一千遍一万遍地高唱“让世界充满爱”、“我们共有一个家”并不困难，只有直面人与自然、人与人的生存冲突留下的深长断裂，这种“爱”才可能真实而有分量，这个“家”才可能充满温馨和阳光。

    科学探索是心力、耐性与时间的合金，输了败了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逃避。

    我们无法逃避，而只能面对这个世界，这个地球和宇宙中的一切：你愿意看到的和不愿看到的；你能够承受的和无法承受的；你乐观也罢，悲观也罢，眼下和以后相当长的时间，人类恐怕还不能离开地球。这实际上就是我们面对自己：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之所以能够延续下来，是因为这个民族的精神里有生生不息的东西。我们在历史中反思，不是为了要倾诉我们曾经遭受的挫折、坎坷和苦难，去求得别人的同情或相信。当我们发展了，强壮了，我们能说服自己的时候，就能说服世界。

    是的，现在我们还无法看清面对的这一切，对无数的悖论和异常，我们没有答案。但请相信，答案就埋藏在我们所经历的最惨烈灾害的废墟里，埋藏在我们曾经目睹、曾经记录的历史里，埋藏在我们向未来和未知探索行走的路途上。

    人的血液是红色的。几乎所有动物的血液都是红色的。这是生命的原色。

    原始宗教把生命的原色定为红，我们的祖先在死者的躯体上用铁矿石涂上红色，以此召唤那失去的生命力。

    当人类第一次离开地球，在太空中遥望自己的家乡时，始才惊奇地发现，在目前已知的宇宙星体中，惟有人类的家园——地球，才是一颗蔚蓝色的星球。那是生命的颜色。

    地球上的一切生命，都与海洋息息相关。有诗人称谓地球是一只泪眼。诗中写道：

    地球是漂在水里吗？

    为什么每一块大陆的周围

    全都是汪洋大海？

    哦！地球满腹忧烦

    她睁圆了望不断天涯的泪眼

    何时能哭干

    这么多苦涩的

    海水？

    2008年11月12日泣川大地震半年祭奠

    完稿于北京·太平路·墨仆斋

    2009年5月1.2日泣川大地震一周年祭

    二稿于北京·丰台镇·东安街

    2009年6月6日三稿于北京·万寿路

    2009年11月28日四稿于北京·门头沟·三家店

    2010年3月23日五稿于北京·复兴路63号

    2010年9月6日六稿于北京·太平路·墨仆斋

    2012年10月25日修改于金沟河·金和嘉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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