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繁森,1944年出生,山东聊城人。他18岁参军,196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9年复员后,他先当工人,后被提拔为国家干部。1979年,国家要从内地抽调一批干部到西藏工作,时任地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孔繁森主动报名,请人写了“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作千秋鬼雄死不还乡”的条幅。刚到西藏,他又写下“青山处处埋忠骨,一腔热血洒高原”,以此铭志。孔繁森同志是优秀共产党员,焦裕禄式的好干部、时代先锋、领导干部的楷模、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藏区工作及成就
进藏以后,原定孔繁森担任日喀则地委宣传部副部长。
当地党委考虑到他年轻能干,征求本人的意见后,派他到海拔更高的岗巴县任县委副书记。在岗巴工作的3年间,他跑遍了全县的乡村、牧区,访贫问苦,和当地群众一起收割、打场,干农活、修水利。1981年,孔繁森奉调回山东,先后任莘县县委副书记、行署办公室副主任、地区林业局局长、聊城地区行署副专员等职。
孔繁森在母亲年迈、3个孩子尚未成年、妻子体弱多病的情况下,仍然克服困难,再次带队进藏,任拉萨市副市长,分管文教、卫生和民政工作。为了发展当地教育事业,他跑遍了全市8个区县所有公办学校和一半以上的乡、村办小学,拉萨的适龄儿童入学率从45%提高到80%。全市56个敬老院和养老院,他走访过48个,给孤寡老人送去了党和政府的温暖。因西藏偏远地区医疗卫生条件较差,他每次下乡时都特地带一个医疗箱,买上数百元的常用药,送给急需的农牧民。一个医药箱虽然解决不了所有问题,但对接受治疗的患者来说,却往往是性命攸关。
1979年,孔繁森第一次进藏担任岗巴县委副书记,在岗巴工作三年,他跑遍了全县的乡村、牧区,与藏族群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88年,孔繁森第二次调藏工作,担任拉萨市副市长,分管文教、卫生和民政工作,孔繁森到任仅四个月的时间,就跑遍了全市八个县区所有的公办学校和一半以上的村办小学,为发展少数民族的教育事业奔波操劳。
孔繁森对于分管的卫生和民政工作也同样的投入,为了结束尼木县续迈等三个乡群众易患大骨节病的历史,他几次爬到海拔近5000米的山顶水源处采集水样,帮助群众解决饮水问题。
1992年底,孔繁森第二次调藏工作期满,西藏自治区党委决定任命他为阿里地委书记,这一任命意味着孔繁森将继续留在西藏工作,面对人生之路又一次重大选择,他毫不犹豫地服从了党的决定,人民的需要。阿里地处西藏自治区的西北部,平均海拔4500米,被称为“世界屋脊的屋脊”。阿里的面积相当于两个山东省,而人口仅有六万,地广人稀,这里长年气温零度以下,最低温度达零下40多度,每年7至8级大风占140天以上,恶劣的自然环境,艰苦的生活条件使许多人都望而却步。
1993年,孔繁森进藏工作期满,但他继续留在西藏,担任了阿里地委书记。
为了摸清实际情况,他深入调查研究,求计问策,寻找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路子。不到两年的时间,他跑遍了全地区106个乡中的98个。阿里是西藏最偏僻和平均海拔最高的地区,外出时常常一天也看不到一个人影。他们饿了就吃口风干的牛羊肉,渴了就喝口山上流下来的雪水。旅途中虽然艰苦,孔繁森却充满乐观,并风趣地对随行人员说:“快尝尝,这是上等的矿泉水,高原没有污染,等我们开发出来了,让外国人花美元来买!”
1992年,拉萨市黑竹、工卡等县发生地震,任拉萨市副市长的孔繁森赶赴灾区。在那里,他收养了12岁、7岁和5岁的三个孤儿曲尼、曲印和贡桑。孔繁森将他们带回拉萨,照管他们的生活,教他们读书识字,夜里孔繁森就同孩子们挤在一张大床上睡觉。年幼的孩子常在夜里尿床,他就不厌其烦地洗换床单。节假日只要有空,他说带上他们逛公园,逛商店,给他们买衣物。孔繁森虽然是副市长,但他每次下乡去,总要带些自己的钱给生活困难的乡亲,往往一月刚过半,工资就花光了,有时连伙食费也不够交。他自己经常吃榨菜拌饭,却不愿让孩子和他一样受罪,钱不够怎么办?孔繁森就献血换钱来给孩子添补营养。市长格桑顿珠见孔繁森负担太重,领走了曲尼。然而,不幸的事情发生了,1994年11月29日,孔繁森在去新疆塔城考察边贸途中,因车祸殉职,年仅50岁。
在孔繁森的葬礼上,悬挂着一幅挽联,形象地概括了孔繁森的一生,也道出了藏族人民对他的怀念:
上联:一尘不染两袖清风,视名利安危淡似狮泉河水。
下联:二离桑梓独恋雪域,置民族团结重如冈底斯山。
歌曲《走进西藏》《公仆赞》《等你回家》就是对他的赞颂。
在孔繁森的勤奋工作下,阿里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1994年,全地区国民生产总值超过1.8亿元,比上年增长37.5%;国民收入超过1.1亿元,比上年增长6.7%。他为了制定把阿里地区的经济带上新台阶的规划,准备在最有潜力的边贸、旅游等方面下工夫。为此,他带领有关部门,亲自到新疆塔城进行边贸考察。他牺牲后,江泽民总书记于1995年4月29日亲笔题词“向孔繁森同志学习”,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也题词“学习孔繁森同志热爱人民、无私奉献的精神”。
繁森精神
孔繁森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重大典型,被誉为“九十年代的雷锋”“新时期的焦裕禄”“领导干部的楷模”“民族团结的典范”。他用真挚的爱民之情,赤诚的为民之心,强烈的富民之愿,用生命回答了人为什么活着,怎样活着更有价值。这两个根本问题。恰恰就是对这两个问题正确解答,具有最朴素的普世价值和人文情怀,闪烁着不朽的文明之光、人性之光和理想之光。今天我们从普世价值的角度认识和传播孔繁森精神,大力倡导爱人、帮人、关心人的人生价值观,对构建和谐社会,促进世界和平与进步大有裨益。
深入挖掘“好人”“大写的人”这一基本特质,倡导与时俱进地学习孔繁森精神,对构建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时代意义。孔繁森精神集中体现的爱、爱别人、爱人民、爱集体、爱祖国的价值观,适用于一切生活领域、一切家庭团体、一切国家种族和宗教,也照顾到全人类各个方面的利益和共同价值观,具有跨文化、跨民族、跨宗教的普世价值,是全球人类普遍能够接受的伦理观,广泛传播推广,终将造福人类!
十五年前,一个光辉的名字,在一夜之间誉满中华大地;一位共产党员,在共和国历史上矗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一种高尚的精神,至今依然感动和激励着千千万万中华儿女。一这就是孔繁森和孔繁森精神!十五年过去了,孔繁森精神不仅没有过时,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穿越时空,历久弥新。在庆祝新中国六十年华诞之际,孔繁森当选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时代领跑者一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具影响的劳动模范、山东省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建设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值此纪念孔繁森殉职十五周年之际,以更开阔的眼界审视孔繁森精神的时代特征,从普世价值的角度来全面深刻认识孔繁森精神的丰富内涵,深入挖掘“好人”“大写的人”这一基本特质,对于在更深的层次、更广泛的领域与时俱进地学习和传播孔繁森精神,促进全民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孔繁森精神走向世界,扩大先进文化影响力,使之对整个人类文明产生积极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尝试从以下三个方面探讨这个问题。
孔繁森的人生词典里,写满了爱字。爱祖国、爱人民、爱事业、爱西藏、爱集体、爱家乡、爱亲友,爱自然,爱他应该爱、能够爱的一切。为了这伟大的爱,无私奉献乃至牺牲自己宝贵的生命。他像虔诚的信徒和苦行僧一样地笃信着心中的信仰,执着地坚持着共产主义信念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想,无怨无悔,持之以恒。他为人民而活着,为人民而奋斗,为人民而献身。他的爱比母子之爱、夫妻之爱、父子之爱更博大,超出了至爱亲情的世俗情感,升华到一个新的境界。孔繁森是个孝子,在人民和母亲都需要他的时候,他毅然选择了赴藏的艰难征途;孔繁森是个好丈夫、好父亲,他深爱着妻子儿女,当高原藏胞更需要干部、更需要帮助时,他忍痛割舍了亲情。妻子上抚养老母、下养育三个孩子,精神和物质上都不堪重负,孔繁森却把有限的工资用到更困难的藏族同胞身上。
作为一位长期在艰苦环境中工作生活的地委书记,清贫和节俭的让人难以置信,他节衣缩食,连快香皂也舍不得买。对自己是那样苛刻,对别人是那样大方,死后只留下几个纸箱子和仅有的八块六毛钱。古人云:克己者,多内省,必厚人。
萧伯纳说,自我控制是强者的本领。孔繁森就是这样的克己者和强者。最近,孔繁森的小女儿孔玲接受央视《流金岁月》栏目主持人采访时说,爸爸活着的时候,常常说对不起奶奶,对不起妈妈,对不起我们,但是他最对不起的一是他自己。这是十五年后已经长大成人的女儿对父亲深刻的理解,也是对孔繁森无私忘我、舍己为人精神最好的说明。
常言道: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榜样力量来自哪里?来自于榜样的真实,来源于崇高的人生境界和强烈的精神感召力。他们陶冶着我们的情操,净化着公众的心灵,让我们想起他们,胸中就有浩然正气油然升起。孔繁森精神是民族优秀文化、革命文化、现代文化相结合的价值体现,是民族精神和党的优良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升华。和很多杰出的民族英雄一样,孔繁森不仅获得了相同信仰、相同组织的尊崇,还难能可贵得到了其他民族的尊敬。一位美籍女士在北京听说孔繁森的事迹,当场拿出几万美金,委托在场的领导转交给王庆芝,后来还写来了热情洋溢的致敬信。
两弹元勋,知识报国——邓稼先
邓稼先,安徽怀宁人,理论物理学家,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共产党党员,第12届中共中央委员。
1945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后在北京大学任教。1948年10月赴美国普渡大学物理系留学,1950年获物理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历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助研、副研究员,1956年入党,1958年秋任二机部第九研究所理论部主任、1972年任国防科委第九研究院副院长、1979年任第九研究院院长,1982年4月9日国务院任命邓稼先为核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主任为姜圣阶,另一位副主任为王淦昌),1986年6月中央军委任命邓稼先为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等职。第12届中共中央委员。1986年因长期受辐射伤害,身患直肠癌症逝世。
在原子弹、氢弹研究中,领导开展了爆轰物理、流体力学、状态方程、中子输运等基础理论研究,对原子弹的物理过程进行了大量模拟计算和分析,迈出了中国独立研究核武器的第一步。领导完成原子弹的理论方案,并参与指导核试验的爆轰模拟试验。原子弹试验成功后,立即组织力量,探索氢弹设计原理,选定技术途径。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85年获两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86年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1987年和1989年各获一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邓稼先研究了原子弹,氢弹的理论方案,并亲自参与了核武器的实验。在1999年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由于他对中国核科学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被称为“两弹元勋”。
一脑袋关于原子核的知识
他从青少年时代就有了科技强国的夙愿,将个人的事业与民族的兴亡紧密相连。
邓稼先在校园中深受爱国救亡运动的影响,七七事变后,全家滞留北京,他秘密参加抗日聚会。在父亲安排下,16岁的邓稼先随大姐去了大后方,在四川江津读完高中,并于1941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受业于王竹溪、郑华炽等着名教授。
抱着学更多的本领以建设新中国之志,他于1947年通过了赴美研究生考试,于翌年秋进入美国印第安纳州的普渡大学研究生院。由于他学习成绩突出,不足两年便读满学分,并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此时他只有26岁,人称“娃娃博士”。
这位取得学位刚9天的“娃娃博士”毅然放弃了在美国优越的生活和工作条件,1950年8月回到了一穷二白的祖国。
在飞沙走石的戈壁试验场成功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
1958年秋,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找到邓稼先,说“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征询他是否愿意参加这项必须严格保密的工作。邓稼先义无反顾地同意,回家对妻子只说自己“要调动工作”,不能再照顾家和孩子,通信也困难。
从小受爱国思想熏陶的妻子明白,丈夫肯定是从事对国家有重大意义的工作,表示坚决支持。从此,邓稼先的名字便在刊物和对外联络中消失,他的身影只出现在严格警卫的深院和大漠戈壁。
邓稼先就任二机部第九研究所理论部主任后,不仅在秘密科研院所里费尽心血,还经常到飞沙走石的戈壁试验场。他冒着酷暑严寒,在试验场度过了整整8年的单身汉生活,有15次在现场领导核试验,从而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
1964年10月,中国成功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就是由他最后签字确定了设计方案。他还率领研究人员在试验后迅速进入爆炸现场采样,以证实效果。他又同于敏等人投入对氢弹的研究。按照“邓-于方案”,最后终于制成了氢弹,并于原子弹爆炸后的两年零八个月试验成功。这同法国用8年、美国用7年、苏联用10年的时间相比,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速度。
1972年,邓稼先担任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1979年又任院长。1984年,他在大漠深处指挥中国第二代新式核武器试验成功。翌年,他的癌细胞扩散已无法挽救,他在国庆节提出的要求就是去看看天安门。1986年7月16日,国务院授予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同年7月29日,邓稼先去世。他临终前留下的话仍是如何在尖端武器方面努力,并叮咛:“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
两弹元勋
邓稼先是中国核武器研制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领导者,被称为“两弹元勋”。在原子弹、氢弹研究中,邓稼先领导开展了爆轰物理、流体力学、状态方程、中子输运等基础理论研究,完成了原子弹的理论方案,并参与指导核试验的爆轰模拟试验。原子弹试验成功后,邓稼先又组织力量,探索氢弹设计原理,选定技术途径。领导并亲自参与了1967年中国第一颗氢弹的研制和实验工作。
邓稼先和周光召合写的《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理论研究总结》,是一部核武器理论设计开创性的基础巨着,它总结了百位科学家的研究成果,这部着作不仅对以后的理论设计起到指导作用,而且还是培养科研人员入门的教科书。邓稼先对高温高压状态方程的研究也作出了重要贡献。为了培养年轻的科研人员,他还写了电动力学、等离子体物理、球面聚心爆轰波理论等许多讲义,即使在担任院长重任以后,他还在工作之余着手编写“量子场论”和“群论”。
邓稼先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为了祖国的强盛,为了国防科研事业的发展,他甘当无名英雄,默默无闻地奋斗了数十年。他常常在关键时刻,不顾个人安危,出现在最危险的岗位上,充分体现了他崇高无私的奉献精神。他在中国核武器的研制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却鲜为人知,直到他去世后,人们才知道了他的伟大事迹。
他主要从事核物理、理论物理、中子物理、等离子体物理、统计物理和流体力学等方面的研究并取得突出成就。他自1958年开始组织领导开展爆轰物理、流体力学、状态方程、中子输运等基础理论研究,对原子弹的物理过程进行大量模拟计算和分析,从而迈开了中国独立研究设计核武器的第一步,领导完成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方案,并参与指导核试验前的爆轰模拟试验。原子弹试验成功后,立即组织力量探索氢弹设计原理、选定技术途径,组织领导并亲自参与1967年中国第一颗氢弹的研制和试验工作。
1979年,邓稼先担任核武器研究院院长。1984年,他在大漠深处指挥中国第二代新式核武器试验成功。翌年,他的癌扩散已无法挽救,他在国庆节提出的要求就是去看看天安门;1986年7月16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鹏前往医院授予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因全身大出血去世;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专程从外地赶回北京参加邓稼先的追悼会,他说:“邓稼先同志是我国科技工作者的典范,是我国科技工作者的骄傲。”
稼先逝世,我极悲痛!——邓稼先的岳父、全国政协副主席、90高龄的许德珩老人也在他送的大幅挽幛上悼念邓稼先;在地球的另一面,远隔万里重洋的昔日好友杨振宁教授怀着无限悲痛的心情,也给邓稼先的夫人许鹿希教授发来了唁电。
个人轶事
“许身国威壮河山”
一次,航投试验时出现降落伞事故,原子弹坠地被摔裂。邓稼先深知危险,却一个人抢上前去把摔破的原子弹碎片拿到手里仔细检验。
身为医学教授的妻子知道他“抱”了摔裂的原子弹,在邓稼先回北京时强拉他去检查。结果发现在他的小便中带有放射性物质,肝脏破损,骨髓里也侵入了放射物。随后,邓稼先仍坚持回核试验基地。在步履艰难之时,他坚持要自己去装雷管,并首次以院长的权威向周围的人下命令:“你们还年轻,你们不能去!”
1985年,邓稼先离开罗布泊回到北京,仍想参加会议。医生强迫他住院并通知他已患有癌症。
他无力地倒在病床上,面对自己妻子以及国防部长张爱萍的安慰,平静地说:“我知道这一天会来的,但没想到它来得这样快。”
在邓稼先去世前不久,组织上为他个人配备了一辆专车——他只是在家人搀扶下,坐进去并转了一小圈,表示已经享受了国家所给的待遇……中央尽了一切力量,却无法挽救他的生命。
两弹元勋
中国能在那样短的时间和那样差的基础上研制成“两弹一星”(前苏联8年、美国6年、法国4年、中国2年8个月)(原子弹、导弹和卫星),西方人总感到不可思议。杨振宁来华探亲返程之前,故意问还不暴露工作性质的邓稼先说:
“在美国听人说,中国的原子弹是一个美国人帮助研制的。这是真的吗?邓稼先请示了周恩来后,写信告诉他:“无论是原子弹,还是氢弹,都是中国人自己研制的。”杨振宁看后激动得流出了泪水。正是由于中国有了这样一批勇于奉献的知识分子,才挺起了坚强的民族脊梁。
1948年,邓稼先怀着科学救国的理想,远渡重洋去美国留学,在普渡大学当研究员,仅用一年多的时间就获得了博士学位!有人劝他留在美国,但邓稼先婉言谢绝了。1950年10月,他怀着一颗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放弃了优越的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和二百多为位专家学者一起回到国内。一到北京,他就同他的老师王淦昌教授以及彭桓武教授投入中国近代物理研究所的建设,开设了中国原子核物理理论研究工作的崭新局面。1956年,邓稼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当时,中央决定,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原子弹。当邓稼先得知自己将要参加原子弹的设计工作时,心潮起伏,兴奋难眠,这是一项多么光荣而又神圣的职业!但同时他又感到任务艰巨,担子十分沉重。
从此,邓稼先怀着以最快速度把事业搞上去的决心,把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到任务中去;首先,他带着一批刚跨出校门的大学生,日夜挑砖拾瓦搞试验场地建设,硬是在乱坟里碾出一条柏油路来,在松树林旁盖起原子弹教学模型厅;在没有资料,缺乏试验条件的情况下,邓稼先挑起了探索原子弹理论的重任。为了当好原子弹设计先行工作的“龙头”,他带领大家刻苦学习理论,靠自己的力量搞尖端科学研究。邓稼先向大家推荐了一揽子的书籍和资料,他认为这些都是探索原子弹理论设计奥秘的向导。
由于都是外文书,并且只有一份,邓稼先只好组织大家阅读,一人念,大家译,连夜印刷。
为了解开原子弹的科学之谜,在北京近郊,科学家们决心充分发挥集体的智慧,研制出我国的“争气弹”。那时,由于条件艰苦,同志们使用算盘进行极为复杂的原子理论计算,为了演算一个数据,一日三班倒。算一次,要一个多月,算9次,要花费一年多时间,又请物理学家从出发概念进行估计,确定正确,常常是工作到天亮。作为理论部负责人,邓稼先跟班指导年轻人运算。每当过度疲劳,思维中断时,他都着急地说:“唉,一个太阳不够用呀!”
为了让同他一起工作的年轻人也得到休息,得到工作之余的稍许娱乐,他总是抽空与年轻人玩十分钟的木马游戏。有一次,王淦昌教授看见了他们在玩这种游戏,老教授又好气又好笑,斥责说:“这是什么玩法,你还做儿戏呀。”邓稼先笑说:“这叫互相跨越!”互相跨越,这是一种多么亲密的同志关系啊!正是靠着这种关系,邓稼先和同事们一起克服了一个个科学难关,使我国的“两弹研制”以惊人速度发展。
一次地下核试验,有一个机器出了故障。有人主张把机器拉上来查看,但这样太危险。为了安全,在寒冷的戈壁滩上,他亲自下井,解决问题后,开庆祝会。他由于休息不好,只喝了一小杯酒,就倒下了。让人量血压,竟然为0。一直抢救了两天两夜,邓稼先醒了,开口第一句话是:“研究报告出来没有?”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横空出世……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威震山河……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因癌症不幸逝世,享年62岁。人民将永远怀念这位被称作“两弹”元勋的这位我国核武器研制工作的开拓者和奠基者。
“比一千颗太阳还亮”
1964年10月,浩瀚的戈壁滩上空升起了一团蘑菇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两年之后,第一颗氢弹又放出炫目的光芒。这曾使全世界为之震惊。人们都知道奥本海默是美国的“原子弹之父”,萨哈罗夫是前苏联的“氢弹之父”,然而,中国的“两弹”元勋是谁?
1986年6月,中国各大报纸均在首要位置介绍这位了不起的科学家:名字鲜为人知,功绩举世瞩目“两弹”元勋——邓稼先。
1986年6月,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任命邓稼先为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
1986年7月,国务院授予邓稼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和奖章。
核工业部为表彰邓稼先20多年来为发展我国核武器做出的重大贡献,为使他那不计名利、甘当无名英雄和艰苦奋斗、舍生忘死的革命精神发扬光大,号召广大科技人员向他学习。
邓稼先可歌可泣的优秀事迹,他那伟大的抱负和精忠报国的感人精神深深震撼着人们的心灵!
外国有一本书,题为《比一千颗太阳还亮》。
邓稼先献身的事业,亮过一千颗太阳!他从34岁接到命令研制中国的“大炮仗”以来,告别妻子和两个幼小的儿女,隐姓埋名进入戈壁滩。20多年来,他和他的同事们没有任何人在报刊上占过巴掌大的版面。他们都把自己的姓名和对祖国、对人民的深爱埋在祖国最荒凉最偏僻的地方。人们常常忘记他们,只有当“大炮仗”的冲击波冲击各国地震监测站,引起世界一次又一次瞩目的时候,人们才想起他们的存在……1986年7月29日,为中国核武器事业奉献毕生精力的元勋邓稼先病逝于北京。
他的朋友们怀着无比悲痛、崇敬的心情献给他一支挽歌——《怀念邓稼先院长》:天府杨柳塞上烟,问君此去几时还?……实验场上惊雷动,江河源头捷报传……不知邓老今何在?忠魂长眠长江畔。
邓稼先夫人采访录“我们所追求的是另一种东西”
拒绝采访
1992年在拍摄杨振宁的电视传记片时,为了表现杨振宁与中国两弹元勋邓稼先的亲如兄弟的真挚情谊,记者决定采访邓稼先的妻子许鹿希。
4月初,记者在京几经周折才与刚出差回来的许鹿希通上了电话。十分激动地说明来意和希望采访她的打算,想不到,她非常果断地回答说,她不接受这个采访。担心她挂断电话,记者加紧说明我们上海电视台拍摄科学家传记系列片的初衷和诚意,以及已获得了杨振宁本人的认可等等。记者说了半小时,她始终只反复那句冰冷的回答:“我不懂你为什么要采访我,我又不是搞原子弹的。”如此,记者只好说:“那明天我当面来说明吧!”可能是因为我一味的韧性坚持,最后她终于答应见面。
崇德中学
次日一早,记者先顺道访问了北京31中。31中的前身,就是历史上的崇德中学,是邓稼先和杨振宁的母校。
一位老教师听到我要去采访许鹿希,马上提醒说:“可能难有结果!”她的理由是,邓稼先逝世后,母校想为他立个雕像,可家属坚决不同意。因为这之前有不少大学生看了邓稼先的经历后说:“这是个傻子,太傻了!要是留在国外,不是能赚大钱吗?也不会这么早死了!”31中开展邓稼先事迹的宣传教育活动,十几岁的娃娃们竟说:“像他这样,值得吗?”
杨振宁“救出”邓稼先在北太平庄一个简陋的大院里,许鹿希向记者介绍说,邓稼先和杨振宁同是安徽籍人,各自的父亲都是清华大学教授,两家曾一度同住清华西院宿舍。
邓比杨小两岁。两人中学就是同学,大学又一起住校,关系很亲密。1947年,邓稼先考上了赴美研究生,须由自己联系学校。杨振宁那时在读的芝加哥大学学费较贵,他就帮邓稼先联系了离芝加哥市较近的普渡大学。杨和邓学的都是理论核物理,邓稼先做博士论文时,从俩人的讨论中受益很大。所以他们之间的友情自然真挚,推心置腹。1950年8月29日,邓稼先获得博士后当即回国了。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美国报纸登出了中国研究人员的名单,尽管是英文译音,但杨振宁一看就认定其中一人是邓稼先。1971年,杨振宁首次回中国时定的一份要见的亲友的名单中,第一个就是邓稼先。
许鹿希的语气突然转而沉重。她说,那时“四人帮”有个计划,要把搞核武器的人打掉。很多忠实可靠、功劳很大的人都被打成了特务”。当时有个口号:
“会英文的就是美国特务,会俄文的就是苏联特务“,可见迫害之烈。他们把邓稼先调到青海的“221基地”去,组织了一批对科学什么都不了解的士兵和工人去斗他,理由是有两次预备性小试验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其实,那只是因为仪器放歪而未测到中子。就在这危急的时刻,杨振宁要见他。周总理命令把邓稼先召回北京,于是,那边的事情就走漏出来了,于敏、陈能宽、胡思得等一批人也就得救了。从此之后,“221”就再没有打死过一个人。许鹿希感叹道:“杨振宁与邓稼先的会见无意中救了中国一大批人。我为此非常感激他!”
特殊的照片许鹿希极其痛惜地说,邓稼先去世时患的是直肠癌,照理,当时直肠癌已经不是绝症了,但邓稼先因长期从事这个工作,骨髓里全有了放射性,所以一做化疗,白细胞和血小板跌得很低,全身大出血,难以挽救。
许鹿希说:在中国的核试验中也有事故。到事故现场去,邓稼先总是冲在前头。有一次空投预试,氢弹从飞机上丢下来,降落伞没有打开,直接掉在地上摔碎了。因为没有准确的定点,一百多个防化兵去找都没有找到。邓稼先就亲自去了。结果核弹被他找到了。当他用双手捧起碎弹片时,自己也就受到了最严重的放射性侵害。
许鹿希说她保存着一张特殊的照片,那是邓稼先寻得了那颗未爆核弹时拍下的。平时的邓稼先从来不拍工作照,可能是他在找到这核弹以后,已意识到了这事对自己的身体将有严重后果,就一反平素习惯,与同去的二机部副部长赵敬璞一起拍了这张照片作纪念。
“片子里不能出现许鹿希!”两个月后,记者带了摄制组去北京实地拍摄。
给许鹿希打电话请求她讲一段话,说说杨振宁与邓稼先的事情。想不到,许鹿希又断然拒绝:“这绝对不行!”
第二天去许鹿希家,记者又试着说服她接受拍摄采访,不料她马上板起了面孔:“我已经说过了,绝对不行!我接受拍摄采访只有一次,是在《两弹元勋邓稼先》的电影片子里稍微讲了几句,那是中央军委下了命令我才说的。我们所追求的是另外一种东西,希望你们能理解。——对邓稼先,并不是所有人都理解的。有些人的方式就很不妥当,譬如人家要把邓稼先搞原子弹的事拍成他与我许鹿希的爱情故事,他们感兴趣的是我们为什么在一起?是怎么谈的恋爱?我不愿理睬这些专门搞花絮的俗气的人。稼先是个很庄严的知识分子形象,不能被歪曲成儿女私情。”
许鹿希说,报社、电视台记者的采访,她不知推了多少了。曾经有个记者去采访,说着说着她就和他吵起来了,因为那人事先就有个固定的想法,一定要把邓稼先塑造成像前苏联电影《播火记》中的人一样,“他邓稼先出门一定要有车队、有保镖,家里要有洋房草坪,否则怎么能代表我国的成就呢?”她回答说:
“你一定要这样写,那你就去写吧,但那是不真实的,而且你不能用邓稼先的名字。我不能容忍吹捧。吹捧是会把人吹死的。邓稼先尽管做了些事,但如说过了头,也把别人抹煞了。现在九院还有一批非常好的人,还在默默地干,邓稼先不过是个代表。我是非常佩服他们的,隐姓埋名,尽管现在条件好一点了,但是总的说还是很艰苦的。要是没有这批人,我们怎么同别人对抗呀!”
舍身为公的贫民英雄——向秀丽
向秀丽(1933~1959),女,汉族,广东省清远市人,中共党员。生前系广州何济公制药厂工会委员、班长。
1956年公私合营后,向秀丽在广州何济公制药厂当上了一名包装工。她工作积极,埋头苦干,不讲价钱,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她克服文化水平不高的困难,刻苦钻研,掌握了甲基硫氧嘧啶化学药剂试制操作技术。1958年12月13日晚,向秀丽和两个当班的工人正忙碌地工作,突然一瓶无水酒精脱手往下滑,瓶身破裂,瓶内酒精全部泻出,向四周漫流,因受附近制药用的正在燃烧的10个煤炉热辐射,酒精迅速燃烧起来。如不及时扑灭,将会引起不远处60多公斤易燃易爆的金属钠爆炸。一旦金属钠爆炸,将引起整个厂区及附近居民区的重大火灾,后果不堪设想。在千钧一发之际,向秀丽奋不顾身地用自己的身躯扑向燃烧的酒精,与烈火展开殊死搏斗,最终避免了一场恶性爆炸事故的发生。然而,向秀丽却被大火烧伤,她全身烧伤的面积达67%,其中二、三度烧伤占65%。她在医院休克了三天三夜,醒来后的第一句话就是问工厂的损失和同事们的安全情况。虽经医院全力抢救,但终因伤势严重而光荣牺牲,献出了年仅26岁的生命。她被广州市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
医院里的向秀丽
回忆起昔日的向秀丽,无数人热泪盈眶。她在医院被抢救清醒后看到党支部书记,第一句话就问:“金属钠有没有爆炸,工厂有没有受到损失?”她的妈妈去探望她时,她轻声安慰妈妈说:“没有烧到工厂,我就安乐了。”她的丈夫是个火车司机,当他去探望她的时候,她总是追问:“你怎么还不上班?不要常来看我,行车时不要为想我而思想开小差,免得发生事故。”当她知道党正在全力抢救她,有几百人排着长长的队伍要求为她输血、捐皮,就常常说:“党和同志这样关心我,我用什么来报答呢?”
曾经日夜护理过向秀丽的外科医生邝宇同,在一篇文章中描述了向秀丽在生命垂危的时候,仍然关心别人进步的情形。这是一个晚上,向秀丽的创伤正发生剧痛,邝宇同和她谈起了上海钢铁工人丘财康同严重烧伤作斗争的事迹,她听了感动地说:“我要向丘财康同志学习。”邝宇同说:“我也要向他学习,同时要向你学习,我还是个共青团员!”向秀丽兴奋而恳切地对她说:“邝医生,那你就好好努力,创造条件,争取早日入党吧!”这些话像一股暖流渗透这位年轻医生的全身,她激动地回答:“秀丽,我一定朝这个方向努力!”
在医疗中,向秀丽的伤面只要一被触动,就比刀割还要痛,为了不让大家为她的创伤难过,她顽强地忍受着。去年除夕,医院里举行晚会,向秀丽听到舞曲声,就对医生、护士说:“过新年啦,你们跳舞吧。我现在起不来,将来好了一定跟你们跳。”当医生、护士们果真跳起舞、唱起歌来的时候,向秀丽也高兴地唱起来了。在她生命中最后的一个早上,她凝望着窗外透进来的阳光,仍然满怀希望地问:“医生同志,还有几天我能下床走路,再过几天我能出院工作呢?”护理过她的医护人员都说:只有共产党员,才能有这样坚强的意志和革命的乐观精神。
经过三十三天的全力抢救,这位无产阶级的坚强战士、党的好女儿,终于因伤势过重而光荣牺牲了。在地停止呼吸的前一刻,她用十分微弱的声音,叮嘱丈夫说:“要依靠党……听党的话,永远跟党走。”
向秀丽是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成长为一个无产阶级的光荣战士的。她在工厂里是计件工,担任工会干部后,常要占用生产时间做工会工作,因此每月工资由四十多元降为二十多元,上级工会决定设法照顾她,她却坦然地说:“工会工作是为大家的,多困难也得做好,我的工资虽然减少了,但总比新中国成立前好多了。”
永放光芒
在展览会上陈列着一些向秀丽生前阅读过的书籍和她的笔记。两本旧了的书《把一切献给党》《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向秀丽在团组织举办的青工学习班时看的。在这个学习班里,向秀丽第一次听到了读到了卓娅、保尔、吴运铎等人的故事。向秀丽从这些英雄人物的身上,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她决心要向他们学习,把自己的青春献给祖国。不久,她就参加了青年团。
在全市人民大搞钢铁运动中,工厂抽调了部分工人去支援炼铁生产,这时向秀丽带头搬到工厂里来食宿,并和另一个女工罗秀明两人担负起了原来三个人的工作。她们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在去年第三季度获得了优胜红旗奖,向秀丽还先后两次被评为季度的优良工作者和先进生产者,10月份又立了一小功。
在“大跃进”中,党组织经常关心着向秀丽的进步,她自己也有入党的要求。经过党的培养和考察,她在1958年10月31日,光荣地被接收为中共预备党员。她入党后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更注意联系群众、关心群众。她的同伴罗秀明回忆说:“秀丽入党后更加关心我的入党问题了,她对我说:你虽然还有一些缺点,但只要有决心改正,就可以争取入党。”
生命的价值
向秀丽虽然光荣牺牲了,但是她给予人们的影响却一天天在扩大。许多工厂、学校举行了向秀丽的追悼会、事迹报告会。到广州市何济公制药厂向党支部表示悼念向秀丽的人们络绎不绝。许多单位和学校开展了学习向秀丽的活动。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共青团广东省、广州市委负责人,都号召广州市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学习向秀丽的高贵品质。林伯渠、董必武、郭沫若等同志都为纪念向秀丽题词。向秀丽崇高的共产主义精神和舍己为群的英雄形象,将永久活在人们的心上。
1959年1月中共广州中区委员会追认她为中共正式党员,广州市人民政府批准向秀丽为革命烈士。何济公药厂所在地的行政街改名为秀丽街。1982年8月,广州市人民政府为下九路何济公制药厂原址的楼宇命名“秀丽楼”。
1982年8月,广州市人民政府将下九路何济公药厂的楼宇命名为“秀丽楼”,让她的高尚精神世代相传。
1959年,向秀丽牺牲的时候只有26岁,她的英雄行为打动了千百万人的心,也教育了亿万青少年。
伟大的女性——玛丽·居里
玛丽·居里,原名:玛丽亚·斯克沃多夫斯卡-居里,是波兰裔法国籍女物理学家、放射化学家,1903年和丈夫皮埃尔·居里及亨利·贝克勒尔共同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1911年又因放射化学方面的成就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玛丽·居里是第一个荣获诺贝尔科学奖的女性科学家,也是第一位两次荣获诺贝尔科学奖的伟大科学家。一次是诺贝尔化学奖,另一次是诺贝尔物理学奖,但她却把奖章送给六岁的女儿做玩具!
靠自学走进巴黎大学
玛丽·居里1867年11月7日生于波兰华沙的一个正直、爱国的教师家庭。她自小就勤奋好学,16岁时以金奖毕业于中学。因为当时俄国沙皇统治下的华沙不允许女子入大学,加上家庭经济困难,玛丽只好只身来到华沙西北的乡村作家庭教师。
3年的家庭教师生活中,她除了教育主人的几个孩子外,还挤出时间教当地农民子女读书,并坚持了自学。她以俭朴生活所节省下来的工资帮助姊姊去巴黎求学。
1889年她回到了华沙,继续作家庭教师,有一次她的一个朋友领她来到实业和农业博物馆的实验室,在这里她发现了一个新天地,实验室使她着了迷。以后只要有时间,她就来实验室,沉醉在各种物理和化学的实验中。她对实验的特殊爱好和基本的实验技巧,就是在这里培养起来的。
1892年,在她父亲和姊姊的帮助下,她渴望到巴黎求学的愿望实现了。来到巴黎大学理学院,她决心学到真本领,因而学习非常勤奋用功。每天她乘坐1个小时马车早早地来到教室,选一个离讲台最近的座位,便清楚地听到教授所讲授的全部知识。为了节省时间和集中精力,也为了省下乘马车的费用,入学4个月后,她从她姊姊家搬出,迁入学校附近一住房的顶阁。这阁楼里没有火,没有灯,没有水,只在屋顶上开了一个小天窗,依靠它,屋里才有一点光明。一个月仅有40卢布的她,对这种居住条件已很满足。她一心扑在学习上,虽然清贫艰苦的生活日益削弱她的体质,然而丰富的知识使她心灵日趋充实。1893年,她终于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物理系。第二年又以第二名的成绩毕业于该校的数学系,并且获得了巴黎大学数学和物理的学士学位。
艰苦的条件,出色的工作
玛丽的勤勉、好学和聪慧,使她赢得了李普曼教授的器重。在荣获物理学硕士学位后,她来到了李普曼教授的实验室,开始了她的科研活动。就在这里,她结识了年轻的物理学家皮埃尔·居里(亦译彼埃尔·居里、比埃尔·居里)。
皮埃尔·居里1859年生于巴黎一个医生的家庭。幼年时,因为他具有独特的富于想像的性格,他父亲没有把他送进学校,而是在家里自行施教。这种因材施教使彼埃尔16岁通过了中学的毕业考试,18岁通过了大学毕业考试并获得了理科硕士学位。19岁被聘任为巴黎大学理学院德山教授的助手。他和他那同是理学硕士的哥哥雅克一起研究,1880年发现了电解质晶体的压电效应。1883年年仅24岁的皮埃尔被任命为新成立的巴黎市理化学校的实验室主任。当他与玛丽相识时,他已是一位有作为的物理学家了。
由于志趣相投、相互敬慕,玛丽和皮埃尔之间的友谊发展成爱情。1895年他们结为伉俪,组成一个志同道合、和睦相亲的幸福家庭。繁忙的家务及1897年出生的女儿并没有阻碍这对热爱科学的夫妇,特别是作为母亲和主妇的玛丽,她一直坚持着学习和科研。
1896年法国物理学家贝克勒尔发现一种铀盐能自动地放射出一种性质不明的射线。这一发现引起居里夫妇的极大兴趣,这是一个极好的研究领域。在一间原来用作贮藏室的闭塞潮湿的房子里、玛丽利用极其简单的装置,开始向这个新领域进军。仅仅几个星期,她便取得可喜的成果。她证明铀盐的这种惊人的放射强度与化合物中所含的铀量成正比,而不受化合物状况或外界环境(光线、温度)的影响。她还认为,这种不可知的放射性是一种元素的特征。难道只有铀元素才有这种特性?遵循这一思路,她决定检查所有已知的化学物质。通过繁重而又艰巨的普查,她发现了另一种元素钍的化合物也能自动地发出与铀射线相似的射线,由此她深信具有放射现象绝不只是铀的特性,而是一种自然现象。对此她提议把这种现象叫作放射性,把铀、钍等具有这种特性的物质叫作放射性物质。
她的调查很快从盐和氧化物扩展到一切矿物。她毫不厌倦地用同一方法去研究大量的材料,终于有了新的发现:有些矿物的放射性强度比其单纯由所含铀或钍所产生的放射性强度要大得多。开始她还不敢确信这一测定,但是经过一二十次重复测量,不得不承认这是事实。这事实表明这些矿物中含有放射性比铀、钍强得多的某种未知元素。这是一个十分重要而吸引人的推断。尽管一些同行劝她谨慎些,她还是深信自己的试验没有错,并下定决心把这一新元素找出来。
玛丽的研究工作太重要了,使得不仅是丈夫、而且是战友的皮埃尔决定暂时停止他在晶体方面的研究,协助妻子共同寻找这一未知元素。皮埃尔的参加,对于玛丽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大的鼓励和支持。从此,在那间潮湿的实验室里,有着两个头脑。四只手在忙碌。这种通力合作,持续了8年,直到一次意外的车祸夺去了皮埃尔的生命。
这种未知元素存在于铀沥青矿中,但是他们根本没有想到这种新元素在矿石中的含量只不过百万分之一。他们废寝忘食,夜以继日,接着化学分析的程序,分析矿石所含有的各种元素及其放射性,几经淘汰,逐渐得知那种制造反常的放射性的未知元素隐藏在矿石的两个化学部分里。经过不懈的努力,1898年7月,他们从其中一个部分寻找到一种新元素,它的化学性质与铅相似,放射性比铀强400倍。皮埃尔请玛丽给这一新元素命名,她安静地想了一会,回答说:“我们可否叫它为钋”。玛丽以此纪念她念念不忘的祖国,那个在当时的世界地图上已被俄、德、奥瓜分掉的国家——波兰,为了表示对祖国的热爱,玛丽在论文交给理科博士学院的同时,把论文原稿寄回祖国,所以她的论文差不多在巴黎和华沙同时发表。她的成就为祖国人民争得了骄傲和光荣。
发现钋元素之后,居里夫妇以孜孜不倦的精神,继续对放射性比纯铀强900倍的含钡部分进行分析。经过浓缩,分部结晶,终于在同年12月得到少量的不很纯净的白色粉末。这种白色粉末在黑暗中闪烁着白光,据此居里夫妇把它命名为镭,它的拉丁语原意是“放射”。钋和镭的发现,给科学界带来极大的不安。一些物理学家保持谨慎的态度,要等研究得到进一步成果,才愿表示意见。一些化学家则明确地表示,测不出原子量,就无法表示镭的存在。把镭指给我何看,我们才相信它的存在。要从铀矿中提炼出纯镭或钋,并把它们的原子量测出来,这对于当时既无完好和足够的实验设备,又无购买矿石资金和足够的实验费用的居里夫妇,显然比从铀矿中发现钋、镭要难得多。为了克服这一困难,他们四处奔波,争取有关部门的帮助和支援。在他们的努力下,奥地利惠赠1吨铀矿残渣。
他们又在理化学校借到一个连搁死尸都不合用的破漏棚屋,开始了更为艰辛的工作。这个棚屋,夏天燥热得像一间烤炉,冬天却冻得可以结冰,不通风的环境还迫使他们把许多炼制操作放在院子里露天下进行。没有一个工人愿意在这种条件下工作,居里夫妇却在这一环境中奋斗了4年。
4年中,不论寒冬还是酷暑,繁重的劳动,毒烟的熏烤,他们从不叫苦。对科学事业的执着追求使艰辛的工作变成了生活的真正乐趣,百折不挠的毅力使他们终于在1902年,即发现镭后的第45个月,从7吨沥青铀矿的炼渣中提炼出0.1克的纯净的氯化镭,并测得镭的原子量为225。镭元素是存在的,那些持怀疑态度的科学家不得不在事实面前低下头。这么一点点镭盐,这一简单的数字,凝聚了居里夫妇多少辛勤劳动的心血!夜间,当他们来到棚屋,不开灯而欣赏那闪烁着荧光的氯化镭时,他们完全沉醉在幸福而又神奇的幻境中。每当居里夫人回忆起这段生活,都认为这是“过着他们夫妇一生中最有意义的年代”。而他们也都痛并快乐着!但让居里夫人感到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
金子般的心
居里夫妇是一对将自己的一切都无私地奉献给科学事业的伟大科学家,然而法国有关部门对待他们的工作所给予的待遇是不公平的,对于他们的科研成果反应是迟钝的。首先承认居里夫妇的才干并提议给他们安排一个相应职务的是瑞士政府,1900年,当时居里还只能为着每个月500法郎而在缺乏设备的实验室工作时,瑞士的日内瓦大学愿以年薪1万法郎和教授的待遇聘请他开设物理学讲座。
但是为了提炼出纯净的镭而从不考虑金钱和待遇的居里夫妇谢绝了。他们的第一枚奖章是英国赠与的,由于他们发现了放射性新元素钋和镭,开辟了放射化学这一新领域,1903年英国皇家学会邀请他们夫妇到伦敦讲学,并授予皇家学会最高的荣誉——戴维奖章。1903年底,居里夫妇和贝克勒尔一起被授予诺贝尔物理学奖。
在聘书、荣誉接踵而来的情况下,法国巴黎大学才于1903年授予居里夫人以物理学博士学位。1904年巴黎大学理学院才为彼埃尔开设了讲座。1905年彼埃尔才被推举为法兰西科学院的院士,只讲奉献不求索取的居里夫妇并不计较这些在他们看来是没有价值的问题。伴随着荣誉而来的是繁忙的社交活动和频频的记者采访。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以及他们的女儿都成为新闻,成为时髦酒馆的谈话资料。对此他们感到烦恼和不安,他们需要的是安静,是继续工作,而不是骚扰。
为此他们不得不像逃难者一样,化了装,躲到偏僻的乡村去。当一个美国记者机警地找到他们后,玛丽很坦率地告诉他:“在科学上,我们应该注意事,不应该注意人。”一些要在美国创立制镭业的技师要居里夫妇申请这项发明的专利时,他们夫妇商议后作出决定:“不想由于我们的发现而取得物质上的利益,因此我们不去领取专利执照,并且将毫无保留地发表我们的研究成果,包括制取镭的技术。若有人对镭感兴趣而向我们请求指导,我们将详细地给以介绍,这样做,对于制镭业的发展将有很大好处,它可以在法国和其他国家自由地发展,并以其产品供给需要镭的学者和医生应用。”如此声明可见居里夫妇所具有的无私、宽阔的胸怀,他们把自己的科研成果看作全人类的共同财富。
沉重的担子,献身的精神
1899~1904年之间,居里夫妇共发表了32篇学术论文,集中反映了他们在开拓放射学这个新的科学领域的贡献。当他们正以倍增的热情继续前进时,一件不幸的事情发生了。1906年4月19日,皮埃尔在参加了一次科学家聚会后,步行回家横穿马路时,被辆奔驰的载货马车撞倒,当场失去了宝贵的生命。对于居里夫人,这一打击大沉重了,一度几乎使她成为一个毫无生气、孤独可怜的妇人。但是对科学事业的热爱,居里生前的嘱咐:“无论发生什么事,即使一个人成了没有灵魂的身体,他都应该照常工作。”激励着她。她勇敢地接替了居里生前的教职,成为法国巴黎大学的第一个女教授。当她作为物理学教授作第一次讲演时,听课的人们挤满了那个梯形教室,塞满了理学院的走廊,甚至因挤不进理学院而站到索尔本的广场上。这些听众除学生外,还有许多与玛丽素不相识的社会活动家、记者、艺术家及家庭妇女。他们赶来听课,更重要的是为了向这位伟大的女性表示敬意。
居里去世后的玛丽,不仅生活上要养老抚幼,更重要的是要继承居里的事业,把放射学这门课教得更好,要建设起一个对得起居里的实验室,使更多的青年科学家在这里成长,共同发展科学。为此她接过了居里的所有担子,继续贡献出她全部的才智和心血。
1908年,皮埃尔·居里的遗作由玛丽整理修订后出版。1910年,玛丽自己的学术专着《放射性专论》问世。经过深入而细致的研究,玛丽在助手们帮助下,制备和分析金属镭获得成功,再一次精确地测定了镭元素的原子量。她还精确地测定了氧的半衰期,由此确定了镭、铀镭系以及铀镭系中许多元素的放射性半衰期,研究了镭的放射化学性质。在这些研究基础上,玛丽又按照门捷列夫周期律整理了这些放射性元素的蜕变转化关系。1910年9月,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国际放射学会议上,为了寻求一个国际通用的放射性活度单位和镭的标准,组织了包括玛丽在内的10人委员会。委员会建议以1克纯镭的放射强度作为放射性活度单位,并以居里来命名(1975年,第十五届国际计量学大会通过以贝克勒尔为国际单位制单位,原单位居里废止)。1912年该委员会又在巴黎开会,选择了玛丽·居里亲手制备的镭管作为镭的国际标准,直到现在它还放置在巴黎的国际衡度局内,作为世界上镭的第一个标样。由于玛丽·居里在分离金属镭和研究它的性质上所作的杰出贡献,1911年她又荣获了诺贝尔化学奖。长期的劳累,特别是放射性物质对她身体的损害,使她身体日渐虚弱。科学的事业心支撑着她,使她藐视了疾病对她的侵扰,当她对病情有所确察后,她却是更狂热地投身于工作。
只要是身体还可以动,她就要到实验室去,当她感到实在体力不支时,就坚持在家里写书,抓紧生命的最后一刻作出最后的奉献。
1934年7月4日,长期积蓄体内的放射性物质所造成的恶性贫血即白血病最终夺去了居里夫人宝贵的生命。她虽然离开了人世,但是她为人类所作的贡献以及她的崇高品行将永远铭记在人们的心里。
爱因斯坦悼念玛丽·居里
在像居里夫人这样一位崇高人物结束她的一生的时候,我们不要仅仅满足于回忆她的工作成果对人类已经作出的贡献。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我幸运地同居里夫人有20年崇高而真挚的友谊。我对她的人格的伟大愈来愈感到钦佩。她的坚强,她的意志的纯洁,她的律己之严,她的客观,她的公正不阿的判断——所有这一切都难得地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她在任何时候都意识到自己是社会的公仆,她的极端的谦虚,永远不给自满留下任何余地。由于社会的严酷和不平等,她的心情总是抑郁的。这就使得她具有那样严肃的外貌,很容易使那些不接近她的人发生误解——这是一种无法用任何艺术气质来解晓的少见的严肃性。一旦她认识到某一条道路是正确的,她就毫不妥协地并且极端顽强地坚持走下去。她一生中最伟大的科学功绩——证明放射性元素的存在并把它们分离出来——所以能取得,不仅是靠着大胆的直觉,而且也靠着在难以想像的极端困难情况下工作的热忱和顽强,这样的困难,在实验科学的历史中是罕见的。居里夫人的品德力量和热忱,哪怕只要有一小部分存在于欧洲的知识分子中间,欧洲就会面临一个比较光明的未来。
这是爱因斯坦1935年11月23日在纽约罗里奇博物馆举行的居里夫人悼念会上发表的演讲。他没有复述居里夫人一生在科学事业上所取得的伟大业绩,而是盛赞居里夫人的伟大人格所产生的重要影响。爱因斯坦说:“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
居里夫人故事
简朴生活
1895年,居里夫人和皮埃尔·居里结婚时,新房里只有两把椅子,正好两人各一把。比埃尔·居里觉得椅子太少,建议多添几把,以免客人来了没地方坐,居里夫人却说:“有椅子是好的,可是,客人坐下来就不走啦。为了多一点时间搞研究,还是算了吧。”
从1913年起,居里夫人的年薪已增至4万法郎,但她照样“吝啬”。她每次从国外回来,总要带回一些宴会上的菜单,因为这些菜单都是很厚很好的纸片,在背面写字很方便。难怪有人说居里夫人一直到死都“像一个匆忙的贫穷妇人”。
有一次,一位美国记者寻访居里夫人,他走到村子里一座渔家房舍门前,向赤足坐在门口石板上的一位妇女打听居里夫人的住处,当这位妇女抬起头时,记者大吃一惊:原来她就是居里夫人。
淡泊名利
居里夫人天下闻名,但她既不求名也不求利。她一生获得各种奖金10次,各种奖章16枚,各种名誉头衔107个,却全不在意。有一天,她的一位朋友来她家做客,忽然看见她的小女儿正在玩英国皇家学会刚刚颁发给她的金质奖章,于是惊讶地说:“居里夫人,得到一枚英国皇家学会的奖章,是极高的荣誉,你怎么能给孩子玩呢?”居里夫人笑了笑说:“我是想让孩子从小就知道,荣誉就像玩具,只能玩玩而已,绝不能看得太重,否则就将一事无成。”
教女有方
居里夫人有两个女儿。“把握智力发展的年龄优势”是居里夫人开发孩子智力的重要“诀窍”。早在女儿不足周岁的时候,居里夫人就引导孩子进行幼儿智力体操训练,引导孩子广泛接触陌生人,去动物园观赏动物,让孩子学游泳,欣赏大自然的美景。孩子稍大一些,她就教她们做一种带艺术色彩的智力体操,教她们唱儿歌、讲童话。再大一些,就让孩子进行智力训练,教她们识字、弹琴、搞手工制作等等,还教她们骑车、骑马。继居里夫人和她的丈夫获诺贝尔奖之后,由居里夫人培养成才的两对后辈也相继获得诺贝尔奖:长女伊伦娜,核物理学家,她与丈夫约里奥因发现人工放射物质而共同获得诺贝尔化学奖。次女艾芙,音乐家、传记作家,其丈夫曾以联合国儿童基金组织总干事的身份荣获1956年诺贝尔和平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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