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海迪，1955年秋天在济南出生。5岁患脊髓病，胸以下全部瘫痪。从那时起，张海迪开始了她独特的人生。她无法上学，便在在家自学完中学课程。15岁时，海迪跟随父母，下放（山东）聊城农村，给孩子当起教书先生。她还自学针灸医术，为乡亲们无偿治疗。后来，张海迪自学多门外语，还当过无线电修理工。1983年开始文学创作，经过不懈的努力，成功的出版了如《轮椅上的梦》等着名小说。
被称为“八十年代新雷锋”和“当代保尔”。中国残联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2008年11月13日选举张海迪为中国残联第五届主席团主席。
学习张海迪
在残酷的命运挑战面前，张海迪没有沮丧和沉沦，她以顽强的毅力和恒心与疾病做斗争，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对人生充满了信心。她虽然没有机会走进校门，却发愤学习，学完了小学、中学全部课程，自学了大学英语、日语、德语和世界语，并攻读了大学和硕士研究生的课程。1983年张海迪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先后翻译了《海边诊所》等数十万字的英语小说，编着了《向天空敞开的窗口》、《生命的追问》、《轮椅上的梦》等书籍。其中《轮椅上的梦》在日本和韩国出版，而《生命的追问》出版不到半年，已重印3次，获得了全国“五个一工程”图书奖。在《生命的追问》之前，这个奖项还从没颁发给散文作品。最 近，一部长达30万字的长篇小说《绝顶》，即将问世。从1983年开始，张海迪创作和翻译的作品超过100万字。
为了对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她先后自学了十几种医学专着，同时向有经验的医生请教，学会了针灸等医术，为群众无偿治疗达1万多人次。
1983年，《中国青年报》发表《是颗流星，就要把光留给人间》，张海迪名噪中华，获得两个美誉，一个是“八十年代新雷锋”，一个是“当代保尔”。
张海迪怀着“活着就要做个对社会有益的人”的信念，以保尔为榜样，勇于把自己的光和热献给人民。她以自己的言行，回答了亿万青年非常关心的人生观、价值观问题。邓小平亲笔题词：“学习张海迪，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共产主义新人！”
随后，使张海迪成为道德力量。
张海迪现为全国政协委员，供职在山东作家协会，从事创作和翻译。
活着就要做个对社会有益的人
张海迪说：“我像颗流星，要把光留给人间。”她怀着这样的理想，以非凡的毅力学习和工作，唱出了一首生命的赞歌。
“活着，就要为人民做事。”张海迪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1970年，她15岁的时候，跟着父母到农村生活。在农村，她处处为别人着想，为人民做事。她发现小学校没有音乐教师，就主动到学校教唱歌。课余还帮助学生组织自学小组，给学生理发、钉扣子、补衣服。她发现村里缺医少药，就决心学习医疗常识和技术，用零花钱买医学书、体温表、听诊器和常用药物。她先后读完了《针灸学》、《人体解剖学》、《内科学》、《实用儿科学》等医学书籍。学针灸时，为了体验针感，她在自己身上反复练习扎针。短短的几年，她居然成了当地的一个年轻的“名医”。只要有人求医，她就热情接待。重病号不能行动，她就坐着轮椅，登门给病人扎针、送药。有一位姓耿的老大爷，因患脑血栓后遗 症，6年不能说话，并瘫痪了3年，一直没治好。张海迪一面在精神上鼓励耿大爷增强战胜疾病的信心，一面翻阅大量书籍，精心为耿大爷治疗。后来，耿大爷终于能说话了，也能走路了。这时张海迪深深体会到为人民服务的幸福。
张海迪同志把为社会、为人民做事，当成最大的幸福。她的崇高精神，闪烁着共产主义的光芒。
有人说，人生在世，吃好，穿好，玩好是最幸福的。我觉得人生在世，只有勤劳，发愤图强，用自己双手创造财富，为人类的解放事业——共产主义贡献自己的一切，这才是最幸福。
张海迪的快乐
快乐是很难的，我们常常为了短暂的快乐，愁苦经年，张海迪更难。张海迪看上去很快乐，哪怕是在最痛的时候，她也能做出一副灿烂的笑脸。但张海迪说，她从来没有一件让她真正快乐的事。张海迪现在的身份是作家，但写作是痛苦的，她得了大面积的褥疮，骨头都露出来了，但她还在写。她又做过几次手术，手术是痛苦的，她的鼻癌是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实施手术的，她清晰地感觉到刀把自己的鼻腔打开，针从自己皮肤穿过。第一次听说自己得了癌症，她甚至感到欣喜——终于可以解脱了。张海迪说：我最大的快乐是死亡。但是，她却活了下来。
她写小说，画油画，跳芭蕾，拍电视，唱歌，读硕士……甚至，她很喜欢香水，她活得有滋有味。主持人朱军问她，你这样坐着是不是很难受，她说，是的，非常难受，可我已经这样坐了40年了。作为政协委员，她的提案是在高校推行无障碍设施。“我很痛苦，但我一样可以让别人快乐”，张海迪说这话的时候，“诗意从她身边弥漫开来。”20年过去了，现在回想起来，面对媒体我始终非常平静，当你突然面对那么多的闪光灯、笑声、掌声，调整自己最重要，该做什么还是做什么，我的心始终像一泓碧水，那么蓝，那么深。”“还有一个脆弱 的海迪。像我这样一个残疾女性，身上被弄脏后又无能为力的那种懊恼是你们根本无法想像的。有时我甚至想，没有我多好。有时出差住在高楼，我就去那里往下看一看，我常想，假如我真的这么掉下去了，就什么都结束了，再也不用承受什么痛苦了，我甚至盼望可以安乐死。”“回过头来想，我的确是个非常顽强的海迪，残疾对于人类来说是个大痛苦，但总是需要有人来咀嚼，我感谢生活给了我一支能说话的笔，它让我去倾诉了，去抗争，我不仅活着，而且在写作中放飞了心灵。”“今天坐在这面窗前，看着眼前这一大片青草地，我希望能够像你们一样，用双脚一步一步地感受大地的温馨、亲切，找回我以前曾经拥有过的走路的感觉……”
张海迪曾当选共青团第十一届中央委员，并长期担任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理事，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席团委员，山东省残疾人联合会副主席，山东省青年联合会副主席等职务。张海迪怀着“活着就要做个对社会有益的人”的信念，以保尔为榜样，勇于把自己的光和热献给人民。她以自己的言行，回答了亿万青年非常关心的人生观、价值观问题。邓小平亲笔题词：“学习张海迪，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共产主义新人！”随后，使张海迪成为道德力量。
张海迪多年来还做了大量的社会工作，她以自己的演讲和歌声鼓舞着无数青少年奋发向上。她也经常去福利院，特教学校，残疾人家庭，看望孤寡老人和残疾儿童，给他们送去礼物和温暖。近年来，她为下乡的村里建了一所小学，帮助贫困和残疾儿童治病读书，还为灾区和孩子们捐款，捐献自己的稿酬六万余元。
她还积极参加残疾人事业的各项工作和活动，呼吁全社会都来支持残疾人事业，关心帮助残疾人，激励他们自强自立，为残疾人事业的各项工作和活动，为残疾人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海迪在本职岗位和社会工作中自强不息，以满腔的热忱和高尚的品格服务社会，奉献人民，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有很高的声誉和威望，是一个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好典型。她是中国一代青年的骄傲，也是中国残疾人的杰出代表。
一生奉献的数学家——陈景润
陈景润，福建省福州市人，生前系中科院数学研究所研究员，中科院物理学教学部委员。着名数学家。
陈景润从小喜爱数学，在厦门大学读书期间，发表了第一篇论文。1957年10月，调入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工作，先后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在解析数论的许多重要问题研究上取得重要成果。哥德巴赫猜想被称为数学皇冠上的明珠。为了攻克这一世界性难题，陈景润全身心投入其中，废寝忘食，达到忘我的境界。经过长期艰苦的科学研究，1966年，他在《科学通报》上宣布他证明了（1.2）；1973年他在《中国科学》上发表了（1.2）的详细证明并改进了1966年宣布的数值结果，立即在国际数学界引起了轰动。他的研究成果被公认为是对哥德巴赫猜想研究的重大贡献，是筛法理论的光辉顶点，被国际数学界称为“陈氏定理”。其后，他对上述定理又作了改进，并于1979年初完成论文《算术级数中的最小素数》。他的研究成果至今在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领域还保持着领先地位。陈景润传奇式的学习成才之路，使人们深刻感受到科学的价值和魅力，激发起全国人民，尤其是青少年投身科学研究的巨大热情。他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第四、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在喜马拉雅山巅上行走的数学家
陈景润厦门大学数学系毕业后，1953年至1954年在北京四中任教，因口齿不清，被拒绝上讲台授课，只可批改作业，后被“停职回乡养病”。调回厦门大学后任资料员，同时研究数论。
陈景润主要研究解析数论，1966年发表《表达偶数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两个素数的乘积之和》（简称“1+2”），成为哥德巴赫猜想研究上的里程碑。
而他所发表的成果也被称之为陈氏定理。这项工作还使他与王元、潘承洞在1978年共同获得中国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他研究哥德巴赫猜想和其他数论问题的成就，至今，仍然在世界上遥遥领先。被称为哥德巴赫猜想第一人。世界级的数学大师、美国学者安德烈·韦伊（Andre Well）曾这样称赞他：“陈景润的每一项工作，都好像是在喜马拉雅山山巅上行走。”
数学家幸福浪漫的感情生活
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一文的发表，如旋风般震撼着人们的心灵，震撼着中外数学界。国内外评论说：“陈景润成了中国科学春天的一大盛景”。他被邀参加了全国科学大会，邓小平同志亲切地接见了他。当时陈景润身体不太好，小平同志关怀备至，会议结束后，陈景润被送入北京解放军309医院高干病房。他的到来，轰动了整个医院，院领导给予了盛情的接待，医生和护士无不崇敬这位世界上第一位数学圣人。1977年11月从武汉军区派到309医院进修的由昆，被同伴们拉去看中国这位名人，这真是缘分，过去陈景润连女人名字的边都不粘，连句话都不说的人，此次年近半百的陈景润见到由昆，眼睛一亮，亲切地和由昆打招呼，请她们进来坐下，话也多了。后来由昆被派到陈景润的病房当值班医生。
这样，接触的机会多了，每次由昆一出现，陈景润都特别高兴。一天，陈景润关切地问由昆，家住在哪？有没有男朋友、有没有成家？由昆毫不设防，她便心直口快地说：“没有，没有，还早着呢。”以后，由昆也十分关心这位中国数学家，斗转星移，彼此产生了爱情，他们在组织的帮助下结婚了。从此这位被称为“痴人”和“怪人”的数字家陈景润有了一个温暖的家了。
陈景润不仅是数学奇才，在教育孩子方面也有独特的见解。儿子名叫陈由伟。“陈由伟”这个名字是陈景润起的。陈由是他与夫人各自的姓，伟则希望其对人类有伟大贡献的意思。陈景润对独生儿子的培养方法是：民主对待儿子。家庭民主，父子民主，母子民主，使孩子能自由自在成长，使他的思维方法更具有个性。陈景润认为，孩子有个性才能成才，文艺家、政治家、科学家都靠个性的发展才获得成功。陈景润希望儿子将来也当科学家。陈由伟天生聪明，每当他拿玩具，便好奇地把玩具解剖——拆开看个明白。一个玩具几十元，当母亲的便拉下脸来严肃批评儿子。这时，陈景润总是乐呵呵地站在儿子一边说：“孩子有好奇心是件好事。他能拆开玩具证明他有求知欲望，能研究问题。当父母的要支持他才对。”儿子上小学后，常常向陈景润谈自己的事，学习、劳动或与同学的往来。陈景润认真听着，然后为孩子当参谋，或表扬或批评纠正。很快，他就获得了孩子的信任，和儿子成了朋友。陈景润认为，教育培养孩子，要因人而异，不同环境、不同性格，教育的方式方法也要不同。这正是这位举世闻名的数学家的过人处。陈景润与由昆欣慰地讲，教育孩子要灵活，要分阶段。孩子的成长与教育方法分不开。
哥德巴赫猜想
陈景润在福州英华中学读书时，有幸聆听了清华大学调来的一名很有学问的数学教师沈元讲课。他给同学们讲了一道世界数学难题：“大约在200年前，一位名叫哥德巴赫的德国数学家提出了‘任何一个大于2的偶数均可表示两个素数之和’，简称1+1。他一生也没证明出来，便给俄国圣彼得堡的数学家欧拉写信，请他帮助证明这道难题。欧拉接到信后，就着手计算。他费尽了脑筋，直到离开人世，也没有证明出来。之后，哥德巴赫带着一生的遗憾也离开了人世，却留下了这道数学难题。200多年来，这个哥德巴赫猜想之谜吸引了众多的数学家，从而使它成为世界数学界一大悬案”。老师讲到这里还打了一个有趣的比喻，数学是自然科学皇后，“哥德巴赫猜想”则是皇后王冠上的明珠！这引人入胜的故事给陈景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哥德巴赫猜想”像磁石一般吸引着陈景润。从此，陈景润开始了摘取数学皇冠上的明珠的艰辛历程……1953年，陈景润毕业于厦门大学数学系，曾被留校，当了一名图书馆的资料员，除整理图书资料外，还担负着为数学系学生批改作业的工作，尽管时间紧张、工作繁忙，他仍然坚持不懈地钻研数学科学。陈景润对数学论有浓厚的兴趣，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系统地阅读了我国着名数学家华罗庚有关数学的专着。陈景润为了能直接阅读外国资料，掌握最新信息，在继续学习英语的同时，又攻读了俄语、德语、法语、日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学习这些外语对一个数学家来说已是一个惊人突破，但对陈景润来说只是万里长征迈出的第一步。
为了使自己梦想成真，陈景润不管是酷暑还是严冬，在那不足6平方米的斗室里，食不知味，夜不能眠，潜心钻研，光是计算的草纸就足足装了几麻袋。
1957年，陈景润被调到中国科学院研究所工作，作为新的起点，他更加刻苦钻研。经过10多年的推算，在1965年5月，发表了他的论文《大偶数表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2个素数的乘积之和》。论文的发表，受到世界数学界和着名数学家的高度重视和称赞。英国数学家哈伯斯坦和德国数学家黎希特把陈景润的论文写进数学书中，称为“陈氏定理”，可是，这个世界数学领域的精英，在日常生活中却不知商品分类，有的商品名字都叫不出来，被称为“痴人”和“怪人”。
作家徐迟在《哥德巴赫猜想》中这样描绘陈景润的内心世界：“我知道我的病早已严重起来。我是病入膏肓了。细菌在吞噬我的肺腑内脏。我的心力已到了衰竭的地步。我的身体确实是支持不了啦！唯独我的脑细胞是异常的活跃，所以我的工作停不下来。我不能停止……”对于陈景润的贡献，中国的数学家们有过这样一句表述：陈景润是在挑战解析数论领域250年来全世界智力极限的总和。
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曾经这样意味深长地告诉人们：“像陈景润这样的科学家，中国有一千个就了不得”。
陈景润小故事
陈景润出生在贫苦的家庭，母亲生下他来就没有奶汁，靠向邻居借熬米汤活过来。快上学的年龄，因为当邮局小职员的父亲的工资太少，供大哥上学，母亲还要背着不满两岁的小妹妹下地干活挣钱。这样，平日照看3岁小弟弟的担子就落在小景润的肩上。白天，他带领小弟弟坐在小板凳上，数手指头玩；晚上，哥哥放了学，就求哥哥给他讲算数。稍大一点，挤出帮母亲下地干活的空隙，忙着练习写字和演算。母亲见他学习心切，就把他送进了城关小学。别看他长得瘦小，可十分用功，成绩很好，因而引起有钱人家子弟的嫉妒，对他拳打脚踢。他打不过那些人，就淌着泪回家要求退学，妈妈抚摸着他的伤处说：“孩子，只怨我们没本事，家里穷才受人欺负。你要好好学，争口气，长大有出息，那时他们就不敢欺负咱们了！”小景润擦干眼泪，又去做功课了。此后，他再也没流过泪，把身心所受的痛苦，化为学习的动力，成绩一直拔尖，终于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三元县立初级中学。在初中，他受到两位老师的特殊关注：一位是年近花甲的语文老师，原是位教授，他目睹日本人横行霸道，国民党却节节退让，感到痛心疾首，只可惜自己年老了，就把希望寄托于下一代身上。他看到陈景润勤奋刻苦，年少有为，就经常把他叫到身边，讲述中国5000年文明史，激励他好好读书，肩负起拯救祖国的重任。老师常常说得满眼催泪，陈景润也含泪表示，长大以后，一定报效祖国！另一位是不满30岁的数学教师，毕业于清华大学数学系，知识非常丰富。陈景润最感兴趣的是数学课，一本课本，只用两个星期就学完了。老师觉得这个学生不一般，就分外下力气，多给他讲，并进一步激发他的爱国热情，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想强大，自然科学不发达是万万不行的，而数学又是自然科学的基础。”从此，陈景润就更加热爱数学了。一直到初中毕业，都保持了数学成绩全优的记录。
祖国光复后，陈景润考入福州英华书院念高中。在这里，他有幸遇见使他终生难忘的沈元老师。沈老师曾任清华大学航空系主任，当时是陈景润的班主任兼教数学、英语。沈老师学问渊博，循循善诱，同学们都喜欢听他讲课。有一次，沈老师出了一道有趣的古典数学题：“韩信点兵”。大家都闷头算起来，陈景润很快小声回答：“53人”。全班为他算得速度之快惊呆了，沈老师望着这个平素不爱说话、衣衫褴褛的学生问他是怎么得出来的？陈景润的脸羞红了，说不出话，最后是用笔在黑板上写出了方法。沈老师高兴地说：“陈景润算得很好，只是不敢讲，我帮他讲吧！”沈老师讲完，又介绍了中国古代对数学贡献，说祖冲之对圆周率的研究成果早于西欧1000年，南宋秦九韶对“联合一次方程式”的解法，也比瑞士数学家欧拉的解法早500多年。沈老师接着鼓励说：“我们不能停步，希望你们将来能创造出更大的奇迹，比如有个‘哥德巴赫猜想’，是数论中至今未解的难题，人们把它比做皇冠上的明珠，你们要把它摘下来！”课后，沈老师问陈景润有什么想法，陈景润说：“我能行吗？”沈老师说：“你既然能自己解出‘韩信点兵’，将来就能摘取那颗明珠：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啊！”
那一夜，陈景润失眠了，他立誓：长大无论成败如何，都要不惜一切地去努力！
与华罗庚的师生情
痛掉华老
1985年6月12日，华罗庚在访日期间心脏病复发，在东京大学的讲坛上猝然倒地，结束了他为祖国数学事业贡献不止的一生。消息传来，举国悲哀，抱病的陈景润更是万分悲痛，泣不成声，他嘴里不停地念叨：“华老走了，支持我、爱护我的恩师走了。”
1985年6月12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了华罗庚骨灰安放仪式。此时，陈景润已是久病缠身，既不能自主行走又不能站立。数学所的领导和同事们都劝陈景润不要去了，但陈景润说：“华老如同我的父母，恩重如山，我一定要去见老师最后一面。”在他的坚持下，家人帮他穿衣、穿袜、穿鞋，由别人把他背下楼去的。到了八宝山，大家建议他先坐在车里，等仪式结束以后再扶他到华罗庚的遗像骨灰盒前鞠躬致敬，但陈景润坚持要和大家一样站在礼堂里。因参加仪式的人太多，又怕他摔倒，只好由三个人一左一右驾着胳臂，后边一个人支撑着。就是这样，陈景润一直坚持到华罗庚骨灰安放仪式结束。追悼会开了整整40分钟，他就硬撑着站了40分钟，40分钟里他一直在哭，在流泪。
华罗庚对陈景润有知遇之恩，陈景润视华罗庚更是“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师生之间的隆情厚谊在数学界传为美谈。
稿件结缘
1956年，厦大李文清请数学所关肇直转交华罗庚一份稿件。华罗庚接到了这个和自己相似的、饱经苦难、经历沧桑的青年的来稿，看后十分惊喜地称赞这个青年，肯动脑筋，思考问题深刻。这个青年人就是后来和华罗庚一样家喻户晓的陈景润。
回忆在中科院工作的日子陈景润如是说我从一个学校图书资料室的狭小天地走出来，突然置身于全国名家高手云集的专门研究机构，眼界大开，如鱼得水。
在数学所党委的直接领导下，在华罗庚教授的亲切指导和帮助下，我在这里充分领略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数论研究成果，使我耳目一新。当时数学所多次举行数论讨论，经过一番苦战，我先后写出了华林问题、圆内整点问题等多篇论文。
这些成果也凝结着华老的心血，他为我操了不少心，并亲自为我修改论文。我每前进一步都是同华老的帮助和指导分不开的。正是华老的教导和熏陶，激励我逐步地走到解析数论前沿的。他是培养我成长的恩师。
华罗庚指导学生的方法是以自学为主，指定一些要读的书，参加一些讨论班，并平均两周和学生谈一下专业。在一个权威人士的带领下，不同学科的人员共同探讨同一个课题，是华罗庚从事研究和培养人才十分显着的特点。
生活关怀
华罗庚的好友赛尔伯格曾经说过：“要是华罗庚像他的许多同胞那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仍然留在美国的话，毫无疑问，他本来会对数学作出更多贡献的。
另一方面，我认为，他回国对中国是十分重要的，很难想像，如果他不曾回国，中国的数学会是什么样。”中国的数学会是什么样，现在已无法猜测，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华罗庚如果不曾回国，陈景润的命运和遭遇必定与现在不同。
正当陈景润利用数学所的有利条件埋头工作时，1958年，全国科教系统开展了所谓的“拔白旗”政治运动，在全所大会上华罗庚、张宗燧等人被指斥为“大白旗”。批判的矛头集中到华罗庚的所谓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陈景润也因此受到牵连。
华罗庚除了给予陈景润学术上的指导和帮助之外，还教会了他的学生如何对待困难和挫折，如何选择人生的道路。
“文革”风波
“文革”时期，四人帮曾派迟群找陈景润搜集华罗庚的黑材料，让陈景润站出来揭发华罗庚“盗窃他的成果”。其证据是，1957年，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再版时，吸收了陈景润的成果。但是华罗庚在《堆垒素数论》的再版序言中已经写到，“作者趁此机会向越民义、王元、吴方、魏道政、陈景润诸同志表示谢意，他们或指出错误或给以帮助，不是他们的协同工作，再版是不会这样快就问世的。”
陈景润婉言拒绝了迟群。他单独找到华老的学生陈德泉，据实对他讲：“迟群要我揭发所谓的华老师盗窃我的成果的问题，怎么办？”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陈德泉一下又摸不清陈景润的意图，他试探着问陈景润：“华老师到底有没有盗窃你的成果？”陈景润果断地回答：“没有。”陈德泉暗暗舒了一口气：
“那你就据实说吗，反正实事求是嘛。”
陈景润或许讲不出过高的政治理论，他也不会用华丽的词藻表达自己对老师、对祖国的爱，但是他的良知告诉他，搞科研没有错，尊敬老师没有错。他认定决不做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决不做恩将仇报的事。当有人再次来让他揭发华老师的剽窃罪状时，他断然拒绝了。来人威胁他：“我们已经掌握了人证物证。”陈景润坚决地说：“既然你们掌握了证据，还要我揭发什么！”正是凭借自己的良知和善心，陈景润保护了自己的老师，维护了党和国家的利益。
后来，华罗庚和陈德泉外出，路过陈景润住的医院，陈德泉建议去看望一下陈景润。由于避嫌，华罗庚没有下车，他委托陈德泉问候陈景润。陈德泉回来后，转达陈景润的话说：“华先生永远是老师，迟群说的完全没有那回事。”
情谊永存
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陈景润两次出国访问、讲学。出于对老师的尊敬，每次出访之前他都要到华老家道别、请教。华罗庚曾当面对陈景润和陪同他前来的李尚杰说：“景润的工作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在数学领域最好的成果。”陈景润则谦虚地说：“谢谢华老师，您过奖了，都是华老的栽培，我才有今天的成绩。”坐在一边的华师母忍不住插话说：“景润是够用功的，刚才你没回来，等你的几分钟，他还拿出书来看呢。”华罗庚赞许地看着学生，满意地点了点头。
华罗庚对自己的得意弟子也是关爱有加的。1984年当得知陈景润患帕金森氏综合症时，华罗庚十分激动与难过，他说：“总不能让陈景润得这种无法工作下去的病呀！”
华罗庚1985年出访日本前，曾亲自到中日友好医院去探视正在住院治疗的弟子陈景润，并对他说：“王国湘主任（中日友好医院神经科）检查我也可能患有帕金森氏症，等我回国后，咱们都在这儿住院。”谁知，这一面竟成了陈景润与老师华罗庚的最后诀别。
永尊恩师
陈景润对他的恩师的评价是很高的。1973年，他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他称赞他的导师华罗庚是一位了不起的数学家，希望他在数论研究方面取得更丰硕的成果，认为他在应用数学方面花了太多功夫有点可惜。
华罗庚很少评价他的学生，何况他有那么多的学生，评价不当容易引起误会。他最多只是在个别谈话时偶尔讲几句。华罗庚曾单独对王元说过：“我的学生的工作中，最使我感动的是（1+2）。”当王元提起他学生的一些其他纯粹数学结果时，他仍然重复一遍：“最使我感动的是（1+2）”。
人生目标
1991年北京电视台“祝你成功”栏目记者曾问过陈景润，“人生的目的是什么？”陈景润说：“是奉献，不是索取。”
原子能时代的开拓者——迈特纳
奥地利裔瑞典物理学家。1878年11月7日生于维也纳，1968年10月27日卒于剑桥。她1906年获维也纳大学博士学位。1907年去柏林大学随普朗克进修理论物理，并和0.哈恩合作研究放射性，直到1938年受纳粹迫害移居瑞典。
1926年柏林大学聘她为特邀教授。1960年退休到英国。迈特纳的主要贡献大多是同哈恩合作完成的：发现了镤并予命名，研究了核同质异能现象和β衰变。1938年，哈恩和F．斯特拉斯曼发现铀经中子轰击后出现钡，迈特纳和她的外甥0．R．弗里施于1939年提出核裂变概念，以解释哈恩和斯特拉斯曼的实验结果。核裂变和随后裂变链式反应的发现，为核能的应用开辟了道路。
很少有人知道，把“核裂变”一词引入科学词典的人是一位妇女——莉泽·迈特纳博士。鲜为人知的是，这个妇女是第一个认识到原子可以分裂并且释放出巨大能量——原子能的人。由于她的开拓性的工作，一个原子能的时代开始了。
1878年11月7日，莉泽·迈特纳出生在奥地利的维也纳。虽然父母两人笃信犹太教，但是他们的八个孩子却都施行了洗礼，被培育成基督教徒。这样做也许是为了让孩子们在那些反犹主义盛行的日子里受到保护。莉泽·迈特纳当学生的时候，从报纸上看到皮埃尔-居里和玛丽·居里在1902年发现镭的报道，从而对原子物理学发生了兴趣。由于一心想从事物理学这一专业，她在1901年进入维也纳大学。这件事听来容易，事实并不那么简单。人们一定记得，在那个时候，教职员和学生中间有一种反对妇女上大学的强烈情绪。确实，当时一名女大学生在人们心目里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然而，为了不使自己偏离自己的目标，莉泽终于在1906年从大学毕业并获得博士学位，成为能做到这一点的第一批妇女之一。
毕业后的一段时期里，迈特纳博士仍待在维也纳，并对放射性这一新科目产生了极大兴趣。这个兴趣后来成为她终身的工作，引导她打开了原子能领域。
但是，在那个时候，科学工作和进步的中心是柏林，而不是维也纳。很多伟大而着名的科学家都聚集在柏林，把世界各地的学生都吸引来。因此，1908年，莉泽·迈特纳来到柏林，在举世闻名的德国物理学家马克斯·普朗克博士指导下学习理论（普朗克博士开创了对现代物理学有着重大意义的量子理论，为此，他于1918年获得诺贝尔奖）。后来，迈特纳博士成为普朗克博士在柏林大学的助手。
在跟随普朗克博士工作期间，迈特纳博士遇到了奥托·哈恩博士，以后，她同哈恩博士合作了30年。哈恩博士当时正在寻找一名物理学家来帮助他研究放射性的化学。但是由于时代的偏见，妇女是不能在化学研究所工作的，而哈恩博士就是在化学研究所进行他的工作。因此，哈恩博士和迈特纳博士就在一个地下室里找到一间木匠的工作房，他们就在那里设置了他们的实验室。作为化学家，哈恩博士的兴趣在于发现新的化学元素和它们的性质；而迈特纳博士则关心这些新元素的放射性。两个人在放射性领域里都做着开创性的工作。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奥托·哈恩和莉泽·迈特纳正在紧紧追踪着一个新元素。但是随着战争的到来，哈恩博士被应征入伍。迈特纳博士志愿充当奥地利军队中的一名x光护士，她仍然是奥地利的一个公民。只要情况允许，他们就继续他们的合作。到战争快结束时，他们的努力获得了成功。他们向科学界宣布了一种新的化学元素——镤。
1918年，迈特纳博士被任命为负有盛名的威廉皇家学院物理系主任。她被责成组建一个物理放射系。在那里她拥有优良的研究设备和一批助理人员以及学生。她着重研究自然的和人工的元素嬗变，那就是α粒子、中子和其他原子的炮弹轰击一种化学元素，使其变成另外一种不同的元素。迈特纳博士继续她的放射性元素的研究工作，发表了大量的工作报告。在20世纪30年代，世界各地的科学家特别是柏林的科学家，对于这一令人兴奋的核物理学新领域非常感兴趣，并且满怀热情地进行工作。在短短的时间里就取得了辉煌的进展，质子和中子以及人工放射现象都已经被发现了。
1934年，迈特纳博士和哈恩博士再次进行了合作。他们对意大利的恩里科，费尔米的工作感到特别振奋。费尔米用中子轰击像铀这样的重元素，得到了比铀还重的新元素——超铀元素。他们重做了费尔米的实验以证实他的结果，获得了成功。如果要让科学界承认这种结果，这种证实是非常重要的。
有一天，迈特纳博士和哈恩博士正在他们的实验室向铀原子核发射慢速中子，希望得到一种新的超铀元素。使他们大吃一惊的是，他们发现了钡的存在，而在实验开始以前，这种元素并不存在。钡的重量比铀轻得多（原子数指的是一个原子核中的质子数目，原子量包括原子核中的质子加中子的数目）。他们原先希望的是发现一种比铀重而不是比铀轻的元素，他们对这个奇怪的结果无法作出解释。迈特纳博士一生中的巨大悲剧发生了，正当她处于就要完成也许是本世纪最有深远影响的科学发现——发现铀原子可以分裂的最后时刻，她被迫离开了哈恩的实验室。由于纳粹占领了奥地利，她的奥地利国籍已不再能使她在德国受到保护了。她从来没有隐瞒过她的犹太血统。1938年3月，当反犹主义在纳粹德国达到狂热程度时，迈特纳博士不得不逃走，她已被柏林大学解除了教学职务。她借口想度一个星期的假期，乘火车前往荷兰。在侥幸地躲过了纳粹巡逻队之后，她偷偷地越过了荷兰国境线。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她获准在没有签证的情况下进入荷兰，因为她的奥地利护照在纳粹占领下已经不再有效了。当她离开德国时，只有哈恩博士一人知道她将永远不会回来了。
迈特纳博士从荷兰前往丹麦的哥本哈根，在那里，她和她的朋友诺贝尔奖获得者尼尔斯·博尔及他的夫人在一起过了一段时间。此后不久，她接到邀请，到瑞典斯德哥尔摩新诺贝尔物理研究所工作。与此同时，哈恩博士正在德国继续关于轰击铀的实验，结果得到的仍然是较轻的元素。他担心是否自己在实验中搞错了，于是，1939年12月他写了一封信给在瑞典的莉泽·迈特纳，信中包括他的实验的所有细节以便供莉泽进行专门分析和使用。她一遍又一遍地读了这封信，心思完全被信的内容占据了。当时她确信，铀原子确实已被分裂，并且在之一过程中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她把信给她的侄子——物理学家奥托·弗里施看，两人于是重新进行这种实验，以证实其结果。迈特纳博士运用着名的爱因斯坦方程式E=mc2，计算出：用一个中子轰击一个铀原子核释放出的能是2亿电子伏特，即等于同等数量TNT炸药爆炸力的2000倍。威廉·L·劳伦斯在1940年9月7日的一篇杂志文章中对她的工作是这样描述的：“她正体验着的一定是和哥伦布当年相类似的那种感觉。她和哈恩博士意外地碰上了本时代最伟大的发现之一。他们已经踏上了一条小路，这条小路也许将引导他们到达‘原子能的希望之乡’的彼岸。”
1939年1月16日，迈特纳博士和她的侄子奥托·弗里施把他们的研究报告投寄给英国着名的杂志《自然》。这篇报告在大约3个星期之后发表。正是迈特纳博士把铀原子分裂成两个较小的和不同的原子的现象描述为核“裂变”，从而给科学词典中增添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词汇。当迈特纳博士把她发现原子裂变从而释放出巨大能量的情况通知丹麦的物理学家尼尔斯·博尔时，他非常激动，以致差点错过了去美国的轮船。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把这一消息转告给恩里科·费尔米和其他人。这一发现被迅速证实，原子弹的竞赛开始了。
虽然迈特纳博士从未想到她的发现会被置于破坏性的用途上，并且她本来会极力反对这样做的，但是，无论是盟国还是德国都看到了将这种发现用在军事目的上的可能性。在美国，国防部执行了“曼哈顿计划”，在莱斯利·R·格罗夫斯将军的指导下制作原子弹。在德国，许多科学家卷入了具有同样目的的工作。
1945年8月5日，当第一颗原子弹投掷在日本的广岛市时，人们创造了历史。关于是否应当使用原子弹问题的争论——赞成的意见和反对的意见——一直持续到今天，并且今后大概将长时间的持续下去。迈特纳博士反对使用它，尽管受到邀请，她拒绝用她的研制去做任何事情，也不再在核裂变方面进行更多的工作了。
1945年10月，迈特纳博士被选为瑞典科学院的外籍成员。这个荣誉在该科学院200年的历史中只赠给过另外两个妇女，1748年当选的是一位瑞典妇女，1910年当选的是居里夫人。1946年，迈特纳博士来到美国，作为一个客座教授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天主教大学呆了一年。她是一个讲话和气、面带笑容的妇女，她的英语说得很好，但带有很重的口音。1947年，在她69岁时，她退休了。之后，她继续在皇家工程科学院的实验室里工作，那里正在与瑞典原子能委员会合作，建立一个核反应堆。
1958年，迈特纳博士搬到英国与她的侄子和侄女们住在一起。那时，她的侄子奥托·弗里施博士是剑桥大学自然哲学系的主任。她继续出去旅游、讲课和出席音乐会（她终身爱好音乐）。但是，年龄已开始使她的活动大大减少。1966年，迈特纳博士与从前的两位同事哈恩博士和费里茨·斯特拉斯曼博士分享了原子能委员会赠给的5万美元的恩里科·费尔米奖金。她那时的身体状况已经相当虚弱了，难以去维也纳领奖，因此，原子能委员会的主席格伦．T．西博格亲自到英国剑桥把奖金送给她。1968年10月27日，再过几天就是她90岁生日，迈特纳博士在一家小型私人医院里去世了。同她在研究工作中合作了30年的奥托·哈恩博士于同年7月去世，比她早3个月。
尽管迈特纳博士没有获得过诺贝尔奖。但是，我们不可否认，她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
人们最好的工作住往是在逆境情况下做出的，思想上的压力或是肉体上的痛苦都可能成为精神上的支柱。人们可以把逆境当成动力，激励自己顽强奋起，去争取幸福、争取成功。
任何事业的胜利不可能一帆风顺的，会遇到各种困难和挫折。必须通过克服、战胜挫折来争取成功。
发明大王——爱迪生
想象力引发构想，而知识实现构想。
读书对于智慧，也像体操对于身体一样。
遇到困难时，我决不灰心……成功的三个条件是勤勉、努力和尝试。
——托马斯·阿尔瓦·爱迪生
托马斯·阿尔·爱迪生（ThomasAlvaEdison），是位举世闻名的美国电学和发明家。翻开人类历史，可以发现，在科学技术史上有过种种发明或发现的人很多，但是像托马斯·阿尔瓦·爱迪生，有那么多发明，而且以84岁漫长的一生，持之以恒，专心致志的发明奉献生命的，可说极少。
托马斯·阿尔瓦·爱迪生于1847年2月11日（中国是中英鸦片战争前夕）的清晨数小时出生在美国中西部的俄亥俄州的一个繁忙的小镇——米兰。年幼的时候他通常被叫做阿尔瓦，他的母亲总是叫他艾尔。
小艾尔很快开始证明了他是不寻常的。首先，他几乎从来不哭。他一直是笑。他仿佛努力使别人也笑。
作为一个婴儿，他也经常对一些事物发生兴趣。他会表现得尽力思考如何将它拿到手中。像人们正在思考时那样，他动着嘴和眼睛。他从不停下努力去做的一件已下决心去做的事。他一学会走路，就不要任何帮助朝着他要去的任何东西走去。
小艾尔的表现十分让人惬意。他的脑袋很大，但长得恰到好处。然而他那厚厚浅色的头发是个问题。他从头顶竖起来，而且不安于原位。南希·爱迪生不得不剪短他的头发，尽管他不喜欢那样做。
三岁的时候，阿尔瓦在正思考时用手指捋着头发，跟一个成年人一样。
就每个人的记忆所及，托马斯·阿尔瓦·爱迪生问关于任何东西的许多问题。仿佛他要学会说话就是为了提问题。他一学会说话就开始问问题，而且在整个一生中都这样问。他所提出的问题中有一些没有简单的答案，有一些并不重要。但是他从没有停止过提问。他问得这么多，以至于他家里人都不想再回答下去。然而他母亲总是尽力帮助他。
“为什么风要吹呢？”他问他爸爸。
“我不知道，艾尔”，塞姆·爱迪生答道。
“为什么你就不知道呢？”阿尔瓦问。
阿尔瓦对每一件事情都有兴趣。他似乎认为整个自然界充满了未知的东西，而且揭开这些谜就是他的工作。有一天，他正在帮他母亲收集鹅蛋。这时候他们发现一只鹅蹲在它的蛋上。
“为什么这只鹅不和别的鹅一起吃呢？”艾尔想知道。
“它正在孵蛋呀，”母亲说。
“为什么？”艾尔问。
“让它们保持温暖”，他母亲回答说。
“它为什么要让它们保持温暖？”
“这样一来它们会孵化”。
“‘孵化’是什么意思？”
“当小鹅打破它从里面生出来的那个蛋并从里面走出来就孵化了。”
“假如一个蛋被保持温暖，一只鹅会出来吗？”
“如果正是时候，而且蛋要是鹅蛋。”
“哦”。
那天下午，艾尔没有给他家里带来麻烦。他们在那儿也找不到他。这一天都快结束了。艾尔的父亲尽力去找这个孩子。塞姆发现艾尔在邻居家的农场里，正蹲在一些蛋上。他很难过，因为没有一只小鹅决定出来！
艾尔的哥哥和姐姐比他大那么多，以至于他经常一个人玩或者和母亲呆在一块。艾尔尝试做他哥哥皮特做的事情。当皮特画画时，艾尔就画画。当皮特在读书时，艾尔也试着去读。
大部分时间艾尔在房屋附近玩，母亲能看得见他的地方。当她没有注意到时，他就走开了。而且因为艾尔对这么多事情如此感兴趣，他常常陷入危险的处境之中。一次，他进入了一间收藏麦子的屋子。他掉进了麦子中，得到的结果是他的脑袋完全被麦子盖住了，睡在里面，他险些死掉，因为那儿没有空气。然而，有人拉着腿将艾尔拉了出来。另一次，他掉进了某处水里，而且得被拉上来，湿漉漉的，惊恐极了。
他经常光顾塞姆·温切尔斯特的碾房，他是位爱用新东西做试验的人。这一次，温切尔斯特正努力制作一个能飞行的装置。他通过往一个大袋子里装像空气一样但比它轻的东西的办法来做成这东西。这使艾尔对飞行很感兴趣。他将几种化学制品放在一起混合并相信任何吃下这些化学制品的人都会比空气轻。艾尔叫迈克尔·奥尔特兹，一个给艾尔的父亲做事的人，吃下去并飞起来。奥尔特兹吃下艾尔做的所有东西之后病得如此严重以至于需要医生的帮助。艾尔似乎认为那是迈克尔·奥尔特兹的失败——却不是艾尔本人的——奥尔特兹自己不愿飞。
因为干了这些事，艾尔受了抽打。他父亲认为只有打艾尔才能防止他再制造麻烦。他的母亲也相信，当孩子做错了事你不打他，他将不会成为一个优秀的人。而且她不允许这些事再在艾尔身上发生。他挨打了，但是他没有停止过对任何事情都感兴趣。
当艾尔六岁的时候，他比以前挨打得更厉害了。他曾在他父亲的农场的屋子的其中一间里面玩耍。于是，他决定点一把小火。“我要看看会怎么样”，他说着。火迅速蔓延开来。艾尔逃走了，但是房子全部烧着了。火蔓延得足够远，几乎烧着了整个镇子。艾尔的所作所为恶劣到、危险到不可不加以惩罚的地步。然而，你不能对待一个六岁的孩子就像对待一个做了恶事的大人那样。
塞缪尔·爱迪生说：他要在镇子中心打他儿子，教他别再做危险的事情。他叫来镇上所有的人观看。
那时候孩子们常挨打，但是从不在公共场合。镇上人都来了，带来他们的孩子，教他们别干这样的事。塞缪尔·爱迪生趁他们都观看时打他的年幼的孩子。
阿尔瓦并未生父亲的气。但是，从那以后，他从不把痛苦当回事——他自己的痛苦，或者是别人的。
艾尔很快再次陷入麻烦之中。有一天，他和另一个男孩在一条小河里玩耍。
过了一会儿，艾尔发现就剩下他一个人了。他等着这个男孩回来。可是，时间都很晚了，那个男孩还没回来，艾尔便回家了。关于发生的事情，他什么也没说，但在深夜，他被叫醒了，被问起他朋友的事。
“我等呀等呀，”艾尔说，“他永远也没来。”
这个男孩已落入水中淹死了。艾尔不懂得应当把发生的事告诉人们。然而，他的父亲开始认为他有点不正常。塞缪尔担心他的儿子不关心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
当艾尔七岁的时候，他父亲的生意变得更清淡了。塞缪尔·爱迪生决心去另一个城镇。他想起了这个美丽的小城休伦港，在米西根州，他就是从那儿进入美国的。
休伦港建在圣克莱尔河流入休伦湖的地方。在旧法国领地格拉西奥特堡的一个镇的北部边缘。塞缪尔·爱迪生找到了一堂房子。那是一间周围有树，高大牢固的房子。从屋顶可以看见这些湖泊和河流。屋子里的房间都很大，有四个生火的地方。那儿有苹果树、一个花园和农场建筑。爱迪生一家带上他们拥有的每样东西，乘上一列火车，再乘运货马车，抵达米西根州的底特律。然后，他们乘坐一艘小船越过圣克莱尔河，到达他们的新居。
艾尔还没来得及好好认识一下休伦港，他就被一种叫猩红热的病弄倒了。他病了很长一段时间。这样一来，他母亲没有在那年送他上学。他独自玩耍，或者与母亲在一起玩，她亲近他、爱他。在后来的生活中，艾尔变聋了，人们认定这场病是他耳聋的因素之一。
此事过后不久，塞缪尔·爱迪生打定主意修建一座高台，超过三十码高，坐落在山顶上，这样人们可以眺望休伦港四周的地域。付二十五美分钱，游览者便可以到高台的顶端去，通过一架望远镜眺望。艾尔留在高台上收取人们付的费。
一段时间以后，人们停止来这儿观赏风景了。艾尔和他母亲常常自个儿到顶上去坐着，眺望那湖泊和河流。在那里，他们谈起话来仿佛都是一样的年龄。
由于他家曾经从一个镇迁往另一个镇，而且因为他的疾病，直到八岁艾尔才开始上学。他去了一所小学校，所有的学生都在一间房子里读书。教师是一个传教士和他老婆，恩格尔夫妇。绝大部分教学工作是教给学生们记忆的东西。艾尔爱问“为什么”，并得到答案，而不只是学习和记忆教师告诉他的任何东西。这样一来，他在这所学校学习得并不好。
在学校里过了三个月，艾尔便听到恩格尔说：“那个叫爱迪生的男孩脑子不好。他没法子学”。
艾尔是个文静的男孩，但这件事的不公平让他十分生气。他带上他的帽子和衣服回家了。“我将永远也不回那个学校，”他说。
当他母亲从他那儿获知发生了什么事时，她比他更气愤。第二天清早，她就去找恩格尔先生。“我理解你认为我儿子脑子不好。”南希·爱迪生说。
“他在学习上没有足够细心地努力，”教师说。
“我也当过教师，”艾尔的母亲告诉恩格尔，“而且我想我能说，艾尔有一个比大多数与他同龄的男孩子们更好的脑子”。南希·爱迪生还说，恩格尔的教学方式一定是错误的。
于是恩格尔说，一个母亲的爱或许使她不能相信关于她儿子的情况是真的。
南希·爱迪生怒气顿生。“我将自己教艾尔，”她说，“他再也不来这里了！”
艾尔一生只上了三个月的学。此后，他母亲便是他的老师。他每天都学习，根据他母亲的严格计划，不仅冬天学，夏天也要学，而其他男孩子们都在玩乐。
他并不反对这个，因为母亲给他的不仅是学习，更有对学习的热爱。他认为思考比光是记忆事实更重要。
南希·爱迪生的教书方式是让他阅读她能找到的最好的书籍——伟大的英国作家莎士比亚和狄更斯写的书，还有很多重要的历史书籍。当艾尔八岁时，便对阅读好书发生了兴趣。到九岁时，他已能迅速地阅读难度大的书籍了。他得学会处理自己的每样事情。某些特定的事，需要记忆事实和规则的，他从不真正去学。他也学做算术题，但并不喜欢做。
他不按照多数人的方式去思考数目。一天，他学蒲式耳——一种农民用的计量单位——相当于八十磅麦子重，他对母亲说：“我有一蒲式耳麦子重。”
“你为什么那么说呢？”她问。
“我重八十磅！”他回答道。
艾尔九岁时，他读了一本科学教材，其中包括一些在家里能做的实验。给他这本书好像让他去洞察整个新世界。他试验了书中所有的实验，艾尔把他得来的所有钱都买了实验用的东西。
艾尔的一些实验破坏了屋子里的东西。这种事情发生了几回以后，南希·爱迪生吩咐他把所有实验用的器材搬出了屋中家人睡觉的那一部分之外。艾尔在他作为第一个实验室的地窖里找到了一块地方。当他的实验室准备启用时，对于母亲来说，让他离开它吃饭就是难事了。
有时候，如果艾尔不看与科学相关的书，他父亲会给他钱。为了买更多的实验用的材料，艾尔就什么书都看，来多取得一分钱。在十岁以前，他已经阅读了又长又难的英格兰的、罗马的、全世界的历史。现在他正在读一本书，是托马斯佩因写的，他的主意曾帮助过建立美利坚合众国。
托马斯·阿尔瓦·爱迪生十岁时，人们对电十分感兴趣，正如今天我们对太空旅行感兴趣那样。艾尔·爱迪生，一个对任何事情都感兴趣的人，对用电报传送电信号发生了兴趣，当他还是个男孩时，那是一件大规模而有趣味的事情。
艾尔十一岁的时候，电报线路从纽约伸向像芝加哥那么远的城市，从纽约开始有近八百英里远。报纸上登载的尽是遍布美国的电报架线人员的事情。
十一岁时，爱迪生研制他的第一台电报机。他从一本科技书上学习了怎样去制作。为了尽量获得电报所需要的电，爱迪生捉来两只动物，把电线通在他们的腿上，用手一遍又一遍地捋着它们的毛皮。这并未给他提供所需的电。
但是，艾尔比先前更有信心地认为他能制造一台电报机。然而，他需要钱买电子器材。塞缪尔·爱迪生的生意已不景气了。除了最需要的东西以外，家里无钱买任何东西。艾尔想了一些挣钱的路子。他决定去干农场事情。他与迈克尔·奥尔特兹在塞姆·爱迪生的土地上围了个大菜园。他们在休伦港走门串户地销售他们在菜园里种的新鲜玉蜀黍和其他东西。靠干这个他们获得了几百美元，但是他们将大多数钱交给了艾尔的母亲。
艾尔不想在务农上再耗费时间。他听说，从底特律到休伦港的新开设的铁路上需要一个卖水果和蛋糕的男孩。艾尔请求了这份工作。铁路上不付给这个男孩任何钱，但是他可以用一点点钱买来食品再在火车上卖出更多的钱。
艾尔只有十一岁，他做这个工作，是年轻了些。他母亲不想让他接下这个工作。她考虑着一些可能发生的恐怖的事情——失去控制的火车奔驰着，撞到了一起，要么两边相撞，要么车头相撞。他想像着艾尔躺在倒下的沉重的车厢下面，受了伤。她还害怕艾尔在底特律等车时会遇上坏人。但是，艾尔的父亲说，他在等车时能学到有用的东西，他没有足够的钱送艾尔再上学。艾尔只想着为他的科学实验去弄足够的钱。
爱迪生一家可能需要艾尔从工作上得来的能给他们极小的几美元钱。过了一段时间，他母亲决定让艾尔去接下这个工作，大干线铁路便将这门差事给了他。
他十二岁了。他的童年时代结束了。
艾尔在火车上开始卖食品时，他是一个中等身材的男孩。他长着蓝色的眼睛和厚而褐色的头发，通常是杂乱无章的，他的衣服总是不新，而且没有被细心地注意，他仿佛根本不计较他表现出的模样。他有一套值钱很少的衣服，他一直穿到它变瘦了为止，不到那时他就不去买另一套。他母亲硬是叫他去洗手和脸，穿干净衣服。看来没有人能叫他去擦亮他的鞋子。
尽管艾尔对自己的穿戴并不关心，人们还是喜欢他那种表现。他想要每时每刻都在做事情，当有事要做时，对于他来说，睡上几分钟就像别人睡上几小时那样足。他老是忘记事情，因为尽管他可能和别人在一块，他却总是想着怎样去制作新东西。他常和别人谈心，或者做游戏，但是他脑子里常忙于思考别的东西。
艾尔很快意识到，如果有另一个男孩帮助他的话，他能从他的火车上的生意中获得更多的钱。他可以把一些新增的收入付给别的男孩。他请了一个名叫巴尼·麦札维尔的男孩在星期六不上课时给他工作。艾尔仅仅十二个年头，但他已经让别人为他做些小事。
艾尔使用了一节空火车皮作为办公室。第一个星期六，他教会巴尼怎样卖食品。此后，他指望巴尼不用再教就能做这件事。巴尼在火车上经常见不着艾尔，因为艾尔把他的办公室变成了一间实验室，总是在做一项试验。
艾尔早上七点离开休伦港，十点半到达底特律。回头的火车下午四点半离开底特律，晚上七点半到达休伦港。在底特律的六小时内，艾尔买来食品后在火车上出售，要么暂时放进办公室里。在底特律如果还剩有时间，他就阅读。
卖食品给艾尔的人喜欢他。他们都这么想，他这么年轻，却成了一个了不起的商人。艾尔从这些人当中的一个人那里买来了他的第一架印刷机。他把它放入他在火车上的办公室里，就是他拥有实验室的地方。
凡是星期天他就和巴尼一起工作。于是，艾尔付午饭钱。一天结束了，巴尼将人们付的钱交给艾尔时，艾尔从不去数它。
“为什么不去数数它呢？”巴尼问。
“我确信就是这个数目。”艾尔回答说。
他从不对金钱发生强烈兴趣——只对钱能买到的东西有兴趣，他信任人们，直到他们被证明不能被相信。
这一次，艾尔自己也拥有一个小食品店，一个卖报的地方，都在休伦港。当这个为他卖报的男孩拿走了他的一些钱时，他就停止了卖报的生意。他继续经营这个食品店，直到他从他的火车生意上弄到更多的钱。
内战——美利坚合众国南北两部分间的一场战争……给了艾尔第一次从他的报纸生意发财的机会。
在1862年4月，底特律，艾尔看见一群车站上的人正在看一块写着给公众读的内战消息的木板。艾尔读着报上的消息，很多人在赛楼之战中被打死了。这给了艾尔一个想法。他很快去了铁路小站，请求那儿的报务员把消息发送到沿铁路的城镇上去，写到那些小站的木板上去。
艾尔便匆匆忙忙地买下了印有战役报道的一千张报纸。他总是先只买一百张，然后又有足够的钱买三百张。艾尔去了报社，对他从那儿买来报纸的人说了情况。他们当中议论了一番之后决定允许他买一千张。他付了三百张的钱，并答应以后再还那七百张的钱。
艾尔卖完了所有一千张报纸。到家时，他已有了一大笔钱。
他总是从每天的卖东西的生意中拿出一美元交给他母亲，但是那天，他给了她差不多一百美元。他将剩下的钱花在他在火车实验室里用的东西上。
艾尔卖报的成功给了他另一个主意。他成了《底特律报》的一个工人的朋友。每天他都去看望这个人，这个人在报纸投印之前就给他看当天最重要的新闻。于是，艾尔便请另一位朋友，底特律的报务员，把这些新闻发送到铁路上的其他站上。艾尔马上学会了根据这天新闻的重要性推测一天能卖出多少张报。
这种方式如此成功，以至于艾尔开始用他买来的小印刷机搞他自己的一份报纸。在他的火车上的办公室里，他写新闻，并且排版一张他称作《大干线先锋报》的报纸。它比大多数报纸小多了。艾尔将它卖作八美分一张，每天大约有四百人买它。大多数人都在铁路上或者附近工作。报纸讲述与铁路相关的事，以及发生在给铁路工作的人们身上的事，还有他们的家庭。这是第一份在火车上印刷的报纸。
《大干线先锋报》是一个这么好的点子，以至于艾尔和一位朋友开始排印别的东西。这是一个被称作《爱追究底细的人》的报栏，它专讲不愿被别人知道的那些人的故事。在报纸上被提到的人不喜欢它，但是其他读者酷爱它。休伦港的一个很重要的人物生了气，因为《爱追究底细的人》里有一个关于他的故事。一天傍晚，他在圣克莱尔河边遇见了艾尔，将他扔进了水里。此后不久，艾尔就停止排印《爱追究底细的人》了。
几乎在同时，艾尔不得不停止将火车上的那一部分用作他的实验室。一天，艾尔正在那儿做实验。火车的晃动使一瓶叫磷的东西倒在了地板上，磷起了火。
艾尔正尽力想扑灭火时，一个名叫亚历山大·史蒂芬逊的列车员来了。史蒂芬逊，这个一直对艾尔很友善的人，被大大地激怒了；他的火车的地板正在燃烧。
艾尔刚止住火，史蒂芬逊就冲他的双耳用力打了一记耳光。
1862年8月一个炎热的上午，十五岁的托马斯·爱迪生正站立在克利门斯山的铁路小站上。他注视到一列火车正运载着人和货，一边加水一边将一些车皮从一处牵引到另一处。艾尔看见一节又大又满的车皮开始移动。上面没有人控制它。它朝着车站移动得越来越快。
突然，艾尔注意到一个幼小的孩子正在铁路边的地面上玩耍。小男孩是马坎兹的儿子，马坎兹是克利门斯山站的铁路事务管事。这列高速移动的失控的火车正朝那孩子驶去。扔下手中的报纸，艾尔尽可能飞快地奔向那个孩子。就在这节车皮正要撞上孩子的前一刻，他举起小男孩，并将他从这节奔驰的火车皮旁夺走。
艾尔把这个受惊的孩子带到他父亲那儿。马坎兹的内心如此地被差点发生在他儿子身上的事打乱，以至于他几乎不能说话。他尽力感谢艾尔，一面让哭叫的儿子安静下来。
艾尔对发生的事没有想更多的什么东西。对他来说，他做到了任何人都会去做的事。然而，马坎兹永远无法忘记。为了表达谢意，马坎兹开始教艾尔学拍电报。
电报是新玩意。当时能够拍发和接收词语的人还不多。最优秀的报务员一分钟只能接收四十五个词语。这一点不容易做到，但是能做到这一点的人几乎在任何地方都能找到工作。
五个月后，马坎兹说：“关于电报，你现在知道得和我一样多了，艾尔，我不能再教你了。”
1869年1月，爱迪生丢下了他的工作。他成了一个全日工作的发明家。他的朋友查尔斯·威廉斯在考特街109号拥有一个机器装置商业点。汤姆将威廉斯的生意地盘的一部分用作一个实验室。
汤姆没有钱。这对于他来说并不新鲜。但是，他需要钱去搞他的发明。一个人付给汤姆五百美元，以分享汤姆将要发明的双重发报机的所有权。另外一个人花一百美元买下了分享汤姆正在研制的投票记录机的权利。
1869年6月1日，汤姆接到了来自合众国专利局的他的第一项专利。这是投票记录机的。他采用一些电报机的构思来记录选票。汤姆以为，他的投票记录机将是一个伟大的、迅速的成功。但是，没有人需要它，这样一来，它就是不成功的。
这次经历促使汤姆成为一个只发明人们所需要的东西的发明家。这次之后，他后来又说，他从不在他确定人们是否需要之前进行一项发明。
尽管这项发明没有出售，它确实让汤姆成了名。波士顿的人们知道他是一个真正的发明家。这位伟大的发明家又一次完成了一项将会永远改变整个世界的发明。
1931年10月18日，星期天的凌晨数小时内，全部生机离开了他的躯体。这位没有人能够阻挡的天才逝世了。
1931年10月21日，发明电灯五十二周年的那天，爱迪生的遗体被安葬在距离他的家园，格莱蒙特不远的一棵大树下的泥土里。一些人要求胡佛总统下令让美国的所有电力设施暂停工作一分钟，以悼念爱迪生。但是，作为对爱迪生的一切赞誉中最伟大的赞誉方式就是：这是不可能做到的。爱迪生给予我们的电力发明是如此重要，以至于我们无法离开它们而生活……哪怕仅仅是一分钟。
托马斯·爱迪生经常被说成是他那个时代的最伟大的天才。在全部人类历史上，只有为数不多的一些人像第一盏实用电灯的发明人那样地去改变了别人的生活。但是爱迪生从来没有快乐过，只因为有人说他是个天才。“没有像天才这样的事情，”爱迪生说。他说，被人们称为天才的东西主要是勤奋的工作。
但是，爱迪生既是一个工作者，又是一位梦想家。从他还是一个孩子时的最早的日子起，他就想知道大自然的秘密。大自然，他常常说，是充满了秘密的。
他努力去理解它们；然后，他努力去获知能实用地利用它们做些什么。
爱迪生爱好思考。他知道大多数人都会去做几乎任何事情，以取代思考的艰苦工作，尤其是如果他们不十分频繁地思考。但是他也知道，思考能给予人们享受和快乐。
爱迪生不能理解任何一个人怎样才会对人生不感兴趣。像他热爱思考那样，他也热爱工作。在他正值七十五岁的那天，有人问他对人生有什么想法。“工作，”他回答说。“揭示大自然的秘密，并利用它们使人们更加幸福。”他说他心里还有足够的发明，可以给他另外一百年的工作。
爱迪生一直清贫，而且在他早年的人生里常常不成功。但是他从来不允许麻烦或者失败使他为自己而伤心。他总是喜欢思考生命中快乐的事情。
他说他的耳聋在他的工作中帮助了他，因为这避免了他去听见许多会使思考变得困难的荒谬可笑的话。
爱迪生为他的作为最感到自豪的是当他的发明成功地成为实用时。他知道人们知道了他的有用的工作是多少重要，这样它就会被使用得更多，但是他从未谈到他自己的伟大，或者看来对它思考得很多。他喜爱人们给他的荣誉。但是，他没有它们也能继续做他的工作，没有被注意到也是同样。极少数人曾被给予比爱迪生获得的更多的荣誉。在他的格莱蒙特之家，在他的书籍之间，有一个大玻璃柜，装着他的所有奖品和其他荣誉。有人问爱迪生：他能否允许公众看看它们。
爱迪生说任何一个想见到它们的人都能来观看，但是他不能理解为什么任何人都这么感兴趣。爱迪生不能回忆起怎样打开柜子的门，这个玻璃柜必须要砸开才行。当人们向他询问每个奖品的来历时，他想不起来了。
爱迪生在他的一生中遇到了并且认识世界上很多最着名和最重要的人物。他同国王们一起进过餐。但是，他从来都不能相信在他自己身上有任何一点特殊的东西。他对人们感兴趣，而不在于他们是多么着名。
他不能理解：为什么人们给予他特殊的恩惠？这一点在当他是一个老人时和当他年轻时都一样是真实的。有一次，宾夕法尼亚铁路的总管决意让他亲自来从火车上卸下爱迪生的包裹。爱迪生全然大惊。他不能理解为什么这个人这样做。
他并不为他的工作而骄傲。“我已试过这么多我认为是正确的东西，并且发现我错了，”他说，他永远不会忘记他并不总是正确的。他知道，所有他能去做的是试验他能想到的每样东西去证实他的主意是真实的，要么是继续试验，直到他能确信他的计划不会成功。
尽管爱迪生不是一位傲慢的人物，他还是不愿接受别人的观点。他并不经常遵循别人所遵循的规则。取而代之的是，他认为而且行动起来就像他认定那样做是正确的。他并不知道怎样停止作为他自己的区别于他人的做法。
爱迪生的成功秘诀
爱迪生的文化程度极低，对人类的贡献却这么巨大，这里的“秘诀”是什么呢？他除了有一颗好奇的心，一种亲自试验的本能，就是他具有超乎常人的艰苦工作的无穷精力和果敢精神。当有人称爱迪生是个“天才”时，他却解释说：
“天才就是1%的灵感加上99%的汗水，相应地天才常常是那些做好了所有功课的人。”他在“发明工厂”，把许多不同专业的人组织起来，里面有科学家、工程师、技术人员、工人共100多人，爱迪生的许多重大发明就是靠这个集体的力量才获得成功的。他的成就主要归功于他的勤奋和创造性才能以及集体的力量，此外，他的妻子也曾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爱迪生一生只上过三个月的小学，他的学问是靠母亲的教导和自修得来的。
他的成功，还应该归功于母亲自小对他的谅解与耐心的教导，才使原来被人认为是低能儿的爱迪生，长大后成为举世闻名的“发明大王”。
有人做过统计：爱迪生一生中的发明，在专利局正式登记的有1300种左右。
1881年是他发明的最高纪录年。这一年，他申请立案的发明就有141种，平均每三天就有一种新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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