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中说：“睡不着觉，写了2首宣传诗，为灭血吸虫而作。请你同人民日报文艺组同志商量一下，看可用否？”

    正如胡乔木自己所说：“经过他修改过的句子和单词，确实像被点化成了金。”

    毛泽东曾对人说：乔木跟我一二十年，总还是一介书生。

    毛泽东和胡乔木的诗词交往不是通常的酬唱奉和。翻开迄今为止收录毛泽东诗词最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选》，找不到一首同胡乔木唱和的。他们的诗词交往重在对彼此诗词的关注和修改上。

    一

    毛泽东请胡乔木就其诗词代为征求诗家意见

    解放后，毛泽东每有诗词新作往往都征求郭沫若、臧克家等人的意见。通常情况下，是毛泽东直接把诗词作品抄送他们或请他们来做客谈诗。但有些时候，他则是委托胡乔木去征求这些诗家的意见。

    1959年6月，毛泽东回到阔别32年的故乡韶山，随后上庐山主持中央工作会议。面对32年来家乡的巨变和祖国壮丽秀美的山河，毛泽东诗情澎湃，一周之内写下了两首七律：《到韶山》和《登庐山》。7月7日，毛泽东把这两首七律抄送给胡乔木，请他“予斟酌，提意见，书面交我，以便修正”。

    两个月后，毛泽东又写信请胡乔木就上述两首七律征求郭沫若的意见。他在信中说：“诗两首，请你送给郭沫若同志一阅，看有什么毛病没有？加以笔削，是为至要。”

    胡乔木遵嘱送呈郭沫若。

    郭沫若阅后接连回了两封信，建议把《登庐山》中的第二、四句改为“坦道蜿蜒四百盘”和“热情挥雨洒山川”。毛泽东看完信非常高兴，于9月13日晨写信给胡乔木，请他把这两首诗再送郭沫若修改。毛泽东说：“沫若同志两信都读，给了我启发。两诗又改了一点字句，请再送呈沫若一观，请他再予审改，以其意见告我为盼！”

    后来，毛泽东还曾请胡乔木就《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念奴娇·鸟儿问答》征求过郭沫若的修改意见。郭沫若把修改意见写信告诉了胡乔木。

    二

    胡乔木向毛泽东反映读者对其诗词的修改意见

    胡乔木不仅奉命就毛泽东的诗词征求诗家们的意见，而且还主动帮助毛泽东搜集和反映读者的一些好的建议。

    1966年4月，胡乔木向毛泽东反映了袁水拍对《水调歌头·游泳》中“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的断句的意见，即由“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恢复为初次发表时的“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与此同时，胡乔木还向毛泽东反映了一些读者对《七律·送瘟神》中“千村薜荔人遗矢”的修改建议。他在信中对毛泽东说：《七律·送瘟神》中‘千村薜苈人遗矢’，据读者来信建议和查阅有关典籍结果，拟作‘千村薜荔人遗矢’（苈只用于亭苈，系十字花科植物，即蔊菜；苈字不与薜连用，亦不单用）。”毛泽东阅悉后对胡乔木说，把“荔”写成“苈”是笔误，同意按读者的建议改正。

    毛泽东关于“笔误”的说法从档案材料上得到了印证。

    众所周知，《送瘟神》这首诗是毛泽东看了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报》关于江西省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的报导文章后的即兴之作。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他在写完这首诗后，还接着给胡乔木写了一封信，信中说：“睡不着觉，写了两首宣传诗，为灭血吸虫而作。请你同人民日报文艺组同志商量一下，看可用否？如有修改，请告诉我。如可以用，请在明天或后天人民日报上发表，不使冷气。灭血吸虫是一场恶战。诗中坐地、巡天、红雨、三河之类，可能有些人看不懂，可以不要理他。过一会儿，或须作点解释。”

    笔者在查阅档案的过程中，还发现了附在这封信后，经胡乔木誊清、毛泽东又作了修改的《送瘟神》手稿。为便于读者对照比较，特将手稿原样抄录如下：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

    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三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家乡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蜡烛满天烧。

    毛泽东的修改是：把“牛郎欲问家乡事”中的“欲”改为“若”；把“万户萧疏鬼唱歌”中的“万”改成繁体“萬”。此外，毛泽东把胡乔木誊抄时的横排格式句改为竖排格式。而“薜荔”没有改动。这足可说明毛泽东最初在诗中用的就是“薜荔”，而不是“薜苈”。

    《送瘟神》没有如毛泽东所希望的在两三天后发表，而是在3个月后才见诸报端。推迟的原因不是别的，就是作者自己反复修改的耽误。毛泽东有一个习惯，即每次修改完他的诗词后都要誊抄一遍（这反映出他对自己诗词的重视），对于定稿尤其如此。在不断的修改、誊抄过程中，出现个别笔误，是不难理解的。

    在致胡乔木信后还附有毛泽东写的诗的小序。从原稿看，小序有几处小的改动，如在“读六月三十日人民报”后删去了“有作”二字；把“遐想联翩”改作“浮想联翩”；把“不能入睡”改为“夜不能寐”。

    还有一件事，或许也值得在这里提上一笔。这就是1964年3月正在杭州养病的胡乔木看到《北京晚报》上有关“芙蓉国”的文章后，剪下寄给石西民，并特意说明“‘芙蓉国’即指湖南”，以纠正该文对毛泽东诗句“芙蓉国里尽朝晖”的误解。这则小小的史料，说明了胡乔木对毛泽东诗词关注的深切。正是这种深切的关注才使他得以了解到读者对毛泽东诗词的看法和意见，并有根有据地向毛泽东反映。

    三

    毛泽东为胡乔木修改诗词

    1964、1965两年间，毛泽东先后为胡乔木修改过40多首旧体诗词。这些诗词都是胡乔木在杭州西湖疗养期间，遵照毛泽东“专看闲书，不看正书，也不管时事”的指示，在大量阅读苏、辛诗词作品的基础上，吟诵而成的。这也是他在旧体诗词方面的初次习作。

    1964年10月下旬，胡乔木把他的第一组习作词13首自杭州寄给毛泽东。毛泽东收到后，“终日把玩推敲”，反复修改，并亲自批送诗刊发表。

    12月2日，胡乔木致函表示感谢。他在信中说：“主席：诗稿承您看了，改了，并送诗刊（现因停刊改送人民文学），这对我是极大的鼓励，非常感激……您说词句有些晦涩，我完全同意，并一定努力改进。3首词结构的修改对我也是很大的教育。”“三首词结句的修改”指的是对《水调歌头·国庆夜记事》、《沁园春·杭州感事》、《菩萨蛮·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原子弹爆炸》（其五）等三词结句的修改。即将“万里千斤担，只用一愁眉”，“天共我，吼风奇剑，扫汝生光”，“魔尽凯歌休，濯缨万里流”分别改为“万里风云会，只用一大戎衣”，“谁共我，舞倚天长剑，扫此荒唐”，“魔倒凯歌高，长天风也号。”

    胡乔木随信又寄去了他从《人民文学》社要回的毛泽东修改稿和他续写的三首《水龙吟》，请毛泽东帮他再次修改，并定稿。为了便于毛泽东最后改定，胡乔木还随信附上了郭沫若就词13首修改问题给他的一封长信。胡乔木对毛泽东说，郭沫若在信中提了许多好的修改意见，他根据郭老的意见先作了番修改，但“有些觉得两可的，就只注在上面，请您选定。有几处修改要加说明的，用纸条贴在稿旁，供您参考”。

    毛泽东收信后，根据胡乔木的要求，对词16首又作了修改。修改过程中，他两次指示康生就胡乔木词作与郭沫若商酌，满意后，遂批送《人民日报》发表。

    1965年1月1日，《人民日报》登载了词16首。随后，《光明日报》、《红旗》等报刊作了转载。规格之高，不同一般。

    毛泽东的支持和鼓励，使胡乔木诗兴大发。词16首发表不久，他又写了词27首呈送毛泽东。毛泽东很快看了两遍，但没有立即着手修改。据康生在1965年1月30日致胡乔木的信中说：“昨日（二十九日）见主席，问及是否已看过你的新作？主席说他已看过两遍，似觉较前16首略有逊色。我说还是请他改一下。他说不要急，前几首不是拖了几个月吗？”

    大约因为毛泽东认为词27首比词16首略有逊色，所以胡乔木在西子湖畔参照郭沫若等人的意见，反复修改了几个月，然后把改本经康生转呈毛泽东。毛泽东看后，很快作了修改，于9月5日批康生转乔木。毛泽东在批语中说：“这些词看了好些遍，是很好的。我赞成你改的这一本。我只略为改了几个字，不知妥当否，请你自己酌定。先登红旗，然后人民日报转载，请康生商伯达、冷西办理。”

    毛泽东略为改的几个字是：“兔死狐伤”、“万国换新装”中的“伤”和“换新装”〔原为“藏”和“舞霓裳”，《六州歌头·一九六五年新年》〕；“为保金瓯颠不破，鞋踏烂”中的“颠不破”和“烂”〔原为“风景美”和“破”，《江城子·赠边防战士》〕；“练兵塞上好风光”、“猎猎军旗天际看飞扬”中的“好”和“天际看”〔原为“美”和“意气共”，《江城子·赠边防战士》（其二）〕；“细观摩满纸云蒸霞蔚”、“时代洪流翻巨浪”中的“云蒸霞蔚”和“翻”〔原为“珠光宝气”和“腾”，《念奴娇·重读雷锋日记》（其四）〕；“好水欲长流，毒菌争传种”、“化为百炼钢，只有投群众”中的“欲”、“争”、“化为百炼钢”和“只有”〔原为“不”、“纷”、“铁要炼成钢”和“烈火”，《生查子·家书》（其二）〕；“如此嫩和娇，纵美何足数”中的“如此”、“嫩”、“娇”和“足”〔原为“不耐”、“雨”、“风”和“堪”，《生查子·家书》（其三）〕；“常与波涛伍”中的“常”〔原为“敢”，《生查子·家书》（其四）〕。

    胡乔木收到毛泽东退回的改稿后，于9月10日致函康生说：“词27首本多仓促之作。经主席修改后，我又作了一些修改并拟删去其中的读报四首（平淡而又过时，改不好）和家书末两首（有些酸气）。另外，最近写了律诗五首，想补在后面，虽也有些晦涩，但在时间上较新鲜些，不知可用否？请一并阅正，并代转主席为荷。”康生当天连信带词稿一起转交给毛泽东。15日上午3时，毛泽东批转胡乔木：“删改得很好，可以定稿。我又在个别字句上作了一点改动，请酌定。另有一些字句，似宜再思再改，如不妥，即照原样。唯‘南针仰’一句须改。”

    毛泽东所说的“个别字句上”的改动是：“干戈掌、方针讲”中的“方针讲”〔原为“南针仰”，毛在此加注说：“不使人误以为仰我南针，故改。”《六州歌头·一九六五年新年》（其二）〕；“不插红旗定是不回还”中的“插”〔原为“竖”，《梅花引·夺印》〕；“多少英姿年少事戎行”、“营地乐、胜家乡”中的“事”和“家乡”〔原为“尽”和“天堂”，《江城子·赠边防战士》〕；“怎见人间足壮观”中的“足”〔原为“多”，《采桑子·反愁》（其二）〕；“旌旗猎猎春风暖”中的“暖”〔原为“盛”，《七律·七一抒情》〕；“滚滚江流万里长”中的“江流”〔原为“长江”，《七律·七一抒情》（其二）〕；“勇士乘风薄太空”中的“风”〔原为“槎”，《七律·七一抒情》（其三）〕；“六州环顾满疮痍”、“休向英雄夸核弹”、“欣荣试看比基尼”中的“满”、“英雄”和“欣荣试看”〔原为“尚”、“健儿”和“欣欣犹是”，《七律·七一抒情》（其四）〕。

    由上所述，读者不难看出，毛泽东为胡乔木诗词的修改之处并不少。这些看似简单的字句修改，却是毛泽东费了大量心血、经过反复斟酌后才敲定的。被胡乔木称之为使其受了“很大的教育”的“三首结句的修改”，就是毛泽东再三推敲的产物。例如，关于《菩萨蛮·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原子弹爆炸》（其五）的结句“魔尽凯歌休，濯缨万里流”，毛泽东第一次是改作“魔倒凯歌高，四海尽同袍”，第二次又把“四海”改为“万国”，第三次才改为定稿中的“魔倒凯歌高，长天风也号。”

    毛泽东的修改，使胡乔木的诗词增色不少，气魄大了，气势壮了。正如胡乔木自己所说：“经过他修改过的句子和单词，确实像被点化成了金。”

    毛泽东不仅修改字句，还像老师批改学生作文一样，在诗词旁注下了许多批语。如：

    在《沁园春·杭州感事》旁批：“杭州及别处，行近郊原，处处与鬼为庙，几百年很难扫尽。今日仅仅挖了几堆朽骨，便以为问题解决了，太轻率了，且与事实不合，故不易加上那个说明，至于庙，连一个也未动。”“那个说明”指的是胡乔木给人民日报编辑部信中的一段话：“内杭州一首，借指‘文化革命’。但国内至今庙坟尚如此之多，毒害群众，亦觉须加挞伐。令人高兴的是，杭州孤山一带成堆的坟墓，经过广大群众热烈讨论和领导的决定，已经在十二月二日分别情况迁移和平毁，西湖风景区内各种反动的、封建的、迷信的、毫无保存价值的建筑和陈设，也正在有计划地清理和改造。词中的一些话现在对于杭州基本上已经不适用了。杭州一呼，全国响应的日子，想亦不远。”事实证明，胡乔木的这一“预料”太乐观、太书生气了。难怪毛泽东曾对人说：乔木跟我一二十年，总还是一介书生。

    在《菩萨蛮》（其四）旁批：“不必加注，读者不会误会的。”这里所说的注是批胡乔木就“愿及雾偕亡”加的注。胡乔木在注中说：“愿及雾偕亡，是说我们主张把我们的核武器和帝国主义的核武器一齐销毁，不能作别的解释。”

    在词27首扉上批：“有些地方还有些晦涩，中学生读不懂。唐、五代、北宋诸家及南宋有些人写的词，大都是易懂的。”

    在《江城子》（其二）旁批：“要造新词，天堂、霓裳之类，不可常用。”

    此外，毛泽东还在不少地方批有“好句”、“宜改”、“改得好”等语。这对胡乔木无疑是极大的鼓励。对于这种鼓励，胡乔木是十分感谢的。他在其诗集《人比月光更美丽》后记中表达了这种感激之情。他说，集中所收旧体诗词“都是在毛泽东同志的鼓励和支持下写出来，经过他再三悉心修改以后发表的。我对毛泽东同志的感激，难以言表”。

    胡乔木送诗词请毛泽东修改，使江青大为不悦。在1966年7月底“中央文革”小组一次会议上，江青对胡乔木说：“你的诗词主席费的心血太多，简直是主席的再创作。以后不许再送诗词给主席，干扰他的工作。”正在一步步陷入“文化大革命”批斗中的胡乔木，对江青这位愈来愈耀眼的政治“新星”、“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话不敢不从。至此，他的诗兴戛然而止，在毛泽东逝世前的10年里没有再写1首诗、1首词，自然也没有再送诗词请毛泽东修改。

    四

    胡乔木诗赞毛泽东

    在胡乔木送毛泽东修改的40多首诗词中，有5首律诗，其中有1首就是赞颂毛泽东的：

    如此江山如此人，千年不遇我逢辰。

    挥将日月长明笔，写就雷霆不朽文。

    指顾崎岖成坦道，笑谈荆棘等浮云。

    旌旗猎猎春风暖，万目环球看大军。

    这首诗是胡乔木内心真情的流露。它没有庸俗的奉承和腻味的谄媚，字字是真，句句写实，可以说完全是对毛泽东大智大勇、文武兼备的一生的真实写照，同时也表达了作者对毛泽东这位千年不遇的伟人的敬佩之情。

    胡乔木一向对他有幸到毛泽东身边工作，亲自聆听其教诲感到自豪。他称毛泽东为自己的引路人。每当他同我们谈起这位引路人的时候，总是心怀崇敬与感激之情，说到动情处，每每眼圈湿润，不能自已。

    胡乔木是1941年年初以出众的才华为毛泽东选中留在身边任秘书的。他一干就是25年。在长达四分之一的世纪里，他与毛泽东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胡乔木帮助了毛泽东。毛泽东则培养和锤炼了胡乔木，尤其在文笔上。

    胡乔木在跟随毛泽东的几十年里奉命为中央起草了大量文件，为新华社、《解放日报》、《人民日报》撰写了篇数不少的社论、评论文章。这些文章大都由毛泽东出题，政治性强，且有较严格的时间限制。例如，在苏德战争爆发后的最初一段时间里，由于德军进展迅速，苏军节节败退，国民党趁机大造德必胜、苏必败的舆论，为其同德国法西斯政府秘密勾结，通过讨好德国求得同日本的妥协或媾和打埋伏；在我们党内，也有一部分人对苏联红军的败退和苏联的前途感到担忧。为了揭露国民党的阴谋，鼓舞革命群众反法西斯战争的士气，1941年6月28日，毛泽东把胡乔木叫到他的办公室，要求他为《解放日报》写一篇《苏必胜、德必败》的社论。毛泽东讲完文章的要点后，要求胡乔木在他办公室隔壁的房子里，立即把文章写出来，他等着看。胡乔木说，毛泽东当时催得特别紧，他刚写出来一页，毛泽东就拿去修改。结果，几千字的文章，大约只用了一个小时就赶出来了。这样的例子绝非仅有。1949年6月4日，毛泽东一下子向胡乔木布置了四篇分量很重的写作任务，限他在几天内写出来。这包括：写一篇纪念七一的论文和一篇纪念七七的带总结性的论文，拟一份纪念七七的口号，起草一个各党派纪念七七的联合声明。一、三两件限6月28日前完成，二、四两件限7月2日完成。在这样短时间之内，要写出这样多的文章，连毛泽东本人也觉得工作过重了。因此，他在信中特别关照胡乔木要“好好排列时间，并注意偷空睡足觉”。

    无论工作多么繁重，无论时间多么紧迫，胡乔木都能按时而出色地完成任务。他确实是毛泽东的一位得力助手。毛泽东对这位助手用得顺手、称心，以至于1947年胡乔木离开他随中央工委到后方去搞土改时，他便感觉到了工作的不便，连忙电催胡乔木返回陕北，继续配合他工作。

    胡乔木奉命起草的文件和写的文章大都经过毛泽东修改。在1949年6月24日信末，毛泽东就曾特别嘱咐胡乔木：“你起草后，我给你帮忙修改，你可以节省若干精力。”对胡乔木来说，这种修改不仅仅是节省了他的精力，而且更重要的是提高了他的写作能力。1992年，胡乔木在他的文集第一卷（它汇集了胡乔木在各个时期为新华社、《解放日报》、《人民日报》写的社论和评论文章）序言中说：“毫无疑问，就我个人来说，没有毛泽东同志的指导和教诲，我就很难写出这些文章，我的写作能力也很难像在这本书里所表现的逐渐有所进步。”正是毛泽东的指导和教诲，使胡乔木成了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政论家，成了邓小平、陈云等所赞誉的中共党内“第一支笔”。

    “文化大革命”冲散了毛泽东和胡乔木这对老搭档。胡乔木虽然离开了毛泽东，虽然他对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持有异议，但他对毛泽东的敬重是一贯的。当胡乔木即将陷入江青、陈伯达的虎口的时候，毛泽东以其巨大的身躯保护了胡乔木，使他从红卫兵的揪斗中解放了出来，免受了许多皮肉之苦。1971年，毛泽东曾对人说：“胡乔木曾为中央起草了许多重要文件。《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别人搞了几个月，没有搞出头绪。他一写，就写出来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也是他写的，写得不错。”这是对胡乔木的评价，也是在“文化大革命”那种特殊时期对胡乔木最好的保护。

    在生活上，胡乔木也曾得到过毛泽东的关怀，有时可以说是无微不至的。胡乔木是个文弱书生，身体一向不很强壮。50年代，曾两次进行大的外科手术。每一次都是在毛泽东亲自关照下，由周恩来直接领导的医疗小组进行治疗。1961年，胡乔木又患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毛泽东得知后写了封情真意切的信，建议胡乔木迁地长期休养。他在信中说：“乔木同志：八月十七日信收到，甚念。你须长期休养，不计时日，以愈为度。曹操诗云：盈缩之期，不独在天。养怡之福，可以永年。此诗宜读。你似以迁地疗养为宜，随气候转移，从事游山玩水，专看闲书，不看正书，也不管时事，如此可能好得快些。作一、二、三年休养打算，不要只作几个月打算。如果急于工作，恐又将复发。你的病近似陈云、林彪、康生诸同志，林、康因长期休养，病已好了，陈病亦有进步，可以效法。问谷羽（胡乔木夫人——笔者注）好。如你转地疗养，谷宜随去。”关怀之情溢于字里行间。

    面对毛泽东这位伟人的知遇之恩、教诲和爱护，胡乔木怎能不心怀感激，由衷地唱出“如此江山如此人，千年不遇我逢辰”这一饱含自豪、欣幸之情的诗句呢！

    五

    胡乔木为毛泽东编辑诗词集

    198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为了纪念毛泽东逝世10周年出版了《毛泽东诗词选》，可以说，这个集子是迄今为止收录毛泽东诗词最多、最有权威性的版本。它的出版，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但很少有人知道，它是在胡乔木亲自主持下，精心编辑而成的。

    胡乔木认为，毛泽东好的诗词比他的有些文章更有生命力，更易留传后世。正因为如此，也不顾自己在中央政治局、书记处繁忙工作的劳累，为编辑《毛泽东诗词选》挤占了大量休息时间，付出了巨大心血。大到诗词集的体例、选编原则，小到注释的遣词造句他都认真把关。

    关于诗词集的体例，胡乔木在同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有关编辑人员谈话或通信中作了明确指示。他说，这次仍然只出毛泽东诗词的选集，不出全集，分正、副两编，适当加注，有些注解可以直接引用毛泽东本人的解释。

    关于选编原则，胡乔木主张以收录毛泽东生前校订定稿和正式发表过的作品为主，少数虽未经毛泽东校订定稿，但在社会上流传较广，又有较高的艺术价值的作品也可以收入，而对含有明显的戏作成分的作品坚决不收，此外，要同时兼顾诗词的革命色彩，保证全书的统一性。

    关于正、副编划分原则胡乔木最初提出主要以是否经毛泽东校订定稿为标准，即经毛泽东校订定稿的收入正编，否则收入副编。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认为，根据这一原则，《贺新郎》、《吊罗荣桓同志》、《读史三篇》从先前确定的列入正篇改挪入副编，“因为这几首未必是定稿，特别是吊罗一首，可能是‘作者不准备发表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同志也有同感。为此，中央文献研究室于1986年5月8日向胡乔木作了请示。5月14日，胡乔木回信给予了详细答复。他说：“正、副编的分法（这类问题去年未能向你们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同志说明，实为疏误，请予谅解），实际界限在于诗词的质量，读者当可意会。但用经作者校订定稿与否作为标准，个人认为还是适当的。这也就是不同档次的婉词，而亦符合事实。《贺新郎》作者久经琢磨，念念不忘，生前未发表只是由于私生活问题；吊罗、读史也都可以说是定稿，因为此后作者没有也不可能再作修改。吊罗作者生前不愿发表出于当时的政治考虑，现早已时过境迁，且非本书初次正式发表。如认为‘不愿发表’意义仍不醒豁，改为认为没有达到自己的艺术要求亦可。这三篇都经中央郑重发表，现列入副编会引起读者的混乱和诘难，使中央的工作缺少应有的连续性和严肃性（此与政治路线是非无关），编者也难以指出尚未定稿确凿充足的证据和理由，从而使本书的编辑出版既打破了原有的权威性又无法树立自己的权威性。尤其是把正副编的艺术界限打乱了，这很不利于作者在诗词界的声誉。副编诸作，实际上显然都是作者从艺术上不愿正式发表的，如秋收起义、给彭、给丁诸作作者未必不记得（反彭反丁后当然不会发表，前此送他亦不会入选）；和柳、答周、重上井冈山，同样的题目都写过两篇，但三首发表了，三首则未，可见作者分寸之严……正编诸作气魄雄大、韵味浓郁，显为副编所不能比拟。私意现在的分法选法（即将《贺新郎》、《吊罗荣桓同志》、《读史三篇》列入正编——笔者注）似较得体，但亦不敢自专，谨请反复推敲，权衡得失……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对作者的诗词还是很欣赏，很以为宝贵的，这自是作品的客观价值使然，故对本书的处理务望考虑到这部分读者的心理状态，不要拘泥于某种形式上的界限，而要更多从政治上、艺术上的高度决定取舍和编次，以免使这部分读者也感到失望。”

    胡乔木的这一大段论述归结为一句话就是正、副编的划分必须坚持作者校订定稿与否、艺术价值高低、政治影响好坏三者的兼顾与统一。

    为确保《毛泽东诗词选》的质量和权威性，本着对作者和读者高度负责的态度，胡乔木对该书的注释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并亲自审改了全部注释。

    胡乔木对该书注释的要求概括起来就是“精简”二字。这看起来简单，做起来难。为保证注释的精简化，他曾多次写信给有关同志强调这一点。他在1986年5月2日的信中说：“注释太多太繁，使本书类似辞典之类，很觉累赘。且增改过多，对如期出版也造成不小的困难，这当然是次要的。实际上如再要注释得多些，亦无不可，但原注稿已经各方增补，现看来已嫌太多，只是限于时间精力等，现已无能为力了。作者生前多次反对出他的诗词注释本，说大多数注家绝少是成功的，注愈详愈坏。直到1966年3月杭州会议时，有四位大区第一书记找到我，要我请求出他的诗词注释本，他才勉强答应可以出一简要的注本在内部发行。我们现在虽不一定要一切按他的话办，但注释太多，对这样一本只约五十首的诗词选确有些轻重不称，喧宾夺主的缺点。某些细节的考释说多了，将来再看，也难免会受到时间的淘汰。”5月10日他又说：“字注音者、地名注原革者、水名注源流者尽量减少。释词后句义自明者不必再加解释。总之，可不注者都不注，力求全书精简。此事涉及全书面貌和水平，可假定读者程度在高中以上，不可不慎。”4天后他又指出，注释的精简化是要照顾一部分热爱、欣赏毛泽东诗词的知识分子的心态，“免得使这部分读者觉得被当成中学生”。他对作者、读者负责的态度由此可见一斑。

    胡乔木对注释的修改颇多，难以一一列举。下面略举二三例，以便读者管中窥豹。

    关于《西江月·井冈山》题注，胡乔木建议在其中加：“在毛泽东同志所率部队同朱德、陈毅等同志所率南昌起义残部会合同到井冈山后，共同组成了工农革命第四军，后经党中央改名红军第四军。（第四军的番号系沿用北伐战争中声威卓著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番号，这是因为该军所部叶挺同志率领的独立团中共党员很多，政治素质优异，所以战绩辉煌，所到之处，坚决支持工农群众的革命斗争，备受人民拥护。）”

    关于《浪淘沙·北戴河》中“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注，胡乔木提议加：“现存的碣石山有文物观赏价值，但是否曹操‘东临碣石’的原址，尚待考辨。一般认为原址久已沉入海中。”后根据最新考古研究成果，此注释中关于“碣石”的解释修改为：“碣石，即今河北省昌黎县城北的碣石山，燕山余脉，东西走向，南距渤海约十五公里。一说碣石山在北戴河外，北魏时已沉入渤海。”

    关于《七律·吊罗荣桓同志》中“罗荣桓”注中“他在知道罗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六日逝世后十分悲痛”一句话，胡乔木指出，这是修辞学上的病句。他建议：“应将罗逝世的时间放在罗简历后”，并加上“他在知道罗逝世的消息以后十分悲痛，这首悼诗就是在悲痛的激情中写成的”这样一句话。当天他又委托秘书电告文献研究室的同志，将注中“十分悲痛”改为“悲痛逾常”。他说：“十分悲痛还不足以说明毛主席当时悲痛的程度。”

    《毛泽东诗词选》出版后，没有失胡乔木所望，受到了各界读者的赞誉。

    （徐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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