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炮火连天的战争岁月到新中国的和平建设时期，她都把周恩来当作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和最知心的同志和朋友；而周恩来也十分敬重宋庆龄同志，热情地称她为“国之瑰宝”。

    70年代初期，周恩来同志身患重病。宋庆龄听到这个消息后，愁肠百结，她多么盼望周恩来同志早日治好病，恢复健康啊。

    在宋庆龄奋斗的一生中，结识过不少革命家、同志和朋友，而其中情谊最为深挚、最令她难以忘怀的是同周恩来的交往。从炮火连天的战争岁月到新中国的和平建设时期，她都把周恩来当作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和最知心的同志和朋友；而周恩来也十分敬重宋庆龄同志，热情地称她为“国之瑰宝”。

    他们的革命友谊始建于20世纪20年代。宋庆龄曾回忆道：“在20年代中期，我在广州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他当时很年轻，但已经俨然是一位革命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多才多艺、久经锻炼的领导人了。”正是共同的革命理想将他们联系起来。1927年8月1日，宋庆龄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领衔和毛泽东、董必武等共产党人联名发表宣言，痛斥蒋介石、汪精卫背叛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可耻行为，揭露了他们的罪恶行径。同一天，中国共产党在南昌举行了武装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因而起义成功后成立革命委员会时，宋庆龄和周恩来等25人被选举为革命委员会委员，宋庆龄被推举为主席团成员。宋庆龄高度赞扬这次起义，她说：“这表示了一个不可征服的民族的高度决心。”她还认为：“中国共产党无疑是中国革命力量中最大的动力。”这正是在以后漫长艰辛的岁月中，宋庆龄依靠中国共产党，并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密切合作，建立诚挚友谊的思想基础。

    30年代，宋庆龄寓居上海。那时正值白色恐怖时期，国民党特务对她的住所严密监视，但宋庆龄同志无所畏惧，坚持斗争，与中共地下党组织保持着联系，利用她的特殊身份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多方帮助中国共产党人。

    1937年，在炎热的夏日里，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中国。卢沟桥的枪声，使中共中央发出了“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的沉重呼吁，提出了“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的响亮口号。为此，周恩来等同志去庐山与蒋介石进行谈判。

    7月下旬，地下党组织通知宋庆龄，周恩来同志途经上海，要来看望她。近10年来，虽然她时常关心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的情况，共同为民族独立而奋斗，也时常有信件来往，但毕竟地处南北，天各一方，难得有机会相见。所以宋庆龄得知消息后，异常兴奋。

    这天，宋庆龄早早地就派人上街购买食品，并且自己亲自动手做菜，她要好好地招待家里来的“贵宾”。

    当周恩来等同志驱车来到上海莫里哀路29号宋庆龄寓所时，宋庆龄急步走到门口热情地欢迎客人。“非常欢迎你们的到来，一路上辛苦了！”宋庆龄说着将周恩来等请到客厅。

    “夫人，我们非常高兴今天有机会见到您，您近来身体好吗？毛泽东及其他同志都问候您！”周恩来紧紧地握着宋庆龄的手，高兴、关切之情溢于言表。

    客人坐定，喝着刚沏的清香扑鼻的绿茶，顿觉暖意盈怀。在挂有孙中山先生肖像的客厅里，客主亲切地交谈着，充满了主人客人多载离别、一朝重逢的兴奋和喜悦。

    周恩来同志仔细地向她介绍着当前的形势以及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方针，关于宣布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革命主张。宋庆龄听后，表示坚持支持中国共产党的这些方针、政策，并愿为促成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真正实现而努力。她认为：“国共合作是绝对必要的。所有的力量必须团结在一起。”

    会见虽然短暂，但是经过对形势的分析，大家对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前景都充满了信心。宋庆龄从周恩来这位政治家对形势的精辟分析和对当年任务的论述中，感到受益匪浅。

    不久，日寇大举进攻上海，淞沪战争爆发。中共中央非常关心宋庆龄的处境，特意拍来电报，敦促她尽快撤离上海。在这山河破碎、国危事急的关头，宋庆龄最终听从了毛泽东、周恩来的意见，放弃想坚守故土继续战斗的念头，惜别寄托着她无限情思的莫里哀路29号中山故居，乘轮船来到了香港。

    到香港以后，宋庆龄积极从事筹建保卫中国同盟，争取国际友人、海外华侨援助的工作，为国内的抗日战争作出了特殊的贡献。虽然远隔千山万水，但中国共产党人没有忘记宋庆龄。1938年8月，中共中央特派周恩来同志的夫人邓颖超去香港看望宋庆龄，在姐妹般的亲切会见中，邓颖超带去了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的亲切问候与致意，并向她讲述了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过后，宋庆龄亲自赶赴广州协助开展工作。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急于摘下香港这颗英国皇冠上的宝石，加紧了进攻香港九龙的步伐。就在香港沦陷前的紧急时刻，中共中央发来特急通知，指示广东地下党必须全力以赴确保宋庆龄的安全，护送她安全离港。在大家的一再劝说下，宋庆龄才在硝烟弥漫中，搭乘最后一班飞机离开香港，前往重庆。走后几小时，日寇就占领了香港。

    在雾都重庆，宋庆龄依然处境险恶，受到监视和威胁，但她不畏强暴，坚持真理，将自己的住宅作为保卫中国同盟的办公室，使其很快地恢复了工作。在这期间，她与周恩来同志领导的中共南方局取得联系，将一架国外捐来的大型X光机，设法运到延安，给解放区人民以极大的支援。

    在重庆，宋庆龄多次见到周恩来同志，而令她最为难忘的一次则是1942年年底在她家举行的欢送董必武等同志返回延安的茶餐会。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茶餐会，应邀出席的有周恩来和夫人邓颖超、爱国将领冯玉祥和夫人李德全等。

    为了热情地招待大家，宋庆龄请名厨做了十几道菜。周恩来同志望着丰盛的筵席，笑着对她说：“我到孙夫人府上打扰已非一次了，不过，容我率直一点说，似乎从没像今天的菜蔬这样有风味。我今天是跟董老沾了光，饱了口福。”一席话说得大家都开怀大笑。外面是阴湿寒冷的冬天，但宋庆龄的家中却难得的热闹，充满着欢乐的友情。

    当时，宋庆龄虽身为国母，却没有多少自由，她平时除去和中共驻重庆办事处负责人周恩来保持密切联系外，平时很少会客，一直深居简出，承受着巨大的折磨。今天和这么多知心朋友聚在一起，宋庆龄非常欢乐。

    大家亲热地围坐在温暖的壁炉前面，凝神聆听周恩来同志分析国内外的形势，整个客厅变得格外肃静。室外寒风呼啸，阴云密布，室内炉火正旺，茶水正浓，气氛和谐而融洽。大家虽然党派不同，信仰各异，但在争取抗战、振兴中华这个目标下，结成了真正的朋友。

    在炉火的照耀下，壁炉架上挂着的两株稻穗金灿灿、黄澄澄，玲珑剔透，十分可爱。这是入秋以后，宋庆龄到农民家里访问时带回来的。李德全激动地指着禾穗大声赞叹道：“你们瞧，多好看哪！这两株禾穗简直像金子铸成的一样！”“这比金子还要宝贵呢！”坐在她身边的宋庆龄，秀丽的脸上泛着红光。她站起身来，从壁炉架上摘下禾穗，托在手上，继续讲道：“我们的国家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大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年年五谷丰登，人民才有好日子过。在几亿农民的心目中，这饱满的禾穗不是比金子还要宝贵嘛！”一席话说得大家点头称是。周恩来也激动地站起来，走过去接过禾穗，放在右手中，用左手深情地抚弄着，颇有感慨地说：“孙夫人说得好，人人都有工作做，人人有饭吃，这一天不会很远；年年五谷丰登，人民有好日子过，会有这一天的。孙先生在《建国大纲》中提出的设想，会实现，一定会实现的！将来打下了江山，人民坐了天下，一定要把这两株禾穗画在新中国的国徽上！”

    宋庆龄含笑轻轻颔首，连说：“谢谢，谢谢！”她那双动人的眼睛里闪动着光彩，仿佛看到了新中国的曙光，看到了金光灿灿的国徽……

    客厅里的宾主都为周恩来对未来美好的憧憬所感染，不约而同地站起来，举杯祝愿人民的胜利早日到来。

    就在这个聚会后的第7个年头，中华人民共和国便成立了。在新中国的国徽上，齿轮两旁，便是两株禾穗，金光闪闪，光彩照人。

    1949年5月，宋庆龄怀着极其喜悦的心情迎来了大上海的解放。7月1日，宋庆龄抱病出席了上海解放后的第一次庆祝大会——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表达了她欢欣鼓舞的心情。她说：“欢迎我们的领导者——这诞生在上海、生长在江西的丛山里、在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艰难困苦中百炼成钢、在农村的泥土里成熟的领导者，向中国共产党致敬！”

    “七一”后不久，邓颖超同志携带毛主席的亲笔信来到上海，邀请宋庆龄到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临行前，周恩来又亲书一函：“沪滨告别，瞬近三年，每当蒋贼肆虐之际，辄以先生安全为念。今幸解放迅速，先生从此永脱险境，诚人民之大喜，私心亦为之大慰。现全国胜利在即，新中国建设有待于先生指教者正多，敢借颖超专程迎迓之便，谨陈渴望先生北上之情。敬希早日命驾，实为至幸。”

    当邓颖超把信交给宋庆龄时，宋庆龄亲切地递过一把扇子：“谢谢，您一路辛苦了，先坐下休息！”然后立即走到窗前拜读着，她露出喜悦的神色：“人民胜利了！人民在瞻望一个光明的未来！”

    接着，邓颖超恳切地陈述了自己专程来上海陪孙夫人尽快北上的使命。

    宋庆龄听后，沉思良久，她说：“北平是我最伤心之地，我怕到那里去。”的确，宋庆龄两次到北平都是和悲痛连在一起的。一次是1925年，她尊敬的导师、挚友、丈夫孙中山先生病逝在北平；一次是1929年，南京中山陵落成，她到北平手扶丈夫的灵柩，出了北平。从那以后，她再也没有去过，所以一提北平，她就感到伤心。

    陪同邓颖超一起来的廖梦醒进一步说：“北平将成为新中国的首都。邓大姐是毛泽东主席派来的，她是代表恩来同志特地接你的。”宋庆龄听了眼睛一亮：个人感情事小，国家大计事大，中共领导人对自己如此器重，不能再推辞了。她欣然同意，于8月底登上了前往北平的列车。

    9月1日，在邓颖超的陪同下，宋庆龄到达了金秋时节的古城北平。在火车站的站台上，受到了隆重热烈的欢迎，享受了最高规格的礼遇：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高级领导人在站台上迎候……

    在首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她和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一起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并被选为主席团常务委员。最后，她还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成为新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之一。

    1949年10月1日，是全国人民永远不能忘怀的日子，也是宋庆龄一生中最激动的时刻。这一天，城门五阙，重楼九楹，白栏黄瓦雕梁画栋的天安门城楼，八个飘着长长黄丝绦的大红灯笼高悬在大红柱旁，城楼两边八面红旗迎风招展。广场上，人群如涌，歌声如潮，红旗如林。在天安门城楼的正前方，矗立着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巨幅画像。在54门礼炮齐鸣28响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在城楼上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同志并排站在一起的宋庆龄两眼闪着晶莹的泪花……

    从此，宋庆龄的革命生涯，开始了一个新阶段。

    作为新中国的领导人，毛主席、周总理等经常就国际、国内的重大问题向她通报，与她协商。而她也把全部精力投入反帝反霸、争取和平、促进国家统一、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中。在这共同的奋斗中，宋庆龄与周恩来之间的友情更深厚了。

    1950年，周恩来、邓颖超收到宋庆龄的一份贺电：

    北京政务院 周恩来、邓颖超同志：你们在结缡二十五年中共同推进伟大革命事业，遥祝伉俪幸福与年俱增，欣逢佳期，特电奉贺。宋庆龄

    短短的一纸电文，充分地表达了宋庆龄对周恩来、邓颖超同志深挚的友情。

    每次从上海回到北平，宋庆龄总要亲自向她相识的共产党的亲密战友每人送些礼品。有一次，周恩来同志请人转告宋庆龄，不要这样费心了。宋庆龄欣然回答：“这不是费心，而是我生活中很大的一部分安慰。”对在东北视察过程中拍的照片，她亲自整理入册，赠送周恩来同志留念。解放以后，好客的宋庆龄很少请周恩来同志到家中做客、吃饭。跟随她多年的秘书感到疑惑不解，曾就这个问题问过宋庆龄。宋庆龄解释说：“总理日理万机，有空闲时间应让他多休息，不要增添他的劳累。”秘书又建议是否让邓颖超同志来家中，宋庆龄又说：“不必了，要让邓大姐腾出时间照顾总理的生活，协助总理处理一些事务。”这不难看出，她对革命战友的无限深情。

    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在从事大量国务活动的同时，积极创办了《中国建设》这本刊物。她在《怀念周恩来》一文中写道：“这里我要提一下周恩来给予《中国建设》的亲切关怀，《中国建设》是一本为了加强国外读者对新中国的了解而办的刊物。”那是建国初期，为了打破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封锁，让国外更多的人了解新中国的真实情况，周恩来准备创办一个刊物。1951年3月的一个傍晚，周恩来亲自来到北京宋庆龄的寓所，与她共进晚餐，并商谈这件事情。谈话中，周恩来提出希望由宋庆龄承担刊物的创办工作。宋庆龄当即答应下来。两人又就刊物的方针、所需的干部等问题交换了意见。1952年年初，在周恩来的直接关怀下，由宋庆龄亲自确定刊名的《中国建设》杂志终于创刊了。

    从这以后，为了支持宋庆龄办好这个对外的英文刊物，周恩来在繁忙的国事中，经常给予重要指示。1957年，周恩来为杂志创刊5周年题词；同年，就编辑方针问题作出具体批示；次年，就如何改进杂志一事，指出“对于宋庆龄所指示的要保持杂志原有风格一点特别注意”。1962年，为了庆祝创刊10周年，周恩来与宋庆龄一起赴新杂志社看望了编辑部的工作人员，与大家欢聚一堂，鼓励他们把刊物办得更好。

    即使在“文革”十年的动乱时期，这两位革命家的深厚友谊也依然是坚定不移的。

    1966年8月，宋庆龄得知父母双亲在上海的墓地被一些红卫兵砸了个稀巴烂，气得双手颤抖，泪如涌泉。此事被周恩来同志得知后，他立即给上海市革委会挂长途电话，严厉地责令有关部门要妥善处理。上海民政局根据总理的指示，重新修缮墓地，刻立了墓碑。

    对于保护宋庆龄的安全问题，周恩来同志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他在亲自拟订的一份应予保护的爱国民主人士名单上，第一名就是宋庆龄。当听到有人要毁掉南京紫金山陵寝的孙中山铜像，预谋冲击宋庆龄寓所时，周恩来同志亲自出面规劝红卫兵，并警告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说：如果胆敢一意孤行，“我们无论如何要劝阻”。

    1966年11月12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纪念孙中山诞辰100周年的万人集会。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朱德、董必武、陶铸等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亲临会场。在这个会议上，宋庆龄登上庄严的讲台，发表了题为《孙中山——坚定不移、百折不挠的革命家》的长篇演讲。这篇正气凛然的演讲，赢得了全场多次雷鸣般的掌声，并受到了国际友人和海内外舆论界的高度重视。这篇不同凡响的文章，事先曾由周恩来同志亲自修改、润色。

    对于周恩来同志在当时极为困难的时期还全力保护宋庆龄的事情，宋庆龄一直十分感激，铭刻在心。

    70年代初期，周恩来同志身患重病。宋庆龄听到这个消息后，愁肠百结，她多么盼望周恩来同志早日治好病，恢复健康啊。当她得知1975年周恩来同志病情严重，而江青还时常到医院干扰治疗时，万分愤慨，她把江青称之为“泼妇”，并将这一严重事件向有关人员作了通报。宋庆龄在对江青的行为表示愤恨的同时，对周恩来同志的处境深感忧虑。她常说：“没有总理，‘文革’不知要搞成什么样子？”

    为了使总理早日康复，宋庆龄亲自将自己家的鸽子蛋一个个积攒起来送给周恩来同志吃。有一天，几位工作人员在宋庆龄住宅的湖里打上了一条23斤半重的大胖头鱼，他们对宋庆龄说：“首长，这鱼多大！今晚上让李妈给您烧鱼吃，好补养身体。”宋庆龄马上说：“谢谢大家，这条鱼还是先留着吧！”说完，进屋就嘱咐秘书：“那条大鱼请你尽快送到总理那里去，总理现在更需要补养身体！”原来，她听说近一时期，周恩来同志身体状况一直不好，十分挂念，所以这条大鱼她舍不得吃，赶紧让人趁新鲜把鱼送给了周总理。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同志逝世的噩耗传来，这使宋庆龄陷入了极度的悲痛之中，她常静静地独坐着流泪，不住地叹气：“国家少了一个好帮手，一个好帮手呀！”83岁的宋庆龄抱病参加了周恩来同志的悼念活动，并且发表了寄托自己哀思的《怀念周总理》一文。她深情地写道：“在人民耕耘的大地上，在人民呼吸的空气中，他将永远和人民在一起。”“他将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摘自《广交朋友的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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