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沉思片刻，凝重的眉峰微微颤了颤，当机立断，“立即告诉西南建委和成都军区，马上寻找彭德怀同志，找到后将他保护起来，尔后迅速报告中央！”

    周恩来把戚本禹叫到办公室，极为愤慨地指责他：“戚本禹同志，你知道你这样做会造成怎样的恶果吗？如果你以为你的权力还不够，那就把总理的位置夺走吧！把中央的大权统统夺走吧！”

    1965年9月，自从毛泽东点将要彭德怀去西南三线工作后，彭德怀便沉浸在多年不曾有过的无比愉快和惬意之中。

    “毛主席还是了解我的。”——这句话成了他的口头禅。每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总有一种自豪而又自得的神情，总是像喝了醇香甘甜的酒一样美滋滋的。

    美中不足的是他一直没能见到周恩来。他几次要通总理办公室的电话，可周恩来总是不在家。他感到遗憾，又不免有点伤感：“个个都忙，总理更忙。可我彭德怀却闲待了6年，惭愧呀！”

    这天刚吃过午饭，周恩来亲自打来电话，请他马上去中南海总理家。碰巧，司机赵凤池不在家。他急得火烧火燎地团团转，只好给总理回电话说：“总理，我的车驮不动了，改日再拜访你吧！”

    周恩来说：“你的车驮不动，就用我的车去驮你，这叫舍车保帅嘛！”

    在总理家，周恩来和邓颖超热情地款待他，询问了他6年来的生活情况。彭德怀把同毛泽东会见的情景叙述了一番。周恩来听后，很是高兴，感慨地说：“是啊，庐山的事过去6年了，教训会使我们清醒过来。我们要认真地总结总结呀！主席说得对，不能分手分到底，要团结，‘风物长宜放眼量’嘛，我们前面有很多很多的大事业等待我们去完成。”

    彭德怀说：“这6年来，我日日夜夜都盼着能早点出来工作，我实在是闲不住啊！”

    周恩来介绍了“三线”的建设情况和要注意的问题，勉励彭德怀振作精神，为人民作出新的贡献。

    彭德怀走了，满怀战斗豪情地奔赴他的新战场——西南三线建设的战场。满以为可以将有生之年投入到建设事业中去。不料，巨大的政治风波再一次把他推到风口浪尖上。1966年12月24日，他被北京来的红卫兵劫持走了。

    情况复杂，西南建委的杨焙沉思了一会儿说：“我看，打电话请示一下总理办公室吧！”他转身抓起电话要长途台。

    清晨6点钟，西南建委与总理办公室的电话接通了。

    秘书周家鼎听取了杨焙的汇报后，马上将此事报告给周恩来。

    周恩来问：“彭德怀同志现在在什么地方？”

    “已被红卫兵绑架，去向不明。”

    周恩来一惊：“哪儿的红卫兵？”

    “北航‘红旗’。”

    “他们窜得好快呀！”周恩来沉思片刻，凝重的眉峰微微颤了颤，当机立断，“立即告诉西南建委和成都军区，马上寻找彭德怀同志，找到后将他保护起来，尔后迅速报告中央！”

    周家鼎认真记录着总理指示：

    “请以中央和我的名义给西南建委、北航‘红旗’的同学们、成都军区、北京卫戍区去电：

    中央同意彭德怀同志回京。

    但要严格执行以下三条：

    一、由成都军区派出部队和红卫兵一道护送彭德怀同志到京。沿途不许任何人截留，不得对他有任何侮辱性的言行，绝对保证他的安全；

    二、不许坐飞机，由成都军区联系火车来京；

    三、由北京卫戍区派出部队在北京车站等候，并负责安排彭德怀同志的生活和学习。

    以上三条，同时通知成都军区、北京卫戍区的负责同志，也必须通知北航‘红旗’的同学。各单位必须严格执行，绝对保证彭德怀同志的安全，对他的生命安全各单位要向中央负责。”

    周家鼎特意叫北航“红旗”的人接电话，要他们必须很好地协助西南建委落实总理指示。尔后，他又急忙回到办公室问周恩来：“总理，成都军区给哪位负责同志通话？”

    周恩来说：“给黄新廷司令员打电话。”

    “他已经失去自由了。”

    “那……就找甘渭汉政委吧！”

    “他也失去自由了。”

    “噢？那……是韦杰同志在负责吧？”

    “是韦杰副司令员在暂时负责。”

    “那就赶快通知韦杰同志！”

    周家鼎给韦杰打通电话，传达了总理指示后，又立刻要通了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的电话，通知他立即赶到总理办公室接受任务。傅崇碧因正在主持一个会议，实在离不开身，经请示周恩来，便由卫戍区政治部主任周述清代傅崇碧前去接受任务。

    周恩来向周述清说：“你们卫戍区立即组织力量，近日准备将彭德怀同志接过来，负责他的生活和学习，要专人负责。到火车站去接人，绝对不能让红卫兵将人抢走，加害于他。有问题要及时报告。”

    周述清走后，周恩来叮嘱周家鼎：“要时刻注意西南的消息。”

    1966年12月27日晚8时许，彭德怀所乘的列车抵达北京。

    北京卫戍区政治部主任周述清从周恩来处接受任务后，立即向司令员傅崇碧作了汇报。傅崇碧决定要参谋长刘光甫负责安排彭德怀的生活和学习。刘光甫挑选卫戍区司令部警卫处参谋王金岭作为彭德怀生活和学习的直接负责人。王金岭、周述清去车站接彭德怀，与红卫兵发生争执，相持一小时，红卫兵盛气凌人就是不放人。周述清只好同意红卫兵头头打电话请示中央“文革”。

    此时，“中央文革”和政治局正在召开“碰头会”。电话要通后，戚本禹接了电话，眉飞色舞地向会议通报：“彭德怀已由红卫兵押送到北京站，请示如何处理？”

    周恩来马上站起来说：“此事我已布置卫戍区了，让他们去接，将他的生活和学习管起来。”

    “卫戍区没有来电话，是地院‘东方红’的同志打来的。”戚本禹冷冷地说。

    “噢？”周恩来问，“卫戍区没去人接吗？”

    “……”戚本禹故意把脸转向一边。

    周恩来预感事情不妙，马上离开会场，嘱咐秘书周家鼎快打电话询问傅崇碧。周恩来跟傅崇碧要通电话，才得知是戚本禹从中作梗，假冒中央名义，要卫戍区把彭德怀交给了“红卫兵”。他指示傅崇碧立即派人去把人要回来。

    周恩来把戚本禹叫到办公室，极为愤慨地指责他：“戚本禹同志，你知道你这样做会造成怎样的恶果吗？如果你以为你的权力还不够，那就把总理的位置夺走吧！把中央的大权统统夺走吧！”

    ……

    28日清晨，傅崇碧接到“中央文革”打来的电话：彭德怀由北京卫戍区和红卫兵共同管理。望卫戍区即派人与红卫兵协商管理办法。当晚11时，彭德怀上了卫戍区的大轿车。

    29日上午，周恩来亲自给傅崇碧打电话，询问了彭德怀的“监护”情况之后，再次作出指示：彭德怀同志的住处要保密，要绝对完全。不许武斗，不许游街，不许逼供信。

    1967年2月，在中国，“文革”动乱在深入，一大批老干部纷纷倒地。卫戍区的“监护”任务也重起来。周恩来直接指示傅崇碧，所有卫戍区的监护点要严格执行五条规定：一、万人以上的斗争大会不开；二、不搞喷气式，不打，不挂牌子，不游斗，不抓走，不跑掉；三、可以看病、理发、洗澡；四、每天可以放20到30分钟的风；五、哨兵放在门外。

    彭德怀在这一段时间里，按专案组布置的任务，一方面读书学习，一方面写自传和所谓的“交待材料”，一天到晚关在几平方米的小屋里。这天，王金岭特地将彭梅魁送的水果、滋补品和一台收音机悄悄交给他，他坚决不要。他向王金岭哀求道：“王参谋，你给我向毛主席打报告，向周总理打报告，权当历史上不曾有我彭德怀；权当不认识我，让我回老家当农民吧！如果我的罪大于功，就干脆把我处决算了！这里我实在待不下去了！”

    王金岭劝道：“老人家，这可叫我为难了。一个人的历史并不是他自己也不是其他任何人想承认就承认，想否定就能否定的。再说，现在是‘文化大革命’的非常时期，上下都乱。说不定等局面稳定了，毛主席会想到你，会让你出来工作的。”

    彭德怀仿佛得到了一丝安慰：“那好，我等着。主席只要让我工作，我一定要求再去西南‘三线’。我做梦还又去了‘三线’哩！”

    1967年4月18日的《人民日报》引起了彭德怀的注意。这天报纸登载了一条消息，讲到国际市场上销售镁的情况。于是，他提起笔，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

    总理：

    前日阅《人民日报》……因而记起去年4月到石棉矿厂（安顺场下游20公里）考察时，该厂矿渣很好，堆积大渡河两岸，未曾利用，已流失不少。此种矿渣中含大量钙镁，其次是磷，还有其他矿物质。加工后即成钙镁磷肥，用于农作物的底肥是很好的。石棉矿渣（矿余）占95%，年可产四五十万吨，设备简单，成本当然是很低的……此事可能被搁置。小事情本不应打扰您，但我不知应告何人，希原谅，顺祝您永远健康。

    石穿

    1967年4月20日晚

    信写好后，他委托王金岭转呈。王金岭看了信的内容后，不禁感慨万端：这位年近70的老人，处于危难之中，一片忧国忧民之心却仍然没有放下。石穿，作为彭德怀的号，是他青年时从“水滴石穿”这一成语得到启示而自取的。这种精神，恐怕连上帝都会感动的啊！但是，在这“斗斗斗”的年月，“生产”二字像病毒一样被人畏忌……

    殊不知，就在年初的一个日子里，周恩来曾在紫光阁召集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3位副总理专门研究生产安排和经济计划问题，同时还约了主管工业的余秋里也来参加这个会议。3位副总理都到了，单等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余秋里。

    “现在管生产的只剩下这一条胳膊了……”周恩来思虑着，像是孤守在阵地上，等待着战友的到来。

    就在这沉重而焦急的等待中，秘书轻轻地走过来，低声告知：“余秋里同志被揪走批斗去了。”

    周恩来抬起头，凝视着一张张空椅子：刘少奇不能来了，邓小平不能来了，彭真不能来了，陶铸不能来了，连余秋里也不能来了，他们的位置都空了！半个世纪来，大家同舟共济，靠着集体的智慧和力量，驾驶着中国这艘沉重的大船，经受了一场场血雨腥风，闯过了一道道暗礁险滩，向着光明的彼岸挺进！可如今，这艘大船却在途中搁浅了，停在那儿任机器超强度地空转！

    周恩来望了一眼3位副总理，他受不住那热切、期待和心思相通的目光，忙转过脸，再也抑制不住的泪水浸湿了眼帘。3位副总理也各自转过脸去。

    1971年国庆节前夕，卫戍区根据周恩来的指示，通知各“监护”点：在现有条件下尽量过好节日，改善日常生活条件，绝对保证人身安全，一切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应一律废除。

    春节前夕，国务院事务管理局奉周恩来之命，给每一位被“监护”人送了一份礼品：糕点、罐头。彭德怀从哨兵手里接过礼品时，不禁奇怪地问：“小鬼，这罐头、糕点，是你买的？”

    “不，是国务院管理局送来的，每人一份。”

    “国务院？”

    “对！是周总理让送的。”

    “总理？啊？总理没有忘记我们哪！”

    彭德怀双手捧着礼品，止不住老泪纵横。他久久地站立着，嘴里不停地念叨：“总理啊，我有一肚子话要对你说，要对主席说呀！为什么还不让我出去呀！”

    1972年12月底的一个寒夜，彭德怀被迁移到第4个监护点——北京西城区木樨地政法干校。

    顺着封冻的枯竭的护城河环视，是一截截断断续续的坍塌了的古城墙。在这位满怀忧患、饱经沧桑的老人的眼里，这悲壮的蒙受屈辱而又雕刻着坚贞不屈的历史，就这样以残缺者的形象废弃在荒野之上，任凭风霜雪雨抽打着。

    精神的折磨，肉体的摧残，长时期得不到申诉的冤屈，终于使彭德怀病倒了。他大量便血，于1973年春末住进了“301”解放军总医院。医院诊断为直肠癌。

    周恩来闻讯后，打电话批评了卫戍区监护办公室和专案组：“彭德怀同志病到这个程度，你们怎么才知道？怎么才报告？太不像话了。”并立即批示：“请301医院的同志马上研究手术方案，尽全力治疗。”

    4月18日，医院正式通知专案组：“145号”必须尽快动手术，否则有生命危险。专案组只好打报告请示周恩来。周恩来批示：“彭德怀同志的问题还没有搞清，手术不要受到影响，一定要做好。”

    医院落实周恩来的指示，立即投入彭德怀手术前的准备工作。但出人意外的是，彭德怀坚决反对手术。此时，王金岭早因受“杨余傅事件”的牵连离开了彭德怀专案组，换成了另外一个人负责。为了手术问题，彭德怀与这位专案人员发生了口角。

    “彭德怀，你为什么不同意手术？”

    “我岁数大了，用不着再做手术！”

    “那不行，手术必须做，否则……”

    “否则什么？你们把我的问题搞清楚后，我就做。”

    “你的问题不是马上就能搞清楚的。”

    “有什么搞不清楚？不就那么点事情吗？”

    “我说你彭德怀怎么这样固执呢？你的案是毛主席老人家定的，他老人家不点头，谁敢……”

    “那好，你们让我去见毛主席。回来，我就做！”

    “彭德怀，你的这个要求，我们办不到！你不要给我们出难题！”

    “为什么办不到？你们什么事情办不到？我看你们是不想办，不愿办！你向上级汇报去吧，就说我彭德怀坚决不做手术！”

    “……”这位专案人员气得脸色煞白，最后只好搬出周恩来的批示来，“彭德怀，我告诉你，给你做手术是周总理亲自批准的。”

    “是总理批准的？”彭德怀追问。

    “对！”

    “那好，请允许我给总理打个电话吧，我有话要跟总理讲。”

    “彭德怀，你，你简直是无理取闹！”

    “你说什么？我无理取闹？年轻人，你知道什么叫真理吗？——正确地反映客观事实，实事求是。我在庐山讲的是真话，我没有错！我到死也不认这个账！不给我把问题搞清楚我死不瞑目！”

    这位专案人员见这般情形，只好退了出去，向专案组作了汇报，并建议，让彭梅魁来做彭德怀的工作。

    4月23日，当彭梅魁突然接到去医院看伯伯的通知后，竟一下子呆愣在那儿，怀疑自己的思维神经是否错乱了。直到专案人员一再催促她赶快动身，她才“哇”的一声哭起来，顾不得换件干净衣裳、梳理一下凌乱的头发，即刻跟着这位专案人员上了车。

    自从1967年彭梅魁在北航批斗会上惨不忍睹地看到伯伯被红卫兵强制做“喷气式”后，一晃6年没有得到伯伯的音信，也不知伯伯是死是活。万般无奈，彭梅魁直接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打听伯伯的下落。不久，周恩来派人找到彭梅魁，转达了总理的问候，并告诉她说：“周总理对此事非常关心，你伯伯的身体很好，东西还可以照常送。”当彭梅魁把这短短几句话告诉了彭钢、彭康白后，兄弟姐妹抱头痛哭。他们为此感到多大的安慰和温暖啊！

    彭梅魁终于见到了伯伯，并从专案组那儿得到了伯伯患直肠癌必须手术的情况，专案人员告诉她：“手术方案是经周总理批准的，希望你能说服你伯伯。”

    彭梅魁不知道自己应该说什么，思忖了半天，低声问：“伯伯，您害怕手术吗？”

    彭德怀一听，愤愤地说：“怕死？不，我从来没有怕过死！我只怕上了手术台可能下不来，耽误了大事！”他对在场的那个专案人员说：“我要求你们快审查，查清楚了，我再做手术！”

    “伯伯，你冷静点，这么着急能解决什么问题啊？”彭梅魁苦心劝说，“伯伯，您还是先做手术吧！等养好病，以后有机会见到毛主席的。再说，您的手术是周总理批准的，您不做手术，总理晓得也会不高兴的。”

    彭德怀平静了下来。他沉思片刻之后，慢慢抬起头，深情地看着侄女和周围的医生，以充满信赖的口气说：“那好吧，我同意做手术，一切都拜托给你们了。”

    按照预定的方案，彭德怀很快上了手术台。

    （马辂 佩璞 马泰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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