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对周恩来一向十分敬佩。周恩来对刘伯承也很尊重，总是亲切地称他“刘老”，喜欢和他交谈，倾听他的见解。

    “我明白你的意思，陈老总是华东军区司令员，你让他兼政委，找他要人、要钱、要房子就好说了，是这个意思吧！”周恩来坦率地说穿了刘伯承的心思。

    1950年夏，刘伯承得知中央军委准备创办陆大的消息后，心里非常高兴。他给党中央写信，请求辞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去参与筹建陆大。在信中他诚恳地写道：“……战争已经结束了，我年龄这么大了，还是让我去办学校吧！”

    党中央很快批准了刘伯承的要求，决定委派这位身经百战、德高望重的著名军事家去办学校，搞教育，把他那丰富的作战、建军经验传授给全军中、高级干部，从教育与训练上更好地完成人民解放军向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转变。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给他写了亲笔信，让他把西南的行政工作移交给邓小平、贺龙，尽快到北京领导筹建陆大。

    如果世上真有“缘分”一说，恐怕这就是“缘分”了。

    这既是刘伯承的心愿，也是党中央经过慎重研究后作出的决定。而归根到底，则是历史的抉择，是历史把创建正规化、现代化军事院校的使命，放在了刘伯承的肩上。

    党中央对创办陆大非常关心。在筹备期间，周恩来3次会见了刘伯承和陆大筹委会的成员，传达了毛泽东对办好陆大的指示，提出了陆大临时党委的组成方法、干部配备和组织机构等问题、研究了教学方针和教学内容。对如何办好这个学校作了重要指示。

    第一次是在1950年11月初，周恩来特意把刘伯承等人请到中南海去研究。

    刘伯承和周恩来第一次见面是1926年7月在广州。翌年夏，刘伯承曾作为周恩来的得力助手，为其襄助戎机、擘划军事，担任参谋团参谋长，参与领导了震惊中外的“八一”南昌起义。从此，两人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刘伯承对周恩来一向十分敬佩。周恩来对刘伯承也很尊重，总是亲切地称他“刘老”，喜欢和他交谈，倾听他的见解。

    当刘伯承等人来到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办公室的时候，周恩来刚刚起床，还没有吃早饭。他和大家一一握手问候，并亲切地对刘伯承说：“刘老，你来了。我起晚了。”

    刘伯承知道，周恩来日理万机，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办公室的灯光经常从天黑一直亮到黎明。他深情地说：“总理，你多睡一会儿吧。我们昨天是睡久了。听说你每天夜以继日地工作到早晨三四点钟才休息，太劳累了！”

    周恩来说：“不要紧，我习惯了。”

    一会儿，服务员端来早饭请周恩来用餐。趁此机会，客人们环顾了主人的住所：古老的庭院，已经破旧。北房五间，是会客室和办公室。房间陈旧，设备简单，里面几乎没有什么装饰物。

    靠墙排满了书柜，三张方桌接成一个长会议桌，还有几把椅子。最显眼的是那张又宽又长的写字台，上面放满了摞得很高的文件和书籍。再看主人的早餐：三块烤馒头片、一盘咸菜、一杯牛奶和一个鸡蛋。这一切表明，住进北京城中南海的周恩来，仍然保持着战争年代那种艰苦奋斗的作风。

    周恩来吃完早饭，谈话开始了。

    “总理，我接到毛主席的电报就来了。”刘伯承微笑着向周恩来说。

    “你这个人组织性纪律性是非常强的，只要中央有命令，你就来。”周恩来用非常满意的口气回答。

    “我来是来了，就是怕搞不好。”刘伯承谦逊地说。

    “你搞得好，搞得好。你有几个特长：你有学问，又非常严格，严师出高徒嘛！”在笑声中周恩来再一次鼓励他。

    “总理，可不能那么讲，我是能做一点就做一点。我能力实在不足，过去搞红大，那个好搞，两三个月就过去了。现在搞现代化，我是没有经验的。你看能不能给我找几个好助手？”刘伯承诚恳地提出要求。

    周恩来代表党中央提出了陆大临时党委的组成方案，并和刘伯承一起，详细研究了陆大的组织机构和一些领导干部的人选问题。

    这次会见，大约进行了一个多小时。因周恩来要接见外宾，谈话就结束了。

    几天以后，周恩来第二次会见了刘伯承等人，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办好陆大的指示。毛泽东指示的基本精神是：陆大的方针仍然是延安抗大总校的方针，要在人民解放军建军传统的基础上，认真学习外国军队的先进经验。

    刘伯承一边听一边记，还不时地点头，像小学生上课一样认真、仔细，唯恐有所遗漏。

    最后，周恩来还告诉他们，为了办好陆大，毛主席已经聘请了一批外国顾问帮助工作。

    听到这里，刘伯承不由一愣，腾地站起来。俗话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这话一点不假。

    一提到外国顾问，刘伯承就想起1933年，他担任红军总参谋长时，与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一起工作的情景。李德那种独断专行、飞扬跋扈的霸道作风，曾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巨大损失，也在他的心中刻下了一道深深的痕迹。

    往事记忆犹新，从刘伯承的内心来讲，是不愿意要这些顾问先生的，谁乐意拿把木枷往自己脖子上套呢？但组织的决定又不好不服从，刘伯承向周恩来建议：“总理，我考虑了很长时间，叫顾问不如叫专家好。顾问，顾问，就是要顾我们的问。叫专家就超脱了。你当你的专家，我们干我们的工作。我请你，你就讲；我不请你，你就不要顾问我嘛！”

    周恩来对顾问的历史相当清楚，也吃过不少苦头。但在“一边倒”的形势下，又不得已而为之。听了刘伯承这番话，他连忙说：“对，对，叫专家好。”为此，国务院还专门发过一个通知，统一对外国专家的称呼。通知指出：除过去按顾问名义聘请来华的外国专家仍称顾问外，以后新聘请来华的和过去非按顾问名义聘请来华的外国专家，一律称呼“专家”。

    办学校是一件过细的事，周恩来还和刘伯承等人研究了筹建工作的一些具体事宜：一是校名问题。鉴于将来要开办海、空军科，刘伯承建议将陆大定名为军事学院；二是校址问题。为了早日开学，减少国家的财政支出，刘伯承提出把校址暂时设在南京华东军大所在地。以后有条件营建新校舍后再行搬迁；三是干部问题。当时朝鲜前线需要干部，新建立的各军兵种及其领导机关都需要干部，地方上各条战线也需要军队干部去支援。所以，从全军调干部很困难。刘伯承请求以华东军大和华北军大的一部分干部作为基础，依托华东军区组织起军事学院的各级机构。这些意见，周恩来完全赞同。

    当谈话结束，刘伯承等人起身准备离开的时候，周恩来再次亲切地问道：“刘老，你看还有什么事情吗？”

    这时，刘伯承用试探的口气说：“总理，我想，校址既然设在南京，能不能让陈老总来兼政委呢？”

    总理不愧是总理，他看出了刘伯承的心思：要请华东军区陈毅司令员兼学院政委，一为尊重“父母官”，二为取得财力等方面的支持。

    “我明白你的意思，陈老总是华东军区司令员，你让他兼政委，找他要人、要钱、要房子就好说了，是这个意思吧！”周恩来坦率地说穿了刘伯承的心思。

    “是啊！我是有这个‘坏’意思。”刘伯承一面回答，一面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周围的同志也哈哈大笑起来。

    “这倒不是什么坏意思。你这个想法是不错的，但晓得他干不干呢？”周恩来没有直接回答可否。

    “你叫他干他就会干的。”刘伯承想尽量争取周恩来同意。

    周恩来爽朗地笑着说：“那也不好勉强。你和他商量一下，他愿意干，你说好就是了，中央同意。”这件事后来虽然没有实现，但是华东军区和陈毅司令员，无论在人力上，还是在物力财力上，都给予了巨大的支援，使军事学院得以顺利地创建和不断发展起来。

    以后周恩来又就如何办好军事学院问题，在中南海西花厅和刘伯承等人作了3个多小时的长谈。

    他们首先研究了教学方针和教学内容，军事、政治、文化教育都搞些什么，如何搞法。周恩来特别强调要搞好文化教学，指出我们的干部文化低，这是历史造成的。只有学好文化科学知识，才能掌握现代军事科学技术。接着，又研究了教员问题。最后，周恩来勉励刘伯承说：“搞现代化军队建设，许多东西我们都没有经验。虽然刘老是个老教育家，搞了很久了，但搞现代化的军事学院，也还要不断地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学习现代军事科学，研究现代战争的特点，把丰富的作战、建军经验加以总结提高，传授给全军中、高级干部。”

    谈话结束后周恩来将刘伯承等人送出西花厅，一一握手告别。这时夜已经很深了。中南海显得格外宁静、安谧。但是，这里，那里，一座座庭院仍然放射出明亮的灯光。这些灯光映照在湖面上，投射出一片片闪烁的、波动的、摇曳的光影。

    回到住所，刘伯承根据周恩来三次谈话的精神，和筹委会的同志们一起研究起草了《关于创建军事学院的意见书》。

    1950年11月13日晚，刘伯承带着这个意见书，又一次来到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办公室，向周恩来总理和朱德总司令作详细汇报。听取汇报的还有总政治部主任兼总干部管理部（后改为总政干部部）部长罗荣桓、代总长聂荣臻、军训部长肖克、总政副主任肖华和总干部副部长赖传珠等。

    汇报会由周恩来主持。他把座椅搬到他那张又宽又长的写字台前面，背对写字台，面对大家坐下来。然后，拿起意见书，他读一条让大家讨论一条。遇到有修改补充的地方，他就转过身，伏在写字台上，随手记下来。

    就在这一天的深夜，在周恩来主持下，产生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的第一份历史性文件，绘出了解放以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所高级军队院校建设的蓝图。

    这份由刘伯承起草的《关于创办军事学院的意见书》由周恩来主持修改后，上报中央。三天后，毛泽东亲自批准了这个报告。从此，开始了筹建工作的新阶段。

    （陈石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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