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还是抢着要替恩来同志喝。周恩来当即向敬酒者说：“贺总是有糖尿病的，不能多喝啊。”宴会上他们两位互相关怀、互相体贴的情景，使在场的人深受感动。

    “我对贺总的了解可能比你还多。他是功臣啊！你可要记住哇！你要照顾好他的身体。他今天多喝了几杯，以后别喝酒了。”

    贺龙紧紧握着杨德中的手激动地说：“听到了总理这亲切感人的话，就好像见到了总理一样。”

    他紧紧地搂着我，声音颤抖地说：“薛明，我没有保住他啊！都6年了，老总的骨灰没能移到八宝山公墓，我很难过啊！”说着，眼泪簌簌地流下来。

    一

    周恩来与贺龙第一次见面，是在1927年南昌起义前的一个傍晚。那天由周逸群陪同，周恩来到了贺龙驻地。当时贺龙是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在谈话中，周恩来分析了形势，谈了共产党对政局的看法和主张，精辟的见解使贺龙思想豁然开朗。经过多年的探索与实践，贺龙在此以前已经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因此，当周恩来和盘托出南昌起义的计划，并且要贺龙担任起义军总指挥时，贺龙激动地向周恩来表示：“组织上叫我干啥我干啥，我一切服从党的决定。”

    1927年9月初，贺龙在瑞金的一所学校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介绍人是周逸群、谭平山。周恩来在贺龙入党宣誓仪式上讲了话。周恩来说，组织上对贺龙同志很了解，他由一个贫苦农民经过斗争，成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的军长很不容易。多年来，他积极追求真理，是经过考验的，是信得过的！

    贺龙入党后，和周恩来等一起，率领起义部队共3个军，一直打到广东流沙，但因敌强我弱，弹药缺乏，部队被打散了。在十分危急的关头，周恩来在流沙亲自主持召开了一个会议，分析了形势，并决定：贺龙等有名望的同志，迅速转移到上海。

    按照党的指示和周恩来的叮嘱，贺龙与刘伯承、林伯渠、彭湃等包了一个小筏子先到香港，1927年11月辗转到了上海。恩来已先行一步到达上海，在党中央机关工作。贺龙一见到恩来同志，感到非常亲切，想到自己带的部队被敌人打散了，只剩孤身一人，心情十分沉重，好多话顿时都涌上心头。恩来语气温和地说：“贺龙，你的头很值钱嘞，国民党可悬赏10万大洋捉你。”贺龙紧紧握着恩来的手说：“我是在党处于困难时参加革命的，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跟着党走。”恩来说：“你先在这里住下，对于你的工作，我已做了考虑，我们有责任保护你。你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借此机会先到苏联，学习学习军事。”当时贺龙对那时的失败很不甘心，觉得自己托枪托了半辈子，还是继续托枪的好。早在北伐时，贺龙就与周逸群相处得很好，无话不谈。这时两个人住在一间房子里。当谈到今后去向时，贺龙胸有成竹地说：“湘鄂西、四川、云南、贵州，这一带的地形，我都熟悉，特别是在湘鄂西，要组织队伍，没有问题。从工作的需要出发，我还是适合去湘鄂西拉队伍，搞武装，建立红军，我想找恩来谈谈。”

    当贺龙把自己的想法告诉恩来时，恩来沉思了一会儿说：“我同意你去湘鄂西，但我考虑的还是你的安全问题，现在情况这么危险，敌人搜索得很严，这一路上，你怎么从上海走出去？”听了恩来一席话，贺龙非常感动，从内心敬佩恩来考虑问题细致、周到。

    临行前，周恩来约贺龙和周逸群吃了一顿饭。恩来告诉贺龙，给他派了七八个人，组成一个小班子，有周逸群、卢冬生、李良耀等，由周逸群担任湘鄂边前委书记。贺龙了解、信任周逸群，和周逸群在一起，他觉得心里踏实，非常高兴。出发前，周恩来紧紧握着贺龙的手，一再叮嘱他要注意安全，到了湘鄂边，有什么事及时和中央联系。

    周恩来对贺龙的关心，还表现在对其亲属的关怀上。1927年11月贺龙到达上海之前，恩来就派人到武汉把贺龙的家眷接到上海，并妥善地安排了住处。一次周恩来和贺龙谈完工作后，非常亲切地说：“你去看看你家里的人吧，他们住在霞飞落。”听了恩来的话，贺龙愣住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刚到上海，周恩来已把他的家眷接来了。贺龙深深地感到党组织对他从政治到生活上无微不至的关怀。

    离开上海后，贺龙和周逸群先到湖北省委，找到郭亮接上了关系。以后，在党组织的掩护和帮助下，于1928年春到了湘鄂边，在桑植一带组织建立了红四军。贺龙一边打仗，一边做群众工作，表现得非常勇敢、坚强。他深记周恩来临行前的嘱咐，不断派人或用书信形式向党中央请示报告他们开展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情况和问题，表现出对党的忠诚和极严格的组织纪律性。1929年3月17日，周恩来代中共中央起草的给贺龙及湘鄂西前委的指示信发出，信中既肯定了他们开创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成绩，又对湘鄂西苏区的发展作了具体指示。这使贺龙倍加感到党的温暖。他说：“我在旧军队中工作了那么多年，虽然汪精卫见过我（贺、汪都是同盟会会员），对蒋介石的人，北伐前我也有过接触，但是我就没有见到过像周恩来这样的人。我参加共产党前，天天拖着队伍防备被别人吃掉；参加了革命队伍后，我确实感到党的关怀和温暖，我决心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党。”

    在湘鄂西，贺龙和周逸群等人按照党中央的指示，依靠当地党组织，遍撒火种，发动群众，开创了湘鄂边革命根据地。他率领的红二军团，英勇顽强，机智善战，不仅多次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而且同来自党内的“左”倾机会主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933年12月，贺龙经请示中央分局后，处决了蒋介石乘革命处于困难时期派来的说客熊贡卿，彻底粉碎了蒋介石的策反阴谋。

    二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对于那些曾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同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的民主人士作了适当安排。贵州李仲公（原是蒋介石手下的说客）找到周恩来，以他是贵州人，熟悉贵州情况为条件，提出他应当省政府主席。周恩来说：“你想当省主席，意见嘛你可以提，但是我们要统筹考虑、研究。”周恩来再三向李讲道理，怎奈李赖着不肯走，百般纠缠。恩来同志忽然想起，贺龙了解李的底细，于是通知贺龙马上到自己办公室来。李仲公没防备，一见虎虎生风的贺龙来了，顿时如坐针毡，非常不安，表现得很不自然。周恩来故意问贺龙：“这位是李仲公，认识吧？”贺龙说：“岂止认识，我们还是‘老朋友’呢！”恩来同志有意告诉贺龙，他们正在谈李的工作问题，李想当省主席。贺龙知道恩来同志是在向他示意，就对李说：“李仲公，没想到在这儿见到你了！1926年，我们北伐准备打河南时，你到我的部队干什么去了？（当时李是蒋介石派往贺龙部队搞策反的说客）我开始是在刘湘的公馆请你吃饭，以后我们还打了麻将嘛。对不对？”李赶紧点头答道：“对，对，确有此事。”贺龙接着厉声问：“打麻将以后，你坐什么车走的？我在外边已给你准备了坐的车子嘛，你怎么竟跑到唐生智那儿去了？（由于李搞拥蒋反共的策反，被贺龙抓了起来，送往当时武汉政府唐生智的司令部）你当年可没做好事啊！”李见老底被揭，顿时吓得直出冷汗，连声说，惭愧，惭愧。见此情形，恩来双手交叉抱肩，哈哈大笑，边笑边风趣地说：“噢，原来你们是‘老朋友’了。‘朋友’相逢，你们还有什么再说的？”李自知无趣，赶紧告退。后来李仲公任国务院参事室参事，在“文化大革命”中，为此衔恨对贺龙进行报复，伪造了所谓贺龙向蒋介石的求降信。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借此对贺龙同志进行了十分残酷的迫害。

    1957年，中国和缅甸关系很好。缅甸总理吴努来我国昆明访问，周恩来要贺龙陪同，前往昆明。由于吴努出访带着夫人，周恩来说：“薛明也去，双方都有夫人。”当时我在北京市委工作，为此请了假，我们住在昆明湖滨招待所里，每天都在一块儿吃饭。

    中缅双方会谈签订了新的边界条约后，云南省为欢送吴努总理，组织了规模盛大的宴会，很多少数民族的头人也应邀前来。他们见到周恩来，非常高兴，在宴会上频频为周总理敬酒。恩来同志也很高兴，一连饮了三杯。贺龙担心他喝多了影响健康，连忙接过少数民族头人敬的酒，说：“这杯酒我替总理喝，很感谢你们。”恩来同志知道贺龙有糖尿病，也不宜饮酒，便说：“你别喝，这杯我喝。”贺龙还是抢着要替恩来同志喝。周恩来当即向敬酒者说：“贺总是有糖尿病的，不能多喝啊。”宴会上他们两位互相关怀、互相体贴的情景，使在场的人深受感动。

    宴会散后，我们回到招待所。上台阶时，恩来同志对我说：“贺总是不应该喝酒的，今天喝多了，你可要好好照顾他呀。”接着又说：“你是1942年和贺总结婚的吧？”我说：“是啊，您的记性真好。”他说：“我对贺总的了解可能比你还多。他是功臣啊！你可要记住哇！你要照顾好他的身体。他今天多喝了几杯，以后别喝酒了。”我很受感动，立即把他的话转告了贺龙。贺龙回招待所后，叮嘱恩来同志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总理今天喝多了，要注意他的身体。”宴会上两人争相饮酒，回来后又互相关照，此事至今我仍记忆犹新。

    晚上，举办了欢送吴努总理的文艺晚会。晚会上演员们精湛动人的表演，不时激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演出结束后，恩来、吴努、贺龙等上台接见演员，祝贺他们演出成功。

    周恩来和演员们握手祝贺之后，不知什么时候戴上了一顶十分别致的用白布条缠成的小帽。只见他手提花篮，翩翩起舞。他庄重的仪表，潇洒的举止，熟练轻快的舞步，博得一阵阵的掌声。周恩来一跳舞，台上的演员们也欢乐地和着他的舞步高兴地跳了起来，乐队的同志立即奏起乐来了。吴努总理见周恩来跳得这么好，也试着跳了起来，嘴里一再说：“总理，您太热情了。”贺龙也跟着跳了起来。看到这动人的场景，观众席上掌声如雷。

    第二天送走吴努总理后，云南省的同志请恩来同志作报告，地点是在一个开阔的广场上。贺龙陪同恩来同志一块去，我跟在后面。事先安排由警卫部门维持秩序，可是到了那里，人山人海，水泄不通。周恩来到广场上去作报告，要经过一个高坡。可是人们争相挤着要看总理，他怎么也过不去。见此情形，贺龙急了，他怕挤坏了恩来，便大声说：“别挤了！怎么这么不遵守纪律啊？警卫员都到哪里去了？快维持好秩序！”我当时也为恩来同志的安全捏着一把汗，生怕挤坏了他。恩来同志很快地站在了高坡上，向群众挥手说：“同志们，我今天是来看大家的，和大家见见面。”接着又说：“你们不是想看看我吗？让我过去嘛，过去站在台子上，不就看见我了吗？”他的话音刚落，人群忽地自动闪开了一条路。他大踏步地走过高地，登上讲台。周恩来讲完话后，秩序井然，人们一点儿也不挤了。最后他站在一个小山包上，向群众频频挥手告别，连声说：“同志们，再见，再见！”全场掌声不断。记得那天万里无云，阳光灿烂。周恩来向人们招手时，那神采，那风度，我至今记得清清楚楚。人民是那样深深地热爱着他。

    三

    解放初，贺龙担任西南军区司令员。1954年大军区撤销后，贺龙被调到北京，这样，他和恩来同志的接触就更多了。

    贺龙对恩来同志特别尊重。每次恩来同志来，贺龙一听见他的汽车响，就一边大喊：“总理来了！总理来了！”一边匆匆地穿过长长的走廊跑去迎接恩来同志。落座后，贺龙坐沙发总是偏着坐，欠着半个身子，以示对恩来同志的尊重。只要是我在家，贺龙就大声喊：“薛明，薛明，来给总理倒茶。”恩来同志是喜欢喝茶的。家里有几种茶叶，我总是倒上两杯，放在他面前，让他尝一尝，哪杯好喝。

    记得“文化大革命”前，我们陪着周恩来吃了一顿饭。那顿饭是聂总请的客。请客的原因，说起来也很简单。几个老总聚在一起闲聊，贺总便跟聂总开玩笑说：“聂老总，你请客吧。”聂总满口应允。吃饭时陈老总显得非常拘谨。因为张茜关心陈总的健康，平时限制他吃肥肉。恩来同志有意把张茜支走，笑着说：“张茜，你去告诉服务员，我们这些人想吃点素菜、小菜，特别是陈老总，要吃点素菜、小菜。”张茜一走，聂总、贺总赶紧给陈总夹了几块回锅肉。陈总刚吃了两块，张茜已回转来，见陈总盘里还有块回锅肉，有点不高兴，聂总赶紧打圆场说：“就这一块了，让他吃了吧。他自己不吃，是我们让他吃的。”陈总很幽默地说：“好吧，就最后这一块了。”恩来同志一边笑，一边用手轻轻地敲着桌子，很随便地说：“有意思，有意思。”稍停了一会儿，总理又说：“张茜，我也给你说几句话。一般老年人，特别是肥胖的，都不适宜吃肥肉。我也不赞成吃，医生也告诉过我。但是偶尔吃上一两块，也不要紧，不会发生多大问题，你放心。比方说，医生只叫我吃蛋白，我就不喜欢吃蛋白。我蛋黄蛋白一块吃。蛋黄里有胆固醇，但也有卵磷脂。肥肉一块也不能吃，那是形而上学嘛！还是不要硬性规定。我看平时不吃也可以，如果想吃时少吃一点，也没什么关系，要灵活一点。”恩来的话很在理，大家频频点头称是。

    恩来同志说完后，聂总紧跟着说：“我们几个经常一起外出。我总结了一下，发现还是薛明的方式比较好。”恩来同志也接上去说：“我今天才发现，吃饭时薛明也不说话，贺总也很自觉，是养成习惯了吧？”我忙说：“是他自己不吃。”总理风趣地说：“噢，你也许还有别的办法，桌面上不讲，等回到家里再上课，单个教练吧？”一句话引得大家哄堂大笑。

    当时，周恩来和几位老帅都已年过花甲。他们这般融洽的关系，在一起吃饭谈笑风生的情景，至今使我难以忘怀。

    1952年年底，国家体委正式成立，贺龙当了体委主任。周恩来对体育事业非常关心，连体育馆怎么设计，也多次和贺龙一块商量研讨。

    1963年4月，在第27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我国男子队以五比一胜日本队，蝉联世界冠军。

    周恩来请大家吃饭，陈毅、贺龙也去了。我们一起向运动员祝贺。周恩来勉励运动员要“胜不骄，败不馁”。吃完饭后，运动员们高兴地围在他身边，说开始打球时很紧张，一想到为国家争光，就拼死打，终于打胜了。

    第28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我国乒乓球队又得了冠军。为了庆贺胜利，贺龙请体委的同志在我们家吃饭。他向体委的同志说：“上次总理请客是四菜一汤，自带粮票，这次不能超过总理的规格。其他备什么菜我不管，可千万别忘了‘红烧狮子头’，我就要这个菜。”因为这是周恩来喜欢吃的菜。

    有一次，下围棋的运动员和乒乓球队员都到了陈总家。陈总谈笑风生地和他们尽情地交谈。这时周恩来也来了，他风度潇洒，讲话很风趣。周恩来在和运动员交谈时，忽然话题一转，便谈起中央准备取消军衔的事，他说：“取消军衔他们（指贺、陈）都是同意的。张茜、薛明你们两位的意见如何？发表发表。”我俩齐声回答说：“同意，同意。”他听了很爽朗地哈哈大笑起来，说：“真同意了？同意了就好。同意了，那元帅夫人可就当不成了。”

    四

    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刚开始不久，林彪一伙就诬陷贺龙是“黑线人物”，“要篡党夺权”。之后，康生、江青分别到北京师范大学和清华大学诬陷贺龙调兵搞“二月兵变”煽动学生造贺龙的反。从此，我家就没有安宁过。家被抄，孩子们也躲到亲友、同事家里去了。同时，体委造反派也闹起来了。

    1966年12月24日，体委“造反派”批斗荣高棠。贺龙接周恩来一块去体委。见面后，周恩来亲切地握着贺龙的手说：“你血压高，我还是建议你休息。”我们深知他是为了保护贺龙才提了这个建议的。但由于贺龙对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起因不清楚，对全国乱成这个样子不理解，又感到不放心，觉着不应该休息，就说：“我干了一辈子革命，怎么会怕群众呢？我还是想工作。”周恩来从贺龙犹豫的眼神中看出贺龙心有疑虑，便诚恳地说：“工作我替你顶着，不要紧。你休息吧，保重身体第一。”

    1966年12月25日晚，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把贺龙和我安排在钓鱼台住。我们刚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清早，就接到总理办公室来的电话，叫我们马上离开那里。原来康生、江青也住在那里。按周恩来的安排，我们转到新六所住。12月28日，贺龙参加了毛主席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但是体委、政治学院的“造反派”很快知道了我们的住处；又跟踪到了新六所，整天闹得不可开交，要揪斗贺龙。东交民巷的家也被“造反派”进住了。贺龙很气愤，说：“我要回去一趟。”我跟贺龙的警卫员杨青成说：“是总理安排我们住在这里的，要回去，还是告诉一下总理好。”

    1967年1月9日，贺龙到西花厅见到周恩来。贺龙讲明情况后，他说：“你不要去，我顶着。”说着他马上把电话接到东交民巷我家里，严厉地对“造反派”说：“我是周恩来。你们待在贺龙家里不好吧？这不像样子嘛！你们赶快搬出去！有什么事跟我说。今晚7点钟，我在大会堂接见你们！”周恩来讲话后，他们马上就撤走了。周恩来又对贺龙说：“不去，不管他，你也不要接他们的电话。”

    当时正值“一月风暴”，社会上很乱。周恩来对贺龙的安全放心不下，1月11日凌晨，又安排我们两人住在他家西花厅的前厅。床是我们到后临时搭的。在西花厅住时，我和贺龙亲眼见到了恩来同志日夜操劳的情景。他天天夜间出去工作，我和贺龙都很担心。每天黎明前我们趴在窗台前，盼着他早点回来。每天天快亮时，才看见他的汽车缓缓地从外边开回来。恩来同志太疲乏了！太劳累了！看到这些，我和贺龙心里难受极了。

    贺龙住在西花厅，心情很不安。总觉得恩来同志天天为国家操劳，他却躲在西花厅休息，很不是滋味。恩来同志工作这么紧张、劳累，还经常抽时间到我们的住处看一看，每次来后，都对贺龙说：“你就安心住着吧。”有一次恩来同志说：“我就在这儿吃饭吧。”我便告诉服务员，把饭给他端过来。饭很简单，两个菜。他边吃边说：“我实在没有时间。”接着又说：“薛明，你给我念念报纸吧，我连看报纸都来不及。你给我念念报道，或当天的社论。”接着又问贺龙：“你看过报纸了吧？”贺龙说：“看过了。”“那我们两人一块再听听。”我说：“我念得慢啊。”总理说：“我喜欢听慢的，现在年纪大了，念快了记不住。你就慢一点念吧。”恩来同志一边听我念报纸，一边吃饭。我边读边想，总理啊，你吃饭都没清静的时候啊！

    “一月风暴”的飓风，也刮进了中南海。

    1967年1月19日，周恩来和李富春一起找贺龙谈话。周恩来说：“对于你的安全我负责。主席不是也说嘛，要保你。我也要保你。我想把你留下，但中南海这个地方也是两派，也不安全，连朱老总的箱子都被撬了。我给你找了个安静的地方，去休息休息。你可能不习惯，也许过些时候就习惯了。你缺什么东西告诉我。”贺龙和我虽然并不了解他与林彪一伙斗争的内幕，但我们知道他的处境也很难。谈话结束后，恩来同志紧紧握着贺龙的手，难舍难分地说：“你先走吧，到秋天时我去接你。”稍停了停，他又说：“家里的事，我顶着。你就别管了。我已安排好了。你不要着急，杨德中护送你，夜间再走。”贺龙怎么也没想到，此行道路坎坷，荆棘载途。他更没想到，这次分手竟是和周恩来最后的诀别！

    1967年1月20日凌晨3时，我和贺龙离开了西花厅，由杨德中和贺龙的警卫员杨青成护送，乘车朝玉泉山驶去。天蒙蒙亮时到了玉泉山。后改乘小吉普车，这时车上就只有贺龙和我及护送我们的杨德中了。汽车一直开到香山附近的象鼻子沟。这是建在山腰间的一所平房院落，里面的房子很不错。除了担任警卫的战士外，就只有贺龙和我两个人。

    我们走后，林彪、“四人帮”一伙到处打探贺龙和我的去向，多次闹着要“揪斗贺龙”，要“打倒贺龙”，都遭到了周恩来义正词严的回绝。2月18日，恩来嘱秘书告诉国家体委“造反派”，他不同意批斗贺龙同志，这也是中央的决定。2月22日，他再次嘱咐秘书向体委传达：“周恩来不同意召开批斗贺龙同志的会，因为中央至今未批准此事。”

    刚到象鼻子沟时，杨德中经常代表周恩来去看望我们，他每次来，贺龙都紧紧地握着他的手不放，问他：“总理好吗？让总理放心吧。”杨每次都转达恩来同志的问候。恩来同志说，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并嘱咐贺龙利用休息时间，好好学习学习，练练字，学学毛主席的著作。他还说，总理估计你坐不住，不习惯这个环境，过一段时间会习惯的。你若有事，可找总理。自此，贺龙真的练起字来了，练得还很认真。

    1967年，国庆节后，贺龙高烧至40度，吃饭总吐。周恩来知道后嘱速送301医院治疗，但遭到江青反对，只好送到267医院，安排住在传染科。267医院归警卫一师管，条件较差。住院时，杨德中和警卫一师的人曾去探视他。出院后，杨德中为烧暖气的事又来看了贺龙，同时带来了恩来同志亲切的关怀和问候。恩来同志说，山沟里的温度低，比城里凉，要早烧暖气。他是怕贺龙再感冒。贺龙紧紧握着杨德中的手激动地说：“听到了总理这亲切感人的话，就好像见到了总理一样。”贺龙非常感激恩来同志对他无微不至的关怀。此后，我们和恩来同志的联系就中断了。

    贺龙被列为专案审查对象，我们完全落入了林彪一伙的魔掌。林彪一伙加紧了对我们在政治、生活和医疗等各个方面的迫害。在临离西花厅时，我悄悄地把西花厅的电话号码记在了手心里，以备日后有急事时和周恩来取得联系。到象鼻子沟后，开始杨德中常去，还没感到没电话的困难。自和周恩来断了联系后，才感到困难。贺龙曾叫我悄悄地去看看哨兵的电话，能不能趁他们不注意时，把电话拨出去。一看才知，哨兵使用的是手摇电话，我们连电话也拨不出去了，和周恩来再也联系不上了，心里真难受啊！在这里，我们一直住到1969年6月9日贺龙被迫害致死。

    贺龙含冤去世后，我又回到象鼻子沟。继之又把我押送到贵州省某空军干校，进行残酷摧残。

    1971年10月的一天，北京来了两个人。其中一个人说：“你是老薛吧？”怕我没听清，又稍抬高声音说：“你是不是薛明啊？”我疑惑地望着来人，没吭声。另外一个人说话了：“你别紧张，我们不是他们那伙的。林彪和叶群叛国出逃，已摔死在蒙古。他们完蛋了。”听到这里，我赶紧拉着他们的手问：“你们是哪一伙的？”他们亲切地说：“是周总理让我们来找你的。为寻找你，我们四处查访，几乎跑遍整个中国。”一听是周恩来派他们来找我的，热泪顿时流了下来。他们告诉我：“叶群的一些事你知道，贺龙最后的日子里，也只有你在他身边。周总理要你把贺龙同志遭受林彪一伙迫害的情况，原原本本写出来，报告中央。”我心里热乎乎的，可盼到这一天了。回来以后，我眼含泪水，写写停停，到1978年终于写好了《向党和人民的报告》。有一次，邓大姐听我讲完报告的内容后说：“这些材料要是总理听到了，他会非常难过的。”

    回到北京后，国务院安排我住在新疆办事处。周恩来派科教组组长刘西尧来看望我。刘西尧说：“总理让我向你一家问好。希望你一家团圆。”在周恩来的关怀下，我和失散5年的孩子们团聚了。和儿女团圆时，我没有给孩子们留下一个挨整的印象，而是觉得心里踏实了，觉着贺龙平反有希望了。

    1974年年底，中共中央发出为贺龙恢复名誉的通知，推倒了林彪一伙强加在贺龙身上的一切不实不词。

    贺龙平反前，周恩来让邓大阻的秘书打电话问我：“贺龙的骨灰在哪里？”作为贺龙的亲人，我是多么希望能找到啊！此后，邓大姐还曾两次来我家中。第一次来，是了解我和孩子们的生活及健康情况，虽没说明要给贺龙平反，但邓大姐来本身就是个态度，希望就很大了。邓大姐第二次来我家，带来了恩来同志的问候，希望我保重身体，不要太难过，要向前看。邓大姐还说，举行贺龙骨灰安放仪式，不登报，是中央的意见。我说：“中央怎么决定，我就怎么办。”

    贺龙骨灰安放仪式前夕，邓大姐又在电话中说：“恩来同志若来了，你们双方要控制些感情。”我将大姐的话告诉了亲属们。6月9日那天，我和儿女们刚进休息室不久，就听到了周恩来在休息室处大声喊我：“薛明，薛明啊！”门被拉开，恩来同志走了进来，我急忙迎上去。他紧紧地搂着我，声音颤抖地说：“薛明，我没有保住他啊！都6年了，老总的骨灰没能移到八宝山公墓，我很难过啊！”说着，眼泪簌簌地流下来。我望着他那被病折磨得消瘦的脸颊，激动地只说了一声：“总理，我感谢你对我们全家的关怀……”就再也说不出话来了。这时，我的女儿晓明走过去说：“周伯伯，你要保重身体呀！”恩来同志抬起头来，缓缓地说：“我的时间也不长了！”顿时，整个休息室里一片哭声。这是周恩来生前最后一次参加悼念活动。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为贺龙致悼词。他说：“贺龙同志是一个好同志。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几十年来为党为人民的革命事业曾作出重大贡献。”“贺龙同志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老同志、老战友，是我党、我军的重大损失。”听着这深情的话，我抬起泪眼，望着贺龙的遗像，在心底里默默地说：“贺龙，总理了解你。”

    （薛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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