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无组织无纪律！”这句话出口，好像还不足以表达愤怒的程度，周恩来背过身去，握住拳头，在桌子上“砰砰砰”地敲了三下，狠狠地说：“这是不允许的！”

    “张茜，我给你提个建议，你管陈老总，也要像放风筝，线头在你手里，你要把线绳拉得不紧不松，如果线绷得太紧，‘嘣’，线绳断了，风筝就会飞了！”

    “不能以任何理由冲击外交部。如果你们要冲，我势必出面干预，最后你们还得走开。”

    “你们谁要拦截陈毅的汽车，我马上挺身而出！你们谁要冲击会场，我就站在大会堂门口，让你们从我的身上踏过去！”

    陈毅与周恩来相识在留法勤工俭学反对北洋政府卖国的斗争中。陈毅率直坦荡，具有诗人气质；周恩来沉着稳重，一派大家风范。这种性格上的差异，并没有妨碍他们成为知心战友。对于陈毅的巨大功绩，周恩来给予高度赞扬；对于陈毅工作中的失误，周恩来也毫不留情地予以批评，表现出共产党人间友谊的真诚。

    “不是要向我检讨，要向毛主席、向党中央检讨！”

    1965年6月19日，周恩来和陈毅率中国代表团离京飞往开罗，并准备由开罗飞赴阿尔及利亚，出席在阿尔及尔举行的第二次亚非会议。不料，就在他们飞向开罗的途中，接到导航站转来的电讯，说阿尔及利亚发生了政变，前政府领导人本·贝拉被捕，由布迈丁领导的革命委员会掌握了首都局势。

    这一突如其来的事变，使第二次亚非会议能否如期召开成了问题。

    陈毅与周恩来在开罗停留三天，反复研讨了阿尔及尔局势，并与“阿联”领导人进行了一系列紧急磋商。为了确保周恩来出席会议时的安全，陈毅于22日率代表团部分成员来到枪声未绝的阿尔及尔，实地了解情况。随行的保健医生带着外科手术缝合包和抢救药品以防万一，而陈毅早已将一切危险置之度外，投入了紧张的外交活动。

    陈毅走后，周恩来即通过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向毛泽东报告情况，并建议改变原来的计划。本来这次周恩来并没有访问开罗的内容，由于发生了这一突然事变，周恩来建议此行改为访问开罗，并在访问期间观察亚非会议能否在阿尔及尔准时召开。经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研究，同意了周恩来的建议。周恩来留在了开罗。

    与中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陈毅到达阿尔及尔的同时，许多亚非国家的代表也到达了阿尔及尔。面对这样的政局，他们都十分焦急，纷纷来找陈毅，了解中国对是否继续召开这次会议的态度。因为中国是大国，又一向主持正义，中国的态度举足轻重。

    陈毅见到朋友们这么着急，热心劲就上来了。他连想都没多想，就掷地有声地放开了炮：“这次亚非会议必须开，而且一定要开好！”

    结果，由于各种原因，会议无法举行，代表们纷纷回国。本来，许多亚非国家对中国很尊重很信任。陈毅的许诺落空，造成了一些不好的影响。

    周恩来回国后知道了这个情况，气得在屋子里不住地打转，不住地连声斥责：“胡闹！简直胡闹！”

    第二次亚非会议没开成，陈毅的表态落了空，他自知捅了娄子，一回北京就赶到西花厅，去向周恩来“负荆请罪”。

    到门口，陈毅悄悄地问卫士：“总理干什么呢？”

    卫士跟陈老总很熟，对他既很尊重也很随便，就朝他挤挤眼，小声说：“等你呢。生气了。”

    此时已经后退不得，陈毅一横心，跨进西花厅，正正经经地报告：“总理，我来了。”

    平时，作为总理的助手进西花厅很随便，一般都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从来不报告，今天例外。

    见到陈毅，周恩来扬起浓眉，两眼冒火：“你无组织无纪律！”

    这句话出口，好像还不足以表达愤怒的程度，周恩来背过身去，握住拳头，在桌子上“砰砰砰”地敲了三下，狠狠地说：“这是不允许的！”

    陈毅低下头，诚恳检讨：“我负荆请罪，我这一炮没放好……”

    周恩来却丝毫没被打动：“就这一句就完了？”

    他转过身来，逼视着陈毅：“你是中国的外交部部长，不请示不报告，你就敢在那里擅自放炮表态，都像你这样还了得？谁给你的权力？这是国际影响问题！”

    陈毅老老实实地又说了遍：“我错了。我向总理检讨。”

    周恩来激烈地纠正：“不是向我检讨，要向毛主席、向党中央检讨！”

    也许是受到了陈毅那始终一致的诚恳态度的打动，也许是激愤已发泄了出来，周恩来的目光和语调都缓和了下来：“外交部不同于其他部门，一言一行都会带来国际影响，一言一行都要慎之又慎。重大问题要向毛主席、党中央汇报请示，你在阿尔及尔就敢不汇报不请示擅自发表意见，革命大半辈子连这点组织纪律性都没有？”

    陈毅心服口服地说：“我向毛主席、党中央做检讨。”

    陈毅走后，一位秘书向周恩来提意见：“总理，你是不是批老总批得太重了？”

    周恩来看了看他，严肃地说：“他们都是各路诸侯。在这里我不严厉批评他，回到他的诸侯国谁还敢批评他？”

    陈毅大叫“离婚”，周恩来借喻调解

    周恩来和陈毅这两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共和国的领导人，他们有着共同的理想、信仰、追求，有着为党和国家的事业而忘我献身的精神，有着卓越超群的领导才干。同样，他们也都有着独特的富有魅力的人格和个性。周恩来具有民主、宽容、冷静和求实的个性，在处理问题上不走极端，待人温和、谦逊、平静、忍让。陈毅具有一种诗人气质，爽朗、率直、坦诚，个性意志较强。两个人性格上的差别，并未影响他们之间的真挚友谊。陈毅对年长自己三岁的周恩来十分尊重，视如兄长，对周恩来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卓越的领导水平和领导艺术，由衷地钦佩，并努力虚心地学习，周恩来对陈毅也十分欣赏、爱护，从各方面给予陈毅许多关心。

    1948年5月，中央决定军委后勤部部长杨立三帮助整顿华野庞大的后方机构。在河南濮阳，杨立三与陈毅研究过精简方案后，准备出发去朝城。临行前，陈毅托他把缴获的交、直流电两用的收音机一架带去中央送给“恩来、小超”，并附一信说：“此美国新出品、许昌战斗缴获品，你们有电灯，利用其开动起来十分好，两夫妇可以在屋内跳舞。”也就是在这信内，却写着：“明日即西去毫无企图留部队之意，并望将来能随军入川。”此信是陈毅5月29日亲笔，“临行清理”在华野的“行李”，铝合金桌椅给了朱德，收音机送与恩来，这轻装“西去”的调子颇有某种抒情意味。

    新中国成立后，陈毅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为了及时当面请示工作方便，他不用国务院给他安排的宽敞的办公室，却搬到周恩来办公室隔壁的耳房办公。有的同志看这间房子太小了，建议他另搬到一间大些的房子，他说什么也不同意。

    去迎接外宾的时候，特别是当毛泽东、周恩来出席的时候，陈毅总是提前赶到现场，做好一切安全准备工作。他对周围工作的同志说：“你们大家是警卫员，我也是警卫员，我们大家共同保卫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安全。”

    有时，周恩来与陈毅一起外出视察，陈毅总是对医护人员说：“我这里没事，快去照顾总理。”周恩来却说：“我这里很好，你们去照顾陈毅同志吧。”虽然随行的医护人员感到很为难，但深为周恩来和陈毅的战友深情所感动。

    在出发去万隆参加第一次亚非会议的十几天前，周恩来忽然得了阑尾炎。手术后拆线不久，他就动身出国了。有一天夜里，周恩来、陈毅两人坐在住地院里谈话。夜深了，陈毅劝周恩来去休息。周恩来说自己的身体很好，然后指着陈毅向随团医生关心地问：“他的血压高吗？”

    同时还问到全团同志的健康情况。当医生告诉他全团同志都好时，周恩来高兴地说：“希望你没事就好了。”

    周恩来对陈毅刚烈而又潇洒、豪侠而又文雅的性格很喜欢。陈毅讲话常常感情激动、热血沸腾，有时难以控制自己，说一些出格话。有人反映说陈毅讲话像放炮。周恩来听后说：“不要怕放炮嘛，放炮才能吸引人，震撼人。他比我讲得好，大气势，很符合我们这样一个大国的国威军威。”

    那人又说陈毅有些话说走嘴，讲得不恰当，不够准确。周恩来就加重语气说：“句句准确，句句恰当，就不会有这样的大气势，也不会这么吸引人，震撼人了。要重整体效果。他讲得好，比我有气势，比我讲的效果好。”

    有一次，中央首长在某地开会，吃饭时周恩来由于右手不方便，掉了几个饭粒，立即就夹起来吃掉。服务员见了感动得掉了泪。他们想到自己平时大手大脚的浪费行为，很惭愧，决心向周恩来学习。休息时，大家挖野菜，煮了一锅忆苦菜汤。周恩来知道后，高兴地说：“好啊！让我也尝尝嘛。”

    大家都不愿让周恩来吃野菜，可是周恩来非要吃不可，只好端上一盆来。野菜一上桌，周恩来第一个上去盛了满满一碗。

    陈毅怕周恩来吃多了，立即从他碗里拨走一半。周恩来认真地说：“盆里还有，你怎么要我的？”

    陈毅嘿嘿笑两声，说：“我帮你吃一点嘛！”

    周恩来说：“那还行！”说着，又盛了一勺，碗里的野菜又满了。饭后，他高兴地说：“这顿饭吃得很好哇。”

    工作人员看到总理、副总理争吃野菜、互相关心的情景，都为他们之间的互相关心所深深感动。

    对陈毅和张茜两人的家庭生活，周恩来也给予过如同老大哥一样的关心。陈毅心脏不好，张茜为此限制他吃肥肉，不准他多抽烟。为此，夫妻之间有时会出现一些小摩擦，周恩来常常给双方做工作，使他们言归于好。

    一次，周恩来在北京饭店请陈毅、贺龙两位元帅和夫人吃狗肉。几杯茅台酒后，陈毅妙语连珠，全然不顾张茜在一旁使眼色制止他再喝。当陈毅乘兴又端起一杯时，张茜用脚狠狠踩了陈毅一下。

    随着“哎哟”一声，陈毅向张茜抱怨着：“你不要踩我的脚嘛！总理请我喝酒，我怎么能不开怀畅饮呢！”

    一句话逗得满座皆欢，张茜也不好意思地笑了。还是周恩来劝阻住陈毅少喝一些。

    又有一次，陈毅出国访问归来，与代表团其他成员在宾馆联欢，吹拉弹唱，跳交谊舞。张茜因担心陈毅的身体，就劝他早些回来睡觉，以养足精神。陈毅也满口答应。但由于联欢晚会散场很晚，陈毅直到凌晨两点方归，张茜生气，一赌气就将陈毅关在了门外。陈毅连连敲门也不开，便真动了肝火，他让卫士找来秘书，见面就嚷道：“离婚，离婚！”

    周恩来知道后，便在第二天饭后，请陈毅夫妇、罗瑞卿夫妇一同散步。

    这时，忽有一个风筝在头顶飘过。望着碧蓝的天空中悠悠飘荡的风筝，周恩来微笑着走到张茜身边，指着天空说：“张茜，我给你提个建议，你管陈老总，也要像放风筝，线头在你手里，你要把线绳拉得不紧不松，如果线绷得太紧，‘嘣’，线绳断了，风筝就会飞了！”

    一边的罗瑞卿夫妇不禁笑起来。

    张茜呢，马上理解了总理的意思和一番好心，点头称是，心悦诚服。

    周恩来非常喜爱陈毅的诗词。有一次，他对陈毅的几个孩子亲切地说：“你们的父亲是元帅，又会写诗，是位大气魄的马上诗人，你们怎么样？”

    接着就鼓励他们向父亲学习，为革命事业要能文能武。

    1957年4月，报上发表了陈毅在领导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所写的《赣南游击词》、《赠同志》、《梅岭三章》等诗作，周恩来读后非常高兴，深为赞许。

    1959年9月中旬，周恩来和陈毅陪同阿富汗贵宾一同泛舟密云水库，望着碧波荡漾的秋水，陈毅即兴赠诗：“嘉宾莅临，泛舟同欢。和平友谊，举世所瞻。长城在望，绿水连天。密云密云，气象万千。润我京华，福利无边。”

    这首四言诗，歌颂了劳动人民的创造力，歌颂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也歌颂了国际友谊。

    周恩来饶有兴味地听着陈毅用川腔抑扬顿挫地朗诵出来，当场就给予了高度的赞扬：“好诗好诗，有韵有味。李白斗酒诗百篇，陈老总是泛舟吟华章啊。”

    1961年，陈毅陪同周恩来再次访问缅甸。在一次宴会上，周恩来请陈毅朗诵他在1957年写的《赠缅甸友人》一诗，表达中国人民对缅甸人民的友好感情。陈毅谦虚地推辞说：“我忘记了，忘记了。”

    周恩来当即高声朗诵起这首诗来：“我住江之头，君住江之尾。彼此情无限，共饮一江水。我吸川上流，君喝川下水。川流永不息，彼此共甘美。”

    由此可见，周恩来对陈毅诗词十分欣赏。

    1961年10月8日，周恩来和陈毅陪同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来到洛阳。参观完龙门石窟后，周恩来因有事回京，就利用专列开车前的一点时间接见洛阳市的负责同志。谈话结束时，人们请周恩来为正在兴建中的龙门伊河大桥命名题字。周恩来微笑着说：“还是请陈老总写吧，他比我写得好。”

    陈毅听罢，连忙摘下墨镜，爽朗地大笑：“我怎敢‘班门弄斧’？总理的字，遒劲有力，别具一格，还是请总理写吧！”

    两位领导人谦虚地互相推让时，专列的开车时间已经到了。周恩来歉意地商量说：“要不这样吧，现在不写了。回京后，我们商量一下，写好后给你们寄来，行吗？”

    洛阳市领导不便强求，只得以此作罢。然而，周恩来始终没有忘记洛阳人民的嘱托。1962年春天，题字寄来了，是陈毅的手迹，宣纸上写着斗大的“龙门”二字和“陈毅题”三个较小的字。这真是画龙点睛之笔，既为伊河桥命名，也有地方特色。题字被镌石四方，分别镶嵌在石拱桥东西两端和两侧。

    在“文化大革命”横扫“四旧”时，陈毅的题字也难逃厄运。1973年10月14日，重病在身的周恩来又陪外宾来到洛阳，发现伊河桥上没有陈毅的题字，立即查询。听了有关人员的陈述，周恩来满面怒容：“陈毅是好同志，他的题字要尽快地与洛阳人民见面。”

    不久，陈毅的题字重新被郑重地镶嵌在飞架东西的伊河桥上。

    “谁要拦截陈毅的汽车，我马上挺身而出”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周恩来和陈毅都感到中国革命的航船已偏入危险的航道，但他们已无力加以纠正。但是，他们都坚守在自己的指挥岗位上，尽最大努力在可能的范围内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

    在运动高潮的1966年11月13日，陈毅与叶剑英、贺龙、徐向前在工人体育场接见8万多名军队院校学员，陈毅第一个走上讲台，说：“我今天在这里讲话，我就不是我字当头，如果我字当头，最好不要来讲。我来讲，讲得不好，惹起麻烦，马上就要跑到外交部来揪你、找你，抓起来，要澄清问题，那怎么得了啊……今天，你们大家给我这个机会，我还是勇敢地来讲……”

    接着，陈毅针对学生冲中南海、占领国防部的举动，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旗帜鲜明地反对逐步升级、无限上纲、口号越“左”越好的做法。

    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特别是批判“资反路线”以来，青年学生首次听到的系统的、严厉的、毫不拐弯抹角的批评。这给狂热的青年学生当头泼了一盆冷水。台下议论纷纷，掌声阵阵。这一讲话很快在全国传开了，广大干部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11月下旬，拥到北京“上访”的工人急剧增多，为说服来京串联的工人迅速返回本地抓革命促生产，周恩来决定召开一次工人大会，海报贴出，入场券发尽，大会讲稿却被陈伯达、江青否定了。已布置的工人大会无人讲话，临时请“救兵”，找陈毅去给工人讲讲国际形势。时间是11月30日晚上7时，地点是工人体育馆。陈毅深知周恩来的苦衷，同时他自己也想借机做做工人的工作，欣然前往。

    周恩来走上主席台与全场工人见了面，随即宣布由陈毅讲国际形势。

    陈毅是天才的演说家，以简洁生动的语言，向听众展示了一张世界形势图，一张中国逐步登上世界舞台，逐渐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重大作用的形势图。讲话不时引起全场工人振奋、自豪的欢笑声。抓住了听众之后，陈毅话锋一转，讲国民经济是外交的基础，号召工人们尽快回到原地狠狠抓革命，狠狠促生产。

    这一下可捅了马蜂窝。次日，造反派工人到外交部，要找陈毅当面责问。北京街头贴满了打倒陈毅的大字报。

    虽说是元帅亲自挥戈上阵了，但是对方的力量更大，在复杂异常的形势下，斗争必须能伸能屈。

    为了顾全大局，为了不影响1967年的工作，周恩来希望尽早结束国务院各部部长被围困批斗的局面，争取各部部长早些检查，早些过关，协助他抓好国计民生的大事。周恩来找来陈毅，讲明自己的考虑，希望陈毅带头检查。

    在阴谋家们的指点、支持下，没过多久，首都北京便掀起了一股反击“十一月黑风”的浪潮，首当其冲的就是外交部部长陈毅。

    在造反派掀起的阵阵狂澜面前，周恩来镇定自若，稳如泰山。他坚持一贯的观点，毫不退让。对召开外事口万人批判大会的事，他指出，这要经中央同意，我即使到会讲话，也不是代表我个人，而是代表中央的。对“打倒陈毅”的口号，他说，我的看法和你们有距离，我坚持反对这个口号，不能接受这个口号，这样简单不行；必要时我可以和你们辩论一番，但我现在不和你们辩论。

    几乎于周恩来与“中央文革”在“夺权”问题上产生冲突的同时，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发表了声明，宣布在外交部“夺权”。

    对此，周恩来以其娴熟的斗争艺术，教了陈毅一招。1月18日，周恩来委托陈毅前往召见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代表，由于事先有周恩来的指点，陈毅一改过去直来直去的炮筒子性格，首先代表部党委表示“祝贺”，就外交部“夺权”问题“表态”。在“祝贺”之后，陈毅又明确指出：“联络站”所夺之权是“外交部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权”，外交部业务工作中的重大问题仍由部党委研究决定，但可由造反派的“业务监督小组”实行“监督”。这样，就使外交部造反派所夺的不过是“虚权”，整个外交业务大权仍然掌握在部党委手里。

    一天，陈毅应召来到西花厅周恩来的办公室，但见周恩来双臂抱胸，伫立在窗前，遥望远方，面色严峻，心情显然异常沉重。

    陈毅一问坐在旁边的廖承志，方才明白了缘由。前些天，周恩来亲自起草了两篇工人要坚持业余闹革命的社论，陆续在报上发表后，进京串联的工人仍然有增无减。为了防止“文革”运动进一步影响工交生产，周恩来今天委托谷牧、余秋里召开了一次工交座谈会，打算制定一些坚持生产的措施。不料，会议刚开始，从不过问地方工作的林彪，竟亲自出席听取汇报，并且当场彻底否定了草拟好的会议纪要。林彪叫嚷：工矿企业、工交系统的修正主义倾向比学校还要严重，必须造反、批判。这将意味着工交系统也要步学校的后尘，整个国民经济将无可避免地遭受到严重破坏！作为时刻关注着6亿人民的吃穿住用，关注着中国发展的总理，周恩来怎么能不担忧呢？！

    “不搞生产吃什么？！”陈毅圆睁怒目，动起火来，“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嘛！这点基本常识，难道堂堂的副统帅还不懂？！”

    周恩来回过身来，默默地注视着陈毅，出人意料地说道：“陈老总，你不要讲话了！”

    陈毅好不奇怪。

    “你写份检讨吧！”周恩来用商量的口吻说，但是很认真，“我想在国务院让你带个头，做个检讨，早日取得群众谅解，早点出来主持外事工作，我的事太多，不能没有几个帮手啊！”

    陈毅一向十分敬重周恩来，他曾多次说过，无论从公从私，周总理都是我的兄长。也正因为如此，陈毅在周恩来面前，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从不违心服从。

    “我没有错误，为什么要检讨？！大不了一把刀子……”陈毅的嗓门又粗又响。

    廖承志一听着急了，他握着陈毅的手，急切地说：“老总，我们定个君子协定，无论什么境遇，绝不自杀，好吗？”

    陈毅知道年龄稍轻些的廖承志把话听拧了，我陈毅怎么会自杀！为了不让廖承志担心，他点了点头。

    周恩来了解陈毅：他想不通的事，是不能勉强的。便拍拍陈毅的肩膀，说：“国务院副总理、部长都不能出来工作，我们国家的工交生产要瘫痪了。要检讨过关啊，你回去再想想，想通了就来找我。”

    怀仁堂里，例行的中央碰头会议开始了。周恩来宣布开会后，“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便操着一口难懂的福建腔，喋喋不休地啰唆起来，一个一个地攻击政府各部门，攻击老干部。

    突然，陈毅注意到叶剑英眼含泪光，怔怔地注视着什么，便循着他的眼光望去，顿时惊呆了：周恩来用手撑着前额，眼睑沉重地向下垂去，终于粘在下眼皮上闭拢了！但这只是一瞬间的事，很快，周恩来便站起身，往杯子里添了点热水，喝了一口，又似乎精力充沛地听发言了。

    陈毅的心再也无法平静了。他从不反对打瞌睡，自己也爱打瞌睡。正是因为这个缘由，周恩来特地让陈毅出国访问时戴上了一副墨镜，以便当周恩来主持会谈时，使过分疲劳的陈毅能闭目养养神。可是，陈毅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十多年，看到周恩来打瞌睡这还是第一次！总理太累了！即使是铁打铜铸的人，也经不住每天20小时甚至24小时的紧张工作呀！

    会散了，叶剑英坐进了陈毅的汽车，沉默了好一会儿，他才沉重地说：“这种时候，总理可不能累垮啊！”

    陈毅若有所悟地点点头。

    陈毅的汽车没有回家，而是直驶中南海，一下车，他就快步走向周恩来的办公室，恳切地向刚下车的周恩来说：“总理，我接受你的指示，从今天起不再讲话了。”

    陈毅顿了顿，又说：“我写检讨！”

    陈毅此时已把个人的一切置之度外，不再出席群众大会。对要求接见的造反派，他只说一句：“总理给我的指示，‘陈毅不要讲话’。”

    为了保护周恩来这株参天大树，陈毅坐在家中认认真真地写检讨。

    1月24日下午，周恩来亲赴人民大会堂出席有外事口各单位造反派参加的陈毅“检查”大会。大会以国务院的名义召集，由周恩来亲自主持。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以及陈伯达、江青等均出席大会。

    会上，周恩来首先对陈毅“检查”的事一拖再拖承担了全部“责任”，理由是“我的工作很忙”。

    接着，陈毅在大会上念“检查”。

    会议结束前，周恩来发表讲话，指出：“陈毅同志的检讨是经过了一个痛苦的认识过程，我们在分工方面，他管的事情多，不能再加重陈毅同志的工作”；“他为党工作了四十多年，当然也犯了不少错误，但晚年还是跟着毛主席走的同志，希望大家以同志式的态度、以阶段兄弟的态度来帮助他”；“这样，我才可以比较放心外事口的事，让他多出面，我把力量转到别的口子上去。”为了堵住造反派的口，周恩来强调：关于“文化大革命”前的外交工作，“一切外交重大问题，都是主席亲自过问的，这样17年来才有了外事方面的辉煌的业绩。”

    点出外交工作是“主席亲自过问的”，就为造反派打倒陈毅设置了最大的路障。

    整个大会，由于周恩来亲自掌握，精心布置，造反派无空子可钻，江青、陈伯达也只好在一旁静听，不便多插言，因而进行顺利，仅用了1小时30分钟便告结束。由此，陈毅闯过了万人大会“检查”这一关，成为国务院系统被“解放”的第一位副总理。

    陈毅出来工作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于2月6日批送周恩来一份电报，在这份电报中明确指出：内外有别，驻外使领馆一律不准搞“四大”（即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周恩来立即呈送毛泽东。2月7日，毛泽东即签发了这份电报，即外事口的“二七”指示，从而稳住了驻外使领馆。

    陈毅如果就此顺势下台阶，以后在一些场合只讲些不痛不痒的“应景”话，他的外交部部长的座位该是坐得比较稳当的。陈毅自己也明白：“只要我陈毅不吭气，住在中南海是不成问题的。”

    然而，陈毅毕竟是陈毅！为了顾全大局和维护党的威信，为了他和周恩来共同开创的新中国外交事业，这位铁骨铮铮与各种邪恶势力拼搏了一生的元帅，绝不愿低下自己高贵的头，他还要讲话，还要仗义执言！

    这就更加惹怒了江青、康生为首的“中央文革”一伙人，他们对陈毅进一步大兴问罪之师。主子一动，奴才们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外事口的各路造反派们纷纷争先恐后，一起动作，把“炮火”集中到陈毅身上。对此，周恩来不顾自己被攻击、受责难的危险，再次挺身而出，坚决顶住外事口造反派揪斗陈毅的狂潮。

    1967年5月11日晚至12日凌晨，周恩来连续与外事部门造反派代表谈话，严厉批评他们近来的一系列极端行径。

    两天之后，周恩来得悉外语学院的一些红卫兵为“揪”斗陈毅已强行冲入外交部，又于15日凌晨紧急约见外交部造反派及外事系统院校红卫兵代表，向他们发出警告：“你们这是犯了一个大错误，是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并立即宣布，“我要下命令让部队开去，以加强外交部的保卫！今后，谁也不许再去冲，不管哪一派，谁去我就扣留谁！”对仍在陈毅问题上无理纠缠的造反派，他严厉斥责：“你们以为想要‘打倒’陈毅，陈毅同志就倒了？滑稽！”

    这一时期，陈毅虽因“二月逆流”问题奉命“请假检讨”，但在周恩来精心安排下，他仍时常出现在一些外交场合，或陪同周恩来赴机场迎送客人，或以外交部部长的身份单独接见外宾。

    6月下旬，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来华进行国事访问。在一次宴会席间，与外事系统风马牛不相及的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组织负责人（即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赫赫有名的“五大领袖”之一）韩爱晶借敬酒机会对陈毅说：“陈老总，我们喊要打倒你，不是真的要把你打倒，而是要把你‘打’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韩爱晶算是什么东西，陈毅压根儿就看不起他，对这种讨好中夹着挑衅的语言，陈毅听罢不由得怒火中烧，瞪起了双眼。正要发作之时，猛见周恩来正用眼神暗示外交场合，注意影响。于是，陈毅迅速恢复了平静，未置一词，端起酒杯向别处走去，把这位不可一世的造反派头头尴尬地晾在了一边。

    几天之后，周恩来对外交部造反派宣布：“陈毅同志现在外事工作忙，不能下去（检查）了。你们坚持批判‘错误’，我也同意，但对陈毅同志的‘问题’，我早就说过，你们可以提你们的意见，我也可以来听你们的意见，但中央对此没有做结论，你们不能强加于我。即使批判‘错误’，也必须摆事实，讲道理，不能动不动就宣布‘打倒’。”

    当造反派提出要对5月间的事做“检讨”时，周恩来把手一摆，轻松地一笑：“我不听，我不计较这些。计较这些，我还做这个工作吗？年轻人，许可你们犯错误。”

    7月25日，就在周恩来离京赴武汉之际，外事口一些院校红卫兵置周恩来多次批评、警告于不顾，组成千人“揪陈大军”，拥至外交部门前“安营扎寨”，声称：不把“三反分子”陈毅交出，绝不收兵。外交部周围一连数周充满喧嚣之声，严重妨碍了正常的外事活动。

    8月7日，因“武汉事件”受伤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拖着伤腿“召见”外交部“革命造反派联络站”代表，听取他们关于外交部运动情况的“汇报”。对陈毅“问题”一直耿耿于怀的造反派代表，凭着他们的“直觉”，感到同这位“中央文革”成员谈话十分投机，便将其想法和不满和盘托出：我们认为，陈毅是外事口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根据其“三反”言行，属于敌我矛盾；我们的口号是：“誓与陈毅血战到底！”有关对陈毅问题的看法，我们多次与总理谈过，但现在外交部运动阻力很大。

    因处理武汉“七二〇”事件被称为英雄的王力，此时已经头脑发热，忘乎所以，马上表态：“陈毅应该到群众中来接受批判。群众呼一呼口号有什么错误？揪陈毅大方向当然对，为什么不可以揪？他犯了错误，又不到群众中来接受批判、接受检查，就是可以揪……方法问题是次要的，不要把人家方法上的问题夸大上纲，说得那么严重！”

    有了“中央文革”大员的支持，造反派们开始有恃无恐起来，接连召开“批陈”大会。百忙中的周恩来开始连续出席外事部门的“批陈”会议。他亲自到会，实际上是想以“陪斗”方式来保护自己的老战友，防止发生意外。由于外事口单位多，有时一周内要安排好几场“批判会”，周恩来实在抽不出身来，就委托中央政治局常委、副总理李富春代他出席会议，并派出自己的秘书和卫士长一同前往。以便随时了解、掌握情况。在此之前，周恩来还就会议的具体形式、方法等同造反派订下“约法三章”，即：“批判会”要以小会为主；会上不许喊“打倒”口号、挂“打倒”标语；不许有任何侮辱人格的举动，如搞变相武斗、揪人等……造反派当面都一一答应了。

    然而，这些造反派并不把信用当回事，从第一次“批判会”开始，他们就出尔反尔，耍起了两面派手腕，导演了一出出撕毁协议的恶作剧：

    8月7日下午1时，周恩来冒着盛夏酷暑，驱车赶到外交部小礼堂，准备出席在这里召开的小范围的“批判会”。他刚走到会场门口，便得到卫士长成元功的报告：会场内挂有一条“打倒三反分子陈毅”的大标语！已经踏上礼堂门前石阶的周恩来立刻止住脚步，当面质问会议主持人：“昨天说得好好的，已经达成‘协议’了嘛，你们还这样干！”

    说罢，他站在台阶上不动了，坚持要造反派撤下标语后才入场。三伏盛夏，骄阳似火，暑气蒸人，即便是站在树荫下还觉热得透不过气来。然而，年近七旬的周恩来却抱臂站在烈日之下，等候造反派撤去“打倒”的标语！就这样双方僵持了整整一个小时，造反派自知理亏，才被迫摘掉了会场内的标语……

    第二次开会时，周恩来因有外事活动不能到会。被王力讲话冲昏头脑的造反派闻讯后，以为有机可乘，紧急调来几百人冲入会场，准备“揪”走陈毅。为防止陈毅“溜走”，造反派还把陈毅的汽车轮胎放了气。在万分紧急的情况下，周恩来派来的卫士长成元功将陈毅临时藏入一卫生间内，在场的秘书钱嘉东紧急向周恩来报告了情况。

    周恩来接到报告气愤至极，立即命令北京卫戍区迅速开来两个连队的战士，保护陈毅。战士们对元帅有感情，与正搜寻陈毅的造反派们对峙、周旋；而陈毅却在成元功等人的保护下，从后门撤出，换上卫戍区的汽车，平安返回中南海。

    8月11日下午，外事口造反派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万人大会“批判”陈毅。这次，周恩来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要“奉陪”到底了。会前，他亲自向北京卫戍区傅崇碧司令员部署应急方案，将警卫部队安排在主席台下，以防不测；同时，再三叮嘱陈毅不可轻易离他外出。根据前几次“批判会”的“经验”，他还把几个造反派头头也都“拉上”主席台，以备出事时找人对案。果然，就在大会发言时，突然从会场二楼吊下一条“打倒陈毅”的大标语！顿时，整个会场上一片哗然。这显然是事先策划好的！

    周恩来抱起双臂，逼视住主席台上那几个坐立不安的造反派头头，足有几分钟不说话。随即，他愤然站起，当众退场，以示抗议；同时命令警卫人员保护陈毅离开会场。

    在一身正气、满脸威严的周恩来面前，人多势众的造反派却不敢动陈毅一根毫毛，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离去……

    在周恩来的舍身保护下，陈毅历经大大小小八次“批判会”，虽几番遇“险”，却安然无恙。可周恩来却因过度紧张劳累，引起心脏病发作，不得不几次吸氧。

    也就是在这些日子里，因为保护陈毅，招致了“中央文革”和造反派的不满，一度沉寂的炮打周恩来的标语、口号又再次出现在北京街头……

    在王力“八七”讲话煽动下，外交部造反派们更加疯狂了，不顾周恩来的一次次批评、警告，于8月16日砸了外交部政治部，并悍然宣布“夺取”外交部党委大权。一直由毛泽东、周恩来掌握的外交大权“落入”造反派手中。

    就在外交部“夺权”的当天，毛泽东在外地得到有关报告，于是，他对一批正来访的外宾轻松地谈起这件事：“最近，我们的外交部热闹了，他们要把陈毅、姬鹏飞、乔冠华打倒，那谁当外交部部长、副部长呀？对陈毅，我也不高兴他，但找到一个外交部部长也难呀！所以，我主张对他‘炮轰’，不‘打倒’。”

    然而，这时的造反派已在开始行使“外交部部长”、“副部长”的“职权”；在他们的“批准”下，短短几天内，已有几十封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业务监督小组”名义签署的电报飞往各国的中国驻外交机构，其中，还公然写上“打倒刘、邓、陈”的口号，强令中国驻外使馆“贯彻执行……”

    8月22日晚，已疯狂到了极点的外事口造反派以及北京一些高校的红卫兵，在抗议英国政府和港英当局而举行的“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愤怒声讨英帝反华罪行”的群众示威活动中，置基本国际关系准则于不顾，竟冲击、焚烧了英国驻华代办处，制造了一起建国以来最重要的涉外事件，给中国的国际声誉带来了难以挽回的巨大损害。

    然而，任何事物发展到极点都会走向其反面，这是事物发展的辩证法则。1967年夏季外交部“夺权”和“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对其表现来看，极“左”的一套确实是发展到了极点，对于后来一系列事情发展确实起到了“深刻影响”。它尤其起到那些煽动极“左”思潮的头面人物所不曾料想到的“历史作用”，这就是：迫使那个一年多来乱党、乱国、乱军的“祸害之源”、“中央文革”小组收敛气焰，开始走下坡之路；成为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后期一直坚持主张并亲自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斗争的重要契机。

    8月23日凌晨，英国驻华代办处大火被扑灭后仅仅两个小时，周恩来就紧急召见外事口各造反派组织头头，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他们宣布严禁武斗并发表讲话：

    忘乎所以的造反派头头不见棺材不落泪。就在这次召见中，有的造反派头头仍显得很不服气，他们甚至公开顶撞、打断周恩来批评他们的话，为了替自己的极端行为辩解、打掩护，还有人抬出了王力的那个“八七”讲话，他们本来是想为自己找后台，然而却引起了周恩来的高度注意。

    外事口造反派继续在陈毅“问题”上做文章，8月27日凌晨，他们一再无理阻挠周恩来出席“批判”陈毅大会，并威胁将组织“群众”冲击会场。

    对此，周恩来无比愤怒！他义正词严地向造反派指出：“你们这完全是在向我施加压力，是在整我了！你们采取轮流战术，从（26日）下午2点到现在，整整18个钟头了，我一分钟都没有休息，我的身体不能再忍受了！”

    这时，总理的保健医生搀扶周恩来离开会场。这时，造反派们仍在后面叫嚷不休：“我们就是要拦陈毅汽车！”“我们还要再冲会场！”……

    此刻，走到门口的周恩来陡然转身，眼中喷射出愤怒的火焰：“你们谁要拦截陈毅的汽车，我马上挺身而出！你们谁要冲击会场，我就站在大会堂门口，让你们从我的身上踏过去！”

    其实，外交部“夺权”前后被造反派多次批斗的陈毅，在这以后并没有真正“沉默”。在周恩来的精心安排下，他仍以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部长的身份昂然出现在各种内外场合：

    1967年9月30日晚，陈毅出现在周恩来主持的国庆18周年招待会上；

    10月1日上午，陈毅与其他“二月逆流”的副总理和老帅们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

    11月30日，陈毅又与周恩来联名电贺南也门人民共和国独立。

    （李智舜）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