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进来后，扫视了一下会场，指着身边一张空着的沙发说：“向前同志，你是病人，来，换个座位！”在场的人都为总理无微不至地关怀别人而深深感动。

    听到总理亲切的声音，黄杰竟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只报告说：“已经走了……”就再也没有说下去了。周总理理解黄杰的心情，安慰她说：“你和徐帅要保重啊！”

    和周恩来有过交往的人，每个人都可以讲出一些催人泪下的故事，徐向前也不例外。

    中国革命的纽带联结了周恩来与徐向前之间的友谊。这种友谊饱含了中国革命的曲折、艰辛、胜利，这种友谊经过了血与火的洗礼。

    相识于黄埔军校

    邓大姐说认识黄杰比徐帅早，那是指邓大姐本人与徐帅的认识，而徐帅与周恩来的认识要早一些。1924年，徐向前考取了黄埔军校第一期，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而周恩来此时已是中共两广区委委员长兼宣传部部长，并兼任黄埔军校的政治教官，给第一期的学生讲授政治经济学。11月，又兼任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26岁的周恩来一到任，立刻显露出引人注目的才华，井井有条而又富于创造性地开展了工作，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出现了蓬蓬勃勃的局面。徐向前在回顾这段军校生活时说：“在周恩来主持下，军校的政治工作相当活跃，革命性、战斗性很强，有力激发了师生的革命热忱。”在周恩来的指导下成立的青年军人联合会成为团结青年人探讨革命的核心组织。徐向前就是该组织的骨干成员。

    1925年1月15日，广东革命政府发表《东征宣言》，决定讨伐广东军阀陈炯明。周恩来作为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随军东征。徐向前已经毕业，留在入伍生队任排长，参加东征。第一次东征取得了巨大胜利，是与周恩来强有力的政治工作分不开的。东征中军校的政治工作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军队政治工作方面所作的最早的尝试，并且取得了巨大成功。周恩来在领导这项工作中表现出了富有创造性而又周密干练的才能，由此在国共两党内、特别在黄埔师生中受到广泛的尊敬。

    少言寡语、不显山露水的徐向前，很少与周恩来直接接触，他是从周恩来的演讲中，在斗争实践中来认识这位中国革命的杰出领导人的。正是这位老师，对徐向前的一生产生了深远影响。

    1925年，徐向前告别黄埔，到河南的国民第二军工作，1926年辗转到武汉，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任队长，并于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4、5月间徐向前又见到了周恩来。徐向前接党内通知，要他到蛇山西面的粮道街开会。到了会场，见周恩来坐在主席台上，十分高兴。那一天会议由孙永康主持，施存统讲了话，周恩来作主要报告。这是徐向前入党后第一次参加党的重要会议，听得特别认真。他又一次听到了周恩来那熟悉的声音，又一次看到了那熟悉的挥动的臂膀。蒋介石唆使夏斗寅偷袭武汉，形势危急，但周恩来同志非常沉着坚定。他号召大家行动起来，打垮国民党反动军阀的进攻，保卫武汉。徐向前从周恩来的演说中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会后，武汉军校组成了独立师，配合叶挺的二十四师作战。徐向前率领学生军，一边行军一边教练。学生军热情很高，作战勇敢，在武汉以西的桃花镇，将“川老鼠”落绍曾部和杨森第9师打垮。叶挺部也在纸坊将夏斗寅部打垮。革命军胜利返回武汉。

    从黄埔军校到武汉分校，徐向前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转变，这是与周恩来及其他共产党人的教育帮助分不开的。

    西路军脱险归来，周恩来关怀尤加

    徐向前率西路军两万余人，在河西走廊与马家军浴血奋战4个多月，终因敌众我寡，孤立无援而失败，但它吸引了10万敌军西向，有力地配合了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1937年4月30日，虎口余生的徐向前，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回到了援西军总部镇原。刘伯承见老战友归来，十分高兴，立即发报给延安：“我们的徐向前同志已于今日19时到达援西军司令部。”任弼时、张浩、杨奇清等也都赶来欢迎他。同时电告在西安的周恩来副主席。

    徐向前在镇原休息半个月，于5月16日到云阳，见到了彭德怀、左权等人。5月20日，周恩来从西安专程赶到云阳看望。草地一别，恍若昨日，周副主席剃去了长胡须，神采飞扬。徐向前见到周副主席，百感交集，汇报了西路军失败的经过，倾诉了自己的酸甜苦辣。周恩来安慰了他，十分关心西路军被俘人员和失散人员的命运。由于艰苦鏖战，长途跋涉，徐向前牙痛发作。周恩来、彭德怀、任弼时劝他去西安治疗，于是，徐向前便随周恩来去西安。

    徐向前在西安治好了牙痛，于6月18日与周恩来一道回延安。国民党派了两架飞机送他们，因为这种飞机只能乘坐1人。周恩来的座机先行，徐向前随后。起飞不久，周副主席的飞机不见了，徐向前乘坐的飞机驾驶员也迷了路。驾驶员问他到了什么地方，由于飞机声音大，驾驶员的话听不清，就写了张条纸子递给徐向前。徐向前第一次坐飞机，没有到过陕北。但军事家的特点，使他研究过陕北的地形。他看到地上有一条河，估计是洛河，于是让驾驶员沿着河飞。果然发现了延安机场。飞机落地后，一问周副主席的飞机没有来，这可急坏了徐向前。到了延安城里，听说西安来了电报，周副主席乘坐的飞机驾驶员也迷了路，又飞回西安去了。周副主席安然无恙，徐向前心里才算一块石头落了地。

    逆境情愈浓

    解放后，日理万机的周总理，从不忽略关心他人的每一个细节。1950年，徐向前生病未愈。有一天，他去中南海参加会议。去了后坐在会议厅的后排，周总理进来后，扫视了一下会场，指着身边一张空着的沙发说：“向前同志，你是病人，来，换个座位！”在场的人都为总理无微不至地关怀别人而深深感动。

    1951年，徐向前身体刚刚恢复，就肩负着毛主席和周总理的重托，率兵工代表团访问苏联，商谈抗美援朝急需武器装备的订货和建设我国兵工工业问题。代表团的工作日程都报告周总理，再由总理报告毛主席。徐向前在莫斯科经过4个月的艰苦谈判，圆满完成了中央赋予的任务。

    10月，徐向前结束了苏联之行，率代表团由莫斯科回国，11月6日，进入满洲里，在列车上举行酒会，庆祝十月革命节。由于长时间疲劳，徐向前感冒发烧，肋膜炎复发，住进了长春空军医院。周总理得知后，当即派卫生部副部长傅连璋率医疗组乘专机到长春，将徐向前接回北京医院治疗。

    一个人在危难的时候，更感到友谊的重要。徐向前忘不了“文化大革命”的艰难岁月，忘不了周总理的关怀和爱护。1967年1月，徐向前由毛主席提名，出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徐向前深感力难胜任，几次恳辞不准，只好硬着头皮上阵。1月11日，周总理在全军“文革”小组名单上批示：“军委通过，中央批准。”徐向前走马上任，面对造反派无休止的纠缠，常常发火，头疼症也频繁发作。周总理关怀徐向前，对他说：“和他们（指造反派）打交道，你要掌握8个字，就是‘多听少说，多问少答’。”

    徐向前上任1个多月，就惹出了“大闹京西宾馆”和“大闹怀仁堂”事件，与林彪、江青一伙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先是在京西宾馆军委碰头会上，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3位老帅先是为稳定军队问题同江青、陈伯达、康生、姚文元等展开了激烈争论。后来江青一伙搞突然袭击，批判肖华。为此，徐向前和叶剑英拍了桌子，徐帅的茶杯盖摔到了地上，叶帅拍伤了手骨。1967年2月9日，在周总理主持的研究“抓革命，促生产”的会上，徐向前和陈伯达为刘志坚问题吵了起来，徐向前坚决反对陈伯达关于刘志坚是叛徒的说法。11日，徐帅和叶帅又同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叶剑英质问康生、陈伯达、张春桥一伙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吗？”徐帅敲着桌子，激愤地说：“军队是革命的支柱嘛，你们还要不要军队？如果不要，我就不干了。”两边吵起来了，周总理只好宣布休会。2月16日，谭震林、陈毅、李先念等又把“大闹”推向了高潮。江青一伙暴跳如雷，处境不利，就恶人先告状，在毛主席那里“奏了本”。18日毛主席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对三老四帅”（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大发雷霆。毛主席满面怒容、语气严厉，使“三老四帅”感到惊愕。因为江青一伙抢先告状，周恩来总理很被动。在会上几次打圆场，并主动承担责任，但无济于事。主席发了大火，老帅们思想不通，会后集中在叶帅那里，分析形势，继续发牢骚。周总理也没有睡觉，他在思考这场惊心动魄的较量，筹划着保护老同志的良策。他主意已定，立即要通了西山叶剑英的电话，提出了三条建议：第一，要心安气静，吃好睡好，不要住院，要和他们奉陪到底；第二，要坚守阵地，决不放弃。放弃阵地，就是退却，逃兵；第三，该检查的就检查，要讲点策略和斗争艺术，“你们都是身经百战的军事家，战略战术比我懂。不能匹夫之勇。这样做，并不是怕谁。过去打天下时。为了人民，可以把生死置之度外，现在为了把住人民所给的权力，受点污辱、批判，算得了什么！”老帅们仔细回味总理电话的含义，都觉得总理想得深，看得远。徐帅苦笑着摇摇头说：“这次事件后，我感到意外的是，怎么也没想到主席会这样。我们失去了理智，主席也感情用事了，直接参战，为江青撑腰。”

    毛主席批了老帅，心里也不踏实。1967年4月，他向周总理问起北边的情况，要全国人民，特别是军队，加强备战，准备打仗。善于揣度主席心理的周恩来，将早已想好的意见面陈毛主席。他说：“四位老帅和三位副总理，都做了深刻的检讨，感到对不起主席……”毛主席说：“他们能认错就好嘛！我并没有打倒他们的意思，只想狠狠地批评他们一顿，让他们改变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不要成为‘文化大革命’的绊脚石……”周总理巧妙地缓解了主席和老帅们的矛盾。周总理趁热打铁，带领“三老四帅”到中南海看望毛主席。一走进毛主席的客厅，毛主席微笑着，站了起来，主动地和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一一握手。一阵寒暄问候之后，老帅们当面向毛主席检讨。毛主席说：“这些问题，不必再提了，梁山泊的好汉，不打不相识嘛！“中央文革”不想打倒你们，红卫兵不想打倒你们。你们犯了错误，我的心情也很沉重……”并告诫老帅们不要背包袱。主席的话，算是为三老四帅解了围，徐向前心里感慨地说，总理用心良苦啊！

    见主席高兴，周恩来不失时机地请示毛主席：“明天是‘五一’节联欢晚会，你看谁应该参加？”毛主席笑着说：“你开个名单吧！”然后又转向“三老四帅”；“没有你们陪着我上天安门，我不成了光杆司令啦！”

    周恩来以他那聪颖的智慧和高超的斗争艺术，尽力保护着党的高级领导干部。

    “三老四帅”的公开亮相，激怒了林彪、江青一伙，加紧了他们迫害老帅们的步伐。他们把怀仁堂事件诬蔑为反党事件，诬蔑为“二月逆流”。徐向前作为打头炮的人，连连受到批判，三次被抄家。

    1967年武汉发生“七·二〇”事件后，徐向前又被诬蔑为武汉事件的“黑后台”，陈再道的“黑后台”。7月29日，清华大学造反派抄了徐向前的家，强行拿走了文件、书信和照片。周总理闻讯后立即批示：（一）所进人员全部撤走；（二）保证徐向前及其家属子女和工作人员的安全；（三）东西一件不准拿走，已抢走的文件柜和材料，责成卫戍区到清华大学全部追回。由于周总理这三条指示，徐向前的家属和工作人员才从危难中得到解脱，被抄走的文件、资料和信件，才陆续找了回来。

    1967年的“八一”建军节，是人民解放军建军40周年。作为人民解放军的元帅，希望出席纪念建军节的招待会，借此机会看一看危难中的战友。可是会不会要他这个“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的“二月逆流”中的成员到会呢？徐向前在想。而周总理正在为元帅们出席招待会和林彪、江青一伙进行斗争。7月31日，出席招待会的名单，讨论了一下午，争论不休，林彪、江青一伙持反对态度。周总理只好请示毛泽东主席最后决定。周总理请叶剑英通知徐向前，做出席招待会的准备。叶帅还带着理发员为徐帅理了发。刚刚理好发，周总理打来电话说，毛主席指示，今天的招待会，朱德要出席，徐向前要出席，韩先楚也要出席。为了避免发生意外，周总理还亲自布置有关部门，选定了徐向前从西山到人民大会堂的行车路线，并对沿线布置了警卫。

    徐向前乘车离开住处后，周总理又亲自打电话问黄杰：“徐帅走了没有？”听到总理亲切的声音，黄杰竟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只报告说：“已经走了……”就再也没有说下去了。周总理理解黄杰的心情，安慰她说：“你和徐帅要保重啊！”

    周总理又亲自到大会堂门口迎接徐向前。在困难的时刻，周总理为徐向前夫妇送来了温暖。他们终生难忘。

    林彪、江青一伙对老帅们的批判步步升级。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又掀起了高潮。黄永胜在总参谋部布置批判几位老帅，并发动老帅们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组织揭发批判，要求和老帅划清界线。徐向前办公室党支部写了报告，请示批判徐向前和他的夫人黄杰，周总理看到报告后批示：“不要搞得过于紧张。”并当即转呈毛主席。1969年1月3日，毛泽东亲笔作了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和他们搞好关系。”周总理及毛主席的批示，再一次挽救了徐向前。

    1969年。老帅们被赶到“六厂二校”“蹲点”，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为保护老帅，周总理花费了许多心思。总理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让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四位老帅成立一个“国际形势研究组”。每周在中南海紫光阁开一次讨论会。这样，老帅们有了聚会的机会。他们坐在一起，谈笑风生，忘却了对他们的种种指责。老帅们以丰富的经验和高瞻远瞩的胸怀，分析研究世界局势，写出了《对国际战争形势的分析》和《从世界森林中看一棵珍宝树》等报告。

    林彪自我爆炸后，徐向前从疏散地开封返回北京。从1972年到1974年，他根据周总理的指示，承担了接待西哈努克亲王的任务。1973年11月2日徐向前和黄杰专程到广州迎接西哈努克亲王的母亲哥沙曼王后。周总理在北京车站迎接。周总理远远地看到黄杰，问身边的人：“那个妇女是谁？”工作人员说：“是徐帅的夫人黄杰。”总理听后哈哈大笑，他说：“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啦。”据总理身边的人说，周总理很长时间没有这样笑过了。他从1972年就发现患有癌症，又在政治局会议上受到批评。毛泽东认为周恩来在与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的会谈中犯了右的错误。主席的不满，江青一伙的捣乱，国家处在“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局面之中，周恩来怎能真正愉快啊！无休止的工作，耗尽了周恩来的精力，心中有说不尽的苦衷。可是谁又能为他分忧呢？

    1973年5月徐向前受周总理委托，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特使，出访斯里兰卡，出席中国援建的班达拉奈克国际会议大厦落成典礼。7月，又根据周总理指示，率高级军事代表团访问阿尔巴尼亚，表达了加强团结，维护中阿友谊的愿望。还协助总理接待一些国家来访的元首。“总理太累了。”徐向前这样想，“能为总理分担的，就尽力分担吧！”

    （李而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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