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不仅在军事工作方面十分重视叶剑英的意见，在其他工作方面也注意发挥他的才能。

    在这艰难的岁月里，周恩来对叶剑英如此关怀、保护和重用，叶剑英对周恩来同样十分敬重和支持。

    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共同的革命责任感，使他们紧紧联结在一起，并肩战斗，奋斗不息。

    一

    叶剑英与周恩来的革命友谊，开始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1924年年初，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喜讯像和煦的春风吹遍了中国的大地，也吹到了法国的巴黎。当时旅欧的周恩来，根据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定，同孙中山派到法国筹组国民党支部的代表商谈两党合作问题，并被选为国民党驻欧支部执行部代理执行部长，负责主持国民党驻欧支部的工作。1924年9月初，周恩来奉中共中央指示，返回大革命策源地广州，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兼区委宣传部部长。他作为一个共产党的领导人，公开参加国民党，拥护孙中山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和所制定的新政策，为实现新民主主义的“国民革命”而奋斗。

    就在这同一时期，同一地点，叶剑英作为一个普通的国民党员、追随孙中山的民主主义革命者，也正以建国粤军第二师参谋长的身份，活跃在广州军界和政界，满腔热情地支持和参加国共合作的伟大事业。

    周恩来回到广州，第一件大事就是坚决维护孙中山主持的革命政府的权威，参与指挥平息商团的反革命叛乱。叶剑英奉命率建国粤军第二师部分官兵，同其他革命军一起，也参加平叛作战。在这次平定商团的叛乱中，叶剑英第一次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参加战斗。

    不久，周恩来调至黄埔军校，先任教官，后任政治部主任。叶剑英在周恩来到黄埔军校之前，已经担任军校的教授部副主任，并亲自执教，成为当时学校很有威望的教官之一。在办校与教学的过程中，叶剑英通过与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直接和间接的交往，具体感受到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和工作作风，十分敬佩。他认识到，国共两党真诚合作，是国家和民族的希望所在。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他第一次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

    艰难显奇才，困境识真知。叶剑英更深一层结识周恩来，是在淡水之战后的白芒花镇。当时就下一步作战计划发生了激烈争论。蒋介石和他的追随者力求先打惠州，令部队掉头西进；叶剑英和张民达，则主张对惠州围而不打，而以主力东进，直捣叛军老巢潮汕。双方坚持己见。周恩来冷静地听取了双方的理由，认为暂时放弃重镇惠州，集中兵力歼灭当面敌军力量，夺取最后胜利，是正确的作战方针，因而果断地支持张民达、叶剑英的意见。于是，许崇智作出了继续挥师东进的决定。右路军乘胜追击，攻克海丰，横扫潮梅，取得全胜。战争的结局表明，周恩来在白芒花镇争论的关键时刻，所作出的判断是正确的，叶剑英佩服周恩来的胆略和智慧。

    二

    1930年，叶剑英结束在苏联的学习生活，回到上海，向周恩来汇报了在苏联学习的情况。周恩来留他暂时在上海军委工作，与刘伯承一起翻译苏军步兵战斗条令。经过一段努力，条令译好成书，送往各个根据地，对我军建军作战起到了参考作用。1931年年初，周恩来找叶剑英谈话，征求他对今后工作的意见。叶剑英说：我过去一直在军队工作，现在回国来，还是想搞军事工作，希望组织派我到苏区去。周恩来根据叶剑英参加东征、北伐、广州起义的经历，认为他是一位很有军事头脑的指挥员，决定派他到中央苏区去工作，并特意发报给苏区中央局，让叶剑英担任中央军委参谋部负责人。1931年11月25日，中央军事委员会成立正式任命叶剑英为中央军委委员兼总参谋部部长，后改为工农红军总参谋长。

    不久，周恩来从上海到达中央苏区，在反“围剿”作战中，叶剑英第一次作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助手，在军事指挥中表现出突出的才干。

    1932年8月7日，周恩来和叶剑英等同志出席在江西兴国县召开的中央军委的重要军事会议。会议决定攻取乐安、宜黄两县。叶剑英根据周恩来的指示，领导参谋部制定了向北行动的作战方案。部队在周恩来、毛泽东等指挥下，于17日、20日分别攻克乐安城和宜黄，共歼敌高树勋部二十七师5000余人。这次战役，由于叶剑英首先领导参谋人员作了侦察，制定了周密的作战计划，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很满意。他在南丰写给苏区中央局的报告中说：过去军事行动上无方案，这次我们力矫此弊，制定了北取乐安、宜黄的作战方案，本着这个方案去做，实现和完成了第一步作战计划，获得伟大成功。这实际是对叶剑英负责的参谋工作，作了充分肯定和赞扬。

    周恩来不仅在军事工作方面十分重视叶剑英的意见，在其他工作方面也注意发挥他的才能。这年10月，他代表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与福建政府和十九路军派来瑞金的代表吴明等人进行谈判时，就常偕同叶剑英一起参加，听取他的意见。其后，即使叶剑英遭到李德等“左”倾领导者的排斥，由福建军区前线调回军委任第四局局长时，周恩来一如既往，照样器重他、信任他，并赞扬他是能上能下的好干部。长征开始前，中央决定将军委总司令部、总政治部及其直属队组成野战第一纵队，任命叶剑英为纵队司令员。周恩来采纳叶剑英提出的保护被“左”倾领导者排斥打击的党的骨干的建议，尽最大努力，保护和安排一批干部，参加长征。长征途中，在遵义会议期间，叶剑英在军委总部协助周恩来、朱德指挥作战，得到了极大信任。特别是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叶剑英将张国焘的密电及时送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党中央连夜召开紧急会议，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北上，避免了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武装冲突，维护了团结。事后，周恩来多次表彰叶剑英在关键时刻，为党立了大功，赞扬说：“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也正是在这种疾风劲吹的时刻、板荡险恶的环境，他们的胆略愈壮，才华愈显，彼此更相知，友谊更加深了。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末期和抗日战争前期，周恩来、叶剑英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在党的统一战线的工作岗位上，共同战斗了近5年的时间。这期间，周恩来、叶剑英的接触和交往，比以前各个时期都更直接，更密切。他们之间的友谊，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更为广阔的天地。

    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周恩来长期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日理万机，但他仍然十分关心叶剑英的工作和生活。

    建国之初，周恩来和毛泽东主席商量，想让叶剑英担任第一任外交部部长，并几次征求他的意见。叶剑英深深感激党和周恩来的信任，但担心自己难以胜任，推辞了。后来，叶剑英奉命南下，先是率部解放广东，继而领导华南地区的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叶剑英虽然离开首都，远在南国，但依然继续得到周恩来的亲切关怀和直接领导。

    叶剑英在领导华南地区的剿匪反霸、土地改革、“三反”、“五反”、文化教育、统一战线，以及各项经济建设工作中，非常注意向周恩来总理请求汇报，及时得到他的帮助指导。特别是在雷州半岛和海南开发我国橡胶事业的过程中，困难重重，毛泽东、周恩来、陈云给予了大力支持，帮助解决各种难题，迅速建成基地，取得丰硕成果。

    1954年，叶剑英奉调返回北京，相继负责全军的军事训练、院校建设和军事科学研究等项工作，致力于现代化国防建设。这一期间，周恩来虽然主要精力用在领导国家的经济建设上，但对叶剑英所负责的各项工作，仍然热心关注，给予支持和帮助。

    1955年，叶剑英在辽东半岛主持导演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军事演习。周恩来与刘少奇等党、国家和军队的领导人，亲往观看，并给予很高评价。

    1958年，军事科学院成立。周恩来亲自签署命令，任命叶剑英担任院长兼政委。

    在这长达10余年的时间里，周恩来和叶剑英虽然处在不同岗位上，但在党和军队的建设、国际共运，以及出国访问等外事活动中，他们继续保持着直接的接触和交往，加深了彼此间的了解、信任和友谊。

    1966年，一场席卷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这场悲剧性的历史浩劫中，周恩来和叶剑英都处在党、国家和军队的领导岗位上。他们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苦撑危局，坚韧不拔，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斗争，为党和人民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在这场内乱中，周恩来和叶剑英的革命气魄和斗争艺术，得到了更充分的展现。他们之间的革命友谊，也升华到了一个更新的高度。

    “文化大革命”之初，周恩来全力领导着国务院的工作。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在刘少奇被错误“炮打”的情况下，周恩来被指定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叶剑英则相继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书记处书记、军委秘书长，奉命主持军委日常工作。而“文化大革命”的实际领导权，却由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一伙把持着。周恩来在职权所能及的范围内，对叶剑英主持的军委工作，特别是他在运动中所采取的稳定军队、保护干部的一系列措施，给予了有力的领导和支持。

    尽管“中央文革”一伙高喊要“开展四大”，“横扫一切”，叶剑英在思想上始终坚持一个明确的信念：作为无产阶级专政柱石的军队要稳定，不能乱！如果军队乱了套，敌人乘机入侵，怎么应付？为此，叶剑英同几位老帅一起，对稳定军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五·一六通知》发出不久，叶剑英即与军委、总政领导同志一起，研究起草了一个《关于部队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几项措施的请示报告》，规定师以下战斗部队着重进行正面教育，不搞运动，军内的“文化大革命”限制在宣传、文化等少数部门开展。这一报告经中央批准、下发后，叶剑英又同总政一起研究确定，将一些院校划为“整风彻底”的单位，不开展“四大”。并发出不准军队院校师生来京串联的指示，作出文艺团体不准成立群众组织，不准串联等项规定。

    这一系列措施，大都得到周恩来的首肯和支持，但同时又遭到林彪、陈伯达、江青、康生一伙的反对。

    为了稳定局势，防止自毁长城，动员军队院校师生回校复课，叶剑英主持军委常委会议讨论决定，并报毛泽东、周恩来批准，于11月中下旬在北京工人体育场连续召开了两次“10万人大会”。在这两次大会上。叶剑英、陈毅都发表了讲话，对“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错误做法提出了严厉批评。周恩来亲自出席大会，以实际行动表示，对叶剑英主持军委采取的正确措施坚决支持。

    随着内乱的不断扩大，周恩来以他的革命坚定性和斗争灵活性，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坚持着韧性的战斗，正像当年鲁迅说的那样，“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抗住了黑暗的闸门”。叶剑英则勇敢地站在第一线，挺身而出，同林彪、江青一伙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大体说来，从1966年冬至1967年春，叶剑英直接参加的较大的反击斗争就有四次。而在每次反击之后，都引起了林彪、江青一伙对他更大的仇恨和打击，随之而起的是造反派对他更猛的声讨浪潮。在十分危难的情况下，每次都是周恩来以高超巧妙的斗争艺术，保护叶剑英“过关”（自然，有时毛泽东也出面讲话）。

    1970年以后，随着历史发展某些新的转机的出现，特别是九届二中全会陈伯达问题被揭出，“九一三”林彪自我爆炸，周恩来作为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审时度势，精于运筹，不失时机促成形势的转变，推进了拨乱反正的历史进程。在这种情况下，叶剑英经毛泽东、周恩来提议，重新被赋予重任，主持军委日常工作。这就再次形成了周恩来与叶剑英这两位革命家一个主政、一个主军的局面。从这时开始直到周恩来去世，叶剑英得到周恩来莫大的信赖和支持，发挥了更大的历史作用。

    自然，这一时期同江青为首的“四人帮”的反复斗争，更加紧张了。在所谓“批林批孔”运动中，“四人帮”把矛头对准周恩来的同时，也对准了叶剑英。1974年，江青一伙两次突然袭击，召开地方和军队系统的万人大会，影射周恩来，公开点叶剑英的名。叶剑英直接写信给毛泽东，使江青一伙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年底，在筹备召开四届人大的过程中，周恩来同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等人频繁交换意见，抵制“四人帮”的组阁阴谋。在毛泽东的支持下，终于取得胜利。

    1975年夏，叶剑英与邓小平一起主持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在会上严厉谴责江青插手军队的阴谋活动，并向军队高级干部打招呼。其后，在叶剑英主持下，对全军二十几个大单位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配备。这些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稳定军队与全国形势，创造了重要条件。

    年底，周恩来在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对前往医院看望他的叶剑英说：要注意斗争方法，无论如何不能把权落到他们（指“四人帮”）手里。这一忠告，使叶剑英后来同中央政治局其他同志一道粉碎“四人帮”，增加了勇气，更注意讲究斗争策略。

    在这艰难的岁月里，周恩来对叶剑英如此关怀、保护和重用，叶剑英对周恩来同样十分敬重和支持。他时刻关心周恩来的安危。尽管身处困境之中，他还是把从各个方面获悉的情况和信息，想方设法报告周恩来知道，供他在斗争中参考。即使在被下放到北京新华印刷厂劳动和在湖南下放、受折磨期间，他也经常给周恩来写信，或通过其他途径，汇报自己的思想情况和所了解的情况。

    周恩来生病以后，叶剑英对他的深厚友谊和爱戴之情，得到了更集中的体现。

    1972年，周恩来开始尿血，经诊断患了膀胱癌。江青、张春桥一伙幸灾乐祸，以保密为名，封锁病情，不让毛泽东知道严重情况，也不积极组织治疗。一向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奉为座右铭的周恩来，只知拼命为党和人民工作，很少顾及自己的重病。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十分着急，跑去找叶剑英想办法。叶剑英在一次陪同毛泽东接见外宾以后，当场拿出周恩来的一瓶血尿标本给毛泽东看。毛泽东于是才了解到周恩来病情的严重，指示要抓紧治疗。

    1974年，周恩来住进医院后，叶剑英和其他一些老同志亲自组织医疗小组，制定方案，为周恩来治病。他还到处打听治疗膀胱癌的秘方、验方，一旦发现，即指示解放军总医院检验。他曾经亲自到医院病房，半蹲着身子通过仪器直接观察膀胱癌病例的治疗效果。每当周恩来做重要手术时，叶剑英总是守候在手术室门外，直到手术结束，问清情况才离开。即使出差在外地，他也经常打电话到医院，详细询问病情。他同医务人员谈起周恩来的病情，常常禁不住热泪盈眶，有几次竟痛哭失声。叶剑英晚年，当人们向他谈起周恩来的伟大功绩时，他常常竖起大拇指，激动落泪，感佩不已。

    周恩来和叶剑英的亲密友谊，可说得上是“把臂之交，金兰之友”。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共同的革命责任感，使他们紧紧联结在一起，并肩战斗，奋斗不息。他们的友谊是永恒的。

    （范硕 丁肻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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