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周总理和李先念做了许多“灭火”工作，但是当时财贸口的造反派还是把矛头指向李先念，说他是财贸口最大的“走资派”，要炮轰，要打倒。周总理不得不出面及时加以制止。

    “第三次人民代表大会的时候，先念同志提出不兼任财政部部长，几个同志也都打算不兼了，毛主席说不行，一律得兼，这是对这些同志信任嘛。”

    一

    周总理力图控制“文化大革命”的破坏范围，制止造反派“炮轰”李先念

    从“文革”一开始，周恩来总理对为什么要发动这场“革命”，这场“革命”怎么搞法，要达到什么目的，百思不得其解，感到困惑，更担心将会造成严重恶果，但在公开场合又不能说不同意，只好说“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几位副总理包括李先念在内，同样不理解。李先念坦率地对财贸部门的一些领导同志说：自己“很不理解，想跟跟不上，掉了队”。他曾经让派往财贸口院校的工作组“顶住”，还说过揪学校领导干部和工作组的头头，像是些土地改革中的“勇敢分子”。周总理和他对“文革”的看法本质上是相同的，但他们又都一向顾全大局，既要尊重毛主席的领导，维护党的统一和威望，又要从国务院整体工作着想，在艰难中竭力维护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保证人民生活不发生困难。

    当时周恩来总理住中南海西花厅，李先念宿舍和办公在东花厅，中间只相隔国务院会议厅（现称老会议厅），会议厅两侧各有旁门，一侧通东花厅，一侧通西花厅。周总理找李先念有要事相商，旁门一开就可过去。在“文革”期间，商量事情就显得更方便了。

    1966年下半年，原来只在学术、文化教育界和学校里进行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冲击到各个生产部门和经济领域。各大专学校由揪斗校领导发展到揪斗其所归属部门的部领导、国务院领导同志，以致在社会上乱揪乱斗，并以“保”和“揪”分为两派，互相打派仗，形成了严重的混乱。周总理力图控制“文革”的冲击范围，采取一系列措施，保持国民经济的运转不中断。7月2日，在周恩来总理主持和几位副总理共同研究下，拟定和发出了《关于公交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7月22日，又下发补充通知。中心内容是：“文革”的重点是文教部门和党政机关，生产企业和建设单位的“抓革命”要分期分批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希冀使生产建设单位不受冲击。

    在采取一系列具体措施的同时，周总理还夜以继日地接见各部门、各地方、各学校的各派代表，十分耐心地做工作，教导他们不要打派仗，不要乱揪斗干部，不要冲击生产，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李先念为了稳定分管的财贸部门及所属院校秩序，不使已经疲惫不堪的周总理再操心照顾财贸口的“文革”，压着火气连续接见各派代表，还多次深入到外贸学院、商学院等学校做两派工作，要求他们不要闹派性，不要随意乱批斗部领导，尽力支持外贸、商业、财政等部的领导干部继续抓工作。但两派都说他是“和稀泥”，是“高级泥瓦匠”，一些造反派则说他继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尽管如此，经过李先念不辞辛苦地做工作，财贸口的形势一度趋于平稳缓和。这期间，李先念还受周总理的委托，到王震家传达周总理指示，并明确讲王震是毛主席信得过的人，有很大功劳，是打不倒的，劝退冲击王震的红卫兵，同时劝告王震压住火气，不要跟红卫兵硬顶，免受伤害。此外，还奉总理指示陪同李富春副总理接见铁路、交通系统各派代表，尽力维护运输畅通。尽管周总理和李先念做了许多“灭火”工作，但是当时财贸口的造反派还是把矛头指向李先念，说他是财贸口最大的“走资派”，要炮轰，要打倒。周总理不得不出面及时加以制止。

    当年11月，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邀请中共中央派党政代表团出席。在周恩来总理主持的中央碰头会上，确定李先念参加，并任副团长。这一消息传出后，“中央文革”小组所支持的一些造反派头头就起哄，声称李先念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没有彻底检查，不能作为代表团成员出国。满街贴大字报，成为当时各大专院校造反派围中南海的一大内容。周总理顶住造反派的压力，将此事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赞许说：战争年代“李先念是将军不下马的”，同意李先念参加代表团。这样，“中央文革”小组一些人的企图才未得逞。

    12月底，当时提倡大联合，财贸口各群众组织酝酿成立“国务院财贸系统革命造反派联络委员会”，要求周总理、李先念出席。“中央文革”唆使下的财贸口造反派头头，企图借此打倒先念同志。照当时的程序，大会要有个所谓的“宣言”。一些造反派头头起草的宣言和致毛主席的信中有“李先念是财贸口最大的走资派”，“李先念是财贸口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总代表”等字句。周总理见到后统统删掉了，并让总理联络员（当时在混乱之中为便于国务院同各部门之间的联络，周总理决定从军队和一些部门抽调干部，作为总理联络员）传达他的指示，明确规定，在成立大会上，不准喊“炮轰李先念”、“打倒李先念”等口号。否则他和李先念都不出席。造反派不得不表示接受总理的指示。

    12月31日，联络委员会召开成立大会。周总理和李先念都出席了。造反派把红袖章给周总理戴上，不给李先念戴，周总理很生气。他命令造反派给李先念戴上红袖章，并说如果不给李先念戴，他也不戴。造反派出于无奈，才被迫给李先念戴上红袖章。这天，总理还有其他事情，讲完话就离开了会场。总理刚走，一些造反派就拥到主席台上，围攻李先念，声称要把红袖章扯下来拿走，指责李先念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种不尊重李先念的恶作剧，总理知道后，非常愤慨，立即指示联络员告诉造反派头头，指出他们的这种做法是非常错误的，必须向李先念赔礼道歉。这是周恩来总理第一次亲自出面保护李先念，阻止了“中央文革”中一些人利用造反派打倒李先念的企图。这正是一月夺权风暴的前夕。

    二

    周总理抵制“夺权”风，宣布财政大权不能夺

    1967年1月，由张春桥、姚文元组织策划的上海夺权，由于得到毛泽东主席的支持，致使夺权风暴迅速刮到全国。国务院各部委及所属院校的造反派在林彪、江青一伙的支持下，妄图夺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权。周总理经请示毛主席同意，明确外交、公安、计划、财政等中央的大权不能夺。“中央文革”小组表面为应付周总理，一面让王力打电话给李先念，说是财政大权是不能夺的，一面则派其爪牙到财贸口煽动造反派夺财政部的权。1月24日，财政部造反派在个别部领导干部的支持下，把主持财政部工作的吴波打成所谓“刘邓司令部的黑干将”，宣布夺财政部的大权。周总理闻讯后，于2月5日作出五点指示让联络员传达给财政部所谓的“接管委员会”，指出：财政部的业务权不能夺；业务工作请示先念同志（当时兼财政部部长）；财政计划指标要在三五天内下达；吴波同志因被斗身体不能支持，要休息；总理准备亲自接见财政部的同志。但是支持财政部夺权的那个部领导干部和造反派串通一气，公然对抗总理指示，坚持错误，拒不交权。周总理一向爱护干部，他指示李先念找此人谈话进行帮助和教育。2月7日，李先念把此人找到办公室规劝，希望他放弃参与和支持造反派夺权的错误行为，协助吴波同志工作。此人不听规劝，声称：“财政部造反派夺业务权是应该的，夺得对的。”李先念问，总理的指示你为什么不执行？他竟然说：“总理指示我不理解，不能盲目执行。”李先念听后非常气愤，一名国家高级干部，在关键时刻，竟然明目张胆地对抗周总理指示，当着李先念的面要夺财政权，真是一大奇闻。

    当时正在处理铁道部“夺权”问题、一面连日召集铁道部的造反派进行说服教育工作、一面同余秋里和谷牧千方百计疏通交通忙得不可开交的周总理，在听到李先念报告后，十分恼火，随即和李先念商量决定接见财贸系统群众组织的代表，制止夺权，确保财政大权不旁落，同时也可对其他部门的乱夺权起到遏制作用。

    1967年2月17日，周总理由李先念陪同接见财贸口群众组织的代表。事先明确通知只接见群众代表，不接见“当权派”，以便专门做各派群众的工作。各部门领导干部都遵照通知不参加，只有财政部那位想“站出来”夺权的部级干部在造反派头头精心策划下混入了会场（国务院小礼堂）。李先念的秘书发现后，劝他退出，他不但不听，还挑动群众围攻。这时周总理和李先念已到武成殿（小礼堂东侧），听到这一情况后，非常生气，让自己的秘书正式通知他退出会场，他竟然仍不听从，实在难以容忍。周总理进入会场后，叫他站起来，退出会场，说了几次，他就是不听，其他部门的群众代表也劝他退出，以免影响接见，他还是不走。周总理再也忍不住了，说：“我奉主席命令开这个会，你就这样做啊，红卫兵、警卫战士执行命令！”就这样，把这位部级干部驱出了会场。

    周总理在讲话中严厉指出：“财政大权能够这样让你们夺？这是中央，不是地方，你们是夺毛主席的权！党中央的权！中央财政大权都给你们，中央还有什么？你们夺到中央来了。还有外交权也是中央的权，计划权是计委执行的，这些权不能夺。”“党权、政权、军权是最大的了，党权里有人事权，政权里有外交权、计划权，还有财政权，这都是大权，能够大权旁落吗？毛主席能够这样授权给你们造反派？”周总理还极为深情地说：“把大权统统交给你们，我们不管了都去休息，那怎么对得住人民，对得住党、对得起毛主席呀！对得住革命呀！我们要犯罪呀！”

    他还说：“李先念兼任财政部部长，我们信任他。”“第三次人民代表大会的时候，先念同志提出不兼任财政部部长，几个同志也都打算不兼了，毛主席说不行，一律得兼，这是对这些同志信任嘛。”

    2月18日，李先念又到财政部召集司局长以上干部开会，传达周总理的讲话。

    周总理和李先念在林彪、江青一伙掀起的夺权狂潮中，作了这样讲话并采取了坚决的手段，充分表明对夺权风的抵制和不满，一时也限制了夺权的范围。

    三

    周总理支持“二月抗争”，设法保护李先念等老同志

    当全面夺权的狂潮席卷全国的时候，社会动乱更加严重，党政机关陷于瘫痪，军队也受到严重冲击，一大批党政军高级干部遭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一切使老一辈革命家感到强烈的震惊和愤怒。1967年1月4日，刚上任几个月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陶铸，因不同意“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并坚持抓生产，突然被打倒。当时陶铸还在陪周总理接见文艺、体育界代表，陈伯达、康生、江青就宣布“陶铸是最大的保皇派”。这么重大的事情没有经中央政治局讨论，由陈伯达这个常委把另一个常委打倒了。对此，李先念和陈毅、谭震林等同志十分困惑，就到李富春家，想问问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富春知道不知道事情的原委。李富春说他也不知道，常委没有讨论过。后来又听说周总理和陶铸本人事先也不知道。这激起了他们的强烈不满，义愤填膺。李先念和陶铸是老战友，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一起开辟中原根据地，全国解放后又在中南局一起工作过，所以对他的遭遇更难容忍。此时国务院处境更困难，周总理和几位副总理苦苦支撑的局面也很难维持。陈毅几次到李先念的住处东花厅，李先念也多次到陈毅、谭震林办公室一面谈工作，一面谈“文革”的遭遇；他们三人还曾在李富春处研究工作时，议论“文革”中出现的各种反常现象，表示对“文革”小组不满。

    与此同时，周总理仍然刻意要保护被“夺权”、被“打倒”的党政高级干部。他召集李富春、陈毅、李先念、谭震林等尚能工作的几位副总理紧急磋商，拟定了一个要保护的干部名单：国务院部门领导同志有廖承志、余秋里、谷牧、方毅、姚依林等30多人，地方领导同志有宋任穷、江华、江渭清、张平化、陈丕显等20多名，经毛主席批准，将名单中国务院各部委的负责同志接到中南海休息，对地方的负责同志则接到北京，加以保护。张春桥等人对抗周总理的部署，借口群众不答应，扣住陈丕显，不让来北京，酿成了“二月抗争”中大闹怀仁堂的直接导火线。

    2月11日和16日，周总理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扩大的中央碰头会，议题是讨论“抓革命、促生产”。但是会议一开始就围绕着“文化大革命”问题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政治局委员和军委领导人，对“中央文革”小组的种种错误行为提出了强烈批评和指责。谭震林质问张春桥为什么把陈丕显扣住。几位老帅的发言义正词严。李先念愤慨地说：“我们党一贯强调大多数干部和群众是好的，现在这种搞法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还要不要？老干部都打倒了革命靠什么？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逼供信。”他还强调指出：“这种统统把老干部打倒的做法是从1966年《红旗》13期社论开始的。那样大规模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有什么大串联，把老干部统统打倒了。”当先念说到这里时，周总理当即质问康生：“这篇社论你看过呢？”康生当面撒谎，说没有看过。周总理又气愤地说：“这么大的事，事先为什么你不叫我们看看？”显然，周总理这几句话实际上是支持对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的批判。《红旗》第13期社论，是“中央文革”小组根据林彪国庆节讲话决定写的，尔后经过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共同讨论定稿的。其矛头是指向周总理，煽起了打倒老干部的恶浪。

    周总理是“二月抗争”会议上的主持人，所以他的发言不能像其他老一辈革命家那样激烈，但是他的思想、观点和看法同他们是一致的。这在其他场合表现得非常明确。2月17日，即大闹怀仁堂的第二天，周总理和李先念接见财贸口群众代表时，对一些问题也讲得十分尖锐。关于对待老干部问题，他说：“这次革命运动怎么能把老干部统统打掉呢？是不可能设想的，如果我们这样做是犯罪。”揪斗老干部搞“那样的标语，那样的漫画，是对我们党和国家抹黑”。当李先念插话提到让姚依林休息、商业学院有人下通缉令时，周总理气愤地说：“到底是中央做主，还是你们做主？你们下这样的通缉令？！姚依林休息是我下的命令，在主席那里这些人都提到了。我下的命令，要他回来，在国务院休息，就在中南海休息，你们下通缉令就是对我们的通缉。”周总理义愤填膺地讲这些问题，不只是对造反派，也是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和林彪、江青一伙的强烈不满和指责。

    恶人先告状。陈伯达、康生、张春桥之流在公开的会上无词可辩，就密谋策划整理了老同志的发言记录，先向毛主席告了黑状。记录稿上本来没有周总理的发言，他们又当着毛主席的面，说周总理对《红旗》13期社论有意见，对社论没有送给他看有意见，引起了毛主席的误会。毛主席一时竟然听信了他们的诬告，于2月18日的会上，对几位老帅和副总理进行了严厉批评。这时江青又指使张春桥、姚文元找周总理谈话，要周总理把“文革”小组当书记处看待，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要先提到“文革”小组讨论，明目张胆地向总理夺党权。随后从2月25日到3月18日，又召开了七次所谓“政治生活会”，对参加抗争的老同志进行无理批斗。会上，周总理也被迫作了检讨。这样一场正义的抗争被压下去了，真是历史的挫折。

    在粉碎了“四人帮”集团、“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后，1979年7月18日，李先念在第五次驻外使节会议上讲话中提到“二月逆流”时说：“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起作用最多和最辛苦的是总理。‘四人帮’反总理也不仅是1973年的政治局会议上，批‘二月逆流’是整哪个？也是整总理。当然，要搞总理，先要把副总理搞一下子。大闹怀仁堂嘛！多次闹，不止一次就是了。批‘二月逆流’之后，又有‘五一六’。北京一个晚上贴出反总理的大字报。那是自发的？不是的，是有预谋的。”李先念的这段话完全反映了他对周总理的钦佩心情和当时的实际情况。

    2月的这场斗争原来是在中央政治局内进行的，可是林彪、江青一伙却把毛主席的批评捅到社会上去，并冠之以批“二月逆流”，掀起了所谓“反击全国自上而下的复辟逆流”浪潮。3月14日，在他们煽动指挥下，首都举行了10万人示威游行，高呼“反击二月逆流”，“打倒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口号。“中央文革”小组的戚本禹亲自对财贸口造反派说：“陈毅、李先念等人在中央犯了错误，主席批评了他们。你们财贸口批判刘邓要和批判李先念结合起来。不批倒李先念，财贸口就得不到解放。”

    在这种形势下，周总理仍不顾个人安危，设法保护这批老同志，保住一位是一位。3月20日，周总理接见财贸口各单位群众代表。他说：“李先念是副总理，中央信任他，不能火烧，不能大字报上街，有错误可检查。”但是造反派头头却按戚本禹说的，积极策划，对抗总理指示。4月3日，他们召开了“炮轰李先念，彻底粉碎财贸口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誓师大会”。4月14日，由22个单位的造反派头头发起，在北京第44中学召开了有1.4万余人参加的“炮轰李先念，解放财贸口大会”。会上除批判李先念外，还宣布了对财政部夺权问题的调查，把矛头对着周总理2月17日的讲话。

    4月30日晚，毛主席在比较了解了怀仁堂会议的实情后，曾把“二月抗争”中的几位老同志找在一起，表示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说他们是搞阳谋，不搞阴谋的，并让他们在“五一”节上天安门城楼观礼。在观礼休息时，毛主席还听了李先念关于粮食问题的汇报，并作了“必须把粮食抓紧，必须把棉花抓紧，必须把布匹抓紧”的指示。但是，毛主席对这几位老同志批评“文化大革命”则不能容忍，实际上对他们是采取“一批二帮三看”的方针，还是要他们在一定场合作检讨。

    5月4日，周总理再次接见财贸口群众组织代表，强调：“先念同志说过错话，是人民内部矛盾。”“财贸口开大会，可让他作检查”，并表示他要亲自参加。很明显，这是不得已的办法，但已为李先念的检查，定了调子，并表明将由他亲自出面保护。

    8月17日，由周总理主持、李富春出席，李先念在财贸系统群众组织代表大会上作检查。陈伯达、康生、叶群也到了场。李先念检查只讲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问题，为财贸口的各部负责同志承担责任，没有提“二月逆流”。李先念检查后周总理讲话，强调李先念检查经过半年多的时间，是经毛主席批准的。由于是经毛主席批准的，陈伯达在讲话中不得不假惺惺地讲几句表示赞同的话，但还是不放过李先念。他讲“希望李先念今后到各部群众里去，能听取同志们的意见”。意思是还要李先念到各部的造反派中作检讨。周总理、李先念当然不会同意他的说法。就这样，在周总理保护下李先念暂时免遭批斗。

    四

    周总理、李先念对乱抓“叛徒”的反击

    1967年春，在林彪、江青集团的煽动和支持下，抓“叛徒”的活动达到了最猖獗的地步。5月6日，康生在中央组织部鼓吹抓“叛徒”时说：“最近全总发现了一个文件，1946年五师撤退时，郑位三、陈少敏，也是允许自首的，组织部可以把这些材料收集起来，供大家批判。”康生把历史弄错了，事情的发生应该是中原军区部队突围，不是五师“撤退”。但他的话一传出，造反派就加紧揪斗郑位三、陈少敏，逼迫他们交代允许自首和军区司令员李先念的关系，同时派几十人到武汉等地调查，搜集李先念的“黑材料”。但也有一些人，尊重历史，经过调查改变了对李先念的态度。

    5月29日，财经学院造反派头头突然广播“李先念是大叛徒头子”并将大标语贴到中南海围墙和北京的大街上，同时策划在天安门广场召开动员大会。周总理得到报告后，立即指示联络员向造反派头头传达：天安门大会不要开；大街上有关“打倒大叛徒头子”的大字报要盖掉。但是一些造反派头头一意孤行，5月31日还是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了所谓“打倒大叛徒头子李先念”大会。

    6月16日，周总理在接见财贸口群众组织代表时对制造李先念是大叛徒头子的造反派头头进行了严厉批评，说不能造这个谣，我要辟谣。这不是打倒、炮轰的问题，是关系到世界的大事。明确指出：“我们倒不担心李先念同志，他五十九岁了，总是奋斗一辈子，打了一辈子仗。过雪山一、四方面军会合时，毛主席一眼就看出这个同志有政治头脑，年轻优秀。”周总理还针对林彪、江青一伙鼓吹指挥一些人到处抓“叛徒”的行径，严肃地说：“不要把派别斗争联系到抓叛徒的问题上，这个很危险。你抓一个，我抓一个，砝码不断增高，这是赌博式的很危险的时髦作风，不是主席的作风，不是实事求是的作风。”这实际上是进一步对林彪、江青一伙乱抓叛徒的反击和严厉谴责。

    （孙岳 蒋冠在 程振声 郝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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