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起义失败后，叶挺到了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还说他政治动摇……这件事我们应该给叶挺申冤。”

    周恩来不客气地批评项英：“你们甚至连叶军长也不想要啊！”

    周恩来与叶挺之间的相知甚深，这份不解之缘是在艰苦危难的斗争岁月里，在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中建立起来的，堪称患难之交。

    相识于大革命的洪流

    周恩来与叶挺相识于国共合作北伐战争时期。组建隶属于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的独立团，渗透了周叶两人的共同心血。1924年，国共两党合作后，叶挺担任孙中山大元帅府警卫营长。是年秋，赴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和红军学校学习，在苏联学习期间，叶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时，周恩来旅欧回国，在中共广东区委工作。黄埔军校成立后，周恩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1925年9月，北伐将即，在准备北伐工作中，周恩来按照党中央的决定，负责筹建以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骨干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恰巧叶挺从苏联学成归来，周恩来闻讯，当即拍板，把组建独立团的任务交给叶挺，并决定由叶挺担任独立团团长。鉴于叶挺曾在张发奎的部队任过职，又受过苏联红军学校的正规训练，且是我党党员，所以，周恩来认为，叶挺充任独立团团长是最合适的人选。在周恩来的直接过问下，叶挺积极筹备独立团，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凝结着周叶共同心血的独立团成立，第一支由党直接领导的武装诞生了。伴随独立团的建立，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26年夏天，刚刚宣布归向广东国民政府的湖南唐生智部队，被吴佩孚的部队追得没命地向广东方向败退，唐生智连连向广东革命政府发出求援电，无奈国民政府的几个军，没有一个愿意援唐。值此危难时刻，中国共产党决定派遣叶挺同志率独立团作为北伐的先遣部队开赴湖南。部队出发前，周恩来在司后街叶家祠叶挺家里，以广东区委军事部部长身份听取了叶挺关于独立团情况的汇报，并向独立团连以上干部发表了重要讲话，周恩来特别强调独立团是党领导下的军队，作为北伐的先遣队，一定要英勇善战，起先锋模范作用。并以“饮马长江”、会师武汉与叶挺及独立团官兵话别。叶挺向全体干部发表了讲话，他说：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又是北伐的先遣队，我们不但代表国民革命军，我们还代表中国共产党。独立团出征后，一路上以摧枯拉朽之势，屡建奇功。独立团因此被两湖人民誉为“铁军”，叶挺也因此而被称为“北伐名将”。

    南昌起义患难与共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大革命失败后，党为挽救革命，决定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党派周恩来前往南昌，任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叶挺作为南昌起义的前敌总指挥，率领国民革命军第11军第24师作为南昌起义的三大起义主力，参加了著名的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在部队南下广东的途中，周恩来身患疾病，为照顾周恩来，叶挺一直相伴左右。汕头一战，起义部队失利，根据中央的指示，部队决定放弃潮汕，转向海陆丰。此时周恩来身患的疟疾越来越重，叶挺与聂荣臻一路悉心照料，亲自护送周恩来到香港治疗。周恩来病愈后回上海在中共中央工作。叶挺则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起义经过。在莫斯科，叶挺受到米夫、王明等的责难，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实际，也指责其“政治动摇”，连东方大学请他去作报告，共产国际都不让他去。没有人理解他，满腹的冤屈，无处诉说，叶挺生性耿直，无法忍受这不容申辩的责难，脱离了党组织，流亡国外。但是，叶挺身在异国，心系祖国，“九一八事变”后，国内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漂泊在异国他乡的叶挺，再也按捺不住报效祖国的爱国激情，举家迁到澳门，寻找救国的途径。1935年，叶挺和中共派往澳门的张云逸取得了联系，他向张激动地表示，“随时准备接受中国共产党赋予的战斗任务”，等待着党的召唤。对叶挺在莫斯科受到的不公正指责，周恩来表示理解，1944年，周恩来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报告中，特意提到对这件事的看法，他说：“广州起义失败后，叶挺到了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还说他政治动摇……这件事我们应该给叶挺申冤。”

    提请叶挺出面改编南方游击队

    新四军是抗日战争时期活跃在大江南北敌后战场上的一支劲旅，是由我党领导的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而成，新四军能够从改编之日起就置于党的直接领导下，成为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下的一支抗日武装，军长的人选十分关键，必须是国共双方都能够接受，而又绝对服从中共领导的人。在新四军的改编过程中，叶挺受命为军长，其间，凝结着周恩来的心血。

    1937年春，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叶挺携妻挈子，来到上海，7月间，周恩来赴庐山与蒋介石谈判，途经上海，专程会见了叶挺，老友相见，激动之情溢于言表。叶周从广州起义后，天各一方，久别重逢，周恩来并没有因叶挺已脱党而对他不信任。周恩来告诉叶挺，改编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的问题即将提上议事日程，希望叶挺在国难当头之际，能够参加，担任军长，并希望叶利用和陈诚、张发奎的私交，从侧面做蒋介石的工作，争取早日获得蒋介石的同意。周恩来认为叶挺虽已脱党十年，且寓居海外，但在国难当头之际请缨回国抗战，足以表明其政治立场、政治态度，无疑是担任新四军军长最合适的人选。叶挺尽管感到责任重大，但还是欣然表示同意。对此，中共南京谈判代表秦邦宪、叶剑英、董必武在1937年10月8日致电党中央毛泽东，就叶挺受蒋介石国民党铨叙厅委任，接受新四军军长职的背景专门作了解释，电文指出：“恩来第一次在沪曾和他提过这个办法，故他敢活动。”10月下旬，叶挺到延安。在延安，他当面向毛泽东谈了出任军长的缘由，说明他当军长是周恩来向他提议的。毛泽东认为叶虽为北伐名将，此时又回国抗战，但由他来领导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而成的新四军，仍需谨慎为好。为此，他专门致电周恩来，询问：“究竟你对他说过些什么？”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并与叶作了多次交谈后，毛泽东相信叶挺是不可多得的人选，决定按照周恩来的提议，将军长的担子交给叶。由于有叶挺这样一位身在党外，心向着党和革命事业的军长，这就为我党在南方游击队的改编上争取了主动。对党中央交给自己的这副重担，叶挺深感责任重大。1938年春，在新四军第一次营以上干部会上，叶挺激动地说：“党中央信任我、器重我，让我当这个军长，使我能有这个机会向同志们学习，和大家一道战斗。今后我一定遵照党所指示的道路前进，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在在座各位的帮助支持下，坚决抗战到底。”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从新四军的改编、对日作战，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中，都表现出对党的一片赤诚。毛泽东高度评价叶挺说：“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抗战有功，驰名中外，军长叶挺，领导抗战，卓著勋劳。”而叶能出任军长一职，周恩来功不可没。

    殚精竭虑维护叶挺军长地位

    1939年2月，春寒料峭，蜿蜒于黄山大小山脉之间的青弋江江面上，一张竹筏上站立着一身戎装的周恩来和叶挺将军。此次周恩来由重庆来皖南山区，是受中央的重托，传达中央的指示、听取各方面的汇报，同时，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找新四军的各位领导谈话，调解叶挺与新四军副军长项英的矛盾，送离开部队出走的叶挺回新四军工作。项英和叶挺矛盾由来已久，从整编开始相处就因如何发展新四军的问题发生矛盾，其后，项英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处处否定叶挺同志的正确意见，独断专行，对不是中共党员的叶挺根本不放在眼里，甚至连中央的指示项英也不向叶传达，以至于叶后来在狱中感叹“三年军长，四次辞呈”，两次出走。对叶项的矛盾，毛泽东在1938年5月4日曾经致电项英，要求项英“始终保持与叶同志的良好关系”。但项英并未听取中央的指示。至1938年8月，在叶、项矛盾没有得到改善的情况下，叶认为无法在新四军继续工作，遂向长江局表示了辞职之意。周恩来闻讯，致电叶表示挽留。电文说“项英已赴延安，我们不日也往延开会。关于新四军工作，请兄实际负责……我们深知兄在工作中感觉有困难，请明告。我们正在帮助你克服这一困难，延安会毕，我们拟来一人帮助整理新四军工作。”但叶去意已定，10月底，叶离开新四军到香港。其后，项英致电中央，提出另觅军长继任人，叶也致电毛泽东，表示愿意在广东继续从事抗日。叶的辞职在国民党中造成了一些不良影响，蒋介石借机大作文章，攻击中共，说连叶挺将军这样的人都不能团结，足见中共并无团结抗日的诚意。对叶的辞职，中共中央和周恩来没有同意项英的意见。对叶不肯回新四军工作，周恩来心急如焚，1938年1月8日，他致电中央，报告蒋介石对叶辞职的反映和他对叶工作的安排意见，强调“叶工作问题之解决，影响新四军前途及全国同情者，对我之态度关系颇大”。指出希夷回四军工作是有利的。他出面做叶的工作，并决定亲自送在重庆的叶回新四军，解决叶项领导关系。周恩来和项英由于工作关系，还在30年代苏区工作时就认识，见面后，周恩来不客气地批评项英：“你们甚至连叶军长也不想要啊！”他严肃地对项英说：“也许，我的话重了。国民党和日寇都怕叶挺指挥新四军作战啊！你们可就是不给他指挥权！连参谋处也不让和他住在一起，叫他指挥谁啊？可是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很尊重叶军长，中央已经决定：叶挺同志参加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今后军分会会议，一定要通知叶挺同志参加！”他苦口婆心地对项英说：“叶挺是个好同志，很有军事才能，这样的将领如不去团结，还要团结谁呢？不能因为他现在不是党员就不信任他，他参加党，不如留在党外工作有利得多。”在周恩来的耐心说服教育下，项英表示要同叶搞好团结。但是，周恩来仍然放心不下，回延安后，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叶项可在江南江北分工发展”的建议。他认为，叶项由于军事思想和思想作风差别太大，虽然做了工作，难保两人关系不再出现问题。果然不出所料，在周恩来走后，叶挺在新四军的地位并未得到改善，不到半年，叶重提辞职一事，在重庆，他情绪十分消沉，在和国民党一些至交谈及辞职的原因时感慨地说：“我不是中共党员而又领导着中共的军队，处置复杂情况时，困难就更多。负虚名误大事，不仅对不起共产党，也对不起国家，所以我不得不辞职。”李济深、陈铭枢劝他以大局为重，放弃辞职念头，他坦言和“项英实难以做到切实合作，发生许多矛盾，许多工作问题，自己无力解决”，离军决心已定。时值周恩来往苏联疗伤，没有人能挽留住他。于是叶再次出走到澳门，滞留到1940年夏天，也无意回新四军工作。直到周恩来从苏联回国后，再次出面说服叶顾全大局，并指示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要他到重庆接叶回新四军，并向袁交代，项再不团结叶，可采取党内思想斗争。遗憾的是，袁回新四军后未敢将周的交代如实传达，直到皖南事变发生牺牲前才说了出来。

    多方奔走营救叶挺出狱

    皖南事变中，叶挺因下山和国民党谈判，被国民党扣押，关进监狱。周恩来在重庆得知这一消息后，忧心如焚，遂多方奔走，通过各种渠道进行了长达5年的营救活动。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和董必武、叶剑英根据各方面的反映，联名向党中央提议。要利用各种矛盾，击破国民党的两面政策。在政治上，以新四军各支队的名义发表通电，反抗国民政府军政委员会的命令，要求恢复新四军，释放叶挺，控告顾祝同和上官云相，并声明决心在原地坚持抗战以取得自由行动权，八路军将领发表通电声援新四军。1941年1月下旬，周恩来代表中共将中共解决皖南事变的十二条办法交国民党方面，提出释放叶挺，3月，在和国民党就皖南事变解决的谈判过程中，周恩来代表中共提出解决皖南事变的新十二条，提出了恢复叶军长自由。此后，周在与国民党为解决新四军问题的每次谈判中，均提出释放叶挺的要求。他说：“那时候，有一个条件，就是要把叶挺将军放出来。”在叶挺被蒋介石秘密辗转关押在上饶、重庆、恩施、桂林等地时，周恩来四处打听寻找叶的下落。1942年1月中旬，就释放叶挺一事，周恩来与陈诚谈话，陈诚提出想找几个将领出面作保，让叶写悔过书。周恩来表示反对，说叶不会写，我们党也不会同意。1943年6月，周又指示新华社记者陆诒借参加重庆“慰劳协会”组织的“鄂西将士慰问团”的机会，去见被关押在湖北恩施的叶挺。6月25日，陆诒见到了叶，转达了周恩来的话说：“两党谈判仍在断断续续，在每次谈判中，都提出恢复你自由的问题，望你耐心等待。”

    抗战胜利后，周恩来为恢复叶挺的自由继续作不懈的努力。1945年8月28日，叶从恩施被秘密押至重庆。与叶同行的三个子女，乘特务不备，逃到曾家岩中共代表团办事处，报告了叶被押到重庆的情况。时值毛泽东赴重庆谈判，获知这一消息后，周在重庆谈判和政协会议过程中，代表党中央始终要求把释放叶挺列入议程。在“国共双方会谈纪要”中，蒋被迫同意释放叶挺。但是纸上的协议并不等于现实，行动上蒋还是无意释放叶，政协会议召开后，在周的多次过问下，蒋才同意以被我军俘虏的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兼44军军长马法五作为交换条件释放叶挺。1946年3月4日，被囚禁5年之久的叶挺终于出狱。

    1946年4月8日，经中央营救出狱的叶挺，在回延安的途中，因飞机在黑茶山失事，不幸遇难。周恩来闻讯，深感悲痛，在重庆各界追悼“四八”烈士大会的同一天，周恩来为《新华日报》写了署名文章，深切悼念“四八”烈士，缅怀叶挺的革命业绩，周恩来奋笔疾书：“希夷！你是人民队伍的创造者，北伐抗战，你为新旧四军立下了解放人民的汗马功劳。十年流亡，五年牢狱，虽苍白了你的头发，但更坚强了你的意志……”这不啻是对叶挺一生的高度评价。（卓爱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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