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曾多次对人说：荣鑫同志很单纯。

    我父亲奉周总理之命保护过的干部很多，大家戏称我父亲是“救火大队长”！

    正是在总理的亲切关怀和直接过问下，我父亲得到了十年动乱中所能得到的最好照顾。

    朴实纯真

    我父亲周荣鑫同志是山东蓬莱人，生得一表人才，魁梧的个子，细眼睛，高鼻子，大大的耳朵紧紧贴在脑袋两旁。奶奶常说：有这样耳朵的人不会惹是生非。他为人诚实坦荡，朴素宽厚，亲切随和，满口的山东乡音，经常是笑嘻嘻的，极少发脾气。

    对于我父亲的这种纯真的性格，周总理是有深刻了解的。我父亲作为国务院秘书长，与周总理接触很多。爸爸曾经告诉我们，他当时闹出了小笑话：在召开第三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前，拟定人大常委名单时，毛主席把江青的名字画掉了，换上了曾志同志。因为曾志常年在广东，我父亲不知曾志何许人也，就在总理身边大发议论，说：“曾志一定是个劳动模范，要不怎么主席把江青画掉换上她呢？”总理闻言哈哈大笑，笑得眼泪都出来了，好不容易止住笑才告诉我父亲：“这是陶铸同志的夫人，虽然不是劳动模范，却是个非常能干的女同志！”还有一次，我父亲和国务院一位副秘书长到北京市一位负责同志家去汇报工作。正事谈完之后，那位领导留副秘书长吃饭，却把我父亲给送客送出来了。我父亲好生不高兴。回到总理身边，他抱怨说：人家不留他吃饭。总理又笑起来，那天就留他在自己家吃饭，还特地给他加了菜。总理的晚饭把我父亲的委屈扫光了，吃完饭后哼着京剧就回家了。总理曾多次对人说：荣鑫同志很单纯。

    崇尚节俭

    我们的党把艰苦朴素，反对特殊化，搞好干群关系，看作维护人民政权的一个重要内容。周总理艰苦朴素的高尚品德举世闻名，对这一点我们家有着很深的体会。我们经常听爸爸说，晚上在国务院开会，消夜最常吃的是白菜粉条豆腐炖白肉片，外加小包子。爸爸有一次陪总理去天津出差，回来兴致勃勃地告诉我们说：总理请客，吃的是当地老百姓最常吃的玉米面贴饼子熬小鱼。

    周总理不仅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而且给国务院机关也制定了一系列严格的规定。如：在国务院开会加班吃了饭，到月底发工资时，机关会扣掉饭费并把账单转回家来；因私事不许用公家的汽车；看病用车要交钱，看电影要交钱，甚至开会喝杯茶也要交钱，这些规定国务院机关一直是严格执行的。记得“文化大革命”中，王震同志非常关心那些被打倒和受迫害的同志，经常去看望他们，并积极替他们向毛主席、周总理反映情况，为他们给中央送信。因为跑的地方特别多，所以汽车费收得也特别多，一个月被国务院扣掉的汽车费多达几十元。现在在有些人眼中，几十元不当回事，在当时工资低，房租、水电和暖气都要交钱，又从来没有人送东西的情况下，每个月都扣几十元钱，还要帮助有困难的部下和亲朋好友，弄得老将军的工资不够过日子了，老人家只好找我父亲反映困难。还是我父亲向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说明了情况，把老将军串门用车作为公务处理，免于收费。

    记得我小弟弟刚交了女朋友，女朋友家住得很远。弟弟第一次去她家里玩，父亲的司机谢师傅应弟弟的请求，开着父亲的汽车去了。这件事被父亲知道后，很不高兴。他告诉谢师傅说：“不要惯他，他不能随便用我的车！”

    父亲担任国务院秘书长后不久，曾经作了一个决定：取消每星期六在政协礼堂的电影晚会。60年代时电视还不普及，主要的娱乐是看电影。新片子，好电影都先在这里演过之后才在外面的电影院公开放映。我们这些正副部长的子女们都是受益者。往往等到学校再组织学生看电影时，我们会不无得意地告诉老师：“我们早就看过了。”爸爸对我们这种优越感非常反感，经常批评我们太特殊化了。他还说，每个星期六在政协礼堂门口都停满了汽车，下来一车车的孩子，脱离群众，影响太坏！爸爸早就存心要取消这个电影晚会。调到国务院工作后，他终于有了机会。他向周总理反映了这个情况，得到了总理的支持。一天，爸爸得意地向我们宣布，总理支持取消电影晚会，不要你们这些孩子再搞特殊化了。我们姐妹几个虽然一致反对爸爸的意见，却最终无法改变这个决定。

    风雨同舟

    1966年，一切正常的秩序全部被打乱了，长达十年之久的动乱开始了，人们经受着痛苦的磨难和严峻的考验。总理忙，忙到茶饭无心，寝食无定。作为国务院秘书长的父亲也跟着忙。经常是半夜一两点钟都睡不成觉，或者刚睡觉，又被总理值班室的电话或是全国各地省长、省委书记的告急电话所惊醒。我们当时很难见到父亲。

    毛主席曾十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上百万人的大规模活动，有多少事要安排？既要保证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又要组织百万红卫兵进天安门广场，并安排好广场上的秩序。记得在1966年8月31日那天，毛主席决定要坐敞篷车直接开进天安门广场，直接到红卫兵当中去。汪东兴同志和我父亲为毛主席和周总理作前导车开道。广场上百万红卫兵如潮水般向毛主席的检阅车涌来。车都快开不动了，情况相当紧张。我父亲急得跳下车来，帮助警卫人员维持秩序。在危急的时候，他愿意用自己的生命保卫主席和总理。后来，总理看见挤得厉害，在车开到我父亲身边时，一边急得喊我父亲的名字，一边把我父亲拉上了自己的检阅车。为了毛主席和红卫兵的安全，以后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就没有再亲自到广场上去了。

    当时，还有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把该上天安门陪同接见的领导同志都组织到天安门城楼上来。因为第二天各大报纸上要报名单，如果缺少谁的名字，就等于宣布这位同志被打倒了，这位同志会被斗得更厉害。周总理对干部问题是非常坚持原则，讲究政策的，在这样的狂风巨浪中，总是千方百计保护干部。所以每次在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之前，都要查查缺了谁，被揪到什么地方，然后派我父亲把人要回来。在平时，组织干部上天安门是一件比较简单的事。但在“文革”初期，却是个非常复杂的使命。

    我父亲奉总理之命，在各个批斗会场搞穿梭外交，向学生们传达周总理的指示，做学生们的工作。一方面，要积极支持学生们的热情，不能给群众运动泼冷水；另一方面，又要求学生们实事求是，讲究党的光荣传统和政策，以此求得同学们的谅解，尽力把被批斗的省委书记和部长们救回来，然后送上天安门参加接见红卫兵的大会。

    周总理经常派我父亲担当保护干部的重要使命。当时，贺龙同志、乌兰夫同志就是我父亲奉总理之命安排到西山驻地的。乌兰夫同志的子女找不到自己的父亲非常着急，通过同学问我妹妹，打听他们父亲的下落。我父亲叫我妹妹告诉他们：“想要父亲活命，就不要问。”乌兰夫同志和他的夫人转移时，他们年幼的小女儿和他们在一起。为了不暴露目标，他们的小女儿一直没有离开过驻地，连学校都没去过，是由她的爸爸妈妈亲自给她教课，教她认字的。这样，乌兰夫一直受到保护，没有出事。而贺龙同志因生病到部队医院治疗，暴露了行踪，落入林彪一伙人手中，而被迫害去世。

    当时，我父亲奉周总理之命保护过的干部很多，大家戏称我父亲是“救火大队长”！所有这些事，被林彪、“四人帮”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他们对周总理的不满和仇恨，只能先发泄在我父亲的身上。

    我听父亲说过这样一件事，1966年，有一天，江青找到我父亲，忽然哭了起来，说：“有人欺负我！”把我父亲吓了一跳。谁那么大的胆子，敢欺负她！原来她恨上许明同志了。她在那里向父亲大诉“委屈”，表示了她对我父亲抱有希望和幻想，并且想要得到我父亲的支持和同情。但我父亲却什么话也没有说。他不肯出卖原则和共产党员的良心，不肯助纣为虐，不肯去顺着江青说许明的坏话。许明同志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多年，聪明能干，总理很信任她。有一次，父亲陪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三楼小礼堂看京剧，是张君秋先生演的《望江亭》，我也跟着去了。散戏回家时，许明阿姨和我们坐一个车，只见她身材苗条，风度高雅，披着一条花围巾，在那个以黑灰色调为主的年代，格外显得美丽大方，所以我印象非常深刻。据说，江青从30年代就对许明不满，60年代她要报仇了。江青这个人嫉妒心很重，她整人是不讲什么原则的。我父亲的不表态使江青恼羞成怒，大为恼火。

    另一件使他们气恼的事情是：（这是我几年以后才听说的）每当“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时，有两个人是要列席旁听的，一个是毛主席派来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一个是周总理派来的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这两个人只听不说，回来后分别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汇报。这种格局使他们的任何胡作非为都瞒不过毛主席和周总理。听我父亲后来说，有一次，江青大发牢骚，说：“也不知道毛主席住在哪里，连电话都不给接，太不像话了。”她是冲着汪东兴同志和我父亲说的。因为她知道，汪东兴和周总理知道毛主席的驻地。但是汪东兴同志和我父亲听了她的牢骚毫无反应。对此，江青恨之入骨。她对汪东兴是无可奈何，对我父亲就绝不放过。周总理使江青不能为所欲为。江青对周总理的怒火只能先发泄在周荣鑫身上。不拔掉这个眼中钉，他们是不能舒服的。

    风云突变

    1966年12月16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北京中学生万人大会。周总理、陈伯达、康生以及江青等都出席了大会。只听江青开始发难了。她没有和任何中央负责同志商量，就搞突然袭击。她公然说：“周荣鑫就是西城纠察队的后台！你们认不认识他？让他站出来，大家看看！”说着，扭头对正在听康生布置任务的我父亲喊道：“周荣鑫，你站到前台来，让大家看看你！”就这样，堂堂的国务院秘书长就被江青提到台前示众了。这种蛮横的污辱人格的举动，只有江青才做得出来！

    江青的发难，使大家惊呆了。康生正说了一半的话被噎回去了；周总理正在喝茶，他端着茶杯的手停住了。台下的很多中学生并没有作出江青所希望的反应，只有少数人大喊：“低头！”大多数人却在发愣。他们知道周荣鑫是在为周总理办事的，他们也经常和我父亲打交道，他们有人和我父亲辩论过，有的人到我们家来过。因为我父亲经常受总理委托做学生们的工作，他们有人甚至熟悉我父亲那辆深红色的小奔驰车。但江青的点名却无情地向大家宣布了：周荣鑫倒台了，开始接受审查了，你们可以批斗他了，可以抄他的家了。

    散了会，我父亲扭头看总理，只见总理一言不发，收拾皮包抬腿就走。我父亲赶紧追过去，总理上了车，我父亲也上车并嘱咐司机说：“跟着总理的车。”只见总理的车朝毛家湾林彪家的方向开去，猜想他准是找“林副统帅”提意见去了。我父亲也只得先回家。

    大树浓阴

    后来发生的事情是我们全家人终生不忘的。在那动荡的艰难岁月里，周总理始终关心着我的父亲，关心着我们全家。我的父亲在周总理身边，始终受到特殊的保护和关怀。

    我父亲进中南海的通行证并没有被没收。当天晚上，我父亲进中南海找总理，请教该怎么办？周总理对我父亲依然如故，仍然是那么亲切关心，毫不改常。但该怎么办，却没办法谈，工作暂时不能干了。看看再说吧。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形势下，总理的态度使我父亲感到了无比的温暖。周总理给我们吃了定心丸，父亲和我们家人暂时放宽了心。

    江青点名给大家发出了可以批斗和抄家的许可令。一天傍晚，造反派组织要来抄家，隔壁吴晗同志家的警卫员看见情况不对，悄悄跑过来通风报信，让我们家早做准备。家里其实什么东西也没有，我妈妈平时工作很忙，无暇照管家务，所有的工资收入都用在吃上。按当时的观点看，够得上四旧标准的只有一些字画和爸爸从苏联带回来的“天鹅湖”之类的唱片。当然，这些字画是非常宝贵的，其中有潘天寿送给我父亲的两幅亲笔画。但我妈妈这位共产党的所谓“土干部”却不知道它的价值，更不会想到它后来的价值。我妈妈被来抄家的吓糊涂了，把画和唱片都送到了锅炉里，在熊熊的烈火中，这些珍品都化为灰烬。现在想起来真心疼后悔。爸爸听说要来抄家，立即向周总理汇报，总理让他躲避到中南海里，被保护起来。从此之后，我父亲在中南海一直住到1969年，等形势基本平静后才出来。

    江青等人打倒了我父亲，还想加害于他。王力在接见学生们时，公然说：“揪出西纠后台来就枪毙！”在他们的指使下，北京各大学组成的造反司令部开始组织十万人参加的批斗周荣鑫的大会，准备散会就枪毙我父亲。他们想拿我父亲开刀，对老干部开杀戒。会议通知发出去了，会议安排了。

    周总理知道了消息，他告诉会议的组织者：“不许召开批斗周荣鑫同志的大会，否则，一切后果你们自己负责！”会议没有开成，江青等人掀起的狂风恶浪被周总理化解了。

    我父亲住进中南海后，南开大学的一派群众组织在中南海西门架起来了高音喇叭，大喊大叫，要周荣鑫到南开大学接受批斗，整整叫了48小时。最后，周总理派国务院副秘书长童小鹏同志到西门接见他们，传达周总理指示说：周荣鑫同志没有插手南开大学运动，与该校运动没有关系，不能到南开大学接受批斗。这样才把他们打发走了。

    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也有少数同志，在那股歪风的影响下，要开会批斗周荣鑫同志。有两个年轻人，利用手中有中南海出入证，找到我父亲，要他接受群众批判，向群众交待问题。我父亲跟群众关系历来很好，就跟他们去了，但这次不是文斗是武斗。他们有人动手揪我父亲的头发，还让他坐喷气式飞机，连喊带叫。有好心人看不惯，赶紧打电话告诉我们家。我们姐妹有的不顾一切跑到管理局，想帮爸爸一把；有的赶紧给总理值班室打电话，请求总理过问。周总理知道后，立即派人到管理局把我父亲要回来，并没收了那两个年轻人的中南海出入证。当然，那两位年轻同志也是一时冲动才跑进中南海里抓人的，后来还和我父亲关系很好。

    在“文革”运动的初期，还有一种非常恶劣的做法：除了抄家之外，还要扣发工资，扫地出门。江青点了我父亲名之后，我父亲自然也进入了黑帮走资派之列。有人请示总理：周荣鑫是否要扣发工资？是否要搬家？周总理明确指示：荣鑫同志不必搬家，也不必扣发工资。因此，在那个困难的年月，和大多数同志相比，我们家是非常幸运的。我们家虽然没有了工作人员，并停烧暖气，但是还有一个小院子，有饭吃，有钱花，是一个明显受到保护的家。我们的家自然而然地成了“黑帮子弟”的避风港。当年，江华、江渭清、叶飞等很多人家的孩子都曾经在我家住过或吃过。

    1969年春，形势稍微平静。我父亲从中南海里搬到马路对面国务院办公厅的红楼里。周总理给办公厅下了三条指示，我记得大意是：要荣鑫同志开始接触群众，取得群众的谅解；安排好生活；子女家属可以探望。刚开始有些同志把我父亲安排在地下室住，总理知道后很不高兴，专门指示要把荣鑫同志搬到楼上好房间来。记得一次小妹妹去看爸爸，受到某些人的刁难，在门口哭闹了起来。一直闹到总理值班室，还是总理的大秘书周家鼎叔叔出来解围，再一次重申了总理的指示，说明子女家属可以探望。妹妹见到爸爸才破涕为笑。

    1970年前后，我父亲和国务院直属系统的机关干部一起来到了宁夏平罗五七干校。去干校之前，周总理又专门为我父亲到干校作了指示：在生活上要给予照顾，适当参加劳动。

    平罗干校的医疗条件很差。我父亲得了心肌梗塞。消息传到北京，全家人很着急。正当我们在寻求周总理的帮助时，在总理值班室的报告上，已经作了如下的批示：“告周，安心静养，稳定后，回京治疗。”短短的十几个字，我一生都不会忘记。正是在总理的亲切关怀和直接过问下，我父亲得到了十年动乱中所能得到的最好照顾。

    从宁夏平罗火车站专门挂了一节软卧车厢，在医护人员的护理下，把我父亲送回了北京，直接住进了北京阜外医院的特护病房。是敬爱的周总理又救了我父亲一命。

    恢复工作

    1972年，众多被打倒的干部都酝酿着要恢复工作了。毛泽东同志第一批点了4位同志的名：胡耀邦、周荣鑫、苏振华、林乎加，要他们写检查，交给中央。在那个年代，由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点名要检查，的确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因为这意味着毛主席的关心和信任，意味着将获得解放，可以恢复工作了。

    我父亲写检查的宗旨是：是自己错了的事情就诚恳地承认错误。我父亲说，做了那么多年的工作，怎么能没有错误呢？向毛主席检查自己的错误是应该的。但是自己没错或是上面交办的，当然主要指总理交办的事项，能回避的就回避，不能回避的就自己承担责任。爸爸惦记着总理，他不愿意连累总理，不愿意给总理添麻烦。爸爸的检查获得了通过，后来还被党中央印发给老同志们作参考。

    当时也还有一些老同志受了很大的委屈，心里想不通，不愿意写检查。总理也曾示意让我父亲给他们做做工作。我记得江华同志也是其中的一个。江华同志是毛主席在井冈山时期的警卫员，对毛主席可谓忠心耿耿，但在十年动乱时，他也受了很大的冲击。他的儿子到我家来时，我父亲叫他劝劝他父亲。江华后来写了检查，得到了安排。

    获得“解放”以后，国务院在中南海为爸爸安排好了办公室，但郭沫若同志向总理提出，要求派一位得力的干部去科学院主持常务工作。这样，我父亲就被调到中国科学院，担任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组长是郭沫若同志。重新走上工作岗位以后，我父亲和周总理的接触又多了起来。

    在十年动乱时，周总理也从未放松过中国尖端科学和战略武器的研究。中共中央政治局有关负责同志和从事这方面工作的高级专家及主要管理人员经常召开会议，简称专委会。每次召开专委会，周总理都亲自主持。总理对我父亲非常信任和倚重，几个重大项目都点名要周荣鑫同志总抓。

    父亲每次参加周总理主持的会议后，都特别激动和兴奋。一次，爸爸到会稍微晚了一点，坐在会议室后排的沙发上，被总理看见了，招手叫他，一定要他坐在自己身边。当时出席会议的有叶帅、先念同志以及其他一些领导同志，我父亲对我们说，我本来不好意思过去，但总理一定要叫，我只好过去和总理坐在一个沙发上了。

    还有一次，爸爸在总理那儿开完会回来，兴致勃勃地告诉我们说：在正式开会前，总理和先念同志专门把他叫到旁边的小会议室里，给他另外布置任务，和他谈天，总理还用自己的钱给他泡了一杯龙井茶。爸爸说，这杯茶香极了！一边说，一边抱起了他当时唯一的小孙子，亲亲小脸蛋，好像要把茶香和美好的回忆传给爱孙一样。

    那时，总理的身体已经不太好了，但总理仍然是全心全意地工作，不肯稍微放松自己，每次开会都要到夜里一两点钟。我母亲于1973年去世后，只有我们两口子陪着父亲，照顾父亲的生活。爸爸开会不回家，我们两口子也不能睡觉，经常是深夜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等待着爸爸回家。爸爸回来后，也已经很累了。我们问他，怎么不早点散会？爸爸说，大家都希望早点散会，主要是担心总理的身体。每次时间晚了，大家都着急，怕总理累病了，可是大家都不好意思直接催总理早点散会，只有汪东兴同志敢说，因为他是受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委托这样做的。一过12点，汪东兴同志就开始插话，提醒总理该散会了。大家把这种提醒叫做“唱歌”。爸爸说，一听汪东兴同志“唱歌”，大家就不再提新问题，自觉地等待散会，但总理却不管这些，总是开到两三点钟以后，不把问题解决好，总理是不肯散会的。

    我父亲到中国科学院工作后，周总理特别嘱咐他，一定要注意地震预报，既不能漏报，造成人民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又不能乱报，惊扰群众影响生产。我父亲知道总理嘱托的分量，他陪总理去邢台，亲眼看到过地震给人民生命财产带来的惨重损失。

    危乱见坚贞

    在筹备全国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草拟政府组成人员名单时，周总理提名，要我父亲任教育部部长。

    我父亲曾经担任过浙江大学校长和教育部副部长。毛主席曾说：教育战线要多派周荣鑫这样的干部去。所以，周总理提名周荣鑫任教育部部长是师出有名的。为了教育部部长的人选，政治局经过了30多次会议的争论。

    邓小平同志主持工作，小平伯伯的工作风格与周总理不同。他刚正不阿，雷厉风行，大刀阔斧，针锋相对，寸步不让。

    在小平同志领导下，各项工作的整顿很快见到转机。我父亲坚定地贯彻小平同志的指示。在教育战线他大声疾呼，直言批判“四人帮”的“读书无用论”，他说：“过去只讲学文化，现在不讲学文化。一方面要搞四个现代化，一方面又不要文化，这怎么行？”“这几年有个最大的危机，我们教育部门就是不读书。教育战线的形而上学很猖狂。”迟群等人组织他们在教育部安排的人把我父亲的言论都记录下来，出了一本厚厚的周荣鑫黑话集，断章取义，极尽歪曲之能事，向毛主席告黑状，搞秋后算账。

    我父亲的一系列讲话，代表了教育战线广大干部和师生员工的心愿，深受干部教师的赞成和拥护，也大大地触怒了“四人帮”。时间不长，“四人帮”开始反攻倒算。他们说，这是“右倾翻案风”，胡耀邦、周荣鑫、万里、张爱萍都是“右倾翻案风”的黑干将，邓小平是风源。

    在和“四人帮”的激烈斗争中，我父亲又一次得到周总理的关怀和支持。当时，周总理重病住院，多时见不到总理，父亲非常惦念。有一天，父亲下班回家，告诉我说：“明天周总理要接见联合国教科文总干事姆博，要我陪见，并要我提前一小时到北京饭店等候。总理安排提前见我。”听了这个消息，我们和父亲一样，又激动又盼望。那天，我们和父亲聊到很晚。我们在想：总理的身体怎么样了？我跟爸爸说：请总理不要只找西医，最好找中医看看。中国的中医还是有些办法的。吃些中药调养调养，会好一点。我还对爸爸说：替我问总理好，并请求爸爸千万别忘了。

    第二天下午，爸爸两点钟走的，5点多点回来的。我们迎上前去，把爸爸拥进了客厅。一进了客厅，我们就迫不及待地问爸爸见总理的经过。爸爸缓缓地告诉我们：他到北京饭店不一会儿，只见总理的司机来接他，熟人见面，格外亲切。他坐着总理的大红旗车，来到总理的驻地。一进病房，总理非常高兴，叫：“大姐快来，你看看是谁来了？”邓妈妈来了，其他所有的熟人也都紧跟着跑了进来，秘书，侍卫长，护士，医生，一群人把房间挤得满满的。大家七嘴八舌，问长问短，又亲切又热闹。爸爸脸上闪现着幸福甜美的神态，说：“就跟又回到家里一样。”等大家一阵亲热寒暄过后，总理挥手请大家退出，开始询问爸爸的工作情况。爸爸向总理汇报了他在科学院和教育部的工作，汇报了迟群等人的干扰和破坏，汇报了自己的做法。又见到了最了解自己、最关心自己的总理，他怎么能不向总理倾诉情怀？面临着又一场尖锐复杂的斗争，他怎么能没有总理的理解和支持？总理听完后，明确表态同意我爸爸的观点，说：“你在科学院和教育部的工作，做得是对的，处理得很好！”总理嘱咐他要注意和迟群等人的关系，当心一些。

    我父亲又说：“我看总理精神还好，就是又瘦了许多。我劝总理吃中药，用中医治一治，也许会好一些。有些人就是用中医中药治好的，但总理却对我摆了摆手，没有答话。”

    1976年1月8日上午，有人打电话来说：总理逝世了！“春蚕萦绕千万缕，已为人民吐尽丝！”我们的心一下揪住了，大家坐在那里发愣发呆。回味起总理的音容笑貌，回忆起敬爱的周伯伯对我们全家那么多的关心爱护，我们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滚了下来。

    4月5日清明节。人民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上自发地悼念总理，寄托哀思，发泄着对“四人帮”的仇恨和怒火。但人民群众的反抗和怒火并不能使“四人帮”收敛一点。教育部在迟群一伙把持下，狠斗周荣鑫。明明知道周荣鑫有心脏病，却连续十几天开批斗会。

    4月12日上午，我父亲在批斗会场上突然昏迷不醒，当时的卫生部部长刘湘屏却不许我父亲住医院，说什么北京医院不能成为走资派的避风港！我父亲就在批斗会场的地板上躺了四个多小时，昏迷不醒而得不到救治。刘湘屏还说：进北京医院要有政治局委员批准。而上午时分正是他们睡觉的时间。我眼看爸爸躺在地板上而得不到救治，心急如焚，我揪着周宏宝的衣服领子逼他打电话向中央汇报。最后还是吴庆彤找到纪登奎批准，我父亲才住进医院。但是已经晚了！来不及了！在这个痛彻心肺、肝肠寸断的时候，怎么能不想起敬爱的周总理。他老人家要活着，怎么能容忍见死不救的事情发生？他老人家要知道我父亲病危，怎么会袖手不管？想想周伯伯在世的时候，有多少次救过我父亲的性命？周伯伯去了，还有谁能再千方百计地保护关心我父亲？还有谁能再救救我的父亲？我父亲被迫害去世了，至死也没有说一句对不起党的话。他只活了59岁。他随着敬爱的周总理走了，再也不会回来了。

    （周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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