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亡不大，这很好，我们是打游击战，不仅要学会歼灭敌人，还要学会保存自己，只有这样，才能更多地消灭敌人，不然，自己都没有了，拿什么去消灭敌人呢？游击战更要把同敌人斗力和斗智结合起来，只同敌人斗力是不够的。”

    后来少奇严肃而含蓄地对我说：“人家要你当指挥员嘛，哪里是叫你去当一个侦察兵！在一次战斗里，指挥员的伤亡对战斗胜败的影响是不同于一个战士的。羊皮袄是不能经常保险的！”

    1940年初夏的淮北平原，一望无际的麦苗间杂着高粱叶，微风吹拂着麦浪，散发出阵阵的麦花香。淮河缓缓东流，两岸一片葱绿。正是这样景色迷人的一天下午，淮河北岸突然热闹起来。从新四军第四纵队驻地——泗县的洛岗，一直到淮河岸边，几十里路上，人群熙熙攘攘。这里有坚持敌后抗日的人民，有清洁、整齐、威风凛凛的战士，也有党政军各级干部。人们掩饰不住兴奋的心情，怀着殷切的希望和喜悦的心情等待着，不时地顺着大路朝东南方向张望。有些人到处打探：“你见过胡服同志吗？”“胡服同志就是刘少奇同志吗？”“胡服同志几点钟可以到？”“快了，马上就要到了。”我的心情也十分激动。记得还是5年前长征经过湖南的时候，一天行军后，少奇来到我们师政治部，他那种平易近人的态度和对工作详细、深透的询问、指示，使我久久不忘。从那以后，就再没有见过面了。在这漫长、艰苦的5年里，不知少奇有些什么变化呢？我渴望能早点看见他。

    久久盼望的时刻终于来到了。顿时，淮河边上人声欢腾，少奇在掌声和口号声中走下了渡船。跟在他后面的是中原局机关的同志。我紧握着少奇的手，目不转睛地端详着。啊！他的两鬓已有几根灰白的头发了，慈祥而严肃的脸庞也更消瘦了。他穿着一身洗得发了白的灰军装，像从前一样的整洁、朴素。他轻挽着马缰，微笑着，谦逊地向欢迎的人群招手。洛岗村这时更加沸腾起来了。从四面八方赶来的军政干部拴下汗溜溜的战马，纷纷向少奇住处赶去。

    我们决定第二天召开全体军政干部开会，请少奇作报告。突然泗县、玉河的敌伪军在这一天拂晓，对我根据地进行“扫荡”。情况紧急，我们决定连夜转移。这是一个阴天的夜晚，伸手不见五指。走了不久，便下起雨来。雨虽不十分大，却很讨厌。淮北平原的泥土路，浇上一点小雨，就油滑难行。人们不时摔跤，有的人被黏泥拔掉了鞋子，大大影响了部队的行军速度。我用衣服蒙罩着手电筒的亮光看看表，小针已指向夜里一点多钟。我们已穿到敌人的侧后，脱离了敌人的包围圈，部队就在原地休息下来。我们正在路旁村庄的一个小茅棚里，听各路侦察员的敌情报告和研究情况时，少奇走进来了。他浑身上下全被雨水淋湿，雨水从军帽檐滴下来。他听了我的报告后，沉思了一会儿说：“是的，下雨，路很难走，我看你们部队很疲劳了。”略停一会儿，又望着我说：“既然已经基本上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你看是不是可以住下来呢？在战斗中，也应尽可能地保持部队的体力，照顾同志们的健康呵！”最后又补充一句：“当然，情况是你们比我清楚。”我心里想，是可以住下来的，即使发生了万一，我们是战斗部队，不过打一天仗，没有什么了不起！问题是少奇和中原局机关在这里，万一出了什么岔子，怎么办呢？安全还是第一位的事。于是我坚定地回答：“在此宿营是可以的，不过再前进10多里更好些。”我们又继续按原定计划往前走，到达距濉河约20里的地方住下来。

    又是一夜行军，我们经过青阳，越过濉河，在到达许圩子时，接到侦察队的报告：顽军江苏省保安队第一纵队司令王光夏，趁日寇从西面对我进行“扫荡”之际，率4个团倾巢出动，从东面配合日寇向我进攻，于黄昏前占领我朱湖、新行圩子及其以北地区。大家非常气愤，也很担忧。因为这一来使我军陷入十分困难的境地：南面是洪泽湖，北面是日寇的据点，西面是向我“扫荡”的日寇，而前面又是王光夏顽军的堵击。我们纵队几个领导商议，要摆脱面前的困境，只有一条路，就是坚决打垮王光夏的进攻。我们决定后，即向少奇请示。

    当我走进少奇住室时，他正背着手，在屋里踱步和秘书谈论着什么。我把面前的敌情和我们的困难处境向他作了汇报。少奇边听边看地图，脸色仍然那样开朗、平静。等我讲完后，他微微点了点头说：“是很困难呵，你看该怎么办好呢？”我说：“看来，不反击是不行了。王光夏经常和我们闹摩擦，这家伙这次竟公开对我们进行武装进攻，是狠狠给他回击的时候了！”

    少奇很赞成地说：“对！‘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是毛主席指示我们的。我们在反击日本鬼子的‘扫荡’，顽固分子却趁机向我们进攻，这就逼得我们不得不自卫了，因此，打他，我们是有理由的。这一点也一定要给干部，特别是战士讲清楚。”他接着问：“你们部队同王光夏的力量对比怎么样？”我告诉他：“我军有3个主力团，一个独立团，另外还有几支小游击队。其中两个团战斗力较强，打败过日本鬼子，也打垮过顽固分子安徽省主席李品仙派来闹摩擦的马馨亭两个团的进攻。这次由于要以一部分力量牵制日寇，要歼灭王光夏4个团是有困难的，但是打垮他，赶出我们根据地是可能的。”

    “那就是说，我们又有利了，是不是？”少奇很明快地对我说。

    “是这样！”我肯定地回答。

    接着，少奇又问了部队的政治情绪和有关作战等问题，然后安详地说：“现在情况的确很严重，但是，打了，情况就会变好的……我们既然有理又有利，就坚决地打垮顽固分子的进攻！一定要把这些道理在部队里进行深入的动员。”说着，他把我送到门口，我愉快地向他告别。

    经过几天的战斗，我们彻底粉碎了王光夏的进攻，完全恢复了原有的根据地。战斗结束后，我回到司令部，到少奇那里汇报战斗情况。他对伤亡情况和政治情绪很关切，尤其对干部的伤亡情况更关切。我说，打这种顽固分子是不会有大伤亡的。当他知道我们部队营以上干部没有伤亡，战士伤亡也不大的时候，才放心地谈了同敌人斗力、斗智问题，大意是说：“伤亡不大，这很好，我们是打游击战，不仅要学会歼灭敌人，还要学会保存自己，只有这样，才能更多地消灭敌人，不然，自己都没有了，拿什么去消灭敌人呢？游击战更要把同敌人斗力和斗智结合起来，只同敌人斗力是不够的。”

    在闲谈中，我讲起了战斗中自己碰到的一件趣事：战斗的最后一天下午，我们把掩护王光夏败退的一个多营顽军，包围在山子头内。这是一个围墙高、壕沟宽，利于守而不利于进攻的围子。我们便决定黄昏攻击。为准备进攻，我和几个团长进行现场侦察。我爬到山子头围墙边一个矮草堆上，利用一个堆麦草秆的草房棚子的遮蔽进行观察。当我观察后扭转身向团长们交待任务时，忽然背上像挨了一拳似的，把我从矮草堆上撞下来。我还以为是谁开玩笑，后来才发现是挨了敌人从围内打出来的一枪，子弹穿过草棚上的一条横梁飞到我的背上，把羊皮短袄打了一个洞，我的背上只受一点轻伤，子弹头落在衬衣里。

    这本来是闲谈的，少奇却非要看看我的伤口不行。他亲自察看了伤口，一定要叫医生来给我上药。他还指着那件短羊皮袄说：“皮袄倒是给你保了险！”他的秘书也插上一句：“俗话说，‘六月里穿大皮袄’是你的洪福大啊！”逗得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

    后来少奇严肃而含蓄地对我说：“人家要你当指挥员嘛，哪里是叫你去当一个侦察兵！在一次战斗里，指挥员的伤亡对战斗胜败的影响是不同于一个战士的。羊皮袄是不能经常保险的！”

    （张爱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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