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奇的态度变得严肃起来，庄重地对我说：“穿上了红军的军装，这还只是外表，还需要拿马列主义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真正的红军战士。”

    他用缓慢而沉重的语气说：“为了党和革命的利益，共产党员应该视死如归。受委屈、遭打击，也是一种考验。党要审查一个党员，是为了无产阶级革命利益的需要，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只要胸怀坦白，没有做无愧于党和人民的事情，应当接受党的审查，而不怨恨党。”

    为了寻求真理和光明，我于1937年深秋，随同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中共中央代表林伯渠到了延安，被安排住在中央军委招待所陈设简陋的三开间炕房里。一天晚上，一位身材瘦长、目光炯炯的中年人，随带警卫员走了进来。他披着棉大衣，坐在一条小板凳上休息了一会儿，然后打开白铁箱，拿出一包文件聚精会神地看起来。我猜想，这是谁呢，他会和我住在一起？不久，警卫员来向他报告说，毛主席请他去，他立刻起身走了。我一听是毛主席请他去，心想他一定是个“大人物”。我带着十分好奇的心情去找招待所的管理科科长肖学林，向他打听这位态度严肃、举止文雅的“大人物”是谁？

    肖学林说：“你不认识他？”

    我说：“不认识。”

    肖学林把大拇指一竖，自豪地说：“他就是中共北方局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中央委员刘少奇同志。”

    我心里一愣，顿时对他肃然起敬，觉得他真了不起，很想找他谈谈。第二天下午，我见他午睡起来，在房间里踱步沉思，我踌躇不定地想和他打个招呼，请教一些问题。忽然间，刘少奇走到我的面前，对我说：“你是刚从外地来的吗？”我说：“是的。”他问了我的姓名，又问我今年多大岁数？我说：“25岁了。”

    刘少奇说：“你像个知识青年，曾经在什么学校里念过书？”

    我说：“我到日本留学8年，先在大学政治经济系学习，后来又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军事，毕业后我回国了。”

    他微笑着说：“你能文能武，为什么要来革命，不去升官发财？”

    我对他说：“我的老师和朋友之中，有许多是革命志士和进步青年，我受了他们的影响。我也同情劳苦大众，相信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相信中国共产党能够救中国，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不满，所以投奔了革命队伍。”

    刘少奇赞许地点了点头，又对我说：“在革命队伍里生活很艰苦，你能过得惯吗？”

    我说：“锻炼锻炼吧！”

    他非常高兴地说：“我们欢迎你来！你受过正规化的军事教育，希望你在我们这里做些军事教育工作，对革命事业给予帮助。”稍停，他又说：“你的工作分配了吗？”

    我说：“还没有。”

    刘少奇思索了一下，说：“我可以替你向肖劲光同志（当时任中央军委参谋长）和罗瑞卿同志（当时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联系，介绍你去抗大当军事教员，好吗？”

    我马上高兴地回答：“行！”

    谈到这里，少奇坐了下来，递给我一支香烟。我觉得这个“大人物”倒还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没什么官架子，就开口向他提出一个要求：“现在我穿的是便衣，不像个当兵的，想要一套军衣和一顶五角红星的帽子，可以吗？”我从大后方赶来延安，心目中就羡慕着当红军的同志。当时我的想法很简单，以为穿上红军军装就是参加革命了。刘少奇笑着说：“现在国共合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了，红星帽不戴了。”

    我赶紧抢着说：“我在街上看到还有人戴着的，就让我也戴几天吧！”

    看我这般急切与渴望的样子，少奇便满口答应，并立刻叫警卫员到管理科拿来一套军装。我就迫不及待地穿戴起来。他对我上下打量一番，笑着说：“现在你像一个红军战士了。满意了吧？”我说：“我是个新战士。”

    这时，少奇的态度变得严肃起来，庄重地对我说：“穿上了红军的军装，这还只是外表，还需要拿马列主义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真正的红军战士。”

    当时，我还很幼稚，不能理解这句话的深刻含义。待我在革命工作中悟得一些道理，并再次见到少奇时，已是三年后的1941年了。

    说起来真算有缘。皖南事变后，刘少奇被中共中央任命为新四军政治委员，我也经过上海敌占区从皖南北撤到了苏北盐城新四军新军部。由于和我一同从皖南撤出来的4人中有两个投敌叛变，一个动摇回家，只有我一个人归队，因而受到组织上的审查。我向军长陈毅和政委刘少奇写了申诉报告。不久后的一天黄昏，陈毅军长叫我出去谈话，说是组织上对我的问题已经审查清楚了，没有投敌叛变问题，决定让我恢复自由，恢复党籍，恢复工作，并说少奇同志要接见我。当晚，我十分激动，对党的感激之情难以一语表达，竟至辗转反侧，难以成眠。第二天上午，我急匆匆地去见少奇，他住在盐城西门外河边军部驻地的一栋房子里。

    “报告！”我喊了一声，进门行礼。刘少奇抬头一看，立刻站起来和我握手，亲热地说：“老朋友，你还认得我吗？”

    我说：“怎能不认得！三年多以前在延安见到过首长，并且还清楚地记得您教导我的话：还需要拿马列主义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

    “哈哈哈！”少奇不禁大笑。他说：“那么，你的头脑武装好了没有？”

    “比起首长来，还差得远呢！”我说。

    少奇“嗯”了一声，接着说：“你这次受审查，吃了一些苦头，有什么意见？”

    “受审查是应该的，我服从组织的安排。”我态度真诚地说。

    听我这样回答，少奇若有所思：“是啊，你的社会关系比较复杂，在革命队伍里受审查是难免的。一个共产党员要经得起法庭、监狱、战场上的考验，你说对不对？”

    我一时想不出适当的话来回答，便引用了文天祥的两句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刘少奇一听，再次哈哈大笑起来，说：“你还懂得古诗哩！”接着，他滔滔不绝地对我讲了一番话。我记得他用缓慢而沉重的语气说：“为了党和革命的利益，共产党员应该视死如归。受委屈、遭打击，也是一种考验。党要审查一个党员，是为了无产阶级革命利益的需要，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只要胸怀坦白，没有做无愧于党和人民的事情，应当接受党的审查，而不怨恨党。”

    我说：“只怕以后党在政治上不信任我了。”

    “一旦党对你审查清楚了，仍然会得到党的信任和使用。”

    “如果碰到不正确的党的领导人，那就倒霉了！”

    少奇举手一摇，郑重地说：“如果党内出现了错误路线，或者是碰到野心家、阴谋家，根据党内路线斗争的经验，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党会自己来纠正错误的。你要坚信，党一定会把问题实事求是地搞清楚……”

    最后，少奇告诉我，因为我在军事学术上有专长，陈毅军长决定让我回到司令部参谋处工作，要我立即去向赖传珠参谋长报到。我激动得一下子说不出话来，只是向他端端正正地行了一个军礼，转身大步走了出来。刚出门，又听少奇在后面大声说了一句：“你要安心工作！”

    说实话，当时我对于受到的审查是怀有委屈情绪的，思想上感到很苦闷。是少奇的话，一字一句深深打动了我的心，犹如黑暗中重见光明，不仅使我感激涕零，而且使我终身受用。

    春去夏往，秋过冬至。转眼到了1941年12月间。这天晚上，我已入睡了，突然，一个警卫员叫我起床去见陈毅军长。陈毅见我进门，放下正在批阅的文件，开门见山地对我说：“组织上决定派你到上海去辛苦一趟，利用你的亲戚朋友关系，筹募捐款，采购药品，了解敌情，早去早回。你有什么困难吗？”我自知责任重大，立刻回答说：“没有什么困难。”他说：“好！你去见少奇同志，听他有什么指示。”

    从陈毅屋里出来，我即刻赶到少奇那里。少奇一见我，就问：“陈军长找你谈话了吗？”我回答说：“刚才去过，已经交待给我出去工作的任务。”接着，少奇拖了把椅子，示意我坐下来仔细谈谈。我看他神色有点疲倦，就说：“今天太晚，首长身体不好，可以休息了，明天再安排时间谈吧。”他摇摇手，喝了一杯浓茶，提起精神对我说：“还早哩！你看，我这里一堆报告，部队里的吃饭、穿衣等许多问题，都要我们处理呀！”我见少奇执意要谈，就问：“首长对我出去工作有什么指示？”他很严肃地说：“我们到敌占区去工作，主要是依靠群众支持我们的抗战事业。为了争取、分化、瓦解敌人，我们也要利用敌人的矛盾，开展对敌斗争。你可以利用社会关系进行工作。”为了在工作中更有把握些，我又问：“在敌伪方面，我有一些亲戚朋友，是不是也可以去找他们呢？”少奇思索了一下，说：“对汉奸亲日派，我们采取对其亲日的方面加以打击，对其动摇的方面加以争取的政策。”接着，他特意加重语气说：“但须注意，在目前抗战的不利情势下，不可与汪伪上层的汉奸头子轻易接触，要提高警惕，以防他们挑拨离间、造谣中伤，破坏我们与国民党的团结合作。”

    经少奇这么一说，我更加明白了这次出征上海的目的。我要告辞了，但少奇却像母亲送孩子出征那样，左叮右嘱。他先是说：“你这次出去，要走我们根据地的秘密交通线，可以派小部队护送你到江边，这样行动比较安全。”接着，他又问我：“出去的便衣和旅费准备好了吗？”我说：“这些问题请首长不必操心，我自己会处理。”少奇又说：“你的爱人程瑞蒙同志临时调到农村去做新区开辟工作了，你又很快就要走，可能一时见不到她，组织上会通知她，你放心吧！”听了这一席话，我的眼眶不禁湿润了。少奇就是这样无微不至地关心干部。你想到的问题，他想得比你远；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却替你想到了。当我站起来准备走时，少奇又叫住我说：“我们苏南区党委做供给工作的一位同志，在上海被敌人逮捕了，你出去打听一下，找适当的关系营救他。好，祝你一路平安！”

    在上海，我待了一个月。1942年春节前，我就回到了根据地。在军部的驻地苏北阜宁单家港见到少奇、陈毅时，我把捐款和采购来的医疗药品交给组织，并汇报了一些情况。他们都非常高兴。

    （冯少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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