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时心想：委员长是多么无微不至地关怀我这个年轻干部呀，连我写的字潦草都及时帮助指正！

    刘少奇又亲自写了一封信给我，让通讯员给我送来了。信上说：“在电话里谈得很少，现在我很清楚的想起了你。我们在江西悲惨地分离，现在在革命浪潮中又会合了，胜利一定属于我们的。请你明天上午来我这里谈一谈。”

    1931年11月起，我在中央苏区红军兵工厂担任工会委员长。这个厂的工会工作，主要是由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直接领导。后来，我经常向全总执行局汇报工作，有时是口头汇报，有时是书面汇报。

    有一次，我接到通知，到全总执行局汇报工作。临回厂的时候，全总执行局组织部部长梁广告诉我说：“刘少奇同志要找你去谈谈。”刘少奇当时是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委员长。听说委员长要找我当面谈谈，心里又高兴又紧张。在这以前，我只听说过刘少奇是我国工人运动著名的老前辈，在大城市里领导工人运动的威望很高，国民党和帝国主义分子都很怕他，工人群众敬爱他、拥护他，可是，我还从来没有和他见面谈过话。他找我去，可能有什么重要的事，我便不由得考虑起应当说什么话。

    我一走进刘少奇的办公室，他便笑着对我说：“你来了，坐吧。”开始时，我多少有点拘束，看刘少奇那样平易近人，热情和蔼，很快就自然起来了。看样子，他早就知道我的名字。他先了解红军兵工厂的情况，问我工作中有什么问题，我一一向他作了汇报。然后，他忽然微笑着对我说：“有件事我要批评你。”我以为自己工作上犯了什么错误，可是，他接着说：“你写的工作报告，有些字太潦草，以后应当誊写清楚再寄。”原来是这么回事。我当时心想：委员长是多么无微不至地关怀我这个年轻干部呀，连我写的字潦草都及时帮助指正！他工作那样忙，每天不知有多少事情需要做，居然能在我的报告里发现一些潦草字，这说明他对工作是多么严肃认真，看信件是多么仔细。而自己呢，竟不替领导同志想想，把那样潦草的报告送给他看。想到这里，我感到像犯了大错误，难受极了。刘少奇大概看出了我的心情，接着鼓励我说：“不要紧，以后注意改正就行了。”

    1957年9月，我去中南海看望刘少奇时，他曾笑着又提起我写字的事，说：“你的字写得不错啦。”我听了，立刻想起25年前的那桩事，显然委员长的记忆力非常强，还记得它呢。

    在与刘少奇初次见面以后不久，我被调到全总执行局，在刘少奇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当时同我一起来的，还有另外两个同志，一个是从福建省总工会调来的，一个是从江西省总工会调来的。我们3人都很年轻，由于是新来的，又面临新的工作，所以工作上一时不知如何进行。刘少奇知道这种情况后，就经常亲自参加我们的会议，和我们一起商量工作如何开展，在他领导下，我们成立了全总执行局国家企业部，指定我担任部长。对于我们的工作，刘少奇从原则到具体都考虑到了。他向我们详细说明了成立“国家企业部”的目的及其任务，并告诉我们必须立即开始办公，要我们用纸写个牌子贴在门外，表示“国家企业部”已经正式成立。他是全总执行局的主要领导人，但我们和他在一起，一点也不感觉他有什么架子，所以很快就熟悉起来了。

    一天，刘少奇找我去谈成立苏区粮秣工会的事，他要我去找贸易局吴局长商量，征求他对成立这个工会的意见。我便立刻去找吴局长，没想到，吴局长不赞成成立粮秣工会。我回去把吴局长的看法向刘少奇作了汇报，心想，这位吴局长真保守。但刘少奇听了我的汇报后，没有不高兴的表示。他沉默了片刻，大概是考虑吴局长的意见，然后心平气和地给我详细分析了成立粮秣工会的好处和不成立的坏处，要我再去和吴局长商量。他说：“只要把道理向吴局长讲清楚，他是会赞成的。”后来，我根据刘少奇的指示，又去和吴局长谈了一次，果然，吴局长同意了。

    当时中央苏区红军兵工厂里有广东人、福建人和江西人，他们大多数参加革命不久，还存在着相当浓厚的封建地方观念，闹过不团结，有个时期甚至严重影响了生产。刘少奇知道了这件事以后，非常重视，派我到厂里去研究处理。我去了一个多星期就自以为把问题解决了，回来向刘少奇汇报了处理的经过。我原来以为，这次处理还是很顺利的。刘少奇和往常一样，精神非常集中地听我汇报。等我汇报完了，他没有马上发表意见，稍微想了一想，问我道：“你到厂里住在什么人家里？在哪些人家里吃饭？”开头我很奇怪，不明白他为什么问这些事，就老老实实地回答说：“因为我和广东人比较熟悉，食住都是在广东工人家里。”他听后，不太满意地说：“那么你得到的意见都是广东工人说的啦？”我回答他说：“是的。”这时我才意识到自己的工作有了片面性。

    “你这次并没有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你的结论偏重于广东工人方面。你休息3天，再回去重新处理。”接着，刘少奇又耐心地向我谈了做工作的方式方法，应注意的事项，要我下次再去时，千万不要光听广东工人的意见，也要多听听福建工人和江西工人的意见。

    对刘少奇的这个指示，最初我感到很不好办，自己已经在兵工厂全体大会上作过结论，现在自己又要去推翻，多难为情呀！可是过去的经验告诉我，刘少奇对问题的判断是很准确的，我没有什么理由，更不应当不考虑党的影响，不按照他的意见去做，所以思想斗争到最后还是去了。

    第二次到红军兵工厂一了解，情况果然如刘少奇所分析的那样，对上次的结论，广东工人都很高兴，而福建和江西工人却很不满意。我根据刘少奇的指示，重新收集了江西工人和福建工人的意见，并做了新的结论，才正确地解决了纠纷，使闽粤赣工人都满意。

    10多天后，我回到全总执行局再向刘少奇汇报处理的经过时，他微笑着说：“这次你有很大进步，上次的事应该作为经验教训啊！”

    那时候的中央苏区，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几次“围剿”，使红军的一般物质供应非常困难。一天晚上，在刘少奇的倡议下，全总执行局召开全体人员大会，号召大家踊跃募集草鞋，慰劳英勇作战的前线红军战士。同志们都热烈地响应了号召。我因为在兵工厂时有薪金，所以这时身上还有点存款，当场就捐献5双。5双，这是最高纪录，大家热烈地为我鼓掌。可是，坐在我旁边的一位江西省总工会来的青工部部长捐7双，笑着说要和我比赛。他大概和我一样，是由产业工人提上来不久的干部，身上也有点积蓄。大家见他捐献的字数超过了我，当然也给他鼓了掌。

    就这么着，他加，我加，一直往上增，最后我共捐了117双，比他多5双。买这么多草鞋，也需要不少钱呢，我仔细计算了一下自己的储蓄，还好，勉强够啦，这才放了心。在我们比赛的同时，其他同志也根据自己的情况增加了双数。这也是一场革命的比赛。

    第二天一早，机关墙报《红版》为此出了特号，用红墨水大字标题表扬同志们的革命热情，当中还特别提到我和那位青工部部长。刘少奇知道后，很关心，曾亲自去看《红版》，并在工作和生活会议上多次赞扬革命比赛的精神。刘少奇就是这样，对干部的缺点他从不放过，总是耐心帮助分析提高认识；而对干部的优点或工作成绩，哪怕是很微小的，他却又那样牢记不忘。

    1933年春，党中央号召动员90%以上的苏区工人加入工会，作为迎接当年的“五一”劳动节的积极行动。我也担任了国家企业方面一些厂的动员工作。4月下旬的一天，我与另一位同志到中央组织部去汇报，说明全总执行局和国家企业方面的任务已经全部完成。不料，汇报以后，我被指责“对党不忠实”。原因是，据中央组织部某些人了解，卫生材料厂工人加入工会的并不足90%，而这个厂是我去动员的，因此证明我是虚报成绩。我当即向那些同志解释说，这个厂没有90%的工人加入工会，是因为该厂刚扩大起来，一部分工人到厂还不足3个月，虽然他们积极要求加入工会，但按照工会章程规定，暂时还不能加入。这个情况我是清楚的，只是没有分别加以说明。可那些人根本不顾这些事实，一定要处分我。我满怀委屈的情绪回到全总执行局。当晚，党支部就召开支部大会，讨论关于处分我的问题。刘少奇知道了，也来参加。一开始，他没有发表意见，先坐在旁边听大家的看法，了解事情的真实情况，过了一会儿，才发言。他分析了问题的性质，最后说：“像这样的事，主要是因为马文同志事先疏忽了，没有分别说明情况。我看没有什么理由给予处分，以后多注意一些就是了。”听刘少奇一分析，认识马上明确了，大家一致同意刘少奇的意见。我心里是多么高兴啊！我之所以高兴，倒不完全是因为自己没有受处分，而是因为有刘少奇这样坚持原则、爱护干部的好领导。要知道，在当时那种“左”倾机会主义占上风的环境里，全总执行局的党支部能抵制乱扣帽子、打击干部的做法，不是一件容易事啊！

    在全总执行局工作期间，我曾在一个短时期内，思想上产生波动，不安心在这里工作，觉得自己工作经验少，理论水平又低，担任部长很难胜任。我去找刘少奇说明了自己的意见，请他批准我回兵工厂工作，结果被他批评了一顿。他分析了我的思想，对我进行批评教育。不过，他的批评总是带着鼓励的，他教育我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处理事情要以党的利益为前提，不能感情用事。为解决我这个思想问题，他接连找我谈了几次，终于把我说得口服心服。当我完全安下心来以后，他又用巡视工作的名义，派我去兵工厂工作了3个月。显然，他这是有意照顾我盼望回兵工厂的那份心愿。此后，我再不想，也不愿离开全总执行局了。

    1934年5月，全总执行局召开苏区国家企业工人代表大会，我被选为大会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在审查代表资格的时候，发现有3个代表犯过一些错误，于是决定取消他们的代表资格。当我在大会上宣布这个决定时，刘少奇从大会主席团座位上走到我身旁，对着我的耳朵用询问的口气轻声说：“还是可以当代表吧？怎么不和我商量一下就宣布了？”我告诉他，那是经过资格审查委员会讨论通过的。他听了，再没有说什么，就回到原来坐的位子上去。等我报告完了，他又找我们商量这个问题，说应当考虑一下怎样处理才更好。他说：“既然选出来了，他们犯的错误又不是很重，我看可以采取教育的办法帮他们提高认识。如果他们能很好地认识错误，有决心改正，最好还是保留他们的代表资格。”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同志们听了刘少奇的意见，又重新研究了原先的决定，结果认为否决那3位同志的代表资格确实不合适，就同意了刘少奇的意见。

    后来，刘少奇在大会讲话时，还附带解释了这个问题。他就是这样及时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并且对犯了错误的同志总是关怀、鼓励和鞭策他们继续前进。

    1934年7月，由于敌人猖狂大举进攻我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中央决定大大精简上层机构，充实基层。我根据组织的决定，离开了全总执行局和敬爱的少奇同志，回到红军兵工厂工作。从那以后，一直到1938年6月，我在延安才又见到他。

    1938年6月我到达延安时，住在八路军总部副官处。这时我才知道，曾担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的刘少奇在领导了“一二九”运动之后，已回到延安在党中央工作了。当时，我是多么高兴啊！恨不得马上见到他。自从在瑞金离开他以后，几年来我曾几次梦见他。可是，在当时的环境下，连他在哪里工作都不知道。我怀着抑制不住的心情，要立即去看望他。副官处的同志很理解我的心情，帮我打通了电话。那天晚上，刘少奇又亲自写了一封信给我，让通讯员给我送来了。信上说：“在电话里谈得很少，现在我很清楚地想起了你。我们在江西悲惨地分离，现在在革命浪潮中又会合了，胜利一定属于我们的。请你明天上午来我这里谈一谈。”

    这封信我看了四五遍，激动的泪水湿润了双眼。这一夜好像特别长，好不容易熬到天亮。我由一个通讯员带路，沿着延河河畔走了大约半个多小时，终于到达了刘少奇的住处。刘少奇一见到我，热烈地握住了我的手，并让我坐在他身旁的石凳上。我们都感到非常高兴。

    “什么时候到延安的？”他亲切地问。接着，他就关怀地问起我离开他以后的情况，他也向我讲了一些他自己的情况。谈话非常随便，和在瑞金时没有两样，一直谈到中午。我知道他工作非常忙，但他没有对我说一句工作忙的话。他留我吃午饭，饭后又继续谈。他向我谈了长征前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给党造成的重大损失，遵义会议的重要意义，以及毛主席领导的正确，抗日的光明前途。当谈到我自己未来的工作时，他关心地问我自己打算做什么。我告诉他还想到工厂去，他听了很高兴，说：“搞工业很重要，应当摸索一些办工业的经验，将来搞工业化有用处的。”他见我身体很瘦，问我是不是有病，并嘱咐我一定到医院检查一次……

    到下午3点多的时候，我虽然很不愿意离开他，但还是站了起来。这时他又要同我一道散散步，看一场中央机关的篮球比赛。事后我才明白，刘少奇所以要同我去看篮球比赛，也是有意提醒我注意锻炼身体。

    屈指算来，我从1933年至1934年在全总执行局工作，在刘少奇身边不过一年半的时间。在这一年半里，在与刘少奇的工作交往中，我从他身上所汲取的革命精神和革命知识，却影响了我的一生，使我终生受益。

    （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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