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党内上述两种意见的对抗，当时是前一种获得胜利的，在党内造成了相当反对专门理论研究的风气，结果，阻止了党内理论水平的提高。”

    这封信不仅对孙冶方的意见作了肯定的答复，并详细阐发了革命理论对指导中国革命运动的重要性。

    1941年，孙冶方（当时用名宋亮）刚由上海地下党派苏北抗日根据地工作，刘少奇当天就找他谈话，告诉他：华中局决定派他到华中党校工作，任教育科科长兼马列主义课教员。刘少奇说：华中党校学员有部队旅、团、营级干部，地方上的县区级干部，敌占区来的知识青年，都是革命骨干力量，对他们讲课必须认真、郑重；如果讲课时对某些疑难的理论问题自己没有把握，可随时向华中局请示。

    孙冶方去党校不久，真的遇上了疑难问题。于是，他就给刘少奇写了一封信，谈了自己的一些想法，并请指教。孙冶方在信中说：“我们正在研究《列宁主义基础》的《方法与理论》一章。我在读了列宁的《做什么》以后，觉得在中国党的历史上虽不曾有过俄国《工人事务报》派那种公开赞扬自发性，反对自觉领导的尾巴主义观点（对理论问题）。但在陈独秀时代，在党内教育政策上，轻视理论教育的倾向似乎是有的。当时任卓宣（叶青）领导下的莫斯科中山大学旅莫支部的态度就是如此的。他们反对学生学习。有人稍稍埋头读书，即赐以‘学院派’的美名。不过，他们似乎并不曾公开反对过理论对实践的意义，但说过‘理论学习是党的领导者任务’（这话也不曾公开向一般党员讲过）。因此，不管如何，当时机会主义者在客观上仍是妨碍了党员理论修养的提高，间接削弱了党对群众自发运动的觉悟水平的提高，虽然他们似乎没有把这种错误主张公开发表成为一种理论体系。不知道我这意见对否？我不知道当时陈独秀、彭述之等机会主义领导者本人，对此问题发表的意见如何？但只知道任卓宣等旅莫支部负责人的政策确是如此。”

    刘少奇在当天，即1941年7月13日就给孙冶方回了一封3000多字的长信。当时尽管刘少奇任为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委，其工作之繁忙是可想而知的。

    刘少奇在复信中肯定了孙冶方的意见，他说：“中国党内在最初的一个时期——陈独秀时代及其以后——有些党员是有一种意见，反对党员对理论作比较深入的专门的研究。甚至在学校中，当许多党员专门学习理论的时候，亦强调反对‘学院式’的研究，指那些比较埋头读书的党员为‘学院派’，而强调在实际斗争中的锻炼。似乎认为只要有实际斗争的经验，而不要高深的理论研究，就能满足，就能领导革命达到胜利。似乎认为马列主义的理论，无须经过相当长期的埋头深刻的研究，就能把握得到的。这种意见，与当时某些党员的另一种意见，即轻视实践，脱离实践的理论研究，真正的学院式研究对抗着。这两种意见都是错误的。一种是过分强调实践，轻视理论的重要性，轻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另一种是过分强调理论，轻视实践的重要性，轻视实践对理论的基源性与优越性。他们都没有把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正确解决与正确联系。”

    刘少奇接着说：“在中国党内上述两种意见的对抗，当时是前一种获得胜利的，在党内造成了相当反对专门理论研究的风气，结果，阻止了党内理论水平的提高。这是必须纠正与反对的。这与我党直至今天在理论上的准备与修养仍然一般不够的现象，是有密切关系的。它给了党内以极坏的影响。在当时，党内关于理论与实践同时并重的正确的意见，是没有得到发展的。”

    信中又说：“中国党的组织能力并不弱。中国党的英勇牺牲精神亦是很好的……然而，中国党有一极大的弱点，这个弱点，就是党在思想上的准备、理论上的修养是不够的，是比较幼稚的。因此，中国党过去的屡次失败，都是指导上的失败，是在指导上的幼稚与错误而引起全党或重要部分的失败，而并不是工作上的失败。直至现在，缺乏理论这个弱点，仍未完全克服（虽然党内少数同志特别中央的同志是有了对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统一理解）。因此，现在提倡党内的理论学习，就成为十分必要。中国党只要克服了这个弱点，就能有把握地引导中国革命到完全的胜利。”

    这封信不仅对孙冶方的意见作了肯定的答复，并详细阐发了革命理论对指导中国革命运动的重要性。读完这封信，孙冶方在讲授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确态度问题时，有了极大的把握。后来，此信收入刘少奇的一本文集——《论党》，题目就叫《答宋亮同志》。

    （李振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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