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也有自己的脑子，可以去分析、去判断你去的那个地方的党组织的某些指示是不是官僚主义的。你们应该有把握作出这样的判断，知道哪些指示不符合党中央的精神，是官僚主义的。

    1947年年初，我参加了一个只有10多个人组成的“中央土改工作团”，到河北平山县贾峪村进行土改试点。贾峪村与西柏坡村非常近，中间只隔一个东柏坡村。从贾峪村到西柏坡村，步行要不了半个小时。由于这个地理条件，更由于我们在贾峪村的工作带有为全国土地会议做准备的性质，我就有比较多的机会见到少奇同志，听到他的工作指示。

    全国土地会议之后，10月19日，少奇同志在西柏坡接见了“中央土改工作团”的全体成员。我向他反映，我在贾峪的工作中了解到，对土地法大纲中提出的彻底平分土地的政策，干部和群众思想不那么通，要求给地主、富农少分土地的思想很强烈，应该如何看待这个问题？他回答说：“‘平’好，不好反驳，不好反对，毛病最少。群众一定要保持某种不绝对‘平’，则也可以允许。但如果有争论，仍以‘平’来解决问题。在平分土地时，要给地主富农留得同样一份土地。”他这一解释，我就觉得充满着辩证的思维。他说：“南庄（西柏坡南的一个村）地主80%是抗属干属。如果我们的老子饿饭，对我们也是一个问题。我们是当权的政党，对和尚、尼姑、婊子都要负责，对地主、富农也要负责。给地主、富农分一份土地，不是照顾地主、富农，而是为了农民的利益。我们要坚持法令解决问题，不能说应该不平一些。因为我们是做领导工作的，如果我们说可以不平一点，可以不按法令办，那就变动大了。”这些话，讲的是原则。但是他是非常讲求实际的。他接着说，如果“老百姓硬是不赞成平，实在要少分一些地给地主富农，可以依老百姓决定，但是我们应该声明，我们的方针是‘平’，‘不平’是你们的主张而不是我们的主张”。这就是“群众一定要保持某种不绝对‘平’”的时候，我们的态度是：既要坚持原则，又不能勉强群众接受我们党的主张。

    这次谈话后不久，我们中央土改工作团要离开平山继续向东往冀中渤海等地工作。我考虑到，按照党的工作方法，我们这个工作团虽然是中央直接领导的，但是到地方去工作，仍然要在当地党组织，比如在地委、县委领导下进行某一个村、某一个乡的土改工作，因此可能发生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当地党组织的领导有严重的官僚主义，它发出的指示不正确，我们会遇到很大的困难。于是，我就约一位年轻同志去西柏坡，闯进少奇同志的住所，提出了一个“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办”的问题。他听我把问题提出之后，略为思考了一下说：“你们不要一般地、抽象地反对官僚主义。官僚主义对我们也有一定的用处。国民党的法律，从表面上看，对地主和农民也还是‘平等’的，但是县政府在办案时，如果地主告状，他们就雷厉风行，没有官僚主义；如果农民告状，他们就搞官僚主义。这样地主就会感到这个县政府、这个衙门是自己的。现在我们搞了一个《土地法大纲》。在这个《土地法大纲》面前，地主农民也是‘平等’的。地主也可以根据我们的《土地法大纲》到我们县政府告农民的状。在地主到我们的县政府来告状时，我们就可以搞点官僚主义；而农民来告状时，我们的政府就一定要雷厉风行。这样，农民就会感到我们的县政府是他们自己的。”接着，他又讲了一段给我留下印象更深刻、在以后工作中对自己很有指导意义的话：“你们在中央土改工作团做了半年工作，又参加了全国土地会议，中央精神你们是很了解的。你们也有自己的脑子，可以去分析、去判断你去的那个地方的党组织的某些指示是不是官僚主义的。你们应该有把握作出这样的判断，知道哪些指示不符合党中央的精神，是官僚主义的。如果你作出了这样的判断，那么你们就不应该把这些指示当作党的指示，而应该视作官僚主义的‘指示’。遇到这样的情况，你们可以向地委、县委讲自己的意思，提自己的建议。但是你们也要有精神准备，尽管你们反对，也不能把人家的官僚主义的指示反对掉。而且，你们也不好老提意见嘛！老提意见也不一定合适。即使如此，你们也要注意不能把他们的指示奉为神明、坚决去贯彻它。你们如何去处理才得当，这要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地去处理。而且要做好，也许不那么容易，要看你们的本事。但是有一条要注意，绝不要把官僚主义的指示奉为神明去贯彻。如果你们那样去做，你们自己也就成为官僚主义者了。你们应该有自己的见解、自己的作为嘛。”这一段话我一直记在心头，不敢去做那种把官僚主义者的指示奉为神明的官僚主义者。

    （于光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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