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奇又说：“在部队里，我是政委，你是机关工作人员；在党支部里，你是支部书记，我是党小组的一个成员，支部有什么决定，应该告诉我，可不能因为我的‘地位’，连过组织生活都不告诉我啊！”

    在我们的结婚报告上亲自批上：“洪隆、程瑞蒙同志：我们同意你们两人结婚——刘少奇。”

    皖南事变以后，党中央派刘少奇担任新四军政委，我在军部秘书处做机要工作，并担任军司令部机关党支部书记。

    一次，少奇和我聊起党内的思想情况，当我讲到有些知识分子和有能力的同志存在着闹个人地位的问题时，他一下就抓住了话头，对我说：“有些同志，有了一点成绩就骄傲；年轻人有一点工作能力不归功于党的培养，往往归功于自己。这是不对的，个人的成就与共产主义事业比较起来，这只能是‘沧海之一粟’。要说个人地位，皇帝算高了吧！从历史的长河看，他不过是大海中的一滴罢了。对共产党人来说，职务有高有低，只是革命分工不同，事无大小，都是为革命贡献力量。”他边说边指了指他桌上的一大堆文件、电报，“其实，做一个领导人可不轻松啊！我每天要看各地来的电报和文件，其中不少是最难解决的复杂问题，要我马上给予答复，责任重大，我是难以下笔啊！如果我作了错误决定，就要使部队遭受损失。我这个领导可真是苦差使呢！”一席话，把我说得也笑了起来。我虽然也觉得闹个人地位是个问题，但总说不出道道来。经少奇一说，大有茅塞顿开之感。最后，少奇又说：“在部队里，我是政委，你是机关工作人员；在党支部里，你是支部书记，我是党小组的一个成员，支部有什么决定，应该告诉我，可不能因为我的‘地位’，连过组织生活都不告诉我啊！”一席话，把我说得又笑了起来。

    身为新四军政治委员，刘少奇每天要处理大量的党政军事务，其工作之繁忙是可想而知的。但是，他依然不忘关心我们青年的成长。他是严师，不倦地向我们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他是长者，热忱地关怀着我们的学习，工作及至个人生活。当时，部队里的女同志很少，有些青年为找不到恋爱对象而苦恼。少奇在给我们所作的一次报告中，特意提到了恋爱婚姻问题。他说：“你们有些青年想找对象结婚，这个要求是合理的。但是，现在我们还在艰苦创业时期，生活受限制，不能吸收更多的女同志，你们结婚要晚一点。”接着，他又风趣地说，“你们这些青年同志们要熬一下，再过几年，革命成功了，如果你们自己找不到对象，我可以发给你们每个人一个称心如意的爱人，放心吧！”逗得全场哄然大笑起来。

    话虽然这样说，而他对真正需要结婚的同志是非常关心的。我在皖南新四军工作时，就与我的爱人冯少白（当时叫洪隆）认识，渡江北撤以后到了苏北，又在一起工作。9月间，我和冯少白决定成立家庭，就把结婚申请书交给了领导。因为当时部队规定，团级干部结婚，要所在单位的领导批准。谁知，这份报告竟送到了少奇那儿，他在百忙之中过问了我们这件事，在我们的结婚报告上亲自批上：“洪隆、程瑞蒙同志：我们同意你们两人结婚——刘少奇。”没几天，他又亲自把我们找去，向我们道喜，还亲自批示后勤部门：“发给洪隆同志结婚费，老法币5元”，让我们买点烟糖，举行一个简朴的婚礼。当时，少奇同我们谈了许多，中心内容就是，“党允许党员在不违背党的利益的范围内，去建立他个人的以至家庭的生活，去发展他个人的个性和特长”，但是，共产党人在人民当中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果然，我们结婚后3个月，少奇和陈毅军长就把我爱人冯少白派往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去了。而我自己呢，更在之前就被抽调到盐阜区工作了。

    （程瑞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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