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窑洞，有东西屋，中间有过厅。我去见少奇时，他正端坐在靠背椅上沉思。我见到他几乎落下泪来，好像有千言万语要倾诉给他，可是，我什么也说不出，只对他说：“少奇同志，你又创建了一个根据地，可是，我又抱了一个小孩。”

    他发现我情绪不对，忙说：“一样的，一样的，培养革命的下一代，也是工作。”

    1936年春天，我和林枫同在天津做党的地下工作。林枫担任市委书记，我是市委的工作人员，同时还在女工夜校教课。

    平时，我教书回家很晚。有一次，学生们有事没上课，傍晚时分，我就回到家里。一进门，见到家里有一个陌生的客人，正起身准备告辞。这是一个近40岁的中年人，端正的脸盘上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头发整齐地向后梳着，穿一件洗熨得干净平整的绸子大衫，脚上是半新的圆口布鞋，神情严肃而又从容不迫。林枫指着我向客人介绍说：“这是小郭。”

    “到哪里去了？”

    “刚从女工夜校回来。”

    客人略一沉吟，随即果断地说：“这可不行！在现在的环境下，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要绝对分开。过去就是因为把这两种工作混在一起，所以经常遭到破坏。以后不要再去教书了。”说罢，他的目光像是在征求我们的意见，然后撩起长衫的下摆，沉稳地走下楼梯。

    我很久以后才知道，这位客人就是刘少奇。但当时林枫并没有向我透露他的真实姓名，只说那位客人是中央派来的代表老戴，并且告诉我，他自己已经调离市委，给老戴当秘书。从那以后，我离开女工夜校，转入北方局工作。

    起初，少奇和林枫的谈话，我是不能参加的。每次他来，我就到外面去放哨，他走后，我还要出去巡视一番。一次，少奇对林枫说：“以后凡是我们讨论政策性问题和思想性问题时，小郭可以参加。”作为一个刚参加革命不久的青年人，能够直接听中央派来的领导同志的谈话，我当然是很高兴的。

    9月的一天黄昏，少奇同林枫谈完话后，走到外屋，对我说：“你没有事做，也是不好受的。现在交给你一项工作，这个工作是真正的‘领导’工作。”接着，他交给我一本灰皮的小书，继续对我说：“这是密码，你就做这件事，翻译电报，不许泄密。”并交代我，译出电报就让林枫转给他。

    西安事变后，北方局从天津搬到北平。我和林枫在砖塔胡同四眼井的一个小四合院里租了三间房子。在没有给少奇安排好安全可靠的住处之前，他就暂时和我们住在一起。我们让他住在最好的一间，过堂屋作吃饭和会客的地方。同院的，只有一个房东老太太和她带着的一个小女孩。时值隆冬，我生起了暖烘烘的火炉。谁能想到，这三间安静的小北屋，竟是我们党的北方局机关呢？

    当时，我们是靠着党的经费过着清苦的生活。林枫把朋友接济的一点钱交给我，嘱咐我要想方设法照顾好少奇的身体。少奇有胃病，加上失眠，他吃得少，睡得也少。有一天中午，我特意给他做了一盆软软的米饭和一盘□□的腐乳蒸肉，他比往常多吃了一小碗饭。但是他的心思完全没有放在这上面，吃过饭，他又去工作了。

    1937年4月，少奇离开北平去延安参加党的代表会议。他走后，我们仍然通过电台和他保持联系，直到日军发动“七七事变”。

    1942年年底，少奇从新四军回延安，来到山西兴县蔡家崖一二〇师师部休息几天。林枫得知他来了，就前去看望。因为少奇想见见我，就派警卫员带马来接我去蔡家崖。这段路，要沿着弯弯曲曲的蔚汾河行走。我把4个月的女儿，用大棉袄包起来，抱着她骑马前往一二〇师师部，在石窑洞里见到了少奇。

    这个窑洞，有东西屋，中间有过厅。我去见少奇时，他正端坐在靠背椅上沉思。我见到他几乎落下泪来，好像有千言万语要倾诉给他，可是，我什么也说不出，只对他说：“少奇同志，你又创建了一个根据地。可是，我又抱了一个小孩。”

    他发现我情绪不对，忙说：“一样的，一样的，培养革命的下一代，也是工作。”

    少奇真能体察干部的心情，为了不影响他工作，我很快就退出来。

    以后，我又多次与少奇见面，每次他都像讲“培养革命的下一代，也是工作”这些话一样，说许多至理名言，给我安慰，给我鼓励。

    （郭明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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