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反复向我强调：报道一定要真实、全面，反映事情的本质，说明事情产生的背景。不要报喜不报忧，只讲好的，不讲工作上的缺点、困难、问题；当然，也不要报忧不报喜。

    他说：“秦始皇焚书坑儒，你们怎么也烧起书来了？这是摧残文化的行为，这是以蛮横态度对待文化事业的暴虐行为。这样的大事不向中央报告，是无组织、无纪律的。”

    1948年冬，我奉命从中原调回新华社总社工作，12月下旬到达当时党中央所在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新华社的编辑部设在这里。胡乔木负责主持编辑工作。刘少奇就住在新华社编辑部的后院。毛泽东和他一起亲自领导新华社的工作。我到达西柏坡的第二天，胡乔木就领着我去见毛泽东和刘少奇。

    在见到少奇的时候，他对我说：“调你回来，是要你做编辑工作。”接着他说，我们无产阶级要有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精通业务的新闻工作队伍。现在就要培养和锻炼出这么一支队伍。目前集中在西柏坡的这些同志都是骨干，把这些骨干培养好，全国解放后，就可办好全国性的报纸和通讯社，我们的新闻工作队伍就容易壮大和发展。少奇还说：“要向外国资产阶级通讯社的记者学习。当然，他们有他们的政治观点，这是与我们不同的。但是，他们的技术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他们的新闻报道简明扼要，开门见山，第一句话就把全文的内容概括地说出来了。他们的报道，一般采取客观的形式。我们要学会他们的本领。”最后，少奇告诉我，他不久以前同华北记者团做了一次谈话，对新闻工作的意见都讲了，要我去拿来看一看。

    后来，我就把少奇对华北记者团的讲话稿拿来看了。这个讲话，总结了我党历史上新闻工作的经验，指明了党的新闻工作的根本任务和方针，内容极其丰富，非常深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党要我搬到中南海去办公。那时，中央书记处分工负责领导宣传工作的是少奇，我跟少奇接触的机会就比较多了。

    我搬到中南海后，少奇就对我说，我的主要任务是写稿。办报纸、通讯社，不能光要下面的记者、实习记者写稿，编辑、编辑部主任、副总编辑、总编辑只是层层审稿、改稿，而不自己动手写稿，那样，稿件的质量不可能提高。总编辑的首要任务是自己动手写稿，越是重要的，越是复杂的，越是难写的稿子，越要自己动手写。这样才可提高整个新闻业务的水平。少奇是这么说的，也是对我这么严格要求的。

    1949年年底，他提出要我写篇社论，讲讲1950年的任务。我就写了一篇送给他审查。他亲自动笔修改，加了很多重要的话，并且把题目改为《完成胜利，巩固胜利》。

    1950年新年期间，我在家休假。少奇忽然打来电话，热情洋溢地说：“京汉、粤汉铁路元旦通车了！10多年来，这两条铁路没有完全通过。现在这两条铁路在元旦修通了，这是中国大陆统一的象征。你赶快写一篇文章，不要长，送给我看。”我放下电话，立刻动手，写了一篇时评：《祝京汉、粤汉两大铁路通车》。送他审查。他当晚阅改退回，就广播了。

    少奇那时工作很忙，桌上总是堆放着许多文件。大概他发现我顾虑他太忙了吧，有一天对我说：“你不要怕我忙，要送我审查的稿件，你就送来。如果这个稿件很紧要，必须当晚广播，第二天见报的，你就向我说明，我一定及时看出来，退给你。”他还嘱咐我：凡是涉及外事问题的重要稿件，一定要送周总理审查。

    少奇常常教导我怎样做好新闻宣传工作。有一次，他说：“新闻宣传一定要有利于党、有利于国家、有利于人民，有的事情要大张旗鼓地宣传，反复地宣传，做到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有的事情只做不宣传，例如，查禁鸦片，我们在雷厉风行地禁烟、一定要把它禁绝，但根本不必宣传；有的事情只要做必要的适当的宣传报道，现在全国到处都在搞土地改革，那么，是不是要天天宣传呢？不必要。鉴于过去的经验，只要隔一段时间报道一下动态就行了。至于各地土地改革的经验，要选择真正成熟的有普遍意义的典型经验报道，不要把不成熟的经验报道推广。”

    少奇总是及时地把发现的新闻宣传中的问题向我指出来。有一次，少奇对我说，文章要有内容，必须提出问题，说明问题，解决问题；绝不要空空洞洞，言之无物，既不说明问题也不解决问题。那样的文章一点用处没有，又何必写呢？要做到说明问题、解决问题，就必须很好地钻研问题，真正把事情弄通，否则是写不好的。

    有时候，他看到有些报道有问题，就反复向我强调：报道一定要真实、全面，反映事情的本质，说明事情产生的背景。不要报喜不报忧，只讲好的，不讲工作上的缺点、困难、问题；当然，也不要报忧不报喜。

    1950年3月的一天，少奇把我找去谈话。他说：“过去新华社总社以下的各级地方分社的工作，都是以为地方报纸服务为主，组织上受各地领导机关领导，带有浓厚的地方性和分散性。这在当时条件之下是正确的、必要的，并且取得了很大成绩。因为那时处于战争环境，解放区是被敌人分割开的，不能不如此。现在人民解放战争已经基本结束，统一的全国的中央人民政府已经建立。我们已经同许多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还有邮电、交通在全国范围已经恢复正常。因此，新华社现在已经有条件成为一个统一、集中的国家通讯社。新华社必须从组织上、工作上完全统一起来，彻底改变过去那种分散状况，加强对全国和全世界的新闻报道工作，充分发挥国家通讯社的作用。”少奇对如何建立集中、统一的国家通讯社考虑得十分周到。他说：“总分社、分社、支社的工作人员现在属于地方的，应该完全集中到总社，服从总社的指挥调动。新华社的总分社、分社、记者应该直接对总社负责。新华社总分社、分社、支社不要再在本地自己发表消息，新闻由总社统一发表。总分社、分社业务上由总社直接领导，同时要求各级党委继续加强对新华社总分社、分社、记者的领导，并且要审查他们发出的重要新闻稿，不要因为新华社集中统一领导而使地方党委的领导有所减弱。”在他这次谈话以后不久，中央就发出了一个关于新华社统一的决定。

    1952年年初，我被调到出版总署工作。那时，正当“三反”、“五反”运动进行之中，出版总署机关有一个工作人员，没有向党组报告，也没有向署长报告，就擅自销毁了一批有历史资料价值的旧书。少奇知道了这件事，把我找去，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说：“秦始皇焚书坑儒，你们怎么也烧起书来了？这是摧残文化的行为，这是以蛮横态度对待文化事业的暴虐行为。这样的大事不向中央报告，是无组织、无纪律的，绝不允许这种错误继续存在和发展下去。我们对于历史上的文化遗产，应该批判地继承，有些旧书思想政治观点是错误的，但其中有些资料，需要保存，不应该把它们毁掉。”少奇讲话时的那种愤激的神情，使我永世不忘。

    （陈克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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