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问我反蒋图什么？我说我反蒋不图什么，只图个革命。我们革命的枪口要对准反革命。蒋介石自己跑到我们枪口上来，他自己当反革命，是自己找打的。我反对蒋介石不是因为有什么个人恩怨，而是因为他反革命。我们就是要讨伐反对革命的人……”

    叶剑英的报告和朱德的谈话，通过中外记者的笔传播到中国大后方和世界许多国家以后，引起了中国人民和世界许多国家政府和人民的强烈反响，国内外舆论对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给予了新的评价。

    初次会面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担任国民革命军新编二师师长的叶剑英在吉安通电反蒋，然后来到武汉。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应邀出席南昌驻军部分反蒋军官举行的集会。

    叶剑英在集会上作了即席讲话。他慷慨陈词，激动地说：“有人问我反蒋图什么？我说我反蒋不图什么，只图个革命。我们革命的枪口要对准反革命。蒋介石自己跑到我们枪口上来，他自己当反革命，是自己找打的。我反对蒋介石不是因为有什么个人恩怨，而是因为他反革命。我们就是要讨伐反对革命的人……”

    叶剑英的话音刚落，一片掌声骤起。

    在掌声中，走过来一位穿着旧军装、具有长者风度的军官，紧紧握住叶剑英的手说：“叶师长，讲得好，讲得好哇！”

    这位军官就是大名鼎鼎的朱德。

    朱德当时是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即南昌军官教育团）团长，也是从外地赶回南昌参加这个集会的。

    叶剑英第一次见到这位在军界久负盛名，具有农民般的朴实和学者般的智慧的战将，顿时肃然起敬。

    “承蒙夸奖，敬请指教！”

    叶剑英立正敬礼，虚心地向朱德讨教。

    朱德请他坐在自己的身边，随便地谈起来。他问叶剑英在吉安通电反蒋的经过和今后的打算，叶剑英如实相告。

    随后，朱德向他介绍南昌复杂多变的政治局势，劝他不可久留。

    两人虽然初次见面，却一见如故，推心置腹地交换了各自的政见，互道珍重，依依分手。

    在中央苏区

    1931年春，中央苏区在毛泽东、朱德领导下，取得粉碎敌人第一次“围剿”的胜利，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

    这时，刚从苏联留学归来到上海的叶剑英，久慕“朱毛”的盛名和他们所创建的光辉业绩，积极要求来中央苏区。经过周恩来等同意，他于这一年4月经香港辗转来到瑞金。

    叶剑英来到苏区后，受到毛泽东、朱德的欢迎，让他负责军委参谋部的工作，并担任“战史”编辑委员会的总编辑。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掀起了新的高潮。

    11月，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举行。大会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11月25日，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朱德任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任副主席，叶剑英任中革军委委员兼总参谋部部长。

    叶剑英担任总参谋长以后，一方面继续协助朱德等指挥作战，参加二、三次反“围剿”战役，同时，以大量精力，抓紧进行司令部机关的建设。当时，红军正处于初创后的发展阶段，各级司令部机关尚未建立起适应战争需要的参谋工作制度，机关的组织分工也很不完善，机关和部队的联系也不够畅通。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司令部机关在组织指挥上误时误事的现象日趋增多。为了适应战争的要求，叶剑英向中革军委提出了“建设精干的统帅机关”的建议。

    朱德积极支持叶剑英的建议，并批准他研究制定中国工农红军司令部机关的编制体制。按照这种编制体制，将原来分工不明确、体制不合理的一些机关部门予以精简合并，建立起作战、情报、通信、管理等部门，并对各机关的职责予以明确规定，进行了严格的分工。取消了副官处，专门成立了地图科，加强了电台建设，并统一了全军号音。在朱德的支持下，叶剑英加强了对机关的正规化教育。他经常召集机关参谋人员亲自讲授作战、情报、通信、机要、队列等方面的业务知识，组织参谋人员研究苏联红军的参谋工作条例、步兵战斗条令和后勤工作条例。然后，参考这些条令条例，结合中国革命战争和工农红军的特点，编写了自己的条令、条例，作为机关工作和部队战斗训练的基本依据。这些条令、条例的贯彻实施，对于克服游击习气，加强司令部和部队建设，使之逐步走向制度化、正规化，起了明显的作用。

    在南京和武汉

    抗日战争初期，1937年7月叶剑英在西安，与国民党代表谈判，得知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即将召开国防会议，蒋介石想邀请毛泽东、朱德赴会，他即电中央，建议朱德出席会议。中央确定派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去南京参加国防会议。

    会议期间，叶剑英与周恩来、朱德同国民党代表就两党合作抗战和红军改编问题进行了谈判。朱德和周恩来就战略、战术、战区划分、民兵动员、军队政治工作等问题，相继作了长篇发言。

    朱德说：“正面兵力拥挤必受损失，必伸至侧翼以活动。因敌人作战不可离开道路，我则应离开道路以行运动战。”他非常强调游击战，指出：“游击战为抗战中之重要者，破坏敌人后方，牵制敌人不能不以大兵力守其后方，效果甚大。”

    叶剑英被邀请参加军政部部长何应钦主持的讨论会，专门讨论总动员问题。叶剑英在会上就政略战容问题作了长篇发言。

    叶剑英在发言中，表示完全拥护朱德、周恩来的发言。他的发言得到许多与会者的赞同，对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制定全国抗战的战略方针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8月16日，朱德离南京去西安。叶剑英协助周恩来奔走于国民党军政要员之间，积极开展团结抗战工作。

    8月21日，周恩来离开南京去山西。此后，在国共两党谈判中一些未能解决的遗留问题，由叶剑英与国民党继续谈判和交涉。

    1937年11月下旬，叶剑英同办事处人员一起撤离南京。他们乘汽车经芜湖抵达武汉。随即在汉口成立八路军办事处，立即开始了紧张的工作。

    1938年10月21日，日军占领广州，国民党当局下令武汉实行紧急疏散。就在临撤退前的紧张时刻，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于22日飞抵武汉，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军事会议。他住在郭沫若家里，彻夜和周恩来、叶剑英交换意见，然后面见蒋介石商谈八路军扩充编制、增加经费和派部队到华中战场开展游击战争及国共合作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等问题。国民党方面，由康泽出面招待朱德，并邀周恩来、叶剑英、郭沫若等作陪。过了两天，时局日危，由周恩来和叶剑英精心安排，秘密护送朱德去汉口机场飞往湖北襄阳，转经陕西三原，返回前线。

    诗歌酬唱

    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叶剑英由武汉撤退，转移到长沙、衡阳、南岳等地，于1939年6月到达重庆。

    这时的重庆，是中国抗战的陪都，国民党政府所在地，也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派出的代表机关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所在地。叶剑英到来之后，担任南方局常委兼军事部部长，在南方局书记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立即投入了抗日统一战线的工作。

    朱德总司令为了挫败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破坏统一战线、挑起内战的阴谋，于1940年5月特意从太行山区抗日根据地出发，去重庆与国民党谈判。他刚要达西安，因日本侵略军大举围攻我晋西北根据地，并进逼陕甘宁边区，中途返回延安。在此期间，他有感时局的变幻，忧国忧民，特写《出太行》七绝一首：

    群峰壁立太行头，

    天险黄河一望收；

    两岸烽烟红似火，

    此行当可慰同仇。

    在这首诗的题序中，作者写道：“1940年5月，经洛阳去重庆谈判，中途返延安。时经抗战紧急，内战又起，国人皆忧。”

    叶剑英在重庆辗转读到这首诗以后，特作诗奉和：

    将军莫唱大刀头，

    沦陷山河寸寸收。

    勒马太行烟雾外，

    伊谁与我赋同仇。

    朱德读到这首诗，立即亲笔录下，倍加欣赏。

    摆“空城计”

    1941年2月，叶剑英离开重庆，返回阔别5年的延安，担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协助毛泽东、朱德指挥全国敌后抗战。

    这一年，敌后抗战进入了最艰苦、最困难的时期。日军集中重兵疯狂进攻我根据地，实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总力战”，频繁进行大规模的“扫荡”，妄图隔绝各抗日根据地的联系，消灭抗日人民武装力量。国民党当局则继续执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不断对八路军、新四军和各抗日根据地进行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同时，有相当一部分国民党正规军扯起“曲线救国”的破旗，公开投敌，充当伪军配合日军作战。在这种严重形势下，中共中央为打破敌顽夹击，战胜严重困难，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和政策，指引着中华民族的抗战巨舟劈风斩浪，顽强向前。

    长期转战在国统区，进行统战工作的叶剑英熟悉了解敌、伪、顽、友各方面的情况，他处在军委参谋长的岗位上既要运筹帷幄，指挥敌后军民抗战，又要同国民党反共顽固派进行周旋，进行谈判斗争。

    4月29日，叶剑英陪同朱德与国民党驻延安联络参谋长陈宏谟谈话，进一步指出，国共关系如要好转，国民党中央目前至少应采取下列办法：（一）停止逮捕共产党人员，停止反共军事行动和交通封锁。（二）继续发给十八集团军各月份经费并补充弹药。（三）新四军余部尚有八九万人，应即整编；至于移防一节，如政治上有确实保证，自可商量，否则于情于理碍难遵命。30日，陈宏谟等电告军令部，由军令部提出核议意见，报何应钦。何答应研究解决。

    1943年夏，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集结数十万军队，准备向陕甘宁边区大举进攻。面对这个大兵压境的局面，叶剑英同总参谋部研究，决定破例使用我们内线所掌握的敌情，公开揭露国民党进攻的阴谋，大造舆论，发动全国军民，奋起制止反动派破坏抗日、挑起内战的罪行。他这个“空城计”的政治作战方案，得到毛泽东、朱德的赞同。

    7月4日，朱德以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名义连电蒋介石、胡宗南、何应钦，揭露其“闪击延安”的兵力部署、行动计划，呼吁团结，避免内战。他尖锐指出：“内战危机，空前严重，抗战前途，千钧一发。”新华社广播了朱德电报全文，并详细公布了国民党军队调动的情况。紧接着，延安召开数万人的群众大会，通电全国。同时，增调部分兵力充实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在军事上也作好了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

    这一场以军事实力作基础的声势浩大的政治宣传战，赢得了国内外各界人士的同情。由于我方掌握了国民党军队的一切行动计划直至兵力部署、行军路线等确凿的情报，并对其揭露无遗，使得正在日夜调兵遣将、准备内战的国民党顽固派大为震惊，十分狼狈，进退维谷。

    蒋介石、何应钦等见阴谋败露，陕甘宁边区军民作好了应战准备，正严阵以待，同时又迫于国内外舆论一致谴责的压力，只好下令收兵，致电朱德总司令，表示并无进攻意图。胡宗南则解释说：“敝部换防，请勿误会。”就这样，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又以其失败而告终。

    迎接“中外记者参观团”

    1944年，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度过了极端困难时期，开始转入局部反攻。这一年也是苏联红军反法西斯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一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在各敌后战场发动了局部反攻，接连取得了胜利，消灭与拖住了大量日军，使其不能增援太平洋战场。这种客观现实的情况，引起美、英统治集团的重视。美、英等国的驻华大使就向共产党方面提出，要求派英国、美国、加拿大、奥地利等国记者，到延安和其他解放区亲眼看一看，作些实地考察。

    中共中央同意了这一要求。6月9日，中外记者参观团穿过国民党军队的层层关卡，到达延安。

    记者参观团来到延安的当天，下午5时，由叶剑英以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名义设宴为他们洗尘，表示热烈欢迎。10日下午5时，朱总司令在王家坪礼堂设宴款待中外记者们。叶剑英代表朱总司令致欢迎词。

    6月25日，叶剑英与朱德又同美国记者史坦因和英国记者福尔曼进行了长达4个小时的谈话，回答并说明了这样几个问题：一、共产党军队在战时敌后的潜在力量；二、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关系、态度以及同国民党、美国及英国武装力量合作能够采取或应该采取的形式；三、战后共产党军队将为保持远东和平而斗争。

    叶剑英的报告和朱德的谈话，通过中外记者的笔传播到中国大后方和世界许多国家以后，引起了中国人民和世界许多国家政府和人民的强烈反响，国内外舆论对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给予了新的评价。特别是对国民党已倍感失望的美、英等国家的一些政府要员与高级将领，更加关注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战场。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军一再强调美国政府必须给共产党军队以与国民党军队同样多的援助。

    遗憾的是，这时突然发生了一件意外事件。美军观察组的惠特塞上尉在山西农村考察期间遭到日寇杀害。八路军总部决定把美军观察组在延安的食堂改为“惠特塞纪念堂”，朱德亲笔为纪念堂题了门匾。朱德、叶剑英还致函远在美国的惠特塞夫人，表示“深为悼惜”。

    在观察组外出考察期间，叶剑英派中央军委总参谋部情报处处长丁甘如等陪同，并与他们保持联系。1944年12月16日，叶剑英陪同朱德总司令继续与包瑞德等会谈有关双方军事合作问题。

    在华北“军大”

    人民解放战争进入第三个年头。

    战争的胜利形势，要求有大批军队干部去充实部队，并准备接管城市和广大农村。

    为了培养和训练干部，中共中央决定在河北石家庄创立一所华北军政大学，由叶剑英出任校长兼政治委员。

    1948年7月1日，学校举行开学大典，朱德总司令及华北军区、华东、中原地区的首长和代表出席了大会。

    在大会阅兵式上，朱德、叶剑英等乘坐吉普车，检阅了步兵方队和坦克车队。

    叶剑英致开幕词。他从“七一”讲起，说到华北“军大”诞生的重大意义。他说，华北军大的诞生，是人民革命战争发展史上的产物，标志着我军正规化建设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对于加速解放战争的进程，争取全国胜利早日实现，对于促进我军建设，都具有现实的和深远的意义。他要求大家为实现中央军委和华北局赋予学校的任务而努力奋斗。

    接着，朱德代表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向大会表示祝贺。他回顾党史、军史，说明华北“军大”是在继承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的传统基础上，适应解放战争形势的需要而创办起来的，任重而道远。他在讲话中，特别说到，叶剑英过去当过红军学校的校长，有丰富的办学经验。中央军委下了很大的决心，把叶剑英调来当校长。他号召全校同志共同努力，把学校办好，为人民立功。

    华北军大创建一年

    在华北“军大”成立一周年之际，朱德为了表示祝贺，为之题词：“你们进行了很多工作，收集了过去的战争经验，编写了许多教材，训练了一部分教员，教育毕业了一大批学生。这是你们与全体教职员努力的结果。你们的教育方法，走上了正规化的道路，为国防教育打下了新基础。”朱德的题词，代表了中共中央和军委对华北军政大学的评价，也是对叶剑英和全体教学员的鼓励。

    为老总送行

    1976年新年刚过，全国人民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

    周恩来的逝世，给他的老战友朱德带来了过度的悲伤。噩耗传来时，90高龄的朱德躺在沙发上，眼睛直勾勾地望着室外灰蒙蒙的苍穹，止不住热泪滚淌，嘴里不断地叨念着：“恩来呢？恩来在哪里？”他不顾家人的劝阻，支撑着颤巍巍的病体，乘车去北京医院向周恩来遗体告别。在那里同样悲伤的叶剑英含着热泪，握着朱老总的手，说：“老总千万不要过度伤感，要多保重！”祝愿他健康长寿。老人家回答说：“现在恩来走了，主席身体又不好，我们要更加努力，多做些工作，不然就对不起恩来同志！”从此他果然更加坚强起来，带病坚持工作。由于过多的伤感和过度的劳累，病情迅速恶化，到6月下旬不得不住院治疗。7月6日，病魔永远夺去了这位“红军之父”的生命，万众悲痛。

    这位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人民共和国的第一元帅，戎马一生，为争取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英勇斗争，无私地贡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他为人民军队的建设，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为党为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1976年7月8日，叶剑英怀着无比悲痛的心情，站在灵床旁边向朱老总最后告别。

    （刘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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