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险啊，差一点让鬼子‘抉剔’掉，去见马克思了。刚才跟鬼子打照面的时候，连他们的胡子我都看清楚了。这个‘抉剔’扫荡啊，可以使敌我杂处，煮一锅饭敌我都吃，走一路敌我相混，可谓极复杂、极残酷、极机动的斗争了。”

    “我早就对记者说过，第一不准写我。第二不准写我是常胜将军。因为是党派我来当师长的，军队是党和人民的，我没有一兵一卒，一切成绩都是党和战士、群众的。缺点和错误才是我应负的。”

    “我原以为许多地方要游着过，看来游泳的本事用不上了，拄着棍子就能过河，河既可过，路更可走。同志们，我们跟定司令员起劲走啊，走不动就爬，爬不动就抬，我们硬是要走过黄泛区，从死里走活。”

    刘伯承与邓小平作为统率一支战略方面军的司令与政治委员能够紧密合作，长期共事达13年之久，这在我军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可以称为我军的一个之最。难怪邓小平在刘伯承逝世后，满怀无比悲痛的深情，撰文写出下面的词句，抒发心中的依依之情，以悼念他最亲密的战友刘伯承同志。“伯承久病，终于不治。我和他长期共事，相知甚深。他的辞世，使我至为悲痛。”“我们一起工作，是1938年在八路军一二九师，一个师长，一个政治委员，以后在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前后共事13年，两人感情非常融洽，工作非常协调。我比他小10多岁，性格爱好也不尽相同，但合作得很好。人们习惯地把刘、邓连在一起，在我们两人心里，也觉得彼此难以分开。同伯承一起共事，一起打仗，我的心情是非常愉快的。伯承善于与同志团结共事的高尚风格，在今天仍是我们领导干部的表率。”

    并肩驱日寇 困苦友谊深

    1938年1月7日，邓小平在洪洞参加了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召开的中央军委华北军分会会议之后，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于1月18日到刘伯承任师长的一二九师担任政委。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中国的抗日战争从此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日本帝国主义把过去集中主要军事力量打击国民党军的方针，改为对国民党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并逐渐回师华北，企图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我军，摧毁抗日根据地，以巩固其占领区。

    一二九师在得知日寇企图通过对我根据地进行大举扫荡，以消灭或驱逐我军的消息后，立即投入到了反扫荡的紧张准备之中。邓小平由于去延安参加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此刻虽不在一二九师，但他十分挂念刘伯承，也很关心反扫荡的各项准备工作。由于不能同刘伯承当面商讨，于是，邓小平在10月15日，从延安打电报给刘伯承，提出了自己关于粉碎敌人扫荡的几条建议，供刘伯承参考：

    “一、准备路东纵队下编两个等于旅的大支队，路西编成两个大支队，旅级干部我们可以带几个来。目前新部队应轮换集中训练，中心在巩固与提高战斗力。

    二、路东应用大力筹集款子，用提省款控制流通券基金与政府存款、募集救亡公债等方法实现之，以300万元为目标。

    三、加速解决冬季用品，并尽可能从路东运大批粮食到路西。在太行山筹划半年以上军粮。

    四、路东兵工器材即运路西。”

    从这份电报中可以看出，刘伯承与邓小平相互间是非常尊重的。在重大问题和要事的处理上，从不独断专行，总是经过共同商量之后才以两人的名义往下布置。而在两人分开，不能面商时，则通过函电的方式交换意见。

    百团大战之后，日军对抗日根据地开始进行疯狂的反扑，华北敌后的抗战于1941年至1942年进入最艰苦的阶段。

    一二九师为尽快扭转上述的不利局面，在1942年春经研究决定刘伯承留太行指挥反扫荡作战，邓小平率七七二团一部到太岳区布置、检查工作，总结斗争经验。

    1942年3月中旬，邓小平一行就要出发了。刘伯承依依不舍地紧握着邓小平的手，慢声慢语地一再叮咛，路上要多多保重，又对随行的人员再三告诫，千万保证政委的安全。邓小平也同样提醒他的老战友，注意掌握工作节奏，不要过于劳累，保护好革命的本钱——身体。在语重心长的话别之后，邓小平缓缓地走远了。送走了邓小平，刘伯承仍然感到不放心，又马上嘱咐李达参谋长：“现在敌人扫荡很频繁，我们对邓政委的安全一定要保证。你立刻通知邓政委要路过的几个地方，叫他们把接送情况，在当天电告师部。”在作了这样的安排后，刘伯承还是感到不放心，每天都要到司令部值班室询问邓政委的过路情形，关心邓小平的行踪。

    3月19日晚上，当刘伯承再次来到值班室时，值班的参谋立即报告说，刚刚收到电报，邓政委今晚要通过白晋线去太岳区。刘伯承深知通过封锁线的危险性，因为当时一二九师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掩护各级领导通过封锁线。而担任护送任务的部队，已由连增加到团，即便如此，也不能保证每一次护送都顺利成功。因此，刘伯承对邓小平的安全实在放心不下，生怕有个差错。为能在一旦发生意外时，迅速采取应急措施，刘伯承一边仔细地查阅值班日记，一边对两个值班参谋说：“情况我都知道了，现在你们去休息，我来值班。”

    这两个参谋又怎么能让他们敬重爱戴的师长替自己值班呢？于是连忙说：“师长放心，一有情况我们马上报告，绝不会误事的，师长请休息吧。”

    刘伯承看说不动他们，干脆站起身，一手拉一个，硬是把他们拉到隔壁房间，按倒在床上，并扯过被子替他们盖好，说：“你们先睡一会儿，这是命令，到时候我再来叫你们。”

    刘伯承回到值班室，一边等下边报告政委的消息，一边思索着师里的工作。就这样，一直等到了深夜，陈赓发来了电报说，邓政委已安全到达了太岳区，总算放下心来的刘伯承此刻才叫醒了睡得香甜的两位参谋。望着眼睛里布满了血丝、神情疲倦的师长，两位参谋不仅再次领悟了师长与政委之间的感情是何等的深厚，同时也倍感师长不仅对政委还有对部下的关心爱护之情。

    刘伯承和邓小平互相关心，互相支持的战斗情谊，尤其表现在局势恶化、处境险恶时，都是担心对方的安危胜过担心自己，尤其是在他们分开活动时就更是如此。日寇这次对太岳区南部和太行区南、北部的大规模扫荡，历时38天，调集的兵力达3万余人，采取“捕捉奇袭”、“铁壁合围”、“辗转清剿”等战法，但其结果却是以损兵折将3000余人而告终。

    在这次反扫荡作战中，刘伯承、邓小平都曾遇到一些风险。邓小平于5月17日到五新亭、聂真的驻地暖迪村布置完工作后，于18日共同转移，而敌人则紧接着于19日占领了暖迪村。听到邓政委险些与敌遭遇，刘伯承马上去电询问详情。而刘伯承于6月9日率师部在转移途中，被日军合围于涉县西南的石城、黄花地区，与敌人距离最近时，仅有几十公尺，处境极为险恶。刘伯承在讲述当时的情景时说：“好险啊，差一点让鬼子‘抉剔’掉，去见马克思了。刚才跟鬼子打照面的时候，连他们的胡子我都看清楚了。这个‘抉剔’扫荡啊，可以使敌我杂处，煮一锅饭敌我都吃，走一路敌我相混，可谓极复杂、极残酷、极机动的斗争了。”

    邓小平听了这一番本来是极富幽默感的讲话后，心情丝毫也不轻松，因为他实在太担心刘伯承的安全了。在事情过去了很久之后，每提起此事，邓小平总是要忍不住提醒刘伯承，千千万万要保证安全，同时也叮嘱刘伯承身边的随从人员要竭尽全力照顾好师长，绝不容许出半点差错。

    经历了1942年夏季的反扫荡后，转眼间就进入了冬季，刘伯承迎来了他的50寿辰。1942年，可以说是敌后各根据地斗争最艰苦、环境最恶劣的一年，就一二九师来说，经历了敌人5次“治安强化”，3次残酷的大扫荡。为了鼓舞全体军民的抗日斗志，为表彰刘伯承领导一二九师和晋冀鲁豫根据地军民英勇抗日的伟大功绩，为提高并活跃部队的情绪，掀起一个向刘伯承学习的高潮，邓小平决定并报请中央批准，在太行山根据地组织了为刘伯承祝寿的活动。

    对于组织上的关怀和邓政委的深厚情谊，刘伯承深感欣慰，但他却坚决不同意举行祝寿活动，不愿宣扬自己。为此，他连自己的生日都秘不宣告。当具体承办此事的同志去向刘伯承了解一些事情时，刘伯承对他们说：“我早就对记者说过，第一不准写我，第二不准写我是常胜将军。因为是党派我来当师长的，军队是党和人民的，我没有一兵一卒，一切成绩都是党和战士、群众的。缺点和错误才是我应负的。另外我还告诉他，常胜将军世界上是没有的。军队只有多胜多败之分，不可能常胜。要说我们是常胜军，那不是事实。”

    无可奈何的办事人员实在没辙了，只好去搬小平同志。邓小平最知道，也最了解这位老大哥一样师长的性格脾气。因此进得门来就说：“师长，我看你还是要讲一下子！这是党组织的决定，也是中央批准了的，没得年谱和略历咋个庆寿嘛！这些人既然来啰，你就简要地谈谈嘛，更详细的以后可以再谈，你说好不好？”刘伯承沉默了片刻，说道，“既然政治委员说了，这是党的决定，那我只好无条件地服从了。不过说实在的，我的生日已经过去十几天了呀！”邓小平说：“具体日子在哪天这不要紧，拣日不如撞日，依我看就定在12月16日好了。”刘伯承这回算彻底没话讲了，因为他历来是尊重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决议的模范。

    1942年12月16日这一天，晴空万里，阳光普照。太行山上锣鼓喧天，彩旗招展，军民一体，欢声震天，纵情高歌，衷心祝贺统帅兼士兵的刘伯承将军健康、长寿。一二九师师部宾客如云，函电如雪。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罗瑞卿主任，滕代远参谋长，以及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和各个区党委的同志，都来到了师部，参加庆寿。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和《新华日报》以及一二九师《战场报》刊登了中共中央为刘伯承将军祝贺50寿辰的消息，朱德等同志的贺文、贺诗，以及刘伯承将军的年谱和略历。

    邓小平作为与刘伯承亲密无间共事的老战友，又是这次为伯承祝寿活动的发起者和主持人，自然是有更多的话语要倾诉。为此，他撰写了热情歌颂刘伯承高尚品德及其为革命所作出伟大贡献的长篇贺文——《祝福我们共同努力的事业胜利》。文中写道：

    “热爱国家，热爱人民，热爱自己的党，是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具备的优良品质。我们的伯承同志，不仅具备这些品质，而且把生平的精力献给了国家人民和自己的党。在30余年的革命生活中，他忘记了个人的生死、荣辱和健康，没有一天停止过自己的工作。他常常担任着最艰苦、最危险的工作，而每次都是排除万难完成自己的任务。他为国家和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工作，简直忘记了一切，在整个革命过程中，树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跃进大别山 风雨同舟济

    鲁西南决战后，蒋介石的重点进攻已基本上被粉碎，后方更加空虚。而晋冀鲁豫野战军和华野外线兵团，正集结在巨野、郓城地区，形成了强大的进攻态势。刘伯承和邓小平抓住这一有利时机，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既不打陇海，也不打新黄河以东和平汉路，而是下决心不要后方，将部队稍事休整后，即于1947年8月7日，率十几万大军疾速南进，开始实施中央突破的壮举——千里跃进大别山。

    8月11日，刘邓率部跨过了陇海路，继续向南挺进，8月16日到达黄泛区。

    从这几十里宽的黄泛区通过，那是很难想象的。晴天赤沙炙烤，水汽蒸腾，热得人发昏；雨天水深过膝，浑身淋透，冷得使人发抖。遇到泥沼地带，人人都得拔慢步，一拔就是二三里。不要说年老体弱的，就是那些年轻力壮的战士也要找个拐棍助步。人们手牵着手，互相搀扶着向前进。自从6月30日渡河至今一个半月，不停地行军、作战，没有休整、没有正常补充，官兵们饥饿困顿，羸弱多病，一时听不到追击的枪声，有的便仰倒地上不再想走了。

    “慈不掌兵”。刘伯承横下铁石心肠：“走！说老实话，比我想象中的黄泛区要好得多。”邓小平故作轻松乐观：“我原以为许多地方要游着过，看来游泳的本事用不上了，拄着棍子就能过河。河既可过，路更可走。同志们，我们跟定司令员起劲走啊，走不动就爬，爬不动就抬，我们硬是要走过黄泛区，从死里走活。”

    刘伯承挽起裤腿，向周围战士们说：“咱们来一个比赛，看谁先涉过去。”战士们说：“司令员，您上岁数了，不能跟我们比，还是我们用担架抬着您走吧。”邓小平身先士卒，裤腿一挽，第一个跳进水中，声音洪亮地说道：“自古军队是‘怕水不怕山’，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一切都不怕，什么困难都不能阻挡我们前进！”说着挽住刘伯承，又关切地问道：“怎么样，老伙计，吃得消吗？”刘伯承爽朗一笑说道：“廉颇老矣，尚能斗食嘛。”邓小平会心一笑：“那好，我扶着你，咱们一定能涉过去。”刘伯承和邓小平肩并着肩，手挽着手率先向沼泽深处走去。千军万马紧跟着主帅，在没膝的水中，缓缓向前。

    1947年9月底白雀园召开纵队领导干部会后，大大调动了部队积极因素。大军所到之处，所向披靡，横扫长江北岸，威震南京、武汉，引起敌人极大恐慌。刘邓决心利用敌人急于同我会战的心理，调动敌人，在运动中歼敌。

    为了打破敌人的围剿，刘邓经常率部进行行军转移，在漆黑的夜里刘伯承拄着棍子，摸索在崎岖的山道上。鸟道、羊肠、绝壁、峡谷，对年轻力壮的人来说，都不是轻而易举的，何况年近花甲多病的刘伯承呢？邓小平紧紧跟在刘伯承的身边，提心吊胆，提防着刘伯承不小心滑倒。路陡得难以形容，陡直地立在人们的面前，上触青天，下临无底。人们沿着遍是青苔的石级摸索，后边人的鼻子碰着前边人的脚后跟，只有攀援而上，或者爬行，或者坐着下到深深的涧底。在这种路上别人都无法帮忙，无法挽扶。一边爬山，邓小平一边思索，这样下去不是个办法，最好是司令部也一分为二，让刘伯承带一纵到淮西地区，开辟淮西，搭起大别山和豫皖苏的桥梁。到外线去可以保证伯承的安全和正常的指挥。

    决心已下的邓小平马上召开临时前委会议，提议：“伯承和际春带一纵和野直大部，向淮西展开，转到外线。”他接着说：“大别山上留我、先念、李达足矣！”全会通过了这一提议。

    刘伯承感到十分为难，留在大别山上的应该是他，而不应该是小平。他没想到小平率先提出，即使力争也是枉然。虽然自己年龄大，身体不好，政委不让自己留下，可是作为司令员，不留在大别山上，于心不安。邓小平笑着说：“我们两个分开的好，不能集中一处让敌人一网打尽。”

    刘伯承不好再争。邓小平理解刘伯承的感情，也明白一般干部的心情。他指着淮西地图说：“留在大别山上，只是坚持这块阵地的斗争。淮西这个地方才是品字的中心，位置适中、机动，便于指挥南线三军配合作战。你们到淮西去是上策。我们3个，”他指着先念和李达说，“是壮丁。大别山上有3个纵队和军区武装，有我们3个人组成轻便的前方指挥部。足以和蒋介石周旋。分开以后，我们对上对下行文，还用‘刘邓’的名义。”然后又对其他人员说：“司令员的安全和生活，全托付你们身上，要寸步不离司令员身边。”

    从今夜起，刘邓这两位一直并肩战斗的老战友又要各自率部队分开行动了，在分手的前夕，他们感到有说不完的话，要互相倾吐。在送刘伯承出征的路上，他们一直在交谈着。

    刘伯承对邓小平说：“你们的担子更重了，如果敌人得知我军分兵，必然要向内线施加更大的压力。”邓小平爽朗地笑了笑说：“好嘛。这样就更有利于你们在外线机动作战了。”刘伯承没有说话，边走边思考着。突然，他回过头来对李达说：“参谋长，我决定，还是把警卫团给你们留下，你一定要特别注意保护好邓政委和李副司令的安全，部队要善于摆脱敌人。”“知道了。”李达应声答道。邓小平坚决地说：“伯承，这可不行，警卫团还是你带走的好。”刘伯承固执地摇摇头，双手紧握小平的手。看到了老战友恳切的目光，邓小平点点头，不再说什么了。

    又走了几步，刘伯承停止了前进，坚定地对邓小平说：“小平，不要再送了，你看已经送了几里了，你们再不回去，我也不去了，咱们就一块回去。”邓小平点点头，深情地望着刘伯承说道：“伯承，你身体有病，要多保重哟。”刘伯承、邓小平、李达依依不舍地握手告别。邓小平、李达双双上马，带队远去。刘伯承伫立在一个小土丘上，久久凝望着他们远去的身影。

    刘伯承转战淮西之后，他对在大别山坚持斗争的邓小平和留下的部队，时刻挂在心上。为了能及时了解到邓小平的最新情况，他连在长期战争形成的一条规律都改变了。以往每天早上醒来，刘伯承第一件事是问天气如何，因为天气对作战影响极大。但是，他自从在大别山跟邓小平分手后，刘伯承竟把多年的习惯改变了。这些日子，只要房门一响，他在休息中醒来，第一句话就是：“给3号（邓小平政委的代号）联系上没有？他现在在哪里？周围有多少敌人？我们的部队离他多远？”他这些急切的问话，包含着对邓小平极大的关怀与深情。

    然后，他就会赶到通信处去，守在电报机房，亲自督促电台人员，与3号首长联系。当收报机在嘀嗒声中传出发自大别山的讯号时，刘伯承和参谋人员都屏息凝神地等着。当译电员译出：3号正在电报机房。刘伯承马上命令把截获敌人调动的情况和大别山敌人调动情况，统统拍发给3号，电报快拍完时，刘伯承赶紧加上几句：问3号好！随即电键传出最后一排密码：我好，问候司令员！刘伯承会心地笑了，笑得那样舒畅。每当刘邓之间联络沟通，双方通信正常，刘伯承的午餐就吃得有滋有味。他说着笑着，是那样心旷神怡。

    身在两地、心悬一处的刘伯承和邓小平，互相关照，密切配合，经过1个多月紧张、艰苦的斗争，在内线和外线，共歼敌6.9万余人。由于刘伯承率部转入外线作战，因此，不但敌人对大别山的全面围攻遭到了惨败，而且由于外线吃紧，还迫使敌人先后从大别山调走了13个旅，大大减轻了内线的压力。我军粉碎敌人对大别山全面围攻的胜利，标志着我军在中原已站稳脚跟，挺进中原的战略任务已胜利达成。

    1948年2月24日，邓小平、李达率领的野战军前方指挥部与刘伯承、张际春率领的中共中央原局机关，及野战军后方指挥部在分别了两个多月后，又重新会合在一起了。

    1948年10月11日，毛泽东主席根据全国战局和中原、华东战场的军事形势，亲手制定了《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这是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至商丘，北起临城，南达淮河的广大地区进行的一场空前规模的震惊世界的伟大战役。

    为了执行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确定的淮海战役作战计划，刘伯承、与邓小平这次又要分开作战了。离别之前，邓小平对眼中布满血丝，神情显得略有憔悴的刘伯承说：“伯承，可要注意节劳哟，你要累垮了，毛主席可要打我的板子了。”刘伯承对剃着光头，瘦得眼窝都塌下去了的邓小平说：“放心，我这个人哪，只要在战场上不吃带铜壳壳的花生米，日后必定是无病而终。倒是你呀要注点意，少抽点烟，有好处。”陈毅在一旁说道：“你们真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他的话音刚落，3个人都笑了起来。

    一个月后，他们又会合了，直到取得淮海战役胜利。接下去便是渡江战役的胜利，刘邓并肩齐进。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不久，刘邓又率军挺进大西南，解放大西南。

    刘邓这对最亲密的战友，在共事期间，最后完成的一件大事，就是指挥二野部队进军西藏，使西藏人民获得了解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建立，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和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就开始考虑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问题，即在现代战争条件下，部队军政素质的高低和战斗力的强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部队军官培训质量的好坏。所以，办军事院校就应该选拔卓越的军事将领去主持。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几乎同时想到了刘伯承。就这样，在1950年10月间，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决定，由刘伯承主持筹建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大学。10月27日，刘伯承奉毛泽东和朱德的调令，乘飞机赴北京，接受创办陆军大学的重任。

    临行之前，最恋恋不舍的就算邓小平了。在过去的13年里，他们同思同行，同心同德，紧密配合，相得益彰，无论是自己的同志，还是对垒的敌手，都把他们视为不可分割的一体。就他们双方各自的愿望来讲，又何尝不想把这种建立在生死与共基础上的搭档关系再继续下去？然而，因工作的需要，他们又不得不分手，好在他俩始终心心相印，千山万水也隔不断他们的深情厚谊。刘伯承、邓小平虽然从此不再是相随相伴的搭档了，然而历史却不会忘记，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刘邓这个响亮的名字。

    （谢戈 王秀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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