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的故事-转战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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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年8月,中国人民经过长达八年时间的顽强抗战,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在得到日军投降的消息后,人们纷纷涌上街头,欢呼、雀跃,庆祝着这朝思暮想的时刻。

    中国人民盼望已久的和平生活,似乎已经就在眼前了。

    为避免内战、争取和平,毛泽东欣然接受了蒋介石发出的谈判邀请。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由延安飞抵重庆。然而,蒋介石表面上热衷于和平谈判,其姿态只是做给饱受苦难、盼望和平的中国人民看的。蒋介石的根本用意是要通过谈判争取时间,把散落在中国各地的精锐部队大规模地运往华东、华北、东北等要地,抢占抗战的胜利果实。

    正因如此,在重庆谈判这段时间里,留守在延安的人们面临的任务是保持警惕,以备战争爆发。

    分秒必争

    1945年8月30日,急不可耐的蒋介石任命熊式辉为东北行辕主任,单方面以接收“东北主权”的名义,公然抢夺东北地区的控制权。

    东北的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如果这一地区被国民党占领,就将切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与苏联方面的联系,同时对华东、华北、西北解放区造成南北夹击之势。如果中国共产党控制东北,不仅可以占据军事上的主动,还能依靠东北雄厚的工业基础,提升自己的物资实力。

    难题摆在了中国共产党人面前。1945年9月15日凌晨,中央政治局彻夜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东北中央局。东北局以彭真为书记,陈云等四人为委员。为方便同苏联方面的对等交流,会上还决定授予彭真、陈云中将军衔。

    在控制东北的局势上,刻不容缓。陈云等人的心情是焦急的,他们无不希望以最快的时间到达东北,开展工作。所以,中央政治局会议刚刚结束不久,陈云、彭真等人便搭乘飞机直飞东北。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这次航行出现了令乘机人员命悬一线的险情。危险是在当天下午3点飞经山海关地区时发生的。

    同行的伍修权后来回忆:

    那是一架道格拉斯式的双引擎飞机,开始还飞得很正常,后来却发生了问题,飞机没到沈阳,飞到山海关就降落下来。

    由于飞机的机况出现问题,需要在山海关机场迫降。飞机在降落过程中却从跑道中段落下,冲出了跑道,最后猛插到一块稻田里。由于冲击猛烈,飞机的尾巴翘了起来,机身成垂直状态才停住。

    飞机上的武修权和段子俊、莫春和都因撞击受了轻伤,叶季壮被撞得最厉害,腿被翻倒的油桶和无线电器材压住,彭真也受了脑震荡。最幸运的是陈云同志,飞机的舱门被撞开时,冲击力把他一下子推进了驾驶室,反而没有受伤。第二天,彭真在给刘少奇的电报中说:“我们昨天下午三时抵山海关,因飞机陷入泥坑,彭头部受伤、叶脚步略伤,但均健康。”

    空中遇险并没有放缓陈云等人奔赴东北的脚步。1945年9月18日,陈云到达沈阳。从此,陈云开始了他三年零八个月不寻常的驰骋东北战场的历程。

    北满定计

    怎样在东北发展并争取东北的控制权?这是陈云到东北的第一天起就不断思考的中心问题。

    为了进一步部署东北局在北满、东满的工作,同年10月15日,陈云抵达长春。此时,中央对东北局势的战略方针是:“绝不应集中部署”,“必须迅速摆开分散,每县一连一排,迅速发展壮大”。然而,就在陈云去长春的第二天,中共中央一度决定改变过去的方针,希望集中主力,守住东北大门,竭尽全力,控制全东北。

    陈云虽对东北战略方针的改变没有表示反对,但仍认为建设北满、东满根据地有着很大的重要性。他对那里缺乏骨干力量的局面表示担忧。他在一份报告中这么说:“眼前我们最困难的事是缺少干部。”“今天我在长春,只看到长春实在缺人。我在沈阳觉沈阳人少了,现在拿长春来比,沈阳还是‘土豪’,务请抽一些来。”

    1945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组织北满分局,由陈云任书记。陈云夜以继日地开展工作,了解情况,制定计划。陈云的工作方法很有特点,他把工作人员分成两部分进行辩论,一部分人扮演的角色是蒋介石,另一部分人扮演的角色是毛泽东。辩题是:“在目前的形势下,如果你带队,你怎么决策目前的战略方针?”正是通过这样的办法,陈云发动全体同志群策群力,摸清了在东北进一步发展的方向。

    在详细分析了敌我力量对比后。陈云认为我党独占东北已不可能,从事实上看,中共中央这次战略部署的改变也不符合实际情况。陈云主持起草了致东北局报中央的电报,建议应到广大乡村和中小城市放手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农村根据地,同国民党进行长期艰苦的斗爭。

    中央回电同意陈云等人改变东北战略方针的意见,指出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巩固的根据地。

    陈云初到北满,对北满的一个深刻印象是匪患猖獗。怎样建立巩固的北满根据地?陈云把剿匪看成“当前急务”、“决胜的一环”。他认为,不剿灭土匪,群众心存疑惧,不可能发动起来,也就不可能建立巩固的根据地。

    当时的匪患严重,土匪极其猖狂。他们袭击我军后方,屠杀地方干部,袭击交通运输,抢劫群众财物,是北满根据地的心腹大患。有些土匪甚至直接对我军发动正面进攻,抢走武器,杀伤士兵。

    陈云明确判断:

    “苏军未退,蒋军未到时,剿匪是北满决胜的一环。”

    1946年春天,大规模的剿匪战斗席卷林海雪原。北满部队发扬不怕吃苦、不怕流血牺牲的精神,采取分进合击、长途奔袭、穷追猛打、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对土匪武装发起了摧枯拉朽的攻势。我军在东北剿匪战斗的这段历史在解放后被编为了脍炙人口的电影——《林海雪原》。

    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北满部队共毙伤土匪三万一千多人,俘虏土匪三万六千多人。迫使一万多土匪缴械投降,彻底消除了北满匪患。这些恶贯满盈的土匪头子,受到了应得的惩罚。剿匪斗爭的胜利,极大增強了人民群众对我党的信心。

    坚守南满

    全面内战爆发不久,国民党军就陷入战线过长与兵力不足的矛盾。蒋介石调整部署。在东北战场制定了“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作战方针。南满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面对国民党军的大举进攻,南满处于危机之中。坚持南满,困难大,责任重。

    1946年10月14日到28日,东北局连续召开会议,讨论解决南满危机的办法。会议决定成立中共南满分局和辽东军区,以统一领导。

    陈云和萧劲光主动请缨到南满解放区工作,以加强南满的领导力量,陈云被任命为中共南满分局书记兼辽东军区政治委员。次日清晨,陈云、萧劲光从哈尔滨出发,辗转牡丹江、朝鲜等地,整整走了一个月,于11月27日中午才顶着大雪进入南满军区总部所在地临江。

    我军在南满只有4万人,进攻南满的国民党兵力有10万多人,双方实力相差悬殊。

    在浑江城外的七道江,南满军师以上干部会议出现了激烈争论。这个会几乎开不下去了,当时各有各人的看法,各有各人的意见,有的人说坚守南满,有的说不能坚守,有的说可以试一试,守不住就走。

    在会议悬而不决的情况下,为了统一参会人员的思想和意见,陈云从临江赶到七道江亲自主持会议,他在了解各方意见后,坚毅地指出,东北的敌人好比一头牛,牛头牛身子是向北满去的,在南满留了一条尾巴。如果我们松开了这条尾巴,那就不得了,这头牛就会横冲直撞,南满保不住,北满也就危险了;如果我们抓住了牛尾巴,那就了不得,敌人就进退两难,两面挨打。因此,抓住牛尾巴是个关键。

    陈云说:

    “我来南满,就是为了和大家一起坚持南满斗争。你们让我来拍板,我拍的就是坚持南满!我们不走了,都留在南满,一个也不走,留下来打!”

    面对敌强我弱的形势,一九四六军十二月,一保临江战役打响。次年一月底和二月中旬,敌人二次、三次进犯临江。四月初,我军全歼国民多军一个加強师七千五百余人。取得了四保临江的决定性胜利。

    最危急的时候,南满根据地只剩下4个小县。22万的人口,却要负担支援前线4万多部队的巨大任务。成千上万的农民组成担架队、运输队支援前线,为前线提供了大量的物资。翻身农民踊跃参军参战,一保临江时只有2万人的第三纵队,到四保临江时已扩大至5万人。

    在战况最紧张的时候,陈云依然保持着平靜。时任辽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的唐凯曾回忆:

    “陈云有一天对我说‘你能不能给我找个小胡儿啊?我思考思考一些问题’,结果找来二胡后发现陈云并不是真要拉曲子。他拉二胡的声音‘咕噜咕噜咕噜’不成曲。其实他表面上拉着二胡,但仍在考虑问题,他是拉着二胡思考。实在是太冷静了。”

    这次战役经过108天的浴血奋战,我军先后四次打退了10万国民党军的大规模进攻,彻底粉碎了国民党企图独霸东北的梦想,取得了伟大胜利,为辽沈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接管沈阳

    正义之师,民心所向,我军在东北战场节节得胜。

    1948年10月27日下午,中共东北局常委会决定,委派陈云为沈阳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全权负责沈阳的接管工作。

    沈阳,是中国共产党接管的第一个大城市,怎么接管?在我党的工作中却没有先例。

    陈云深知,沈阳是东北最大的城市,也是东北军事、政治、经济中心,能否将这样一座大城市接管好,是中国共产党实现战略转移的一份答卷。为此,陈云确定了接管办法:

    “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

    1948车11月2日下午,国民党守军最后一个团宣布投降,沈阳完全解放。东北新华广播电台播出这样一则令人鼓舞的消息:

    我东北人民解放军在今天,就是二号黄昏,解放蒋匪最后巢穴沈阳,守城的敌军全部被我军解决。现在东北全境已宣告解放,我东北战场上的伟大解放战争至此已获得完全胜利。

    此时的陈云并没有沉浸在战事得胜的喜悦中,因为一场不同寻常的战斗迫在眉睫——接管沈阳。

    陈云、陶铸等在当天黄昏时进入沈阳市内。因为停电,他们点着蜡烛开始了第一天的工作。

    初获解放的沈阳是一派残破、贫困、饥荒,盲目荒芜、百业凋零的景象。匪特、流氓活动猖狂,一些角落枪声不断,社会秩序非常混乱。

    陈云心里十分清楚,“打天下不易,治天下,守天下更不易”。在陈云领导下,军管会的工作紧张而有序进行着。

    城市功能是一座城市的命脉,也是市民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军管会进城时,沈阳因为没有电,电灯不亮,电话不通,自来水没有,电车和火车也无法开动,城市功能陷于瘫痪状态,恢复电力成为最紧迫的事情。在军管会的领导下,解放后的第二天即开始部分送电,并连日抢修被烧毁的变压所,倒断的电线杆、高压线及主干线、供应水源地,并到工厂及用户中去修理,使全沈阳大放光明。

    由于解决了供电这个重要环节,其它城市设施也得以恢复。进城当天就完成了各大企业的接管;第二天通电;第三天通电话,电台开始播音。

    1948年11月3日,也就是陈云进入沈阳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向林彪、罗荣桓、高岗、陈云和东北军民发来贺电:“热烈庆祝你们解放沈阳,全歼守敌,并从而完成解放东北全境的伟大胜利”。

    也就在3号这一天,陈云对如何接管沈阳作了一个总的描述。他说:

    “沈阳是我们党接收的第一个大城市,一定要接管好,不能将我们打下来的城市变成一座死城。从现在起,沈阳是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城市了。一定要比国民党时期管理得好。”

    陈云在工作中总结了接收沈阳的五点具体方法。一是要恢复电力供应,而是要迅速解决金融物价问题,三是敌警察必须收缴枪支,四是稳定人心,传布政策,五是工资问题要妥善解决。

    一个城市的构造,就像人体构造意义,离不开串联整体的血脉和神经。城市的血脉和神经,一个是已经恢复的电力系统,另外一个,就是城市的交通。在沈阳接管的工作中,还遇到了不少有趣的新问题。军管会在一个具体的问题上发生了热烈的争论。

    这就是进入沈阳后,汽车行驶应规定左侧通行,还是右侧通行的问题。

    从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来看,这不是什么重要的问题,属于交通常识。但陈云面临的情况却和现在很不同。来自哈尔滨和北满根据地的解放军及接管人员的司机都习惯于左侧通行,汽车司机多是青年或刚刚专业的军人,习惯不易一下转变过来。而沈阳及关内国民党统治区的汽车均右侧通行,接管沈阳后数千名交通警察一般都留用,徒手站岗,在街上指挥交通的就是这些人,他们习惯于按照原有的,即右侧通行指挥交通。

    这个问题看似不大,却关系着城市的平稳安全运,所以必须迅速作出决定。为此,军管会专门讨论过两次。陈云等人仔细听取了不同意见和理由,会后又找熟悉情况的同志商量。考虑到新式汽车方向盘多数在汽车的左边,适宜右侧通行。并且北平、天津及关内各大城市即将解放,为避免混乱及纠纷,应该规定汽车一律右行。

    陈云在军管会上说明了这些理由,做出了右侧通行的决定,要求大家坚决执行。实践的结果表明,这一决定是正确的,也是非常及时的。交通的保障,为沈阳的进一步恢复打下了基础。

    一座饱受战火摧残的大型工业城市。短短几天时间。就在共产党人手中奇迹般地恢复了生机。

    1948年12月24日,中共中央向全国解放区批转了陈云同志关于“接管沈阳经验”给中央的电报,这为其它大中城市接管工作提供了具有指导意义的成功范例。此后,北京、天津等大中城市接管工作都是参照沈阳成功经验顺利进行的。

    人们也许没有注意到的是,陈云的“接管沈阳经验”是在暂短的26天的实践中创造的。

    而面对沈阳城市建设天翻地覆的变化,陈云来不及感慨,便投入到下一个工作中去了。

    四十年后,陈云曾总结东北解放战争胜利的几个原因,当然,一向低调的陈云没有也不会讲到自己。然而,他在东北解放战争的全过程中,对关系全局的重大决策和艰苦工作,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的功绩,永不磨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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