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1月，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看到这张照片后非常感慨，题道：
唯实是求，珠落还起。加减乘除，反复对比。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老谋深算，国之所倚。
这首诗，是陈云一生和算盘、算账不解之缘的形象写照。
“不学会打算盘，生意就不好做”
1917年夏，陈云乘一叶扁舟，沿河北上，到达青浦县城，来到青浦县乙种商业学校学习珠算和记账。舅父母的意思是希望他学点技术，将来能在商店里做账房，或者做点生意。
在乙种商校里，陈云学习十分刻苦。由于天资聪颖，加上勤学苦练，做事专心致志，他在很短时间里就基本掌握了珠算，还初步学会写账。可惜仅仅一个多月后，陈云又因经济困难不得不辍学回家，继续在自家店里当小伙计。但这一个多月的学习，却对陈云此后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不少方便。他后来自己说：
“要会打算盘。”“不学会打算盘，生意就不好做。”“在实际工作中，你面前有几个商人等你算，一点不能出错，这才是一个真本领。打算盘什么手指管什么珠是一定的，不能错，五个指头分了工的，差一点都不行。我也打得不到家，下面一个打上去，总离开一点，这就难办，是上面或是下面呢？这就是功夫。”
于若木回忆陈云打算盘时的情景时说：
他打算盘打得非常熟练，子女凑在一块的时候，就表演给子女看，就是出去，比方杭州到三潭映月那个地方，看到一个小摊，小摊上那帐房先生有个算盘，他拿过来就打，表演给大家看。非常熟练，他家里头，有的时候算账他还用算盘呢，快啊，他熟悉啊。
从延安到东北，直到主持全国财经工作，陈云的一生都与算经济账关联：稳定物价、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制定和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反冒进、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将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建设等等，人称“红色掌柜”。
陈云对数字的记忆力惊人，于若木回忆：
我经常看见到他使用，他不但表演，而且还使用算盘来算一些数字，他对数字是非常熟悉，真是，他做经济工作，真是做到数字经济了。现在不是很多都是定量，这个建筑学，城市规划什么，要数字化。他那时候就要讲数字，而且记得非常清楚，那些尾数他都记得清清楚楚，在延安就是公家人，有多少人口，有多少马匹，马用多少粮食，财政支出，税收，他这些数字，就是解放以后过了多少年，他还清清楚楚，我听了他好多遍，我还没记住。
陈云掌管经济是从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遭封锁开始的。
抗日战争头几年，根据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协议，国民党政府发给八路军经费，其中一部分留给后方，国内外进步人士也给边区一些财力物力援助，这两方面构成边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到1939年，边区财政收入的90%以上仍来自外来援助。这一时期边区的财政方针是，争取外援，休养民力。公粮在1937年和1938年都只征一万石，税也很轻。
武汉失守后，国民党逐渐消极抗日、积极反共。1940年，国民党政府停发八路军军饷，并阻截国内外给边区的捐助。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对边区实行严密封锁，使边区的外援全部断绝，财政经济陷入严重困难中。毛泽东曾说：
最大的一次困难是在一九四〇年和一九四一年，国民党的两次反共磨擦，都在这一时期。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
在这种情况下，边区政府不得不采取发展生产解决财政困难的方针，同时实行紧缩开支、增加税收的应急办法。征收公粮，1940年是9万石，1941年增加到20万石。征公粮任务太重，引起部分群众不满。建国后，陈云谈他在延安转做财经工作时面对的严峻局势，还说到：
那时候的公粮是多少呢？费九牛二虎之力才收二十万石。那一年雷公打死了一个县长，老百姓就说：“为什么不打死毛泽东？”
由于国民党政府对边区的全面封锁，边区贸易严重入超，金融不稳定，到1943年时，边区钞票增发了17倍，物价上涨了20倍。1944年3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陈云任西北中央局委员并担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陈云担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后，西北财经办事处主任贺龙便集中精力抓军事工作，边区财政经济工作实际上由陈云主持。
出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后，陈云经常亲自到延安南门外的市场去，与农民和商贩交谈，直接了解物价波动情况。他还让人想方设法了解国统区的物价和物资储备情况。
在陈云主持下，一九四四年和一九四五年，边区财政工作在贯彻落实“节约储蓄，增加生产自给，备战备荒”和“生产节约，长期打算，积蓄物资，准备反攻”的方针上取得很大成功，克服了一些单位存在的大量浪费人力、物力的现象，建立起“大公”的家底。一九四四年边区的财政收支基本达到平衡。一九四五年随着反攻的到来，边区大批干部、部队出发开赴前线，财政支出急剧增加，但由于延安大小家当都已建立起来，边区“大公”即财政储蓄足用一年，“小公”即各单位也都有储蓄，解决了广大干部出发开辟新解放区的路费、服装、马匹等费用，并为边区人民留下一些家底。
在陈云的主持下，1944年边区的财政收支基本达到平衡。延安各系统大小家当都已建立起来，不仅保证了边区大批干部、不对开赴前线所需的路费、服装、马匹等费用，而且还为边区人民留下一些家底。
陈云主持边区财经工作，在很短时间内，取得这么大的成就，来之不易。1944年12月初，他说：
自三月六号朱总司令和我谈话以后，到现在差不多有九个月，这九个月里，我感觉比做组织部的工作难得多。
陈云主持边区财经工作，不到一年半时间。他贯彻“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改变了贸易入超的被动局面，实现了金融稳定、财政平衡和生产发展。这不仅对打破封锁、实现边区军民的“丰衣足食”，为抗日反攻准备力量，具有重大的意义，而且为解放战争作了重要的经济准备。陈云声望极大提高。
抗战胜利后，中共全力以赴抢占东北，十三名政治局委员出动了陈云、张闻天、彭真和高岗四名，更派大员林彪、罗荣桓和李富春等经营这个重工业基地。陈云主管财经“老本行”，重大财经方针政策，钞票印多少都要他来定。陈云把财经问题分为生财和理财之道，生财包括清算敌伪财产、税收、发公债等。理财则是根据战时经济的混乱，手里经常拿物资，不要拿票子；要预筹当地经济以及东北对全中国的支援。国民党在“劫收”中迅速腐烂，共产党却没被灯红酒绿打垮。
打赢经济上的“淮海战役”
1949年，为适应各大解放区财经统一的需要，特别是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经济恢复和发展作准备，中共中央在组织领导方面采取的一项重大举措，就是建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
1949年3月20日，中央正式提出成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人选，早在1949年2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召开前，经周恩来推荐，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就已决定由陈云担任。
筹建中央财经委员会，千头万绪，陈云到北平后的第一件事情是物色干部，租房屋。
7月12日，陈云主持召开中财委成立会议，中财委由六局一处组成，下属十三个处、行、署、部、会。
建国初期的财政经济形势是十分严峻的。1949年与全国解放前的最高年份比较，农业总产值下降20%以上，工业总产值下降一半﹔交通严重破坏，城乡交流阻塞，津浦、京汉、粤汉、陇海等主要铁路干线，没有一条可以全线通车，公路有三分之一不能使用﹔人民生活严重下降。更为突出的困难是，连续12年的恶性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情况，严重地影响着工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和人民生活的安定。从1937午7月到1949年5月的12年中，国民党政府发行的货币，从法币到金圆券，共增发了1400多亿倍，同期物价上涨了8400多亿倍（以战前的法币计算），达到了天文学的数字。全国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的货币几乎成了废纸，城市中到处以金条、银元、美钞、港币为交换手段，广大农村则普遍流行着以物易物。总之，国民党政府留下的支离破碎、千疮百孔的烂摊子，需要新生的人民政府抓紧治理，尽快地建立起新的经济秩序。
面对这种严峻形势，主管全国财经工作的陈云，身上担子之重，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陈云经过多方面调查研究，反复深入思考，首先抓了统一管理全国财经工作和稳定物价的斗争。陈云认为，不论从支持全国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从根本上克服财政经济困难方面来说，还是从增加财政收入，减少财政赤字，逐步实现市场物价稳定的要求来说，都必须改变过去各个根据地、解放区分割，不得不实行的那种财经工作分散管理的格局，实行全国财经工作的统一管理。1949年12月28日，陈云起草的答复华东财委并发中南、西南、西北等大区财委的电报中，就明确提出财政经济要统一管理。经过充分酝酿、准备，政务院于1950年3月3日发出了由陈云亲自起草的《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同时，相应地作出了统一财政收支管理、统一仓库物资清理调配、统一公粮收支调度、统一国家机关现金管理、统一国营贸易实施办法等一系列具体规定。3月10日，陈云为《人民日报》撰写了一篇题为《为什么要统一财政经济工作》的社论，全面阐述上述决定的重要意义和主要内容。事实証明，统一管理财经工作的决定，是非常及时的，完全正确的。随着这一决定的贯彻执行，很快就实现了全国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实现了财政收支平衡和物价的基本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短短半年的时间，即1949年10月到1950年3月，就实现了财政收支基本平衡，做到了使延续多年的不断上涨的物价稳定下来，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毛泽东曾高度评价这一胜利，说它的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
为指挥经济战线上这一“淮海战役”，实现出奇制胜的要求，陈云于1949年7月下旬去上海调查研究，明确提出并具体帮助上海解决“两白一黑”的问题。“两白”，一个是大米，一个是棉花，“一黑”就是煤炭。大米是保証市民吃饭，棉花是保証棉纺厂恢复生产，并掌握棉纱棉布货源，保城乡人民穿衣﹔煤炭是保工业生产和市民的燃料供应。这三样东西，既关系民生、工业生产之必需，也是与投机资本作斗争，保持市场物价稳定而必须掌握的重要物资。为此，陈云亲自部署从四川、江浙等地调粮，从华北、中南调棉调煤，并具体指挥运输调度。再如，为了掌握全局的财经情况，了解市场动态，及时研究对策，陈云每天早晨上班至少要看三张统计表：一是前一天上海、天津、北京、武汉、西安等主要城市的物价变动情况统计表，二是前一天这些主要城市国营贸易公司的重要物资库存情况统计表，三是前一天各地的税收收入、货币投放和财政收支情况统计表。陈云还挤出时间，作市场物价情况调查，经常到王府井大街、前门大街、东单菜市场等地逛市场、看商店、察行情、听意见，看日用百货、蔬菜、肉食等的供应情况和物价变化动态，掌握第一手材料。再如，为了全面、有力地打击投机资本的猖獗活动，稳定市场物价，陈云对国营贸易公司掌握的粮食、棉纱、棉布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物资（这些物资也是当时投机资本冲击的对象），除了正常的吞吐以外，什么时间集中向市场投放，一次抛售多少，都亲自作布置，并要求各主要城市要在同一时间一齐行动，以收事半功倍之利。1949年10月15日从上海、天津开始，接着波及华中、西北地区，发生了一次很大的全国性物价波动。陈云亲自指挥平息这次物价波动的斗争，在短短几天的时间里，就止住了物价上涨势头，稳定了市场，并给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的投机资本以歼灭性的打击。事后，上海的资本家说：中共此次不用政治力量，而能稳住物价，给上海工商界一个教训，是上海工商界所料不到的。1950年，有人说陈云主持中财委工作很得力，毛泽东当场拿起笔来，写了个“能”字。这正是诸葛亮在《前出师表》里叙述刘备夸奖向宠的用语：“先帝称之曰能……”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
全国财经工作实现统一管理后，国家财政、金融状况大为好转，各地物价迅即趋于稳定。但新的问题又冒出来了。这就是：从1950年4月份开始，各地市场上出现了商品滞销的新情况，很多工业品卖不出去。并由此引起不少私营工厂停产减产，或者关闭﹔许多商店歇业﹔失业人员增加，整个经济又面临新的困境。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从根本上说，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在改组改造过程中走向新生、走向重建、走向繁荣的一种难以避免的现象。具体说来，主要是由于在稳定物价的斗争中投机资本受到严重打击，过去多年战争期间形成的虚假购买力一下子消失了而引起的﹔同时，旧的城乡关系基本上被打乱，新的城乡交流秩序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以及城乡人民的购买力低。为了尽快扭转这种不利的局面，活跃城乡经济，帮助私营工商业渡过这一暂时的困难，陈云这时又集中力量重点抓了调整工商业的工作。陈云在当年5月下旬召开的上海、天津、北京、武汉、广州、重庆、西安等七大城市为主的工商局长会议上，提出了扭转商品滞销、解决工商业困难的具体措施。接着，在6月上旬召开的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他又提出了调整公私关系和整顿税收的意见。6月中旬又在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作了《关于经济形势、调整工商业和调整税收诸问题》的报告，并相应地确定了对私营工商业采取加工订货、调整价格政策和税收政策等具体措施，兼顾公私利益，协调公私关系。陈云所提出的这些政策措施，是深入调查研究、多方听取意见的结果。
陈云亲自制定的调整工商业的各项政策和一系列具体措施实施后，不到半年的时间，全国的经济情况就大为改观，工业生产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农村经济迅速活跃起来，城乡市场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陈云1951年4月在总结1950年的财经工作时，非常概括地指出：
去年我们做了很多工作，只有两个重点，一是统一，二是调整。统一是统一财经管理，调整是调整工商业。统一财经之后，物价稳定了，但东西卖不出去，后来就调整工商业，才使工商业好转。六月以前是统一，六月以后是调整。只此两事，天下大定。
1953年启动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为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采取的重大步骤。陈云“一五”计划的制定和实施耗费了很多心血。
国民经济恢复任务的胜利完成，为我国开始有计划地大规模经济建设提供了前提条件。这时，陈云又按照中央的要求，把工作重点转到拟订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方面。早在1950年上半年，全国财经工作实现统一管理，财政经济状况开始好转以后，陈云就对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进行了初步考虑，对建设的轮廓提出了一些设想，他首先考虑的是农业和水利建设，再就是铁路建设，也考虑了钢铁、机器制造、化肥等工业的建设。只是由于下半年出现了抗美援朝的新情况，使得这些设想没有能够具体化。到1952年下半年，全国土地改革已经基本完成，抗美援朝战争也已胜利在望，特别是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即将完成，陈云就及时地将工作重点转到“拟定建设计划，准备干部，迎接大规模经济建设”上来。他和周恩来总理、李富春等一起，主持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工作。
经过多方面听取意见，反复讨论修改，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框架和主要内容大体定下来以后，陈云于1954年6月30日向中央作了《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几点说明》的汇报。汇报提出，要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做好计划工作。他在讲了要注意处理好“农业与工业的比例”、“轻重工业之间的比例”、“重工业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工业发展与铁路运输之间的比例”之后，强调指出：
按比例发展的法则是必须遵守的，但各个生产部门之间的具体比例，在各个国家，甚至一个国家的各个时期，都不是相同的。……唯一的办法只有看是否平衡。合比例就是平衡的﹔平衡了，大体上也会是合比例的。
我国因为经济落后，要在短时期内赶上去，因此，计划中的平衡是一种紧张的平衡。……样样宽裕的平衡是不会有的，齐头并进是进不快的。但紧张决不能搞到平衡破裂的程度。
这是陈云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对马克思主义计划经济学说的具体运用和发展。
1955年3月31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对陈云支持起草的“一五”计划草案进行审议并原则通过。
此后，陈云又为“一五”计划的实施殚精竭虑。第一个五年计划确定的国民经济发展速度，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的增长幅度，以及各项重要建设指标等，都是稳妥可靠、留有余地的。加上在实施过程中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有效的措施，计划的执行是相当顺利的，有些指标在1956年就提前实现了。实事求是地说，这时的整个经济形势是很好的。各方面的发展基本上是快速的、健康的。新中国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于1957年全面超额胜利完成。
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但其弊端也随着而来。陈云敏锐地认识到这一点。1956年3月30日和6月30日，陈云在全国工商业者家属和女工商业者代表会议与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两次讲话中，提出了一些办法，主要是：在经济运行方面，采取适当方式引入市场机制；运用价格手段调节消费品市场供需，搞活市场。在市场结构方面，在国家统一市场中保留部分自由市场。在所有制方面，城乡一部分个体生产和个体商业、服务业等应长期保留，以便民和利民。这些办法的核心是扩大市场机制的作用。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9月20日，陈云在中共八大上，将他对经济体制问题的一些想法概括为“三个主体，三个补充”：
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是补充；在生产计划方面，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进行的自由生产是补充；在流通领域，国家市场是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的主体，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是补充。
陈云的意见受到大会的重视，被写进大会决议之中。这是从理论和实践上突破苏联模式，探索经济体制改革道路的重要尝试，在当时是十分难能可贵的。9月21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陈云在八大会议上的讲话。9月27日，在八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他们六人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这是七大形成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继续。
1956年9月13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谈到中共中央所设副主席和总书记时说：
至于陈云，他也无非是说不行，不顺。我看他这个人是个好人，他比较公道、能干，比较稳当，他看问题有眼光。我过去还有些不了解他，进北京以后这几年，我跟他共事，我更加了解他了。不要看他和平得很，但他看问题尖锐，能抓住要点。所以，我看陈云行。至于顺不顺，你们大家评论，他是工人阶级出身，不是说我们中央委员会里工人阶级成分少吗？我看不少，我们主席、副主席五个人里头就有一个。
被称作“红色掌柜”的陈云，与算账和算盘结缘，可以追溯到他的少年时期。后来，陈云长期主管财经工作，十分重视算账。他心里不仅有大账，而且还有各种各样的明细账。陈云长期主持财政经济工作，提出了许多正确的指导思想、工作方针和重大措施，为新中国成立初期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安定人民生活，为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和奠基，作出了突出贡献。陈云在领导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中表现出来的卓越才能，为毛泽东同志所赞扬，为全党所钦佩。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