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红色掌柜陈云，就出生在这里。青浦的出名，不仅在于它与生俱来的水乡景致，而是因为它同陈云一起，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留下的深刻印记。
早在1927年，为贯彻执行八七会议精神，陈云在青浦地区领导农民抗租斗争。农民的抗租斗争和暴动汇成了青浦农民运动高潮，威震江、浙、沪地区。这次斗争动员、教育、锻炼了成千上万的农民，扩大了我党在上海、江苏农村的影响。
这一次青浦抗租斗争，是陈云和家乡青浦革命佳话的开始。新中国成立后，陈云多次回到青浦。陈云回青浦，并不是所谓的“衣锦还乡”，他一次又一次的来到水乡搞调查研究，从群众和地方工作中吸取智慧和力量。
奔赴青浦寻政策
1955年1月、5月，1957年3月，陈云都曾回到家乡进行三次农村调查。但陈云耗时最长，调查内容最广的一次，是在1961年。
1961年6月27日，陈云乘坐火车抵达上海石湖荡车站，火车到站后，陈云片刻未曾停歇，立即踏上去往青浦县小蒸公社的木船。
时值初夏，泛舟河上，微风拂面，河岸绿树成荫，本是一片醉人心脾的圣境。然而，坐在木船中的陈云却无心欣赏身边的美景。他不停地同身边两位来自小蒸公社的负责同志交谈着。小船缓缓前行，一路上两位负责同志一边摇船，一边汇报小蒸公社的生产情况。船在河面行进了一个半小时，陈云同他们交流了一个半小时。
是什么让陈云如此记挂，以至于忽略了两岸的风景？
20世纪50年代末，国家的建设和发展受到“左”的错误的影响，“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给中国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负面效应。同时，“大锅饭”的分配方式导致农业生产出现“干多干少一个样”的情况，严重挫伤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
“屋漏偏逢连夜雨”，此时的中国又遇上严重的自然灾害。
六十年代的第一个春天，并没有给中国人民带来太多的春意。
1960年1月14日至1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会上确定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这是1958年“大跃进”以来经济指导工作的一次极为重要转变。为进一步弄清困难和问题的症结所在，毛泽东在八届九中全会召开前夜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他说：“今年搞一个实事求是年。”
坚持亲自做调查研究，是陈云一贯的工作方法。他很早就对“大跃进”中出现的弊端感到十分焦虑。所以，在中央明确提出要调整经济政策后，陈云决定到农村进行实地调研，他把调整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作为调整国民经济的重要内容。
陈云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决定到家乡附近的小蒸进行调研。
调研需听真心话
陈云选择青浦小蒸工作搞调研是有自己的考虑的。他要了解真实情况，到别的地方去碍于形势和自己的身份，恐怕得不到客观的信息。陈云认为青浦是他的老家，1927年农民暴动时的好多农民朋友现在还在那里，对自己是熟悉的，应该顾虑会小些。陈云希望能够了解中国农村建设的真实情况。
对这次调研，陈云格外重视。早在两个多月前，陈云就已经派先遣队到家乡青浦县小蒸乡、观音堂乡进行摸底调查，做准备工作。
这就有了木船上的一幕。
经过长途跋涉，陈云终于到达了小蒸。令人意外的是，陈云的接待工作做的十分简单。原来陈云曾特意叮嘱调查小组的成员：“现在全国人民正处在困难时期，我们要和他们同甘共苦。”
陈云住到了一同闹过革命的战友陆铨生家中，陆铨生的儿子陆凯悌作为调查小组成员，至今对当时的情形记忆犹新：
就住在我们家里头，1927年农民暴动的时候，开会也都在这里。他不能住到公社招待所里，住到招待所里距离村民就远了，不跟农民在一起的话，听不到农民的真心话。
但此时的陈云，在乡亲们的心里已经是位大官了。刚开始，乡亲们还是心存顾虑。
面对这个问题，陈云十分客气的和乡亲们商量说，你们要把我作为老乡来讲，要讲实话。你们不要把我作为一个领导来讲。你讲得不好，批评我们的工作，我也不会给你戴帽子的。你要把真实的情况告诉我。
陈云，等的就是百姓真实的声音。
为了让百姓讲真话，解决燃眉之急，每天上午，陈云都深入农民家里，到田间地头跟农民谈话，观察他们日常生活和务农情况。
陈云不顾病体，奔走在崎岖的乡村小道之间。这件事，曾经让随队调研的保健医生孙寿娟十分担心。因为农村小路中间有许多沟，碰到路上有水沟，是要跨过去的，自行车不能走的。陈云到农村里去考察的话，要走好多路。陈云的身体本身并不结实，医生简易陈云半天工作半天休息，但实际上，陈云上午开座谈会，下午挨农村考察，今根本没有休息。
陈云用自己的行动取得了群众的充分信任。
私养为主，公养为辅
乡亲们放下了心中的不安，向陈云汇报了情况。小蒸的发展不容乐观。
养猪，是中国农村传统农业生产项目之一，它关系到农民的日常生计。对不少农村家庭而言，养猪就等于开了一个活的“家庭银行”，家庭的大宗费用、年节开支，很大部分需要靠养猪卖钱来解决。
小蒸原是青浦养猪最多的地方，人民生活也相对富裕。然而，大跃进时期，私养家畜家禽成了小资本主义的表现，在一顶顶“帽子”下，猪的产量越来越少。小蒸公社一九五七年猪的全年存栏数达到一万六千头，一九六O年大幅度下降到五千六百头，减少近三分之二。
陈云对这样的现象评论到：“你们现在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为什么越养越少，越养越不好？”
带着这个疑问，陈云率队亲自调查了两个养猪场。
陈云在考察中十分善于观察细节。当陈云到庐花养猪场看了养猪情况后，他说饲养员管理的不好。他解释了下这一定论的理由，养猪场的小猪都在乱草堆里，毛色发黄。饲料方面也有问题，没有精饲料，仅有柴草。
在集体养猪场调研的过程中，平素喜怒不形于色的陈云发了火。这是因为他还发现饲养员的责任心不强，喂猪时随手将食物一放，便不去理会哪头猪吃的多，哪头猪吃的少，这导致了有的猪肚皮吃的滚圆，有的连一口食物都没吃上。猪圈的卫生条件也十分差。
面对这种情境，陈云严肃地质问：“从来没有见过有这样养母猪的地方，这样的猪场能增产猪仔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这是陈云亲自到现场调查得出的初步结论。
然而，陈云并没有武断地宣称公养母猪是不合适的。在陈云的调查中，他善于用“比较、交换、反复”的方法来寻找结果。也就是反复研究，多听意见，达到客观实际。于是，陈云召集养猪的社员们就私养母猪问题谈了几次。
陈云还了解到，私养母猪的农民，对比较瘦弱的奶猪特别照顾，常常把他们放在奶水最多的第三个奶头上吃奶，猪的习性是认奶头的，以后就会固定在第三个奶头上吃奶，这样猪就长得比较均匀。他们在喂猪时也很细心，注意猪什么时候吃、喜欢吃什么，有什么异常情况都会一一排查。
经过到现场调查和同农民交流后，陈云得出结论：要发展养猪业，必须把母猪下放给农民饲养。就在陈云做出结论的当天，消息传遍了整个公社，农民们纷纷出去搞水草做饲料，人停船不停，轮流出去。家家户户都晒满了水草。为下一步养猪做准备。
“稻”、“地”都应思民情
“大跃进”中，小蒸的瞎指挥、浮夸风给当地的农业生产影响很大，不顾实际情况浪费资源瞎折腾可谓让百姓吃尽了苦头。
从地理条件来看，小蒸地势低洼，无霜期不够长。所以农民历来是种一季水稻，种一季夏熟作物。在“大跃进”运动中，公社强制要求村民把“单季稻改为双季稻”，以此来提高粮食产量。
实行政策后，小蒸地区种双季稻比单季稻每亩确确实实多收了220斤粮食，但站在陈云面前的村民们却满面愁云。这又是一桩奇怪的事情，为什么粮食产量上去了，村民们却不满意呢？
当时农民对种双季稻特别有意见，因为青浦小蒸根本没有条件种好双季稻。种双季稻的时候，下种要早。然而此地气温较低，还在落霜，有的种子落下去以后就烂掉了。烂掉后又要下一批，种子成本高，劳民伤财。老百姓、干部都知道不好，但不种不行，上面有指标。大家都说，双季稻是“伤心稻”。
善于打算盘的陈云细细地算了笔账。他发现种双季稻表面看比种单季稻多收220斤，但实际上看种双季稻各方面损失都很大，包括寄秧田的减产、多用的稻种、肥料和劳动力，各项损失总和约300余斤。陈云指出，作物安排必须因地制宜。历史上长期形成的耕作习惯，不要轻易变动。不研究客观条件，主观地把单季稻改双季稻，把这作为增产粮食的主要措施，是不切实际的。
陈云得出的结论是——种双季稻显然是得不偿失，根据小蒸情况，种双季稻不如种单季稻加种蚕豆。
美丽的田野中本不应该种植“伤心稻”，陈云用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方法，得出了客观的结论和对策，小蒸村民重新种上了赖以生存的“幸福稻”。
除了养猪问题和种稻问题，小蒸还有一个急迫的问题需要解决。那就是自留地问题。自留地，就是中国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按政策规定分配给成员长期使用的土地。
小蒸地区在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时期，有自留地七百多亩，只占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三。人民公社化时把自留地统统归公。一九五九年郑州会议提出了人民公社实行权力下放后，分了三百多亩大田作农民自留地，可是，春天分了，秋后又归公，自留地所产粮食也折价归公。本来社员还保留一些可以种植的空隙地，后来也陆续变为公共食堂的菜地了。
自留地划分情况不断反复的原因在于，地方的干部对到底要不要留足自留地在思想上存在疑虑。他们的心情十分矛盾，社队干部一方面认为很有必要再多分一点自留地，另一方面对多分自留地仍有各种顾虑。对前者来说，对辛勤耕作的农户而言，自留地是社员生产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地。但又有人担心，机体耕地少了，完不成征购任务怎么办？也有人担心，农民有了自留地，到时候只关心自留地，不积极参加集体劳动，会影响队上的生产。
对于自留地一事，陈云在小蒸通过座谈会的形式，同小蒸的社员们进行了诚恳的交流。经过讨论，大家认识到此前的顾虑是不必要的。农民种自留地，可以种得很好，单位面积产量比生产队高。增加一点自留地，可以使农民的口粮得到一些补充，生活有所改善。再加上包产落实、超产奖励、多劳多得等一系列的措施，农民对集体生产的积极性就容易提高。农民的积极性提高了，种这样一点自留地决不会妨碍集体出产，相反地会促进集体生产的发展。
“现在老百姓吃不上饭，我对不起老百姓。”
在1961年的这段时间里，陈云一有空闲时间就会到屋外走走看看，同遇见的老乡们聊聊天。
一天晚上，陈云正在散步，恰巧遇见几个老农民在桥上乘凉。陈云亲切地问他们：“解放以来生活过得如何？干部态度好不好？”老农说：“解放以来老百姓分到土地，当了土地的主人。干部不打人，不骂人，比国民党时期好得多，但现在就是肚子吃不饱。”有一个老弄个还拍拍肚皮说，“肚皮这么大，天天喝稀粥喝的。”
处于江南地区的青浦，产粮量在全国范围内是较高的，农民却仍然存在“肚子吃不饱”的问题，这使得陈云的内心十分焦虑。这天晚上，陈云一夜未眠。
在第二天的干部座谈会上，陈云动情地说：
“现在老百姓的肚子还吃不饱，生活还那么困难，说明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还存在不少问题。应该说主要责任在中央，是我们中央的几个同志工作没有做好，我就是其中之一。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尽快改进工作，这次来调查研究，就是这个目的。”
这段话令在场的每一位同志都十分感动。一位副主席能够当着基层干部和群众的面承认工作没有做好，并认真地向大家作检讨，难能可贵。
陈云的儿子陈元曾有一段回忆：
我上初中的时候，父亲很喜欢去公园散步，包括中山公园、北海公园、天坛等。小时候我老跟着他去。他有时候兴致很高，会跟游人谈话，谈笑风生。然而在有段时间里突然就就不去公园了。我觉得特别奇怪，我就问：“爸，怎么这两年不去公园了？”父亲非常沉重地跟我说“现在老百姓吃不上饭，我对不起老百姓。”
1961年6月27日至7月12日的这段时间内，陈云在小蒸开了十次专题座谈会。内容涉及公养猪、农作物种植安排、自留地、农村商业、干部问题和治安等问题。对十次专题座谈会所谈的问题，陈云在调查研究后都一一作出了结论。
为了论证比较在小蒸公社调查得出的结论，陈云在离开青浦后，又到了同青浦情况相似的杭州和苏州，与当地的县委书记和若干个大队支部书记，研究公私养猪、农作物安排和自留地的问题。
回到北京之后，陈云总结调查研究的成果，写出了《母猪也应该下放给农民私养》《种双季稻不如种蚕豆和单季稻》《按中央规定留足自留地》三个调查报告。1961年8月8日，陈云致信邓小平，谈了青浦农村调查的基本情况，并附上了这三个专题报告。
经邓小平批示，将陈云的信和三个报告印发在庐山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对落实调整农村政策，调动农民积极性，解决农业困难，产生了积极影响。
如今，这三篇调查报告收录到了《陈云文选》中，通过报告中大到中央在农村的政策，小到农民养猪的具体细节，我们仍能体会陈云在青浦调查期间付出的心血和对中国农民生活的牵挂。而这只是陈云一生注重调查研究的缩影。
对于陈云的调研精神，毛泽东曾作过这样的评价：陈云之所以对经济问题懂得特别多，领导经济工作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绩，最根本的原因，是他十分重视调查研究。
今天，当我们再次翻开这尘封的岁月，《陈云文选》中的报告向人民讲述着陈云在青浦调研的段段往事，它是陈云留给后人永恒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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