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戤壁书”到“老听客”
评弹，是苏州评话和弹词的总称，起源于宋代，是一门古老而优美的传统说唱艺术。它发源苏州，盛行于山明水秀的江南地区。出生在上海青浦练塘镇的陈云，自幼就受到了极大的熏陶。
今天，踏着青石板路，走在青浦下塘街的小桥流水间，依然能听见清脆的琵琶和婉转的吴语声。循声而去，就能寻到陈云幼年常常听书的书场——长春园。
陈云的舅舅廖文光喜爱听评弹，年幼的陈云便经常跟着舅舅去听书。他曾回忆说：我十岁前就听书，在我们家乡，先是跟我舅舅去听，听上瘾了，有时候大人不去，就一个人自己去听。
浙江省曲艺家协会名誉主席施振眉依然记得第一次和陈云谈话时的情景：他问我，你是搞评弹的，你听过“阴立”吗？我以为是《大明英烈传》，简称就是《英烈传》。我就说我听过。他说，你二十出头就听过？“阴立”你以为是《大明英烈传》啊？
陈云的这一问让施振眉一头雾水，陈云便笑着跟他解释了一番。原来在陈云小的时候，想要进书场听书，要用三个铜板买一个筹，才能在书场里有个座位。但也有很多像陈云一样买不起筹的客人，书场就允许这些人可以站在书场的后面，站在那些光线比较暗的角落里，靠着墙壁听书。所以行话当中叫“阴立”，也叫“戤壁书”。
从少年时代“戤壁书”开始，评弹就给陈云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后来，投身革命的陈云，因戎马倥偬几乎搁置了这一爱好。直至五十年代，到杭州病休的陈云才又有了重听评弹的机会。他在杭州、上海、苏州等地，利用公余和疗养时间，听了大量的评弹书目。半年时间，就听了蒋月泉、朱慧珍、杨斌奎、朱介生、薛筱卿、徐丽仙、吴子安、曹汉昌等名家的30多部书目。很多老演员发现陈云听的书又多又广，而且每回书他都要听上很多遍，因此，亲切地称他为“老听客”。
在杭州时，到大华书场听书成为了他最大的乐趣之一。当时大华书场的评弹节目是白天一场，晚上一场，每场大约一个半小时。陈云每个星期都会到书场听两到三次书。
陈云听书常常以一个普通听众的身份亲自前往书场。警卫人员担心他的安全，他说：“我不像毛主席、周总理、少奇、朱德同志那样，容易被群众注意和围观。我们进书场不宜过早，也不能太晚。”
每次到这里听书，这位“老听客”都有自己的一套规矩：第一条就是陈云乘坐的汽车不能停在书场门口，防止阻碍别的群众进场；第二条，负责警卫工作的工作人员只留下一个人，其他人可以分散，不要跟他在一起；第三条在时间上，既不能早到，也不能迟到。尤其对于第三条，陈云对自己有着严格的规定。据原陈云身边的卫士长牟信之回忆，陈云如果说是七点半，那一定是七点半准时进场。因为去早了，担心演员紧张。去晚了，又脱离群众。但是卡准钟点也不是很简单的事情。如果陈云下了车，发现时间还没到，稍微早了一些，陈云就会嘱咐大家慢点走，自己也放慢脚步，以保证准点进场。
陈云记忆力好，每次听书回来，他都能原原本本地讲给别人听。他说：“从书中，我学到不少生动的历史知识，也受到了真、善、美的熏陶。”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陈云开始学起了评弹的伴奏乐器之一——琵琶。
虽然身体欠佳，但陈云学起琵琶来却毫不含糊，他特意自费请了上海人民评弹团的周云瑞和朱介生当老师，轮流教他弹奏琵琶。
周云瑞按照惯常的学习规律，让陈云先练习300小时的轮指。陈云为此特意订做了一面镜子，并且将简谱反写在琵琶上，以便找准指位。据陈云的子女们回忆，那时经常看见父亲一个人坐在镜子前，练习弹奏琵琶，十分专注认真。
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陈云还专门写信给吴宗锡介绍了自己的学习情况：“按照去年11月20日我离上海前与他商量的学习时间分配，集中300小时练习滚音，现在勉强每分钟可以滚600次了。不过‘夹弹’练得很少，没有进步。5月到杭、苏时，拟请他来教‘夹弹’的练习方法。”
在学习琵琶的过程中，陈云也对评弹表演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在一次观看浙江省曲艺团的汇报演出后说：“评弹的乐器要改革，但改得过头了就不合理。现在你们的琵琶，都改用钢丝弦了。音太响，太刺耳。我在考虑一个问题，就是怎样延长演员的演出年限，也就是延长演员的艺术生命。”
“戏曲都有学校，为什么我们评弹没有学校呢？”
演员，作为评弹作品在舞台上的最终呈现者，在评弹表演中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同其他有着悠久历史的曲艺门类一样，早期的评弹是靠师徒关系一代代传承下来的。旧时如果想要从事评弹行业必须要拜师，拜师学艺的过程既有优点，也有局限。跟随某一个艺人学艺，能学习到的全部知识和技艺都是来自于同一个老师，这往往会导致演员训练上的局限性。
1960年，陈云在与评弹界人士谈话时指出，培养下一代，训练方法应以集中为主，分散为辅，政治学习、文化学习，都要集中进行。当时，建评弹学校的想法，已经在他脑中萌生。他在与苏州原文化局原局长周良的谈话中说到：
要把培训学生的事情作为党的文艺事业的一个重要部分，戏曲都有学校，为什么我们评弹没有学校呢？
1961年夏天，陈云在苏州休养。在一次与评弹界的座谈中，陈云正式向与会人员建议，苏州、江苏和上海可以联合办一个评弹学校。
在陈云的建议下，上海市评弹团、江苏省曲艺团和苏州市相关人员组成了学校的领导小组，开始着手苏州评弹学校的筹建工作。1961年，苏州评弹学校正式创立。
自1961年建校以来，苏州评弹学校的发展就一直牵动着陈云的心弦。1977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陈云曾不止一次地提出要看师生的汇报演出。
据周良回忆，1986年，他带了苏州评弹学校的十来个学生和一些老师到杭州西子宾馆专门向陈云做了一次汇报演出。演完以后，周良请陈云给学生们打一个分数。陈云说80分，并嘱咐青年学生们，应该用功打好基础，一定要好好学习。第二年，学生们又带着新节目来到了杭州，再次为陈云汇报演出。演出开始后，陈云始终目不转睛地观看着学生们的每一个动作神态，有时还会和着音调用手势打着节拍。台上学生们表演的评弹折子，尽管陈云已经很熟悉，但还是聚精会神地听着。听到“放噱头”处，他便大笑起来。演出结束后，周良问陈云今年成绩怎么样？陈云哈哈一笑，对身边的同事们说演得不错，演得不错，应该有85分！
今天，活跃在江浙沪三地的各大评弹团的演员，大约有95%都是从苏州评弹学校走出来的。这所由陈云一手支持创立的学校为苏州评弹这门传统曲艺的传承延续着希望与未来。
除了重视培养新人，陈云对评弹老艺人也十分重视。著名评弹演员徐丽仙曾因患病到北京治疗，陈云同志还亲自去招待所探望徐丽仙，并详细询问了她的病情和治疗情况，鼓励徐丽仙勇斗病魔。一次，陈云在演出中得知评弹演员王鹰刚刚新婚，特意嘱咐宾馆为王鹰准备了新房，祝贺她新婚之喜。因此，很多评弹演员都对陈云充满感情，亲切地称他“老首长”。
“对新书，有三分好就要鼓掌。”
作为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在欣赏评弹艺术时，陈云始终都没有把自己仅仅定位在“老听客”的角色里。结合评弹的特点，陈云也对这门艺术进行了深入地研究。他曾在一次谈话中提及：要研究评弹的历史。对抗日战争前后这一段评弹的历史也要研究。不研究这段历史，就不能了解评弹发展的全过程。一年多来，我听了1700多回书，听过的书都作了笔记，包括每回书的时间、内容梗概、特点和问题等。
1959年11月下旬，陈云与上海市文化局、上海市人民评弹团负责同志作了一次重要谈话，对评弹工作中几个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并提出了切实有效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关于评弹新书和老书的问题。陈云把评弹演出的书目大体分为三类：一类书，即传统书，也称老书。这是经过长期流传，经过历代艺人加工，逐步提高的。在这类书目里，精华和糟粕并存，有的毒素较多，有的少些。另一方面，评弹的传统说表艺术比较丰富。二类书，这是解放初期部分艺人发起“斩尾巴”（注：即停演传统书）以后产生的。这类书目大抵是根据古典小说和当代流行的传统戏曲改编的，一般讲，反动、迷信、黄色的毒素较少。但是，评弹的传统说表艺术也运用得较少。三类书，指现代题材的新书。这是解放后新编的。这类书目，思想性一般比较强，但艺术上比较粗糙。对待这三类书，陈云同志提出：第一，对二类书可慢一步去整理。第二，对待现代题材的新书，要采取积极支持的态度。第三，传统书目毒素多，但精华也不少。如果不整理，精华部分也就不会被广大听众特别是新一代接受。传统书目很多，要就力之所及，采取积极的态度，逐步地搞，过急了不好。这是一个涉及到许多人吃饭的问题，必须慎重。
诞生于清代的《珍珠塔》就属于陈云所说的传统书，被誉为评弹不能改的“骨子书”，说的是明代家道中落的秀才方卿追求功名、获得爱情的曲折故事。这部老书情节生动，唱词优美，最多时，曾有近百档演员弹唱此书，有人称为“唱不坍的《珍珠塔》。”
陈云曾经对评弹传统曲目有一个幽默概括：“私定终身后花园，落难公子中状元，奉旨完婚大团圆”。传统书目中过于类型化的故事情节，往往阻碍了评弹的创新与发展。
1960年3月1日，陈云在杭州与评弹演员薛筱卿的谈话中了解《珍珠塔》的演出情况。陈云指出：
《珍珠塔》宣扬封建道德的地方很多，需要改，但不要去掉其中的功名思想。当时的读书人就是为了做官，读书做官也不是容易的事，三百个进士才出一个状元。《珍珠塔》已经说唱一百多年了，定型了，要慢慢地改。
12月7日，陈云在上海与李太成、吴宗锡等人的谈话中，正式提出了长篇弹词《珍珠塔》的整理问题。他指出：弹词《珍珠塔》在群众中影响很大，远远超过戏曲，应该进行整理。这是一个重要的任务。陈云语重心长地说：“全国解放已经十年了，如果再过十年，还是老样的《珍珠塔》，我们是不光彩的。”对此，他也提出了整理方法，既要尊重演员，又要尊重观众：“大家动手，各人唱各人的《珍珠塔》，百家争鸣。要边改边演。到大城市、小城市去演，听取各阶层人士的意见。各种改法，都要经过试验。”
1961年2月12日，在听了朱雪玲、卞迎芳演唱的修改后的《珍珠塔》后，陈云特意给吴宗锡写了一封信：“我仍然希望你们反复钻研一下《珍珠塔》的整理工作，不要因为我和周扬同志说了这些意见，使整理工作受影响。”
最终，在陈云的建议下修改后的珍珠塔，也收获了观众的认可。
陈云曾说过：“对老书，有七分好才鼓掌，对新书，有三分好就要鼓掌。”对于描写时代、新社会、新事物的新书，陈云十分支持。
上海评弹团演员王惠凤就曾多次为陈云表演新书《真情假意》。直到今天，她依旧记得陈云当年看演出时候的神情：我演出的时候看见老首长坐在下面听得很认真，每一个小动作，老首长都会睁大眼睛来看。
《真情假意》，由上海评弹作家徐檬丹创作于上个世纪80年代，讲的是一对孪生姐妹在恋爱、婚姻问题上的不同选择，讽刺了以金钱、私利为标准的恋爱观。这本中篇弹词问世之时正值我国改革开放初期，一大批年轻人正意气风发地寻找自己的人生方向。和《真情假意》里的主人公一样，在事业和家庭生活上他们或多或少会遇到一些艰难的抉择，所以这部具有社会现实意义的作品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和共鸣。
在听了二十多遍《真情假意》后，陈云赞扬说：
作品抓住了现在社会风气中的问题，有时代气息，符合适应青年、提高青年的要求，能起好作用。
因为感觉《真情假意》既能够在艺术上受到观众喜欢，又反映了新时代的新内容，因此，陈云格外重视这部新书的推广。他两次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写信和谈话，就《真情假意》的改编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1986年6月11日他又写信给邓力群同志，说：
上海评弹团徐檬丹同志写的《真情假意》，是评弹中的一个好的中篇，是适合青年、提高青年的作品，有切合现实的时代气息，对广大青年有教育意义。可否考虑在此基础上改编为话剧？改编时本意不变，但艺术处理应该适应各种剧种的特点。
经陈云同志的提倡，后来被改编成为话剧《真情假意》、广播剧《真与假》、《真情假意》、歌剧《芳草心》等。
1982年10月10日，《光明日报》刊登了陈云谈根据《真情假意》改编的广播剧《真与假》的报道。邓小平从报纸上看到这则消息以后，特意跟陈云提出，他也想听听《真情假意》。陈云同志请秘书为邓小平准备了《真情假意》的磁带。因为担心邓小平听不懂苏州话所演唱的评弹，陈云又嘱咐秘书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特意录制了一盘广播剧《真与假》，一并送给了邓小平。
除了《真情假意》，陈云对将小说改编为评弹新书的做法也十分支持。在听了新书《青春之歌》后，陈云与文化部、上海评弹团的同志谈话，指出：
改编加工是件不容易的工作，需要时间。我曾经要求过用三年工夫改好一部书，现在看来，还要“追加预算”，每年只求改好一两回，改十年就差不多了。不要怕失败，不要怕犯错误。能打胜仗的将军，一定是打过败仗的。
在听了青年演员赵开生、石文磊的演唱后，他在肯定了他们的成绩的同时，又提出了一些意见。陈云在写给吴宗锡、何占春的信中说到：
《青春之歌》这个中篇是好的，但有两点必须纠正，因为不合事实。一是第一回表白说“这一元只能买两个大饼”。抗战前虽然物价也在微涨，但币值基本上是稳定的，那时一元钱其购买力约等于目前人民币的二元五角或三元。二是第二回说的“三•一八惨案”的历史，不合事实。
陈云一方面强调要尊重史实，提出“凡说有关革命历史的新书，不可不参考一下《中国革命史讲义》”，一方面也希望评弹创作尊重艺术规律，在创作中注意“传统书中‘逢凶化吉，遇难呈祥’是有它一定道理的，因为这正合乎历史事实和人民要求”后来，他还特意请了中国曲协主席陶钝向赵开生等介绍了北京的公寓和四合院等《青春之歌》中的生活实景。并专门安排赵开生等演员到北京拜访了《青春之歌》的作者杨沫，并实地考察了北京大学等剧中提及的场景。
“要以正派的艺术，打掉艺术上的歪风邪气。”
随着研究的深入，除了关注培养艺人和整理书目，陈云对评弹事业的发展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噱，是评弹四种艺术手段之一，噱头产生的轻松幽默，增强了评弹演出的趣味性。但是，噱头、笑料的格调、情趣很重要。为了吸引观众，评弹界曾一度出现了“一噱遮百丑”的错误做法，一些庸俗、低级的噱头遮掩了艺术上的不足。
1981年4月，陈云在与中国曲艺家协会顾问吴宗锡的谈话中首先了解了一下评弹最近状况如何。在得知评弹界部分工作者受到“一切向钱看”等错误思潮的影响，不顾社会效果，演出了一些思想倾向错误和低级庸俗的节目，在社会上产生了不好的影响的情况后，陈云提出应当“出人，出书，走正路”来保证发展评弹艺术，指出：
对于你们来说，出人、出书、走正路，保存和发展评弹艺术，这是第一位的，钱的问题是第二位的。走正路，才能保存和发展评弹艺术。要以正派的艺术，打掉艺术上的歪风邪气。
但同时，陈云也非常注意以辩证的态度对待如何处理“噱头”一事，他在与评弹工作人员的谈话中曾讲到，评弹还是要有噱头，要风趣。陈云特意强调：“群众不是来听你做报告的。人家花两毛钱，买张票来听书是来乐一乐，是来娱乐，不是来听你上课的。即使是我们听报告，上课也希望是风趣的。”对于如何处理“噱头”，陈云一方面强调其存在的必要性，一方面也指出低贱的、庸俗的、不健康的“噱头”不能乱放，是不提倡的。他在1984年的一次谈话中再次指出“走正路”就是既讲娱乐性，又讲思想性，不搞低级趣味和歪门邪道。
此外，陈云一贯倡导评弹演员重视作品中各类知识的准确性。1960年3月，他在杭州听老艺人杨斌奎和杨振雄、杨振言弹唱《描金凤》时，对于从苏州坐船到朱仙镇、开封有没有水路可通，有点疑虑。他专门请中国历史研究所的专家进行考查，考查结果是在隋朝就通过船，明朝仍是通的。他把历史研究所的考查材料打印几份，分送杨斌奎、朱介生、薛彼卿三位老艺人。后来，陈云还特意送给上海市人民评弹团一册《简明中国通史》，一本《中国分省地图》和一部《辞源》，有空的时候，他还会亲自给演员们讲作品的背景。
1977年6月24日，陈云特意邀请施振眉、编演《林海雪原》的汪雄飞和他的学生蒋希均来到他的住处。
施振眉等人一到，就发现陈云坐在会议室里，已经做好了准备。会议室的茶几上面放了一本小说《林海雪原》，一只放大镜，还有一册中国的分省地图。陈云一看见大家就笑着说：“过去我一直听你们说书，今天我给你们说回书。”
随后，陈云便给施振眉等人讲起了《林海雪原》所描写的时代背景和东北的地理环境。为了让施振眉等人理解东北那时为什么会出现“座山雕”这样的惯匪，他讲述了抗日战争结束后东北的复杂形势，以及当时东北进行的土改、剿匪和解放战争三项任务的关系。讲到地理环境时，他还拿起放大镜指给大家看。因为陈云那个时期恰好在东北工作过，他讲起来这段经历更是生动有趣，大家听得也是津津有味。
可正当讲到兴头上，陈云突然停下了，说到：现在“小落回”，大家先休息休息。原来按照书场的说书习惯，书说到一半时间，中间要休息片刻，俗称“小落回”。陈云如此风趣幽默，在场的人都忍不住大笑。
就这样，为了让施振眉等人说好《林海雪原》这部书，陈云足足讲了两个多小时的历史和地理背景。快结束时，陈云又幽默地说了一句：“好了，今天这回书就说到这里，两角钱门票！”
1994年5月，陈云住进了北京医院，除了一些生活必需品，他还带了几个大箱子，一直放在病房的角落，里面是他收藏了一生的评弹作品，那700多盘磁带不仅仅是老听客的个人爱好，更是一位研究者对文艺事业倾注的满腔热血。其中有不少曲目十分鲜见，连专业评弹团体都没有收藏，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从少年时代起，苏州评弹就在陈云的生命中烙下了印记，那不仅是他个人情感的委婉表达，更是他对生活的深刻理解，他人生的每一个重要阶段都离不开评弹的陪伴。
住院期间，只要一有空，陈云就会打开录音机，听听评弹。在北京医院二楼的走廊里，时常传出悦耳的弹词音乐，影响着陈云也被陈云影响着的苏州评弹，伴着他静静地走完了最后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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