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在东北组参加会议的解放军报社社长华楠关注着陈云的一举一动，似乎预感将有什么事情发生一样：
他进来的时候我都看到了，披着大衣，拿着个皮包，而且是走路很轻快，精神焕发，很高兴，就感觉是要讲话的样子了，是要发言了。当天会议的主持人是总参的副总长杨勇同志，我坐在他后面。我说，陈云同志来了，应该叫陈云同志发发言。杨勇说好，你提醒的好，请陈云同志发言。
陈云果然有所准备，他从这个提包里拿出一份发言提纲，然后用带有上海口音的普通话发言。令许多人预想不到的是，正是他的这个发言在会上掀起了轩然大波，扭转了会议方向，更是推动了历史的转折。
陈云请夫人誊写发言提纲
陈云的这个发言提纲是事先准备好的，他先是在几张台历的背面打了草稿。为了郑重起见，头天晚上他请夫人于若木誊写清楚。
多年后，于若木仍然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况：
陈云同志出席这个会议之前呢，写了一个发言提纲，让我给他誊清的。因为常常，他的发言稿让我给他誊清，写的字大一点，清楚一点，看起来方便一些，我是经常做这个事情的，他也很信任我。
于若木在誊写的时候，感到的是这个发言提纲的不同寻常：“我在抄写的时候，我觉得这都是一些重大问题。对这些历史的重大问题，在私下里议论还是比较多的，但是拿到桌面上，在一个党的正式会议上，提出这样的意见的，我看只有他这样做。”
陈云在按照这个发言提纲正式发言之前还有一段开场白，讲的是他参加1977年中央工作会议的事情。在这个会议上，陈云有个书面发言，提出了两件事，一是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二是提议邓小平复出工作。
陈云对这两件事件的关注由来已久。早在1976年10月16日，“四人帮”刚一粉碎，在中央一线工作的李先念打电话征询陈云对当前工作的意见。两天后，陈云写给李先念一个便条作为回复，上面除了写有六点比较概括性的意见外，陈云还说到了一件具体的事：
要再查一查今年四月天安门事件的真相；当时绝大多数人是为悼念总理，尤其担心接班人是谁？混在人群中的坏人是极少数；“四人帮”对这件事有没有诡计？
1976年4月5日，“文化大革命”的后期，在天安门发生的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声讨“四人帮”的群众抗议运动，被称为“天安门事件”。4月7日，在“四人帮”的干预下，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对这个事件的性质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天安门事件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邓小平被诬陷为这个事件的“总后台”，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四人帮”被粉碎了，如何看待“天安门事件”就成为当时极其敏感但又能反映时局走向的具有代表性的一件事。原中央外宣办主任朱穆之回忆说：“粉碎‘四人帮’以后呢，大家觉得就应该马上停止‘批邓’，大家都提的非常尖锐了，可是当时中央些许领导人不同意，还是按照中央5号文件，继续‘批邓’。”
虽然天安门事件在党内外是有广泛议论的，对这个事件的定性是毛泽东同意的，因此这又是极其敏感的话题。当时的中央领导层，叶剑英、李先念等也多次提出恢复邓小平工作的问题，但迟迟不见动静。1977年
1977年中央工作会议，陈云的发言突破禁区
1977年春，中央要召开工作会议，这是“文革”后中共中央召开的第一次工作会议，讨论揭批“四人帮”和当年的工作安排问题。陈云高度重视并准备在会上作书面发言。向来深思熟虑、反复比较后才提出看法和意见的他事先约耿飚、王震等老同志进行了一次商谈，议题正是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恢复工作。
陈云后来回忆说：
这个稿子我曾经跟秀才商量了一下。秀才就是胡乔木同志。还征求了一些同志的意见，在耿飚同志家里谈了一下，五个人：耿飚、王胡子（指王震）、我、萧劲光、王诤。本来到王诤家里头，他说，他家里头不好，到耿飚家里头，五个人。我说，把这个稿子看一看。耿飚说，稿子就要写到这样才好。
但他提出的这两个议题显然是不合时宜的。1977年2月7日，“两个凡是”的社论发表：“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而陈云所要提出的这两件事都是毛泽东定的，按照“两个凡是”，这两件事就不能改变。在会前的小组会上，中央中央主席华国锋也打了招呼，要求大家在发言中不要触及这两个问题。因此，这两个问题是“禁区”。
但决心已定的陈云不顾高压，率先在会上提出对天安门事件的看法，并进一步明确提出恢复邓小平职务，他说：
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
连用了三个“完全”，在一向出言慎重的陈云的话语里面，非常罕见。
由于陈云提出的这两件事明显“违禁”，会议简报组要求删掉有关内容才能发表，遭到陈云拒绝。时任胡乔木秘书的朱佳木说：“当时简报组希望把那个发言能改一改，搞一个摘要。陈云同志就问他们为什么要改？他们说要和华国锋主席的口径一致。陈云同志说，你们要改的话，我就不登了。因为把两个最重要的问题，一改就改掉了，那还有什么意义呢？”
结果陈云的整篇发言没有登简报。但他的发言还是传开了，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这促使华国锋在会议临近结束时表了态，他一方面表示，清明节，人民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是可以理解的，要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出来工作，但同时仍坚持说“天安门事件”的性质是反革命事件，仍然肯定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正确的。这无疑是一个前后矛盾、明显不符合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提法。
直接当事人邓小平明确表态：我出不出来没有关系，但‘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我们必须准确的完整的理解毛泽东思想。
人民日报社原社长邵华泽这样解读：“‘准确’‘完整’呢，就是邓小平后来所讲的，毛泽东思想是个体系。那这个意思非常清楚，不是说哪一句话，哪一个指示，都必须执行，也就是说，不是说‘凡是’怎么样就必须怎么样。”
陈云和邓小平，这两位老革命家的观点是高度一致的。在这种情况下，一场“两个凡是”与“实事求是”的思想斗争，在党内外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1977年9月9日，是毛泽东逝世一周年纪念日。许多老同志纷纷发表讲话或撰写纪念文章。28日，陈云在《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的文章。文章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明确地把“实事求是”提到根本思想路线的高度：
实事求是，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作风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根本思想路线问题。报刊上有些文章还是不懂得区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字句和实质，还不是满腔热情去完整地准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实质，用它作为具体分析具体问题的指南。
陈云的这篇文章是应当时的宣传口和新华社约请而写的。文章写出后，有人专门同十一大的报告一句一句地对照，说要改成一致。陈云说：既然每一句都要讲得一样，你们还约我写文章干什么？
陈云所表达的基本思想，同邓小平提出的“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这一正确的主张相呼应，为不久后兴起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定下了基调。这场争论的核心，实质就是思想路线问题，究竟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还是用别的路线来代替，不仅仅是理论上正本清源的过程，实际上是两条道路的选择问题，是继续按照“两个凡是”，走“文革”的老路，还是开辟一条新路。
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陈云的发言使会议转向
历史走到了一个新的转折关头，随着国家各方面工作有了一些新的起色，广大干部和群众急切地期待走出一条新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但这条道路应该是怎样的、应该怎么走，开始时并不清楚，人们的认识也很不一致。
1978年9月，在东北视察的邓小平发表一系列谈话：
思想僵化，就不可能实现四个现代化；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的事业才有希望；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我们现在必须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条件。
邓小平的东北谈话为拨乱反正的深入展开做了进一步的思想发动，并率先提出党的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转移的问题。
11月10日，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开幕。会议的原定议题是讨论农业和未来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会议开始时，邓小平因出国访问而没有参加。但是根据他的提议，与会者先用两三天的时间讨论，从1979年起，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
但同时还存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要创造一个安定团结的环境，真正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很自然就牵涉到对“文化大革命”中的所作所为有一个正确的评价。特别要解放一大批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错误处理甚至打击迫害的我们的同志，我们的朋友，我们的老百姓，要给予一个正确的评价。如果在思想上、政治上还搞过去的一套，不可能真正的转到经济建设上来。
而此时陈云的注意力恰好转到了影响实现工作重点转移的主要障碍上，那就是“文革”甚至“文革”前发生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上遗留的一些重大问题没有解决，特别是陈云一直关注的天安门事件，时间已经过去两年，仍然没有得到解决。而捂住盖子、影响这些问题解决的，无疑是“两个凡是”的思想路线和坚持这个路线的人。这也正是邓小平“到处点火”的原因。
在陈云看来，到了要揭开盖子的时候了。1978年11月12日，京西宾馆，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讨论会场，陈云的正式发言开始了。
时任中央组织宣传组联络员的袁木回忆说：
他发这个言呢，第一他表示完全拥护党中央战略转移的这个决定。第二呢，他认为由于过去历史上存在相当多的冤假错案，大大的挫折了人们的积极性，影响了安定团结，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人们就很难于完全放下包袱。
接着，陈云十分尖锐地提出了六个问题，分别是：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出反省院是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不是叛徒；对于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定为叛徒的同志应给以复查，应该恢复他们的党籍；陶铸、王鹤寿等在南京陆军监狱出狱前还坚持绝食斗争，中央专案组审查干部的不正常状态应该结束；彭德怀对党贡献很大，他的骨灰应该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天安门事件是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中央应该肯定；康生错误严重，中央应该给以应有的批评。
陈云的发言再次突破原先设定的会议议程，在参加会议的人看来，这出乎意料但似乎又在意料之中。
参加会议的朱穆之说：
那个时候，不可能意识到哪一位同志会提出这个问题，不过知道，陈云同志对这方面是有意见，不只是他有意见，许多许多的人都有意见。但是，谁来敢提这个问题，尽管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等等，说正面的直接的提出这个问题，有许多人还是有顾虑的。
另一位当事人袁木说：
陈云同志这个发言，一讲以后，大家在会上奔走相告，欢呼雀跃，都认为他真是了不起，只有他敢这么说，只有他能说，能把这样的事情提出来。
与1977年春的那次会议发言不同的是，陈云的这次发言当天全文印发会议简报。发言产生的影响很快扩散到整个京西宾馆。
原因是什么？原因在于当初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根据是一大批走资派、反革命分子，混入了从中央到我们各级党的领导机关里头去了，资产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已经在中央成立司令部了，这是根据。既然陈云提出的这些人不是反革命，不是走资派，那你“文化大革命”，还有什么根据，就站不住脚了。
实际上，从陈云这天的发言开始，各组的发言始终围绕着陈云提出的那些话题展开，涉及的范围也越来越广泛。
华楠回忆说：
前两天是一个按部就班可以说，像通常开会一样，准备个发言稿，讲话也分散，特别按部就班，没有什么互相插话，没有什么互相启发。陈云同志讲话，马上会议的风气改变了，这真是起了一个关键的先导的作用。
朱穆之说：
陈云这提出这几个案件，不过是有代表性的，比较突出的，其它的还有啊！譬如说二月逆流的问题，陈毅的问题，贺龙的问题，多了。那么下面的，各省市的问题，更多了，每个人差不多有一肚子怨气。当时许多人，都是希望改变的，这个突破口可以说是陈云弄出来的，这个炸弹给炸开了。
陈云在东北组发言为中央政治局重视和采纳。1978年11月14日，经中央批准，中共北京市委宣布：1976年清明节，人民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陈云一直关注的这一问题最终得到了彻底解决。
11月25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讲话，宣布中央政治局的决定，为重大历史遗留问题平反：
一、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众运动，应该为天安门事件公开彻底平反。
二、实践证明，反击右倾翻案风是完全错误的。中央1975年和1976年发的有关文件全部予以撤销。错误的责任由中央承担。
三、所谓“二月逆流”完全是林彪一伙颠倒是非，蓄意诬陷。为所有受到冤屈的同志恢复名誉，为所有受牵连和处分的同志平反，有关文件和材料都应作废。
四、为薄一波同志等六十一人案平反。现已查明这是一起重大错案，薄一波同志等在反省院的表现是好的，他们履行敌人规定的手续出狱是执行党组织的指示。
五、彭德怀同志对党和人民作出过重大贡献。怀疑他里通外国是没有根据的，应予否定。
六、陶铸同志对党对人民是有贡献的。把他定为叛徒是不对的，应予平反。
七、过去把杨尚昆同志定为阴谋反党、里通外国是不对的，应予平反，恢复组织生活，分配工作。
而这些问题的解决使中央工作会议的讨论深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两个凡是”的论调再也无法立足。到了会议末期，中央宣传口的几位负责人不同程度地做了检讨。至此，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与邓小平一起推动了伟大的历史转折
天安门事件等冤假错案的平反，从思想路线层面展开的对“两个凡是”方针的彻底批判，使得社会上出现了一个新的动向。那就是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及其“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一些错误，大家都提出了，进行了反思，提出了批评，进行了思考。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连带出来一些许多很重要的问题，比如说怎么样去看待建国以来我们党的领导，党的工作的主流是什么，怎么样去看待我们这个错误与成绩的这个关系。所以说就在人们的思想上，造成了很多的混乱。
这个问题引起了邓小平的注意，此时他已结束了对东南亚三国的访问回到了北京。他在不同场合多次发表谈话，充分肯定和支持陈云的意见，同时提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不能破坏安定团结的局面，要引导群众向前看，不要搞什么新运动。邓小平的意思是：冤假错案该平反的必须平反，不能拖泥带水，犹豫不决，但是平反了就完了，不要没完没了地纠缠。
对邓小平的意见，陈云深以为是。他在参加后面的讨论时说：不要搞运动，只要中央开个口，做出明确的结论就可以了。要维护安定团结，争取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全党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也是我党、我国目前的大局，我们必须维护这个大局。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从十一月十日开始，到十二月十三日闭幕，开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在闭幕会上，邓小平根据中央工作会议突破性的新发展和当前需要解决的新问题，作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
原浙江省委第一书记铁瑛回忆说：
陈云同志的六条，当时这六条起了很关键的作用。最后小平同志，他有一次讲话，讲路线问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起来向前看。这个我们私下也非常同意，要赶快把以阶级斗争为纲转过来，要抓经济工作，要扭住不放。所以当时他们两位一讲，陈云同志一讲、小平同志这样一讲，气都顺了，大家非常高兴。
资深研究专家程中原说：
综观历史转折时期的进程，显而易见，陈云和邓小平的配合合作对伟大历史转折起到了决定作用。同时，他们发挥的作用又各有侧重。邓小平善于洞察情势的变化，抓住机遇，分析新情况，提出新任务，在政治路线的转变方面发挥了决定性作用。陈云则在组织路线的转变方面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他抓住了邓小平复出和重大历史问题的解决特别是天安门事件平反这两个影响全局的关键问题，在两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带头作了突破性的发言，有力地推动了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
在随后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众望所归的陈云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和中纪委第一书记，成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当选后的陈云说：
我认为，三中全会和在此以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开得很成功。大家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解放思想，畅所欲言，充分恢复和发扬了党内民主和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认真讨论党内存在的一些问题，增强了团结。现在，三中全会选举我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我感谢工作会议和中央全会同志们对我的信任。但是，我的身体情况是很差的。我将尽我的力量来工作。
邓小平和陈云，这两位当年被毛泽东称为“少壮派”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在新的历史时期，又在通力合作开拓新的局面。
时任陈云秘书的许永跃深有感触地说：
让我感到印象深刻，或者我至今都难以忘掉的一条，就是：从改革开放之初，一直到后来多少年中，在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党中央，小平同志和陈云同志两位老人家，在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的整个过程中，两位老人相互支持，相互配合。我认为两位老人家是配合得非常默启，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认识一致，看法一致。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