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先念常对部下说：“我一生有两个老师，一个是徐帅，教会我打仗，一个是陈云同志，教我管经济。”
“我和先念同志相识，是在一九三七年四月。”
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标志着二万五千里长征取得了伟大胜利。10月25日，红四方面军30军、9军、5军和红四方面军总部奉中央命令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宁夏战役计划的目的就是要派红军的主力西渡黄河，打通国际交通线，争取苏联对我们的军事援助，从而在西北形成抗日的根据地，从而推动全民族抗战的局面。后因战局急剧变化，两万余名过河部队根据中央军委命令，组成西路军军政委员会，陈昌浩为主席，徐向前为副主席。
西路军将士面对数十倍的敌人，英勇顽强，浴血奋战，谱写了中国革命战争史上最为艰险、惨烈、悲壮的一幕。但终因力量悬殊，弹尽粮绝，至1937年3月中旬，西路军几近全军覆灭。
西路军兵败祁连山下后，余部失散，只有李先念、李卓然等率领的西路军左支队极其艰难地进至渺无人烟的甘新交界一带。
左支队在没有做任何的军事准备和物质准备的情况下，进入了祁连山深处，经过了43天，逐步摆脱了马步芳的围追堵截。可以说，左支队在祁连山的境遇比红军爬雪山过草地还要艰苦。当时的3月份是祁连山最寒冷的时候，平均海拔都在4千米左右。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才能创造这样的奇迹。
这时，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命令在莫斯科工作的陈云、滕代远来到新疆，准备接应西路军左支队余部。
1937年4月23日，陈云、滕代远等抵达迪化（今乌鲁木齐），就任中共首任驻新疆代表。此后，陈云利用当时新疆军阀盛世才标榜进步并与苏联关系密切这一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工作。
1937年4月25日，陈云、滕代远等率盛世才派出的装甲车队从迪化直奔星星峡。
此时，经过47个日夜的艰苦行军，战胜饥饿、严寒、病伤、追敌、暴风雪，穿越戈壁滩，李先念等率领的西路军左支队余下的400多人也到达星星峡，等候救援。
左支队四百多人到达星星峡，这是西路军唯一的一支整建制的部队，也是红军长征走得最远的一支部队，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军队第一次到星星峡，进入新疆。
1937年5月1日，陈云等抵达星星峡。李先念率领西路军左支队经过长时期艰难作战，九死一生，见到陈云和滕代远等来迎接他们，都禁不住流下了热泪。这是陈云和李先念的第一次相见。李先念握着陈云的手，二人都激动不已。这一次握手，也成了他们友谊的起点。
陈云在《悼念李先念同志》一文中回忆说：
我和先念同志相识，是在一九三七年四月。那时他率领西路军余部四百多人，浴血奋战，历尽艰辛，到达甘肃、新疆交界的星星峡，我以中央代表名义从苏联回到迪化（今乌鲁木齐），然后去星星峡接应他们。这在当时极为困难的条件下，为党和红军保存了一部分力量，尤其是保存了一批干部。
李先念向陈云等详细汇报了西路军的战斗经过和现有人员情况。西路军在河西走廊行程两千多公里，经过了13个县，大小战役80多次，歼灭了国民党马匪军队2.5万人，但是自己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七千多将士血染沙场，九千二百人被俘，其中有五千六百人被害。有四千人左右就流落到了河西走廊和青海，有的还回到了鄂豫皖四川老家。西路军这段历史是中国革命史上非常悲壮的，非常惨烈的。西路军失败的阴影仍缠绕在每个指战员的心头，尤其是作为高级指挥员的李先念，心情异常沉重。
陈云同志同李先念、李卓然等领导干部们谈话，指出西路军将士们经过艰苦卓越的斗争，经过艰难万险，把队伍带到这来，很不容易，大家都是优秀的共产党员，对他们进行了鼓励。
陈云向李卓然、李先念等介绍了国际国内形势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要求大家充满信心，带好队伍，准备迎接新的战斗任务。
西路军干部黄火青后来回忆说：党中央的关心对我们是很大的鼓舞。陈云同志在五一劳动节大会上的讲话，大家听了更是兴高采烈，使我们这些从祁连山荒原辟野中历尽艰辛长途跋涉出来的红军战士，精神上得到极大慰藉。
陈云非常体贴西路军广大指战员此时的境遇，指示：有什么话，有什么事，以后慢慢再讲，你们先给我执行两个任务：第一要吃好饭，第二要睡好觉。
5月4日，陈云率领西路军左支队乘车向迪化进发。在陈云的争取之下，西路军左支队得到了很好的安置。
陈云了解到新疆有航空队，有苏联派来的顾问，有战斗机、训练机、坦克、大炮等。陈云很快给中央提出建议，新兵营在新疆学习特种技术。后人评价说，陈云在新疆为我们党培养了一批特种军，这说明他有远见，并不是满足于我们小米加步枪，他还是很超前的眼光。
陈云和李先念住的都是单间，靠的很近，经常交谈，加深了相互之间的了解和友谊。对于陈云高深的马列主义理论修养，卓越的组织领导能力，李先念从内心里把陈云当做自己的师长和学习榜样。
赵天元回忆说：在八十年代的时候，陈云给李先念题过一张条幅，就是李白的《从军行》。“百战沙场碎铁衣，城南已合数重围。突营射杀呼延将，独领残兵千骑归。”写完之后陈云给赵天元说，这幅字送给先念同志最合适了。在西路军的时候，那真是独领残兵千骑归啊！他们俩之间友谊非常深厚。
1937年11月，陈云奉中央指示去延安。陈云和李先念相处了虽然仅仅半年多的时间，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半个多世纪后，为纪念西路军进疆这一伟大壮举，哈密修建了西路军纪念园。此时，李先念已经去世，纪念园的工作人员想请陈云题词。
西路军纪念园的工作人员回忆说：当时不免也有些担心，陈云一方面一向慎于笔墨，很少题词。再一个考虑到陈云同志年事已高，究竟能不能题这个字还不好预料。大概是在中南海逗留了四天左右，秘书电话打过来，开玩笑说你们的运气非常好，当时听说哈密修建这个纪念碑，老人家几乎是不到半个小时挥笔题写了“红军西路军进疆纪念碑”几个大字，这也是老人家对西路军指战员这个深厚的感情，也凝聚了他对烈士们的无限怀念。
“我经济上的老师是陈云。”
新中国成立之初，陈云在中央主持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任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等职。国民党遗留下来的是一个满目疮痍的烂摊子。通货膨胀，生产凋敝，市场萧条，灾民遍地，人民生活十分困难。人民政府担负着继续支援革命战争、消灭敌人残部、供给六百多万军政人员薪给以及运粮救灾等重大任务，财政支出浩大，财政工作繁忙，人手不够。中央指示，陈云可以请一个干部做助手。陈云毫不犹豫的就跟周恩来和毛主席说，我要李先念。
陈云向毛泽东、周恩来推荐李先念，是经过慎重考虑的，他的依据是：一、李先念45岁，这个年纪，在当时的高级干部中比较年轻；二、他头脑清楚，对许多经济数字，都能印在脑子里而不忘记；三、爱学习，爱钻研；四、李先念在过去各方面工作中都有成绩，有开创精神。解放初期的湖北，跟全国一样，正面临着一个新旧政权的交替，百废待兴，百业待举。李先念一上任时就遇到‘黑白之战’。“黑”是指煤炭，“白”指大米和布匹等，一些资本家趁新政权立足未稳，抬高物价，黄金白银价格也暴涨。李先念联系上海等经济实力强的城市，往湖北调集物资，善于用人的李先念也充分发挥一些资本家的作用，在他领导下很快稳住了市场，控制了局面。李先念在湖北期间做得很出色，中南财政特别稳定，没有出现像其他一些城市物价飞涨等情况。陈云在上海与资本家打经济仗时，李先念也在中南各省同资本家打经济仗。陈云对李先念主管湖北省财政经济工作取得的突出成绩十分欣赏。李先念在湖北期间起草的很多文件，都由中央转发全国、向全国推广。这也为李先念日后走上全国政治舞台主管财贸工作打下了基础。
新中国成立初期，李先念主政湖北，在建立各级人民民主政权、剿匪反霸、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团结知识分子和各界人士等一系列工作中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也积累了一些领导经济工作的经验和知识。但管理一个地区的经济情况和统筹全国的经济工作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李先念对全国的经济情况不够了解，对分管全国财经工作，心里还是有些不踏实。
1954年5月15日，李先念给陈丕显写信说：
我不日去京工作。我这个人你们都是知道的，深感心有余而力不足，理论水平低，文化程度有限，工作难免不犯过错。然而在中央直接领导下，尽可能少犯错误。今后请你们多家帮助，如有意见，必须提出，使我少犯主管毛病。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李先念从湖北调到中央，从领导一个地方的全面工作到领导全国的财贸工作，这无疑是一个新的复杂的任务。到京后，在毛泽东接见他时，他提出，当财政部长，自己没有那个能力和水平，希望中央能考虑别人。毛泽东既严肃又风趣地说：“你干不了，不想干，只好把国民党的孔祥熙、宋子文从台湾请回来，让他们干了。”李先念领会到这是既批评又信任的话，表示服从中央的决定。那时他常常谦逊地说：“就我个人来说，财政工作经验很少，可以说是个外行。”他虚怀若谷，不耻下问，虚心向内行请教，陈云仍是他的第一人选。李先念也常说，“我在军事上的老师是徐帅，经济上的老师是陈云”。
李先念到北京后，陈云、邓小平受毛泽东委托，找他谈话，向他传达中央决定：李先念任财政部部长和主管财委第二办公室工作，主要负责领导财政、银行、外贸、物价等部门的工作。李先念事先知道这一决定，所以并不觉得突然。
尽管人已经来到北京，但他内心还是感到难以胜任，所以再三诚恳地摆出种种理由，试图说服两位老领导、老战友理解他，请中央另物人选。陈云、邓小平分别给他讲了形势，反复强调这是中央作出的决定，毛泽东同意的，不可能更改，要他一心做好上任的准备。李先念诚心诚意请陈云、邓小平作他的老师，帮助他学习财经知识，做好财经工作。
在陈云、邓小平的鼓励下，李先念坚决接受了中央任命，协助周恩来、陈云分管财政工作。
薄一波回忆说：开始，我真有点为他担心。但先念同志却以他的聪明才智，很快交出合格答卷。为了党和人民的需要，他勤思苦学，努力向其他同志学习。他经常向陈云同志请教，也时常和我交换意见。在很短时间里，就适应了工作环境，很快进入角色。
在五年计划前三年财政经济的大好形势下，1956年出现了头脑发热、急于求成的倾向，表现为“三管齐下”，即基本建设规模、职工工资总额和农业贷款三方面同时增长过快，造成财政出现赤字、信贷出现差额，使这一年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出现了若干问题。周恩来和陈云及时发现这一问题，提出在反对保守主义的同时，又要反对急躁冒进的倾向，要求国民经济计划实行“保证重点，适当收缩”的方针。财政部长李先念完全赞同和支持这一方针。
李先念在1957年6月全国人大会议上所作的国家预算的报告中，从财政金融的角度总结了经验，阐述了财政、信贷、物资统一平衡的途径，并提出国家计划和预算的安排，除了注意当年的平衡之外，还要瞻前顾后，注意年度之间的衔接，避免过大的起伏。由于发现问题及时，并立即采取对策，问题容易解决，使1957年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
正是由于李先念的谦虚谨慎、兢兢业业，经过不断的学习和实践，他很快地由外行变为内行。李先念前后担任财政部长长达22年，协助周恩来、陈云，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确立、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成为一位卓越的经济工作领导者。毛泽东曾称赞陈云、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为中国经济工作的“四大名旦”。
陈元回忆说：整个财贸工作都是先念同志主持。这段时间，我父亲跟先念同志工作关系非常密切。后来有一段时间，我父亲其他的具体工作没有了，他说我就是给先念同志做个顾问，到财贸办公室去帮助提点建议，出点主意。实际上，他是通过财贸工作了解和把握着中国经济发展的脉络和方向。先念同志在中央和经济工作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包括“文化大革命”当中，先念同志一直没有被打倒，继续主持工作。这个时期，先念同志和我父亲也是有机会见面，就说一说，先念同志对他也很尊重，他对先念同志的工作也很支持。陈云后来说：
1954年先念同志从湖北调到中央，参与领导全国财经工作。他是将军管理经济，但他能很快精通当时的经济工作，这是十分难得的。
联名给中央写信
1976年，中央粉碎“四人帮”后，陈云还没有完全恢复领导职务。10月16日，李先念打电话征询陈云对中央各项工作的意见。陈云在口头谈了他所考虑的一些问题后，两天后写成书面材料，并同王震、姚依林商量后送给李先念。在书面材料送出前，陈云给李先念还写了一张纸条，以示郑重。
李先念对陈云的意见非常重视，他看过后立即让秘书抄送华国锋一份，供中央决策时参考。他还不止一次地向中央建议，让陈云早日进中央政治局，参加领导工作。
1978年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陈云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恢复了在中央的领导职务，和李先念一道，成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时，陈云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先念提出，他的名字应当放在陈云之后。当时，李先念已经是常委，而且在粉碎“四人帮”问题上发挥过重要作用，因此，陈云坚持把自己的名字放在了他后面。
李先念对陈云也是非常尊敬，据赵天元回忆：我发现先念同志，就是每时候开一个会的时候，开小会的时候，尤其是在陈云同志家开会的时候，先念同志往往都先到，都要提前一段时间先到。这个到了之后呢，两位老人家往往先寒喧几句，问一问关心一下健康状况，聊一聊，等到别人来了开会。
1979年，经济建设成为党和国家工作的重心，一方面，国民经济得到较快的恢复和发展，另一方面，“洋跃进”加剧了国民经济比例失调。
按照中央的工作安排，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云分管纪检、政法部门，并不分管经济。但陈云以一名财经战线上老战士的敏锐力、责任感还密切关注着经济大局的发展动向，对这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问题有着清醒的认识。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的李先念，随着对经济状况的深入了解和研究，也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进行经济调整的必要性。
1978年7月，国务院召开务虚会，研究经济建设问题。陈云和李先念都对“洋跃进”十分担忧。
那时，陈云并未担任经济方面的领导职务，但由于他过去是长期领导全国经济工作的领导人，他的意见仍是十分重要的。而李先念那时正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经济的领导人。李先念感到，开这样的务虚会，光是听赞同的意见还不行，还要听听反面的意见。但对这一点，李先念感觉没有把握，就去请教陈云。陈云明确向李先念提出：国务院务虚会最好用几天时间，专门听听反面的意见，务虚会也不必匆忙结束，可以多开几天，听听反对的意见。可能有些人有不同意见。出国考察的人回来吹风，上面也往下吹风，要引进多少亿，要加快速度，无非一个是借款要多，一个是提出别的国家8年、10年能上去，我们可不可以再快一点。有些同志不大好讲话，务虚会上很少有人提出反对意见。
陈云的这番话，实际上正是李先念所要说的，二人又一次想到了一起。李先念按照陈云的这一意见，决定国务院务虚会多开几天，专门听反对的意见。
1979年元旦，陈云在李先念报请中央常委审阅《一九七九、一九八零两年经济计划的安排》的信上批示：
不要留缺口，宁可降低指标，宁可减建某些项目。
李先念完全同意陈云的意见，两人的想法不谋而合。然而，在召集国务院有关部委开会研究修改两年计划和进行经济调整时，还是遇到了困难。众人意见还是存在较大分歧。有的同志主张快速前进，另一些同志则主张稳步前进，在保持平衡的前提下发展。
面对“洋跃进”逐渐显现的不良后果，为统一对调整经济的认识，加强对经济工作的领导，1979年3月上旬，陈云同李先念多次商谈，考虑调整国民经济和成立财政经济委员会的问题。李先念请陈云出来主管经济工作。
3月14日，陈云、李先念两人在多次商讨后，联名致信党中央，郑重提出调整国民经济的主张，并建议在国务院下设财政经济委员会，作为研究制订财经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定财经工作中的大事的决策机关。
信中提出了财政经济委员会组成的十二人名单，以陈云为主任，李先念为副主任。而建议陈云当主任的，正是“先念，小平”。3月17日，华国锋批示：印发政治局同志。
陈云、李先念的信在中央高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中央决定开会讨论陈云、李先念的意见。1979年3月21日至23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修改后的1979年计划和国民经济调整问题。李先念、陈云先后在会上发言，再次强调了他们的共同观点。
中央政治局会议同意了陈云和李先念的意见。3月25日，陈云主持召开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开始了实际的工作。陈云、李先念两人紧密配合，协力同心，促进了国民经济的调整。
从1979年到1982年，社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7.7%，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有所改善。这就创造了比较宽松的经济环境，为进一步的改革开放和国民经济的顺利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
“他们俩一生的交往，也是传奇的性质。”
这张照于1986年10月31日的照片，是邓小平、陈云、李先念为数不多的合影。这张照片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秘书许永跃和警卫赵天元回忆说：那是1986年10月31号，10月29号是叶剑英元帅的追悼会，在追悼会上小平同志、陈云同志、先念同志三个人约好了要见一个面，到了31号小平同志和先念同志先后来到了陈云同志家里面。陈云同志走步步履不是很方便的，但是陈云同志那天专门走到门口迎候小平同志，迎候先念同志，三位老人家在他的办公室商量、研究在新的一次代表大会上，他们一致都要从当时的领导岗位上退下来。
“文革”结束后，一大批被打倒的老干部恢复了职务，回到了工作岗位。他们争分夺秒，力图通过努力工作，把此前损失的十年光阴补回来，但他们毕竟年事已高，不能完全承担日益繁重的领导工作，干部存在断层问题。在参加完叶剑英的追悼会后，三位老人感到有必要就干部年轻化问题做一次深谈。
赵天元还清晰地记得当时的场景：我最后我把这个房间门呢我给他关上，关上之后我还没走出去，我还没走到值班室呢，值班室那个电铃响了，就是要叫人。我就赶快转回头进去，等我进去的时候我一打开门，我发现先念同志已经站起来了，先念同志就往门口走呢，他们三位老人都冲着我喊，烟，要烟。
三位老人中只有邓小平有抽烟的习惯，但邓小平并不嗜烟，三位老人都着急向警卫员要香烟，一定是有重大的事情要谈。
许永跃是这种照片的拍摄者，他回忆说：我拿着相机把当时三位老人家在一起谈话这个场面给记录下来，我认为那一次谈话是非常有意义的一次。从照片上可以看到，小平同志要起来还没有起来，先念起来了，还是弯着身子听他们两个在说话那个场面，就在当时这样一个说话很投机，而且双方的三个人的目光都投向一个目标的情况下，我把这个记录下来了，所以我感到那天，我多少年来一直认为我这张照片拍得非常有意义，我也经常向我的一些同事和我的家人让他们看我拍的这张照片。
十三大后，陈云卸下了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的重担，与邓小平、李先念一起退出了中央工作的第一线。
晚年的陈云和老友李先念一起继续关心着党和国家的建设事业，关心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陈云后来说：
先念同志和我虽然都没有到过特区，但我们一直很注意特区建设，认为特区要办，必须不断总结经验，力求使特区办好。
在经济特区创办伊始，李先念就表示大力支持。1984年，李先念特意为蛇口工业区题字：希望之窗。
陈云对特区也以自己的方式表示支持，许永跃回忆说：1992年，小平同志到南方视察之后，对改革开放提出了一些新的指示、意见之后，陈云同志也是完全支持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1992年的3月底，4月初陈云同志决定要我到珠江三角洲，我在那里进行了为期25天的详细调查研究。调查研究回来之后我向陈云同志汇报了广东改革开放发展的情况，他听的时候非常高兴。
在晚年，陈云和李先念经常到一起谈心。两个人总有说不完的话题。可以说，他们晚年时，在感情上有了相互依赖的关系。
1986年5月，陈云在上海视察宝钢时，听说李先念身体不太好。等陈云回北京以后，李先念已经在北京医院住院了。陈云一直惦记着老战友的健康状况，提出来要到医院去看望李先念。许永跃就给李先念汇报了。过了几天，李先念主动到陈云同志驻地来，一见面就说，听说你要到医院去看我，我没事儿了，还是我来看你吧。
1992年上半年，李先念生病了，这使陈云心情颇为沉重。陈云当时也已经生病，基本不能走路了，但他十分关心李先念的病情，多次派身边工作人员去看望李先念。5月21日，陈云从上海休养回到北京后，住在北京医院的李先念病情危重。陈云立刻派身边工作人员前去看望。6月21日，李先念不幸逝世，陈云十分悲痛。邓小平希望陈云写一篇悼念文章，陈云立即应允。长子陈元回忆说：
先念同志去世以后，他非常难过。这个亲自写了篇文章，字斟句酌，来纪念先念同志。这是他这个一生当中，最为知己的几个同志之一。先念同志去世，父亲也是非常感慨，先念同志比他也年轻几岁，他们俩一生的交往，也是传奇的性质。
这篇文章是在李先念逝世一个月后发表的。在信中，陈云深情地回忆了他和李先念的相识，回顾了他们在星星峡结成的友谊。这是陈云生前写的最后一篇文章。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