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3日，陈云在这封信上作出重要批示：“中央常委各同志已传阅完毕，中央办公厅应正式通知中组部、中纪委合作查清刘少奇一案。”
平反冤假错案中最沉重的一页就这样掀开了。
“刘少奇案复查要搞扎实，让后世人没话可说。”
位于张自忠路7号的这座建筑，二百多年前，曾是乾隆皇帝的女儿和敬公主的府邸。在三十多年前，这里成了“文革”专案组的驻地。
着手平反冤假错案，时任中央纪委第一书记的陈云的第一步是从撤销“文革”期间的专案组开始的。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陈云就提出：专案组所管的属于党内部分的问题应移交给中央组织部，由中央组织部复查，把问题放到当时的历史情况中去考察，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像现在这样，既有中央组织部又有专案组，这种不正常的状态应该结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郑重决定：过去那种脱离党和群众的监督，设立专案机构审查干部的方式，弊病极大，必须永远废止。
1979年1月起，中央纪委从全国各地抽调了一大批高素质的干部，协同中组部全面开展冤假错案的复查平反工作。大战在即，中央纪委副书记王鹤寿来到了陈云家里，请示关于平反冤假错案的指导思想。陈云对王鹤寿说，我还是那三句话，九个字，就是“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因为这次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政治上影响很大。不能因为中央讲了话，有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文件，有了“书”，我们好像就可以很轻松地进行工作。我们需要的是对这件意义重大的事情进行大量的、深入的、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工作。
北长街的陈云办公室，这时灯光彻夜不息。平反冤假错案，是新成立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一项十分繁重的工作，仅1979年上半年，中央纪委就查处或批转了十几万封党员和群众来信。
那段时间，平反成了街头巷尾人们谈论最多的话题。其中，许多人的目光在寻找共和国前主席刘少奇及其家人的下落。
在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风暴中，刘少奇受到错误批判，被扣上“叛徒”、“内奸”、“工贼”三项罪名，开除党籍。
1969年11月12日，刘少奇在开封含冤去世。11月13日午夜，刘少奇的遗体被谎称为烈性传染病患者的尸体，运往开封火葬场秘密火化。在专案组人员登记的“火葬申请单”上，“死者姓名”为“刘卫黄”。
受到刘少奇一案的波及，刘少奇夫人王光美被诬陷为“特务”。1967年9月被正式逮捕，随后她在秦城监狱被关押了近十二年。
1978年年底，在邓小平、陈云等关心下，王光美结束了监狱生活。不久，她带着儿子刘源、女儿刘平平来到陈云家里表示感谢。
刘少奇之子刘源至今仍清晰地记得那时见到陈云的情景。据刘源回忆，那天母亲带着他们去陈云家主要是为了向陈云表示感谢，并没有想提及刘少奇一案。王光美告诉刘源，当时的政治环境还不到时候，因此不要为难中央的领导。特别陈云刚刚新任中纪委书记，所以不想提及这件事给陈云增加不必要的负担。
王光美没有想到，一见面陈云就提出了刘少奇的平反问题。
陈云同志对王光美说，刘少奇同志的案子不仅是他一个人的。“三顶帽子”的事儿在党内早有结论，不仅不是罪过，而且是功绩。陈云向王光美和刘源保证说，这件事情不是你一家的事情，而是全党的事情，这事我们要负责到底的。
陈云一番诚恳的话语使得王光美和刘源激动不已，眼里几乎夺眶而出。说完这些话，陈云走到自己的办公桌前，从抽屉里掏出了一叠信件，说：“这些年你们吃了不少苦，我也知道。这些年你们给我写了很多的信，我一封都没有丢，都放在我这个抽屉里。”陈云一边抚摸着信件一边说：“这些年我有时候处境也不一定好，我也不管用。但是你们的事我都关心着，这些信我全都留着。”
对于复查刘少奇一案，陈云的态度是积极而坚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云便在一次谈话中说：“开八届十二中全会的时候，当时我已靠边站。讨论开除刘少奇的问题，特别要我去开会，在会上才看到材料。”他知道，196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是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召开的。尤其是，江青、康生、谢富治等采取了逼供信和伪造证据等恶劣手段操纵专案组。需要提交全会讨论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直到八届十二中全会开始后一个星期，才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通过定稿。
陈云在谈话中曾提及，刘少奇专案组的材料上说，1929年刘少奇在沈阳担任满洲省委书记时曾被捕，导致党组织遭到破坏，刘少奇还供出了一些人。但在陈云看来“没有那么回事，不是事实”，“当时释放条件很宽，找个保就可以放出来。”陈云证实，刘少奇出狱后，还曾经向中央作过报告，说明党组织并没有被破坏。专案材料中说，之所以说刘少奇在东北叛变，主要是根据满洲省委组织部部长、同刘少奇一起被捕的孟用潜的口供定的。但是，陈云指出，三中全会以后，孟用潜已从班房里放出来，孟用潜证实这些证明材料中“下面的签名是他的笔迹，但上面的内容不是他写的，是别人搞的。这是专案组假造出来的。”陈云还指出：“刘少奇是党的副主席、国家主席，掌握党政军大量机密。如果他真的是内奸，要出卖是很容易的，但没有材料能够说明这一点。”
刘少奇一案的复查平反是一项错综复杂的工作。不仅投入的工作量很大，还需要巨大的政治勇气。陈云在其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正是根据陈云在2月23日的批示，3月27日，中央纪委办公会议研究决定：“刘少奇的问题经鹤寿同志与任重同志商量，按陈云同志意见，由中央组织部和中央纪委共同处理。”
4月，刘少奇案件复查组成立。
5月22日，中央纪委办公会议确定：“对刘少奇案件的有关材料（包括档案和活的材料）应进一步查证核实。弄清关键问题，究竟是不是叛徒、内奸、工贼，在复查、核实的基础上，要取得切实可靠的材料。”
刘源记得，陈云在与他和王光美的谈话中就曾着重强调，在复查刘少奇一案时一定要认真调查，仔细核实，“不能向‘四人帮’整我们一样，我们要把这个事情一件事情、一件事情都搞扎实了，都让它证据齐全，让他后世人看看以后没话可说”。
陈云的指示精神也传达到了由中纪委、中组部、外贸部、中央党校和军队系统的八位工作人员组成的复查组。针对八届十二中全会提出的刘少奇的各项“罪状”，复查组奔赴全国各地调查取证，对刘少奇的“罪状”逐条进行了周密地调查研究。10个月后，在经过反复核对各种材料后，复查组完成了刘少奇案件复查情况报告，呈报中纪委。报告中，复查组用可靠的事实逐条否定了强加给刘少奇的罪名。
据时任中纪委办公厅副主任的凌华偆回忆，陈云在阅读复查报告时非常仔细，每一条都要对照着过去“四人帮”时的审查小组所提供的资料。陈云对凌华偆说：“我们是不是在每一件事情上，每一件、每一桩都尽量能够用无可辩驳的力量来驳倒了它？能够把颠倒的东西，都颠倒了过来，能够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最终，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同意了刘少奇案件复查组提交的复查报告，并据此作出了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草案。
1980年2月29日，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经过认真讨论，一致通过这个决议，决定撤销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的审查报告和错误决议，恢复刘少奇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的名誉；因刘少奇问题受株连造成的冤假错案，由有关部门予以平反。
在当天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节目中，人们终于听见了期盼已久的消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现在播送《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前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同志，一贯忠于党和人民，把毕生精力献给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
1980年5月17日，党和国家在人民大会堂为刘少奇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追悼会前一天，休假的陈云还专程从杭州赶了回来，参加了刘少奇同志的追悼会。刘源清晰地记得，当天，一向喜怒不形于色的陈云流下了眼泪。
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发表的公报中有这样一段话：“为刘少奇同志平反，不仅是为了刘少奇同志个人，而且是为了使党和人民永远记取这个沉痛的教训，用一切努力来维护、巩固、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使类似刘少奇同志和其他许多党内外同志的冤案永远不致重演，使我们的党和国家永不变色。”
“我希望有生之年能看到潘汉年问题得到解决。”
刘少奇案件的平反使得人民群众获得了极大的安慰，然而，人们不知道的是，就在刘少奇一案复查工作最紧张的时候，陈云由于过度劳累，住进了北京医院。经检查，陈云被诊断为结肠癌晚期，必须尽快作手术。主治大夫吴蔚然把病情和治疗方案报告了陈云。
陈云听了以后，没有说话。思考了半天后，陈云先是询问了关于病情的具体情况，包括如何治疗，有没有其他治疗办法等等。最后陈云问了吴蔚然一个问题：能不能有两年的时间？
1979年10月24日，在上手术台前，陈云紧紧地抓住了党中央副秘书长姚依林的手，一字一句地说到：虽然这次是开小刀，但人老了要防万一，我希望有生之年能看到潘汉年问题得到解决。
原来，陈云想要的两年时间就是为了争取解决潘汉年问题的时间。潘汉年，是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上的一位传奇人物。他曾经担任中央特科的负责人，在上世纪30年代大上海的险恶环境下保卫中共中央；抗日战争中，他一度周旋于日、伪、顽之间，领导地下党多次获取重要战略情报；解放战争时期，他参与组织大批民主人士从港英当局和国民党特务机构鼻子底下秘密北上解放区，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
1954年4月，在一次中央会议时，潘汉年主动向党交代自己在抗日战争期间曾被挟持至南京会见汪精卫一事。结果，他由此被怀疑为“内奸”而遭到逮捕，并由政法机关审理。1963年，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认定潘汉年是“长期暗藏在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机关内部的内奸分子”，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文化大革命”期间，潘汉年被开除党籍，改为无期徒刑。后被下放到湖南劳动改造。1977年4月在湖南含冤去世。
对把潘汉年定为“内奸”，多年来一直有人表示怀疑，尤其是过去曾同潘汉年一起工作过的同志。陈云的夫人于若木就常听陈云说，给潘汉年平反，只有他最有资格，因为他跟潘汉年共事过。他说：“潘汉年如果真的叛变了，上海党的组织他统统知道，为什么没有被捕，还能保持下来？”至于1935年，国民党政府派驻苏联大使馆武官邓文仪，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联系，提出国共两党恢复合作的问题，中共代表团决定派潘汉年回国找陈果夫、陈立夫商谈这件事，陈云回忆道：在莫斯科的时候，潘汉年和邓文仪联系，“是王明、康生和我三个人决定的”。潘汉年回国的时候，“康生亲自刻了一个图章，叫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搞了一个具有代表身份的文件，代表中央苏维埃”。“他同国民党有关系，不成什么问题。”
陈云还认为，潘汉年案件不仅使潘汉年个人长期蒙受冤屈，而且牵连许多过去同他有工作联系的人也长期蒙受冤屈。陈云担任过隐蔽战线工作的领导职务，这一直是陈云的一块心病。陈云说：“现在好多同志想来看我，但不敢找我，怕我死了。”“白区工作的同志希望我不要死了，人在还不要紧，不在了就麻烦。”
早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云就向中央建议复查潘汉年的案件。由于潘汉年长期活动在隐蔽战线的特殊环境，使得他难以留下工作的书面材料，知道他活动情况的人也非常少，复查难度很大，少数知情人的证明就显得极其宝贵。
陈云首先向刘晓了解情况。刘晓解放前长期在上海负责党的秘密工作，对潘汉年的情况是比较了解的。但刘晓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残酷迫害，被关押七年零八个月，致使右半身瘫痪，病情时好时坏。这时刘晓正在上海治病，得知陈云要找他，马上从上海赶回北京，在夫人张毅陪同下去见陈云。陈云对他说：“你对潘汉年是了解的，我请你和廖承志同志一起，给潘汉年写材料，协助中央解决他的问题。”刘晓没有吭声。陈云理解地说：“你写字有困难，你讲，让张毅执笔，一个月后写好交给我。”
1979年10月，陈云给当时的党中央秘书长胡耀邦写了一封短信，郑重提出潘汉年一案需要重新审查。
1980年12月23日，陈云委托秘书给公安部打电话，要求公安部当天下午就将潘汉年案件的最后定案材料全部送去给他。过了十天，陈云又给公安部打电话，请公安部迅速整理出一份有关潘汉年一案处理过程的梗概材料，送往中央纪委。
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这批材料一直堆放在陈云的案头。
1981年3月1号，陈云致信邓小平、李先念、胡耀邦、赵紫阳：“我收集了一些公安部的材料和与汉年同案人的材料。这些材料，并无潘投敌的材料确证。而且对于刘晓、刘长胜同志等能在上海保存下来反面提供了潘并未投敌出卖组织或某一个同志。我提议中央对潘汉年一案正式予以复查。这件事如中央同意，可交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办理。”
一个月后，中央纪委正式成立潘汉年案件复查组。一个沉冤多年的案子就这样被揭开了。
这期间，陈云在接见特科工作人员的座谈会上，向时任中央调查部部长的罗青长询问潘汉年案件的情况，并说到：“潘汉年的案件，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正在为他平反。我必信他将恢复名誉。”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中央纪委调阅和详细研究了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以及原中央专案办公室关于潘案的全部材料，并查阅了中央档案馆和中央主管部门相关历史档案，并亲自走访调查。最终做出潘汉年案件的复查报告。陈云在审查复查报告时，仔细看了多遍，逐字逐句进行推敲。
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沉冤近30年的潘汉年终于平反昭雪。
陈云还委托曾与潘汉年生前好友夏衍专门撰写了一篇纪念文章：“潘汉年和董慧同志早在五年前去世了，我们这些无神论者不相信有什么‘地下’或‘九泉’，党给他们恢复了名誉，他们是不会知道了，但是，被株连的得到了昭雪平反，潘汉年这个名字，他对党的一片丹心，终于可以写入青史，令人长久垂念了！”
1983年4月15日，经中央批准，潘汉年和妻子董慧的骨灰，特意由湖南移送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安放。
“这是在特定条件下的政治斗争。”
除了刘少奇、潘汉年案件，陈云亲自推动平反的案件中还包括瞿秋白一案。
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1935年2月，瞿秋白在从中央革命根据地突围途中被捕，6月在福建长汀英勇就义，时年36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瞿秋白是“当时党内有威信的领导者之一，他在被打击以后仍继续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主要是在文化方面），在一九三五年六月也英勇地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以瞿秋白在狱中所写《多余的话》为依据，给瞿秋白强加上“贪生怕死”、“投降了敌人”、“叛变了党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等所谓“自首叛变”的罪名。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与瞿秋白相识多年的陆定一、瞿秋白之女瞿独伊等都致信中央要求复查瞿秋白叛变一事，文化界的黎澍、陈铁健等也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要求为瞿秋白恢复名誉。对此，陈云在中央纪委书记办公会议上要求“实事求是地予以研究”。
1979年3月6日，陈云在会见外国朋友时，被问及如何看待瞿秋白的问题，他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许多人提出这个问题。他无非就是写了个《多余的话》，有消极的东西，但临死前他还高喊口号：‘共产主义万岁’、‘共产党万岁’。在八七会议上，他是反对陈独秀的。他的‘左’倾错误路线的时间不过半年。中央已交代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研究他的问题。”
经过半年多的认真的调查研究，1980年9月15日，中纪委向中央书记处提交了一份关于瞿秋白被捕问题的复查报告。报告中说：《多余的话》最先刊登在国民党中统特务机关主办的《社会新闻》杂志上。1954年以来，经反复查找，迄今国内外从未发现《多余的话》手稿，它是否为瞿秋白所写和是否经过敌人篡改，历来有人怀疑。报告认为：“目前流传的这个《多余的话》，即使是真的，文中一没有出卖党和同志；二没有攻击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三没有吹捧国民党；四没有向敌人求饶、乞求不死的任何内容。《多余的话》里，虽然也有些消沉的语言，但是，客观地、全面地加以分析，决不能认为是叛变投降的自首书。”报告在最后指出：“复查的结果确凿表明：瞿秋白同志被国民党逮捕后，坚持了党的立场，保持了革命节操，显示了视死如归、从容就义的英勇气概。一九四五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对瞿秋白同志所作的历史评价，是正确的。”
10月1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通过了中纪委关于瞿秋白一事复查报告，并批转全党，为瞿秋白彻底平反，恢复了名誉。
扬善必惩恶。在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同时，一场特殊的审判也在进行。
1980年11月，公安部大礼堂。此时站在被告席上的，都是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主犯。他们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互相勾结，篡党夺权，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
由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案的特殊性，对于主犯之外的其他有牵连的人员，中央提出了“从缓从宽”的方针。对此，党内和社会上许多人想不通。
为了统一全党的认识，中央纪委第一书记陈云做了大量工作。1981年11月19日，在第五次全国“两案”审理工作座谈会期间，他专门写了九百多字的批件，就“两案”审理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内乱。但这是在特定条件下的政治斗争。因此，除了对于若干阴谋野心家必须另行处理以外，对于其他有牵连的人，必须以政治斗争的办法来处理。这种处理办法，既必须看到这场斗争的特定历史条件，更必须看到这场政治斗争应该使我们党今后若干代的所有共产党人，在党内斗争中取得教训，从而对于党内斗争采取正确的办法。这是处理这场政治斗争的前提。
据原中央纪委副书记刘丽英回忆，在传达了陈云的意见后，经过大家的深入讨论和认真学习，最终提高了认识，统一了思想。一致表示，陈云同志德高望重，从党的长远利益考虑，高瞻远瞩，对“两案”采取这样的处理，是正确的。
最终，陈云的批示对“两案”的审理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第五次“两案”审理工作座谈会结束后，最后经中央批准给予处分的只有16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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